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化的战略选择研讨会纪要‏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2009年8月8日，中福圣山研究所举办了中国民主化的战略选择研讨会，来自国内民主界、法律事务界的十几位人士参加了这次会议。以下是根据发言录音所整理的会议纪要。 陈天石： 欢迎各位朋友参加中福圣山研究所举行的中国民主化的战略选择研讨会。今天的研讨会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三位主题发言人和三位评议人的发言；第二阶段是嘉宾的自由讨论。   主题之一：群体性事件与中国民主化的战略选择 发言人：丁谷泉 一、群体性事件的界定   2009年的中国在进入六月份后热起来的不仅仅是天气，还有民众的心。轰动全国的邓玉娇案以定罪免罚"清零"收尾；江西南康6-15群体性事件以政府主动迅速的废止清理整顿家具市场的有关文件而平息；湖北石首群体性事件在抢尸争夺战持续了八十多个小时后由上万军警清场结束。而新疆7-5事件的爆发导致了近两百人死亡，数千人受伤，该事件的后发影响正在发酵中。在此背景下，如何来理解和定位群体性事件对于中国民主化的影响也就成为了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对于"群体性事件"的定义，官方出版的《预防与处置群体性事件党政干部读本》认为群体性事件"是指聚众共同实施的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章，扰乱社会秩序，危害公共安全，侵犯公民人身安全和公私财产安全的行为。"[1]官方对于群体性事件的定义是从社会治安的角度来讲的，然而在官员腐败、司法不公的社会体制下单纯用合法性来定义群体性事件并不能反应出其实质特征。《预防与处置群体性事件党政干部读本》认为群体性事件具有群体性、利益性、突发性、对抗性、危害性、变异性、扩散性的七大基本特征。[2] 于建嵘先生将群体性事件进行了一个初步的分类，他认为群体性事件中主体80%以上是关于维权的，另外一些就是社会纠纷、社会泄愤和聚众犯罪。而他认为维权性群体事件的首要特点是利益之争而不是权力之争。相当多的群体性事件并不是政治问题，而是经济问题，是可以用人民币解决的问题。[3]于建嵘先生对于群体性事件的分类更多的是从群体性事件的原因、目的等方面也进行划分的。他之所以这样划分也是为了说明这种群体性事件并非街头政治，而只是"抗议政府不作为、乱作为，是为了解决一些实际的利益问题，但没有明确的政治诉求，不是为了推翻政府并且取而代之。"[4] 的确，目前群体性事件并没有明确的政治诉求，也不是为了推翻政府，但这些并不能否认群体性事件作为政治行为的性质。因为无论是维权性群体事件还是"社会泄愤事件"，它们所针对的对象更多的是政府部门和官员，虽然其动机是为了利益或者因其正当利益没有得到满足而进行泄愤，但是这种利益本身就是涉及到对于地方政府和官员权力的限制。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不受权力的非法和不正当的干预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这样的抗争行为本身也是一种政治行为，也会对中国政治产生一种压力。 查尔斯·蒂利在研究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转型问题时敏锐的注意到了抗议性的集体行动对于制度化政治的促进和推动社会结构变迁的重大意义，并且由此而开创了他的"抗争政治"理论。而在他的"抗争政治"与民主化的政治过程是一致的。在他看来，民主化意味着政府官员与人民是"同呼吸共命运的平等关系"，意味着人民对政府人员"有约束力的协商"，意味着对人民（尤其是少数人）免遭独裁行动侵害的保护。[5] 关于抗争政治，在西方政治社会学的理论更多的是关注社会运动。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赵鼎新教授将集体行动看作是与社会运动、革命同一范畴的三个概念。他认为，集体行动，就是有许多个体参加的、具有很大自发性的制度外政治行为；而社会运动就是有许多个体参加的、高度组织化的、寻求或反对特定社会变革的制度外政治行为；而革命，则是有大规模人群参与的、高度组织化的、旨在夺取政权并按照某种意识形态对社会进行根本改造的制度外政治行为。[6]从以上三个概念的界定中，我们发现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即它们都被看作是制度外的集体性政治行为，从而与选举等制度内的政治集体行动相区别。 那么如何定位和理解我国的群体性事件？它的发展趋势以及它对中国民主化的影响如何？这是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     二、当今中国群体性事件的发展趋势   （一）数量与规模的增长迅速   近十年来，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扩大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不仅数量增长迅速，规模的增长也很迅速。据有关部门统计显示，1993年我国发生社会群体性事件0.87万起，2005年上升为8.7万起，2006年超过9万起，并在2007、2008年度一直保持上升势头。[7]不仅群体性事件的数量在大幅攀升，单个群体性事件的规模也曾明显放量的趋势。如果按照官方内部对于群体性事件级别的划分，参与人数达到1000人以上的为最高级别的特别重大群体性事件。但是，从最近发生的群体性事件来看，几千人的群体性事件频发，其规模还在不断扩大。最近的南康事件中参与人数有上万人，石首事件也达到了七万人。   （二）地域的广泛性、主体的多元化   目前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地域已由局部地区向全国性扩展的趋势。90年代末的时候由于企业改制，下岗职工多，群体性事件多发生在东北老工业基地。近年来，环境群体性事件逐渐增多，这些主要发生在浙江、江苏、福建、广东等沿海一带经济发达地区。08年之后，由于越是落后的地方，官员的腐败也就越严重，民怨积聚甚深，群体性事件在全国遍地开花。从西部的甘肃陇南、贵州瓮安、陕西府谷，到南部的广东惠州、云南孟连、湖南非法集资事件，然后到中部发生的江西南康、湖北石首。还有兰州、重庆、三亚、汕头等市的出租车罢运事件。我们会发现，目前群体性事件在全国范围内都曾爆发趋势，发生的地点也从中小城市向大中城市扩张。 从参与主体来看，群体性事件的参与者也从过去所谓的"边缘化"社会群体向主流社会群体蔓延的倾向。群体性事件的参与者，不但有传统意义上的弱势群体，如下岗职工、农民、农民工，而且进一步发展到在职职工、医生、教师、知识分子，工商业者和个体劳动者，有复员转业军人和大学生，甚至还有一些是党员和干部。[8] 在最近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中，为了争取自身利益的参与者的人数所占的比重并不大，相反，更多的与事件无直接利益的围观者越来越多，这是新时期群体性事件一个新的特点和趋势。   （三）对抗性的强化与理性、和平方式的增多并进   目前，群体性事件的行为方式有两个方面的演进，一方面群体性事件暴力性、破坏性日益增强，对抗性不断被强化。另一方面，新形式的和平性群体性事件也在不断出现。 早期的群体性事件不仅在人数上要少很多，而且在行为方式上也相对温和，大多采用的是集体上访、静坐、撒传单、示威等非暴力手段。然而，近年来群体性事件表现出了明显的激烈对抗情绪和暴力化趋势。由于政府的处理方式，使人民群众相信他们的问题是"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这也就使得围堵、冲击党政机关，堵塞交通，掀警车、砸机关的牌子、烧房子等暴力性行为不断增加。不仅如此， 另一方面，出于安全性和策略性的考虑，在一些环境类群体性事件中，理性、平和的"散步"、"过马路"等方式的群体性事件也在不断增加。比如，厦门的"PX"项目、上海磁悬浮事件等等，这也表明了目前群体性事件中行为方式的多样化。   （四）网络通讯在群体性事件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   在信息化时代，信息的传播的手段多样化、便利化、国际化，使得群体性事件的影响力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被扩展开来。手机拍照和短信可以迅速与国际化的互联网相连接，使得广大网民的行动力和影响力可以马上聚焦于特定的群体性事件，从而扩大群体性事件的关注度，这在一定程度上又会给群体性事件的参与者和围观者舆论上的支持，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增加他们参与的安全感。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调查中也发现，近几年来发生在互联网内外的群体性事件出现了交织放大的趋势，增加了群体性事件的处置难度和防范阻力。随着我国网民激增，群体性事件的形成途径和传播方式都发生了显著变化，出现了网内网外互相推动、互相影响的新特征。[9] 新疆7-5事件发生后，当局对于新疆地区的断网行动也是害怕这种网络通讯的影响力。不仅如此，当局加强了网络封杀的力度，将并未有意碰敏感话题的嘀咕、做啥等微博客网站与最大的学术性网站天益一起封杀了。从09年元月份的"反低俗"，到六月的绿坝，尤其是新疆7-5事件之后的一系列封网行动，这一切都表明了政府最近对于互联网的恐惧和强烈的控制欲。 互联网媒体的发展，使得网络媒体对于公共舆论的影响力不断的扩大。而网络媒体与以往的纸面媒体和电视媒体的一个很大的不同地方在于，网络媒体的报道有互动的功能。网民可以针对网络上的报道回帖表达自己的看法和意见，这也就使得网民对传媒的内容具有一定的重新解释权。不仅如此，博客的盛行，尤其是微博客的发展，使得信息的内容不再像以前的官方媒体那样的"官腔化"、"政治化"，而是更加的多元化、开放化，再加上如今网络媒体的传播速度快，范围广。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很难像以前控制传统媒体那样的掌控公共舆论，如果政府采取断网、封杀网站和博客等方式来强化网络媒体管理，这也只能更加增公众对于官方媒体关键性的政治新闻不信任感，使更多的人学会运用翻墙工具获取信息。   （五）组织化与政治化趋势出现   群体性事件作为集体行动来讲，一般是相对自发形成的，组织性并不强。但是，近年来出现的群体性事件都表现出了很强的组织性和计划性。"群体性事件的组织化程度的提高，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事件发生前领导者周密的组织安排。另一种情况是在事件发生发展过程当中，临时群体发展成为有组织的群体。"[10] 比如各地出租车的罢工就需要一些核心成员的秘密准备和策划，从而使得众多的参与者能够按照预定计划和预定步骤统一行动。而在另一些群体性突发事件中，由于持续的时间较长或者由于处置不力，多次反复。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群体性事件参与者中就会因为成员之间的互动，逐渐产生出"领袖人物"、核心成员，使得群体内部会呈现出结构性特征，具有一定的组织性。 从群体性事件发生的起因来讲，事件发生的原因大都是由于事件的发起者和参与者认为他们合法的利益不能得到维护和满足，并没有涉及到政治问题。但是，很多群体性事件在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当事人并没有能满足他们的要求，而且还采取一些强硬手段打压，处理手段的不当使得事态不断的恶化，以及众多围观者的同情和支持等因素的影响下，群体性事件的参与者就更容易把原先的以追求维护其利益的特定目标这样的一种现实性冲突转为以仅仅以进攻和破坏为满足的非现实性冲突。