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子回眸】一九四九年：台湾的苦难或恩典？

台湾联合报社论指出，两岸自一九四九年分裂分治已六十周年。就台独的论述言，一九四九年是台湾灾难的开端，因中华民国中央政府在这一年撤迁来台；但从大历史观而论，一九四九年更重要的意义是：这一年决定了台湾没有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如果中华民国中央政府当年未撤迁来台，则台湾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行省，是必然的结局。倘系如此，台湾今天也早已经历了地主扫地出门，知识分子反右整风，街巷里的土高炉烧得火红，人民公社里的大锅饭掺沙掺石，年轻学生以戴上红臂章的红卫兵为荣，四处皆见被戴上纸紮高帽子游街的黑五类及牛鬼蛇神……。一九四九年，决定了台湾没有走上这一条路，而走上六十年来与中国大陆不同的另一条路。 　　一九四九年在台湾一向是一个社会禁忌话题。例如，明明是大败逃，却说是“转进”；由于此类禁忌，不同的政治人物各自以偏颇的理念来解释及操作一九四九，一般人民亦从未对一九四九进行深思。然而，在六十年后的今日，渐有较多的有心人设法还原一九四九，如齐邦媛的《巨流河》与龙应台的《大江大海》，并有一些学者尝试启动一项学术讨论；大意是：一九四九是台湾的苦难或恩典？ 　　如果想要媚俗地调和双方歧见，不妨说：这是带着苦难的恩典，或带着恩典的苦难。然而，若从大历史的宏观角度来看，一九四九年决定了台湾没有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这非但是台湾的恩典，也是中国的恩典。没有一九四九年，就没有今天华人世界唯一能直选总统、并对犯罪的总统判刑的自由民主国家中华民国。持平而论，中华民国在一九四九年赖台湾始能延续，而台湾则因中华民国而免于“三十年浩劫”（自三反五反至文化大革命），并能臻至今日自由民主的境地。 　　一九四九前几年，曾有“国共隔江分治”的议论；但若隔江而治，台湾就成了大后方，仍然不能免于国共面对面的肉搏。正因完全撤到台湾，与共产政权完全切割，台湾始有可能将情势撑持到今日“这边直选总统／那边改革开放”的境地。当然，台湾在这六十年来的过程中，亦曾历经苦难（二二八、白色恐怖），但若就大比例的历史观而论，一九四九对台湾应当主要是一个恩典。没有一九四九年，就没有今日的台湾。 　　一直到今天，台湾其实仍然陷于“一九四九年是苦难或恩典”的分歧之中。持“灾难说”者认为：“终战”后外省人（现在成了中国猪）侵入台湾，一九四九带来了“外来政权”，“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使台湾深陷国共内战而不能跳脱；持“恩典论”者则认为，一九四九使台湾未陷赤祸，冷战时代反共保台，靠“中华民国”与中共的政权进行军事及外交斗争（八二三炮战），后冷战时代的中华民国则正好解严而实现了完全的民主政治，又能与中共政权争取到“和平发展”的立足点。 　　“恩典论”并未美化一九四九，却愿从失败与痛苦中，对“两岸分裂分治”这个大架构为台湾生机创造的历史大机遇给予肯定。相对而言，持“灾难说”者欲否定一九四九的转折，就很容易自陷于“必须完全否定这六十年”的逻辑陷阱；对“灾难说”而言，既然连“中华民国”都是“国民党的”，而不是“台湾人的”，将如何建立这六十年对台湾的正面意义？ 　　本文的观点是：台湾因一九四九而承受相当的苦难，但台湾也因一九四九而获得了重大恩典。不仅如此，一九四九年对中国也是苦难与恩典的化合物。六十年来，大陆从山河血泪中走出了共产主义教条，台湾则实现了自由民主，并成为北京新思维的范本，两岸亦由你死我活走向“和平发展”；如果没有一九四九，没有这六十年，就不会有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