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子回眸】古今「蜀亂——給六十周年的警示

「蜀亂」的地理和歷史成因 「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後治」，這句出自明末清初歐陽直公《蜀警錄》的話，可謂婦孺皆知。黃口小兒成誦的話似乎體現了一點四川人的特殊性，這特殊性使得外地人以為四川人以造反為己任，以攪擾天下來取樂。就像俗語轟傳的魏延有反骨，眾口鑠金，積毀銷骨。從偏居一隅的眾多小朝廷──成家、蜀漢、成漢、前後蜀、大蜀、大夏、大西等──到殺人如麻、征賦如篦的四川軍閥，從《北周書》上說蜀人「貪亂樂禍」到《朱子語類》裡認為蜀人強悍易反──比如史載因川人趙諗反，致使蘇軾不敢返蜀、蘇轍避不見蜀人的傳聞（見龐石帚《養晴室遺集》之「書趙諗事」）──彷彿四川人天然喜歡混亂，愛上了災禍，完全是一派妖魔化四川的景象。 四川盆地周圍為高原大山阻隔，唯一相對便利的出口又有兇險異常的長江三峽扼守，因而容易封閉，躲藏在帝國的邊緣而自成一統。專制制度下政權的合法性來自於武力，一旦鞭長莫及，心生異志便是一些在川首領的常態。心生異志者與中央集權政府之間的較量、蜀地內亂及全國性戰亂，都是蜀亂之所以較多的原因。在農耕時代，四川物產豐饒、人口眾多，自給自足的能力較強──尤其是有都江堰之水旱從人、沃野千里對農業時代帶來的便利──更是不少覬覦者的肥肉。但專制獨裁的政權，其本性是掠奪與壓榨，再多的物產也可以將其剝奪殆盡，搞得國在山河破；再溫和怕事的民眾，它也可以最終逼其不得不反。後蜀政權時期，成都市近處民眾不知禾苗為何物，穀物多到非常爛賤的地步。但不到三十年，北宋初期，都江堰便發生了宋朝第一次較大規模的起義──王小波、李順起義，再一次悲劇性地注釋了「天下未亂蜀先亂」。 說四川樂禍貪亂，顯然是妖魔化了四川人。事實上，整個四川除了成都平原以外的廣大地區，如今的生活都相對苦寒，更何況在過去那種完全靠天吃飯的農耕社會。山區物產不豐、人多地少所帶來的一系列的矛盾和衝突，始終困擾著四川人。今天大批的川人外出務工、漂泊四海，就是人多地少、土地產值低下所造成的一種被動的人口流動。隨著當下經濟危機的加深，沿海工業的凋敝，使得大批的四川人倒灌回流返川，好在五•一二大地震後有一股重建的熱潮，消化了較多的勞動力，否則四川的失業人數會比今天高很多。由於福利保障、社會大病統籌系統的缺失或低下，即或有低保也低到不可思議的地步，使得許多家庭抗失業風險的能力相當低下。低下的抗失業風險能力，加上政府的腐敗與盤剝，便會導致社會底層的恐慌與混亂，使他們在朝不保夕中喪失理性判斷，而不得不做出些越軌的暴力之事。 非利益相關者併發群體事件 近幾年來四川所發生的一系列群體事件，都具有標誌性的意義。二○○四年十月十八日，因一自稱為某局長的人，窮兇極惡地當街辱罵並毆打挑擔的民工，而警察來解決問題時的偏袒，更是給憤怒的民眾火上澆油，終致利益不相干的群眾砸警車，包圍萬州政府。非利益相關者參與群體事件在如今已是常態，如甕安和石首，可以說萬州事件是此類事件的前身。十天過後，因官商勾結修建瀑布溝水電站，強行徵用農民土地，由於補償過低，致使十萬至十五萬原住民因遷徙而返貧，最終釀成震驚一時的「漢源事件」。事實上，早在該事件爆發的兩個月前的八月二十一日，《中國經營報》就以《四川漢源之惑：大型水電站帶來的返貧危機》為題，報道了地質專家范曉、環保人士汪永晨、《中國水危機》作者馬軍給政府發出的警告。但中國圈水運動風起雲湧，亂修電站、破壞環境成風，肉食者哪裡聽得進幾位書生之諤諤？ 二○○六年十一月十日發生的廣安事件，則是由一起醫療糾紛所引起的上千人衝擊醫院的群體事件。這起事件的特殊性在於，死者的親屬並沒有參加，參加者全是非利益相關者。也就是說，沒有利益領頭人，依然形成了較大規模的群體事件，這說明民眾的不滿到了何種不堪忍受的地步！這起醫療糾紛只是他們發泄對官民對立、吏治腐敗不滿的契機。至於大竹事件，則肇始於一位如花少女的離奇死亡。自從楊代莉二○○六年十二月三十日離奇死亡後，家屬要求死者所在酒店給個說法，同時向縣政府多次反映了情況，但都不予受理。一月十五日起便有人上街發傳單為死者鳴不平，網絡上也有不少帖子談及此事，到了二○○七年一月十七日終致上千群眾圍觀並燒了死者出事的萊仕德酒店，直到最後驚動了四川省政府，才在各方干預下平息了此事。廣安事件和大竹事件有一些不同，但公佈真相遲緩，對民眾的正當訴求冷漠傲慢，是最終釀成群體事件的主要原因，當地政府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如何走出治亂循環的怪圈？ 這兩年四川被報道出來的群體事件相對較少，但並不表明四川的隱患不嚴重，特別是五•一二死難學生家長的維權，絕不是個可以忽視的問題。因為豆腐渣校舍造成的學生死難，並不是拖延就能解決問題的，像這樣的積怨如不能得到盡量的稀釋，他們正當的維權不能得到有效的處理，難保將來不出現較大規模的群體事件。而群體事件的導火線也許是別的事，而非直接肇因於死難學生，因為積怨需要出口。同時整個四川是電站多建省份，是徵地和拆遷補償不公的多發地，也是諸多環保災難（如化工等）可能發生的集中區，這都使四川充滿著許多不穩定因素。 郭沫若是翻案老手，他說蜀中先亂，體現了革命的豐富性，蜀後治表現了蜀人建設的徹底性。他這種思維當然是血脈賁張的階級鬥爭下的必然產物，革命的豐富性和建設的徹底性之間並不存在必然的邏輯順延。大亂後不一定必然帶來大治，要走出治亂循環的怪圈，則應該在制度上確立民主自由的改良，而非你死我活的革命。清末文人趙藩在總結諸葛亮治蜀經驗時，不無痛心地批評道：能攻心則反側自消，從古知兵非好戰；不審勢即寬嚴皆誤，後來治蜀要深思。而作家流沙河先生對趙藩對聯的改作，更是治理今之蜀亂以及中國之亂的不二竅門：能富民則反側自消，從古安邦須飽肚；不遵憲即寬嚴皆誤，後來治國要當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