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美中两国学者指出，中国新兴中产阶级的快速崛起让中国社会发生巨变，他们不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稳定推动力，还必将在政治上发挥重要影响力。这个特定群体的作用能够左右中国的未来。</P> <P>中国是否存在中产阶级？中产阶级在政治上有什么诉求？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演变，这个议题愈发引人关注。美中两国学者近期的研究结果显示，这个特定群体不但存在，而且正在推动中国发生巨大的社会变革。</P> <P> </P> <P align=center>**新兴中产阶级促巨变 必将发挥政治影响力**</P> <P> </P> <P>美国国务院前近东事务助卿、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主任马丁·英蒂克(Martin Indyk)指出，历史证明，中产阶级在促进社会变革中都发挥过重要作用，中国也不例外。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中产阶级肯定会在政治层面发挥重要作用。中国在气候变化和治理金融危机等国际领域正在发挥越来越积极的作用，中产阶级的影响力不可低估。</P> <P>英蒂克说：“中国中产阶级的快速兴起，不仅直接影响这些议题，而且中国正在演变的国内情况从广义上来说是所有人都关心的，这些国内情况必将决定中国未来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和作用的特性。”</P> <P>克林顿政府时期的白宫国家安全会议亚太事务资深主任、布鲁金斯学会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说，弄清中国中产阶级的规模和组成，将有助于研究中国社会发生的变化，因为中产阶级本身就是中国发生的巨变。</P> <P>李侃如说：“当今世界上没有什么要比中国的国内变化更重要的事情了，这些变化将决定中国的未来，这些变化之一就是中国中产阶级的发展。”</P> <P> </P> <P align=center>**中产阶级趋向年轻、有房有车、教育上尤其舍得花钱**</P> <P> </P> <P>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哈佛中国基金会主席、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柯伟林(William Kirby)教授用“复兴”一词形容中国的中产阶级，因为他认为1949年前中国上海就存在过中产阶级，只是这个群体现在规模更庞大。他说，中国中产阶级人数很难确定，有人估计在2600万左右。现在的中产阶级的特点是都很年轻，30-40之间的财富超过60以上的年长者；60%左右拥有房产，其中四分之三实际拥有，即没有房贷；三分之一家庭有一辆汽车，其余也想买车；他们喜欢旅行，国内、港澳台和海外都去；一半人购买股票，但股票和债券只占个人财富的10%，个人财富有一半投在房地产上，储蓄大约占20%。令李侃如吃惊的，是这个群体舍得在教育上投资、花钱，这在去年金融危机以后似乎没有减少。</P> <P>柯伟林说：“他们的财富实际在中国社会中扎根，在当地扎根。在经济不景气时，比如去年，他们可以减少任何开销，就是教育开销不愿减。”</P> <P>布鲁金斯学会中国研究中心研究主任李成也认为，中国中产阶级的数字很难确定。他引用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83年的明言解释说，“中国是新闻记者的梦想，却是统计学家的噩梦”。他说，中国出现中产阶级不等于出现中产阶级社会，但中产阶级意识近年来在中国确有增加，这是个新的现象，值得研究。</P> <P>李成说，中产阶级可以帮助降低贫富差距，缓和社会矛盾，包括民族矛盾，成为一支社会的稳定力量。这对中国当今社会尤其重要。中产阶级虽然可以成为社会的稳定力量，但并不等于赞同政府的政策，因为中国社会学家多年的调查发现，中国城镇居民对中央政府政策的不满程度实际超过农村地区。</P> <P> ※ ※ ※ ※ ※</P> <P> 中国中产阶级能否推动政治改革？</P> <P> <BR>中国经济强劲发展催生了一个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这支新兴的中产阶级队伍如何把他们的影响力从经济范畴扩大到政治范畴已经成为海内外专家学者关注的焦点。有些学者认为，中国中产阶级参政时机日益成熟，热情开始升高，可望成为政治改革的主要动力。但他们的参政热情能否转化为对民主的支持，还存在变数，需要继续观察。</P> <P>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中国研究中心研究主任李成对美国之音说，中国中产阶级参与政治活动逐渐增多，手段开始成熟，比如上海地铁、厦门化工厂等项目，就是由于中产阶级直接参与抗议，才阻止了这些工程。他认为，不久的将来，中国中产阶级参政会更加积极。</P> <P>李成说：“以后我们会更多地看到，中产阶级在地区、地方选举当中也会逐步起作用。当然，并不是说中产阶级想要改变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在逐渐参与政治上面，显得越来越明显。”</P> <P> </P> <P align=center>**律师对现状不满 支持政治自由**</P> <P> </P> <P>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社会学助教刘思达指出，中产阶级参政最积极的是律师。他认为，中国律师总体对政治权利的重视要大于经济权利，对政治现状非常不满，强烈倾向于支持政治改革，是中产阶级政治改革要求的主要源泉。主要原因，是政府干预司法、插手律师办案的事例过于频繁，律师权益得不到基本保障，受到政治和经济层面的双重夹击，迫使律师们的自由倾向超过中产阶级的平均水平。</P> <P>刘思达说：“这些自由价值观念实际来自工作场所、来自律师在司法和政治体制中所处的边缘地位、以及律师楼、律师协会和司法局对律师提供的脆弱保护。其实是这些困难和脆弱层面致使律师支持政治自由、支持自由主义。”</P> <P> </P> <P align=center>**痛恨腐败不等于要求民主** </P> <P> </P> <P>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狄忠蒲(Bruce Dickson)近年来从私营企业家角度对中产阶级的参政进行了研究，结论似乎不同。他说，私营企业家参政程度确实增加，但不是这些人要求增加政治代表权，而是中共的同化战略。私人企业家大约40%是中共党员、大型私人企业由红色资本家控制，就是这种战略的体现。</P> <P>他认为，很多人痛恨中共官员腐败，并不等于要求民主，而且他们对政权的支持，还取决于政府能否有效治理通胀与交通，能否支持企业发展。这说明政府可以通过改善统治，维持对企业界和中产阶级的控制，中共近年来许多政策，就明显瞄准这个目标。</P> <P>狄忠蒲说：“共产党正在打赌，可以通过改善民生和生活质量，就可以获得继续执政所需要的公共支持，提前消除对政治改革的要求。当前政府致力于经济快速发展，促进和谐社会，至少迄今为止取得了成效，但是这些趋势是否继续，将取决于执政党目前的政策表现，包括未来打击腐败的效果。”</P> <P>美国奥多明尼昂大学(Old Dominion University)政治学教授陈杰(Jie Chen)的研究发现，中产阶层对个人权益和公民社会意识强烈，需求也相对强烈，但大多数中产阶级成员对民主的热情似乎受制于社会经济利益是否得到充分满足。</P> <P>陈杰说：“中产阶层大多数成员都赞同个人权利，但是他们回避政治权利，对民主体制并不感兴趣，对参与政府事务和参与政治也不热心。因此，中国的中产阶级不太可能支持潜在的民主化。”</P> <P>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