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日記》所披露的……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我是命裡註定要成為中共歷史上所發生的，也許是最富有戲劇性的可悲事件的見證人了：毛澤東、康生、劉少奇、周恩來在延安如何整掉他們的政敵、中共如何利用美國和蘇聯、如何准備與國民黨爭地盤、八路軍在盡可能地與淪陷區的日軍做生意、到處都在做非法的鴉片交易…… 作者：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孫平) 内容提要     讀過《延安日記》的專家們認為，這是深入考察1942—1945年這一時期中蘇關係、延安真實狀況，研究中共黨史難得的極為寶貴的材料。 《延安日記》記錄了1942年5月到1945年11月期間，共產國際駐延安聯絡員兼塔斯社記者彼得·弗拉基米洛夫以自身主觀角度記錄了在延安的見聞、感想。弗拉基米洛夫死後，該日記經其子弗拉索夫刪節後於1973年在蘇聯以《中國特區：1942－1945》為題名出版。1975年美國紐約德布爾戴公司出版了英譯本《弗拉基米洛夫日記》。    1976年，台灣國聯出版社出版了該書的中譯本，由周新根據英文本翻譯而成，名為《延安日記》。1980年，中國北京現代史資料編刊社根據英譯本由呂文鏡、吳名祺、唐秀蘭、石菊英等翻譯，內部出版了中文版《延安日記》。2004年3月又由東方出版社作為“現代稀見史料書系”出版，封面上注明“內部發行，僅供研究”，英文版中的照片都沒有收錄。《延安日記》後來被禁止發行。     作者說：我是命裡註定要成為中共歷史上所發生的，也許是最富有戲劇性的可悲事件的見證人了：該書作者以日記形式，記述了中共解放區的政治、軍事、經濟和文化等各方面的問題。全書以抗日戰爭時期中共同聯共的關係為背景，記述了中共的整風運動和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對中共同當時駐延安的美國軍事觀察組的接觸以及中共和國民黨的關係等問題，也均有評述。     該書披露的內幕令人震驚：毛澤東、康生、劉少奇、周恩來在延安如何整掉他們的政敵、中共如何利用美國和蘇聯、如何准備與國民黨爭天下、八路軍在盡可能地與淪陷區的日軍做生意、到處都在做非法的鴉片交易…… 弗拉基米洛夫在日記中既記錄了他個人的觀感，也摘記了正式通訊的材料。他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他受到特務頭子康生的嚴密監視，而筆記和日記是便於保存翻譯材料、共產國際執委會文件、文章、報告與來往電文等材料的惟一安全的地方。 ——————————————————————————– 提要     康生在黨內原是個默默無聞的人，他打定主意把他以後的發跡與重慶來的女演員掛上鉤。他選中她，不僅僅是因為她有魁力，而且也因為她聰明，老練，意志堅強。正是他，把江青介紹給毛澤東。毛澤東已經是第三次結婚，但還十分迷戀性生活的樂趣。我相信，中國同志早晚會看透康生。     毛澤東把我們介紹給他的妻子江青，她身材苗條，有一雙黑而機靈的眼睛。站在她壯實的丈夫旁邊，更顯得弱不禁風。她待他非常溫柔，想方設法討他歡心。江青在幕後政治陰謀中所起的作用，是非常可疑的。毛——江青——康生，我越想這個聯盟，有些事情的緣由就越清楚。 八路軍（還有新四軍），早已停止了對侵略者的主動出擊和反擊。中共領導把國民黨看作是主要敵人，不遺餘力地要奪取中央政府控制的地盤，用各種手段來達到目的。這些明顯的分裂活動危害中國人民反對侵略者的解放運動，加重了中國人民的犧牲，並造成與國民黨發生軍事衝突。 解放區出現一片怪現象。中共的部隊中也同樣出現了這種怪現象。它們全都在盡可能地與淪陷區的日軍做生意。到處都在做非法的鴉片交易。 劉少奇是整風的理論家，康生是整風的實際組織者，而毛澤東則是整個運動的教父。 毛澤東一直在破壞愛國主義的內容，把愛國主義化為一種純粹的民族主義的情感，一種部落的本能。 毛澤東給我的印象是，他深信殘忍是由於正義而產生的行為，嚴格地說來，根本就沒有什麼殘忍！有的只是正義——只有正義！他從不懷疑他自己的決定是正義的，他對殘忍的深信不疑就化成為暴力。這是他特殊的工作作風。 機會主義是周恩來的主要的政治氣質。劉少奇和周恩來暗中一直在勾心鬥角。雙方肆無忌憚地相互拆臺。這場殘酷的權力鬥爭，是在毛澤東暗中縱容下進行的。要是有什麼能使周和劉聯合起來的話，那就是他們對康生的近乎憎惡的敵意。 ——————————————————————————– 作者介绍     彼得·巴菲諾維奇·弗拉基米洛夫(中文名：孫平)，蘇聯人。1942年至1945年，以共產國際駐延安聯絡員兼塔斯社記者身份，在延安工作。作者以日記形式，根據他的觀點，記述了中共解放區政治、經濟和文化等各方面的問題。    弗拉基米洛夫生於1905年。最早曾在沃龍涅什農具廠當裝配學徒工，後來在齊霍列茨克火車頭修理廠當裝配工。1927年加入聯共（布）。1931年應徵入伍。復員後進入莫斯科納列曼諾夫東方研究院學習，畢業成績優異。     1938年5月至1940年中，弗拉基米洛夫是塔斯社駐華記者。1941年4月—8月再度被塔斯社派往中國。942年5月他被派往延安特區，任共產國際駐中共區的聯絡員兼塔斯社隨軍記者。到1945年11月為止，他一直在延安。    1946年他在蘇聯外交部任職。1948年至1951年任蘇聯駐上海總領事。1952年被任命為蘇聯駐緬甸大使。     1958年9月10日，因病在莫斯科去世。 有关毛江婚事的一些事儿 （《延安日记》里的毛江婚事） 胡不曰   江青终于攀上了西北的最高峰。1938年，江青芳龄24岁，虽饱经沧桑，却仍然是绝对的花样年华。毛新郎时年45岁，如日中天，红太阳正在升起来。毛曾对好色的“西北王”高岗说，没有性生活的日子，至多只能维持40天。（张戎、乔·哈利戴《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页120，开放出版社，2006）从贺子珍到江青，已经是破了毛的记录，所以，毛不能不有些急。这样看毛江情事，基本上无情可言。不妨赤裸裸地说，急猴猴的毛，恋的主要是江青青春的肉体，以及与肉体联系在一起的娇滴滴的洋味，亦即小资的摩登味；江青呢，也不必扭扭捏捏，她恋的不过是毛的权位，以及权位所能带来的身份、荣耀和舒适生活等等，日后将要大发作的政治野心倒在其次。毛江的所谓“情事”，乃是典型的各取所需，为我所用。毕竟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正吻合他们信服的唯物主义。 