而在这种非现实性冲突的对象大都又是党政机关，这样很多群体性事件就由非政治问题转化为政治问题了。     三、影响群体性事件发展的宏观因素分析   即使在一个健康的社会里，各样的社会冲突也是不可避免的，群体性事件也是一个社会常态。衡量一个社会是否健康合理的标准在于这个社会体制对于各样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具有多大的容忍度和消化力。群体性事件是跟社会的变化、价值的冲突以及目标实现手段等方面有密切的关系。但是，如果我们具体要研究并试图找出群体性事件的充分必要条件以及这些条件之间的固定逻辑关系，这样的理论框架架构将是十分困难的，也不是本文所要讨论和关注的重点。本文将借用赵鼎新教授对社会运动研究的变迁、结构与话语三个基本视角来，探讨群体性事件的宏观结构，也由此了解中国当前的这样宏观结构会对中国的抗争政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和作用，从而为中国民主转型的战略选择提供一些参考。   （一）社会变迁与群体性事件   从社会变迁的角度来看中国近百年的变化，百年前清政府以预备立宪来维持其统治，试图通过探索新的制度和体制来化解内忧外患的困境。然而，在社会变革的巨大压力下，革命胜过了改良从而执掌了中国社会变迁的话语权。革命对传统中国社会的破坏力是巨大的，暴力革命缺乏正义的根基便塑造了一批信仰强权即真理的成王败寇式的英雄人物。暴力革命带给中国人的只是改朝换代的战争创伤。而拆毁中国传统文化，将文化政治化的运动造就了一个行政化、政治化、同一化的精神与物质双清贫的中国。 1978年至今，三十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加速了中国社会变迁的速率和幅度。李强教授根据市场化的运作机制将中国30年的经济改革分为了三个阶段。前十年是商品市场机制的建立，而这种价格机制的改革所引发的社会矛盾是以80年代末的悲剧为惨痛代价的。进入90年代后国家着重进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为了增强国有企业的活力，后来其改革的核心是劳动力市场机制的改革，其结果是制造了庞大的下岗职工群体，也使得农民工成为了新的社会群体。中国的社会层次分化明显，新旧群体的变化加大。在这个过程中，伴随着城市化与住房商品化的进一步发展，城市居民拆迁户成为了一个新的利益受损群体。而医疗改革使得中国看病难成了一个社会问题，教育产业化的结果是大量的大学毕业生毕业即失业。第三个阶段是进入21世纪后的金融信用市场化实验。股票市场的暴涨暴跌，房地产市场的疯狂，再加上世界金融风暴的冲击，使得中国的资本和金融市场危机重重。中国的经济也遇到了瓶颈和巨大的困难。 伴随着经济的开放，中国的文化多样性也初步具备了，然而，利益和权力主导的改革也导致了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的流行，人们的道德底线不断被打破，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连食品安全等关乎人民切身生活的基本需要都成为了一项社会问题。在这样的社会变迁背景下，由于权贵精英与民众的裂痕不断加深，形成了孙立平所谓的"上层寡头化，下层民粹化"的趋势。精英联盟寡头化的结果之一就是权贵集团侵占了其他阶层的发展空间，使得更多的民众成为了被掠夺的对象。根据格尔的相对剥夺理论，当社会变迁导致社会的价值能力小于个人的价值期望时，人们就会产生相对剥夺感。相对剥夺感越大，人们造反的可能性就越大，造反行为的破坏性也越强。他把这个过程称为"挫折–反抗机制"。不仅如此，由于一些制度原因和官员腐败导致的对失地农民和城镇居民等群体的绝对剥夺。这些利益受损群体的正当诉求，又不能通过行政、司法权等途径有效的予以解决，相反，他们的强硬和蛮横的做法不仅阻碍了公力救济的渠道，也更加加深了公众的不满情绪。这种普遍的相对剥夺感以及一些群体中绝对剥夺感的产生也是理解群体性事件中"无直接利益者"参与增多的因素之一。也正是因为这样，在现今的中国，一个小的案件都可能成为引燃干柴的烈火，使其演化为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   （二）社会结构与群体性事件   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不仅仅是社会变迁因素造成的，这也跟社会结构有很大的关系。下面，笔者将从社会组织结构和政治结构对于群体性事件的影响进行探讨。 无论是关于民主化理论研究还是对于社会运动理论的研究，西方学者都很关注社会组织在这个过程中的影响和作用。康豪瑟在《大众社会政治》一书里提出了大众社会理论。他认为，一个正常的社会结构应该包括政治精英、中层组织和民众三层。中层组织能够承担很大一部分社会的功能，一个发达的中层组织能够降低一个社会发生超大规模社会运动和革命的可能性。而当社会中层组织薄弱时，民众有可能受到精英的直接操纵，也可能通过民粹主义手法直接控制精英，从而构成容易出现政局动荡甚至极权主义运动的"大众社会"。康豪瑟强调，大众社会容易出现政局动荡甚至极权主义运动，而在极权主义运动下建立的政权只能是极权政体。[11] 在中国的这种威权体制下，国家对于中层组织的控制是极其严格的，中层组织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前不久，公盟被取缔也揭示了中国中层组织所面临的悲惨境遇。中国中层组织的相对薄弱使得民众在其正当利益得不到满足的时候便会将矛头指向政府；在民众的冲突不能通过中层组织的调解和缓冲的情况下，如果政府也没有能够为其有效的解决这种冲突，民众也会将矛头指向政府。这样，民众对于社会的不满也就直接转移为对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及官员的不满。这也就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也为群体性事件的多发孕育了丰厚的土壤。 虽然目前群体性事件多发，但是这种集体行动并没有发展到社会运动的层面，这也跟当前社会结构组织化的不足有很大关系。现今很多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都不是由于NGO之类的中层组织来运作和推动的，基本上都是事件的发起者和参与者自发组织形成的。一般中层组织并没有直接参与到事件的过程中去。邓玉娇案中公盟委派律师的介入，以及邓玉娇案各类后援团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组织在事件中的巨大影响力和实力。但是这仅仅是针对个案的结果而言，中国社会还没有足够的组织力去推动社会运动的发展。而且政府是很害怕这种组织力的，公盟仅仅在一些个案上做了一点点事件，都不能为当局政府所忍受，那么照现今的形势看来，发展多样化的独立于国家的社会中层组织的建立更是难以实现。这样所产生的后果只能是更加激化群体性事件更加的走向暴力化和无序化。 从中国的政治结构来看，由于法治的缺乏，官僚阶层的腐败就像中国社会的癌细胞一样不断的扩散。马克思所谓的阶级矛盾在现在的中国直接表现为官民矛盾，这也就直接威胁了国家的合法性基础。现代国家的合法性一般是来源于意识形态、民主选举或者绩效。但是，现今中国的意识形态已经破产，民主选举只有形式没有内容，而国家绩效的合法性现在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一般来讲，国家的绩效合法共有三个维度：即经济表现、道德表率和国家防御。[12]在如今政府官员常常被与二奶、小蜜以及腐败联系起来的社会，政府的道德已经破产了。这种道德的破产不仅使得政府缺乏了用道德话语来管理国家的权柄，相反，道德话语权反而被民众所占据以挑战政权。这也是群体性事件能够一呼百应的原因之一。至于国家防御问题，军队国家化便可解决这个问题。目前，中国政府绩效的合法性仅仅是依靠经济表现了。但是中国经济能否持续稳定的发展下去存在很大的疑问，一方面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自身遇到了瓶颈，需要进行转型；另一方面由于金融风暴的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经济发展的困境直接威胁着国家的合法性。 而中国作为一个政体与政府合一的威权国家，任何对于政府的挑战同时就是对政体的挑战，这种情况下，面对社会危机，中国很难通过政府重组来缓解矛盾，相反，政府不得已而采取的压制政策和手段更可能激化社会矛盾，使得中国社会更加的激进化和极端化，这对于中国社会的危害是更大的。   （三）话语与群体性事件   虽然目前我国群体性事件并没有达到高度的组织化的社会运动阶段，但是群体性事件还是跟一些"话语"相关联的。2003年开始兴起的维权运动使得"维权"成为了中国社会运动的口号。最近几年，大规模群体性事件频发也是在"维权"话语的背景下产生的。于建嵘先生通过初步的分类，得出结论说80%的群体性事件是维权性群体事件，这也是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维权话语对于群体性事件的潜在影响力。 在群体性事件从产生到发展的过程中，行动者和参与者以及一些公共知识分子也在努力生成一些"话语"。这些话语对于解读群体性事件有着重大的意义。例如"俯卧撑"、"躲猫猫"、"欺实马"等话语的出现，本来是政府为了掩盖真相而给出的一个说法，但是这种行为的"非意图性后果"却是进一步解构了政府的公信力，同时也为下一个更大的群体性事件的发生积累了具有更大影响力话语的基础。 09年年初，针对政府有关部门的网络封锁行动，网民自发的追捧"草泥马之歌"的网络群体性事件便是巧妙的运用"草泥马"话语嘲讽"河蟹"的虚拟空间群体性软抗争行为。而在邓玉娇案中，抗暴英雄、玉娇龙、玉女邓玉娇本身就成为了一个旗帜。当局政府迫于舆论的压力，最后以防卫过当定罪免刑之后，还以其家人之口将邓玉娇改名为邓清零。将邓玉娇事件的影响清零，这也是在试图将邓玉娇这个符号和话语予以解构的做法。 不仅如此，地方政府在对一些重大群体性事件定性时，总是喜欢用"广大不明真相的群众"的群众来搪塞事件发生的原因。石首事件之所以持续了80多个小时，参与群众最多时达到上万人，其主要的行动就是围绕着警方和武警的抢尸与民众保护尸体的争夺战展开的。为什么这具尸体这么重要？因为尸体是真相得以大白天下，是使群众得以明白真相的关键。群众将保护尸体与明白真相联系了起来，形成了强大的话语权和号召力。然而，之所以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不在民众而在于政府已经失信于民。新华网上也曾登载了《瞭望》新闻周刊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媒体评群体性事件 群众\'不明真相\'是官员失职"，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批驳了地方政府以"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不明真相的群众"、"黑恶势力幕后指使策划"等话语对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定性的做法。 因此，群体性事件发生后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解构原有话语和意识形态以及能否生成有影响力且能够被广大群众接受的话语对于促进社会变革的社会运动和革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四、群体性事件、社会运动与革命的关系   西方现代社会学理论把集体行动、社会运动和革命看作是不同性质的事物，并发展出了不同的理论。