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们的世界——国际笔会简史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一、“明天”俱乐部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没有结束，伦敦市中心的科文特花园广场附近，朗埃克街一间天花板较低的大餐厅里，有一群人几乎每星期都要在那里开一次晚餐会。在暗淡的灯光下，他们时而分头交谈、讨论，时而听一人演讲或朗诵，偶尔还有歌手演唱，气氛颇为热烈。 与会者多数是些20-30岁的小伙子，有几个还不足20岁；中老年人不多，且多为不大常去的宾客。不过，有位50多岁的女士每会必到，那就是众人称之为“萨福太太”的餐会主持者，而那些不大常去的来宾，基本都是应她的邀请而来。 餐会的话题，当然首先是仍在僵持但显然就要取胜的战争，也少不了英国男人都必谈的政治，但重点则是文学和写作，因为那是一个文学俱乐部的每周聚会，而非当时很流行的某个政治或信仰派别的集会。 俱乐部的名称是“明天”，取意于俱乐部成员“明天”都是作家，尽管多数在当时的“今天”还只是些文学爱好者，即所谓“文学青年”。 那些中老年人却多非等闲之辈，其中不少当时已是卓有成就的作家，尤以剧作家萧伯纳和小说家兼剧作家高尔斯华绥最著盛名——虽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还需要分别等到1925年和1932年，但两人都早已是世界名人。 乔治•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1856-1950） 出生于爱尔兰，被后世评为英国自莎士比亚后最伟大的剧作家。虽然他最初的作品主要是音乐、戏剧评论以及新闻报道，到36岁时才发表他一生51部剧作的首部——《鳏夫的房产》（Widowers\’ Houses），被视为他最高文学成就的剧作《圣女贞德》（Saint Joan）要到1923年才问世，但他当时已出了30多部作品，并随着其剧作在1898年的首次成功演出越来越受欢迎，已是公认的喜剧大师。萧伯纳作为积极的社会主义活动家甚至更为出名，1884年参与创建英国工党最重要的前身 “费边社”，为其主要领袖之一，此后又协助组建工党，是工党的左翼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基础——主张和平改良反对暴力革命的“费边主义”思想家之一，写了不少宣传小册子。至于他逐渐走向极端以至吹捧独裁者斯大林、墨索里尼、希特勒，从而遭到越来越多的人反感，则是多年以后的事。不过，萧伯纳对一战采取和平主义的态度，在1914年战争刚爆发后不久发表了一个反战小册子《战争常识》（Common Sense About the War），就已经遭到举国的反感，被说成是“英国最遭恨的人”。 约翰•高尔斯华绥（John Galsworthy,1867-1933） 比萧伯纳年轻11岁，早年由于父亲希望他继承律师事业而进了牛津大学法律系，1890年取得律师资格，却没有兴趣执业，去欧洲游历了几年后开始写作。他在30岁时以约翰•辛约翰（John Sinjohn）的笔名出版第一本书——短篇小说集《天涯海角》（From The Four Winds, 1897），37岁时发表《岛国的法利赛人》（The Island Pharisees, 1904）时开始使用本名，两年后的首部剧作《银盒》（The Silver Box, 1906）一炮打响，同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有产业的人》（The Man Of Property, 1906）也引起广泛的注意，是后来被认为他最高成就并使他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福尔赛世家》（The Forsyte Saga）三部曲的第一部。随后十多年中，他又出了30多本书，包括小说、剧本、诗歌和散文，不过在当时主要是作为剧作家更出名。他的作品冷峻深刻，偏重揭露和批判社会现实，没有萧伯纳的幽默风趣和理性说教，因此也没有后者那么能招揽观众和引起争议。他对一战的态度也与萧伯纳截然不同，战争爆发后曾报名参军，由于极度近视而被拒绝，于是他就参加了红十字会的医疗队去法国的战时医院工作，后来又去比利时救助战争难民。不过，他倒没有因萧的反战而中断与他的友谊。1917年，高尔斯华绥拒绝了英王拟议册封给他“骑士”爵位，理由是作家不应接受任何头衔。他的社会活动主要还是在作家圈子里，也热心于提携文学青年，在国内外都很有人缘，因此在以后笔会成立时，理所当然地被推选为首任会长。 两位年长萨福太太三岁的女作家辛克莱和韩特都是已成名的流行小说家。 梅•辛克莱（May Sinclair，1862 – 1946） 本名玛丽•阿梅丽娅•圣克莱尔（Mary Amelia St. Clair），自24岁发表诗集，已出书20多部，除长、短篇小说和诗歌外，从散文、报道、评论，到有关文学流派的理论以至哲学，都有相当涉猎，影响力已达一生巅峰，被当时许多人认为是近十年内英国最重要的女作家。“意识流”（stream of consciousness）这一后来在文坛颇为流行的心理学术语，正是她首次在这年引入文学批评的。她反对小说必须涉及社会问题的理念，而认为应该更重对个人的描写。不过，她也热心社会活动，是个积极的妇女参政主义者，曾抗议英国参加一战，但在战争爆发后又热心参战，加入急救队去过比利时前线，却在几周后被认为不能胜任护理工作而送回英国。她于1915年发表《比利时印象记》（A Journal of Impressions in Belgium），被认为有宣传战争的反和平倾向。辛克莱与萨福太太已是多年老友，从女权活动到当时颇为流行的降灵术，两人都有不少共同语言。 伊莎贝尔•维奥丽特•韩特（Isobel Violet Hunt,1862-1942） 也是位多产作家，当时也已出书20多部，只是发表处女作比辛克莱晚8年，是一部书名为《少女的成长》（The Maiden\’s Progress, 1894）的对话体小说，涉及青春转变期的行为举止和道德问题。尽管她现在最为人所知的作品是两部中、短篇鬼神小说集《令人不安的故事》（Tales of the Uneasy），上部初版于1915年，但她的所有长篇小说都是关于男女关系和性政治的，在当时颇为流行，她本人也因与一些名作家的情感纠纷而更为知名。她与已婚分居的著名作家兼编辑休弗至此同居了八年，并在1913年和1916年合出了两本书，还自称为维奥丽特•韩特•休弗夫人，但可惜正好在这年就要分手。韩特的广泛社交圈子，尤其是与名作家的关系，对萨福太太的文学组织活动帮助不小，尤其是以后建立笔会。 福特•马多克斯•休弗（Ford Madox Hueffer,1873-1939） 次年改姓“福特”，因此在后世以新姓更为人知。他当时虽然正当中年，比他的情人韩特年轻11岁，但成名更早，创作上更多产，名气也更大得多。他18岁就发表了处女作《褐鸮》（The Brown Owl, 1891），比韩特出书早三年，比萧伯纳的首部剧作问世还早了一年。这年45岁已出了40多部作品，在小说创作方面已达其巅峰，以1915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好兵》（The Good Soldier）最为著名，诗歌和评论也都有所成就。他还是个相当有水平和影响力的编辑和出版人，1908年创办了《英国评论》（English Review），吸引了不少名家供稿，也发现和推出不少新秀，其中不少后来成为笔会的骨干。 沃尔特•约翰•德拉梅尔（Walter John de la Mare,1873-1956） 法国新教徒移民后裔，虽比休弗只年长八个月，但由于早年要养家糊口作公务员而只能业余创作，22岁以笔名沃尔特•拉马尔（Walter Ramal）在杂志上首发短篇小说《命运》（Kismet,1895）后，到七年后才出第一本书——诗集《童年之歌》（Songs of Childhood，1902），两年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亨利•布罗肯》（Henry Brocken）。他作为诗人兼儿童文学家的名声已经很响亮，以1912年的诗集《听者》（The Listeners）中的标题诗传世最广，其它名作还有童话《三只皇家猴子》（The Three Mulla Mulgars,1910）和童谣集《孔雀馅饼》（Peacock Pie,1913）。不过，他作为小说家的更大文名，还有待三年后的长篇小说《侏儒回忆录》（Memoirs of a Midget,1921），获1922年詹姆斯•泰特•布莱克纪念奖。 多萝西•米勒•理查逊（Dorothy Miller Richardson,1873-1957） 早年因生活困境而无暇写作，从17岁起就被迫离家作家庭幼儿教师、秘书助理等，涉入社会主义者和艺术家的圈子后开始发表翻译作品和报道。1914年初，她年逾40才发表第一本书《贵格会今昔》（The Quakers: Past and Present），一个月后又发表研究该会创始人的《乔治•福克斯著作拾零》（Gleanings from the Works of George Fox）。次年发表小说《那些被指的屋顶》（Pointed Roofs），是其系列自传体小说《朝圣之旅》（Pilgrimage）的第一卷，也是英语文学史上首部小说完全采用“意识流”（尽管她本人不喜欢辛克莱引进的这个心理学术语，而宁愿称之为“内在独白”），由此奠定了她成为现代主义兼女性主义英语文学名家的基础，可说是位“大器晚成”的典型。她随后两年出了两部续集，此后平均两年多出一卷，到1935年共二十年间出齐了这部成为英语文学里程碑的十一卷长篇巨著。 约翰•戴维斯•贝雷斯福德（John Davys Beresford 或 J.D.Beresford,1873-1947） 比前三位同龄者稍长一点，成名之晚与后两人相近，幼年因患小儿麻痹症而留下残疾，年轻时作为剧作家和记者没什么作品留世，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雅各布•斯塔尔的早年历史》（The Early History of Jacob Stahl, 1911）时已38岁，但也一举奠定了他被列入英国现实主义作家的地位，而他同年出版的《汉普登郡奇事》（The Hampdenshire Wonder）首创超人儿童的角色，使他成为这类经典科幻小说的奠基人，此后七年又出书七部，也是“大器晚成”。贝雷斯福德一生虽写了40多部小说，但留名后世的主要还是他早期的科幻作品。 圣约翰•格里尔•欧文（St.John Greer Irvine,1883-1971） 深受“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影响的地方现实主义作家。他在15岁当了保险公司职员，17岁调往伦敦，不久加入费边社，随后受萧伯纳等戏剧大师的影响而涉足剧院，并结识了著名的爱尔兰诗人兼剧作家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1865-1939）。1904年底，叶芝参与创建后来被称为“爱尔兰国家剧院”的都柏林艾比剧院，使欧文的第一部剧作《异教通婚》（Mixed Marriage）得以1911年在那里成功上演，且一举成名。欧文此后一年一剧，到1915年成为该剧院经理，并上演了他的第五部也是最成功的《约翰•弗古森》（John Ferguson）。同年还出版了三本书，达到其创作的巅峰。尽管在次年因常挑剔演出质量与演员们闹翻而辞职从军，其所在部队调往一战的法国前线，但两年内又连出了两部小说。