有了这样的物质基础，新郎新娘又都是烈马，又都看得精透，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所以，没有理由不看好毛江婚事。在一个比较长的历史时期，只要毛泽东不倒，只要江青不老，完全可以预期一幅既刺激又和谐的婚姻图景。 此是基于婚姻原理的推导，却也是历史的真实。有一个闯入延安的外来者，名叫彼得·弗拉基米洛夫，苏联人，见证了毛江婚事那和谐美满的一幕又一幕。                                              一 1942年5月，彼得·弗拉基米洛夫抵达延安。此是他第三度来华，前两度均是以塔斯社驻华记者身份在西安、兰州做情报工作，此次的公开身份仍为塔斯社记者,实际身份则是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和苏军情报部情报员,主要任务是收集有关中国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情报,尤其是针对日本的军事情报。中国同志给他起了个中文名，叫做“孙平”。孙平懂中文，大致能听懂中国话。1942年5月至1945年11月，孙平在延安呆了将近四年，任苏军情报组负责人，是驻延安时间最长的情报员。（参见《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增订本），页192-193，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 孙平所见证的毛江婚事，全都写进了《延安日记》。这是一部名扬天下的“禁书”，洵称“反动”，相当长时间不得解禁。不得解禁的理由，除了“恶毒”的“攻击和歪曲”，据说还有别有用心的“造假”。原来，迟至1973年，此书才以《中国特区：1942—1945》的书名，在苏联公开面世，此时弗拉基米洛夫早已去世，由其子尤里·弗拉索夫整理编订而成。后来透露的材料还表明，尤里·弗拉索夫所为，乃是一项“政治任务”，他受命整理其父的档案文件，被告知以其父从延安发回的电报为基础，再加之以一些其他情报资料，编撰成一部反华的书，旨在说明苏中分歧产生的根源。（同上，页196） 苏方除了出版《中国特区》的俄文版，还由莫斯科新闻出版社出版了英文版。1975年，美国纽约德布尔戴公司出版了苏方的英文本，名曰《弗拉基米洛夫日记》。自此以后，该书传播愈广，影响日大，成为国际学界相关领域研究的经典著作。上世纪80年代初，正在“解冻”的中国，以“现代史料编刊社”的名义出版了一系列的“灰皮书”，《延安日记》即是其中一种，从德布尔戴公司的英文本译出，标明“内部发行”。2004年，东方出版社将此系列“灰皮书”换装成“黑皮书”，以“现代稀见史料书系”名目重新出版，仍旧标明“内部发行，仅供研究”，《延安日记》也在其中。 国内有些人从苏方的反华动机以及再度编撰的事实出发，断定《延安日记》不真，是“严重歪曲事实、造谣”，是“任意中伤、诽谤”。（同上，页196）但是，此论不讲逻辑，很是无理。自苏方动机言之，恶毒反华固然不假，但从反华动机不足以推导出史料不真的结论，其间缺乏必然的逻辑联系，因为完全可以用真材料反华，材料愈真，反华效果只会更好。其次，再度编撰也是事实，并且明眼人能看出编撰时添加了原不属于孙平的新材料，比如德布尔戴公司在出版此书时即告诫读者：“本书前后有不一致之处，可能加进了新的‘说明’材料。因此，这本书既可以作为一个历史文献，也可以作为一个现代文献来读。”（见中文版《延安日记》之“德布尔戴公司的出版说明”）但再度添加是一回事，孙平的原始材料又是一回事，故而这个添加新材料的事实，也不足以否定孙平材料的真实性。况且添加的新材料，也不一定就是不真，只不过不属于孙平罢了。 所以，断定《延安日记》是否真实是一件复杂的事情，需要考察更多的其他史料作为旁证。全面考证是书真实与否，不是本文目的。但既以它作为材料说事，不妨事先表明观点：此书绝大部分出自孙平的原始材料，即使是添加的新材料，也大多数是真实的。可以不赞同孙平的观点，但书中显示的确实是孙平眼中一段真实的历史。                                                       二   1942年5月12日，孙平到达延安的第二天。毛会同康生，还有任弼时等政治局其他成员，在自己的杨家岭窑洞召见孙平一行，并将他们介绍给江青。这一天的日记，孙平记云： 毛泽东把我们介绍给他的妻子江青，她身材苗条，有一双黑而机灵的眼睛。站在她壮实的丈夫旁边更显得弱不禁风。她待他非常温柔，想方设法讨他欢心。（《延安日记》，页11，东方出版社，2004。下引此书，只注页码。） 此是孙平见江青的第一印象。毛江结婚已有将近四年，二人婚事令人艳羡的和谐美妙，已是跃然纸上。时间稍长，孙平愈益深入毛江的婚姻生活，他发现江青是毛“最信得过的秘书”，负责照顾他的“健康、日常工作和衣食”（1943年9月29日，页170）。 毛江的共同爱好是京剧，他们的日常生活也就充满了京剧。杨家岭盖起了一座坚固的小礼堂，作为中央委员会的会议室。每逢星期六晚上和节假日，就在那里演京剧。毛江常去那里看戏，孙平有时也能出乎意料地得到邀请。他们坐在一起看戏，毛时常显得心不在焉甚至心烦意乱，江青却比较投入，还喜欢给孙平说一说戏和演员的情况。“江青懂得怎样使气氛自然”，“当我感到有些深奥的比喻或唱词不好懂时，她就立即加以解释”（1944年4月4日，页240）。刘少奇对京剧不感兴趣，但是，在看戏的时候，刘往往拿着文件来找毛。此时，“江青会厌恶地耸耸她那纤细的肩膀，放大声音附在主席耳边说：‘这个蠢货又来了！’”（1943年3月4日，页112） 日常生活里，毛江更多是听京戏唱片。毛歇一会儿的时候，或者在自己窑洞招待客人的时候，江青便在一旁放唱片。1942年8月30日晚，孙平和情报组译员阿列耶夫应邀去毛的窑洞。政治局刚开完会，毛尚未吃饭，他一边喝酒吃饭吃辣椒，满脸通红得像辣椒，一边和孙平他们说话。这一天日记的一个片段，颇见毛江的幸福生活： 这一次，他关切地问起我们的健康和需要，要我坐到通常留给贵宾坐的皮靠椅里，然后亲自端来饭、酒和茶。江青搬来了躺椅，他就挨近我们坐下。警卫员递给他一杯酒，江青塞给他一把花生米。……江青一直在放唱片。……约摸一个半小时之后，毛泽东发困了，他在躺椅上打了个呵欠，伸了伸懒腰。江青放一张平剧唱片——毛泽东点头赞许，并开始击掌打起拍子来。那缓慢而有节奏的拍子逐渐使他进入了梦乡。（页58-59） 江青比毛的爱好多得多。婚后大约不能去唱戏了，看戏之外，江青骑马，跳舞，日子过得很是充实。江青骑马，很可能是延安一景，许多文献里都记下了江青的骑马轶事，最著名的莫过于打马发飙，撞倒周恩来，让他落下终身残疾。