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子回眸】回溯中共建政后的新闻界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一、背景     中共对于自由、特别是人民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的恐惧，是它一贯的特征，虽经近多年改革而未曾变。它对一切非自身拟就的文字的猜疑和敏感达到病态程度，甚至超过斯大林时代的苏联。这是由其靠战争起家的经历所加固了的专制传统习性的一大表现。     十月革命后，苏联曾有过四年时间允许各种政治倾向的报刊存在。二十年代一个时期，党内不同的政见可以在党报上公开讨论。至于对苏联社会生活阴暗面中非政治性现象以及中层以下官员的不良作风与错误的批评甚至讽刺，则直至斯大林死去为止，从未在报刊上消失。从中央到各共和国，都有专事揭露和讽刺的漫画期刊出版。这一切自然不能触及本质性问题，无非是政权的一种点缀而已。然而，毕竟聊胜于无。     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中共执政后不出数月，一切民办报刊一概被封闭，个别如上海《新民报》(后改为《新民晚报》)、《新闻报》之类也由地方党委牢牢控制，与官报大同小异。     全部新闻媒体都定为“党的喉舌”。在组织上，所有新闻社、馆的总编都由党委任命，以便加强控制。在内容上，虽无明文规定，然而，不仅党报(电台同)的社论、评论必须准确地传达党的声音，一切报道的每一句话也必须与党的“精神”相一致。各级党委的决定，一个时期主导性的文章(如对苏共的“九评”、“评《海瑞罢官》”等)，领导人的讲话与行踪必须放在最显要位置。     用毛泽东的话说，这就叫“舆论一律”，中共治下新闻界的铁律。     现代北京政治领袖的用语略微文明，称之为“舆论导向”。即，中共的媒体要给社会的舆论指导方向。质言之，所谓舆论者，党的声音(引导出的)也。   “党的喉舌”、“舆论一律”和“舆论导向”，这就是中共建政以来的基本新闻方针。三位一体，一以贯之。     中共有一个奇怪的逻辑，似乎大陆上发生的任何好事都是中共之功，一切坏事——包括自然灾害、交通事故、民事纠纷等，都使中共脸上无光。在这一心理逻辑的指导之下，新闻媒体只能报喜不报忧，只有成绩、没有缺点，只有好人好事、没有坏人坏事。除非是中央有意(如1952-53年“三反”运动中处置贪官以及不同时期的“反党集团”等的新闻)，党、政、军和社会生活的负面报道是绝对不准见报的。     对外部世界的报道，也严格按照中央的需要和利害决定取舍。1950年北韩对于南韩的进攻，报道全然颠倒真相。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上揭露斯大林罪行的报告，很快传遍世界，而中国大陆却作为党内机密文件只限高干阅读，直到1993年上海一家刊物才作了摘要介绍。     新闻从业人员除少量一般编辑、记者外，领导和骨干必须是中共党员。他们的职责，首先不是独立、敏感地去发现新闻线索和了解、研究社会动向与读者要求，而是“吃透上级精神”，其主动性的范围不超出宣传政策时在词藻上下功夫，“正面报道”成绩、经验、与先进人物时选取更理想的对象，作更生动的描述。久而久之，纵使是有才能的记者在长陷窠臼之后也难自拔，三十年后稍有自由时虽有心重写社会真正需要的报道和文章，也难越旧轨了。许多新闻从业人员的思想、作风竟完全“官化”，从仕成为他们的目标。在浙江省，《浙江日报》竟成为中共省委选拔干部的主要来源，直至八十年代仍是如此。     然而新闻工作者的职业毕竟使他们较多地以客观而非官方的态度接触实际，因而既能较多地了解真实情况，人性未泯者又多同情人民疾苦而又痛恨多种弊端。     于是，1956年，在苏联、东欧“解冻”潮流和毛泽东实行对文艺和学术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影响之下，中共对大陆新闻界的控制稍有松动，为显示姿态，把《文汇报》等几个原属民主党派的报刊归还于原党派手中。随之，大陆新闻媒体由新闻从业人员自身发起了一系列新闻改革。《人民日报》改版，篇幅扩大一倍(为八版)，开始刊载讽刺时政的杂文。《中国青年报》突破报道范围限于青年和共青团的限制，以全社会为对象，加强了批评，并增设“辣椒”(讽刺专刊)、“周末”(以过去所未有的娱乐为主要内容)等副刊。其他报刊也改革了内容和形式，出现了对党、政官员和社会现象的批评。     1957年春，毛泽东号召“大鸣大放”，鼓励报纸发表批评中共的言论。但“鸣放”高潮不过一个月，六月初起一个声势浩大的“反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运动就开始了。     作为中共执政史上的划时代事件，反右造成了一种恐怖性的震摄作用。从此，偌大中华，鸦雀无声；全国媒体，尽归党有。中共真正获得了在大陆恣意妄横行无忌完全不受约束监督的全盘垄断地位。一波紧接一波的大难由此而起。     这场运动中受到打击最惨重的是新闻工作者。文教界也是重点，但北大、清华右派占学生和员工的百分之十，而新闻界很多单位则超过百分之三十，有些达百分之五十，某些地方党报竟占百分之九十。     反右运动使全国陷于沉默，新闻界一片死寂，这才使毛泽东1958年发动疯狂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成为可能。大陆新闻界受到重创后，幸存者中许多人便从此走上“风派”道路。“大跃进”中的浮夸是导致空前大饥荒的主要原因，而新闻媒体夸大粮食产量与其他错误的报道，推波助澜，起了极为恶劣的作用。一部分记者是为邀功请赏而有意这样做的。     反右运动是中国大陆本世纪历史的大逆转。新闻界首当其冲，同全国一起进入了长达二十年万籁俱寂的大黑暗时代。只有极个别的杰出人物如邓拓先生，能在遭毛泽东1958年亲自罢黜其《人民日报》社长一职后，还能甘冒大风险去撰写《燕山夜话》、《三家村扎记》专栏文章，把批评矛头直指毛泽东，以至最后在文革中奉献了自己的生命。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在新闻媒体上实际上提前二年便已开始。1962年十月毛泽东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之后，伴随着“反修防修”斗争的开始，全国新闻媒体便进入了意识形态的“战争状态”。到1962–65年，宣传的单一化的极端化一接近文革时期。“两个司令部”的影子已显然呈现:中共中央宣传部统辖下的全国党报，这时已经很“左”，各报总编辑生怕不够“革命”，却又受到某些陈规旧章的限制(比如“实事求是”，特别是六十年代初期多少批判过“大跃进”时期报道中的浮夸、虚假风)不敢走得太远。但林彪逢迎和揣摩毛泽东的意图，使《解放军报》在宣传的极端化上走到其他报纸前面，迫使中宣部都不得不紧跟上来。一个实例是1965年《中国青年报》出了一版画刊，是一组第三世界几个国家人们阅读毛泽东著作的照片。通栏大标题为“全世界人民热爱毛主席”。当时主管中宣部的胡乔木看了都大吃一惊，赶忙把《中国青年报》的总编辑召去询问，这才知道该报是从《解放军报》那里得到的启示。胡乔木明知道“全世界”并未“热爱”，然而，即使宣传过了头，也只能听之任之。     文化大革命的舆论准备，并不是从1965年年末发表“评《海瑞罢官》”开始的。1963–65年批判“修正主义”、大学雷锋、王杰、刘英俊等英雄人物和模范干部焦裕禄的“理想主义”宣传，和新闻媒体掀起的逐步升级的“学毛著”、“学解放军”浪潮，使1958年以前已经高度政治化了的大陆社会进一步剑拔弩张，“文化大革命”只待一声号令了。     文革初期，在毛泽东“造反有理”号召下，全国出现了数以千计的大小不等的“革命群众组织”。一时间，人民群众在“拥护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大前提下，也享有了相当大的新闻出版自由。各群众组织和不同派别都自发地、不经登记和审查地出版了大量定期和不定期的“小报”、“刊物”和传单。其中有的竟然能公开否定毛泽东和中共过去的重大决策。如湖南省两位1957年被定为右派分子的报纸编辑和教员居然出版了一份专为否定反右派运动、呼吁为右派平反的报纸。这些报刊披露了大量党内机密(取自红卫兵抄家时获取的党内文件)，同时也发表了不同政见。这些报刊所披露的历史真相以及遍及大陆各角落的大字报中对于“走资派”的揭露，概为人们闻所未闻，对于开发民智发生了重大影响。     当然，在扫荡完了政敌之后，文革后期毛泽东统治的中国陷入了更加单调和恐怖的“舆论一律”之中。    二、八十年代新闻界概览    Ⅰ. 新闻自由在激烈斗争中扩大    迄今为止，中共中央从未正式否定1949年以来的新闻制度、理论和政策，然而有三个因素对于1978年以来的新闻自由发生了重大影响。     1、文革的两个正面效果，是毛泽东意识形态之破产和中共思想统一的解体和组织上的大大涣散。