1918年5月作为中尉在大战中受重伤而失去一条腿，回国复员后继续他的多种写作。 休•西摩•沃波尔爵士（Sir Hugh Seymour Walpole,1884-1941） 新西兰出生的英国小说家。他在剑桥大学毕业后曾一度担任教师，25岁发表第一本长篇小说《木马记》（Wooden Horse,1909），此后每年一书，九年九部，成名作为29岁时出的小说《坚韧——有关一个冒险家教育的真诚记述》（Fortitude: Being a True and Faithful Account of the Education of an Adventurer,1913）。他在一战中跟随红十字会到俄国前线服务，并亲见了十月革命的爆发，其经历成为1916年和1919年的两部小说素材，后者即第十本书《秘密城市》（The Secret City）最受好评，获次年詹姆斯•泰特•布莱克纪念奖，比年长十一岁的德拉梅尔后来居上还早一年。沃波尔的作品在英美非常流行，一生出书50多部，大多是长篇小说，54岁时因其文教贡献而被封爵。 吉尔伯特•弗兰考（Gilbert Frankau, 1884-1952） 犹太富商的儿子，就读英国最著名的依顿公学时就开始写诗，17岁出版首部诗集《依顿回声》（Eton Echoes ,1901）；中学毕业后进入家庭企业从商，早期作品不多，以诗歌和诗体小说为主；一战爆发后从军，后作上尉到法国前线参战并受伤致残，数年内发表了大量作品，占了至此出版10多本书的大半，以“一战诗人”知名。他一生出书半百，后以传统爱情小说为主，在英美都很流行，部分改编成电影，其中最有名的是1932年的《克里斯多福•斯特朗》（Christopher Strong），次年上演的同名电影由美国著名影星凯瑟林•赫本（Katharine Hepburn, 1907-2003）参与主演。此外，他也热心政治，倾向保守党，但因离婚三次而难获选民支持；1933年希特勒上台不久，他在报上发表文章《作为犹太人，我不反对希特勒》，后来才改变立场。 弗兰克•亚瑟•斯温纳顿（Frank Arthur Swinnerton,1884-1982） 他那个时代卓越的小说家兼评论家，尽管幼时疾病缠身，但早慧使他从4岁起就能靠自学看书。他从小立志成为记者和作家，在14岁时就相继在几个书报发行公司当办公室杂工、职员，23岁加入加托-温都斯出版社（Chatto & Windus）作校对，25岁由该社发表第一本长篇小说《快乐之心》（The Merry Heart,1909）并获得好评，被提拔为编辑，一直干到42岁。他的成名作是33岁发表的长篇小说《梦幻》（Nocturne,1917）。他享寿达99岁，到94岁发表了生前最后一部作品，一生出书60多本，其中41部长篇小说，以《丰收喜剧》（Harvest Comedy，1937）最为著名。 谢拉•凯耶-史密斯（Sheila Kaye-Smith,1887–1956） 很可能是知名作家来宾中最年轻的女士，虽然她的成名作《阿拉德宅的完结》（The End of the House of Alard,1923）出版并成为畅销书是5年以后的事，但自她21岁发表处女作《漂泊的卫理公会信徒》（The Tramping Methodist,1908）起，10年来出版10本书——8部小说、一部诗集和一部传记的功力，已经使这位乡土文学女作家令人不得不刮目相看。她虽一生都住在乡间，作品多以地方传统生活为背景，但她对伦敦文坛也熟悉得很早，因此能在1916年就发表《高尔斯华绥传》（John Galsworthy），与传主的联系更可以追溯到1912年。她一生出书半百，也是一位热心公益的多产作家。 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 或 T.S.Eliot，1888-1965） 比凯耶-史密斯女士更年轻，正是30而立。在明天俱乐部的来宾中，这位美国出生的诗人以及“明天”的文学评论家兼剧作家，无疑后来居上名声最响，但在此时仅初露锋芒，只是年前刚出一本当时影响不大的诗集，创作成就与以上任何一位还难相提并论。不过，艾略特作为来宾中最年轻的演讲者，却有文学科班最佳资历——1910年就获得哈佛大学比较文学学士和英语文学硕士学位，1914年到牛津大学默顿学院留学，并在1916年修完哲学博士课程及完成了博士论文，只是因家庭缘故不愿回国答辩而未获得学位。他留在伦敦到一些学校任教，并兼任《唯我主义者》的助理编辑。艾略特从18岁上大学起开始写诗，并发表在校刊及一些专业刊物上，由于数量不多，到1917年才结集出版第一本《普鲁弗洛克及其他》（Prufrock and Other Observations），奠定了他作为一名诗人的地位。要等到五年后发表的长诗《荒原》（The Waste Land）才使他一举成名，被评价为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诗作，英美现代诗的里程碑。艾略特另一杰出成就是在文学批评和理论研究方面，他将“客观对应物”这一哲学概念引入诗歌理论，被视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文评家之一。1948年，60岁的艾略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明天”俱乐部是萨福太太在1917年创立的，是为那些在文学上“饥渴”的“明天的作家”提供精神食粮的的社交圈。那些文学青年不但可以在聚会中彼此交流、取长补短，而且还可以从她那些成名朋友的演讲甚至闲谈中汲取经验，向他们请教和求助，获得鼓励或批评。此外，萨福太太有时还特地邀请她熟悉的文学经纪人或编辑参加餐会，鼓励“明天的作家”利用今天一起进餐的机会。从1918年起，“明天”俱乐部的每周餐会就形成了常规，至少只要萨福太太在伦敦，就基本能坚持进行。当时名不见经传的 “明天的作家”，很多人的姓名现在已无从查考，但此后成名者也大有人在。 斯蒂芬•索思沃尔德（Stephen Southwold,1887-1964） 本名斯蒂芬•亨利斯•克里顿（Stephen Henry Critten），还有些别的笔名，但最后改为内尔•贝尔（Neil Bell）。他在28岁时发表了一首长诗，而出版下一部作品则要等到8年后的1923年了，因此在参加“明天”俱乐部时，他与同龄的凯耶-史密斯女士完全没法相提并论，不过是“一首诗的诗人”，只能属于“明天的作家”之列。大约谁也不曾料到，从他在1923年发表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在其间》（In Between），一生出书居然能达百部之多——绝大部分是小说，包括鬼神故事和科学幻想，大量的儿童文学故事集。 格拉蒂丝•布朗温•斯特恩（Gladys Bronwyn Stern 或 G.B.Stern,1890–1973） 本名格拉蒂丝•伯莎•斯特恩（Gladys Bertha Stern），伦敦出生的犹太裔作家。她从20岁发表第一本长篇小说起，几乎每年一部，后来还有短篇小说集、剧本、传记、回忆录和文学评论，一生出书近百，是英国最多产的作家之一。不过，她最初的作品并不引人注目，因此虽已出书好几本仍被萨福太太归于“明天的作家”之列。在俱乐部的演讲人中，她对只长三岁的乡土文学女作家谢拉•凯耶-史密斯的作品尤为赞赏，由此结为亲密朋友，不但后来合写了两本有关英国著名女作家简•奥斯汀（Jane Austen,1775–1817）的评论，而且在二战后显然受后者夫妇影响改信了天主教。斯特恩的小说从1918年起开始改编为电影上演，其中以1938年的童话作品《丑怪腊肠犬》（The Ugly Dachshund）流传最广，1960年代被改编为同名迪士尼电影和电视（台译片名《趣怪犬之王》）。 德拉菲尔德（E.M. Delafield,1890–1943） 本名爱德梅•伊利莎白•莫尼卡•德拉帕特（Edme Elizabeth Monica de la Pasture），在结婚后随夫姓“达什伍德”（Dashwood），但笔名未变。其父亲是伯爵，母亲是小说家。她在一战中一直当护士，俱乐部成立时27岁，刚发表处女作《泽拉看见自己》（Zella Sees Herself），本年又出了两本，是“明天的作家”中初露锋芒之佼佼者。她虽然次年结婚，随后养育了一儿一女，但出书速度不减，几乎每年一、二本直到去世。她的作品绝大部分是小说，而且多数明显就象自传，但笔调非常幽默甚至滑稽，其中最受欢迎的是1930年开始在《岁月》（Time and Tide）杂志上连载的《一位外省夫人的日记》（Diary of a Provincial Lady）及其后续系列，结集出版后不断再版重印至今。她应邀担任《岁月》理事和特约撰稿人十多年，写了不少报道，1937发表的《未炊之米：我访苏俄》（Straw without Bricks：I Visit Soviet Russia），就是她应编辑要求去苏联的集体农庄生活了半年的纪实，在美国出版时被改名为《外省夫人在俄国》（The Provincial in Russia）。她也是个积极的女权活动家，二战时还为英国情报部工作，到法国调查妇女的情况。 丽贝卡•韦斯特（Rebecca West,1892-1983） 本名西塞莉•伊莎贝尔•费尔菲尔德（Cicely Isabel Fairfield）。她后来以“在世最佳记者”著称于世，尤以报道纽伦堡大审判享誉天下的 “世界第一女写手”，1959年因文学成就被英国女王册封为“女爵士”，但其早年的绯闻比文名更盛。费尔菲尔德在18岁进入伦敦戏剧艺术学院，开始演员训练的生涯，以易卜生名剧《罗斯马庄》（Rosmersholm）女主人翁丽贝卡•韦斯特作为艺名；一年后弃艺持笔，开始为左派报刊撰稿，先加入女权杂志《自由女》（Freewoman），从第二篇文章起以艺名为笔名，数月后跳槽为社会主义杂志《号角》（Clarion）主要写手。20岁不到就开始了与年长26岁的已婚著名作家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1866-1946，1933年起为国际笔会第二位会长）的十年狂恋，次年还为他生了一个儿子，不到当时法定21岁成年的年龄就成为未婚单身母亲。明天俱乐部成立前一年，韦斯特的第一本书问世，是正值当年去世的美国著名作家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1916）的传记；三年后出版第一部小说《军士返乡》（The Return of the Soldier，1919）——在她九十岁那年改编成同名电影上演。韦斯特后来的众多情人还包括著名演员卓别林（Charlie Chaplin，1889-1977）、英国政治家兼报业巨头毕佛布鲁克男爵（Lord Max Beaverbrook，1879-1964) 、以《……内幕》（Inside……）系列闻名的美国作家根室（John Gunthe，1901-1970）等，也先后成为她作品中的角色。 托马斯•莫尔特（Thomas Moult,1893-1974） 为当时热门的“乔治诗派”（Georgian Poetry,1912-1922）后起之秀，还只是在报刊上发诗，属于锋芒未露的“明天的作家”，两、三年后才相继出版首部长篇小说《雪罩埃尔顿》（Snow over Eldon，1920）和诗集《下来的山楂》（Down Here the Hawthorn,1921）。1919年，26岁的他创办《众声》（Voices），为 “明天的作家”提供了新园地。他的知识广博，还写了很多评论文章，从文学、戏剧到音乐，甚至体育运动；但最有影响力的还是1922-1943年的每年一本《最佳诗选年鉴》（Best Poems of the Year,1922-1943）。 