孙平日记有记，“江青非常友好，她经常拜访我们，并邀请我们去骑马”，“江青总是那样和蔼，健谈”。（1942年12月3日，页89，90）星期六的舞会，江青一般是要参加的，延安盛传她的一句名言：“每星期跳一次舞是卫生的”（丁玲《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载艾克恩《延安文艺回忆录》）。彼时确实舞风很盛，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就讥讽过延安“舞回金莲步”，丁玲的《三八节有感》记下了江青那句名言，不过，没敢点名，只是发泄一下两个女人间复杂的情绪。即使到了1944年6月，豫湘桂战场大溃败，中国面临空前危机，延安照样是一派歌舞升平的气象。6月14日的日记，孙平记下“中国面临着战败的威胁”之后，不无讽刺地写道：“每逢星期六，王家坪照例都要举行舞会。江青和愉快的叶剑英是舞会的中心人物。朱德是个跳舞能手。”（页249） 孙平观察到，毛的家里是江青作主。“她是很能左右他的”（1943年9月29日，页170），“毛泽东完全处于她的影响之下，他甚至一刻也离不开她”，“没有江青，毛就心神不定，有时甚至不肯试体温，不肯服药”（1944年11月15日，页327，328）。看来，一个时期，毛是相当程度上被江青驯服了。 照顾毛的健康，是江青的一项重要工作。进入1944年，直至1945年8月，中共、蒋政府、苏联和美国，此三国四方之间的“合纵连横”愈演愈烈，繁忙的工作，波谲云诡的政治局势，弄坏了毛的神经。他时而兴奋，时而抑郁，严重之时，经常地陷入抑郁症，此症一发，就打不起精神，干不了工作。Guest (2009-9-16 16:51:40) 引用 按照孙平同伴安德烈·雅科夫列维奇大夫的诊断，毛患上了一种“神经性病症”（1945年5月14日，页480），也就是“植物神经失调”（1945年6月1日，页509）。尽管大夫说，毛身体很好，只是一种机能性的失调而已。但毛总是抱怨，总是和大夫谈他的病情。有一天，孙平记道：“他把自己的健康看得高于一切。很少有一个星期安德烈·雅科夫列维奇不被叫去给他看病的，看的不过是些小毛病。”（1945年4月21日，页443）江青更是为毛的健康担忧，排列一下几则日记，即可看出毛夫人忧心如焚的情状。1944年7月23日：“江青向我诉苦道，她丈夫这段时间一直失眠，吃安眠药。”（页262）1945年6月1日：“江青向安德烈·雅可夫列维奇诉苦说，她的丈夫夜里不睡觉，一支接一支地抽烟。”（页509）1945年6月2日：“江青不谈政治。她活泼，愉快。只有当她诉说她丈夫工作过于繁忙的时候，才看出担心的样子。”（页511） 疾病把毛弄得非常伤感。他哀叹“快老了”，甚至强烈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1945年2月26日，孙平记云：   上次，我和毛泽东进行了一次与往常不同的谈话。没喝威士忌，没喝烧酒，也没有客人们的喧闹声。我们正谈到一些琐事时，毛不知不觉地转了话题，谈到了死亡的问题，谈到死亡的不可避免，以及人无法抗拒的无情的命运。在这样的情况下，最好是听他一个人讲，如果你不听，他全记在心里，可是还和和气气地，一直等到你走。他喜欢人家听着。谁有反对意见他就会很生气，虽然他不表现出来。他还会客气地跟你分手，但会把什么都记住！ 他在考虑和谈论着人生易逝和流芳百世的问题。想到死亡，他便消沉了。他引述了孔夫子、古代作家和诗人的话，并朗读了几段他自己写的诗，他完全沉浸在这些思想中了。 他变得很温和，同时又很激动。他那雕像似的庄严样子一点痕迹都没有了。他讲话讲得很快，用嘶哑的声音吐出他要强调的话。他挥手叫所有想进屋的人都走开。 他还问我问题，但不等我回答，就提出自己的看法。他有时好像已经忘记我在旁边了。 他不耐烦地把手伸到棉袄兜里摸着，取出一支烟来，点上火，深深地吸了一口，心不在焉地笑着。一支抽完了，又取出一支。他的棉袄掉下一个钮扣，他气冲冲地把它踢到一边。（页402—403）                                               三 毛不散步，躲避阳光，不爱活动。毛在窑洞里过着隐士的生活。隐士的生活需要女人走开，江青也就走开了，她想和老公幸福地呆一会儿，有时也是很难的。隐士的生活还懒得很，一张沙发和一把扶手椅，大概是毛闲暇时候的全部所需了，根本用不上女人。这个隐士常常会见很多人，尽管如此，他还是特别不爱交际，甚至是孤独的。 彼时，整风运动正如火如荼地展开，毛对于所谓“莫斯科派”的政治清洗，直教孙平毛骨悚然。观察既久，孙平发现，中共中央主席没有朋友，只有他所需要的人，但不是朋友。他只赏识一时用得着的人。一切的一切，凡对他个人无用的都是毫无价值的，甚至是有害的。对自己有用的，只有权力，故而毛全神贯注和热切希望的只有权力，权力才是他惟一的梦想和野心。“毛泽东认为，活着就是为了权。有权就有理，有权就是胜利，有权就有一切”，“党和人民只是一种想像虚构的事物（某种抽象的概念），是为他的目的服务的”。通向最高权力的途径，也就是通向真理和美德的惟一途径。所以，妨碍了毛获取权力，也就是妨碍了真理和美德。“从他的整个生活方式中看得出来，他对限制权力的一切事物都嗤之以鼻”。（1944年9月15日，页290）这样一种权力欲，致使毛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一心向往的事物，不惟不计较生活的舒适与否，简直就是冷酷无情，毫无人性。孙平在日记里作了这样的分析： 有了这种权欲，那就对什么都没有感情了。这毁了毛泽东，使他变成了一个毫无人的自然情感的、危险的、专门整人的人。事情如不按他的计划进行，那就对他毫无意义。凡是与巩固他个人权力不相容的事，也就是与中共不相容的事——这就是毛泽东的终极的政治信条。（1944年12月25日，页357） 他的全部活动可归结为这样一点，就是绞尽脑汁地想出最适合他进行夺权的策略来。依他看，原则只不过是别人对革命应尽的许许多多的义务。多么实用主义的公式呵！这就是他怎样使别人服从他的意志的办法。原则束缚住千万人的手脚；他以原则的名义行事，自己却不受原则的约束。“现实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他毛泽东的哲学，一种没有道德和野心极度膨胀的哲学。（1944年9月15日，页291） 毛泽东给我的印象是，他深信残忍是由于正义而产生的行为，严格地说来，根本就没有什么残忍，有的只是正义——只有正义！他从不怀疑他自己的决定是正义的，他对残忍的深信不疑就化成为暴力。这是他特殊的工作作风。（1945年3月15日，页409—410）   孙平还说，他从未听见过毛对什么人表示过同情，也许同外国人或者从其他根据地来的代表进行谈话时例外。