党内出现了新的机制：下情终于可以上达，民情通过党的干部逐级上达，对于中央决策开始发生一定影响;     2、出于派别斗争的需要，如邓小平为战胜华国锋、“凡是派”而奠定自己的领导地位，排除保守派对于改革的抵制，需要新闻媒体影响党内外舆论；     3、党内从最高层起，原属主流的各级干部在文革中大彻大悟而主张改革的人物，同历次运动(主要是1957年反右派运动和1955年反胡风集团及肃反运动)中被打击而于1979年平反的前新闻工作者相合作，成为主动推动新闻自由的力量。     从1978–79年起，由于这三种因素的作用，大陆新闻界出现一片崭新局面。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名，全国报刊对于毛泽东时代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初步否定。对于林彪、四人帮及其残余势力的罪行,对于党内保守派阻挠改革以及极左势力对人民的继续迫害，进行了一定的揭批。这一切都为三十年来所未有。     这里，个人资质的不同在政策执行上所造成的差异表现十分明显。《人民日报》在1978–87年开拓新闻自由上所起的先锋作用，除当时先后担任中央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和党主席、总书记的胡耀邦鼎力支持外，社长胡绩伟、总编辑秦川和副总编辑王若水长期顶住权势很大的“左”派领导人陈云、胡乔木、邓力群等的压力和日常干扰而坚持不屈的决心与勇气起了重要作用。(同样程度上，1983年“清污”运动中胡、王被排除后，《人民日报》便气势大颓)。在两派势力角斗中，《人民日报》所起的辉煌作用之一例，是1978–79年为57年右派平反的问题。保守派对此极力抗拒，以至若按1978年54号文件执行，则只有极少数人能获“改正”。当地方党委对此观望不决时，《人民日报》在胡耀邦指示下，连续发表一篇评论和三篇中央机关“改正”结果的报道，这才使各级党委会意，给99.9%以上的右派平了反。 在1979年三月邓小平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报告后不久，《人民日报》竟然针锋相对，连续刊登了著名政论家李洪林的“我们应该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等三篇长篇论文(第二、第三篇论应该坚持什么样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党的领导)，第四篇关于“坚持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一文则终于在保守派压力下未能发出。这一事件，成为后来被追究的《人民日报》重大罪状之一。         邓小平偏听保守派而连续发动的三次“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1981年以批判白桦的影片《苦恋》开端，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和1987年胡耀邦被迫辞职后的一次)，无不以打击新闻自由为其重要内容之一。1981年的运动期间，中宣部发布七号文件特别规定报刊今后一切批评、揭露性稿件必须事先经批评对象的上级党委审查批准并“由本人过目”，无异于扼杀报纸的批评。1985年虽未搞运动，保守派的反攻倒算却甚于历次运动，胡耀邦在压力下竟不得不于该年三月发表“关于新闻工作的讲话”，收回了几年来新闻工作者艰难争得的新闻自由。         社会思潮与新闻观在短短几年中发生剧烈变化，一个代表性的人物是延安时代的新闻学理论家甘惜芬先生，他本是“左”派新闻理论学家，却在八十年代中期翻然改变立场，力主新闻自由了。但保守派首脑却不肯顺应潮流，于1983年前后，就“新闻的党性和人民性”问题对胡绩伟的“党性与人民性一致，而人民性高于党性”的论点发动批判，企图使新闻媒体恢复其“党的喉舌”的地位。自然，它只能归于失败。    Ⅱ.报业结构的变化：党报党刊衰商业报刊兴半民半官报刊出现        1) 先声    不应忘记，自从毛泽东去世，紧接着其妻江青等人被逮捕后，大陆政治空气松动，气氛微妙，有一段被称为“民主墙”和“民间刊物”的时期。其时，以北京为中心，一批民间刊物破土而出，并生存了将近一年的时间。著名的有，《探索》、《北京之春》、《沃土》、《四五论坛》等等，魏京生、王军涛、胡平、刘青等人都是它们的编者或作者。这批刊物未经官方登记许可，由老百姓筹款自行油印或铅印出版，公开以“民主”和“言论自由”为诉求中心，完全独立于官方的传播媒介体系之外。在中共的统治历史上，那是一段非常显眼的异数。当时，由于中共党内正进行着毛之后的“凡是派”和“实践派”的权力斗争，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实践派”为借助民间舆论打击政敌，故对“民刊”网开一面。但是，待到“凡是派”被击败后，邓马上转过手来，逮捕魏京生，镇压并取消了“民间刊物”。     但是，尽管如此，存在有一年之久的民刊，其影响仍是深远的，并成了“解冻时期”的先声。    2) 解冻时期     1978年底，以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转折点，中国大陆进入前所未有的“解冻时期”。国门打开之后，过去由党报一统天下所营造的“水深火热的外部世界”突然崩塌，代之而起的则是目迷五色的西方；过去报纸宣称的“莺歌燕舞”的大好形势突然变景，代之而起的却是“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于是，伴随着经济增长的要求，对知情权的的要求也同时高涨起来。随着经济改革的兴起，中国大陆的报业结构发生了变化。     据1985年3月1日的调查，自1980年以来，大陆共有1008家报纸创刊，占当时1776家报纸的56.8%，平均不到两天就有一家新报纸出现。新创刊的报纸，除120余份外，都不是党报。     尽管这之后有1983年底的反精神污染运动以及1986–1987年反自由化等插曲导致的起伏，但并未改变上述党报衰微的基本趋势。事实上，到1988年，全国的党报只剩下407家，在全国报纸中的比例降到了历史的最低点：25%。     人民日报发行量的递减，可作为上述党报衰微的象征。让我们看一看它的发行记录⑴。     1948年 3.1 万份     1952年 19 万份     1956年 88 万份     1958年 140 万份     1965年 151 万份     1966年 220 万份     1976年 538 万份     1979年 620 万份     1980年 540 万份     1982年 420 万份     1986年 378 万份     1989年 290 万份     1994年 232 万份         我们可以看出，自中共建政到文革结束，由于党报的一元化垄断地位和官方机构的组织订阅，人民日报发行量压倒各报，与日俱增，至1979年达到顶点。然而自该年开始实行“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后，人民日报的发行量就大幅度递减了。这是两条极其明显的带象征意义的上升和下降的曲线，显示了中共新闻控制力的日益式微。     而与人民日报衰微的同时，商业性报纸却在高速崛起。所谓商业性报纸，指的是以零售和自费订阅为主的诸如晚报、广播电视报、文化娱乐报、艺术报、体育报、健康报、家庭生活报、周末报、文摘报等等。它们以地方信息、奇闻轶事、消遣、娱乐、知识性、趣味性、可读性相标榜，吸引读者。伴随着经济改革的潮流，商业性报纸蜂拥而起，它们的出现，改变了中国大陆自1949年以来的报业结构，突破了“千报一面”的沉闷局面，改变了大陆人生活的高度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畸形状态。这是中国新闻业迈向多元化的起步。     另外，在新局面下，一些严肃性的报纸，由于体制的变化和结构的松动，同时，也由于从业人员新闻职业责任感的驱使，开始展现出了某种崭新的面目，明显地脱离了党报的格局和轨道。例如，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社会报》，北京的《中国广告报》、《经济学周报》，深圳的《深圳青年报》、《蛇口通讯报》、《特区工人报》以及兰州的《西部晨报》等就是典型。     此外，在刊物方面，也有类似的情况出现。譬如，武汉的《青年论坛》，北京的《新观察》、《走向未来》杂志，上海的《大学生》、《新启蒙》、《思想家》、《文汇月刊》等等。         这些报刊已经开始赋有了“半官半民”的性质。即，它们仍须“挂靠”在某一单位名下，即在名义上登记注册为某一单位的(挂靠)下属机构，但在经费筹措、出版宗旨、审稿权限、人员安置等方面都是独立自主的。