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晴和贝岭达德国法兰克福参加研讨会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被阻止参加周末法兰克福书展有关中国问题的研讨会的戴晴和贝岭，克服重重困难，分别从北京和美国波士顿到达德国法兰克福，并将准备参加十二号、十三号举办的研讨会。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天溢由德国发来的报道。          九月十号记者曾经报道，法兰克福图书博览会公司，由于中国政府的压力，婉转施压要在北京的戴晴女士、流亡美国的异议作家贝岭先生放弃出席周末的研讨报告会，贝岭已经决定放弃这次来德，但是十一号，贝岭又突然出现在德国法兰克福。对此记者采访了了解这件事情的《大纪元报》德文部编辑郑志红女士。       郑志红女士说：“贝岭决定来德国以后，他也告知了法兰克福书展的举办方，希望等待消息，他们是否到机场接机。但是迟迟没有消息。今天早上是《大纪元》的德文记者托马斯•卡尔蒙德到机场接机。他是五点二十五分到达法兰克福机场，到机场以后接受了《大纪元》记者的采访。”          十一号下午五点钟，记者联系到人在法兰克福的贝岭先生，对此，他对记者解释说：“我得说一下，我不来德国的决定是因为书展的负责人，他们对我说，他们将在十月份书展的正式开幕期间，另外做一个研讨会，这个研讨会也包括中国的文学和出版。这个部分不会受到合作方的左右。我今天才知道，明天开始的这个活动是德国书展和中国的新闻总署合办的。我要是一开始就知道的话，我可能就不会选择来参加。         在上面那种情形下，我做了不来德国的决定。但是后来知道戴晴女士坚持一定要来与会，那我也就决定，我也要来这边。我不是来闹场，也不是做别的，我只是来哪怕作为一个听众来听这个活动，当然同时我也可以提问。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临时在飞机起飞前两三个小时，做了决定。另外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如果我不用这张飞机票就是作废。”          关于他到达法兰克福后的情况，他对记者介绍说：“我今天上午告知了书展的负责人，我已经到了。他们也说，明天的活动，欢迎我们去参加。但是从头到尾他们没有说到，关于我们是否可以变为一个与会者的承诺。但是，我刚才从德国记者那里知道，书展方今天早上说，他们试图把我放到里面，成为发言人，作为与会的来宾。但是从这个情形，这只是一个试图，所有的试图都不一定是事实。但是作为我来说，我的意思很简单，既然到了，那我就做这个活动重视的听众，同时就他们讨论的问题，不管是官方的学者，还是其他的学者。据我所知，今天有秦晖教授到，秦晖教授是我尊敬的一个学者，他有独立的见解与独立的能力。那么他们的看法我也会参与讨论。这就是我计划，明天要去的情形。”          在记者采访前，贝岭已经见到从北京来的戴晴女士，对此，他介绍说：“我刚才亲自去飞机场去接。戴晴她下午到达的。她终于来到这里，她来到这里非常具有戏剧性。她的飞机票，在到达飞机场后知道，已经被取消了。那取消的一定应该是订票方，那订票方应该是书展方，或者是我不知道的那一方。她当机立断现场买了一个高价票来。         我想最重要的情形就是说，今天的书展方已经说了，明天我会作为特别的一个来者。那这个来者就是说，它是一个以前的被邀请者，现在由于某种压力不能变为一个正式的与会者。他们还会把我安排到来宾的旅店。大概就这个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