但是，赵鼎新教授从国家社会关系的视角出发，认为这三者并没有根本性的差别。三者之间的相似之处还在于它们之间是能够相互转化的。比如，许多革命性运动（如欧洲早期的共产主义运动）在发展过程中逐渐转化为改良型的社会运动，而有些社会运动却在一定条件下被激化为革命。[13] 那么，就中国具体情况而言，群体性事件能否从集体行动转化为社会运动和革命呢？首先，从集体行动向社会运动转化的可能性和条件来探讨，社会运动相对于集体行动而言，它具有组织化特征，并有一定的话语和符号性行为。那么，集体行动要向社会运动转化首先必须解决其组织化的问题。这种组织化的实现需要完成两方面的任务，一个是多重社会网络对于民众的组织和动员能力，另一个是在统一部署和战略安排下采取恰当的行动。 虽然国家目前的管理体制将公民的结社自由限定在有限的范围内，但是中国的广大农民、工人、访民群体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组织化的特征，虽然这种组织并没有得到法律的认可，但是这并不妨碍它们事实上的存在。这种潜在组织虽然并没有大规模的公开活动，但是它已经为进一步的组织化提供了可能。 群体性事件要实现统一部署，那么它的抗争能否从单纯的利益之争走向拥有共同目标和集体认同，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威权国家来讲，众多群体性事件的起因都跟政府的不作为或者腐败有关，当民众因为或者仅仅是认为政府的腐败危害了他们的正当利益时，他们中部分人便会选择抗争维权的方式，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遭遇打压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这种情况下他们会更进一步的将矛头由指向地方政府和官员转向整个的政治体制。他们会意识到要求民主法治才是能够更好的维护自身权益，以及争取更多的权益的手段。 而这种共同目标和集体认同的建立是需要一些标志性群体性事件为基础的。虽然在这类维权群体性事件中，很多是目标合理而手段不合法的情况，但是这种群体性事件爆发对于民众维护自身"权益"意识有很大的提高。群体性事件的多发一方面暴露了地方政府的弱点，展现了民众力量的壮大，另一方面民众也会从已经发生的众多群体性事件中总结经验，在学习原有的抗争方式和手段上进行适当的创新，从而发起更为有影响力，更为有效的抗争，从而使得群体性事件具有了模仿性和扩散性的特征。当群体性事件这样的集体行动多发，而且造成的影响越来越大的时候，它也向其他人证明了集体行动的可能性，并且给其他人指明了道路，为那些确实资源贫乏的群体提供了机遇。6-15南康事件成为了一个成功的群体性抗税事件，它的模范效应也将会导致更多的群体性抗争事件的产生。这样所产生的间接后果是有更多人的权利意识被唤醒，也有更多的人成为了潜在政治的参与者。从维护自身经济权益开始的群体性抗争行为也将成为维护民众政治权利的群体性抗争行为的开端。这也就为维权类群体性事件进一步的社会运动化奠定了基础。 不仅如此，群体性事件频发也为民主法治这一共同目标的形成和认同感的加强提供了机会。例如访民群体在经过多次的群体性上访，采取各种形式的抗争手段，最后问题仍然不能得到解决，相反还为此受到了各样的打压和迫害后，他们将这一切的原因归因于官员的腐败和政府的专制统治，于是他们在进行一些群体性抗议活动时便打出了民主、法治的旗号。事实上，对于自由民主法治的理念早已深入到了民众的心里，只是直接提出这些话语来发起社会运动需要的是政治机遇。群体性事件频发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在创造一种政治机遇。因为群体性事件间接的促进了民间力量的壮大，也强化了共同目标意识和集体认同。 然而，如果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政府对于群体性事件和社会运动一直采取强硬的措施进行打印，不能够将其制度化，这种民怨不能够被制度化的社会冲突模式排解掉的话，民怨的积累必将导致民怨的沸腾，此时，暴力的革命模式的可能性便会大增。这不仅对于当局政府来讲是非常危险的，对于中国民主化的转型是非常不利的。不过如果体制内当权者能够意识到这种危险的存在，他们也会采取适当的让步或者妥协来缓解这种压力。 就西方国家的现代化经历而言，"社会运动和革命同时促进了西方各国的改革和民主化进程，而这种改革和民主化反过来又改变了西方社会的集体性抗争事件的形态和性质。西方社会中的种种集体性抗争事件就在这样一个互动中不断的改变其性质，并且逐渐被部分地或者是全部的纳入制度轨道。"[14]，中国的群体性抗争如何在互动中改变其性质，并被纳入制度化的框架内，这对于中国的民主化影响意义深远。     五、群体性事件与中国民主化的战略选择   那么群体性事件究竟与中国民主化有什么关系呢？虽然有一部分群体性事件是采用散步等和平、理性的方式进行的，但是最近一两年来，以08年瓮安事件为标志，我国群体性事件的街头化、暴力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对抗性愈来愈强。从表面上看来，这与民主化所追求的规范、平等、协商和保护是相背而行的。这样的话，群体性事件究竟是引向了暴力革命的去民主化还是促进了民主化的发展呢？ 群体性事件暴力化趋势以及对抗性的加强不仅对于社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也对地方政府和国家政权的合法性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在官方媒体对于群体性事件的一些反思中，有很多是对于地方政府与民争利，地方政府官员贪污腐败，玩忽职守以及处理问题蛮横、简单化等问题提出的批评和建议。由于群体性事件频发而且其社会危害性在不断加大，这不仅冲击了当局政府的合法性，也对于其威权统治构成了巨大的威胁。 另一方面，适度的暴力为群体性事件的解决增加了砝码，可以更好的促进双方的协商与妥协。南康事件中，上万人上街堵塞交通，掀翻警车。当局政府马上公开宣布废止南康市的不合理政策，防止事态扩大。这里也就涉及到社会抗争中暴力的运用问题。有学者研究台湾的暴力边缘论在台湾民主转型中的贡献后指出，"当党外阵营有能力把抗争群众推至激情边缘又停在红线之内时，群众抗争的强度愈大，政府响应其诉求的强度也愈高。政治民主化也就在一次又一次的抗争和响应中发展。"[15] 目前我国的群体性事件并没有实现组织化，也并没有形成党外阵营。但是，群体性事件的很多参与者对于暴力的运用也在有意无意之间把握了暴力边缘的精髓。例如，南康事件中掀翻警车，以及石首事件中用石头打跑武警等行为具有暴力性，但是这种暴力的使用并没有越过必要的红线。而新疆7-5事件中，部分激进分子打、砸、抢、杀的暴力行动因为越过了红线，为警方的镇压提供了口实，这也使得维族同胞为其抗议行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抗议效果事与愿违。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群体性事件对于促进中国民主化进程的贡献，即群体性事件对于当局政府的合法性构成了巨大的冲击。这种冲击所带来的影响力扩大了民众对于群体性抗争的预期，也使得群体性抗争行为的社会动员能力得到很大的提升，这些又会反过来改变当局政府对于处理群体性事件的后果评估，从而促进政府在一定范围内妥协走向协商的道路，这是走向民主化的道路。无论当局政府是采取强硬手段还是采取妥协措施摆平群体性事件，这种冲击和对抗会促进和迫使当局政府由"专政思维向宪政治理的思维转变"。[16] 在这种治理思维转变的过程中，当局政府对于民主化的进程并不会持积极的态度，相反，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其民主化进行压制。在这种民众的抗争与当局的压制的互动中，如何进行民主化的战略选择在一定程度上也就决定了中国民主化的进程。但是，怎样进行战略选择这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这里需要强调的战略选择的几大目标。 首先，民众群体性的抗争要产生一定的影响力足以使当局政府愿意通过协商等方式来予以解决。那么要达到何种影响力才能产生这种效果呢？从规模和强度来衡量的话，第一，抗议的范围要从地方性向全国性发展。第二，抗议的人数要达到万人以上。第三，抗议能够获得国际舆论的支持。第四，抗议的群体尽可能去阶级化、去阶层化，让威权者认识到这是全体人民的愿望。 第二，群体性抗争的领域要尽可能从个体的利益向公共空间和公共政治的领域发散，使得这种抗争从个体性、私人性向群体性、公共性转变，从而能够动员更广泛的群体，实现更远大的目标。 其次，争取群体性的抗争的手段和方式，例如游行、示威、罢工、静坐等抗议方式被制度化。在我国游行、示威、罢工等自由还没有被制度化的情况下，群体性抗争不仅要考虑如何实现其目标，也要考虑如何使得他们抗议的方式能够被容忍，从而使得他们能够持续的抗争下去。从当局政府的角度来看，在游行、示威、罢工等抗议方式已经普遍化的情况下，如果继续将这些抗议方式视为非法并不能阻止民众继续采用这些方式，并且造成了民众在这个过程中伴随着更加激进的行为，更容易激化矛盾，还不如将这种抗议方式制度化，为其划定界限，也有利于维持社会的秩序和稳定。这样也是实现了双赢。 最后，群体性抗争要尽可能构造政治认同。在底层民众中工人、农民、农民工、民办教师、退伍军人等群体中，包括在中产阶级的白领阶层构造公民政治的政治认同并非难事。如何使更多的精英转变政治认同，这是需要策略和政治机遇的。比如，在经济危机的情况下，当局政府一方面可能会因为自身的财政问题而加大民众的税负重担，从而损害了部分经济精英。另一方面，也可能会因威权者的危机处理的方式不当造成了更严重的后果，使得部分精英背叛威权政体，转向支持公民政治。 在一定程度上，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的抗争，也会在正反两个方面为精英创造了政治机遇："从反面说，他们的活动为上层精英的镇压提供了依据；从正面说，政客们可以抓住由挑战者创造的机遇，宣布自己为民众的领袖。"[17]不过，在中国抗争要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才能为精英创造政治机遇还有待观察和探讨。 总之，群体性事件如何引发更进一步的政治抗争，这是中国民主化战略选择中的关键一环。民众和反对派精英如何能否作出有效地战略选择，促进社会抗争的持续化、组织化和意识形态化，使得抗议行动能够改变民众对威权政权的认同，降低威权统治的合法性，加速统治阶层内部的冲突和矛盾，给威权者造成更大的政治压力，这也就决定了中国民主转型的进程和方式。         注： [1] 《预防与处理群体性事件党政干部读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2] 同上注，第17-22页。 [3] 于建嵘："理智对待不同性质的群体性事件"，南方日报，2009-04-09，http://opinion.nfdaily.cn/content/2009-04/09/content_5049752.htm。 [4] 于建嵘："刚性稳定 中国社会形势的一个解释框架"，《腾讯评论：燕山大讲堂》，http://view.news.qq.com/a/20090515/000033_1.htm。 [5] [美] 查尔斯*蒂利：《欧洲的抗争与民主（1650–2000）》，陈周旺、李辉、熊易寒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3页。 [6] 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第2-4页。 [7] 赵鹏、刘文国、王丽、周芙蓉、杨琳："瓮安\'典型群体性事件\'的警示：底层民怨不容忽视"，《瞭望》新闻周刊。2008年9月8日。