有鉴于此，它们就不再是“喉舌”式的传声筒，而在某种程度上有了自己的独特声音。     譬如，上海的《思想家》杂志(本文执笔者之一陈奎德创办并任主编)，当年就是“挂靠”在一所大学(即，华东化工学院，现名华东理工大学，该校校长陈敏恒先生是著名的开明派)名下的。该刊经济独立，公开亮出了“学术独立，思想自由”⑵的旗帜，在编辑人员的任命、稿件终审权方面，都是完全自主的，校方从不过问。     上面“商业性报刊”和“半官半民”报刊的出现，使它们不再是纯粹的党的宣传工具，而变成了提供信息服务满足读者“知的权利”的企业。报刊成为真正的商品，由读者挑选，进市场竞争，这就迫使它们提高质量，提高专业化水准，满足市场需要。同时，这种竞争局面也使党报式的意识形态宣传八股面临被淘汰的危险，迫使党报也要改换自己的面貌，例如发表了一些像刘宾雁等人的报告文学，引起全国瞩目，并使它逐渐贴近了人们的心声和日常生活。     此外，上述那种“半官半民”式的报刊的出现，不仅打破了原有的党报党刊垄断天下的格局，同时，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它们还不自觉地创造了某种知识界的组合与交往方式，促成了独立的新闻出版文化系统的萌芽，从更深远的视野来看，这些组合与交流，有助于公共交往空间(public sphere)的出现，从而为重建中国式的民间社会(civil society)创造了条件。     前面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导致新闻业发展的趋势，八十年代的顶点是1989年。八九年的短暂新闻春天里，其中有三件其重要性足以载入史册的事件是：其一，由于《世界经济导报》报导了知识界有关胡耀邦逝世的座谈会发言纪要，其总编钦本立因此被撤职，从而导致全国新闻界抗议。其二，学运期间，成千上万的新闻记者走上街头，高举“不要逼我们说谎!”的标语，支持学生的民主诉求。其三，在有限的几天内，中共的新闻媒体，包括报纸、电视和广播，客观地报导了当时发生的撼天动地的历史事件，公开地突破了充任“喉舌”的中共“家规”。   Ⅲ.制定《新闻法》的困境     大陆新闻工作者苦于新闻自由甚至个人安全缺乏法律保障久矣。在中共开明派首脑人物赞同下，由已被罢黜的《人民日报》社长职务、却仍是全国人大常委委员的胡绩伟主持下，从1984年起，中共人大就酝酿起草《新闻法》，但屡经波折，迄今仍未能出台，使《新闻法》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难产的一部法律。     1987年，作为赵紫阳时代推行的“党政分开”方针的一部分，国务院成立了“新闻出版署”，试图把新闻业纳入国家行政管理的正常轨道，从而脱离中共宣传部的直接控制。此后，起草《新闻法》的具体工作就划归“新闻出版署”管辖了。     中共当局的“两难困境”是：《新闻法》作为一个一般性的法规，若把新闻界业已享有的部分自由肯定下来，便会使之合法化，势必使当局无法象过去那样随时干涉或任意缩小;但以法律形式否定事实上已存在的新闻自由，又拿不出法理依据。若禁令太多太苛，则贻笑世人，同时必遭新闻界反对；况且，禁不胜禁，总会被钻空子。若《新闻法》禁令太少，则“法不禁者皆可为”，不仅不能达到控制舆论的目的，反而为“自由化”提供了法律依据，打开了缺口。        Ⅳ. 1989到1991：回潮阶段     1989年的“六、四”流血事件，开启了一段回潮黑暗时期。     事件之后，中共当局受到极大震撼。“六、四”刚过之后的一年多，中国大陆全面倒退，凸现了一个基本的趋向，即，使中国社会“再意识形态化”的趋向。强大的中共党内保守力量试图把中国社会扳回到“改革开放”前的旧有轨道上去。这种整肃和回潮的努力首先是从新闻界和教育界开始的。其方法依旧是沿袭过去固有的组织处理和舆论批判双管齐下的故伎。     官方首先是整肃新闻界，清理门户，查禁报刊。在1989年10月4日颁布《关于压缩整顿报刊和出版社的通知》，这是“六、四”事件之后对新闻界整肃的文件。作为该《通知》的结果，是相当一批在八十年代活跃的报刊被关闭、查封、停办。六四前后被查禁的报纸有：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社会报》，北京的《经济学周报》，深圳的《深圳青年报》、《蛇口通讯报》、《特区工人报》以及兰州的《西部晨报》等；在刊物方面则有：武汉的《青年论坛》，北京的《新观察》、《走向未来》杂志，上海的《大学生》、《新启蒙》、《思想家》、《文汇月刊》 (以及后来因发表许良英文章“没有政治民主，改革不可能成功”在92年12月8日被命令停刊的北京科学杂志《未来与发展》和94年《广州现代人报》被迫关闭(该报因香港智才集团拥有七成股份)等等。  例如，《新观察》和《思想家》杂志就是在该《通知》公布后第三天，即1989年10月7日被勒令停刊的。     此外，中共也对外国广播和电视加强了控制。     海外广播电视被限制和干扰的情况是有着历史性的变迁的。在毛时代，收听外国和港台广播属于犯罪行为，甚至可构成间谍罪的证据。     1978年之后，开放的浪潮使很多中国人收听美国之音(VOA)、英国广播公司(BBC)、台湾、香港、苏联(以及后来的俄国)甚至泰国的广播，华南地区还可收到香港的电视。到八十年代后期，越来越多的碟形卫星天线架设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居民的屋顶上，接收从美国的有线新闻网(CNN)到大溪地电视台的各种电视节目。     “六、四”事件后，中共重新恢复了毛时代干扰海外广播的老传统，但是效果日益式微，引起了高层的高度不安和关注。1991年11月中国中央电视台发出一份以中共中央委员会名义下达的内部文件，承认中国国营的广播电台和电视台正在失去听众和观众。听众均转向颠覆性的外国广播。中共指示电台、电视台努力赢回听众。文件警告：“电波的混乱有助于敌人进行和平演变。”文件还引用中央电视台副台长杨伟光的话说，中共领导人相信“形势已经恶化。”该内部文件指出：“一些边境地区的民众收听外国电台广播，而不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件耸人听闻地说：“反和平演变的斗争是思想斗争。在下一个世纪里，我们同敌人的斗争将十分激烈。斗争的范围不仅限于无线电广播也在电视广播。”⑶     在那段时间里，官方的报刊上回响着类似上述的“反和平演变”的意识形态话语。中国大陆似乎又回到了十几年前的景象。     不过，这种倒退的后果很快就显现出来了。首先，是中国大陆报刊的发行量暴跌，许多大报的发行量减少三分之一。其次，新闻在大陆的信誉扫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在1991年对全大陆新闻媒体包括电台、电视、报纸等从业人员三千多人，作了一次内部民意调查，被调查人数三千多人，问卷回收率为61%。结果显示，79%的被调查者认为，新闻报导中批评的禁区限制太多；67.6%的人认为在敏感问题上，新闻界不说真话；有一半的人认为政务和政策报导透明度不够；有15%的人表示，反映群众呼声的新闻稿太少。在这份内部问卷上，最敏感的问题是“新闻宣传受群众欢迎的程度”，回答“在群众中信誉一般、较低、很低”的占79%；对新闻宣传的领导方式“不大满意和很不满意”的占88%。有6.6%的人认为大陆的宣传工作“毫无进展”。调查显示，大陆新闻界对新闻政策不满⑷。     因此，正如《纽约时报》报导的，中国人抱怨说，在中国只有一个地方找不到新闻，那就是报纸⑸。     人们注意到，由于这种回潮只是一桩特殊事件的临时产物。在新的时空条件下，极端意识形态已经失去了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壤，只不过是早已逝去的毛时代的不真实的无可奈何的回光反照，带有漫画的色彩。因而，该政治意识形态的狂热不可能持续得太久。     无可逃避地，经济的逻辑要用其不可抗御的力量给它“消音”。     尝过智慧之果的“亚当夏娃”是不可能再返回过去那种蒙昧状态了。改革开放给大多数人带来的好处及其十年形成的社会利益集团及其巨大的能量方向，已经不可逆转了。并且，由于以邓小平为旗帜的“改革开放”事业也因此面临着夭折的危险，所以邓本人的政治利益与改革的历史命运已经结为一体了，“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这两股力量在邓的“南巡讲话”之后汇合了起来，扭转了“再意识形态化”的方向。    三、 1992之后的新闻界：大潮与禁忌    Ⅰ.两条线索}     1992年10月，在邓的“南巡讲话”气氛的笼罩下，中共十四大通过决议“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正式确立了市场经济的合法性。从此，中国大陆经过一起一伏之后，经济发展走向了超越1989年之前的顶峰状态。     