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可以怒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两千年来，吟诗作赋者皆知诗可以怨，却鲜有人敢言诗可以怒。“诗可以怨”这一观点来自儒家的传统诗学观念。《论语》提出这一观点（见“阳货”），《礼记》则缩窄孔子之言的内涵，为诗制定这一原则：“温柔敦厚、诗教也。”“怨而不怒”，成为诗人风旨，奠定中国诗的基本性格，驯养中国诗人的柔弱诗格。历代诗评家几乎皆以“温柔敦厚”“怨而不怒”为圭臬，评价诗人和诗作。     然而，不容忽视，中国思想史上还有一脉立论正大、性格刚健的诗歌观念。《尚书( 尧典》曰“诗言志，歌永言”，即诗歌（文字和歌咏）表达内心情感。《毛诗序》解释道：“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即诗歌是情感的自由流动，任何内心情感皆可外化为诗。唐人孔颖达《毛诗正义》卷一阐释“诗言志”这一核心观念，将心志、愤懑并举：“言作诗者，所以舒心志愤懑，而卒成于歌咏。”《毛诗序》论诗之怨、怒：“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孔颖达《毛诗正义》阐释此句，明确将怨、怒视为两种情感，怒的情感强度大大高于怨：“乱世之音既怨又以恚怒者，由其政教乖戾故也。”“乱世之政教与民心乖戾，民怨其政教，所以忿怒，述其怨怒之心而作歌。故乱世之音亦怨以怒也。”     汉代司马迁《报任安书》：“《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班固《汉书礼乐志》：“人函天地阴阳之气，有喜怒哀乐之情。”南朝刘勰《文心雕龙》：“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情采篇）“幽厉昏而《板》《荡》怒，平王微而《黍离》哀。”（时序篇）李白亦深感《诗经》中的怨、怒之情：“《王风》何怨怒”（《古风》二十九）。上述诸子直承《尚书》“诗言志”这一正大、丰富的诗歌思想，高度评价诗歌中的怨、怒情感。孔颖达、刘勰洞见愤怒这一情感的文学价值，把“心志”和“愤懑”、“愤”“怒”并提，给愤怒以崇高的理论位置，显示古代理论家、思想家的卓越见识。这一尊重情感原动力、强调愤怒之情的“诗言志”观念，使诗人性格和诗歌美学直通正直、真情、阳刚正气，与文明和礼教驯化下的“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的柔性观点和恭顺性格鲜明对立。     处于政治黑暗、国事日非时代的南宋大诗人陆游，沿此理论方向，视悲愤情感为诗之根本，给《国风》和汉唐诗人悲愤之作以最高地位：“盖人之情悲愤积于中而无言，始发为诗。不然，无诗矣。”苏武、李陵、杜甫、李白诸人皆“激于不能自已，故其诗为百代法。”（《淡斋居士诗序》）他认为，以文知人，不必由鸿篇巨制、苦心致力之作，而由“愤讥戏笑”之小文足以识之（《上辛给事书》）。清代叶燮高度评价苏轼真情为本、“嬉笑怒骂”之诗风：“苏轼之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而适如其意之所欲出，此韩愈后之一大变也，盛极矣。”（《原诗》内篇）南朝钟嵘《诗品序》实已指出诗人性情拘谨、情思单调对艺术美质的伤害：“文多拘忌，伤其真美。”     然而，《尚书》内涵丰富的“诗言志”思想被《礼记》狭隘化、单一化为“温柔敦厚”，定为诗的原则。在这一“诗教”训导下的中国历代诗人及其诗歌，铸就性格、气质、情感、内容以及美学上的卑弱性和单向度。正如初唐诗人杨炯所言“骨气都尽，刚健不闻。”（《王勃集序》）      半个世纪前，中国诗格空前大衰亡。在枪杆子、大批判、监禁和死亡的威胁下，诗人由两千年帝制时代之骚客怨妇蜕变为新威权之下的歌妓婢女，诗只能颂，不能怨、不能刺，遑论怒？十年野蛮“文革”结束后，有学者重新拈出“诗可以怨”的诗教，为诗人申诉那点可怜的、“可以怨”的权利，以纠正“诗只能颂”的奴婢习气，却重归中国诗那种传统的骚客怨妇性格。     反思中国三千年文学史，若无李白、苏轼、辛弃疾等自由奔放、敢怒敢斥、脱略格套、真情挥洒的大诗人、大作家出现，中国古代诗歌殆皆为一派温柔香软、绮罗香泽、低眉顺眼，中国古代诗人文人殆皆为长吁短叹、“温柔敦厚”之小媳妇、弱女子体格矣；何来诗界正大之气、人格尊严、大丈夫体格？                                   一     三千年来中国产生无数璀璨诗歌和卓越诗人。