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政治交代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摘自沙士著《遗嘱》）     （一九九二年六月，蓝天白云的上午十点，北京，景山后街邓家小院。） 王瑞林站在门前，迎候应召前来的曾庆红和胡锦涛。这在邓办，是最高礼遇了。     曾庆红和胡锦涛走进客厅，看见老人还笑眯眯对着他俩，曾庆红快步上前：  “邓伯伯好！”紧紧握著邓公的手。     “你妈妈好吗？”     “很好，很好。”曾庆红的母亲邓六斤也算是有名的革命老人了，岁数和邓公差不多。“她还经常念叨您呢，说还是我们那个家门邓小平能干。我妈妈说，活到小9 0岁还那么健康，全是托您的福呀！”     “哦，对，我们都姓邓，五百年前是一家呀。”邓公的兴致很高。     “这是西藏区委书记胡锦涛同志。这半年他在北京养病，主要是身体不太适应西藏，现在在玉泉山十四大筹备组工作。”曾庆红把胡锦涛介绍给了邓公。秘书出身的他，以为邓专找胡来个别谈话，因此，想找个籍口回避：“你们聊吧，我去找朴方聊天去。” “不，你留下。”小平还是笑著，“你们坐下吧，我今天是想找你们俩，也包括瑞林，你们三人谈谈心。” 三人都十分惊讶。胡从未面见过邓，邓却要和他谈心，这意味著什么？从曾庆红神秘地给他打电话并亲自去接他开始，他就百思不得其解。但他很兴奋，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焉？脑中忽地闪过这一句古语。而曾庆红呢，听总书记介绍完他和邓公的谈话经过，也由衷地为江高兴。江总书记终于可以全力以赴安心工作了。听江说要让他带胡锦涛来面见邓，他还以为他只是作为一个牵线带路的人，没想到邓也点着他的名，要一块儿谈心。王瑞林深知老爷子，但他从昨天老爷子安排他给曾庆红打电话，到今天上午专门让他到门口去恭候两位大驾，看到老人满面精神，也感到有些异常。     “今天我来谈，你们不用谈什么，”老爷子一句开场白，更让三人兴奋莫名，三人都情不自禁地赶快拿出了笔和笔记本。     “人老了，清醒的时候也越来越少了，我想趁我还清醒的时候给你们交代些事情。我相信我的直觉，你们三人，只有瑞林跟我快四十年了，从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也熬成了六十多岁的老头了。而庆红和锦涛你们两位，今天算是第一次面谈。第一次面谈就给你们交心，是不是很冒失？是很冒失。其实，我这辈子就是冒失过来的。早年不到2 0岁，不懂法语、俄语，我分文不名就冒失去闯法国、俄国。回国后冒失地到冯玉祥军队去工作：后来又冒失地到广西搞百色起义，到苏区又冒失地被打成反党分子，解放战争冒失地挺进大别山。八大后毛主席点我当总书记，我却多年不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文革和文革后就更冒失了。那些你们都知道，我这里也就不罗嗦了。我把你们找来，我相信我的直觉，我要向你们交代一些我认为应该交代的话。 你们知道，年初我去了一趟南方，后来让郑必坚执笔弄出个南方讲话要点。很多人讲这是邓老爷子的临终遗嘱或者说是最后的政治交代。这话不全面，我今后是不会再说什么太多的话了。但真正核心的政治遗嘱是不能弄得这样满城风雨的。今天我倒想小范围地真正讲一下我的政治遗嘱或者说真正的政治交代。” 一席话，把三人说得毛骨悚然，大气都不敢出、老人今天怎么啦？！老爷子喝了喝水，慢慢说道：     “首先，我对我们国家的政体现状并不满意。我是这个政体的创建者之一，这十几年也算这个政体的守护者、责任者，但我也是这个政体的受害者。每当看到朴方残废的身体，我就在想，我们在这个政体的名字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共和国最本质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呢？应该是民主和法制。我们这个政体最缺的恰恰是民主和法制！在我负责的这些年，我们在这方面做了些工作，但这个问题目前并没有解决，十年以后你们当政也未必有解。其实解还是存在的，这就是向美国宪政学习，美国成为超一流强国靠的就是这个东西。中国要成为一流国家也得靠这个东西。向美国学习应该理直气壮，比别人差嘛，就应该承认自己的不足。当然，这里面有很多技巧，不要急。但你们有责任去努力、去学习、去实践，这是历史的责任。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真正建成一个权力来源于人民、法制公平的宪政国家。这也是孙中山的梦想，中国只有走到那一天，才能够说长治久安。 第二，台湾问题。香港问题解决后，中国最大的统一问题就是台湾问题。本来想在我的任期内有所突破，但还是没有解决。台湾问题现在在政体上是差距在拉大，解决这个问题我是看不到了，你们那一代人也未必能解决。但我想这个问题上有三点你们要把握好：一是不到万不得已绝不动武，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二是大陆的经济要奋起直追，你穷下去就永无希望。三是在政体上大概一国两制还不够，一种可能的方式是联邦制宪政之路。中国经济上强大了，政治上又有民主和法制的共和体，台湾问题才有可能迎刃而解。 第三，发展问题。上面两个问题的基础还是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而这个问题的核心是发动老百姓去干，而不能只是我们政府干。