路易斯•高汀（Louis Golding, 1895–1958） 乌克兰犹太移民的儿子，当时是牛津大学学生，也属于锋芒未露的“明天的作家”，第一本书是来年即将出版的诗集《战争的悲哀》（Sorrow of War, 1919），再次年发表首部小说《从巴比伦前进》（Forward from Babylon, 1920）.他一生出书30多部，包括小说、诗歌、散文、游记、评论等，但以长篇小说最为人知，尤其是1932年出的《木兰街》（Magnolia Street）不但当年畅销，而且几年后先后改编为戏剧和电影上演。他的作品主要以涉及西欧犹太人的生活背景和状况，被认为是两次世界大战间最重要的英国犹太作家之一。 亨利•威廉森（Henry Williamson,1895-1977） 比高汀只晚生12天，出书将晚两年，不过长寿19年，也多出近20部书，因此两人都差不多是每年一书的创作力。除此以外，两人差别很大，威廉森参加一战并受过重伤，后来在政治上比萧伯纳还极端得多，狂热崇拜希特勒，参加了“英国法西斯者联合会”，并为其党报写宣传文章，以“法西斯作家” 而闻名英国，二战爆发后不久曾被疑为“德国间谍”遭关押了一周，但此信念至死不改。他的处女作是在不到26岁时发表的长篇小说《美好年月》（The Beautiful Years），为上世纪20年代完成的半自传体四部曲《梦织的麻布》（The Flax of Dreams）的第一部。他付出最大心血的是1951年至1969年出版的另一套半自传体系列小说《古阳光编年史》（A Chronicle of Ancient Sunlight），多达十五部，费时近二十年，不过一直受冷落，多少也与其作品中继续坚持其纳粹的信念有关。他最受欢迎的作品是1927年发表的自然小说《水獭塔卡》（Tarka the Otter），不但荣获当年的“霍桑登奖”（Hawthornden Prize），而且在他去世那年拍成电影。 亚历克•渥夫（Alec Waugh，1898-1981） 全名亚历山大•拉班•渥夫（Alexander Raban Waugh），当年更被视为“问题青年”——高中就读名校舍博公学（Shirburn College）时因同性恋问题被开除；19岁时发表首部小说《青春朦现》（The Loom of Youth, 1917），以其在校经历为素材，公开描述了男校学生间的同性恋情，引起舆论很大争议；以至该校后来株连到拒绝其弟伊夫林入学，并使他成为唯一一直被排除在“舍博校友会” 外者。渥夫父子三名家，以其弟伊夫林•亚瑟•圣约翰•渥夫（Evelyn Arthur St. John Waugh, 1903-1966）在当代名气最大，文学成就远远超过父兄，以至单提渥夫，一般世人只知有他，在美国蓝灯书屋《当代文库》于1998年评选的二十世纪百大英文小说中就有三部入选。不过，在明天俱乐部成立时，伊夫林还不到14岁，其处女作要到10年后才问世，因此也未及随父兄参与“明天”及其后国际笔会的建立活动。亚历克后来以小说家成名，虽然成就远不如其弟，但他1957年的《阳光下的小岛》（Island in the Sun）和1973年的《致命的天赋》（The Fatal Gift）都是当年的畅销书。亚历克还是著名品酒家，据说“鸡尾酒会”就是他在1920年代发明的，还曾为时代生活公司的《世界食品丛书》撰写《葡萄酒及烈酒》（Wines and Spirits）。 丹尼斯•阿伦德尔（Dennis Arundell,1898-1988） 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学生，主修经典戏剧和音乐，已开始写诗作曲，业余在地方剧院演个小角色，爱好广泛且多才多艺。这位“明天的作家” 将在几乎所有涉足的领域都有所成就，不但是抒情诗人兼作曲家，而且是歌剧和电影编剧兼导演，更是舞台、电影、广播三栖成功的著名演员。他从圣约翰学院获得音乐学士和艺术硕士学位，28岁时成为专业演员，35岁主演第一部电影；40多岁时名气最大，1942-1946年在英国广播公司（BBC）的侦探系列广播剧《摩尔利医生》（Dr. Morelle）演主角大受欢迎，可说是家喻户晓。 本杰明•艾弗•埃文斯爵士（Sir Benjamin Ifor Evans, 1899-1982） 年仅19岁，只是个典型的文学青年。后以文学史家、评论家、语言学家、教育家著名，主编和录制的《灵格风英语教程》（Linguaphone English Course）更是传遍世界。埃文斯的作品多为学术著作，尤其《英国文学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英国戏剧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English Drama）等权威经典，自1940年代发表后就反复再版重印至今。此外，他还写过两部哲理小说——《寻找凡恩》（In Search of Stephen Vane）和《国王道上的铺子》（The Shop on the King\’s Road），先后担任过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和大学学院院长、英国艺术学会副会长兼戏剧委员会主席、灵格风语言教程学术顾问委员会主席等。1967年，埃文斯因其文教贡献被封男爵。 诺埃尔•皮尔斯•科沃德爵士（Sir Noel Peirce Coward,1899-1973） 比埃文斯还小几个月，演艺科班出身但尚未成名的青年演员。11岁上戏校时就开始参与儿童剧的专业演出，在一些地方剧院担当儿童角色。师从著名演员查理斯•郝特雷（Sir Charles Hawtrey,1858-1923）直到20岁，学到了基本的喜剧表演和剧本写作技巧。他18岁时的首部正剧《捕鼠器》（The Rat Trap, 1918）不被看好，到1926年才上演；他自编自演的第一部多幕剧在1920年上演，而成名作则是1924年的《漩涡》（Vortex, 1924），更大的一系列成功在1920年代末和1930年代初。他一生创作剧本50多部并主演了大部分，以1941年自编自演的黑色荒诞喜剧《欢乐的精灵》（Blithe Spirit, 1941）的演出最为成功，所创造的伦敦西区剧场票房记录到30多年后才被打破，并在四年后改编成同名电影，由大师级名导大卫•里恩（David Lean,1908-1991）执导和名星雷克斯•哈里森（Rex Harrison，1908-1990）主演。他创作和改编了10多部电影剧本，以1942年上演的战争剧情片《我们效劳于斯》（In Which We Serve）影响最大——中国两岸三地后来分别译名为：与祖国同在（中）、尽忠报国（港）、效忠祖国（台）——他在其中扮演一个角色，担任制片兼配乐并与里恩共同执导，该片曾获奥斯卡最佳影片和最佳编剧的提名，而他本人由此获奥斯卡荣誉奖。他还创作了300多首流行歌曲，包括为戏剧和影片配乐作歌，其它作品有诗歌和小说等。二战期间，他除了劳军演出和爱国宣传外，还曾给英国情报机构工作。1970年，科沃德因文教贡献和其它服务被英国女王封爵。 埃伦•雷恩爵士（Sir Allen Lane，1902–1970） 本名埃伦•雷恩•威廉斯（Allen Lane Williams）,当年还只是个中学生，很可能是“明天”俱乐部最年青的成员，但无疑也是“明天的作家”中获得“明天”最大声名者，只是不在自己写书而在为人出书，是以出版“低价袖珍平装书”著称的英国“企鹅图书公司” （Penguin Books）的创始人。他于17岁进入他舅舅约翰•雷恩的出版公司当学徒，23岁在其舅去世时已升为编辑部主任。1935年，因出版乔伊斯那部当时颇有争议的名著《尤利西斯》（Ulysses），他与公司董事会发生冲突，并面临被起诉，因此辞职而自组“企鹅图书公司”。他的公司以袖珍平装书的样式重印流行作品和名著，以低价出售，并充分利用车站、码头等处的书亭，使大众读者倍增，给出版业带来一场革命，50岁时因对文学和教育推广的贡献而得以被封爵，比以上两位年长三岁左右的爵士早了十几年。 “明天”俱乐部的活动不但吸引了这些“明天的作家” ，而且也请到越来越多的成名作家和编辑参加聚会。随着战争的结束，作家们的社交时间和愿望也越来越多，以至使具有卓越组织活动能力的萨福太太在三年后有了新想法。她在给女儿的一封信中写道：“我有了一个主意！一个晚餐俱乐部——成名的男女。我要写信给维奥丽特（韩特）谈这个主意——我和她能做到……”。 注：未炊之米：make bricks without straw（制无草之砖——制作草砖却没有稻草）是出自《圣经》的一句成语，意思是做事缺乏必要物质条件，可以套用中国成语为“做无米之炊”。德拉菲尔德将前后颠倒成Straw without Bricks——直译是“无砖之草”，是其改动成语的一种幽默：只有必要物质条件但还未成事，隐喻该访俄报道是没有分析结论的原始记录，因此译者也直接改相应成语为“未炊之米”。 二、萨福太太  “明天”俱乐部的组织者“萨福太太”是小说家道森-斯科特夫人（Mrs.Dawson-Scott），闺名凯瑟琳•艾米•道森（Catherine Amy Dawson）。 凯瑟琳于1865年8月31日诞生在伦敦南郊的达利奇村，父亲埃比尼泽•道森（Ebenezer Dawson）是个制砖商，母亲凯瑟琳•阿姆斯特朗（Catherine Armstrong）是苏格兰后裔。达利奇离市区并不太远，正北约十公里就是著名的伦敦桥，桥下就是由西至东横穿市中心的泰晤士河。达利奇村虽小，却至少也有两点世界著名：一是“达利奇画廊” （Dulwich Picture Gallery）——世界上第一所公共艺术馆，1817年开展；二是达利奇学院（Dulwich College）——英国最古老的私立中小学综合寄宿学校之一，到凯瑟琳出生时已建校246年。不过达利奇学院是一所男校，凯瑟琳和小她3岁的妹妹埃伦•奈丽（Ellen Nellie Dawson）当然都不可能在此就近入学。 小凯瑟琳的童年很不幸福。母亲因没能嫁其所爱而酗酒，常与比她小两岁的父亲吵闹撕打，并以打骂孩子为发泄，在小凯瑟琳9岁那年因水肿去世，年仅35岁。父亲在两年后再婚，后母年仅21岁，其婚姻不幸恰为道森太太第二——被说服放弃了穷恋人，嫁给年长14岁的富商，还得履行照顾两个无母女孩的宗教义务。 凯瑟琳聪明好问，倔强任性，常有不可抑制的冲动，令只比她大10岁的后母没法管教，因此被送进一所她讨厌的寄宿学校上初中；15岁时与妹妹埃伦又一起被送到达利奇北边约四公里的坎伯韦尔，进了外祖家附近的“英德学校”（Anglo German College），由寡居的外祖母萨拉•安塞尔太太（Sarah Ancell）就近看顾。凯瑟琳在那里学会了德语，结交了一批同样聪明伶俐的英国和德国女孩。小姐妹俩也喜欢住在外祖母家里，安塞尔太太更习惯叫她们“艾米”和“奈丽”。 艾米18岁从高中毕业，开始自食其力，担任盲人老教授杰宁斯的秘书，包括每天为他朗读数小时。杰宁斯教授特别喜欢她，尤其是她那清悦的声音，不但教她希腊文、逻辑学等大量知识以及不轻信他人的怀疑主义，而且支付她很高的工资，年薪达400镑——当时一个熟练工人或普通职员的年收入还不到100镑，而大学教授的工资加其它津贴也不过700-1000镑。四年后杰宁斯教授去世时，22岁的艾米已经有了相当积蓄，足够她迁入伦敦城内，租一套住房，开始她的写作生涯。她在报刊上发表诗歌、短篇小说等，也有点稿费收入，不至于坐吃山空。一两年后，妹妹奈丽也离家进城，和她住在一起。两个如此年青的未婚姑娘离家进城单住，令父母颇为伤感。 1888年，23岁的艾米以C.A. 道森的本名出版了第一本书《家常猜字游戏集》（Charades for Home Acting），介绍作为日常娱乐的猜字游戏的一些表演技巧——一种分组猜字比赛，每组一人拿到一个字后，要以动作来表演它及其组成字母，使同组的人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尽快猜出来。这些表演技巧既要能体现自己的表达力，也要能把握观众的理解力，因此实际上显示了作者驾驭文字的水平。