由于孔子之后历代儒家以礼教观念（诸如“温柔敦厚”“发乎情、止礼义”）扭曲、桎梏以自由情感抒发为诗歌精魂的先秦诗学思想（“诗言志”），这种以礼教为本的狭隘诗教观念及其诗学理念以主体内化方式发挥作用，诗的温柔敦厚要求和幽怨美学标准通过心灵内省方式规范着诗人及其诗歌性格。这种“诗教”观念和“温柔”标准，掩盖了中国诗史上大量愤怒诗歌的存在。事实上，诗可以怒、“嬉笑怒骂”，这种真情传统和抗议性格，与“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怨而不怒”的柔弱性格形成强烈对抗。    中国诗史上，愤怒之诗代有佳作。“时日曷丧，吾与汝偕亡！”（你这邪恶的太阳，何不快点死！我恨不能与你同归于尽！）这是目前所知的最早的愤怒之诗。就儒家奉为诗歌风旨和圭臬的《诗经》而论，里面就有不少愤怒之作，它们代表着中国诗史上不容忽视的社会抗议传统和正义人格气质。诸如《黄鸟》谴责苍天之杀害善良好人（斥秦穆公以人殉葬之残忍行为）：“彼苍者天，歼我良人。”《伐檀》对不公平社会发出一连串愤怒质问：“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獾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鹑之奔奔》愤怒直指暴虐无良的君主：“鹊之强强，鹑之奔奔。人之无良，我以为君！”（鸟儿都知呼朋引类、相爱相亲；可是那个人毫无良心，我却得把他尊为国君！）《相鼠》愤怒抨击人不如鼠、毫无廉耻之辈：“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硕鼠》发出愤怒抗议、拒绝再受压榨、誓与邪恶决裂、奔往自由乐土：“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惯汝，莫我肯顾。逝将去汝，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这是中国最早的道义谴责、社会决裂和政治逃亡之心声。     唐代大诗人李白坦承内心郁积的万古愤慨：“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将进酒》）“积蓄万古愤，向谁得开豁。”（《赠别从甥高五》）这种精神深度、情感烈度和历史悟性，如荒原上拔地而起一座飞来峰，把他与古往今来卑渺诗人群体截然划分开来。他蔑视奴隶道德，创立主人气概，羞与猪狗类政治庸人为伍，发出傲然个性所独有、古今诗坛为之震撼的愤怒之声：“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这种主人意识、个性尊严、大诗人口气，这种俊爽性格、英雄话语、大丈夫气质，一扫文坛奴颜婢膝色相，震醒文坛千古沉沉睡眼，中国诗史三千年，唯有李白能出此语。     李白愤怒抨击中国千年政治黑暗与社会庸俗：“骅骝拳局不能食，蹇驴得志鸣春风。……一谈一笑失颜色，苍蝇贝锦喧谤声。……孔圣犹闻伤凤麟，董龙更是何鸡狗！”（《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杜甫以“天子呼来不上船，自言臣是酒中仙”（《饮中八仙歌》）这一神来之笔，绝妙勾勒出李白睥睨世俗皇权、傲然主人自居的伟岸性格。明初以人格气节著称的方孝孺盛赞李诗之英风怒气：“狂呼怒叱，日月为奔。”“彼何小儒，气馁如鬼，仰瞻英风，犹兔与鼠。斯文之雄，实以气充，后有作者，尚视于公。”（《李太白赞》）    面对官僚社会的穷凶极恶、民众的苦难现状、贫富的极度悬殊，性格较弱的杜甫亦发出愤慨之声：“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无家别》）“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劝客驼蹄羹，霜橙压香橘。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目睹贫困农民备受官府征敛，道州刺史元结深具良知，身为一州之首、朝廷命官而毅然反对唐王朝盘剥百姓，愤怒谴责毫无人性的官僚制度，一再发出这种深含悲悯的愤慨之言：“朝餐是草根，暮食仍木皮。出言气欲绝，意速行步迟。追呼尚不忍，况乃鞭扑之！”（《舂陵行》）他愤慨揭露官僚们以“绝人命”作政绩、“作时贤”的卑劣行为，愤怒指斥这些官僚使臣连盗贼都不如：“城小贼不屠，人贫伤可怜。……使臣将王命，岂不如贼焉！今被征敛者，迫之如火煎。谁能绝人命，以作时世贤！”（《贼退示官吏》）这样一针见血、犀利深刻的愤怒诗句，极见元结的人格正气和道义情怀。     