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子回眸】女人一台戲——「六十年」評說的一個側面

「紅衛兵」批評「八九」學生 今年檢點「新中國」六十年史，讓我們先來檢點一番這裡面的「女史」，或許別有一番風景。毛澤東說他這輩子就幹了兩件事：打蔣介石和鬧文革，只有後面這一件屬於「六十年」之內，且有一位「旗手」是女的，便叫男人遜色於女人；還有一件事情，即一群女學生打死了她們的女校長，也使得女性在文革中令人印象深刻。三十年後的「六四」，其象徵是個「民主女神」，偏偏絕食總指揮也是一位女學生。我這麼突出女性，倒不是用來討好「女權主義」，而是，對這些「歷史中的女人」的批評者們，也都是女人。你說奇不奇？ 上述這些「女史」細節，你只管把它們簡單地排列起來，不做任何分析，就會發現，期間有一種看不見的神秘關係。不過，我現在連排列也省了，因為美國紀錄片女製作人卡瑪•韓丁的兩部片子，恰好把這部「女史」神奇地勾連在一起，形同一部上下卷。她也許是無意的，則更說明某種內在聯繫避不開。 兩部紀錄片都很著名，即《天安門》和《八九點鐘的太陽》，其內容無須贅述。在時間順序上，有點顛倒，《天安門》似乎播出在前，就先說它──卡瑪在這裡是一個批評者，她的鏡頭裡最著名的一段，就是生動地展示絕食總指揮柴玲「讓他人流血，自己逃生」，坐實了八九學生領袖的「激進」。但這部片子之前，早就有人批評柴玲，我記得最早一位，是剛從秦城釋放就來哈佛的女作家戴晴。她一到那裡，波士頓就有一座「道德法庭」出現，「要判柴玲重罪」。這其實是《天安門》紀錄片的一個劇本草稿，那裡的「法官」多數也是女人，有的後來就是紀錄片裡的「受訪者」，其潛台辭是，政府（黨）被學生逼急了，好像鄧小平沒有退路。 「符號」「化身」與「合成」 批評了天安門學生之後，卡瑪扭頭又去讚揚二十年前的紅衛兵，片名用了毛澤東的一句話「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這倒還在其次；我們實在沒弄懂的是，那些紅衛兵不是鄧小平最痛恨的嗎？因為他就是把柴玲他們當作「紅衛兵」，才下了狠手。可是，最早的紅衛兵都是他們自己的子弟──北京的「老紅衛兵」，特別是所謂「西糾」，搞「血統論」的那一夥，「紅八月」裡殺人不眨眼，卡瑪的電影裡有一位著名的「要武」宋，蒙著臉在鏡頭裡說話──四十年前就是她那個中學裡的女紅衛兵們，打死了自己的女校長卞仲雲，而鄧小平有個女兒也是那裡的一個女頭頭。 「紅衛兵」與「八九」學生，前者批評後者──據說卡瑪當年也是一個「紅衛兵」，於是《天安門》毫不留情地鞭笞柴玲，《八九點鐘的太陽》卻竭力為宋彬彬辯護，說她「背黑鍋」──是她上天安門親手給毛澤東戴上「紅衛兵」袖章，老毛賞賜她一句「要武嘛」，一錘定音將「紅衛兵」跟暴力掛钩，也是封賞施暴的特權給高幹子弟們（「西糾」「聯動」）。假如卡瑪同情一個女孩子，解讀這段歷史乃是老毛讓宋彬彬背了「黑鍋」，那麼她會不知道以柴玲的年紀和經歷，根本不懂「血流成河」的意思嗎？她不也給柴玲扣了一口「黑鍋」？ 卡瑪對記者說：「宋要武」成了一個「合成人物」（compositefigure），成了一個符號，什麼壞事都安在她身上，變成一種神話，變成「文革」中紅衛兵暴行的化身。──可是，卡瑪難道不是把柴玲當作一個「符號」和「化身」來處理的嗎？其手法也是「合成」：把柴玲的兩段相隔四十分鐘、對兩個記者講的話，剪輯在一起。 對紅衛兵及其歷史的清算者 其實，兩個女學生都是時勢造成的「公眾人物」，都逃不脫「符號化」而被世人評說。但是最大區別在於，她倆身後所代表的，是截然不同的兩個集團：「八九」學生是被殺者，紅衛兵則是殺戮者。末了，卡瑪也免不了被世人評價，因為那兩部著名紀錄片，有人也追究她的「家庭出身」，指出她的父母曾為毛澤東的專制和屠殺大唱讚歌，這是不是也算一種「血統論」呢？這是「文革遺產」，她所歌頌的東西，最終報復到她自己身上。 對紅衛兵及其歷史的清算者，也是當年的一個女學生，但她從來不曾是一個「紅衛兵」，今天看來，這點區別不是沒有意義的。王友琴固執地「考古」紅衛兵的暴行，絲毫不顧及他們的「理想主義」濫調，那卻是卡瑪所讚揚備至的；而卡瑪又絲毫看不見「八九」學生的「理想主義」，卻圖解他們心懷叵測。「理想主義」無法當作一種事後的辯解，看來是批評者的一種邏輯。《八九點鐘的太陽》不就是想給「紅衛兵」塗抹一層矯情的「理想」光暈嗎？自然，也是順便給西洋人開一開「東洋葷」。 六十年橫跨毛鄧兩代，留下的幾乎只有血跡，以及年輕人的躁動。這是一個什麼世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