要千方百计让全国人民的脑袋来代替总书记、总理的脑袋。我们再聪明也聪明不过人民。我们的政府管得太多了，要尽可能少管，经济上老百姓和市场都比我们的计划聪明。我想，只要坚持开放改革，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放手让老百姓去干，也就是坚持不断地发展经济民主，每年增长速度都超过7％是大有希望的，坚持下去，持之以恒，等你们交班的时候，中国或许就成了一个小康国家了。     第四，中美关系。中国对外关系中最重要的是中美关系。我想了想，一百年来，对中国欺侮最少的大国就是美国了。退回庚子赔款让中国人去美国留学不说，八年抗战，美国的援助比苏联要多得多！抗美援朝与美国打仗是金日成和斯大林加给我们的。美国是世界第一强国，中国的发展和统一都绕不开美国，世界和平和发展也离不开美国。现在为了稳定和发展，我们只能是韬光养晦，绝不冒头，没办法，我们能力不够，手段有限嘛。但是，到了你们那一代，办法可能会多一些。我想假如我们要学习美国宪法，美国人会不开心？为了国富民强，我们党让人民当家作主和富强的理想不变，但名字是否也可以考虑改成人民党、社会党之类呢？我想，名字一改，中美关系马上会改善。总之，到了你们那一代，手段会多些，办法也会多些。你们也要开明些，灵活些，要有所作为，不要像我们这一代人这样僵化和死板。只要为了国家利益，为了人民利益，实事求是地去做，就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第五，问题是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必然现象，社会成本很高。这个问题今后会有人来翻旧帐。你动用了军队，也死了人。虽然没人下令开枪，但责任是躲不掉的。但更大的历史责任在于国家前进了还是倒退了？国家是混乱支解了还是稳定发展了？真正对历史负责的人不怕这种责任。尤其要做领袖更得要有担当。到了你们那一代，也不知会出什么样的事情。或许是，或许是七四，但你们一定要有对历史和国家的责任感，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只要对中国进步发展有利，对提高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有利，该怎么干就下决心怎么干。回答这一类问题的根本方法不是去争论，而是实实在在把国家搞好，让人民生活一天比一天好。有人告诉我，党内人才是一代不如一代，我看得依什么标准。论文才飞扬，我比不了毛泽东。论意志坚定，你们可能比不了我。但论科学理性，论勤奋努力，论民主开明，可能会是你们的长处。总之，不要怕事，不要怕祸。要敢闯敢干敢负责任。当然，也不要一朝权在手就惹是生非。要不惹事，不生事，干实事，敢负责。有了这种态度，历史也会对有一个理性的说法。 第六，制度建设。除了第一个政体改革需要在宪法制度上下大气力外，还要在党内、政府内的政治制度搞一些持之以恒的建设。像今天我们只能是小圈子选江泽民，小圈子选你们。这是历史，没有办法。但这办法不能长期下去。最终，领导人还是靠人民来选。不能靠小圈子和枪杆子。最好是从基层的民主建设抓起。今后我们再也不是枪杆子里出政权了，也不能仅靠枪杆子来维持政权。古语说是得民心者得天下。我看得靠实事求是的本事，靠真理和民心民意来维持和完善政权。你们要有这种观念，今后主要是靠老百姓的税收来养政权。你要老百姓养你，你就必须去代表民意和服务民意。这事从上到下搞风险大，但必须买验。不搞的风险更大。合理的办法是从下到上慢慢演进，先把基层工作做通，农村包围城市，这样风险较小。就像我们八十年代的农村改革一样，先从农村基层的大包干抓起，而后是乡镇企业，再而后是城市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制度改革也可以这样去摸着石头过河。不要急，但也绝不能不去开拓进取。  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你们和我家的一些个人问题。先说我家吧。我家现在不发愁。朴方服务于残疾人，三个丫头都有自己的事干。我担心的是质方，他是一介书生，不善与外人交流与投机，不能让他从政或搞理论研究。他要经商就由他去吧，但你们要帮我监管他，不能让他搞大，做一个普通人最好。瑞林也算是我家的成员了，你重点就去军队发展吧，努力做好泽民同志的部下。另外是关于你们两位，虽然都5 0岁上下，但你们能走到今天我看是也有本领。在苏东问题爆发后，我曾给政治局说要沉着应对，稳住阵脚，冷静观察，韬光养晦，绝不冒头，这话也适合于你们。尤其在泽民他们主政时，你们要用这20个字去做好助手。今后当你们主政时，这20个字仍是做大事要注意的。只是在20字后面再送你们四个字：有所作为。” 一口气说了这么多，老人突然显得有些累了。  三个人认真使劲地在笔记本上写着，他们被老人的言辞和嘱託震撼了！在他们手上，在他们心里，他们都深深感到，这可能是他们人生道路上非常重要、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一种庄严的历史责任感涌上了他们的心头。 从这天起，这三个当时还不大显眼的人物，逐渐走到了中国历史的前台。 老人的眼光，一直在苍天关注着他们。         （摘自沙士著《遗嘱》明镜出版社2003年8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