http://news.ifeng.com/mainland/200809/0908_17_770991.shtml。 [8] 《预防与处理群体性事件党政干部读本》，人民日报出版社。第44页。 [9] 郭奔胜、季明、代群、黄豁："网络内外群体性事件有交织放大之势"，《瞭望》， 2009年06月01日。 [10] 同上注7，第47页。 [11] 同上注，第89页。 [12] 同上注，第130页。 [13] 同上注，第303页。 [14] 同上注，第303页。 [15] 徐佩甄、黄春兴："暴力边缘论对台湾民主转型的贡献"，公法评论网，http://www.gongfa.com/html/gongfazhuanti/xianzhengzhuanxing/20081118/60.html。 [16] 范亚峰："治理群体性事件需要宪政新思维"，公法评论网，http://www.gongfa.com/html/gongfazhuanti/zhengfaxi/20081128/111.html。 [17] [美] 西塞尼*塔罗：《运动中的力量：社会运动与斗争政治》，吴庆宏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119页。   主题之二：民主转型战略选择理论研究综述 发言人：汪正飞 民主转型战略选择理论研究综述 维基百科这样定义战略选择理论：在这个理论中、外在环境的势力和变量活力十足，而商业战略受到这些因素之间互动的影响。[1] 政治理论中的使用战略选择理论，是与对民主转型的研究联系在一起的。可以从客观与主观两个路径来解释民主化。客观路径的解释是以某种决定性的力量，而主观性的解释则采取某种非决定性的力量。按照这样的划分，现代化解释、结构解释、进化论解释及历史唯物主义解释属于客观路径。与此相对应，转型解释和政治文化解释则属于主观路径。 以解释模式为标准，解释民主化的战略有两类：宏观取向和微观取向。宏观取向的研究注重探寻客观条件，例如经济和社会条件，使用决定论的语言。微观取向的研究把注重力集中于政治本身而不是政治之外的东西，集中于政治行为者及其战略，强调利益和洞察力，把问题看成是关于可能性和选择的问题。 根据以上分类，对于民主转型的研究所采用的是主观进路，解释的战略则是微观取向。这个分类同时也是战略选择理论模式被运用于民主转型研究的理论背景。然而，就具体的、更为细致的对于战略选择理论模式的探讨则是首先从企业领域中的开始的。 战略选择理论在商业中是作为组织理论被提出来的。约翰·柴德在1972年发展出战略选择理论。在这个概念中，裁决者的融入是新的。柴德把这群管理者成为主导因素的联合。概念的结构涉及决策者通过一个三步的过程达到组织决策及/或战略选择。1.对现有环境的评估；2.找出外在战略；3.达成内在战略。[2] 本文首先简单对战略选择理论在企业中的运用做一简要的讨论，并试图概括出这个理论的一些特点。以此为前提，本文分别探讨了民主化转型中、战略选择理论的两种类型：政治精英理论为基础的战略选择和以企业家理论为基础的战略选择理论。 一、企业关系中的战略选择理论   （一）奥地利经济学派关于企业的理论   1.方法论的主观主义及个人主义   主观主义是奥地利学派的最突出的方法论原则，也是它们研究人类行动总的途径，该学派许多独特的看法正是来自主观主义。 奥地利学者认为，只有人类才能对外部物质和社会世界具有感觉、理解和知识，并用来指导和塑造行为。作为个人所采取的行动，他对外部世界的理解无论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信息匮乏和认知能力的限制，都是在他主观认知的情况下做出的。如果我们不考虑人类的感觉、知识和计划，我们就不能了解人类行动的意义。因此，主观主义的核心要点是：社会科学的解释必须从行为者的主观心理状态出发，这需要社会科学家认真地对待情景和理解的作用，并认识到正是行为者的主观感受驱动着他们的行为，而不是客观的现实构成了这种状态的基础。奥地利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提出了批评，他们认为，一般均衡理论的效用最大化是决定论的，它没有为真正的主观行为留下任何空间，在这种理论中，行为者实际上不存在真正的选择。[3] 方法论个人主义这个术语最初是由熊彼特在1908年命名的。其含义是所有的社会现象原则上只能用个人的特征、目标和信念来解释。对哈耶克和其他奥地利学者来说，自发秩序的演进是由主观感受所驱动的行为无目的地社会结果，因此，方法论个人主义是主观主义的必要补充。 2.市场过程的不确定性   奥地利学派对市场持有一种过程的观念，市场过程是由制度框架所维系的自发秩序，它是在个人行为者面对局部无知和变化不能预料的情况下通过交互作用而"突现的"。 因此，对于奥地利经济学来说，展示给我们的是一个内生的真正的不确定性、本质上对未来的无知和无尽的开发的理论框架；在这里，急剧的变化、新奇、适应性、选择等等变得特别有意义，从而不存在均衡方法所设想出来的虚假的问题，企业家作用特别是其动态的发现过程置于中心位置，与这个过程相伴随的则是主观的、个人的、异质的分散的意会性知识。[4] （二）工业经济关系中的战略选择理论   1.传统工业关系的模式   战略选择理论是当美国的工业关系迅速变化时发展出来的。在那个时期，因为绝大多数与影响的理论是在美国工业关系的实践处于相对稳定的时期被提出来的，其结果是过于静态。津济舍斯基的研究发现，当体系的基本参数开始变化时，它们无力解释行为。例如，当乐普的体系模式在1960和1970年代受到了广泛的接受，但这个模式中有一些反常现象。[5]   首先，这个模式不能预测在其之后工会的衰落，而传统的模式假设劳动工会在他们的雇佣关系中是一个常量。第二，传统的模式假设存在一个一致同意的意识形态。但根据这些模式，我们不能说明在工业关系中、管理上的价值、战略及行为是否变化。第三，传统的工业关系模式把管理看作是对工会要求、压力及提议的回应。但是有许多管理上的提议和变化影响了美国工业关系的转型，而他们是发生在管理之中。因此，他们通过发展出战略或者说战略选择的概念给工业关系理论注入了一个更具活力的因素。他们试图表明，工业关系的实践和结果是由环境压力、工会领导、工人和公共政策决策者之间的互动塑造的。   2.战略选择理论的研究路径   战略选择理论是从考虑外在环境中那些影响雇佣关系的相关力量开始的。变化着的外在环境促使雇主在他们竞争性的商业战略中做出调整。在做出这些调整时，考虑过的选择范围被过滤、限制，为的是与关键决策者头脑中固有的价值、信仰和哲学取得一致。因为选择也根植于特定的历史和制度结构，在任何给定的时间，可行的可能选择部分地受到先前组织上决策的产出及当前在工厂内部以及它和任何工会、政府代理机构或者与它打交道的其他外在组织之间的权力的分配。[6]   因此，工业关系的过程和产出是由环境压力和组织上的反应之间不断展开的互动决定的。环境或各方反应的相对重要性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化。因此，劳动或产品市场的变化并不单独产生作用、或者以一种独特或决定性的方式运作。这样，劳工、管理层及政府各方的选择和裁决影响了工业关系体系的过程和结构。同时，历史在塑造可能的战略调试之幅度上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3.工业经济关系中的类型   根据津济舍斯基的研究，工业关系中关战略选择理论的研究主要包括一些几类。 首先，一些经验性的研究得以进行，以确定工业关系体系的转变是战略选择理论中所暗示的那样。 其次，一些田野研究或个案研究得以展开，以检验战略选择理论。 第三，一些利用统计分析的测试假设的研究也得以开展。它们弥补了每一个案研究中普遍性的局限并为战略选择理论提供了可靠性。 概而言之，学术界已展开了大范围的研究以检验战略选择理论。虽然每一理研究都有其方法论上的局限，但从整体上看，他们促进了战略选择理论的巩固和测试，提供了重要的结果并弥补了各自的缺陷。 它意味着这个理论处在演化中，通过热心的工业关系研究者的努力，学者们能建立起一种更为综合的理论。 二、战略选择模式的政治精英理论路径   （一）政治精英与战略选择理论   1．政治精英的分析路径   战略选择理论是政治精英理论在政治转型研究中的运用。[7] 战略选择理论首先关注统治精英与反对派精英直接的关系。按照精英主义的观点，一个社会中总是存在着主导、控制社会的统治精英与争取自主、自由的反对派精英，统治精英与反对派精英之间的冲突、斗争以及它们在政治舞台上更替往往会使社会朝向更为多元化、自由化的方向发展，从而促使社会不同趋于民主化。 其次，战略选择理论分析了统治精英内部的关系。这种关系是许多转型学者研究的重点。在战略选择学者看来，政治转型主要是统治精英内部权力斗争的结果。政治转型的动力来自于统治集团内部的强硬派与温和派之间的分歧导致的政治对立。统治精英内部的不同派别基于自己的利益与政策主张，各自联合相应的力量，根据特定的主张形势制定不同的政治战略。这些战略的实施结果表现为政治转型的实际状况。 在民主转型的研究中，以政治精英理论来进入战略选择模式的代表是特里·林恩·卡尔和菲利普·施密特，他们在《拉丁美洲、南欧和东欧的过渡方式》一文中具体分析了战略选择模式的要素及涵义。 2.政治精英理论与战略选择   政治精英理论认为认为,精英(指的是统治精英,"是由那些曾经、正在或将会拥有权力的人物构成",是一个集团,一个"权势重大的群体","包括家族、金融联系、血统渊源等等")是政治权力生活中永恒的推动力,必须以它为核心才能理解政治过程的本质和走向;民主化转型是政治精英战略选择行为的结果,转型动力来自于原统治精英内部保守派与改革派之间由于政策分歧而产生的派别对立。[8]     （二）政治精英理论进路的关注点   特里·林恩·卡尔和菲利普·施密特主要从三个方面具体论述了战略选择模式的理论背景。   1."创始契机"的问题   这两位学者采用归纳法来观察欧洲和拉丁美洲的经验。他们发现微小的差异和一些次要的选择很可能产生重大效应，并把一种制度引向全然不同且持久不变的方向。根据这个发现，他们对传统民主化概念所作的重大修正，认为并不存在着导致某种民主化后果的唯一条件。因此，民主化研究必须寻求对民主政体可资以出现的各种不同情况，达到一种依实际经验而定的、合情合理的理解。 契机问题涉及主观意图及各种不确定要素，如战略抉择、变动不居的联盟关系、新出现的过程以及从一种政权过渡到另一种政权的顺序等方面。与传统的客观化研究方法不同，政治精英的研究方法把民主化看作复杂的历史过程，可以分解为不同的阶段，如过渡、巩固、坚持、以及最终的失去巩固。   2.应变与可变性   战略选择理论强调在既定环境中，行动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在政治精英理论看，应变（Contingency）后果较少取决于围绕围绕常规化行动的客观条件，而较多依靠围绕独特的战略抉择所作的主观评价。具有强调集体决策和政治相互作用的优点。当然，政治精英理论也看到了唯意志论的危险，提出明确地限制与具体的过渡时期和最终置于结构–历史的约束框架之中。 3.可比性问题   他们在对南美民主转型的研究中，显然意识到了结论的可比性问题。在对南美的研究中，他们把每一案例都在视为独立发生的事件。没有任何国家对过渡方案的选择受到控制，以至后果可归因为某个外来"霸权"国家的影响。结论之一是，外部因素的作用比较小。这一假定不适用于东欧和中美各国，因为南欧和南美各国的过渡方式都施加了"自我限制"，东欧和中美各国的经历则不一样。 两位学者对南美民主化转型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探讨了下述假说，从独裁统治到民主的过渡所取的形式，是民主制能否出现的主要决定因素。我们把以前的精英继续统治政治生活的情况同他们的地位已为群众运动所取代的情况加以区分，还把行为者选择的战略是多边妥协还是单方面的强加加以区分，我们得出的结论最可能导致政治民主的是"依靠协定过渡"，其次为"依靠强加过渡"。[9]   （三）政治转型的进程与战略选择理论   1.政治转型的方式与路径   特里·林恩·卡尔和菲利普·施密特从政治行为者的战略变化来划分政治转型的属性空间。