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正如女人的经期，每年这时候，就是中国人的经期。不过不是月经，是“年经”。因为每年这时，诺贝尔奖就要颁布。每年都让中国人痛一下，今年又痛了，诺贝尔奖仍然没有中国人什么事（虽然有华裔，但不是中国人）。其中文学奖特别让国人痛，因为其似乎无标准。科学奖成就是明摆着的，没话说。但是文学不是，你讲这个好，我也可以讲那个好，于是就可以浑水摸鱼了。可以推说标准不一样，可以说西方人不明白“中国特色”，可以指责那几个老头子偏心……这些是否有道理？似乎也有。特别是，这些年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频频爆“冷门”，我们就更可以振振有词了。</P> <P>去年这时候，我也对这种“爆冷”说三道四，但是今年，虽然我的观点没有变，但我说不出来了。我开始发怵，开始怀疑是自己“冷”。我仍然不认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一定是顶级优秀的作家，但我也相信，绝对不是不优秀的作家。既然是优秀的作家，我们不知道他们，是我们的问题，还是人家的问题？当我们不知道一个优秀作家，也许是他的问题；当我们不知道两个优秀作家，也许仍是他的问题；但当我们接二连三不知道优秀作家，也许就应该问问自己了：我们知道了什么？</P> <P>我们确实不知道什么。我曾一度饕餮于盗版碟片，那些优秀的片子，是我通过正规途径所不能得到的，更不能在电影院里被公映，甚至连我们的教科书都回避它们，但它们确实是优秀作品。很悖谬，我的完整知识必须建立在罪恶的盗版之上。当时我就怀疑，文学是否也有类似问题：好作品被遮蔽了。实际上，我的怀疑不是空穴来风，我大学时期，在我所接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讲义里，找不到张爱玲的名字，沈从文也是一笔带过。我记得当时老师给我们讲40年代的文学，居然找不到可讲的长篇小说，无可奈何之下，拿黄谷柳的《虾球传》搪塞了事。许多年后我才知道，有一个叫钱锺书的人，就在40年代写了一本比《虾球传》好得多的《围城》。但当时我已经远走他国，已经知道了我这个文学专业的大学毕业生，所掌握的文学知识少得可怜。甚至，整个知识体系是错的。比如我们把芥川龙之介的《地狱变》解读成是奴隶主的残忍和奴隶的悲惨，这还是大名鼎鼎的外国文学专家楼适夷先生的解读。当然这种解读现在看来是很可笑的，我跟学生讲起时，教室里一片大笑。但是不要以为这已是过去的事了，可悲的情形仍然存在。就是这些学生，他们又被灌输什么呢？他们仍然在接受着跟我大学时期同一体系的文学教育。</P> <P>并且这些体系还以权威的面目出现，那些编书的人也是大名鼎鼎，出版单位也看似无可置疑。面对大名鼎鼎、无可置疑，我们如何去怀疑？我们只有接受的份。当然也可以不接受，但是不接受，我们又能接受什么？我们毕竟不是处于真空之中，即便不愿接受，一个空荡荡的脑子，也不知不觉地把最强势的、喊得最响的主流意识形态接受了。就好像现在年轻人，不关心政治，他们谈起来，满脑子就只能是政治考试大纲。</P> <P>我们无可奈何处在被喂食的状态中。读什么，自己说了不算，必须由别人拎到我们面前。从这点上说，倒是顾彬强调应该懂外语，有点道理的了。假如我们懂得外语，我们就可以突破保姆的囚笼，可以自己去觅食。当然也未必能觅得到，所以归根结底应该飞出去。我有句话：在中国，没有出过国的人知识是不完整的。从获得诺贝尔奖，也可以看出来。其实华人或华裔获得这个奖的并不少（今年就有一个），从这点上很可以说明问题：中国人并不笨，只是环境问题。</P> <P>这些年，中国人出国越来越多了。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撒大把钞票买人家的东西了，甚至大有把人家国家给买过来的气势，杨恒钧先生就耳听一些老太婆在议论：美国人上街要饭去了，没有中国拯救不行了。理由是什么？因为中国握有人家的许多国债。确实如此。我甚至可以设想，有人还会在被窝里狂想由此操纵美国，让不可一世的美国佬来下跪，不然让他们饿死。但是物质上去了，精神上未必。而且因为物质的成功（是否真成功还很可疑），我们的大脑被堵塞了，更没有精神上改造的需求了。只要看看现在中国人的言谈，连上世纪80年代都不如。那时代还有危机意识，现在没有了，满脑子“大国”的妄想。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去接受人家的优秀的东西？既然老子了不起，何必去顾及他人？自以为是，顽冥不化。所谓交流，是不可能的。</P> <P>我怀疑，我们跟人家的交流文化并不顺畅，不仅文学上的，其他任何领域都是。当然市场也是个因素，脑满肠肥（并非全部，亦非绝大部分）的国人，在文化上更不会倾听人家的建议了，他们有钱，市场听钱的。看看当今书店里那些摆在显要位置上的畅销的书，几乎都是垃圾。所以有出版社编辑半开玩笑半当真地对我说：陈老师，你也给我们写写垃圾书吧！好书就卖不动，这就是当今中国出版市场的现状。过去以为中国官场有“逆淘汰”机制，其实出版界也是，中国所有的行业，都是“逆淘汰”。假如帕穆克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的书在中国谁会去出？即便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仍然卖不好。诺贝尔文学奖的光环镇不住暴发户的低俗。世界上拿他最没办法的，就是有钱而又没文化的人。而本来应该引导阅读的媒体，也与之同流合污。许多报纸的文化版都面临着或者干脆已经被取消、被缩小版面。为什么？因为市场不需要。不是媒体引导读者，而是读者决定媒体。看看我们的媒体都在乍乎什么啊！哪里有垃圾，就往哪里钻。</P> <P>长期以来，中外文学交流好像不少，中国作协频频向国外派出“作家代表团”，但那些“作家代表团”里的，究竟有多少是名副其实的作家？即便是作家，他们的写作有多少能够代表中国文学的成就？这样的交流，除了完成官样文章外，就是旅游，而实质的意义就是用公款到国外旅游。用那样的官样眼光，能够交流回来什么？那样的代表团，会去学回来或者有能力学回来什么真经？不仅不能，还让外国同行对中国文坛产生误判。我就曾经听一个某国的汉学家议论：这些作家，他们写了什么，我一个也不知道！在谈到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上地位时，我们往往会说人家不重视，固然有这情况，但当人家对我们一些作家感兴趣时，我们却拒绝推介。我所在地区的作协，就曾经拒绝某外国作家代表团会见某个他们不喜欢的作家。更有甚者，2000年，当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虽然他已经加入了法国国籍，但他是无可非议的中国土壤生长起来的作家，我们居然拒绝承认这个荣誉。这种现象仍在继续，好像我们并不想理会人家的意见，顽固地决意将中国文坛的声誉糟蹋到底。</P> <P>当然，我们仍可以说：我们不必要理会人家，又绕到老问题上了。当我们感觉太好的时候，还是自卑一点好，可惜中国人始终没有学会这种智慧。虽然不乏古训，但古训从来没有被践行过：什么“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我们哪里有那种气度？人家批评我们几句，我们恨不得举国攻之；什么“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特别对好容易有了钱的“凤凰男”，这简直是不合时宜。在中华民族，那些训诫，简直就是天方夜谭。</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