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子回眸】中共建政：前30年和后30年难解难分

连日来本报刊登的《中共建政60年：香港故事》，至今为止，大都是建政头30年的往事。对近30年出生和成长的人来说，可能是比较遥远了。就他们经历的近30年来看，中国的经济不断起飞，国际地位也在上升。他们较少看到更较少经历中共建政头30年的苦难。 许多人把中共建政历史，划分为前30年与后30年。去年纪念改革开放30年的报道，大都建基于对前30年路线方针的否定。今天，许多人颂赞「祖国成就」，讲的也是后30年的成就。前30年，就「别提它了」。 不过，今年中国官方却下了指示，对建政30年的定调是：60年不分前后，既不能用前30年否定后30年，也不能用后30年否定前30年。 有人认为，中共这样定调，是为了平息内地左、右派的批评声音。因为左派认为，中共现在的掌权者，只是口头上讲社会主义，实际上已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了，他们是背叛了马列毛与社会主义路线的右派；右派则认为，掌权者太左，仍是文革专制的延续。掌权者在大陆理论家眼中，可以说左右不是人。但真正的情形是，掌权者既非左亦非右，他们是从特权阶层而衍变成的权贵派。在中国大陆，掌权者中已没有左右社资之分，只有权力大小与由权力掌握的资源多少的区别。社会矛盾就是官民矛盾，就是权贵与反权贵的矛盾。 从这个角度来看，笔者同意中共「60年不分前后」的主调。因为60年都是由打江山而获得权力的特权阶层管治的。前30年与后30年没有区别，区别的只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方向。 前30年，中共以社会主义追求的平等目标为理想，并以此来号召追寻它的党员、干部、知识分子与民众。平等是一个很好听的词语，多数人尤其是年轻人，很少人认为人应该不平等，有些人应该骑在他人头上剥削压迫他人的。然而，如果一味追求分配平等而不惜牺牲人的自由的话，那么追求平等的结果，就是如《动物农庄》所说的：「一切动物都平等，但有的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也就是说，牺牲了自由，不但产生了「更平等」的特权阶层，而且是整个社会均贫化，实现了罗素所说的「乞丐最平等」。 中共建政的后30年，打破了前30年追求的「分配平等」，实行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的政策。然而，由于在前30年滋生的「更平等」的特权阶层仍享特权，而且成为世袭权贵和有了「近亲繁殖」衍变，因此虽打破了分配平等的追求理想的符咒，但在自由经济中不仅没有建立机会平等的规范，而且突出了机会的不平等。所谓机会平等的规范，就是严格的法治，是三权分立尤其是司法独立，是人民投票授权的民主体制。没有这些机制，自由经济就不是一个机会平等的机制，而是依靠特权和官商勾结发财的机制。打破了社会主义追求分配平等的理想之后，更使社会失去了信仰，变成上下交征利、无事不可为的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物质主义。于是贪污腐败越演越烈，低人权和低环境生态，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与保障。人与人缺乏互信，人的堕落和不择手段地追求私欲成为主流。经济腾飞，贫富悬殊，假货盛行，骗术层出不穷，是后30年社会的主要发展趋向。而掌权者全无意愿要建立机会平等的法制，所有施政都是权宜，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都是以暴力与假话去维繫稳定。建国初期的平等理想，民主追求，道德遵循，已全部被埋葬了。 不分前后的60年，是怎样不分？甚么是一以贯之的？只有一个字：权。权就是一切。权就是从前30年到后30年的一切罪恶的渊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