他们认为，政治行为者的战略选择促成转型，而战略的具体内容导致政权变革的具体形式，相信"行为者及其选择的战略界定了转型从而发生的基本属性空间，而两者（战略选择与社会、经济、政治条件）的具体结合方式则界定会发生哪一类的转型"。由此出发，卡尔和施密特以转型过程中纯粹采取强制的战略到完全多变协定的战略为一个坐标，从转型的动力是来自下层社会还是上层集团为另一个坐标，构造了一个矩阵图。[10]   2.政治转型的理想类型   根据这个矩阵图的两个坐标之间的关系，两位学者排列出了政治转型的四种理想类型：一是协定，即转型是由各派精英经过协商而达成多变协定；二是强加，即精英分子使用武力推推翻掌权者而单方面有效地促成了政权转变；三是改革，来自社会的下层群众被动员起来，把政治妥协的结果强加于现政权而无需诉诸暴力；四是革命，群众发动武装起义，推翻以前的统治者。在这四种类型之间存在着更多的混合类型。现实中发生的政治类型，大多数是以混合形式表现出来的。 过渡时期的政治前途极为不稳，它要受到难以预见的不测事件、正在展开的过程和非故意的后果等因素的影响。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的"正常"约束似乎暂时归于无效；行为者常常被迫在思路未清时便仓促作出选择；他们往往缔结短命的和机会主义的联盟。[11] 三、战略选择模式的企业家理论路径   与战略选择的政治精英理论理解不同，赫希曼、普沃斯基、及唐奈尔在对民主转型的研究中，则采用了类似于企业研究中的战略选择模式。赫希曼·O·阿尔伯特1965年著的《改革交易的模型》，普沃斯基·亚当在1986年著的《民主化转型中的一些问题》以及唐奈尔·归勒姆在1985年著的《当代拉美民主巩固研究中的注解》可视为这个路径的代表作。在他们研究的基础上，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政治科学教授：大卫·科利尔及德波拉·L·诺顿在1992年合写了《 拉丁美洲政治变化中的战略选择模式》一文，评估了战略选择理论模式在拉丁美洲政治研究中的运用。[12] 两位作者讨论集中在赫希曼对"改革交易"的分析、普沃斯基对于民主转型的"关口"模式，以及唐奈尔的民主巩固模式。这个模式的基本组成部分得到了检验，包括行动者的界定、分配的偏好、联合的关口、对于既定产出可能性的认知以及改变这些产出实际发生的和预计成本的努力。这些模式之间的关系、以及拉美研究领域更为熟悉的视角因此得以探讨。这个模式特别强调了不确定性以及政治领导人对不确定性的创造性利益。然而，它们与其他的传统研究也有很多共同之处。 （一）战略选择分析的方法论基础   1.战略选择理论的方法论基础   企业家理论进路对于战略选择的分析路径是一个建立在个体选择模式上的分析视角，它关注塑造决策场域的战略。这个路径与理性选择分析及博弈理论有着紧密联系。理性选择分析可以被理解为假定行为者根据成本和收益的评估来作出选择这类路径的一个宽泛标签。博弈理论是对明确关注行为者互相依赖的分析更为专门的标签。与博弈理论类似，战略选择模式涉及了行为者、其他游戏者如何行为的博弈，但这个路径同时强调影响这些游戏者选择的努力。与博弈理论相比，战略选择分析趋于更少的形式化，利用的前提假设也更少。 2.战略选择理论的组成   在企业家理论的研究进路中，战略选择理论的基本组成部分是选择和战略。通过个体选择，这个模式强调了行为者的裁决。经济、文化、制度都不会完全限制行为者。这个模型不包含政治产出绝对的外在决定。很明显，选择受到场域和场域中变化的影响。但最终，行为者的裁决意义重大。一个战略是一种用以增强取得某些目标，比如改革或民主可能性，之行为的集合。战略在连续性和意图上会有不同，其范围包括从单个、独立的决定到复合的、相互影响的一套选择。无论复杂性和连贯性的程度如何，战略的每一部分包括了目标导向的选择。政治产出来源于不同行为者战略选择之间的互动。 3.战略选择理论的认识论基础   企业家理论进路重视的是未知性、不确定性对于参与者决策的影响。大卫·科利尔及德波拉·L·诺顿强调，在很多方面，战略选择路径关注实际政治中的"平淡之处"。它建立在政治生活中相对说来比较明显的事实上。比如，政治领导人建立联盟以促进他们的目标，领导者应该在赢得或留住支持者与激怒反对者之间取得适当的平衡、必要时使它成为一种非零和关系。 以此为观察工具，他们看到了对于拉美政治传统研究模式中的缺乏，没有一套系统程序来把惯见到政治现象与对拉美领域理论化的社会科学联系起来。这个受到检视的模式值得注意，恰恰在于它们提供了这样的联系。 （二）战略选择模式所用的建筑材料   两位学者比较了赫希曼、普沃斯基和唐奈尔三人在拉美政治研究中所使用模式的不同，这三种模式既在实质性的重点上不同，又在他们所利用的专门材料上有差别。 赫希曼关注的是，政治领导者如何通过塑造政治联盟，特别是通过影响特定的产出，比如革命，预知的可能性来增大改革的可能性。他既考虑赞成或反对一个单一改革的决策，有关注两个改革同时考虑时所出现的联盟式选择。这允许引进联盟转换和交易，也即在不同的事情上交换支持这样的战略。 普沃斯基对于威权主义解体的分析是通过考察促进这样一种解体的风险进行的。如果威权政权很强大，反对政权的风险会很高。然而，一旦政权开始动摇，风险就下降。进一步说，当政权解体的关口临近、政治进入成为可能时，反对派行为者面临着行事太晚、而非太早的风险。普沃斯基的模型关注这些风险，以及当解体到来并过去时、对风险认知的变化上。 唐奈尔的模式检视了在威权主义转型以后的这段时期，并探讨了民主巩固及重新回到威权主义的战略。如同普沃斯基一样，唐奈尔关注关口（threshold）。但在这个情形中，目标在于阻止赞成解体的联合到达危险规模。他不仅分析那些赞成解体者主观上的成功可能性，而且探讨了其他有可能影响行为者支持潜在政变的成本和收益。总之，象赫希曼和普沃斯基的一样，唐奈尔的模式关注以改变选择得以进行的场域为导向的战略。 在大卫·科利尔及德波拉·L·诺顿的研究中，对于战略选择模式的不同可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分析。[13] 1．行动者及优惠分配（Actors and Preference Distributions）   普沃斯基区分了三种界定行为者的路径。第一种关注与相对传统式的机构、阶级和社会部门有联系的团体和组织；第二种路径是"优惠中心"，直接通过他们的战略立场来界定行动者；第三个路径关注风险厌恶。通过建立在优惠中心的视角之上，它强调了行为者捍卫他们立场的坚定性。 普沃斯基采取了第三种路径，把风险厌恶当作他的中心议题。他特别运用了风险厌恶的程度来区分赞成及反对民主转型的行动者。相反，唐奈尔和赫希曼则主要运用了第二种路径，即优惠中心的路径。 2.关口（Thresholds）   联合形成中的关口，以及对于这些关口位置的确认，这些同时是唐奈尔和普沃斯基分析的中心。对于普沃斯基来说，关键关口在于这样一个点上：联合包括了"必须且足够数量的行为者、以促进朝着自由化运动的成功"。唐奈尔的博弈版本与此类似。在面对关口时，行为者对他们立场关注本身激发了特定种类的行动，没有人愿意站错队。 3.主观概率(Subjective Probabilities)   影响"中立"行为者决定是否加入一个特定联合的关键因素是，他们对于其成功可能性的认知，换句话说，在于它的主观可能性。在建立联合的博弈中，将来产出的真实价值及取得他们的可能性难以预料。虽然博弈者在老虎机中可以精确计算不同产出的可能性，但政治游戏没有如此精准的可能性。行为者必须尽其可能地判断联合，这有赖于他们的认知。因此，考虑加入联合的行为者决策的基础不只是建立在"客观"形势上，而是同时建立在他们对于形势的认知、以及他们对于未来发展不可避免的预测上。其他希望影响他们决策的行为者会寻求改变这些认知。 4.变动的成本(Changing Costs)   可以通过改变成本和收益来影响产出。在民主巩固的游戏中，资产阶级和军队都可以被阻止，不至发展成为保守派的模型。如果他们已经处在那个模型中，至少可以阻止他们采取朝着民主解体的中间立场。 5.信号与沟通(Signals and Communication)   对于行为者的估算而言，产出的主观可能性至关重要。对于成本和收益的主观评价同样重要。传递信号或沟通的过程极大影响了这两类主观评价。在民主巩固的例子中，巩固者不仅要改变成本，而且要宣传改变。 导致政治选择的认知，部分建立在专门的信号上。通过信号、以及对信号的支配，行为者可以改变决策所依赖的认知。 （三）对于企业家进路的评估   如同政治精英理论进路一样，战略选择模式在企业家理论进路的运用同样受到限制。大卫·科利尔及德波拉·L·诺顿从对于场域的契合性、与其他研究传统的关系，以及限制和选择三方面来评估了这个模式的有效性。 1.对于场域的契合性   在一些环境中，这些可能不适合。尽管模式中所分析的宽泛主题（改革和民主）是拉美政治中的永恒话题，这个模式的形成与特定的场域有关。 2.与其他研究传统的关系   首先，唐奈尔对威权主义的兴起与演变的探讨常常被看作是、在采取结构主义视角的新马克思主义中常见的一种阶级分析的形式；其次，唐奈尔的早期作品比后期作品带有更多的决定论色彩；第三是资源的问题，战略选择模式强调了行为者可以自行裁决，然而，裁决的范围有赖于资源及对资源的限制。 3.限制和选择   尽管有这些交叉处，结构路径与战略选择模式的确在追求一些不同的东西。与结构传统内部的一些研究探讨结构性的限制不同，这些模式把低可能性看成机会。因而，战略选择模式的一个重要贡献在于鼓励由赫希曼所倡导的可能主义视角。它降低了限制的重要性，转而关注结构性变化的可能性。   总结：战略选择理论是作为组织理论、首先在企业中发展出来的，奥地利经济学是它的理论基础。由于主流企业理论不能解释在变化不居的市场过程、企业的行为，学者们开始关注企业家理论，战略选择理论也随之被引入了对工业关系的研究中。在政治学界，随着对拉美政治转型研究的深入，战略选择模式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在这个模式内部，又有政治精英理论和企业家理论两种研究进路。       主题之三：中道取势与战略选择 发言人：范亚峰   中国问题非常复杂，整个探讨过程中，我们需要把握的变量非常之多。这里有一个基本原理的问题，如果基本原理犯了错误，后果将非常严重。中国民间力量之所以一次又一次受到重大挫折，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是不长记性的民族。中国人勇敢有余、智慧不足。在近一、二百年中国民主宪政的运动中，死伤人无数、却没有长记性，原因之一在于我们缺乏对于真正道理的探讨。我所探讨的题目是"中道取势与战略选择"，今天主题发言的安排也是一个暗合。丁谷泉探讨的是群体性事件实践之势，汪正飞探讨的是战略选择之理；我探讨的有两个关键词"道"与"势"，道是理论，势是实践，我的发言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中国近30年每隔十年就会形成民间力量的高潮，同时在高潮的最后的一两年也会受到打压。从80年到89年天安门事件,以"六四"血案结束；从90年开始一直积累到98年、99年，以对民主党、法轮功的镇压而结束；从2000年以来社会兴起维权运动，这种维权运动形成了互联网、媒体、政法系及民间组织、家庭教会、草根维权、民间外交、自由主义理论、民间财经这几个板块的相互整合，到08年-09年进入民间力量的高涨期。在高潮期，08年刘晓波被抓捕、09年许志永被抓捕，都是官方力量和民间力量的冲撞。这样的打压可能还会继续，但结果很难预料。2009年8月份，中国的整个时局处在一个变化莫测的阶段，用风云诡谲来形容毫不夸张。2006年，高郭被抓标志着中国维权运动的一个重要低谷。总结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的三十年历史，中国局势的特点是每隔10年为一个高潮。在每一个推向高潮的起承转合中，关键是5和6这两年。1985年有反日"9·18"游行，1986年的学潮导致胡耀邦的下台，这两年是1989年更大的学潮导致了赵紫阳的下台的预演；1995年因组织自由工会、当时很多人被抓捕，这个事件是1998年组党、1999年法轮功失败的预演；2005年太石村事件和蔡卓华案件的成功、《亚洲周刊》风云人物推出14个维权律师，06年高郭被抓、年底高的缓刑，这两年是08和09年的预演。