朝鲜改革开放的实态与时态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据韩国《朝鲜日报》报道，今年7月2日，朝鲜“央视”（亦称中央电视台）在例行的“新闻联播”节目之后，插播了一条长达2分47秒的广告片，为其民族品牌“大同江啤酒”做宣传。耐人寻味的是，广告片并非那种单纯介绍性的静止画面，而是像开放社会中常见的商业广告那样，出演者先将橙黄的杯中物一饮而尽，然后眯眼抿唇，作陶醉状，对着画面外的观众说：“呵，爽啊！大同江啤酒……”国家电视台、晚间新闻节目的黄金时段、象征夜生活的啤酒，所有这些要素，立马被西方媒体解读为“平壤向资本主义致敬”，进而又被引申为朝鲜改革开放的明确信号。 最近，媒体关于朝鲜“改革开放”的报道明显多了起来：凤凰卫视记者在平壤，采访了一家新近开张的意大利餐厅的女老板；上个月，朝鲜第一家美式快餐厅在首都开业……谁都知道，媒体的关注点、兴奋点不在事件本身，而在对隐藏于事件背后的深意的索引和诠释。很难想象，比萨饼、汉堡包与“光明星2号”卫星、“大浦洞2型”导弹能构成一份和谐的“菜单”。但“和谐”与否，与客体所附丽的主体的性质有关，也许本身并不是问题，真正、唯一的问题是，看它是不是真的改革开放。80年代初的中国，身着化纤T恤、打领带、足登白色“耐克”运动鞋的乡镇企业家们，20年后照样走上了CCTV“感动中国”的辉煌殿堂，连西装也跟着变得整饬起来。 对朝鲜改革开放的猜测，非自今日始。笔者五六年前服务于外企时，因酷爱韩食，常去位于京城东部太阳宫、西坝河一带的数家平壤背景的韩餐馆打牙祭，品尝未被资本主义“污染”过的味道纯正的冷面和大酱汤。那些店里的服务员，清一色圆脸高丽MM，因常年生活于纸醉金迷的经济资本主义国度的首都，外表上跟京城CBD的女白领无甚区别，只是每个人的左胸前都别着一枚金正日总书记的像章。应该说，这些餐馆的存在，既是朝鲜“改革开放”的窗口，也是其成果的一部分。 那么，到底该如何看待朝鲜“改革开放”的实态，对其成果作何评价，又如何判断其未来走向呢？ 粗线条地看，朝鲜经济经过90年代中后期的困难时期，到90年代末至2000年已开始缓慢恢复。虽然后来又遭遇了因2006-2007年的谷物歉收而导致的低迷，但经济恢复的大方向却基本上未受影响。可纵然如此，从目前其国家财政收入和出口的规模上来看，仍难说已完全恢复到90年代初期的水平。造成90年代中后期经济困难的直接原因，是伴随着冷战终结，社会主义国家援助和市场的丧失及自然灾害所导致的作物减产，也可以说是长期以来那种极端封闭、僵硬的“原教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必然恶果。 朝鲜自己认识到这一点，并开始在政策上加以调整。这导致一种前所未见的、被称为“改革开放”的新动向在朝鲜社会出现，尽管始终未见形成大的潮流，却对改变社会经济状况起到了莫大的推动作用。一般来说，近年来朝鲜经济之所以能恢复，除了谷物增产的因素外，一个大背景是搞活对外经济，尤其是对韩、中贸易，起了“助推剂”的作用。去年，在朝韩翻脸，首尔经援“断血”及日本再度延长单独制裁期限的情况下，朝鲜贸易仍增长30%，其中绝大部分是来自北京的订单。所以，尽管朝鲜经济尚未彻底融入全球化经济大循环的进程之中，却已然呈现出高度依赖外部环境的外向型特征，且很难逆转。 不过，“改革开放”为邻国中国首倡的社会实验，朝鲜当局对此基本持否定态度，也从未在公开、正式的场合使用过这一说法。只是在2003年6月，朝中央通讯社才首次使用了“经济改革”的提法。但对于“开放”的表达则始终讳莫如深。 毋庸讳言，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存在意识形态与在国家经济运作过程中，基于利益诉求的实际指导方针之间的“温差”。正是这种“温差”，为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空间。朝鲜亦如此。1998年，金正日结束3年服孝期，修改“金日成宪法”，正式就任国防委员会委员长，从而实现了从“主体思想”到“先军政治”的路线转换。而“先军政治”作为一种治国方略，一方面是军事挂帅，另一方面也包含了重视国家经济的理念。毕竟，无论是核武开发，还是卫星导弹，都离不开钞票。从此时开始，增加对外经济的比重成为朝鲜的一项国策。而放眼自身所处的周边环境，发展在对外经济需倚重韩、中，则成为平壤顺理成章的现实选择。 2002年颁布的“7.1措施”实际上具有“经济宪法”的性质。这部指导国家经济发展的纲领性文件，破天荒地以法律的形式承认了市场的合法化，通过企业独立核算、提高自主经营权来校正国家计划的不合理，缩小国家提供的社会保障范围，扩大贸易分权化等等，不啻吹响了“改革”的号角。 