那时，毛会谈到他对被压迫人民的深切关怀，诉说日本人的残暴，说出几句鼓舞“普通老百姓”的话来。（1945年3月15日，页410）孙平还在日记里以亲情为例，证明毛的无情。对在苏联学习的两个儿子，毛一点都不放在心上，“我们谁也想不起他曾提到过他们，或者问过他们的健康情况”。毛和江青有个5岁的女儿，他对她也很少关心，如果他表示关心，那也全靠江青“来尽力激起他的父爱”。（1943年9月29日，页170）那个女儿，孙平只见过她三两次，“他们难得把她从幼儿园接回家去”。（1944年6月30日，页253） 在延安，孙平一天的工作从拂晓开始。而毛一天的工作从下半天开始，“中午时分，毛泽东睡醒了，枣园也随之苏醒。他主持一些会议，叫人们到他那里去。”（1943年11月6日，页181）入夜，毛继续工作，直至东方既白。一般是在晚上，毛会见孙平，而且是越往后，会见的密度越大。1944年年初的一次晚间会见，颇具代表性：   像往常一样，我们在晚上会见，那是中共中央主席工作的时候。他那窑洞里，空空荡荡的，很冷。毛看来不大舒服，烟抽得很多。他请我喝茶。 桌上堆满了文件。勤务兵送来电报，他连看都不看就搁在一边了。他低着头在房间里踱步。他胸部凹陷。他说话粗俗，甚至说一些下流话。 半夜过后，我往回走。我回答哨兵们的口令。当我走近时，他们对我笑笑。卫兵们已经认识我了。疾风裹着雪片，天气很冷。（1944年1月21日，页218）Guest (2009-9-16 16:51:22) 引用 这是毛在枣园的窑洞，他早已从杨家岭迁往枣园。官方的解释是：鉴于国民党特务活动猖獗，要保证毛泽东的安全。在枣园为毛泽东挖窑洞时考虑了最大口径枪炮的破坏力，由军事工程师作出计算。（1942年7月14日，页39）在延安，谁也不知道那儿是什么样子。毛的住处在山坡上，离果园只有几步路，那里有一个防空洞，许多秘密地道通向附近一些荒凉的山沟。离小小的延河不远，在土墙后面桃林的绿荫深处，在持枪卫兵的保卫下，毛消度着他的悠闲时光。即使是最亲密的同僚要去枣园，也不能想去就去，只是应招而去。未经毛的许可，谁都不得去打扰他。（1943年10月10日，页172—173）在毛的接待室里，经常能见到一个值勤的卫兵，他时刻注意着来访者的一举一动。而带着毛瑟枪的卫兵，就在窑洞上方埋伏着。许多公开的或秘密的步哨，守卫在通往住所的各条路上。毛住宅前面的所有树木，都时时精心加以保护，这样，从飞机上往下看，什么也看不见。（1945年2月11日，页381） 这样一个比上帝还要孤独的人，只有住在这样的窑洞里，才算是恰到好处。有一则日记写道：“毛泽东总是独自一人呆在自己的住处。死一般的寂静笼罩着那座窑洞迷宫，那里人人都穿着软底鞋走路（延安没有其他鞋）。但是，由于窑洞深穿入地，寂静给人一种与世隔绝的感觉，而他的公务员就像是幢幢鬼影。”（1945年4月20日，页442）毛身上弥漫着这样一种鬼气森森的孤独，孙平感觉他是在“装政治家”：   毛可以好几个小时毫无表情地坐在扶手椅里。他装得像个古代的专心致志的政治家，“关心重大的问题，不为任何琐碎的俗务分心”。 我想毛泽东一开始从事活动，就有意识地培养这种本领，而他的本性并不是这样的。不过，经过多年苦练，这已成为他的一种性格了，也就是说，那种使人民看来俨然是伟大天朝的真正的政治家的性格。（1945年3月15日，页409）                                                  四     窑洞的女主人，自然没有能力似毛这般孤独。况且毛夫人有太多的正经事要做，除了照顾和管理丈夫的日常生活，她还被充分信任而委以重任。孙平很快看到，江青作为毛的私人秘书乃是全方位的，“她丈夫的全部机要通讯现在都归她掌握”，“她了解他所有的计划”（1942年12月3日，页90）。显然，毛夫人绝非家庭妇女，她一开始即是参知枢密，只是不显山露水罢了。她显出一副很有主见的样子，能很快领悟不熟悉的问题。她好查根究底，有野心，但能深藏不露。她总是能够“机灵而又不引人注目地推动她丈夫去解决各式各样的问题，而这些问题远非家务事”。（1944年11月15日，页327—328）关于毛江婚事，孙平得出结论说：“江青和毛泽东为野心和个人私利所驱使，十分紧密地结合起来了。他们性格相似，这又促进了他们之间的感情，在毛泽东眼里，江青是他在权力斗争中的可靠的助手、参谋和同志。”（1943年2月17日，页109） 毛江的“政治婚姻”，在延安时期已然定型。作为不露声色的政治助手，江青还频繁地与孙平他们交往，企图通过“软化”孙平来缓解毛与莫斯科的紧张。毛的这一策略，孙平看得很清楚：“江青大大促进了我们与毛泽东的接触。当然，她这样做，她丈夫并不是不知道。毛泽东显然希望我们接受他的观点，并据此向莫斯科报告。”（1943年9月19日，页165）毛夫人总能找到借口来与孙平会面，有时是吃一顿饭，有时是跑一回马，更多时候，毛夫人骑了马，带上若干警卫，前往孙平住地拜访。会面时，不谈政治，毛夫人开朗随便，情趣横溢，有时不免过于亲切，发生一些“拉拉扯扯”“有失体统”的事情。（1943年9月24日，页170） 为了更好地“软化”孙平，延安方面甚至使出了赤裸裸的“美人计”。先是孙平在延安立足未稳之时，“情报头子”康生就塞给他一个俄语教师，硬要他收她为学生。“我还没见到过这么漂亮的中国姑娘。这个女孩子可没让我们太平过一天”。（1942年7月20日，页41）尔后便是毛亲自出面，送给孙平一个漂亮的中国姑娘。有一次，谈话完了，分手时，毛突然问孙平：“你在这里看中了哪个单身漂亮姑娘了吗？别害臊。”（1945年2月26日，页403）孙平一笑就过去了。几天后，又一次谈话结束了，毛对孙平再次说起了姑娘：“怎么样？姑娘们很漂亮，是吗？” “而且身体也很健康。你不相信吗？也许你看中了什么人？”孙平又是一笑置之。可是，傍晚时分，一个姑娘悄悄地出现在孙平的屋子里。她腼腆地打招呼，说是来打扫屋子的。姑娘很美，孙平什么也没做，和她聊了一会儿天，给她拍了几张照片，就把她送走了。那一天的日记里，孙平感慨道：“真的，我绝没想到毛泽东会是个拉皮条的！”（1945年3月5日，页406—407） 毛江夫妇的政治密友是康生。毛，江青，康生，在孙平眼中构成了一个“联盟”。他越围绕这个“联盟”思考问题，有些事情的缘由就越清楚。1943年2月17日，孙平对此“联盟”作了解析：   情报局头子在党内原是个默默无闻的人，他打定主意把他以后的发迹与重庆来的女演员挂上钩。他选中她，不仅仅是因为她有魅力，而且也因为她聪明，老练，意志坚强。正是他，把江青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已经是第三次结婚，但还十分迷恋性生活的乐趣。 从这时候起康生就开始下大赌注。