08年底发生宪章事件，09年公盟刚刚出事。在历史表象背后有其内在机理，如果不去深究，很多时候会轻易放过。 我讨论的既是战略，又是策略，是以中国文化为进路的。因此，今天的探讨在风格上并不是以非常抽象、成熟的理论化语言来进行。根据自己二十多年来对于中国文化的思考，我将对中道和政道的思想做一个初步总结。 一、势的概念 势这个概念是我今天探讨的中心。在我所提出的场气势身道的中道五论中，势即其中之一。对于势的概念，我遵循中国哲学的传统，不给"势"下定义，而是探讨势的三层涵义。势的第一层涵义是潜势、是潜伏的势，第二层涵义是对立而互动的两极结构，第三层涵义是趋势。 首先来看第一层—-潜在的势。势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艺术等等都有关系，今天探讨的侧重于势与政治的关系。前面谈到，05、06两年是08、09年代前兆和预演，这就是一个基于潜势的判断。在每一个从00到09的10年中，从00年开始，发展到5和6两年，很多东西都已经有了潜在的机理。相对于9的高潮而言，在5和6中暴露出来的东西，已经预测了未来的成功或者失败。从这个角度看，2005的成功和2006年的失败，实际上遵循了两条路线。2005年是中道取势的思想占主导。当时的群体，高智晟、张星水、滕彪、郭飞雄、王怡、陈永苗、许志永，包括我在内，构成了蔡卓华案的律师团；后来又成功运作了太石村事件、临沂案、陕北石油案等一系列重大个案。2005年是中道路线的范例，到了2006年，这个阵营开始出现了分化。激进派以高郭为代表；温和派以许志永为代表，包括笔会；中道派以本人为代表。分化的直接后果是，激进派受到挫折。从中道派向激进派跃进，不管出于什么心态，都必然会遭到失败，这是一个基本的预示。当然，分化也有是从中道派退向温和派的。 潜势为什么重要呢？这里涉及了中国文化悟性智慧的精髓所在。中国人特别强调"几"、"几微"，"扼杀于萌芽之中"、"一叶落而知天下秋"，这些都与潜势有重大关系。从老子到姜太公，一以贯之的是"鸷鸟将飞而先退缩"。 第二层是对立而互动的两极结构，这也是势论的精髓所在。动态分析的关键之处就在于把握对立而互动的两极结构。后面几部分的展开，包括势与新关系主义、中道取势与战略选择，其核心都是以对立而互动的两极结构为基础的。对立而互动的两极结构与中国的阴阳哲学理论有关，这里先不展开。 第三个是趋势。所谓大势，"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孙中山言，"世界潮流，浩浩汤汤，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孙中山提出两个概念，引导中国历史直到1980年。影响前四十年的概念是所谓"创立民国"。1949毛泽东创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很多方面仍然延续了中华民国这个主题，所不同的是旧三民主义和新三民主义之间的区别。第二个概念是"以俄为师"。直到1978年、邓小平的改革提出以英美为师为止，这个概念一直影响着中国历史。中国人非常强调对大势的判断，所谓"英雄造时势"在根本意义上是不可能的。秦始皇、孙中山、毛泽东都不过是历史大势的工具。从这方面看，中国文化有着宿命论的倾向。 理解民主化是大势所在，这一点非常关键。现在很多人津津乐道的"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实在是不察大势、不明大局，在民主的见识上连中共还不如。中共领导人，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江泽民，到胡温，都明白民主是中国不可逃脱的民运。他们所玩的游戏只是给民主加上各种限定词，诸如，"社会主义民主"、"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新民主"等等。民间力量阵营不要因为觉得刺眼而忽略大势。构造认同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教育中国人，在目前的这场危机中，除了民主化、别无其他选择。   二、势与新关系主义 第二个方面是势与新关系主义。首先来讨论势的四个层次，就是劣势、均势、优势和胜势。基于这四种势的分析，我们对于自己所处的态势、力量对比可以有准确而清晰的判断。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民主化进程，就全局而言，正处在从劣势到均势的转换中；就局部而言，比如说家庭教会板块，已经取得了优势、甚至是胜势。从大势上看，政府已经不会采取大规模的打压，家庭教会已经取得了胜势。把四层势论与七板块相结合，就能对七板块进行定量分析。比如法律人板块，2009年处在劣势，构不成任何的均势，这是令人遗憾的。按理说，法律人共同体应该从劣势转变为均势。为什么会出现高峰的时候蜂拥而上、低谷的时候一哄而下的状况呢？关键在于法律人共同体没有解决好内部培训问题、没有解决构成认同等一系列原则问题。从劣势转换成均势，这是需要条件的。互联网媒体处于优势；草根维权处于从劣势，局部处于均势，个别个案处于胜势；民间外交处于劣势，局部处于均势，极个别个案处于优势；自由主义理论处于优势，官方意识形态基本上崩溃；民间财经处于劣势。对于四层势论，我特意强调它在每一板块的运用，这是因为我关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总的来讲，民间力量经过近10年和前20年的积累，至少三个板块形成相对优势：第一个优势板块是自由主义的理论：人权、法治、民主的原则和理论已经深入人心、无法扭转，形成优势甚至是胜势，传统的专制思维和人治思维已经不得人心；第二块是互联网，中国有三亿网民，互联网开放的、匿名的扁平化的特征使得传统单一化的控制模式很难有效打压和应对。尤其是2009年以来，反反低俗和反绿坝战役都取得了胜利，虽然最近某些网站收到挫折，但总的讲，互联网已经形成优势。第三块是家庭教会，经过1949年以来到现在60年的积累，保守地估计，中国的基督徒也有7、8千万，全国各地非官方的家庭教会，有强大的综合力量而且具有丰富的承受逼迫的经验。这三个板块是中国民间社会力量的基石。自由主义理论、互联网和家庭教会是中国未来走向民主法治的最坚强的基石，有这样一个三角的稳固的基础，我们就可以判断中国的民间力量不会有灭顶之灾，有人认为"公盟"事件标志着中国NGO的灭顶之灾，这个不符合事实。像李凡教授评价的，中国的家庭教会占民间力量的50%以上，中国政府没有能力将家庭教会的力量除掉，也绝没有能力将人权民主的理念从民心中彻底除去。所以从长远来看，这三块板块的力量会继续成长，从局部来看，会有一些类似打压"公盟"的事情出现。   势的类型则探讨势的四对范畴，这就涉及到刚才所讲的对立而互动的两极结构。了解中国哲学的人都知道，对立是无处不在的，这就是矛盾的普遍性。我这里列出了势的四对范畴，这并不意味这其它对立范畴不重要。实际上，还有无数对立互动两极结构有待我们去探索。我对势的分类受到毛泽东的影响。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书中讲到内线中的外线、防御中的反攻、持久中的速决。在我的分类中，内线中的外势转化成内势与外势；防御中的进攻转换成守势与攻势；持久中的速决转换成慢势与快势。在这之外，我加上了一个"高势与低势"，内势与外势、守势与攻势、慢势与快势、高势与低势就是我关于势的四类分析范畴。实践证明，这四对分析范畴是非常有用的。中国的民间力量处在以体制为中心构建起来的格局之中，内势与外势可以理解为体制内与体制外、内线中的外线。内势中的外势这一概念的涵义是，目前我们还处在体制内的势力还远远大于体制外的势力的阶段。在战略上，内势中的外势就是向内收、向外攻，对内要防御、对外要进攻，这就要求我们避免做内线的决战，不能毕其功于一役。高势与低势涉及到大众与精英的关系。群体性事件是大众的游戏，战略选择是精英的游戏。群体性事件与战略选择就是探讨精英与大众的关系、也即我所说的高势与低势的关系。在总体上，现在处于低势有余、高势不足的态势。如陈子明先生所提到那样，中国民间力量下层结构很充分，出现了无数的小教会、无数的维权律师、无数的维权小平台，但缺少中层的结构、中型的组织。象全国性的行业协会、农民协会、工人协会、律师协会这样的组织基本上还没有。从高势与低势的角度思考，未来而言，最重要的是高层和中层结构的建立。再下来就是慢势与快势的关系。中国民主化是一个持久战，但在局部要打速决战。集中优势兵力的能力非常关键，教会维权从游击战向维权运动战以及教会运动战转变。教会打阵地战是要条件的，阵地战拼的就是消耗力量，2008年守望教会的登记、坚持福音聚会就是阵地战。在过去六十年中，家庭教会是整个中国民间力量中唯一获得优势、乃至胜势的板块，其他民间力量应该从家庭教会的成功中汲取智慧。第四对范畴是攻势与守势。对于党国体制，很多人错误地以为，只有拼命发动进攻、才能获得胜利。孙子兵法说，"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这个原则是非常关键的。单个地看，维权个案没有任何意义。先谋求发展自己、而不是进攻，从孙子兵法到毛泽东，这是共同的东西。党国体制只能是自我解体，只有共产党才能战胜共产党，只有共产党才能消灭共产党，这一点正符合阿多尔诺的否定辩证法所揭示的。共产主义政党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一定是自我否定、自我摧毁。在中国民主化过程中，美国的影响力微乎其微，真正的机会来自于中国共产党内部。民间力量很多年没有弄懂守势与攻势这一范畴。实际上，防御永远比进攻更加重要、守住自己永远比进攻更重要。 新关系主义中的理势相成涉及到中国哲学中的道与势的关系。理势相成、理势合一是王夫之哲学的核心范畴。在《矛盾论》、《实践论》这两本最重要的哲学著作中，毛泽东对于王夫之理论的借鉴是非常深刻的。毛泽东思想结构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马表法里"是对传统"法、术、势"思想的创造性转化。法被转换成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共产主义的道、毛泽东思想的道。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势论，即所谓的"矛盾论"，"矛盾论"和"实践论"是毛泽东"理势相成"和"理势合一"思想的关键。"中道取势"概念是对于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创造性转化。中国要实现民主化，就必须返回到王夫之的理势相成和理势合一的儒家思想中去、对其做创造性的转换。这个转化就涉及到道与势的关系、涉及到我提出来的新关系主义。   三、中道取势 第三部分是中道取势的思想。第一点是以中和对极端。李猛先生在十多年前就有一个断言，党国体制未来必然会越来越黑，中国的情况会越来越糟，事实证明了李猛的判断是正确的。以此为背景，中道取势所讨论的第一个原则以中和对极端。在面临任何打压的情况之下，态度要变得更温和、更加低调。这就涉及到整个西方政治哲学自古希腊以来的一个核心问题，政治就是驯服、就是驾驭激情。后极权也称威权，极端是它的特点，手段日趋极端，比如公盟142万的罚款，"义人平"的非法印刷。按照这个推算，中国的民间组织没有一个没有问题，要么是经济问题，要么是合法性问题。在这个情况下，民间力量面对打压所采取的编码核心在于以中和、中道对极端，这是中道取势最为核心的符码化。 中道整合的第二点在于内外之势、高低之势的合一。我的论证可以破除"中国民主化会导致分裂"这样一个非常低劣的命题。中国中道整合的两条动员路径是维权运动和家庭教会，它们共同的特点是整合的合力型。中道整合把孙中山和毛泽东地域分化、阶级分化的社会力量转化成了整合性的社会理论，这与民主和统一、乃至于边疆民族问题的解决是一致的。这就是高势与低势、外势与内势合一的涵义。 第三点是策略问题。