邓小平的战略是“稳定压倒一切”，在以经济增长换取政治稳定的同时，为使人民脱离政治，可以准许其个人自由有所扩大。总体来说，1992年之后的中共新闻政策，鉴于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对于非政治性的新闻网开一面，较少限制，这也是由于财政困难、政府必须取消对官报补贴，因而使它们必须在竞争中求生存的结果。但是，对政治性新闻，仍严加控制，不许越轨，制定了很多限制性法规。在这样一松一紧的两面作用下，中国大陆新闻业迅速走向非政治化的商业事业。     与八十年代的后期相比，九十年代中国新闻业的政治性减弱了，但商业性却有了更加迅猛的发展。     此外，早在十四大前夕，1992年9月，中共党报《人民日报》就召开了“舆论监督和改革开放”研讨会，确定今后的传媒工作的重要课题就是舆论监督。1992年10月，中共首次召开“亚太地区报刊科技与社会发展”研讨会，亚太地区上百家媒体负责人齐聚一堂，展开媒体功能、未来合作、报刊促进科技与社会发展等议题的讨论，会议呈现了一片新闻自由的气氛。     1993年2月，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甘惜分撰文指出：“新闻改革不能仅限于业务上、形式上、版面上的改革，而必须进行新闻体制改革。”⑹     我们如果仔细观察，可以看出新闻界的发展有两条基本的线索：1) 客观上，经济起飞对讯息的渴求，在驱迫着新闻业的大发展，大扩张；2) 主观上，北京当局又颁布了种种限制性的规章法令，试图把新闻框限在它可以控制的范围内。因此，1992年之后的中国新闻业的历史，就是上述两种因素此起彼落，起伏消涨的历史。        Ⅱ. 静悄悄的革命   1)从“宣传型”到“企业型”：媒体形态的转换     不可能想象，存在一种没有发达新闻媒体的现代市场经济。事实上，市场经济对新闻业的影响是显而易见，无所不在的。     在市场经济的逻辑支配下，传播媒介进入市场，自负盈亏，参与竞争，广告业的大规模介入和冲击，传播媒介由“宣传型”转型为“企业型”，都成了题中应有之义。新闻事业的竞争和繁荣构成了九十年代的一大景观。     1992年之后，商潮冲击，晚报、小报、副刊、周末版、文摘版现象，上海东方广播电台的改革，电视台专栏现象，伴随着新闻政策的几次起伏，深入到了一般中国平民的日常生活之中。     在新闻界形成高潮的时间，是1993年。大陆报业在1993年出现了“办报热”、“扩版热”、“广告热”、“小报热”、“增刊热”，这种“热度”也弥散到了电视和广播事业之中，例如于1992年10月28日民间创办的上海东方广播电台，自负盈亏，自主经营，实行24小时直播方式，直接反映社会基层的声音，强化了媒体的监督功能，并且，还与英国BBC、英国厨窗通讯公司、澳大利亚民族电台、日本SELAH 公司等进十家外国广播公司签订了节目交流计划，引起中国新闻界的强烈反响。1993年1月1日正式开播的上海东方电视台，午夜之后甚至开出了“成人节目”；浙江省。开播的“西湖之声”电台，以别具匠心而柔美的24小时直播节目争取听众，……如此等等。有人称这是新闻界的的所谓“一场静悄悄的革命”⑺。     仅就报纸的数量而言，全大陆从文革期间的42种，到1978年的186种，到1992年增加到1791种，再过一年到1993，居然竟达到了2039种，比92年增加13.9%，平均不到一天半就诞生一份新报纸⑻。这种速度是惊人的。     报纸种类的丰富，更是使习惯了过去“千报一面”的人们瞠目结舌。1990年由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登记的经济类报纸共137家，1992年增加到164家⑼。另外，还有晚报、生活类报纸、行业报、企业报、文摘报等都飞速增加。中国新闻出版署副署长王强华指出，“中国的“办报热”有五个特点：一是重要的中央机关要求办报；二是很多县委甚至区委要求办报；三是开始出现报业集团；四是要求各类生活服务类报纸，如周末报、文摘报；五是要求股份制和合资办报。各地最想办的是走软性路线的晚报。”⑽     总之，中共传统的一个地方只有一加党报、一个党办电台和电视台的局面，正在被打破，一种新的新闻格局正在形成之中。     如果看看下面的两年比较表格就会大陆报纸增长速度有一个大体的印象。        图表1. 1991、1992年报纸发展情况对比             从上表可以看出，除了报纸的总量增加以外，凡是与经济以及日常生活有关的报纸，如企业报、晚报、文摘报和生活报，无论是绝对量还是相对于总体的比例，都较前增加了。而传统的党机关报军队报等，相对于总体的比例却有所下降。这是九十年代前期的基本趋向。     这里需要特别提到晚报在中国市民生活中日益重要的地位。由于过去党报大报的板着面孔说教，令市民望而生厌，因而纷纷转向了轻松活泼的晚报。在这种市场需求的支配下，晚报异军突起。文革之前，大陆曾有13家晚报，文革中全部关门。从文革结束那时的一无所有，到1979年原晚报再度复刊，至1989年，晚报增至38家，而1992年，已达66家，1994年，则增加到了136家。而且，与党报大报最不同的地方在于，晚报绝大部分都是自费订阅或报摊零售的。它是真正靠市场供养的报纸。例如，上海就有近半数的人家自费订阅《新民晚报》。这家软性的贴近市民生活的综合性小报，拥有发行量达160万份，居全国第一。阅读《新民晚报》成了上海市民生活的重要内容。上海街头巷尾流传的一句口头禅“晚饭吃好，晚报看好”，形象地表达了晚报在他们日常生活中的地位。     报纸在人民生活重地位的变化，主要是由于其内容发生了巨大变化。争取读者的需要使报纸较之八十年代更加面向社会、面向读者了。举凡人们所关心的问题，从物价、社会风气、官员腐败、犯罪等等，都成为报道的热点，并时有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以及相关的民意调查。许多报道主题以及与正统相左的意见，官方并不喜欢，但也不能一一制止。有时纵使官方明确表示过不悦的东西，如民意调查，报刊仍继续照登。只有当涉及到政治上敏感问题时，如1995年《法制日报》主张司法独立的文章，《法制》杂志关于“宪法规定中共是领导党，但领导党不等于执政党”的文章，才予以干涉。     显然，九十年代的新闻媒体以不同于八十年代的方式赢得了一些新的自由。例如在八十年代，所谓党和社会“阴暗面”暴露的常规仍未完全突破，军队和公、检、法司法机构的问题属于禁区，绝对禁区。而现在，这些机构的腐败问题则常见诸报端。这并不是由于当局的开明，而是“阴暗面”之泛滥已引起社会强烈愤怒，不得不予以暴露以表明当局无意纵容而有心制止。 报刊的商业化，也有对于当政者有利的一面。报刊内容的多样化会给人以错觉，似乎已享有充分的自由，而侧重消费主义和声色犬马的报道则可使政治上本已冷漠的读者进一步疏远政治和公众事业。     另外，在市场的推动下，报纸的版面也发生了重要变化。     首先是扩版改版。原来中共的报纸几乎千篇一律的都只有四版。如今，由于读者市场对信息的渴求，过去的版面的容量太小，不适应信息时代，于是，扩版或增刊的潮流应运而生。1993年仅北京一市就有68家报纸扩版改版⑾。扩版者占了全市报纸的一半以上。其他城市，譬如上海的《解放日报》也由原来的8版扩充到12版，广告就占了四个版面。扩版之后为丰富报纸的内容，使改版势在必行。过去的报纸“政治挂帅”，几乎总是连篇累牍的宣传教育，以及过时的政治会议报导。现在则是以经济报导为主，除了头版的重要经济新闻外，同时还有经济新闻专版。同时，各报还开辟各种专栏、专刊，改造报纸过去的单调沉闷的模式和结构，提高读者的的阅读兴趣。如《光明日报》开的“读者来信”版面，《经济日报》开设“政府之窗”专栏，《文汇报》设的“独家采访”专栏，等等。     在固定的专版专栏之外，增加刊期增加周末版也是报纸改观的重要方式。主要形式有“周末版”、“周末增刊”、“扩大版”、“星期刊”、“半月版”“月末版”⑿等等。这些周末版随正刊免费赠送给读者，大多是将平常具有知识性、趣味性、娱乐性的文章留下，刊到星期专刊上，以适应读者周末休闲的需求；同时，“周末版也利用一般稿件不须经审稿，可自行签发的空隙，谨慎地发表党报一版上不敢发表的言论”⒀。     此外，还有各类文摘报刊的出现。它们主要是一些大报大刊为争取读者和创造财政收入而兴办的小报小刊，汇集各加报刊令人感兴趣的新闻，可说是“精华摘要”。譬如，《解放日报》的《报刊文摘》、《四川日报》的《文摘周报》和《福建日报》的《每周文摘》等；也有独立出刊的，如，早在1981年就在甘肃创刊的《读者文摘》，93年已销售达三百一十万册。其中发行量最大的，是面向数亿农民的《农民文摘》，该刊创办后以每年五十万册的速度增长，93年的销数达四百三十万份。⒁”     这些专栏专刊的出现，改变了报纸的版面结构，为读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空间，增加了报纸的可读性，提高了它们的市场竞争能力。    2) 广告与传媒的相互依存     引起中共这类国家传媒最大变化的还是广告。     