康生觉察到中共中央主席同他的看法相似，就全力以赴地争取在他身边占上一席之地。 摸清人的恶习和毛病，为自己所用，这就是情报局头子的本行。干这种行当并不光彩，但能取得控制人的权力。 他把赌注下在江青身上，证明下对了。江青与毛泽东结婚以后，康生与主席更接近了，他们之间建立了密切的联系。（页109）   康生原来在党内并非默默无闻，江青也不是来自重庆，孙平在信息的细节上略有失误。但总体看，他的解析还是非常到位的。据师哲回忆，江青曾对他说过，到毛身边，每一步都是在康生夫妇的指点下走的。（《我的一生——师哲自述》，页166，人民出版社，2001）在毛搬入之前，康生一直住在枣园，那里警卫森严，江青却可以自由出入，去会见康生。（《峰与谷——师哲回忆录》，页269，红旗出版社，1997）毛江结婚遭致党内反对，也是康生为江青作了“审查”，报告毛说，没有问题。（《叶子龙回忆录》，页6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孙平日记还透露，毛江夫妇的另外一个政治密友是周恩来。周与康生不同，直至1943年下半年自渝返延参加政治局整风，周才迫于压力完全与“莫斯科派”决裂，“从毛的对手变成了毛最积极的支持者”。孙平为周下了一个断语：“他见识广，政治上灵活得到了机会主义的程度。在我看来，机会主义是他的主要的政治气质。”（1945年4月30日，页458） 孙平认为，周是与闻毛江私事的少数人之一。毛江夫妇从不邀请任何人到他们的住所去，只有周是例外，“周知道怎么做这个例外的人”。（1945年3月15日，页409）有时，毛江夫妇也会争吵，出现这样的家庭纠纷，往往要求助于周恩来这个化解矛盾的高手。（1945年4月30日，页458）还可举出其他材料，作为孙平观点的佐证。1947年10月，在米脂县杨家沟，毛江曾有一次比较大的争吵。毛大吼一声：“你给我滚！”江青哭哭啼啼冲出门，稍一犹豫，跑到隔壁周恩来那里去了。李银桥回忆说：“她跟毛泽东闹别扭总是去找周恩来哭诉。”这一次，江青哭诉了整整一个上午。（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页59—60，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江青向维特克讲述自己的延安故事，曾不无感情地言及周恩来，她说，周总理关心她的幸福，她信任他，他对她也有信心。（《江青同志》，页160） 毛江政治婚姻的分野，也就是延安政治的分野，将来还会是中国政治的分野。《延安日记》里孙平的观察，实是即将开始的毛时代政治的一个原型。毛是永远的舵手，周总理永远是总理，江和康倒是“雪藏”了一段，真真假假地生着病。待到江康复出，毛江康周再次整合在一起的时候，轰轰烈烈的文革大戏也就要开演了。Guest (2009-9-16 16:44:59) 引用 延安的罂粟花——读《延安日记》 向继东　 　　《延安日记》的作者彼得•弗拉基米洛夫是苏联人。1942年至1945年，彼得以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身份来到延安。他以日记形式，根据自己的观点，记述了延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各方面的问题。全书以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与苏共的关系为背景，记述了中共的整风运动、中共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中共与当时驻延安的美国军事观察组织的接触以及中共与国民党的关系等问题，均有评述。我觉得，此书是一部研究中共党史难得的参考文本，虽然其中不乏偏颇的地方，如说当时延安的反苏情绪，彼得就完全是站在苏共老子党的立场上观察问题的。 　　据说，此书中文版由东方出版社初版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但我读的是该社2004年3月再版的黑皮本。书中对延安的鸦片生产，有较多的记述。我开始对此很惊讶，后来一细想，又平常起来，因为革命环境下，什么事都可能发生是不奇怪的。 　　为了写这篇小文章，我又查阅了国民政府禁毒方面的史料。总的来说，国民政府在禁毒方面是有成效的。 1917年后，国内动荡，各地军阀为增强实力，以鸦片烟税为财源，竞相开放烟禁，清末民初的禁烟成果付诸东流。这有历史学家顾颉刚1931年旅行河北、河南、陕西、山东四省后的见闻为证—— 　　我们久居都市，已度现代化生活，而内地民众则还过着纪元前２０世纪的生活，除了一把切菜刀是铁器时代的东西之外，其他差不多全是石器时代的。要是仅仅这样的浑朴，那还保持着古人的健康，要改造也不难，无如鸦片、白面的流行，普遍得像水银泻地一样。我到一个小县城里，只有２００家铺子，烟馆倒占了４０家，其数量远超过米店。许多农村里，可以买不到一张纸，一支笔，但鸦片、白面是不会没有的。那时穿中山装的是何等表示前进，我亲见一位穿中山装的朋友接连在烟卷上抽着白面，悠然自得。但白面瘾的急剧增进，以致家破身亡的惨剧是大家说得出的，听说实在穷得没有办法时可以把自身出卖给制毒的人，因为他死后可以从骨头里取出白面的成分来，再行制造。当白面瘾发时，发疯如狂，尽在地上滚，在那时，房子也舍得拆，连老娘的衣服也要剥去变卖了。我一路看见的人，“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鬼”的不计其数。……许多农村里，别的药没有，６０６和９１４总是有的；西医可以没有，打针的人总是有的。亡国，我们住在都市里的人早已有此恐惧了，因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已经成了国民的常识。灭种，城市里人还没有这感觉，而我在亲历华北农村之后就清楚地看出来了。我带了一颗沉重的心回到北平，然而北平却是酒绿灯红，金迷纸醉，上下都在颓废酣嬉之中。一经对比，使我忍不住流下泪来。我对朋友说：“你们不要高兴了，中国人快灭种了！”人家听了，只觉得我言之过重；就是相信了我的话，也只有作同情的一叹，说：“这有什么办法呢？”（高增德、丁东编《世纪学人自述》第一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１月版，10-11页） 　　国民政府也看到了烟毒的严重性，于1935年4月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名义向全国发布禁烟通令，并公布《禁毒实施办法》和《禁烟实施办法》。