眼见唐王朝官僚们一掷千金的挥霍、饥民人吃人的惨状，白居易愤怒挥笔为诗：“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轻肥》）“日中为乐饮，夜半不能休。岂知阌乡狱，中有冻死囚！”（《歌舞》）“宣州太守知不知？一丈毯，千两丝，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红线毯》）在《杜陵叟》中，白居易直指唐王朝暴虐害民的豺狼本性，愤怒写下这样的诗句：“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何如。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     与白居易同时代的回纥诗人坎曼尔在《诉豺狼》一诗中愤怒谴责“东家豺狼恶”，渴望天崩地裂、拨云见日的社会大变革，扫荡人间豺狼：“五谷未离场，大布未下机，已非吾所有。有朝一日，天崩地裂豺狼死，吾却云开复见天！”         身处奴气十足的民族和天地倾复的时代，北宋末年女诗人李清照毅然写下这首英气凛凛、悲愤深广的万古不朽绝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夏日绝句》）南宋岳飞“怒发冲冠”“仰天长啸”的愤怒之词《满江红》代代传诵。张孝祥愤慨于南宋政权与金国媾和，挥墨写下《六州歌头》：“使行人到此，忠愤气填膺，有泪如倾。”一生情感悲愤、笔墨沉郁的陆游，七十二岁时依然激忿怒张：“论事愤叱目若炬，望古踊跃心生尘。”（《寒夜歌》）八十二岁仍情感激越、悲歌慷慨，愤怒之情愈发炽烈：“安得宝瑟五十弦，为我写尽无穷哀！”（《悲歌行》）八十五岁之诗依然跳动着一怀悲悯沉痛、满腔热血侠肠：“身为野老已无责，路有流民终动心！”（《春日杂兴》）    辛弃疾的愤慨，跌宕奔涌于词作中，情感色调尤为丰丽。他高度蔑视政治邪恶势力，断言其必定短命：“君某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他愤慨于世无英雄、蠢材治国的悲哀现实：“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永遇乐》“千古江山”），他呼唤英雄再世，以拯救这陆沉的民族：“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南乡子》“何处望神州”）他追忆自己昔日英雄气概：“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可叹的是，眼下已无狮虎，只有犬彘。     文及翁愤慨于南宋偏安杭州“百年歌舞，百年酣醉”、不复图强北伐、收复失地：“簇乐红妆摇画舫，问中流击楫何人是？千古恨，几时洗？”蒋捷愤慨于奸人当道、人才遭斥：“世上恨无楼百尺，装着许多俊气。”（《贺新郎》“甚矣君狂矣”）    凡此种种愤慨之情、愤怒之诗，不是诗词之弊，恰是诗词之美、性格之美，皆以其壮怀激情、英风峻骨而千载亮丽、脍炙人口。性格不凡、才智卓越者，大都情感出色、情怀炽烈；化为诗文，化为音乐，化为绘画，化为舞姿，必有奇气。因此，人类有李白、拜伦、贝多芬、毕加索。     清代末世诗人在细细苦吟、雕琢诗句，龚自珍一首绝句，独步一世：“九州风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己亥杂诗》）诗人的巨眼深识、历史智慧、民族悲哀和敏锐的社会洞察力，浑然而成胸中磅礴大气，一幅崭新历史画卷喷薄欲出。诗人以深广的悲哀和强烈的愤慨，发出时代变革的呼唤。他已经感到，使中国大地绝路逢生、重振元气，只有靠一场“风雷”之到来。这样的诗人，绝非那些只知幽怨感伤的俗辈，而是一位站在民族前列、立于泰山之颠、遥指未来的先知，一位新世界的预言家和指路人。这种非凡的精神性格素质和丰富多感的情怀，孕育诗思中的大智慧，构筑大诗人体格。     闻一多悲愤泣血之诗《发现》，实为二十世纪中国现代诗之绝唱：“我来了，我喊一声，迸着血泪，/‘这不是我的中华，不对，不对！’/我来了，因为我听见你叫我；/ 鞭着时间的罡风，擎一把火，/我来了，不知道是一场空喜。/我会见的是噩梦，那里是你？/那是恐怖，是噩梦挂着悬崖，/那不是你，那不是我的心爱！/ 我追问青天，逼迫八面的风，/我问，拳头擂着大地的赤胸，/总问不出消息；我哭着叫你，/ 呕出一颗心来，－－在我心里！”这虎虎见性的精彩诗句－－“拳头擂着大地的赤胸”“这不是我的中华”－－使无数诗人顿成庸人。他的《死水》含蕴着何等深刻的绝望和愤慨：“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看他造出个什么世界。”     