在市场经济里，广告与传媒可说是共生关系。一方面，传媒是广告的载体和传播手段，离开传媒，广告的传播信息的功能就没有了，广告就无法实现自己的目标。但在另一方面，在传媒自负盈亏的市场经济中，广告又是传媒的衣食父母，特别是在中共无力继续为传媒提供财政支持后，广告更是传媒的主要财政收入来源。因此，广告和传媒是互相依赖缺一不可的。     广告和传媒的这种相互支撑的关系还有更重要的长远意义。众所周知，传媒舆论的公正性有赖于它的经济自主性。靠政府养起来的媒体从根本上说是不可能有真正的独立性的。简单地说，“谁养你，你就不能得罪谁。”对于其他在金钱上支持传媒的后台老板大体都可以如此说。然而，广告与传媒的上述相互依赖的关系却为传媒的公正独立提供了可能性。广告诚然可以养传媒，然而它也要靠传媒去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存在单方面的依赖关系。这就为传媒在经济上自足自立提供了条件，从而为它的客观公正提供了可能。因此，在中国大陆，广告与传媒的相互支撑共同繁荣是有利于新闻业的逐步独立的。     广告业的兴起为新闻业的大发展提供了经济条件。同时，新闻业的发展又为广告提供了更广阔的天地，这种正反馈的繁荣机制在下面的图表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图表2：全国新闻媒介广告营业额发展和占全国总额的比重 (金额：万元)         从上表可以看出，大陆广告营业额总量的增长是惊人的。91年是83年的15倍，92年是91年的1.9倍，93年是92年的2倍，94年是93年的1.2倍。1993年翻了一番，增幅最大，无疑与该年新闻业“静悄悄的革命”有关。报纸的广告额占总广告量的比例大体维持不变，说明新广告媒体电视所抢占的主要是广播和杂志的广告地盘。报纸仍然受到商家的青睐。    图表3：全国报纸广告营业额排行榜 (金额：万元)     从上表可以看出，报纸广告营业额的大小与所在地区经济的繁荣程度是成正比的。商家早先还对全国性大报如《人民日报》寄予厚望，但93年后，他们把眼光直接投向了经济繁荣地区的地方报纸，其广告额已超过了全国性大报(如《广州日报》在93年广告额就超过了《人民日报》，跃居全国第一)。其次，经济繁荣地区报纸广告营业额的增长幅度令人叹为观止，譬如，《广州日报》仅仅经过两年，93年的营业额竟相当于90年的8.2倍!    图表4：1983—1992年中国大陆各广告媒体发展状况        图表5：中国大陆各广告媒体占有率曲线图     从上面图表4和图表5的数据以及直观的交叉的曲线可以看出，电视广告上升最快，1983年占有率为6.9%，排名第五；1984年9.3%到1990年22.4%，排名第三；1991年28.5%，跃居第一；1992年继续为第一；1993年退为第三。     报纸广告占有率在1983年的31。3%直到1990年的27.1%，都是全国第一；但在1991年27.4%退居第二；1992年占有率再降到23.8%，退至第三；而到1993年则回升到第二。     其他如广播与杂志，广告占有率一直不高，且有每下愈况的趋势。     广告公司以其专业化的水准上升很快，尤其是全国二十多个省市自1993年7月起试行，广告公司的成长率和占有率都名列冠军，这显示了一个重要趋势，表明中国大陆的广告业正在逐步出现与工业国家“同构”的趋势。    3) 报业集团的兴起     过去，在计划经济体系下，报纸是由国家拨款的事业单位。报纸严格执行中共的宣传方针，并不考虑经济上的盈亏。现在，报纸作为一种企业，进入市场竞争后，在经济逻辑的驱使下，必定出现市场体系下常有的现象—-扩张和兼并。对于某些实力雄厚的大报大通讯社而言，报业托拉斯的出现是迟早的事。     自1987年成立《新闻出版署》之后，1991年又公布了《报纸管理暂行规定》，自此，报纸进入了由国家行政部门管理的轨道。而1988年新闻出版署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布的《关于报社、期刊社和出版社开展多种经营的暂行办法》，使报社开展多种经营获得了合法性地位。     报业集团在上述经济态势和法规依据下出现了。     如，上海的《解放日报》社除拥有《解放日报》外，还拥有《报刊文摘》、《支部生活》、《上海小说》杂志、《上海学生英文报》等报刊。1994年它还兼并了上海申达纺织服装股份有限公司所属的上海第三十六织布厂，用于建造印务中心。这是报业实行跨行业兼并的先声。在此之前，《解放日报》已经开办了一家出租汽车公司；与上海计算机公司合办了上海科技广告公司；与香港人合办了一家名为《桥》的有限公司；同时，还与《北京日报》、《天津日报》在上海浦东合资兴建了规模宏大的“京津沪信息大楼”。一个经济实力雄厚，雄心勃勃的《解放日报》报业集团业已成形。     全国晚报发行之首的《新民晚报》也不甘示弱，它开办了新民晚报现代印刷中心、新民信息咨询服务公司(新民工贸代理行、新民经纪人事务所、江苏分公司)、新民晚报实业公司(新民出租汽车公司、新民读者服务部、夜光杯大酒店)、新民房产经纪公司、新民综合贸易公司、新民报业服务公司、新民广告公司、中日合资的新民电子信息有限公司、新民国际有限公司(总部在美国洛杉矶)，俨然又成上海报业集团一雄。     当然，位居全国龙头地位的新华社，作为跨行业的集团，就更是大陆一霸了。它“不仅发消息，出版数种报纸杂志，包括发行量相当大的《参考消息》、《经济参考》、《半月谈》、《嘹望》杂志和《环球》杂志等，还经营图片冲洗(中国图片社)、图书出版(新华出版社)、公共关系和咨询业务(环球公共关系公司)、翻译业务(如每年的《中国工商年鉴》)、餐馆、舞会厅等多种行业。而新华社在地方和国外的分社所从事的“开源”更是五花八门，从开电影院、办旅馆到买卖非传播业商品。连新华社华盛顿分社也将自己办公住宅楼的一个大套房辟为办对外的小招待所。     《人民日报》也计划从事房地产开发和交易以及开办电子数据业务，《光明日报》曾参与国内的大型国外废旧船拆卖业务。⒂”     …………     这种报业的集团趋势目前仍在强化，除此之外，电视行业的集团化也正在蔚成风气，这种集团化趋势会对中国大陆新闻的体制造成何种影响，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     明显的正面效应是，它提高了新闻媒体的实力，有助于业已存在的新闻业的独立地位；其次，它有助于相对强大的社会中间组织的形成，从而构成连接社会顶层与基层的中介环节，对于防止社会的上下脱节，避免社会振荡具有某种稳定作用。     负面效应则是，第一，上述报业集团造成的竞争，只是一种垄断性的竞争，具有不公平的性质。因为中国大陆目前的报刊注册登记制度具有“排他性”，即，办报刊、搞出版，创电台电视台，都须经新闻出版署和有关主管部门审批通过，在通常情况下，只有党政机关、国营企业和政府批准的“群众团体”才能获准。个人、外资、合资几乎不可能。这就使预先占据了“合法”地位的报刊杂志处于只有几家竞争对手的垄断性竞争地位。并且，新闻采访的制度也是等级深严，分工严格，从而进一步限制了竞争。第二，与其他经济行业相比，鉴于中国新闻界被严格限制而其他行业相当宽松的状况，鉴于广告收入目前尚不能支撑媒体的完全独立，因此，上述报业集团经济实力的发展常常采取“不务正业”的方式，即常常开展的是与传播业不相干的经济业务，这对新闻业本身的专业化发展并不是有利的。        4) 新闻业管理体制的变化}     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新闻业，实行党委任的“总编负责制”。总编及编辑部总揽社务，国家出钱，不存在经济的亏盈问题。故经理部门无实权。现在的市场经济体制下，作为独立核算的企业，经济业务日益重要，经济业务与编辑业务的重要性不分上下，因此，新闻业管理体制的改革被迫提到了议事日程上。     经理部门实权的增加，首先表现在发行体制上。     以报刊发行模式为例，过去是五十年代照搬苏联的“邮发合一”模式。这种方式的特点，是报刊依赖政府部门之一的邮电局进行统一的征订、运输、投送。报刊、出版社与邮电部一样，都属于事业单位，由国家财政拨款，没有经营好怀问题，故邮电和报刊发行一体化，该“邮发合一”体制一直沿用了几十年。 现在的市场，要求报刊成为“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照章纳税”的企业单位，必须注重经济利益。而1989年之后，报价调整，发行费随之飙升。由于难以承受其巨大的经济负担，很多报纸开始自办发行。自办方式的优点，除了节省发行费用外，还可以缩短投递时间，改进投递质量。于是，该方式遂开始蔚成风潮。目前，自发与邮发并存，构成了中国大陆报刊的新发行体制。而经理部门在报刊内部的发言权也大大增加了。   5) 民间资本和外资介入新闻业         1993年起，中国大陆开始出现民间资本介入报业的现象。