次年，艾米自费出版了首部文学创作——210页的长诗《萨福》（Sappho），得到很好的评价。这部歌颂古希腊著名女诗人萨福的史诗，充分表达了年轻而浪漫的作者追求各种自由的女权思想，因此被朋友和熟人以“萨福”为外号传开。三年后，她的第二部文学作品仍然是诗，更直接了当地命名为《女性田园组诗》（Idylls of Womanhood），由此奠定了其女性主义诗人的文名。不过，此后又几个三年过去，再未见她有新作问世。 原来此“萨福”并非彼萨福，更非当时女性主义正走向极端的“萨福主义”者，不但没有将萨福作为“女同志鼻祖”来崇拜，而且也没有一般女权至上者的独身主义倾向。她的“新作”在文字之外、生活之中——与来自北爱尔兰的苏格兰人霍雷肖•弗朗西斯•尼年•斯科特医生（Dr. Horatio Francis Ninian Scott）相逢、恋爱、结婚，一连生了一女两子，相夫教子，反倒颇有回归贤妻良母传统的趋势。她后来以“萨福太太”为笔名，也显示了相异于日渐成为女性主义主流的“萨福观”——如美国出生的著名女性主义诗人艾米•洛威尔（Amy Lowell， 1874-1925）后来在名诗《姊妹们》（The Sisters）中坚称：“萨福就是萨福，既非小姐，也非太太”。 斯科特医生与太太同岁，出生于澳大利亚，毕业于著名的爱尔兰都柏林三一学院，在两人相逢时是英国王室的低阶御医。1896年结婚时，夫妻俩在伦敦市中心格林公园北角附近班奈特街2号租住一套不大的公寓，位于维多利亚女王一家所住的白金汉宫正北不过一公里之遥——斯科特医生每天上班看病，只需步行十多分钟。六年后，斯科特医生说服太太一起离开他日觉厌恶的伦敦，带着三岁的大女儿和一岁的儿子，搬到英国南端的怀特岛北的西考斯镇。他在那里开业行医，成为一名乡村医生，很快就以自己的内外科兼长的医术打开了局面。斯科特医生的事业兴旺，收入大增，家里雇了六、七人，孩子们都由保姆和家庭教师照顾，日常家务有女管家带领男女仆人料理。在1904年生了小儿子后,道森-斯科特夫人从家务中完全解脱出来，生活日渐轻松安逸，但也开始感到乡间生活的冷清、单调和枯燥，远离伦敦文坛的热闹活动，周围又没有看得上眼的朋友社交，于是又萌写作之意。 1906年，41岁的道森-斯科特夫人在文坛沉寂了十四年后，以“萨福太太”的笔名发表了她的第一本长篇小说《安娜•毕姆士的故事》（The Story of Anna Beames），两年后出第二本《承担》（The Burden，1908），从此一发不可收，到1914年一战爆发前的六年间又出了七本书——五部长篇小说《宝藏》（Treasure Trove，1909）、《疑难专栏》（The Agony Column，1909）、《鲁莽的简》（Madcap Jane，1910）、《平凡的诺克斯太太》（Mrs Noakes, An Ordinary Woman，1911）、《石蚕》（The Caddis-Worm，1914），一部诗集《之外》（Beyond，1912），一部散文集《康沃尔的犄角旮旯》（Nooks and Corners Of Cornwall，1911），以及一些短篇小说。 1910年，一方面由于道森-斯科特夫人对怀特岛单调生活的厌倦，另一方面也由于那里没有使子女接受良好正规教育的学校，全家又搬回伦敦附近，买了西郊索斯赫尔区国王大街6号一幢名叫“哈登”的小楼。她以老诗人和新小说家的双重身份回到伦敦文坛，重续旧谊，广交新友，社交圈子也越来越大。她在自己的家里组织了一个小沙龙，最初的参加者是几位女士，除了梅•辛克莱和伊莎贝尔•维奥丽特•韩特两位老友外，还有伊芙琳•恩德晓和夏洛特•缪两位名声正起的女作家、女诗人。 伊芙琳•恩德晓（Evelyn Underhill，1875-1941） 夫姓摩尔（Moore），但其数十部著作都以闺名和笔名约翰•科德利埃（John Cordelier）的笔名发表。她以神学作家著名，但最初的作品是诗与小说。恩德晓很早就开始写作，16岁时就在《健康与家》杂志的竞赛中获得短篇小说奖，其后毕业于伦敦的国王女子学院，26岁出版的第一本书《羊羔律师歌谣集》（A Bar-Lamb\’s Ballad Book）是关于法律的幽默诗（其父亲和丈夫都是大律师），二年后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灰色世界》（The Grey World）, 此后5年内又出了两部长篇——《失落的话语》（The Lost Word）和《尘柱》（The Column of Dust）。1911年，恩德晓以闺名发表第一部重要的神学著作《神秘主义：灵性意识本性与发展之研究》（Mysticism: A Study in Nature and Development of Spiritual Consciousness），同年和次年又以笔名发表两本神秘主义的作品《永恒智慧之道：十字苦路的神秘论诠释》（The Path of Eternal Wisdom : A Mystical Commentary on the Way of the Cross）, 和《盘旋路：对灵魂升华十五谜的默想》（The Spiral Way：Being Meditations upon the Fifteen Mysteries of the Soul’s Ascent），虽在1913年又出版了诗集《内在》（Immanence），但她此后的写作重心转向基督教哲学和神学方面，尤其关注“圣灵”和“灵性”的问题，对神秘主义和灵修神学颇有研究，成为一代神学大师，取得了无与伦比的成就：给英国教会的教士上课的第一位女讲师，主办教会灵修营的第一位女指导，建立各基督教派的普世合一联系的第一位女推手；作为最早在英国大专院校授课的女神学家之一，列名于伦敦国王女子学院和国王学院两校的校务委员，并担任了历史最悠久的政治周刊《旁观者》（The Spectator）的编辑。恩德晓所研究的基督教神秘主义的灵性和灵修等，与将“意识流”引入文学批评的梅•辛克莱所推崇的另类神秘主义——唯灵论的心灵学和降灵术等虽有本质差别，但在精神寄托和追求的层面上也多有交集以至共同语言，因此恩德晓在其神学处女作《神秘主义》的第一版序言中还特地感谢了辛克莱的帮助，而两派思潮的分道扬镳则是后话。道森-斯科特夫人与比她年轻十岁的恩德晓的结交是在她重返伦敦之后，起于两人的共同老友辛克莱。而恩德晓又在1912年向道森-斯科特夫人引见了“美女诗人” 夏洛特•缪。 夏洛特•缪（Charlotte Mew，1869-1928） 以女性主义诗人留名于世，但她早期的作品主要是短篇小说。1894年在当年创刊就引起轰动的文艺季刊《黄面志》（The Yellow Book）第二期上发表处女作《路过》（Passed），此后15年的作品很少有诗。1898年，其建筑师父亲去世后，她与寡母和妹妹三人相依为命，在杂志上发表小说和散文的稿费成为她的主要收入，不过这些作品都没什么影响，数量也不多，因此生前都未结集出版。1909年，年近40岁的缪才把她的写作重心转向诗，1912年在自由派的政治周刊《民族》（The Nation）上发表了成名诗作《农夫的新娘》（The Farmer\’s Bride），4年后出版同名诗集，虽然销路并不好，但赢得了行内的尊敬，尤其是一些名家的重视，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著名作家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1840-1928）甚至称她为 “最好的在世女诗人”。道森-斯科特夫人就是最早发现并推崇她诗作的“伯乐”之一，在《农夫的新娘》发表后不久认识了她，不时邀请她去家里的沙龙朗诵诗歌，使她在行内有了一定知名度。缪容貌秀美，可谓“美女诗人”，但其穿着举止却颇为男性化，头发留得很短，抽烟并说粗话；情诗颇有偏爱女同志的倾向，尽管在社交中没有涉入过任何此类社团，但对同性恋的追求却很明显，她与没有女同志倾向的梅•辛克莱的亲近方式，连号称“萨福太太”的女权主义者都感到震惊，以至在日记中自问：“难道所有的天才都是怪癖者吗？” 缪在提及“萨福太太”时，则特地要加上引号，以表示对这名称的不予认同。 1914年，英国刚宣布参加一战，斯科特医生就加入英国皇家陆军军医队，很快被派到法国前线，留下道森-斯科特夫人一人负担三个上学的子女。也正是在战争爆发后的第一个星期，道森-斯科特夫人首次显示了她非凡的组织能力。她在《泰晤士报》发表了一封信，建议妇女们组织起来承担一些民间和半军事的工作，以使更多的男人得以参军。全国各地很多人来信响应，并要求她作为创始人，于是在数周内就成立了一个有上千名成员的“妇女国防救援队”，并在各地建立分支。道森-斯科特夫人被邀请到各地的会议上发言，有生以来首次面对公众讲话。“妇女国防救援队”的工作非常成功，但她的单纯爱国热情逐渐升华到关注战争危害和世界和平，两年后将该组织交给其他人负责，重新把注意力集中到写作和作家的问题上来。 道森-斯科特夫人不但社会工作紧张，而且由于斯科特医生从军后收入大为降低，不得不做记者靠撰稿挣钱养家和供三个孩子上学。为了省钱，她和大女儿玛乔丽（Marjorie）两人搬到伦敦西北郊圣约翰森林区的一套两室小公寓居住，以维持两个儿子上原来的寄宿学校；学校放假期间则去英国西南角康沃尔郡的乡间别墅——她战前在滨临大西洋康斯坦丁湾海的特雷沃斯岬附近买了一块地，建了一幢名为“废丘”的平房。她虽也努力抽空继续她的长篇小说创作，但一直拖到四年后战争即将结束时才出新作。 在难以忍受的逆境中追求精神自由，以及她对自己早年作家生涯困境的记忆，使道森-斯科特夫人特别关心和善待那些雄心勃勃的青年作家，尤其是当时社会难容的离经叛道者。她为他们写了大量的书评，写信邀请那些首次发表长篇小说的作者来访喝茶，邀请那些生活窘迫者到家里就餐，并将一些罐装食品给他们带回家去，由此结交了不少忘年之交，他们都称她为“萨福太太”。她不时介绍这些新人与她那些已成名的老友见面，将可造之才推荐给她熟悉的编辑、文学经纪人和出版商等，并由此产生了建立明天俱乐部的设想——给“明天的作家”提供交流、学习、探讨和发展的环境和机会，将家庭聚会扩大为俱乐部的晚餐会和讲座。 1917年春天，年逾50岁的萨福太太创立了她设想的第二个团体——明天俱乐部，这位成名作家任命自己为“会务秘书”（Fixtures Secretary），为 “明天的作家”规划和落实每次聚会的题目、演讲人和主持人。 参加明天俱乐部活动的名编辑和出版商，除了前章提到创办《英国评论》的休弗、加托-温都斯出版社编辑斯温纳顿、《唯我主义者》助理编辑艾略特，还有： 亚瑟•渥夫（Arthur Waugh,1866-1943） 当年已是著名文评家、编辑和出版商，22岁获得牛津大学奖励该校学生诗歌创作的纽迪吉特奖（Newdigate Prize）；此后主要从事文学评论，自《黄面志》于1894年创刊时发表《文学中的慎言》（Reticence in Literature），一直为该刊撰稿；1896年转入出版业，从事编辑和出版管理，1901年出任著名的查普曼-霍尔出版公司（Chapman and Hall Ltd）总经理，后来又成为董事长。亚瑟•渥夫作为出版家，与萨福太太等成名作家是老相识，也热心提携“明天”新秀，常带他偏爱的长子亚历克参加道森-斯科特夫人的社交活动。 乔治•阿勒代斯•李德尔男爵（Lord George Allardice Riddell，1865-1934） 当时最成功的英国报业大亨之一。他最初是律师事务所职员，23岁以全英考试第一名考取律师，但同年在买了地方报纸《西部邮报》（Western Mail）的部分所有权后就放弃了法律职业，全力办报。1903年，他成为《世界新闻》（News of the World）执行董事，不久又成为董事长；事业的成功又使他拥有了更多的报刊，包括《海滨杂志》（Strand Magazine）、《乡间生活》（Country Life）及一些较小的地方日报。