同时，金正日借鉴中国的成功经验，分别在毗邻中、韩边境的新义州、开城和金刚山设立了三个“经济特区”，初衷是以此为“试验田”，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并视实效，伺机推广之。这无疑当看成是平壤对国际社会的“开放”姿态，顿时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尤其是中朝边境的新义州，不仅是经济特区，平壤还进一步对外宣称“保障50年自治”，金正日亲自任命中国地产富豪杨斌为首任特首，甚至设立赌场，旗帜鲜明地推行国家资本主义，动静之大，一时无两。但旋即“杨特首”便以偷税漏税的罪名被中方逮捕，锒铛入狱。“特区”开发经此一劫，几乎还没开张便黯然收场。原本拷贝自中国的“特区”模式，一上场便遭遇中方的“釜底抽薪”，也许是对朝鲜“改革开放”事业命运的隐喻。 金刚山特区，以著名风景名胜金刚山的观光取胜，是名副其实的“观光特区”，对经济整体的影响原本就有限，作为以南方（韩国）为对象的、旨在宣传北方制度优越性的政宣桥头堡存在的意义更大、更明显。但去年7月，发生了被认为闯入军事禁区的韩国女性旅游者遭朝方士兵开枪射杀的外交事件，观光事业规模骤然萎缩。连原来的那种政宣桥头堡的意义仿佛也被赋予了某种逆向的意味，与国家性格、形象捆绑在一起，殊难扭转。 三个经济特区中，开发程度最高、运作最成功的，是开城。交通的近便，韩方劳动力资源的丰富及成本的低廉，尤其在卢武铉政权时期，在所谓“和平繁荣”政策的感召下，短期内便吸引了逾百家韩国企业进驻，雇佣朝方雇员近4万名。一时间，南北贸易成为两国间不可忽视的双赢实惠。 但天有不测风云，李明博保守政权上台后，朝韩双方对对方的态度都有所转变，平壤更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拿开城资本家开刀。今年4月，开城工业园区的韩企资方代表同时得到一纸通告，宣称将全面修改此前承诺的“（朝方雇员）低工资与土地租赁费10年不变”的特惠措施，资方被要求立即应对朝方雇员工资上调的谈判，并提前4年、于明年缴纳土地租赁费。 进驻开城的韩企多为劳力密集型加工业的中小企业，基于朝方承诺的特惠措施，才有一定的利润空间，而如果按朝方要求加薪缴费的话，企业生产成本将激增，丧失国际竞争力，从而失去在开城设立生产据点的理由。可朝方的通告完全是“最后通牒”的性质，如不应对的话，工业园区很可能被关闭——韩企顿时陷入两难境地。而开城，几乎是三个经济特区中唯一被深度开发、具实际意义者，某种意义上，堪称朝鲜“开放”的象征。开城政策的后退，意味深长。 有迹象表明，在“改革开放”问题上，朝鲜确实正在大幅后退。今年元旦，朝三家主要报纸（《劳动新闻》、《朝鲜人民军》和《青年前卫》）发表联合社论，除了歌颂伟大的指导者“纵贯千里前线和全国各地的急行军”似的“现场指挥”，乃“史所罕见的爱国的、献身的长征”，以强调指导者的健康，牵制去年底以来海外媒体甚嚣尘上的“金正日重病说”外，关于经济建设的部分，与去年的社论相比，少了“发展对外关系原则”的措辞，代之以“集团主义和自力更生是我们固有的革命方式”的传统表达。而在平壤的意识形态辞典中，“集团主义”可看成是对面向市场经济的经济改革政策的否定，而“自力更生”则意味着对外开放的反动。其他的，还有诸如从“内阁”变成“国家”，从“集中并统一指挥”变成“强化中央集权、统一指导”等语词调整，给人的感觉很明显：开了一条缝的大门又关上了。 而与此同时，据韩、日媒体报道，曾几何时，朝鲜劳动党内的“改革派”气焰颇“嚣张”，质疑体制错过了改革的大好时机：从金大中到卢武铉，从“阳光政策”到“和平繁荣”，近10年的时间，每年都有来自南方的逾10亿美元的经援，却没能好好利用……而这种声音已被封杀。 因朝鲜特殊的体制，各项经济数据统计从六十年代起就不再公开，从人事安排到政策决定程序，严重缺乏透明，外界对其走什么道路的问题，至多是某种猜测。但种种迹象表明，平壤在2002年前后，一度确在考量、评估“改革开放”的问题，并牛刀小试，实际开放了三个“经济特区”。然而遗憾的是，如此苗头似乎没能做大，而是被强行扑灭，“改革开放”没能进行到底，而不无终于“过去未完成时”的可能。至于上述诸如啤酒广告等“改革开放”的信号，也许只能是始于“信号”，终于“信号”，而无力链接、引导出某种具体政策。这不能不说是莫大的遗憾和不幸，无论对朝鲜及其人民，还是对东北亚和国际社会来说，莫不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