从孙子兵法可以引出了三点，形势、虚实和奇正。根据李世民对孙子兵法的研究，虚实二字是其核心。我的研究总结为十二个字方针—-"审时度势"、"避实就虚""守正出奇"。这十二个字奥秘无穷，虚实是关键，守正出奇也很重要。老子说，"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奇正之变是这里面的关键。理解2009年中国的局势非常难的，但经过对其底部的认真研究后，我们认为其中还是有机理可寻的。很多趋势性的东西、潜势性的东西，我们很早就已经提出来了，事实证明这些判断是正确的，关键在于对这十二个字的理解。 最后一点就是道势相成、理势相成，既要有理论，又要有实践，理论要和实践相结合。孙中山说过，高深的理论是革命的基础。孙中山的过人之处在于，当时只有他认识到，既要搞起义，又要有理论。对于当前中国的形势而言，党国体制的最大危机是理论方面的、是意识形态的危机，这是无法通过修补来解决的。理势相成，说到底就是，理到了极致就是势，势到了极致就是理。实践失败了，是因为理论不行；理论失败了，是因为实践不行。理论不行，是因为没有实践能力；实践不行，是因为理论上没有过关。这就是理势相成的涵义，它秉承了中国哲学的传统。   四、战略选择的几个问题 第四方面讨论战略选择的几个问题。第一点，中国民主化最核心的关系是处理好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这个命题我很多年前就提出了。亿万富翁都知道，共产党让发财、他才能发财。亨廷顿讲民主化转型是类理性选择，是一种计算。天皇为什么要投降？因为不投降，日本就完了，一百年也起不来。日本人的智慧就在于他们知道，再抵抗下去就不行了，大和民族会彻底完蛋、大和文化将完全不存在。中国共产党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它有着高度的统治经验，是高度理性的政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是最重要的关系，这一点是很多海外民运人士所不能明白的。这里又有三种模式。第一种是零和模式，就是你死我活、不共戴天，海外民运人士采取的就是这种模式。第二种是非暴力不合作模式，以郭飞雄为代表。这种模式的幼稚之处在于，非暴力不合作模式不符合中国国情。李凡教授提到，非暴力不合作模式都是有特定宗教背景的。1905年的俄国革命是以东正教为背景；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是以印度教为背景；马丁·路德·金的民权运动是以基督新教为背景。在中国这样的没有宗教背景、信奉无神论和唯物主义的国家，搞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结果必定是碰得头破血流。第三种模式就是本人所提出来的，基于孙子兵法的全胜策和不败模式。什么是全胜策呢？根据孙子兵法，全胜就是多赢、共赢。凡政党都是自利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着其自身核心利益的政党，如果能把握住中国共产党的动态核心利益，就能与它建立恰当的关系。所以，中道模式也可以叫全胜模式、不败模式。理解到这一点，大家就能明白，我们的运作成功是有战略思想和战略选择基础的。 第二点，民间力量联盟走间接路线，也即走游击战和运动战的路线。1989年和1998年民间力量失败的原因在于，它们走的是直接路线，都操之过急、想一次解决。 第三点是和平转型的战略选择，在暴力与非暴力之间不提非暴力、而提和平转型。台湾的转型不是非暴力，而是暴力边缘理论。事实上，世界各国的非暴力运动从来都不是没有暴力，在甘地和马丁·路德·金的例子中都有暴力。他们所讲的非暴力指的是不用机枪、装甲车，不搞武装斗争，非暴力就是有限暴力。到了中国，非暴力成了绝对没有任何暴力，这和非暴力差别巨大，这在很大程度上误导了中国的民主化运动。今天我们在理论上清理的任务还很繁重。在过去三十年中，中国民主化运动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尚未形成深厚的积累。当然，这也符合理势相成、理势合一的道理。实践上失败，是因为理论上不行；理论上失败，是因为实践中走不下去。   夏可君： 亚峰的思考很系统，人民宗教理论还是在里面解构、拆解它，是从内往外走，这次彻底出来了，达到了更高的境界。王夫之说"势之必然处，得理，自然成势"；马克思也认为，理论只要彻底、就能把人抓住，共产党的成功也在于它的理论深入人心。 我首先谈一下势的三层结构：潜势、对立而互动的两极结构与趋势。为什么基督教在中国取得了胜势、而其他的民间力量则没有？这值得我们认真地去思考。我的想法是，正因为基督教无势，所以才能取得胜势。基督教的胜势，恰恰在于它没有力量基础，这是一个悖论。基督教在中国是一个新的势力，民主相对于中国传统，也是一个新的势力。从无势到胜势的转变，是通过信仰的力量、通过借势来实现的。民主为什么不能如基督教那样取得胜势？这是因为它在理论上不彻底。中国的民主化、自由到底怎么走，目前还没有一个系统的理论。中国的民化主尽管可以借古典政治哲学、现代的民主政治理论，但还不清晰、不彻底，特别是它没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基督教在中国取得胜势，不是靠着声势，而是靠着借势、靠借着中国人的身体，基督教给了中国人带来了生命政治。在过去三十年里，中国人的身体被征用、剥削、压榨、不尊重，无论是有钱还是没钱、当官不当官，中国人没有尊严。在基督信仰里，中国人找到了尊严，这是与道成肉身相通的。道借着中国人身体、中国人的生命，形成了一个新的势。 第二，孙子兵法的最高奥秘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与曹志所说的同归于尽形成了对比。如何解决同归于尽命题的困境？最高的策略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战还没有打，我就赢了。党国提出了否定辩证法，但老子说"将欲毁之，必先固之"，这与孙子兵法的不战而屈人之兵有相通之处。为了毁灭它，我在策略上先加强它。维权运动通过加强民主、法治来毁灭党国体制。民主化如何学习借势？诸葛亮的谋略是借，"草船借箭"；基督教是借中国人的身体，使中国人重生。民主化如何借共产党的力量？这需要大智慧。 补充两点，第一，势这个理论有些理想化。它之所以不好规定，是因为混沌。第二，中势是韩非最重要的理论。理想化的法控制一切，这是不可能的；最低端纯粹是利益、是术，这也不可能。韩非认为法律不可能统管一切，术玩的是阴谋诡计，也不好。所以，他提出了一个中间的状态，叫中势。   孟元新： 丁谷泉的文章通过对国内外学者研究成果的概括，区分了群体性事件的三种因素：真相、公义和利益，其中各个因素之间又会有交叉，比如说真相和公义、真相和利益的结合。最近发生了一些重大事件，在邓玉娇事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对真相的诉求；南康事件中则主要是利益因素在起作用。用利益、真相和公义三因素来分析，事件的原因在于政府方面掩盖了事实真相，部分原因也在于利益方面的考虑。文章对于群体性事件发展五个趋势的分析很全面，同时也要看到在网络重视程度上、政府超过了民间，中宣部提出了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概念。 丁谷泉的文章以社会结构、社会变迁和话语权为架构，分析了群体性事情发生的宏观因素。从社会变迁角度看，清朝末年至今，中国社会最大变迁是从封闭到开发的变迁。在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就发生了从封闭到开发的变迁，中国的世界变成了世界的中国。清朝的封闭状态被打开后，中国走向开放，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一九四九年。四九年后，中国回到鸦片战争以前的封闭状态。从七八年到现在，中国又走向了开放。从社会结构来说，中国最大的危险来自于中层社会结构的不成熟。由于政府对于各种NGO的打压，中层组织发展不起来，这对于中国未来的民主化转型将是一个威胁。从政府的合法性来看，主要体现在经济表现、道德表率和国家防御。道德表率和国家防御这两方面已经崩溃了，这三十年来，政府的抓住经济改革，想从这方面获得合法性。面对今年的经济危机，政府提出了"保八"压倒一切的口号，原因即在于经济的增长已经成了政府合法性的一个来源。从群体性事件和话语权的关系看，民间话语和官方话语存在着一种对立的紧张关系。一方面是民间话语的蓬勃发展，话语越来越兴盛；一方面是官方话语从一成不变到自我瓦解。在官方宣传中，象"一小撮黑恶势力"、"不明真相"这样的话语越来越得不到认可。 文章的第二点谈到了社会运动与革命的关系，这个主题用"群体性事件对中国民主化转型的影响"来谈会更加贴切、效果更好。群体性事件对于中国民主转型产生三个方面的影响，第一是组织化的，第二是社会运动，第三个是群体性事件会对中国社会转型提供政治机遇。对于政府内部来说，一些有改革抱负、有政治理想的官员会找到与反对派共同改革的政治机遇。文章的第三点谈了群体性事件与中国民主化的战略选择，这其中我特别赞同的一点是与暴力边缘理论的关系。在民主化转型四种模式中，群体性事件对于中国民主化转型可能产生的影响是改革和协定的模式，它们合在一起形成和平转型模式。群体性事件有什么作用？这可以从分类的角度来探讨。群体性事件可以分为常态性群体性事件和突发性或者临界点的群体性事件。在中国民主转型战略选择与参与的过程中，我们所要做的是促使群体性事件的常态化和制度化，为临界点群体事件的到来创造条件。   陈天石： 对于我们而言，战略选择理论是一个比较新的课题，谈论的人也比较少。无论是南美的模式，还是东欧的模式，战略选择理论都是对于所发生事件的事后总结。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之中，研究这样问题很有意义。以前我也思考过民主化转型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但对于战略问题没有接触过，希望今天这样的研讨能形成一些成果，并对于中国的民主化转型构成祝福，使我们的转型更加和平、顺利。正飞的发言对于战略选择理论的来源、这个理论在民主化转型过程中的运用、以及战略选择理论在企业界和政治领域中的不同这几方面都做了很好的论述。 战略选择理论在企业界的运用中，主体是企业家。在政治领域、战略选择理论的主体则是统治精英。战略选择理论是精英的游戏，群体性事件是草根的游戏。战略选择理论既然是精英的游戏，而"统治精英是由那些曾经、正在或将会拥有权力的人物构成"，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诺大的国家，我们的精英又在哪里？又有多少精英在讨论战略选择理论呢？中国社会也有政党、军队、工商界组织和宗教势力的存在，但他们是否可以称得上精英呢？按照现在精英的标准，中国的精英是否太少？如果社会各界有势力的人物都来参加战略选择理论的研讨，对于中国的民主化转型来说，这是一件好事情。 如果中国民主化正在进行之中，我们需要仔细研究战略选择的场域，南美模式、东欧模式毕竟是他们的事后总结。对于我们来说，将来的事情会有很多不确定因素，这就象在"八九事件"中所发生的那样。如果我们被迫在"思路未清的时候做出选择"，这对于中国民主化转型来说不是一个好事情。我的一个担忧是，在政府内部，他们是否常常探讨民主化的战略选择呢？面对这样不确定性因素，政府应该如何选择呢？就像"群体性事件与中国民主化的战略选择"的主题，政府在面对突发性事件时，他们该如何选择呢？对此，我心存疑虑。   冉亮： 亚峰的一些提法，比如说处理和中共的关系、守势与攻势等等，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共产党的做法把越来越多的人推到了其对立面，这样的趋势是由共产党本质性的东西所决定的，是无法通过其他手段来弥补的。