1909年被封爵，一战中成为英国政府和报界间的联络人，1918年又因此被加封准男爵，1920年被封为男爵。                                 奥斯汀•哈里森（Austin Harrison, 1873-1928） 1910年接替福特•休弗担任《英国评论》编辑，他在这个位置上一直做到国际笔会成立后的1923年，同时还写小说和评论。哈里森是萨福太太重返伦敦后的新朋友，在扶持“明天的作家”和此后创建笔会上合作很多，笔会成立后出任司库。 伊迪丝•露伊莎•西特威尔女爵士（Dame Edith Louisa Sitwell, 1887-1964） 诗人兼评论家，诗歌年鉴《车轮》（Wheels）的编辑。她的处女作是1913年发表在《每日镜报》（Daily Mirror）上的诗《淹没的群日》（The Drowned Suns）。1916年开始，她与两个弟弟合作编辑《车轮》（Wheels），形成了一个西特威尔学派，尽管她声名最盛的时候是二战期间和战后，并于1954年被封爵。 明天俱乐部在萨福太太的主持和策划下办得很成功，从1918年起，每周一次晚餐会和讲座就成为惯例。她的第八部长篇小说《威斯特劳尔斯》（Wastralls）也在当年问世，一年出一书的写作状态由此恢复。11月，一战以英国作为胜利者之一而正式结束，战争导致的分离家庭也即将团圆，一切似乎都在走上坦途。 正所谓“福兮祸倚”，乐极生悲，胜利者也难躲过的战争副产——家庭破裂，在萨福太太与丈夫短暂团圆后发生。斯科特医生于1919年从军队复员回到伦敦后不久，就感到太太的冲动情绪和社交热情完全不适合他恢复宁静家庭生活的愿望，尽管萨福太太对丈夫感情颇深，却不可能再回归乡间医生家庭主妇道森-斯科特夫人的脚色。结婚20多年的老夫老妻很快就果断地离婚，成为萨福太太一生最大的挫折，令她一直难以释怀，使她在精神上更倾向于当时在文人中颇为流行的心灵学和降灵术，以至在斯科特医生数年后去世还要设法与他的灵魂沟通，成为七年后发表的唯灵论实录《来自四逝者》（From Four Who Are Dead, 1926）的主要部分，十年后——创建国际笔会八年后，又创建了唯灵论组织“生存同盟”（Survival League），此乃后话。 不过，在情感和精神生活之外，离婚对于事实早已做了五年“战时单身母亲”的萨福太太而言，并无生活上的显剧影响和变化，何况子女也都大了。萨福太太在伦敦居住的圣约翰森林区买了亚里山德拉路125号大楼的尾端，为此不得不卖掉她在康沃尔郡的乡间别墅“废丘”，改租了一栋名叫“莱沃娜”灰石小楼。 萨福太太每年在伦敦住九个月，以继续她的文学及社交活动，除了每周的明天俱乐部活动，每月一个星期日还在家举行的午茶沙龙，在她大女儿的帮助下，每次招待20多位与写作有关的不同客人，有当地文学界的新朋旧友，还不时有些来自其它国家的作家、记者、编辑和出版商，社交圈越来越大。 每年夏天，萨福太太则带着孩子们去康沃尔的“莱沃娜”住三个月，也不时邀请一些朋友去那里度假聚会，享受自然风光和农家食品，讨论各人的作品和设想。人多时不但将小楼的所有房间住满，而且还租住附近的农舍。她喜欢和亲友一起在自己钟爱的海滨悬崖边赤脚散步，享受贴近自然的休憩，启迪生活和创作的灵感。她在那里冥想、写作，给不在一起的孩子和朋友写信，规划明天俱乐部的活动，并写信联络可能担任讲座主持人和演讲者。1921年的夏天，也正是在那里，萨福太太产生了“笔会”的灵感。 三、笔会之诞生 1921年，萨福太太创建和主持的“明天”俱乐部已经成功地进入了第四年。她在1919年所遭受的离婚打击，显然没有影响到她为文学和作家们服务的热情，也没有影响到她的创作冲动，继1918年出版她在战后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威斯特劳尔斯》，又以一年一书的速度出了两部小说《逆意》（Against The Grain，1919）和《海岬》（The Headland，1920），第四部小说《游魂》（The Haunting，1922）也已完稿。 同年7月，萨福太太又如往年一样到康沃尔常租的海滨别墅“莱沃娜”避暑，写她的下一部长篇《绿宝石》（The Green Stones）。不过，多年来一直与她相依为命的大女儿这次却不能前来陪伴，刚满21岁的玛乔丽已经在波兰首都华沙的英国护照代办处工作了大半年，每周收到母亲的一封长信，她后来在回忆笔会早期历史时公布了信中的相关内容。 在7月29日的来信中，萨福太太首次提及她的新想法： “莱沃娜，星期四。玛乔丽！我有了一个主意！一个晚餐俱乐部——成名的男女。我要写信给维奥丽特（韩特）谈谈——我和她能做到——干脆去掉那些不必到场的丈夫和妻子们。每星期二晚上八点，佛罗伦斯餐馆。” 下个星期三，她在给玛乔丽的下一封信中首次提到后来被缩写成的“笔”（PEN）的会员组成P.P.E.N.——Poet（诗人）、Playwright（剧作家）、Editor（编辑）、Novelist（小说家），说她已写信给当时担任《书商》杂志编辑的小说家兼诗人亚瑟•圣约翰•爱德考克（Arthur St. John Adcock,1864-1930），建议组织一个P.P.E.N.晚餐俱乐部，如果后者认为是好主意，她就去麻烦维奥丽特•韩特和辛西娅•斯托克利（Cynthia Stockley, 1862-1936）来帮忙。 萨福太太在下一封信中就开始明确使用“笔会”（Pen Club）的名称，并考虑到它的国际性： “我的笔会已经有了第一批会员，约翰•罗伯特•格雷格（美国出版商）和穆丽尔•斯图尔特。而且格雷格将尽其所能来帮我，如果我在这里启动，他就在美国响应……” 萨福太太在此后一个多月给女儿的信中提到她写信邀请参与创建笔会的还有高尔斯华绥、弗兰考、亚瑟•约翰•瑞斯（Arthur John Rees,1872-1942）等十多人。 萨福太太把笔会正式成立的第一次晚餐会定于10月5日星期二，选在位于伦敦市中心皮卡迪里广场儒伯特街的佛罗伦斯餐馆。她还表示希望，瑞斯、韩特、斯托克利和格雷格能参加执行委员会。绝大多数被邀请者都赞赏她的主意，并答应参加笔会和餐会，只有少数人如弗兰考表示一时赶不到伦敦赴会。明确表示反对的是她女儿玛乔丽和老友韩特。玛乔丽的理由是，母亲为明天俱乐部、写作、朋友等一切事务已经足够忙了，她已出国工作一年，九月份就要回家结婚了，希望母亲能匀出点时间关注她。韩特并不反对她的主意，只是对其可行性提出质疑，比如，一些关系不好或没有共同兴趣或彼此竞争的人是否需要见面，而麻烦是会员资格也太宽泛，未获入会者与获准入会者一样会对是否能办好这样的组织产生影响。有决心的萨福太太当然不难说服她的亲友，这两人此后都成为笔会忠心耿耿的会员。 萨福太太预计到会者将达40多人，又在会前给每个人写信，并附详细通知如下： 笔会（P.E.N. Club） 伦敦没有知名男女作家能够会面的中心，没有外国访问者可望找到他们的地方。一个晚餐俱乐部将能使他们开展社交而不必对任何人承担义务。 会员资格是： 1）一本由知名欧陆、伦敦或美国公司出版的诗歌。 2）一部在任何知名剧院上演的剧作。 3）过去或现在一家知名报刊担任编辑。 4）一部由知名欧陆、伦敦或美国公司出版的小说。 每年会费5先令，将用于办公、印刷和秘书费用。每人应自付餐费。 晚餐于星期二晚上8时在佛罗伦斯（4先令）。 愿意就餐者应在当天中午12时之前给打电话给秘书。首次晚餐在10月5日，此后如无进一步通知即为每个星期二。 （执行）委员会应由六名会员组成，应在每年的年会上以举手表决选出。如果因任何原因有委员会成员被迫辞职，委员会应选另外会员取代其位置。一个国际委员会也将组成。 会员允许带访客参加，但这些访客也应是诗人、剧作家、编辑、小说家，或有声望的人。 会员可望自便穿早礼服或晚礼服。将没有正式演讲，会员应尽量使自己感觉象在家里一样舒适。 10月5日，出席成立餐会者共43人，全部都加入了笔会，并从那天起被视为“创会会员”。除萨福太太母女俩外，其他41人按姓氏字母排列简介如下： 1，贝弗利•巴克斯特（Sir Arthur Beverley Baxter,1891-1964）——加拿大出身的作家、报人和政治家，《每日快报》（The Daily Express）编辑，时年30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吹泡人》（The Blower of Bubbles,1919）、长篇小说《男人的角色》（The Parts Men Play,1920）等，后于1935年当选为英国国会下院议员，1954年被封爵； 2，维克多•布里吉斯（Victor Bridges,1878-1972）——小说家，时年43岁，已发表有《另一人的鞋》（Another Man\’s Shoes,1913）、《朗埃克街来的夫人》（The Lady from Long Acre,1919）等10多本书，这两部小说等一些作品被改编成电影； 3，埃塞尔•考克森（Ethel Coxon）——女小说家，时年60多岁，1879年发表处女作，作品有《在界限之内》（Within Bounds, 1898）等； 4，查尔斯•塞顿•埃文斯（Charles Seddon Evans,1883-1944）——作家兼编辑，时年38岁，为威廉•海涅曼出版公司改编出版童话《灰姑娘》（Cinderella,1919）、《睡美人》（The Sleeping Beauty,1920）等，后升总裁； 5，约翰•法夸尔森（John Farquharson,1882-?）¬——苏格兰裔文学经纪人、记者兼作家，时年39岁，2年前创建约翰•法夸尔森文学事务所； 6，高尔斯华绥——明天俱乐部成员，时年55岁,已出书50多部； 7，沃尔特•莱昴内尔•乔治（Walter Lionel George,1882-1926）——巴黎出生的英国小说家和评论家，时年39岁，已出版《社会进步的动力》（Engines of Social Progress,1907）、《一床玫瑰》（A Bed of Roses,1911）、《凯列班》（Caliban,1920）等20多本书； 8，穆丽尔•摩根•吉本（Muriel Morgan Gibbon）——威尔士女小说家、律师，有作品《简》（Jan,1920）等； 9，高汀——明天俱乐部成员，时年26岁； 10，哈里森——明天俱乐部成员，《英国评论》编辑，时年48岁； 11，伊迪丝•沙克尔顿•海尔德（Edith Shackleton Heald,1984-1976）——女记者、剧评家，《标准晚报》（Evening Standard）撰稿人，时年37岁； 12，霍格（M.T. Hogg）——女记者，《标准晚报》编辑； 13，柏西•霍德（Percy Hord）——《星期天汇报》（Sunday Chronicle）女编辑； 14，韩特——明天俱乐部女成员，时年59岁，已出书20多部； 15，埃德加•阿尔弗雷德•杰普森（Edgar Alfred Jepson,1863-1938）——小说家，擅长冒险、侦探、幻想、神奇故事，时年58岁，已出版《女先知费肯》（Sibyl Falcon,1895）、《19号的花园》（The Garden at 19,1910）、《响水之谜》（The Loudwater Mystery,1920）20多本书； 16，弗琳[尼怀德]•坦尼森•杰西（Fr[iniw]yd Tennyson Jesse,1889-1958）——女诗人、小说家兼记者，时年32岁，作品有诗集《幸福的新娘》（The Happy Bride,1920）、长篇小说《白丝带》（The White Riband,1921）等。 17，凯耶-史密斯——明天俱乐部女成员，时年34岁，已出书10多部； 18，兰伯恩（Lamburn）——身份已不可考； 19，兰伯恩太太（Mrs. Lamburn）——身份已不可考； 20，刘易斯•罗斯麦克•劳德（Lewis Rose McLeod,1875-?）