一些境内外企业或直接投资与报社组成股份制单位，或与报社合组经营公司，如，《解放日报》社与香港资本合办的《桥》有限公司；或出资赞助报社以换取在报头上注明“某某企业协办”；或承包、收买和租赁版面⒃；或直接与大陆报社合办报刊，如，香港的星岛报业集团与人民日报在1993年合办了一份经济及社会性月刊：《星光月刊》，又如，1993年2月，《四川体育报》与成都国泰琴行以投资参股的方式合作经营《四川体育报》，使该报成为大陆首家股份制报纸(见《世界日报》1993 2月5日)，等等。     但是，有关民间和外资办报办刊，对中共一直是非常敏感的领域，稍有不慎，则有全盘倒退的危险。事实上，前面提到的有些做法不久就被明令禁止。或者，比较明智的办法是象《解放日报》那样，以中方原有的报刊为主，把资本吸收进来，逐步变成合资，最后使外资的比例加大，渐渐地与官方机构拉开距离。    Ⅲ. 中共当局近年来的政策法规应对         我们概览了前述的中共新闻政策基本的演变脉络，以及与之相应的中国大陆新闻界本身的起伏演化线索，如果再来具体地考查一下中共当局自1988年以来对于新闻界颁布的一些主要法令，其中的相互关联就比较清晰了。    1) 1988到1993：几个主要新闻法规剖析     *1988年新闻出版署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布《关于报社、期刊社和出版社开展多种经营的暂行办法》     这是赵紫阳时代颁布的《办法》，实际上为新闻机构开展跨行业经营，从而发展报业集团、出版业集团确立了法规依据。实践表明，这一《办法》是有利于经济成长，也是有利于新闻界本身自主独立性的增强的。同时，它也是新闻出版署作为政府机构，取代党的宣传部管理新闻业的尝试。     *1989年10月4日《关于压缩整顿报刊和出版社的通知》     这是“六、四”事件之后对新闻界整肃的《通知》。如前所述，作为该《通知》的执行结果，是相当一批在八十年代活跃的报刊被关闭、查封、停办。该《通知》本身就是1989年事件在新闻界产生的政治后果。     *1991年初颁布《报纸管理暂行规定》     这是1949年之后中共第一部报纸行政管理方面的法规。实质上是对大陆报社进行组织清洗的依据。“这一年，依据新的法规对全国报纸进行了重新换证登记，对记者站继续整顿登记，继续换发全国统一的记者证。到1991年底全国正式登记的报纸1600种；已登记的记者站1718个；发放记者证98477张，其中报纸记者证45067张。”⒄     *1991年11月中国中央电视台发出一份以中共中央委员会名义下达的内部文件，承认中国国营的广播电台和电视台正在失去听众和观众。听众均转向颠覆性的外国广播。中共指示电台、电视台努力赢回听众，要求：”为了加强宣传纪律，从现在起，编辑和编辑部门必须遵照领导部门的调查建议，严格执行节目的修改。”“与修改节目有关的问题绝不可擅自处理，而应协商解决并向领导部门报告。”⒅     *1992年11月3日香港英文南华早报报导，由国家安全部、公安部、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共海外宣传领导小组共同颁发内部文件，严禁记者泄露党和国家机密。     *1993年2月24日中共人大常委会公布《国家安全法》，“窃密”量刑重于“颠覆”，可判死刑。     以上两条分别是对内和对外的有关“保密”的文件和法令，它们预示了一个新的方向，即，中共将来封锁新闻、箝民之口的主要口实就是所谓“保护国家机密”。     其实，从魏京生案起，这种以“保密”对抗言论自由的武器就开始在使用了。后来的各案，如：香港《明报》记者席扬被控窃密案；前《经济学周报》副主编高瑜，出狱后作为自由撰搞人在赴美前夕被捕案；江泽民十四大公开报告的文稿提前两天被透露给香港记者梁慧泯并刊布于香港刊物，致使提供消息的新华社记者吴仕琛夫妇双双入狱，吴被被判重刑—无期徒刑案；原中共外交部新闻司职员白伟基夫妇，被控向外国记者泄露“机密”，被判重刑案；1996年军事演习期间逮捕赴福建采访的两名台湾记者案……等等。明显的是，中共是想利用上述事件来达到杀一儆百之目的，阻止新闻界暴露其阴暗面。     但是，滥用上述做法的困难，在于对“国家机密”的界定。当局现在已经感到了无限扩大“机密”范围之弊。因为使用中共这种把国家机密与一般消息混为一体的手法，既不符合国际惯例，更重要的是，当局不可能有如此巨大的人力财力来“保密”，结果是，反而使真正的机密得不到保障了。     如果概略地分析以上1988到1993年的几条法规，可以发现有两个显著特点：     第一，很明显，它们以1989年的“六、四”事件为分水岭，之前的法规，具有促进新闻改革的作用，而之后的法规，则基本上是对新闻界进行组织整肃以及以“保密”为名严厉查禁新闻的高压政策的表现。     第二，由于1992年的邓“南巡”，大陆经济改革之风狂飙再起，1993年新闻界进入市场改革轨道，异常活跃，但尚未看出对当局有何重大危害。同时，也由于意识形态的主管李瑞环先生相对开明，因此，92、93这两年当局对新闻界除强调“保密”外，并无什么新法规出台。    2) 1994年：风声鹤唳禁令迭出     进入1994年后，主管当局(此时是1993年到任的丁关根先生任中宣部长)已感到新闻业1993年“静悄悄的革命”巨大风潮的影响，担心有失控的危险。于是，发布了大量法令，试图“挽狂澜于既倒”。如此，1994年成了“收紧年”和“法规年”。     我们看看主要的几条：     *1994年4月颁布的禁止外资在大陆独资、合资合作兴办报纸、刊物、有线电视，禁止有线电视转播港、澳、台节目，禁止居民安装卫星天线的法令,见中共国务院1994年颁布的《卫星电视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和广播电影电视部颁布的《有线电视管理规定》，它们规定天空“不开放”。     *1994年6月9日颁布《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要求新闻工作者“宣传党的方针政策”。     *1994年10月，中宣部下达通知，不准个人未经组织批准，私自向海外报刊投稿。在此之前，曾有相当部分异议知识分子向境外投稿，包括魏京生、王丹等，揭露内幕，抨击时政，导致国际上很大反响，引起当局严重关注。     *1994年11月，北京市下达文件，重申“四不政策”：不准外资办报，不准合资办传媒事业，不开放电讯事业，不开放天空。     *1994年12月下达的新闻20条(于1995年1月宣传工作会议上通过)。内容是加强控制舆论，对重要新闻发布、批评性报导、与海外新闻交流都予以严格管制，使后邓时期过渡阶段，保证媒体对党的方针政策报导有一致性。并重申不准外资办报，不准合资办媒体。     *1994年12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成立“阅报部队”，专职审查各报内容，对媒体的控制日益严厉。     *1996年2月4日下达的关于控制电脑国际网络(internet)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     *1996年2月26日《计算机世界》报导，公安部日前发出《关于对与国际联网的计算机信息系统进行备案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使用单位和个人应当在网路正式联通后30日内，到指定的市(地)级或县(市)级公安机关办理备案手续。已经使用者，按当地公安机关通知备案时间起30日内办理备案手续；在联网方式变更或者中止联网时要在30日之内通知办理备案的公安机关。不按规定办理备案登记手续的，公安机关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予以处罚。     *1996年中共国务院关于外资企业海内外经济资讯流通的管制规定，它荒谬地规定外资的所有讯息都必须预先经过中共的审查机构过滤。     *海外报纸在大陆被允许存在的范围，只限于对外的大宾馆、饭店等地。     …………         从以上1994年之后新出台的法令规章，不难看出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基本上都是很具体的禁令，特别集中颁发于1994年。这明显的是对1993年新闻业“静悄悄的革命”的反应，针对性是很清楚的。     第二，禁令特别着重于四点：1、防止媒体的经济独立，尤其是外资染指。 2、割断中国大陆与外部世界的信息联系，特别是政治与社会新闻的交通。3、以保密作为今后封锁资讯主要借口。4、对最近电脑通讯技术的高速发展深怀戒心，不惜一切手段试图切断网络联系。   3) 新闻法规的执行后果         虽然，正如上述诸多法令清楚表明的，最近两年来，中共强化了对媒体的控制。并且，这些法规明显违反国际通行准则和中共自己的宪法。虽然如此，但是，笔者仍然认为，公开颁布比不颁布好。首先，公布之后，非常清晰地在全球面前展现了北京政权封锁新闻、控制传媒的真实面目和具体实施办法。