另一个启发是，亚峰在非暴力与和平转型二者之间进行了区分。很多时候，我们没有仔细区分二者的不同，概念上的混淆对于民主化转型造成了很不好的结果。再有，"势论"是一个很好的分析框架。但正如夏博士所提到的，"势"是一个混沌的概念，可以用它来分析一些大的趋势，但对于具体的问题可能并不很合适。   李海： 亚峰今天相对系统地阐述了他的理论，我从中得到的启发是比较客观、冷酷的。亚峰的理论继承了毛泽东思想中与中国古代哲学有关的那部分，这也激发了我以后研究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古代一些哲学概念之间关系的兴趣。另一点启发是，亚峰的发言妥善处理了理和势的关系，把理论和实践结合在一起。   赵长青： 今天讨论的主题非常好：民主化转型战略选择研讨会。战略选择是非常宏观的东西，在亚峰的发言中，他对于中国传统、中国哲学的把握非常到位。国内学者，比如刘军宁、秦晖，在中国文化与民主化之间的关系上都有很深的研究。亚峰的发言特别重视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这让我很感兴趣。理论研究必须立足于现实之上，中国共产党正控制着这个国家，这就是当前中国最大的现实。如何从这个国情出发、在现在与未来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中国共产党是绕不过去的巨石。在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上，国内外的一些朋友犯了战略性的错误，很多人试图将中共彻底否定，这是不具有现实可行性的。亚峰排除了零和模式、非暴力模式，提出了多赢模式、全胜模式，这就是我们的战略选择。中国民主化要成功，就必须和中共内部的改革力量、健康力量进行合作。2006年的时候，我在监狱里写过一篇文章《重估中国共产党—-兼谈中国民主化道路》，这里面我谈到中共也是在不断地学习，总结苏联模式的经验教训。邓的改革就是自我修正，经济改革就是对马列毛的否定，在政治理论和意识形态方面，这种修正已经没有什么空间了。无产阶级专政是少数寡头的统治，修正下去就是民主化，就是孙中山先生所说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对于这一大趋势我们要认识清楚。在共产党内部，从基层到最高层，对于这一点也是赞同的，否则就不能解释他们能接受普世价值。亚峰处理与共产党关系的态度是对的，要争取我们的朋友。政治是需要冷静、理性的思考，需要看清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全赢模式、全胜模式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希望大家在这方面能有更多的思考。对于今天中国的民主化而言，行动比民主启蒙更为重要，我们今天谈论的战略选择就是解决行动问题。   朱文惠： 我对于群体性事件的认识是从去年看到的一篇新闻开始的，这里面报道了中共将对全国的县一级的官员进行轮番培训，以应对群体性事件。中国政府比民间更加重视群体性事件，在资料的占有上也更全面，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群体性事件在将来会更严重。至于如何把群体性事件与民主化联系起来，前面老师的发言提到了从非组织化到组织化、利益化到共同目标的转变，这是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前面谈到民主化转型和战略选择理论问题，无论是企业家模式，还是政治精英模式，最重要的是要找到与中国现实结合起来的契机。亚峰老师的发言是关于势论的，我的问题是，中共如果要顺应民主化潮流，那它将被迫颠覆自己现有的一套理论，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范亚峰： 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再到江泽民、胡锦涛的一些解释，中共在各个时期的提法是相互冲突的，同一部宪法内部就有人民民主专政和依法治国之间的矛盾。这是意识形态的解体，第二个是计划经济已经解体。后面随着党政军结构的解体，在它内部，也必然出现这一部分反对另一部分的现象。从逻辑上看，从毛泽东的矛盾论，到黑格尔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最后到共产主义的解体，这些都是其内部分裂的结果。势论隐含着的话题就是孙子兵法中所说的"我合而彼分"。对民间，用中道整合；对它，则坐观其变。坐观其变不是不发展，"我合"是我方在不断发展；"彼分"是它方在不断分裂，这就是中道取势的要害所在。理解这一层，就可以在现实中看到各种关系变化的逻辑。   柏平亮： 正飞发言中提到行动者认知的问题，我在律所的感触是，相当一部分的律师对于民主，包括对律师直选和一些社会不公事件，他们的态度是冷漠的。如果让行动者认识到偏好性，这对于他们的整合是有影响的。对于民主启蒙的理念，他们是懂的，为什么在遇到事情的时候、他们却不愿意去行动？这是让我很困惑的问题。   范亚峰： 影响人行为的因素可以分为观念、利益和情感，三者必居其一。社会活动家为什么具有这么大的能量，关键在于他们能基于这些因素成功运作。第一，利益的考量，有利可图是吸引人的重要原因之一；第二是情感。民主启蒙论把人看成很愚昧，这种基于国民素质的论调是错误的。民主转型只需要1%的人口参与，民主巩固和转型才涉及更多人的民主意识问题。即使考虑民主意识的形成，这也不需要民主启蒙，而更多是靠在实践中不断地操练。明白影响人行为的机制非常重要，平常要有润物细无声般的渗透。比如说在利益方面，如果提议你们律师接手环保案件，既出名、有利益，又无风险，你们肯定很愿意，这就是企业家的创意，是民主的销售。对于普通公民而言，汪正飞发言中提到的几个概念很重要，比如主观概率、关口、偏好分布、变动成本、信号与沟通，这五个框架的概括非常精当，已经提供了非常微观的分析工具。   王京龙： 这几年，我对于民主化进程中的民族问题很有兴趣。我在一篇文献里看到这样的记载，1862年在甘肃爆发了同治回乱，后来一直延续到新疆，有一批回民后来跑到了中亚乌兹别克一带。这正史中被称为陕甘回民大起义的暴乱中，死伤人数达一千万，其中汉族人达六、七百万，回族人达两、三百万。这场同治回乱是典型的种族仇杀，比卢旺达的屠杀还要严重得多，但汉族人已经把它忘记了。但回民没有把它忘记，起事的那天被他们当作了一个重要的节日，包括一些知识分子在内的回民都一直在纪念这件事情。再有就是最近在西藏和新疆爆发的事件。去年西藏的"3·14事件"爆发诞生了西藏独立路线图，如果我们今天不努力，西藏的分裂在将来很有可能变成现实。反分裂利益集团在制定政策时，由于只想着自己的利益，而置整个民族于不顾，这样就把整个藏族推向了汉族的对立面。由于反分裂利益集团考虑到只是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他们所推行的政策激起了藏族人对于汉人的日益仇恨，甚至渗透到了藏族各个阶层之中。在中国民主化的过程中，在各种力量争相做头所有可能带来的混乱中，一旦西藏在西方的支持下独立，形势将无可挽回。"7·5事件"诞生了新疆独立路线图，穆斯林比藏人更充满了暴乱和血腥，将来他们会很快将汉人从新疆陆续赶出去。由于反分裂利益集团所执行的政策，西藏、新疆的独立已成为现实。在网络时代，他们比以前更容易结成社区。一旦独立，我们承受不起。且不说中国地图会很难看，而且民族主义力量会攻击新的政权，中国将会再一次爆发类似同治回乱那样的大屠杀，这是我们这个民族所不堪承受的。这两个事件已经提醒我们，民族问题再也不能忽略了，我们需要未雨绸缪，为防止出现这样的分裂早日做准备。在"3·14事件"和"7·5事件"爆发之前，我们很少研究西藏和新疆。将来怎么办？我的建议是建立汉维知识分子的民间联盟。我们订立一个契约，藏族和维族必须在联邦共和国的框架内运行，而不能从中分裂出去。有信仰的知识分子需要起来与他们建立心理契约、尊重他们的信仰，两族民间的知识精英建立沟通的管道，这在将来会派上很大用场。两族民间沟通、交流的管道可以分为网络和非网络两种。汉族知识分子更多需要利用网络去了解、认识维族人。第二个是网络外的社区，汉族知识分子要更多地与维族知识分子交流、沟通。第三个是各族民间的精英力量，他们会决定未来政治的走向。在合适的机会、经过合适的培训后，他们应该制定一种政治性的框架和文件。各族坐在一起重申"非独"，重申民主宪政，这样结局对大家都有好处。民间精英需要制定政治框架，以向世界表明非独的态度，这样的承诺就会约束少数民族中大多数的上层精英。一旦条件成熟，在将来出现的联邦共和国中，关于民族自治体的政治文件就可以转换成法律文件。"3·14事件"是"7·5事件"的预演，那将来情况呢？我们的使命就是要努力避免出现这样的仇杀。   邓太清： 民族问题不是大问题，中亚的哈萨克斯坦独立不了，新疆也独立不了。中国的情况是汉族人占90%以上，民族独立不是问题。唯一可能独立的是西藏，这是因为它有着独特的宗教、气候、语言，汉族人在那里不适合居住。在适合汉族人居住的地区，比如说新疆、内蒙，不用担心出现独立，将来唯一需要做工作的地区是西藏。但藏族信仰的是佛教，它本身的民族特性使得西藏出现独立的可能性也不大。   范亚峰： 金龙今天提出了民主化转型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民族问题。随着群体性事件的日渐增多，中国社会的转型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很多人对于即将来临的危机准备不足。金龙先生提出来的民族问题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他的三点方案也是基本可行的。建议以后可以就民族问题举行专门的研讨会。       注释：   [1] http://en.wikipedia.org/wiki/Strategic_Choice_Theory。   [2] http://www.economy-point.org/t/theory-of-the-strategic-choice.html。   [3] 项后军：《奥地利学派企业理论研究》，第25页，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8年版。   [4] 同上，第27页。   [5] 津济舍斯基：《工业关系中的战略选择理论》，参见https://classshares.student.usp.ac.fj/MG309/MG302/C%20-%20Handouts/Strategic%20Choice%20Theory%20in%20IR.doc 。   [6] 同上。   [7] 陈尧：《新威权主义政权的民主转型》，第19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8] 田雪梅：《"第三波"民主化转型中政治势力博弈模式分析》，《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年第01期。   [9] 特里·林恩·卡尔和菲利普·施密特：《拉丁美洲、南欧和东欧的过渡方式》，第40页，《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1992年第2期。   [10] 同上，第34页。   [11] 同上，第27页。   [12]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24, No. 2 (Jan., 1992), pp. 229-243 ， Published by: Ph.D. Program in Political Science of th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13] 同上,pp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