——苏格兰裔新西兰作家，英国《每日邮报》（The Daily Mail）编辑，时年46岁； 21，亚瑟•曼（Arthur E. Mann,1876-1972）——英国《约克郡邮报》（Yorkshire Post）编辑，时年45岁； 22，伊莉莎白•克雷格•曼太太（Mrs.Elizabeth Craig Mann,1883-1980）——苏格兰裔烹调和园艺书编辑兼作家，时年38岁； 23，埃塞尔•柯尔本•梅恩（Ethel Colburn Mayne,1870-1941）——爱尔兰出生的女小说家、文学史家、翻译，时年51岁，已出版《男巫师们》（Enchanters of Men,1909）、《拜伦传》（Byron，1912）等10多本书； 24，埃德加•查尔斯•米德尔顿（Edgar Charles Middleton,1894-1939）——剧作家、小说家，初为一战飞行员出身的空战研究者，时年27岁，已出版《空中的辉煌业绩》（Glorious Exploits of the Air,1918）、《空中大战》（The Great War in the Air）等10多本书； 25，伊芬德•米德尔顿太太（Mrs.Yevonde Middleton,1893-1975），闺名伊芬德•康伯斯（Yevonde Cumbers）—— 摄影师，使用彩色肖像摄影的先驱，时年28岁，已名声大振； 26，埃莉诺•莫尔东特（Elinor Mordaunt,1872-1942），原名伊芙琳•梅•克洛斯（Evelyn May Clowes）——女小说家兼游记作家，时年49岁，已发表长篇小说《乐园》（The Garden of Contentment，1902），短篇小说集《新瓶旧酒》（Old Wine in New Bottles，1919）等10多本书和大量报刊文章； 27，赫尔蒙•乌尔德（Hermon Ould,1885-1951）——明天俱乐部成员，时年36岁，作品有四幕剧《黄昏与黎明之间》（Between Sunset and Dawn,1914）等； 28，爱德华•雷蒙德•汤姆逊（Edward Raymond Thompson,1872-1928），亦常用笔名雷蒙德（E.T. Raymond）——记者兼传记作家，时年49岁，作品有《未经检查的名人们》（Uncensored Celebrities，1918）、《贝尔福生平》（A life of Arthur James Balfour,1920）等； 29，海尔达•罗得斯（Hylda Rhodes）——女小说家； 30，凯瑟琳•罗得斯（Kathlyn Rhodes,1878-1962）——女小说家，时年43岁，已出版《多水》（Many Waters,1899）、《金苹果》（The Golden Apple,1920）等20多本书； 31，玛丽安•瑞安（Marion Ryan）——美国女记者，时任伦敦《每日见闻报》（Daily Sketch）妇女版编辑，后对建立纽约笔会颇有贡献； 32，霍拉斯•奚普（Horace Shipp,1891-1961）——作家兼艺术评论家，《伟大艺术家》（The Great Artists）丛书编辑，时年30岁，创作有诗集《康登镇的赫克犹巴》（Hecuba in Camden Town, and Other Poems,1920）等； 33，辛克莱——明天俱乐部女成员，时年59岁，已出书20多部； 34，索思沃尔德——明天俱乐部成员，时年34岁； 35，威尼弗雷德•斯蒂芬斯•威尔（Winifred Stephens Whale）——旅居巴黎的女作家兼翻译家，已出版英译法国作家阿纳托尔•法朗士（Anatole France）的名著《贞德传》（Joan of Arc,1908）等，以及介绍法国的《当代法国小说家》（French Novelists of Today,1915）等10多本书，后对建立法国笔会颇有贡献。 36，穆丽尔•斯图尔特（Muriel Stuart,1885-1967），原名穆丽尔•斯图尔特•艾尔文（Muriel Stuart Irwin）——女诗人，时年36岁，以《在果园中》（In the Orchard）最为著名，开创了诗歌的无韵对话形式，后被当代苏格兰文艺复兴领袖、诗人休•麦克迪尔米德（Hugh MacDiarmid，1893-1979）誉为“苏格兰文艺复兴最伟大的女诗人”，尽管她是英格兰人而非苏格兰人； 37，奈塔•赛雷特（Netta Syrett,1865-1943），原名珍妮•赛雷特（Janet Syrett）——女小说家、儿童文学家，时年56岁，已出版《非人力之错》（Nobody\’s Fault,1896）、《六部童话剧》（Six Fairy Plays For Children,1904），《命运之神》（The God Of Chance,1920）等30多本书。 38，韦斯特——明天俱乐部女成员，时年29岁； 39，凯特•道格拉斯•威金（Kate Douglas Wiggin,1856-1923）——美国女教育家兼儿童文学家，时年65岁，已出版《鸟儿的圣诞颂歌》（The Birds\’ Christmas Carol,1887）、《桑尼布鲁克农场的丽贝卡》（Rebecca of Sunnybrook Farm,1903）等20多本书。 40，斯坦利•伦奇（Stanley Wrench）——身份已不可考； 41，维奥丽特•路易丝•斯坦利•伦奇太太（Mrs.Violet Louise Stanley Wrench,1880-1966），亦用笔名莫利•斯坦利•伦奇（Mollie Stanley Wrench）——小说家兼记者，时年41岁，已出版《爱情傻瓜》（Love\’s Fool，1908）、《鬼梯》（The Devil\’s Stairs,1918）等10多本书。 出席者中女士25人，男士18人。萨福太太在会前曾期待很大的爱德考克，斯托克利、格雷格、瑞斯，因故没有出席笔会成立餐会。 在餐会前，萨福太太就托埃文斯请高尔斯华绥同意出任会长未果，开会讨论时再请总算答应出任一年。秘书本非萨福太太莫属，但她以身体不好婉推，女儿玛乔丽就被选为名誉秘书。《英国评论》编辑哈里森则被选为名誉司库。会上还选出首届执行委员会，成员有：哈里森，劳德，埃文斯，奚普，高汀，韦斯特，克雷格•曼太太。 10月12日，笔会成立一周后，在伦敦贝德福特广场的《英国评论》编辑部办公室，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哈里森被选为主席。会议开了很长时间，作出了如下一系列决定： 1）执委会每月开会一次，尽可能在会员晚餐会之前，会议最低法定人数为三人。 2）执委会成员连续三次不参加会议又无解释，将视为自动退出。 3）同意目前不设笔会办公室，因为目前应该尽力在其它国家开创笔会中心。 4）“创会会员”的会费为每年10先令（后来遭抗议又降回5先令），以后的会员会费为1磅1先令。 5）希望入会的作家将由两名会员提议和附议，逐个由执委会审批。 6）设立一个小组起草规则，由道森-斯科特夫人、奚普、埃文斯三人组成。 7）目前每位会员可带一位来宾参加晚餐会，尽可能与文学有关。由执委会邀请的外国来宾将由笔会基金支付费用。 8）为了招待短期逗留伦敦的非常著名的人士，将召集特别晚餐会。 9）笔会晚餐会将采用六人一桌的小桌取代长桌，在饭后立即收拾干净，鼓励会员留下畅谈。 10）一位来宾参加笔会晚餐会，一年不得超过三次。（萨福太太提出并支持这条规则，以使有家室者不必总是带妻子或丈夫出席。） 执委会会议还同意咨询在欧洲和北美的一些人士，了解通过哪些人在他们国家创建笔会，并提出了可能成为名誉会员的各国著名作家人选，以及邀请加入英国笔会的知名作家人选。 哈里森在这次会议显示出缺乏强有力的领导才能，执委们在会后改请高尔斯华绥兼任执委会主席，他就从笔会成立两周后的第二次会议起开始主持执委会工作。根据第二次执委会议决定，笔会在10月下旬举行了成立会后的第一次“常规”晚餐会，出席者共72人，包括几位来自美国、加拿大等外国的来宾。 11月10日，执委会举行第三次会议，接受了24位新会员，包括著名作家切尔斯顿和康拉德。 吉尔伯特•凯斯•切尔斯顿（Gilbert Keith Chesterton，1874-1936），时年47岁，已是英国颇有影响的多产作家，出书五十多部（一生达八十多部），从诗歌、剧本、小说、传记、评论、新闻报道到神学，涉猎相当广泛，尤以“布朗神父”为主角的短篇侦探小说集传世，被视为犯罪心理学破案推理小说的开创者。 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1857-1924），时年64岁，原名约瑟夫•特奥多•纳勒茨•科尔泽尼奥夫斯基（Józef Teodor Nalecz Korzeniowski），乌克兰出生的波兰裔英国著名海洋作家，被后世称为现代主义的开创人之一。青年时代到海船上做小工，21岁作为水手随船首次到英国时一句英语不懂，28岁加入英国国籍时已任大副，数年后又升任船长，1894年因痛风病而放弃了20年的航海生涯。他从30岁起在船上开始业余创作，七年后上岸生活将第一部小说《阿尔梅耶的傻念头》（Almayer’s Folly）寄给伦敦的出版商，一年后出版，此后三年每年一书——两部长篇和一部短篇小说集，因此在1898年离职成为职业作家，至此已出书20多部，以1899年出版的小说《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最享盛誉。 1891年，24岁尚未出道的高尔斯华绥出海旅行，所乘之船的船长正好是几年后以“康拉德”成名的科尔泽尼奥夫斯基。虽然后者年长近十岁，当时也不提书籍和写作，但是两位未来的大作家一见如故，由此结为知交。学法律出身的高尔斯华绥此后走向写作，也与早他两年出书的康拉德的鼓励有一定关系。因此，当笔会刚成立，高尔斯华绥最初写信邀请入会者，当然少不了康拉德。 执委会第三次会议还责成秘书玛乔丽写信给一些外国名作家，邀请他们成为名誉会员。到1922年元月，一些外国著名作家接受邀请，成为笔会的荣誉会员，其中包括当时在世的十二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中的五位和一位以后的得主，他们是： 塞尔玛•拉格勒夫（Selma Lagerlöf，1858-1940），1909年的世界首位女得主，瑞典小说家兼诗人，代表作有史诗小说《耶路撒冷》（Jerusalem，1901-1902）和传遍世界的童话小说《尼尔斯骑鹅历险记》（Nils Holgerssons underbara resa genom Sverige，1906-1907）。 莫里斯•梅特林克（Maurice Maeterlinck，1862-1949），1911年得主，有“比利时的莎士比亚”之称的象征主义大师，法语剧作家、诗人兼散文家，传世名作有被数位音乐大师先后谱曲改编的诗剧《佩利亚斯与梅丽桑德》（Pelléas et Mélisande，1892），经久不衰的童话剧《青鸟》（L\’Oiseau Bleu, 1908），神秘主义长篇散文《蜜蜂的生活》（La Vie des abeilles，1901）。 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1866-1944），1915年得主，法国传记文学大师、小说家兼音乐评论家，代表作为十卷本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Jean-Christophe，1904-12），作为和平主义者却亲苏联的政治倾向颇遭物议。 克努特•汉姆生（Knut Hamsun，1859-1952年），原名克努德•彼得生（Knud Pedersen ），1920年得主，挪威小说家兼剧作家，代表作有长篇小说《饥饿》（Sult，1890）、《畜牧神》（Pan，1894）、《大地的成长》（Markens Grøde，1917）等，因信奉尼采和反英亲德而倾向国家社会主义（以至在德国侵略挪威后仍赞扬希特勒，1946年被挪威最高法院判为叛国罪）。 