白纸黑字，无从抵赖。其次，尽管法规条文极其严苛无理，但它仍然不可能覆盖所有的可能性空间，比起完全按长官意旨随意处置定罪，仍有可遵循争论的依据。因此，恶法仍比无法无天好一点。     譬如，最近有学界朋友(该学者不愿披露姓名)从大陆来美访学，笔者特别问及有关中共颁布卫星天线禁令之后的执行情况。来自上海的该学者指出，禁令中规定，居民不得安装卫星天线，除非有许可证方可。但事实上在上海，有办法的人只要稍作疏通，即能够申请到许可证。因此，现在上海已有两万多家已有或新安装了卫星天线。当然，应当承认，大多数居民安装天线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娱乐，其次才是了解国内外的真实信息。因此，他指出，倒是有一点值得海外电视台注意。过去，上海居民收看香港电视台者较多；但在最近，因为香港电视台实行电影频道收费制度，该频道被锁死，要付很高的费用才可看到电影，故民间兴趣大为减少。这种情况，恐怕最终对于这些电视台的商业利益是不利的。如果有眼光，暂时忍痛降低甚至是取消那种昂贵的电影收视费，迅速扩大其在广袤大陆的收视市场，则对商家恐怕会有更长远的收益。 关于中共对国际电脑网络(internet)监控的效果如何，目前还没有可靠的资料可作判断之据。不过，从笔者收到的大陆来函和来电的信息知道，国内学者仍有不少人通过网络收到了海外资讯，有人甚至也收到了某些当局禁忌的敏感资讯。     关于外资或合资办报的问题。中共当局贯彻其禁令是相当坚决的。几份在1993年呼之欲出的合资报纸，到94年都胎死腹中。如，1993年传言甚广的中港合资的报纸《深岛日报》，即香港的星岛报业集团与深圳市府合办的一份报纸，原预定在1994年初出版，后来因形势裨变，禁令出台，故尔无疾而终。在电视方面，也有类似情况。     但是，该集团与人民日报合办的《星光月刊》，并未停刊；另外，前几年有日本基金支持的在南京出刊的学术刊物《学人》以及其他一些中外合资的学术刊物，目前仍然存在。     故我们可以看出在执行有关合资媒体的禁令时，有某种不成文的惯例：在媒体种类方面，对电视、报纸最严，广播次之，杂志较松；在内容的种类方面，对新闻最严，文艺次之，学术较松；当然，自然科学领域几乎是没有什么禁忌的。考虑到上述各类媒体及其内容对政治影响的强度极其对社会影响面的广度，上述执行时实践上的差别是可以理解的。     在前面已经提到的几次著名事件中，可以更具体地观察到中共新闻法规的执行，一个重要的方面是通过用超严刑罚惩诫新闻记者，杀一儆百，逼使新闻界就范，从而规规矩矩服从中共苛刻的限制新闻自由的条件。如，香港《明报》记者席扬事件，前《经济学周报》副主编高瑜被捕事件，赴福建采访军事演习的两名台湾记者被捕事件，提前两天把江泽民十四大公开报告的文稿提供给香港记者的新华社记者吴仕琛夫妇双双入狱且吴被判无期徒刑事件，中共外交部新闻司职员白伟基夫妇被控向外国记者泄密被判重刑事件，……等等。据国际保护记者协会的报告，自1993年迄今，中国大陆监禁的新闻人员人数，始终排名世界第一位，在二十人以上。     当然，在一些突发事件中，常常会把中共新闻管理“家规”的落后和野蛮凸显于光天花日之下，特别是在涉及非大陆人的事件时，中共封锁新闻的荒唐和捉襟见肘就更令人愤慨和啼笑皆非。最近来自上海电视台的一位栏目策划人给我们透露的一个关于报导千岛湖事件的真实故事，就是这种“中国特色”的典型。     1994年3月31日，千岛湖事件发生后，上海的记者闻讯抢先一步赶去采访，见到了若干事件有关人员，得出“可能是意外事故，也有可能是人为作案”的结论。但是，第二天中共当局按照惯例，当即封锁现场和消息，对外统一口径说是“偶发事故”，并对上述报导的记者和负责人给予处分。然而，当后来事实真相一步步被揭露，证明该事件是极其恶劣的“谋财害命事件”后，在国府及新闻界谴责其封锁新闻的声浪中，中共当局迫不得已，居然找出被他们处分的上海记者的被定为“违反纪律”的录影带，来对外“证明”，他们当初“并未”封锁新闻，并煞有介事地说他们有当时的新闻录影带为证\\简{云云}。这一事件，遂成为新闻界内部的谈资和笑料。}         总之，在经济效益这根杠杆的支配下，在国内外日益频繁的基本趋势下，在新闻从业者职业良知的驱使下，大陆新闻界想尽办法，钻各种空子。使当局频频“补漏”，穷于应付。而且，即使出台了禁令，也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从而使新闻界在当局眼中“乱象”丛生，防不胜防。    四、中国大陆新闻界从业人员状况     大陆新闻工作者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人员:     1，来自“解放区”的新闻工作者和党政干部，构成1949年至八十年代的新闻媒体的领导人员，现已大部退休；     2，1949年后参加的青年知识分子，现为各新闻媒体的领导人员或骨干；     3，八十年代毕业于大学和受过新闻专业训练，一部分人已成为部门领导人或媒体的负责人。     有两种人在改革时期起过突出作用:     第一种，1956-57年呼吁或投身争取新闻自由斗争而被打成右派、1979年得到平反的记者、编辑，他们中的许多人，改革时期衷心投入。《世界经济导报》社长钦本立(犯了“右派”错误，幸免定性)，新华社记者戴煌，《新观察》杂志主编戈扬，原《辽宁日报》编辑、现《人民日报》总编辑范敬宜，等都分别作出不同贡献。《黑龙江日报》总编辑、副总编辑、个别部门主任和一批记者、编辑，1979年复出后致力于改变该报现状，屡与保守的省委书记、宣传部长发生冲突，受到压制，却仍能使该报在各省党报中居于先列。     第二种，八十年代中期大量涌入新闻界的大学和新闻专业毕业生，属于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一代，朝气蓬勃，富于独立思考精神。1986年以后他们成为新闻自由斗争的主力，也是89民运的主要参加者。     1979年至1989年，党内两派之争时见高下，政治气候变幻无常。新闻工作者必须依此变化，一方面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自由度，又提防过线而被剥夺发言权。党报，即使是《人民日报》，仍须经常受限，故记者不得不以报告文学形式撰写本属新闻通讯类作品，以便在审查较松的(但影响却大减)的文学刊物上发表。但许多青年记者或作家，仍难免在发表一篇有影响的作品后便失去继续写作同类作品的机会。青年诗人熊召政的长诗“举起你森林般的手臂”(实为纪实作品)和作家张祖慰的报告文学“啊，父老兄弟!”因是揭露原李先念部下新四军五师军人从政后在湖北省各县横行，残酷欺压乡民的事，在读者中反应极为强烈。一经当局干涉后，他们就再也不能写同类作品了。至于象《陕西日报》记者白海潮写了一篇长篇报导后立即失去从事记者工作权利的事例，更是不胜枚举。         一次又一次的反自由化运动，在暂时挫伤新闻工作者的积极性之后，反而激励他们更勇猛地投入战斗。这就是为什么在1983年“清污”和1985年万马齐喑之后，特别是1987年胡耀邦下台、几名知识分子(方励之、刘宾雁和王若望)被开除出党后，1988–89年新闻自由反而达到一个新的高峰。有趣的是就在1987年查封《深圳青年报》后不久，北京的《中国青年报》就开始了自由化，其过程和内容又同该报1956–57年的自由化过程惊人地相似。一直被列入禁区的四十年代的“抢救运动”和王实味冤案，1959年的庐山会议，1960–62年的大饥荒和文革中湖南省道县有计划地集体屠杀地主富农子女等事件，真相首次被揭示。而以反对意见为主的对三峡工程的讨论和“中国会不会被开除球籍?”(对大陆重重危机的审视)的讨论在1988年也能够长时间在报纸上持续进行。     中国新闻工作者在1979–89的年始终享有一种特殊优惠，那就是在文革中完成空前觉醒的民众(从普通工人、到党内干部)热烈要求参与改革进程，从而成为全世界最热心的读者。因而，每个敢于为民代言的记者和作家都赢得千百万读者的厚爱、支持和保护。这是后者勇气的来源。     聪明的当政者也不能不体念民情。赵紫阳于1987年初继任中共总书记后，决心有步骤地推行民主化，并提出必须扩大“透明度”，尊重人民的“知情权”。新闻工作者的斗争和党内改革派的支持，终于在1989年五月中旬使大陆新闻自由实现一个历史性大突破：中央正式决定，自五月十四日起，全国新闻媒体对天安门运动进行客观报道。虽因戒严令使这次决定仅仅实行了六天，其意义和影响确是不能低估的。多达二、三百个城市之卷入运动，同这段时间的报导大有关系。     "六四”屠杀后，新闻界遭到大清洗，其规模甚至超过文革。《人民日报》从社长、总编辑起，到各部门负责人和编辑、记者骨干几乎全部被撤职、处分、外调或降格使用，(而文革初期他们不过是暂时停止工作，大部后来恢复原有职务)。从军队调来的二百多名素质低下的干部取代了他们。     天安门运动的失败和继之而来的白色恐怖，使新闻工作者和全社会一样意气消沉。然而1989–90年尚能留在岗位上的编辑、记者，仍有人不改初衷，在恶劣条件下透过奉命采写的报导的字里行间，向人民透露少许真实信息。