禁种方面，规定了绝对禁种、分期禁种、分年减种，直到绝对禁种。禁吸方面，以1935年最后登记截止人数为准，按烟民年龄依次勒戒，分为五期，以一年为一期，每年烟民为数至少递减五分之一，至1940年底完全戒绝。《禁毒实施办法》规定，吸用烈性毒品及施打吗啡针者，限于1935年内自行投戒，如查获未经投戒者，拘送戒毒所勒戒；1936年内如仍有未经投戒而私吸者，除勒戒外，并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自1937年起，凡有吸用毒品及施打吗啡针者，一律处以死刑或无期徒刑。此外，凡制造、运输贩卖烈性毒品者，依法处以死刑，从犯按情节轻重，处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公职人员对于制造、运输、贩卖烈性毒品有帮助者，概处死刑。还规定，凡制造、贩卖烈性毒品者，无论主犯还是从犯，一律处死刑……。由此可见，国民政府禁烟禁毒措施空前之严厉。但遗憾的是，历史没有给国民政府以机会，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了，虽未废止禁毒令，但政府常力不从心，禁而不绝。 　　我读《延安日记》，又想到顾颉刚的感慨，心里很不是滋味。我想弄清延安的鸦片生产是否在国内其他文献里有所披露，于是以电邮咨询对这方面颇有研究的学者单世联先生，单先生很快回复说：《谢觉哉的日记》下卷734页有记载，《贾拓夫传》77页也有说及。贾传没找着，《谢觉哉日记》倒很快找到了。1945年1月5日谢觉哉写道：“……仁政观点不够，容易发生毛病。同一事物，有仁政观点的人说是不得已而为之——毛说我党犯过两次错误，一是长征时乱拿人民的东西（不拿不得活），二是某种物（不种度不过难关）——缺乏仁政关点的人，则认为这是直接有利的办法，甚至发展到某货内销。”这里的“某种物”、“不种度不过难关”，指的当是鸦片。 　　我们常说是“历史唯物主义者”，而一旦直面历史又往往显得十分怯弱。谢觉哉日记这么记了，有人还辩护说，这里根本不是指鸦片；但彼得在《延安日记》里所记的恐怕就无法再辩了。彼得当时见到的是什么呢？他说：“到处都在做非法的鸦片交易。例如，在柴陵，远在后方的步兵第120师师部，拨出一间房子来加工原料，制成鸦片后就从这里运往市场。”（《延安日记》103页，以下只注明页码）“政治局已任命任弼时为‘鸦片问题专员’……政治局讨论了经济困难问题，找出了一个相当别出心裁的办法。政治局批准，加强发展‘公营的鸦片生产与贸易’。同时决定，作为紧急措施，要在一年内为中央政府所辖各省的市场（叫做对外市场）至少提供120万两鸦片。鸦片的……种植与加工，大部分将由部队来管。贺龙的120步兵师所在地，是主要提供鸦片的地区（这个师已长期做这项生意）。”（166页）彼得和任弼时谈话结束时，任说，“毛泽东同志认为，种植、加工和出售鸦片不是件太好的事情。可是，毛泽东同志说，在目前形势下，鸦片是要起打先锋的、革命的作用，忽视这点就错了，政治局一致支持中共中央主席的看法。”（167页）任弼时并“要苏联记者理解这个决定”。Guest (2009-9-16 16:44:53) 引用 　　尤任曾问及毛泽东，“特区的农民往往由于非法买卖鸦片受到惩办，而现在甚至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与机关也在公开地生产鸦片——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46页）“毛泽东没有吭声。邓发代毛泽东回答说：‘从前特区只是把盐和碱运往国统区。我们一挂挂大车满载着盐出去，带回来的钱袋却是瘪的，而且还只有一个钱袋！现在我们送出去一袋鸦片，就能够带回满满的一车钱。我们就用这些钱向国民党买武器，回头再用这些武器来收拾他们！’……”（46页） 　　彼得还在日记中说，中共还“发布了一项大量进行鸦片交易的命令”，但不见命令原文，笔者倒在“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网站搜得《淮太西县烟土税征收与管理暂行办法》。这个“办法” 是民国三十四年七月颁布的，有七条17款。第一条就开宗明义说，“为了加强对敌经济斗争，减轻人民负担，管制烟土出口，争取必需品的收入，特根据冀鲁豫边区政府税收原则暨本县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然后规定具体办法，“于本县中心集市设立烟土总行，统一管理烟土行之经营与税收事宜”，交易税率是15%。凡“低报烟土价格因而漏税者，查获后，除补税纳款外，处以应缴税款二倍之罚金”；凡“购买烟土人，于购买后，实行走私漏税者，查获后除补税外，另处相当于纳税额二倍之罚金”。“买卖烟土之商民必须将税款向总行或合法营业之行户进行交纳，方准出口”。这里的“出口”，当是指向国统区出口。还需交代一句，这里的“淮太西县”在中国地图上是找不着的，它系河南之淮阳、太康、西华三县之一部划编而成，隶属于冀鲁豫边区第六专区。2005年5月18日，笔者采访李普老，问他“淮太西县”是不是有这样的“烟土税办法”，他说没听说过，延安种鸦片的事他倒是听说过的。李普1930年代参加革命，大部分时间在国统区，没有去过延安，但在延安很长时间的李锐等老友都跟他说起过此事。 　　解放区种鸦片的事，当时的《西安晚报》也曾有报道，说“栽种以晋北及陕北各县为最普遍”，“初时尚避开交通大道，佯作种棉之宣传”，后来竟“随处播种”。“在舆论的催促下，国民政府对边区之种植与运销鸦片，自不能不采取措施，乃于1943年4月，准备派内政部陕豫甘宁绥烟毒检查团赴陕北实地调查，先由陕西省政府于4月9日电知十八集团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萧劲光”。萧却拒绝检查，说“查边区烟毒，早经禁绝”，“实无派人前来之必要”。这样，“检查团”当然不能成行，但从谢觉哉1943年6月6日的日记中可知，延安确实存在着鸦片问题。谢当天的日记第一句就说，“拟给各分区各县（市）政府禁绝吃烟指示”。以下是指示全文，兹照录如下—— 　　吃鸦片，这一旧社会遗下的疮疤，我们已经治好很多了，但查还有少数未戒绝的瘾民。必须再下一把劲，免得“死灰复燃”。除禁种禁运另有禁令外，特给以关于禁止吃食的指示： 　　一、各乡（市）政府接到此指示一个月内，把境内烟民，分别瘾的大小，年龄大小，禁绝期限，彻底清查一次。一般规定：三十岁以下的限三个月戒绝；四十岁以下限五个月戒绝；六十岁以下的限十月戒绝。衰老有病的，可酌量延长，但至多不得超过一年半。 　　登记时要把烟民找来，当面说定戒绝期和逐步戒绝的方法。