阿纳托尔•法朗士（Anatole France，1944-1924），本名雅克•阿纳托尔•弗朗索瓦•蒂博（Jacques Anatole François Thibault），1921年得主，法国小说家、诗人兼评论家，语言艺术大师，代表作有长篇小说《波纳尔之罪》（Le Crime de Sylvestre Bonnard, 1881）、《诸神渴了》（Les Dieux ont Soif,1912）、《天使的叛变》（La Revolte des Anges，1914）等，政治上为社会主义者，1921年参加法国共产党。 威廉•巴特勒•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1865-1939），将成为1923年得主，爱尔兰诗人兼剧作家，“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领导者之一，至此的名作有诗剧《心愿之乡》（The Land of Heart\’s Desire，1894）、话剧《胡里痕的凯瑟琳》（Cathleen ni Hoolihan，1902）、诗集《库尔的野天鹅》(The Wild Swans at Coole,1917)；不过，他是极少数获诺奖后能创造更高成就的大师，颠峰代表作是数年后的诗集《塔楼》（The Tower，1928），包括最著名的《丽达与天鹅》和《驶向拜占庭》。 其他各国名家还包括： 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1840-1928），英国小说家兼诗人，名作有长篇小说《德伯家的苔丝》（Tess of the d\’Urbervilles，1891）和《无名的裘德》（Jude the Obscure，1895）、三卷诗剧《列王》（The Dynasts，1904，1906，1908），1910年获英王颁授“功绩勋章”（Order of Merit）。 约翰•包以尔（Johan Bojer，1872-1959），原名约翰•克里斯多佛•汉生（Johan Kristoffer Hansen），挪威小说家兼剧作家，名作有《大饥饿》（Den store hunger，1916）和《最后的维京人》（Den siste viking，1921）等。 乔治•勃兰兑斯（Geoge Brandes，1842-1927），丹麦犹太裔文评家，代表作是六卷本《十九世纪文学主流》（Hovedstrømninger i det 19 århundredes litteratur，1872-1890）。 马丁•安德逊•尼克索（Martin Andersen Nexø, 1869-1954），丹麦小说家兼思想家，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征服者贝莱》(Pelle Erobreren，1906-1910)和《普通人狄蒂》（Ditte Menneskebarn，1917-1921）等，其文学上从自然主义走向社会现实主义，政治上从社会民主党人变为亲苏的共产党人。 文森特•布拉斯科•伊巴涅斯（Vicente Blasco Ibáñez，1867-1928），一战前迁居巴黎的西班牙小说家、电影编剧兼导演，名作有小说《茅屋》（La barraca，1898）、《芦苇和泥淖》（Cañas y barro，1902）、《血与沙》（Sangre y arena，1909）和《启示录的四骑士》（Los cuatro jinetes del apocalipsis，1916），1916年被法国政府授予 “荣誉军团骑士”勋章。 乔治•威廉•罗素（George William  Russell，1867-1935），笔名“诶伊”（Æ或A.E.）,爱尔兰诗人、批评家兼画家，1905年起任《爱尔兰家园》（The Irish Homestead）周报编辑，“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领导者之一，早年曾与叶芝齐名，代表作有诗集《向家：途中的歌》（Homeward：Songs by the Way，1894）和散文集《想象与幻想》（Imaginations and Reveries，1915）等。 阿尔图尔•施尼茨勒（Artur Schnitzler，1862-1931），奥地利犹太裔剧作家兼小说家，“青年维也纳”心理分析学派重要成员，名作有戏剧《轮舞》（Reigen，1897）和小说《通往旷野之路》(Der Weg ins Freie，1908) 等。 高尔斯华绥和执委会通过邀请荣誉会员，以及联络各国其他有影响力的作家，尽力推动在各国建立笔会中心的工作。不过，有一部分受邀请的作家未回应，或回信谢绝了邀请。例如，高尔斯华绥曾亲自写信给美国著名景观和室内设计师兼小说家伊迪丝•华顿（Edith Wharton, 1862-1937），邀请她作为代表美国的名誉会员，她就回信谢绝了。华顿在一战期间移居巴黎，这年刚以小说《天真年代》(The Age of Innocence, 1920)获普利策奖。她直言不讳地说明，是因罗曼•罗兰被笔会邀请代表法国而谢绝，并且在信中表示法国笔会的建立将会有很多难题，因为罗曼•罗兰和法朗士同属一个政党。这种两类作家会势不两立的情况，正是萨福太太老友韩特当初质疑的问题之一。不过，这倒没有使笔会开创者们感到太为难，不过是警惕自己对这些事不去干预，并婉转提醒筹建笔会者扩大代表性，其它也就任其自然了。 国际联络工作日渐繁重，英格兰笔会会员迅速增多，小小的执委会难以同时兼顾两方面的事务。萨福太太提出她从开始就主张设立一个国际委员会的建议，以分担负责国际联络和组织各国笔会中心的任务。执委会接受了这个建议，国际委员会由高尔斯华绥和萨福太太牵头，加上一些有国际关系的伦敦会员，包括执委奚普、创会会员斯蒂芬斯•威尔，以及三位新会员阿契尔、福布斯、山可斯，秘书由玛乔丽兼任。 威廉•阿契尔（William Archer 1856—1924），苏格兰裔戏剧评论家、理论家兼翻译家，代表作有《剧作法》（Play-Making，1912）和剧本《绿衣女神》（The Green Goddess，1921），以翻译和推介易卜生戏剧而著名，与北欧各国及德语国家的戏剧界颇有渊源。 罗西塔•福布斯（Rosita Forbes， 1890-1967），旅行家兼游记作家，一生周游全世界，发表不少畅销作品。早年随她的军人前夫到过印度、中国、澳洲和南非，一战中担任救护车司机，并得到法国政府的两枚奖章；已发表作品有《无向导的漫游者们》（Unconducted Wanderers，1919）和《撒哈拉的秘密：库发拉》（The Secret of the Sahara: Kufara，1921）。 爱德华•山可斯（Edward Shanks，1892 – 1953），原名泰勒•布莱恩•山可斯（Taylor Bryan Shank），一战中负伤致残，以“一战诗人”成名，后为学者、记者兼作家，1919年以当年出版的诗集《中国王后》（The Queen of China）获首届霍桑登奖，其它代表作还有小说《废墟之人民》（The People of the Ruins ，1920）和诗集《青年岛》（The Island of Youth，1921)）。 1922年2月26日，英格兰笔会国际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萨福太太家中召开，当时法国笔会成立的消息已经传到，其它几个笔会也在筹集中。国际笔会的理想，由“笔会之母”萨福太太的灵感从英国孕育而生，与众多作家同仁产生共鸣而向国内外扩展，得到越来越多的各国作家响应正趋向实现。 四、法国笔会建立——罗曼•罗兰难题 法国是笔会在伦敦成立后最早关注响应的国家。创会会员斯蒂芬斯•威尔是法国文学大师法朗士作品的英译者，而且旅居巴黎多年，与法国文学界颇有渊源，理所当然地立即承担起联络法国作家筹建笔会的任务。在11月举行的第三次执委会上，会长高尔斯华绥也答应写信给旅居巴黎的美国作家、普利策奖新科得主华顿女士和法兰西学院新科院士安德列•切弗里隆（André Chevrillon, 1864-1957），请他们帮助筹建。华顿很快回信，谢绝受邀为美国名誉会员，原因是罗曼•罗兰已受邀为法国名誉会员。她还表示，法国笔会的建立将会很困难，因为罗兰和法朗士同属一个政党。 法朗士和罗曼•罗兰在当时被视为法国文坛并立的双峰，既然都答应成为笔会荣誉会员，那么同属一个政党，照说应该对法国笔会的建立更方便才是，怎么反而被认为更困难呢？这就要从华顿为何明言与罗曼•罗兰势不两立说起了。 罗曼•罗兰虽说在当时世界上已声名卓著，但是由于他作为和平主义者强烈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法国的个人声誉却极低。1914年战争开始后，他滞留于中立的瑞士，在《日内瓦日报》上发表以“和平主义者宣言”著称的《超乎混战之上》（Au-dessus de la mêlée，1914）等一系列反战论文指出：西方各民族之间没有交战的理由，因为一切战争都是反人性的血腥野蛮暴力；如果因纷争非打不可，也应当到欧洲以外的地区去打；主张个人超乎于战争、政治和党派之上，并抨击 “祖国”、 “民主”、 “宗教”、 “文明”、 “文化”等价值是资产阶级的骗人偶像。他由此遭到法、德两国舆论普遍谴责和攻击——激烈的法国同胞视他为“国民公敌”，骂他是“法奸”、“德谍”，称他 “日耳曼•罗兰”，甚至有人提出要审判并绞死他；而德国舆论称他为“最阴险的敌人”，是批着和平外衣的“沙文主义者”。在战争已遍及全欧洲的形势下，响应反战呼声者寥寥无几，连他所倾向的社会主义党派都支持“正义之战”，一些过去同气相求的朋友也因此而疏远他，使他一度极为孤立。不过，他不久就在中立的瑞士和瑞典获得了知音。提出 “反对资产阶级祖国”和“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列宁等俄国共产党领导人当时也正流亡瑞士，将在“十月革命”后主管俄共文化事务的卢那察尔斯基很快就成了他的新朋友，为他以后成为苏联和斯大林的忠实盟友打下了基础，从而导致更多非议。翻译《超乎混战之上》的瑞典社会主义女作家爱伦•凯（Ellen Key，1849-1926）于1915年5月写信给罗曼•罗兰，说有人建议把诺贝尔文学奖给他，因为他是“唯一超乎混战之上的人”。当年秋天，巴黎传出有资格提名诺奖的法兰西学院院士法朗士提名罗曼•罗兰为候选人；不久又有报纸报道，瑞典学院已经决定罗兰为本年度得主，但遭到法国政府强烈反对：如果瑞典这么做，法国驻瑞典大使将拒绝出席授奖仪式。瑞典学院到1916年在公布该年度得主是瑞典作家魏尔纳•冯•海登斯塔姆（Carl Gustaf Verner von Heidenstam，1859-1940）时，才补颁1915年度得主为罗曼•罗兰。一直有传说，瑞典学院多数院士，本来并未被据称使他获奖的巨著《约翰•克利斯朵夫》所打动，当年看中的本来是西班牙著名现实主义小说家佩雷斯•加尔多斯（Perez Galdos，1843-1920），但却为罗兰在《超乎混战之上》中所体现的和平主义精神和勇气所感动，因为那正符合诺贝尔本人的理想及其遗嘱中有关文学奖“应授予在文学上创作出具有理想主义的最优秀作品之人士”的定义，因此在授奖证书上注明：这个荣誉是给予一个人道主义作家的。不过，这种荣誉显然令华顿女士和许多法国作家更不以为然。   伊迪丝•华顿（Edith Wharton, 1862-1937）比罗曼•罗兰年长四岁，原名伊迪丝•纽伯•琼斯（Edith Newbold Jones），美国著名多产作家、已出书近60部（一生作品近80部），代表作为两部长篇小说《伊坦•弗洛美》(Ethan Frome, 1912) 和《天真年代》(The Age of Innocence, 1920)；同时还是著名景观和室内设计师。