然而，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全民经商、大发其财的“运动”，和官员大腐败、社会大腐烂以及新闻媒体的商业化倾向，却使许多新闻工作者抵挡不住诱惑了。     当然，在中共这样一种新闻体制下，由于缺乏记者间的竞争机制，记者收入偏低以至不能与普通工人相比，没有财力保持职业道德上应有的尊严，同时又难于通过自己独立、真实及有极高价值的新闻报导确立自己的名声、荣誉、地位和收入；加上媒体间的相互竞争和监督机制也远未完善，因而虚假不实或毫无新闻价值的报导并未影响到报纸名声和经济存亡；此外，新闻业的职业道德规范也没有确立，因此，所谓“有偿新闻”成为这种体制下的一个特殊的头痛问题。     所谓“有偿新闻”，就是新闻记者向某些个人或单位预先索取报酬，作为交换，该记者撰写报导，赞扬吹捧这些个人或单位的“光辉事迹”；即该个人或单位以金钱换取名声与地位，而记者则以手中的权力交换金钱；有些人甚至买通记者为自己树碑立传，扩大影响。还有一种更大规模的是“版面交易”，常常是官方认可或默许的，是一种集体受贿形式。     另一类“有偿新闻”现象，是表现在媒体广告中。这就成为“无偿广告”。在这种时候，广告商的利益会与记者的权力产生交换。即，有个别素质不高的记者私人在得到广告商好处的情况下，把广告写成新闻报导。     如，“人民日报一名记者向被采访对象索取二千元作为报导对方的条件，被对方告发，。……人民日报搞有偿新闻的高手当推经济部，该部门的第一个显著成果是使每个部员得到了一台家庭用的卡拉OK 机。……”⒆     以上这两类现象：“有偿新闻”与“无偿广告”，损坏了社会公益，破坏了新闻界的信誉，也损害了该报社的利益。     总之，没有独立的财力，没有职业的行规，记者无以养廉，媒体缺乏尊严；“有偿新闻”与“无偿广告”应运而生。     这是“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和“中国特色的新闻事业”相结合生下的畸形儿。     中共的逻辑是奇怪的：它既要新闻媒体充当自己的“喉舌”，而自己又没有充分的财力供养“喉舌”。这种局面何以能持久？上述的乱象就诞生于这个矛盾中。如果要让媒体走向市场以自养，则媒体当然就听市场的命令而不是党的命令了。     中共当局近年来也掀起了所谓打击“有偿新闻”的宣传浪潮，但是，却禁止追寻该现象与中共新闻体制的关联，显然，是治标不治本的。这也是其收效甚微的基本原因。 据作者最近向访美记者的调查，目前大陆新闻工作者中尚能不失敬业精神者，不超过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仍有政治抱负者不超过总数的百分之十。        五、前景与结论   从根本上说，在新闻领域，中共处于两难境地。明显的常识是，现代经济的繁荣和资讯的畅通息息相关，而在现代世界，经济资讯和社会、政治资讯是不可能截然分开的，割断信息交通必然扼杀经济成长；但中共为了政治利益又必须阻断或弱化信息的交流。因此，它的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是互相冲突的。有鉴于此，在看得见的近年内，中共当局都只能在二者之间左右摇摆，走钢丝，玩平衡，而不可能彻底偏向某一极端。但是二者之间的区别是，经济逻辑对资讯交流的推动是主动的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的，而政府对资讯的封锁则是被动的、时断时续的、因人而异的。     从长远看，经济发展的逻辑和现代通讯技术的飞速发展，二者对资讯畅通的驱迫力是不可阻挡的。在中国大陆，自毛泽东去世20年来，虽然其间有不少障碍和曲折起伏，但新闻交流的规模和质量都是当年难以比拟的了，总的趋势无疑是向着冲破新闻封锁的方向的。明显的例证是1989年“六、四”之后，北京政权受到如此之大的震撼而决心强力控制资讯、封锁新闻，然而不到两年，经济的逻辑就逼使新闻业走向了更大规模的开放。因此，目前新闻业的困难，很大程度上是上层权力转移时期的微妙政治生态的反映，不具有根本的性质。形势比人强，大的趋势是它无法也无力扭转的。     另一个因素，是香港回归的因素。众所周知，很长一段时期以来，香港已成了有关中国情况的全球信息中心。在港四大媒体的人均占有量，高居全球前茅。明年七月香港回归大陆后，境内外观察家众口一词，都预言香港新闻自由前景堪忧。这诚然有充足的理由。然而，我们想指出的是，任何影响都并非是完全单向的。无庸置疑，中共将运用其影响力，压缩香港的言论自由，收缩其舆论空间。然而，毕竟有邓小平所谓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五十年不变”的承诺摆在那里，香港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变得与大陆一样。香港新闻媒体的空间在一段时期内，仍会比内地大许多。在这种态势下，无疑，香港媒体的内容与运作方式，仍会对大陆产生难以估计的影响。     还有一个重要的变数，就是台海两岸的资讯交流的影响。一段时间以来，大陆当局以两岸经济利益的促进者和监护者自居，在不承认(或有意模糊)国府为对等政治实体的前提下，把推动“三通”的姿态摆得很高。其动机，一方面试图把它自己定位为两岸人民利益特别是商界利益代言人的角色，另一方面则欲把国府摆在不顾两岸商业利益，不顾两岸人员更方便往来的位置。这就把该问题炒成了两岸之间的一个热门话题。     关于“三通”本身的利弊得失，不是本文讨论的范围。但这里我们想强调的是，国府方面是有很多“球”可以主动先打的。事实上，任何两方，有关交流的最重要的课题，首先就是资讯、新闻的交通问题。我们注意到，陆委会等有关部门曾经谨慎地向大陆方面提到过这一问题，对方经常顾左右而言它，搪塞过去，或干脆应之以“条件尚不成熟”等缓兵之计。如果国府以很有诚意的方式，拟定一个具体的有细节的“资讯交流”的方案，强调资讯的交通和两岸新闻的充分交流，对于两岸人民相互了解的重要性，对于将来国家统一的重要性。并且，首先竭诚邀请大陆报刊电视广播来台发展，对应地，自然也是台湾的报刊电视广播去大陆登陆发行。对此，对方是没有任何正当理由拒绝的。即使内心不情愿，其情结也难于说出口。然而，这正是中共政权的最虚弱处，是其致命伤，它肯定会使出浑身解数来应对、拒绝的。如果国府方面契而不舍，有理有节，以诚相邀，并不是绝对不可能在开放新闻方面获得某些进展的。而这一方面的进展，确实是大陆未来良性转型的关键所在。     鉴于上述诸种理由，我们可以谨慎地预言，到本世纪末年，当邓后大陆新当局站稳脚跟，在总的国际秩序和国内经济社会形势的影响下，在香港回收后其新闻媒介与大陆的互动下，在台湾媒体的逐渐进入和影响下，尤其是，在大陆新闻界新的一代从业者的运作下，大陆新闻界的开放程度将跃上一个台阶，而这正是所有中国人所期待的。 （作于1996年）          注释：     ⑴资料来源：历年《中国新闻年鉴》，其中个别数据根据多种资料比较查证而作了订正     ⑵见《思想家》序言，1989年，上海     ⑶合众国际社北京1991年11月11日电，转引自《世界日报》1991年11月12日     ⑷《九十年代》1991年8月号，参见《世界日报》1991年8月1日大陆新闻     ⑸THE NEW YORK TIMES，Sept.24,1991，A8     ⑹甘惜分，“新形势呼唤新闻体制改革”，《视点》月刊，1993年二月号     ⑺中通社北京1993年12月23日电     ⑻《中国新闻年鉴》1994，12页     ⑼《中国新闻年鉴》1991，457页；1993年，373页     ⑽摘自安琪，“集权解体后新闻角色定位”，载《邓小平之后的中国》493页     ⑾张风雷，“1993：报业大走势”，载《新闻学》1993年第一期     ⑿孙瑞琪，“扩版增刊更新面貌充实内涵突出特色”，《新闻学》1992年第二期     ⒀淳淳，“一场静悄悄的革命”，载《民主中国》第16期     ⒁《世界日报》1993年2月1日大陆新闻     ⒂何舟，“中国新闻业日趋商业化”，《信报》1994年1月28日     ⒃冯媛，“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报业的变迁”，载《当代中国研究》1994年第3期     ⒄《中国新闻年鉴》1992，第3页     ⒅合众国际社北京1991年11月11日电，转引自《世界日报》1991年11月12日     ⒆严以正，“大陆新闻界的双重困境”，《世界日报》1991年11月6日大陆新闻        参考资料     《中国新闻年鉴》1991、1992、1993、1994、1995     《新闻出版报》1993年合订本、1994年合订本、1995年合订本     《中共年鉴》199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