乡（市）政府应随时检查或委托行政村（或关坊）主任、自然村长（或街巷长）检查。不可于登记后就听其自流。 　　烟民隐匿不肯报的，逾期未戒的，戒后又复吃的，查出后送司法机关罚办。 　　二、要和生产与教育工作联系起来。烟民多是不事生产及行为堕落的人（大部是二流子），要用说服与强迫的方法，使其卷入生产大潮，即使其生产劳动很小。同时要他知道自己是社会一份子，至少不应为社会上看不起，以激发他戒烟的决心。今年的改造二流子参加生产运动中，不少有烟瘾的二流子戒绝了，有的也赶上做好人。可见用积极方法策动戒烟是很有效的。 　　三、要造成群众运动。不只是劝烟民说吃大烟怎么不好，而且要在村民大会上，市民大会上做劝戒运动。一村一市有抽大烟的人，是不美满的。使烟民不能不愧悔。且要发动儿童、妇女劝戒烟，儿童能劝服其家大人戒烟的，是模范儿童；婆姨能劝服其丈夫戒烟的，是模范婆姨。如果丈夫顽固，乡村政府可允许在其丈夫未戒绝大烟的时期，婆姨有管理其家经济的全权。 　　四、登记烟民后各级政府及各地卫生机关应帮助烟民找戒烟丸药，按瘾发给，如期戒断。必要时可设立戒烟所，集烟民在一处禁戒。戒烟丸药及住戒烟所，贫者可不收费。 　　戒烟药品，除特许者外，不得在市面出售。 　　五、要彻底做到禁绝种、禁绝卖。 　　六、各级政府应将办理戒烟事宜——烟民多少、戒的情形随时逐级向上报告。今年总结工作时，戒烟工作是各级政府考核成绩之一。（《谢觉哉日记》，485-486页) 　　从这则“禁吃鸦片令”也足以可知，如果不种鸦片，财政本来困难、老百姓本来很苦的解放区何来鸦片？从上引谢觉哉语“甚至发展到某货内销”，也可印证解放区的烟民吃的鸦片就来自解放区的“内销”。 　　《延安日记》还说到：１９４４年中共为了得到美国的支持，积极邀请美国使团来延安访问。美国人为在中国找到出路，他们答应来了，可蒋介石坚决不同意，后来罗斯福总统对蒋几乎是下了最后通牒，才同意了。４月２８日这天，彼得的日记写道：“外国记者即将来访。毛看到机会来了，想借此同反法西斯同盟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建立正式关系。他推想，记者们会造舆论，而政界人士就会着手认真办事。不料，中共领导在这件事情上遇到困难了。……大片土地都种上了罂粟，这是件十分令人不愉快的丢脸的事情。……怎么能掩盖得了呢？……著名的３５９旅被派往该旅驻地通往延安及其冬季营地的道路两旁，去铲除罂粟。第一旅也同样在干这个差事。”（２４３页）这白纸黑字，完全凭空杜撰几乎是不可能的——况且，这种对付办法，迄今已成一种“检查文化”了，这里不赘。 　　毛泽东说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既然如此，也可以说，革命就是用非常手段去达到目的——这“非常”，就是不择手段吧。国民党是革命党，它不择手段得到了政权；共产党也是革命党，它也可以不择手段实现党的利益和目标。当时，国民党要封锁，共产党要生存；鸦片“要起打先锋的、革命的作用”，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今距延安时代近70年了，正视这段历史我倒觉得尤其重要。不能正视历史，就不能开创未来。 　　历史学家们、尤其是中共党史专家们，你们该做些什么呢？不用赘言，只用拿出良知和勇气，就像袁伟时先生说的那样：“说真话，说自己的话。”因为真话绝对是有益无害的。Guest (2009-9-16 16:43:40) 引用 记得《延安日记》里说马海德是个皮肤科医生^_^Guest (2009-9-16 16:42:18) 引用 《延安日记》节选    　    　　1942年6月7日    　　只要敌人（日军）发动进攻，八路军就退到山里，避开冲突。    　    　　1942年6月10日    　　中共领导在表面上看来是铁板一块，实际上内部一直在进行激烈的斗争。    　    　　1942年6月15日    　　我看，中共领导人希望得到武器，并不是为了向侵略者展开武装斗争，而是为了同国民党闹摩擦。这使东京的人感到多么高兴呀！    　    　　1942年7月9日    　　中共部队对目前日本扫荡其占领区的行动不作抵抗，他们撤上山去或者渡过了黄河。    　　中共领导把国民党看作是主要敌人，不遗余力地要夺取中央政府控制的地盘，用各种手段来达到目的。    　    　　1942年9月    　　人民对共产党的支援是不多的，并且完全靠土地政策。对群众的政治工作流于形式，也很简单。    　　……    　　军队领导人没有摆脱封建制度的残余。我认识一个司令员，他有两个很年轻的老婆，几乎还是小姑娘。但是，看起来谁也没有对此感到气愤。    　　……    　　八路军同敌人和平共处。日本人舒舒服服地在占领地区过冬了。而八路军部队就在这附近晃晃悠悠。    　　……    　　中共领导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在华北牵制日本派遣军，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    　　八路军主要关心的是国民党军队。部队中宣传的矛头是对着他们的；战斗行动有朝一日也是要针对他们的。因此，日本人的一切作战行动几乎都成功了。延安发出命令，要不惜任何代价保存八路军的实力，所以部队正步步后撤，尽管敌人的进攻力量是微不足道的。    　　……    　　含着泪水诉说特区受到（国民党的）严密封锁，这是康生搞的一种宣传骗局。特区的前线和边界都很容易通过，这是我们亲眼看到的。中共领导大谈其严密封锁，无非也是要在真正的困难中加进虚构的困难。    　　到前线去跑一趟，使我确信中共领导并不想打日本人；他们把战争看成是建立自己根据地的良好时机。而且不是靠自己的部队，而是靠日本和国民党两种力量的对峙来建立他们的根据地。……必要时，他们会干掉抗日统一战线中的战友，而夺取政权。    　　毛泽东在侵略者面前向后退却，却在乘中央政府和日军冲突之机为自己渔利。在民族遭受灾难，人民备尝艰辛并作出不可估量的牺牲的时刻，在国家受制于法西斯分子的时刻，采取这种策略，岂只是背信弃义而已。    　　什么国际主义的政策，跟毛泽东哪能谈得通，连他自己的人民也只不过是他在权力斗争中的工具罢了！千百万人的流血和痛苦，灾难和忧伤，对他来说，只是一种抽象的概念。    　    　　1942年10月22日    　　毛泽东利用表面上正确的分析和共产国际的建议，以掩饰其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活动。他口头上说团结，行动上却拒绝团结，对日本人的军事行动减少了，反对国民党的口号提出来了。    　    　　