她战前旅居法国，结识了许多作家，那位声称从不看罗曼•罗兰作品的未来（194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纪德，也正是她的好友之一。她通过作为著名景观和室内设计师的商业活动，与法国政府也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她也是人道主义者，但与罗兰的选择绝然不同，象绝大多数美国人一样，在一战中站在进行“正义之战”的法、英协约国一边。她参加了红十字会，推动和参与了各种救助难民、伤员、失业妇女和贫困艺术家的活动，并由此获得了法国政府颁授的“荣誉军团骑士勋位”。因此，她理所当然地站在鄙视罗曼•罗兰因反战而“浪得虚名”的法国舆论一边。 即使法国作为战胜国已过数年，公众对罗曼•罗兰战时的“反爱国主义” 仍难以释怀，绝大多数作家仍对其侧目，哪怕是一些与他属于同一文学流派甚至同一政治倾向者，也羞于或怯于与之为伍，尤其是他又自相矛盾地支持依赖暴力革命、国内战争和残酷镇压掌权的苏俄新政权。华顿回信明确表示与他势不两立，切弗里隆随后回信也提出了这一现实问题，因此可说代表了法国笔会绝大多数未来会员反对罗兰加入笔会的意见。 华顿对法国笔会建立困难的担心本也不无道理。法朗士由于与罗兰同属法国社会党左派，而且都有亲苏俄倾向，曾长期相互支持。虽然法朗士在一战中没有响应罗曼•罗兰的反战呼声，但据说他曾表示自己年龄太老，不免害怕与举国舆论为敌。他毕竟参加过普法战争，了解法国人民因战败所受的屈辱，以及对德国的民族仇恨——一战爆发前，呼吁制止战争的社会主义党国会议员让•饶勒斯（Jean Jaurès，1859-1914），就在巴黎街头的咖啡店中被一名狂热的民族主义分子枪杀（审判拖到战后，嫌犯被判无罪释放）。不过，有传说法朗士暗中支持罗兰，尤其是提名他为诺奖候选人。法朗士继他在六年后获奖，成为法国在世诺奖得主第二人，其仇敌宣称此奖发得不地道，因为法兰西学院没有一个院士提过他的名，而外国人提名未免令人怀疑其对法国文学了解的权威性；结果证实是罗曼•罗兰以前诺奖得主的资格提名，其权威性无可置疑。以如此腥腥相惜的渊源，法朗士作为公认的法国笔会会长不二人选，若要比他年轻22岁的罗兰参与建会，实在是太顺理成章了，何况两人本是英国发起笔会首邀的荣誉会员。但是，由此而来的结果也不难设想，绝大多数潜在会员难免将持华顿同样立场，形成公开势不两立的局面——要么是法朗士和罗兰同进，使新建笔会面临会员奇缺的难题；要么是两位大师同退，使新建笔会面临缺乏权威代表性的难题。如此两难，似乎无解——是为“罗曼•罗兰难题”。 “罗曼•罗兰难题”其实是笔会发展史上一系列类似难题的开端，也正是“笔会之母”萨福太太老友韩特女士当初质疑实现笔会理想的可行性问题之一。将成为国际总部的英国笔会执委，试解此题的办法是：决定也邀请皮埃尔•洛蒂为荣誉会员；明确说明罗曼•罗兰只是英国笔会荣誉会员，不必是法国笔会会员。 皮埃尔•洛蒂（Pierre Loti，1850—1923），本名路易•马里•于连•维欧（Louis Marie Julien Viaud），法国最著名的海洋文学作家，任法兰西学院院士已达30年，比年长6岁的法朗士还资深5年；作为海军军官从事海上职业达42年之久，随着法国的世界扩张走遍各大洋沿岸地区，包括参加法清战争、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从1879年发表首部小说，几乎一年一本，出书近40部，名作有小说《冰岛渔夫》（Pêcheur d\’Islande，1886）、《菊子夫人》（Madame Chrysanthème，1887）和纪实随笔《在北京最后的日子》（Les Derniers Jours de Pékin 1902）等，文学上属于写实主义印象派，思想上为传统文化保守派，生活上厌恶现代物质文明。 1921年12月6日，高尔斯华绥在给萨福太太的信中提到，从切弗里隆信中可以看出，“我们选择罗兰仍然是一个障碍。我建议写信给切弗里隆，试着让他理解，我们的选择与法国笔会无关。”他在信中还说：“我已经确信，英国笔会必须只以榜样来领导，而不能独断什么是其他笔会在会籍事务上的程序。如果我们试图独断，我们就将碰到很多挫折，而且我们也将违背友谊的自由精神，而这正是我们理念的基础。让我们不要强加于人，由此就可以成功。我们要树立榜样的是：1）我们在英国最钦佩的作家作为我们笔会的荣誉会员；2）将每个其他笔会的会员作为我们的会员。不过，我认为必须到此止步。应该向每一个正在成立的笔会说明，如果改变多重会籍的规则看来绝对必要，谨慎程度由每个笔会自己掌握……每个笔会邀请自己的荣誉会员。” 这也就是说，为了解决“罗曼•罗兰难题”，理想只好向现实妥协——首先要放弃萨福太太有关笔会会员制的基本原则：“一个笔会的会员，也是所有笔会的会员。”其正面意义则在于：再美好的理想也不能强加于人，只能以榜样示人。 不过，正如华顿最早点明的，“罗曼•罗兰难题”之关键，还在法朗士和罗兰是一边的。她没有料到的是，法朗士不但同意出任会长，而且也认同了几乎一致的要求，拒绝罗兰成为法国笔会会员。这主要是法朗士作品的英译者斯蒂芬斯•威尔努力的结果，使理想主义者法朗士为了笔会的大局而向现实妥协。 1921年12月，法国笔会在巴黎正式成立，除法朗士外，创会会员还有纪德、瓦莱里、于勒•罗曼、加因、克雷缪、阿弗林等当时和未来的名家，克雷缪被选为秘书。 安德列•保尔•纪德（André Paul Guillaume Gide，1869-1951），时年52岁，20世纪上半叶法国大文豪之一，争取同性恋权利的先驱，自1891年发表第一部小说，1908年参与创办《新法国评论》（Nouvelle Revue Française），至此已出书30多部（一生60多部），包括小说、游记、剧本、评论等，至今的代表作有三部曲《背德者》（L\’Immoraliste，1902）、《窄门》（La Porte Étroite，1909）、《田园交响曲》（La Symphonie Pastorale，1919）和同性恋对话录《柯希唐医生》（Corydon，1921)；在法朗士去世后成为日渐左倾的法国文坛最有影响的人物，启迪了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1905-1980）和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1913-1960）等后代风流；1936年发表的纪实《从苏联访问归来》（Retour de L\’U.R.S.S.）是体现其精神的代表作；1947年以78岁高龄获诺贝尔文学奖，不过是对其文学成就迟到的承认。 保尔•瓦雷里（Paul Valéry，1871-1945），全名昂布鲁瓦兹-保尔-图桑特-于勒•瓦雷里（Ambroise-Paul-Toussaint-Jules Valéry），时年50岁，象征派诗人、散文家兼评论家，1920年以前当了20年私人秘书，业余创作主要是诗歌，代表作有长诗《年轻的命运女神》（La Jeune Parque，1917）、诗集《旧诗稿》（Album des vers anciens，1920）和《歌集》（Charmes，1922）——包括传世名诗《海滨墓园》（Le Cimetière marin）；此后，其写作重点转入散文和评论，2004年法朗士去世后接任法国笔会会长，次年入选法兰西学院，接坐法朗士空出的院士第38席。 于勒•罗曼（Jules Romains，1885－1972），本名路易-亨利-让•法里古勒（Louis-Henri-Jean Farigoule），时年36岁，小说家、诗人兼剧作家，“一体主义”诗歌的倡导者，笔会成立前主要作品为诗歌，代表为诗集《一体的生活》（La Vie unanime，1908），此后转向戏剧和小说，名作有三幕喜剧《科诺克或医学的胜利》（Jules Romains, Knock ou le triomphe de la médecine，1923）和27卷本长篇小说《善意的人们》（Les Hommes de bonne volonté，1932-1946）；1934-1939年为法国笔会第三任会长，1936-1941年为国际笔会第三任会长，1946年入选法兰西学院。 于连•莫里斯•加因（Julien Maurice Cain， 1887-1974），时年34岁，荣誉军人、公务员兼艺术史研究者，一战前为艺术史研究生，战争爆发后入伍，1916年受重伤致残，并获得法国最高荣誉的“荣誉军团大十字勋章”，后被委派到国防部和外交部共管的外国信息处，到笔会成立时已任处长两年多；数年后出任国会众议院议长办公室主任，1930年被任免为法国国立图书馆馆长，除了二战时被德军占领的1940-1945年被撤职驱逐外，任职共近30年直到1964年，并获“国家功勋大十字勋章”等各种表彰；作品待查。 本雅明•克雷缪（Benjamin Crémieux，1888－1944），时年33岁，犹太裔作家小说家兼文评家，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1871-1922）作品的最早研究者，1921年出版自传体小说《全班第一》（Le Premier de la Classe）获布鲁门萨尔奖（Blumenthal Prize），担任法国笔会首任秘书到1939年，代表作有《现代意大利文学概貌》（Panorama de la littérature italienne contemporaine，1928），二战中加入反法西斯抵抗运动，1943年被逮捕，次年在集中营被处死。 克洛德•阿维林（Claude Aveline，1901-1992），本名尤金•阿弗辛（Eugène Avtsine），时年20岁，俄裔作家、编辑兼出版人，18岁时开始在杂志上发表诗歌，同年在饶勒斯枪杀案审判时认识了75岁的法朗士，结下了忘年之交，在法朗士去世后收集其政治和社会评论文章，加按语编辑出版为四卷本《社会生活三十年》（Trente ans de vie sociale，1949-1973），并担任法朗士学会主席；1920年成为“世界上最年轻的编辑”，此后用8年时间编出一套珍藏版名著书库——十卷本《哲理集》，共选收了世界十大名家的50部作品；代表作有三部曲《菲利普•丹尼士的一生》（La Vie de Philippe Denis，1930-1952）、五卷本《警察系列》（Suite policière）中的《弗雷德里克•伯洛的双重死亡》（La Double mort de Fréderic Belot，1932）和《七号车厢十五包厢》（Voiture 7 place 15, 1937）。 没有罗曼•罗兰反而人才济济的法国笔会，很快就发展成为英国创始笔会以外最有影响力的笔会。道森-斯科特夫人、高尔斯华绥、法朗士等理想主义的笔会创建者，为了笔会发展大局而向现实妥协，笔会初创时的第一个大难题——“罗曼•罗兰难题”由此化解。 主要参考文献： 1，Marjorie Watts, P.E.N. The Early Years 1921-1929, Aechive Press, London, 1971 2，国际笔会（International PEN）及其相关分会网页（<A href="http://www.internationalpen.org.uk/">http://www.internationalpen.org.uk/</A>）。 3，维基百科（Wikipedia）相关网页（<A href="http://en.wikipedia.org/wiki/Main_Page">http://en.wikipedia.org/wiki/Main_Page</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