一九七九年，获悉某将军拆掉幼儿园、为自己建住宅，叶文福挥笔写诗《将军，不能这样做》。此诗缀满那个时代的政治滥调，却以罕见的、批判的勇气震动诗坛。这是当代中国诗人对官僚特权阶层发出的第一声愤怒呐喊。北岛的诗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回答》），愤怒概括了一个时代的黑暗和丑恶。              这些诗作有力显示，诗可以怒。诗之怨，是柔美，牵动同情心而富涵咏意味；诗之怒，是壮美，激发人类的道义激情而富人格魅力。大诗人之作，往往两者兼擅。诸如李白、苏轼、辛弃疾，既有情人的缠绵，又有壮士的血气；诗人诗作，臻于此境，方可谓个性超逸、才情富赡。 二     中国诗人、文人（传统文人皆能诗）的基本性格，属于幽怨、柔弱、退隐一类，其诗文的美学性格，亦不脱这种色调。这与中国传统儒家人格理论（“温柔敦厚”“温良恭俭”“中庸之道”）和儒家诗学理论（“温柔敦厚、诗教也”“发乎情、止乎礼义”）直接相关。后人奉此理论为圭臬，形成深固的诗教传统。一言蔽之，心灵、思想、情感、趣向要正统守矩，不偏离规范，即所谓“思无邪”（此“思”字无义）。这种诗作，如同出自一个身胚、一个模子，作品情调多系灰颓、幽怨、叹息、无奈，错杂些前人的佳词丽句，重加点化，嵌入标准、工稳的五言、七言律诗、绝句格律，读上去光滑柔细，扑朔迷离，似曾相识，索然寡味。              中国诗人、特别是大诗人身后的诗人之缺乏思想和艺术上的创造性、独特性，是儒家诗教禁锢下这种千年一律的格式化－－性格、思维、情感、艺术、文字的诸多格式化－－的必然结果。被阉割后的委琐性格，孱弱的情感，消磨的胆气，只知幽怨而不敢愤怒，焉能产生元气充沛、胆气纵横、轰鸣交响的辉煌诗作！这种丫鬟奴仆似的卑怯文化性格，只能产生一群阉鸡，岂能想望阉鸡育出苍鹰、凤凰来！             人格比艺术更重要，性格培育比艺术修养更具美学价值，深层人格魅力比表层文字形态更具审美意义。我们之欣赏一位古典或现代诗人的作品，是在欣赏诗人跳动在文字深层的人格魅力、思想境界、性格丰度、情感力度，而决非文字本身。我们之喜爱李白的《将进酒》《江上吟》、李清照的《夏日绝句》、苏轼《念奴娇》“大江东去”词，岳飞的《满江红》，辛弃疾《水龙吟》“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之句，恰恰在于我们惊喜或共鸣于那种蔑视庸俗、睥睨权贵的自由自尊性格，那种作人杰、为鬼雄的高贵性格和英雄式的生死观，那种“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对千古英雄的怀念、追思，那种高朗、旷达的诗人襟怀，那种中国诗史上从未如此壮烈地表现过的“怒发冲冠”的愤怒性格和民族英气。这些雄健、瑰丽、不同凡俗的性格、情怀和人格素质，才是这些诗作最动人心魂的美质。知此，便知何谓大手笔，何谓大诗人。     幽怨出奴婢，愤怒出诗人。愤怒出人格，愤怒出尊严，愤怒出伟大气质。技巧出匠人，性格出诗人。思想深度、情感强度、个性丰度出大诗人。诗乃天地之元气，人间之正气，心灵之至真、至情、至性。     人可以怒，诗亦可以怒。古人所谓“长歌可以当哭”，实深知歌与哭、悲与怒之美学价值。本我之悲愤至情就是诗，真情抒写就是诗，无须经过超我之内心减压阀处理后、化为一缕令人玩味的幽怨美刺，那或有几分艺术光泽，却失去至情至性的纯真和激情，失去人格的正直、情感的力度和性格的魅力。     清代史学家、诗人兼诗评家赵翼论元遗山诗，有一句精深之言：“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瓯北诗话》）他洞悉时代的悲剧和民族的不幸为大诗人的出现提供丰厚的思想、性格和艺术的酵母，提供难得的思想主题、情感激发和诗歌题材，真正的诗人应当心系时代悲剧、情绕民族命运而具大悲愤、深思维，诗作当有博大胸襟、高远思想、深邃情怀。“赋到沧桑句便工”，正是强调人世沧桑、世代兴亡这样的当代重大问题对诗人情思之激发、诗格之提升所具有的深刻艺术意义和重大精神价值。龚自珍《己亥杂诗》之出现，是此论绝好一例。          愤怒，特别是道义愤怒，最见一个人、一个诗人、一个艺术家的人格素质。这是最具雄健魅力的性格素质，是艺术创作中最富感召力的美学质素。这种由道义愤怒而激发、迸射出来的人格的壮美、气势的磅礴、诗思的灿烂辉煌、诗句的炽烈激扬，是任何温软缱绻情思、精巧工丽诗句所不能与之媲美的。        诗不必尽怒，但诗人不可无怒；愤怒不必尽诗，但愤怒会使诗格和人格闪射出幽怨所不具备的、异常灿烂的才情和性格的光芒。这就是为什么“愤怒出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