1942年10月25日    　　八路军方面没有采取任何积极的军事行动！更有甚者，军事行动都被严厉地禁止了。    　　……    　　（毛）是反对抗日统一战线的，是反对调整同重庆政府的关系的。毛泽东的立场削弱了对侵略者的抵抗，分散了力量。    　　反对国民党的宣传一直在特区进行着，原因就在于此。    　　所有这些情况，使人们对新四军的悲惨结局以及国共之间的一直不和，有了新的看法。    　 ……    　　延安用种种借口来拒绝国民党的建议。蒋介石7月14日所提出的与毛泽东会晤的建议，实际上已被拒绝。    　　在军事问题上，毛泽东及其随从主张“保存实力”的战术，这意味着削减战斗行动。    　    　　1942年10月30日    　　每个人都在死记硬背党的文件，一个劲儿地进行自我批评，而这种自我批评真是既可笑又可悲。    　    　　1942年11月11日    　　整风的目的说的是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党八股”，实际上，毛泽东派利用整风来压制中共领导内一切不同意他们政策的那些人。    　    　　1942年11月29日    　　我无意中在李克农处看到了一份《秘密会社工作须知》，……秘密会社网，一直伸展到国外，华侨也有入会的。    　　康生利用这些组织搞恐怖活动、搞分裂和间谍活动。秘密会社有严格的纪律，违者几乎都被处死。    　　……    　　他（李克农）在延安过着不露面的生活，往往在夜间召开秘密会议，进行审讯。    　　……    　　康生在其部属的帮助下，监视党和军队所有重要的领导人，而且充分利用服务人员当他的密探。 《延安日记》作者彼得•弗拉基米洛夫（Peter Vladimirov），苏联人，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与中国战局有重大关系。1942年至1945年，以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身份在延安工作。作者以日记形式，根据他的观点，记述了“解放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的问题。全书以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同苏共的关系为背景，记述了中共的整风运动、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中共同当时驻延安的美国军事观察组的接触以及中共党和国民党的关系等问题，均有评述。    　    伏拉底米洛夫的中文名字叫孙平，也有人叫他宋平。他1905年出生。1929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31年进入苏联红军。不久被派到莫斯科著名的纳里曼诺伏东方研究所学习中国事务，毕业后于1938年5月来到中国。公开身份是塔斯杜记者，但真实身份是苏联内政部秘密警察，也就是克格勃前身的海外情报官，活跃于中国的新疆和兰州等地。1940年，孙平回国述职，一年后又以塔斯社记者的身份回到中国，继续从事军政情报活动。但他这一次在中国一呆就是五年，并于1942年五月被斯大林派到延安，担任在延安的苏联情报组组长。一直到日本投降后才于1945年11月向毛泽东告别飞回莫斯科。       孙平在延安有多重身份，权重一时，他不仅是塔斯社记者，共产国际驻中共特别联络员，还是苏联军事情报部驻中国特派员。但是，孙平没有料到，抗战期间的延安是一个中共内部派系斗争的大酱缸，各派势力施展各种拳脚，打得乌烟瘴气。先是张国焘被内斗打出组织，然后又是走火入魔的整党整风，等等，等等。孙平一到延安，就被立即卷入这些令他眼花缭乱的争斗，各派势力竭力巴结讨好，向他反映情况，使他在延安的地位十分重要。       孙平在延安走红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他有一台当时在中国唯一可以向斯大林直接通报中共情报的大功率密码电台，是派系斗争中向莫斯科告状和申述的最重要渠道。毛泽东的死对头王明和秦邦宪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和孙平交往很深，给他讲了许多中共党内派系斗争的来龙去脉，使孙平对毛泽东和康生的残酷斗争的方式略有了解。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极力讨好孙平，对他的所有要求都给予满足。首先，毛泽东下令在戒备森严的枣园给孙平为首的苏联情报组盖了当时在延安独一无二的小洋房。同时又让孙平有权使用康平搞来的所有对国民党和日本人的情报。据毛泽东的俄文翻译师哲先生的回忆录透露，孙平是当时在延安唯一可以随时到毛泽东驻地去敲门的人。从1944年初夏开始，直到毛泽东在1945年4月的中共七大上最后巩固其一个领袖，一个思想的独裁地位为止，毛泽东每隔一周左右同孙平侃谈，反映中共党内斗争情报，每次侃谈长达三、四个小时。中共七大召开时，毛泽东特别关照让孙平参加大会，以便向斯大林反映实况。据师哲的回忆录透露，当驻华美军希图在华北建立情报站和军事基地并向延安靠拢时，毛泽东把每次同美国人的谈判过程和内容，包括和美国特使赫尔利的会谈，全盘给孙平汇报，孙平当然马上上报莫斯科。这样下来，毛泽东的许多观点和信件都通过孙平直接送到斯大林手里。斯大林也经常通过孙平的电台用化名菲力波夫和亚力山大洛夫直接给毛泽东回电。这个直通斯大林的电台在孙平走后由毛泽东的俄文翻译兼社会部情报室主任师哲管过一阵。不久又由斯大林派来中国专门照料毛泽东身体的苏军将级军医阿洛夫管理，并由阿洛夫伴随中共中央总部一直延续到1949年中共建国前夕。       1945年11月，孙平奉调回到莫斯科。那时，斯大林已经占领了中国东北。1946年，孙平调进苏联外交部。1948年又来到中国做上海总领事，直到1951年才回国。一年后他升任苏联驻缅甸大使。1953年9月10日，孙平在莫斯科突然死去。       孙平死后，这段历史并没有完结。1968年，在中苏分裂后的大吵大闹中，孙平的儿子开始整理孙平在延安时期写下的大量零散日记，1973年出版成书，叫做《中国特区》，两年后英文版问世，轰动全世界。该书以非常生动，详细的笔调，展示了当时延安中共内部残酷无情的派系斗争。       时过境迁，回首往事，昨天发生的事情，在今天看来，依然迷迷茫茫，妙趣横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