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了，遥远的法兰克福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法兰克福太遥远了。 虽然我的德文译本正好在那儿的书展上推出，虽然柏林的世界文化之家（Haus der Kulturen der Welt）早就发来邀请，但是管理我的警察说廖亦武你去不了。我说我有护照，为什么去不了？警察说你自己清楚。我说我不清楚。警察就嘿嘿笑了。 和许多专制国家的流亡者一样，我做梦都想出国。1989年6月4日凌晨，我在长江中游的家里，与加拿大汉学家戴迈河（Michael Day）一道，同步写作并朗诵了针对北京天安门惨案的长诗《大屠杀》，我在诗中预言道： 中国人没有家了！谁都知道中国人没有家了！ 家是一个温柔的愿望。让我们死在愿望里！ 让我们死在自由、平等、博爱、和平这些缥缈的愿望里！ 让我们变成这样一些愿望，站在地平线，引诱更多活着的人去死！ 这首最具有象征性的汉语诗，被录制成磁带，在地下广为传播，划开一道文学、勇气与良知的分水岭。当时，我的许多著名的文学同行，在全国性通缉追捕中，逃亡到海外，有的后来客死海外。刘宾雁、王若望、郑义、北明、高尔泰、苏晓康、孔捷生、一平、康正果、贝岭、杨炼、北岛……我可以列出极长的文学流亡者名单。 在令人窒息的红色恐怖中，我也制定了逃亡的计划，刘晓波的妻子刘霞还千里迢迢跑来我家，为我提供具体的路线图，以及台湾歌星侯德健的秘密联系方法。在一封后来被警方查获的友人通信里，我写道：背起行囊，在船头回望两岸的鹅卵石，这个该死的祖国已没有我的立足之地了。 随后我被捕入狱。判刑4年，受此案牵连而坐牢的地下诗人达20余名。酿成六四之后最大的"反革命案件"。事隔多年，我回顾被抓的那一幕，仍浑身哆嗦。我手里紧捏至南部边陲的火车票，包里藏着几本诗集、几本小说、散文和通信集，正激动万分呢。可突然间，命运就被隆隆飞驰的火车拦腰辗断。 在法庭上，我的诗歌、小说、散文、通信以及电影，统统作为"罪证"，一一展示。我两次申辩说我不懂政治，竟两次引发哄堂大笑。 另一种人生开幕了。 我被转来转去，进过4个监狱。亲密接触过成百上千个刑事犯，还目睹过20多个死刑犯被绑赴刑场。我曾经与杀人放火、贩卖人口、强奸盗窃、越狱亡命、算命诈骗者交朋友，一遍又一遍听他们的口述。出狱后，为了糊口，我也曾四处流浪卖艺，在黑吃黑的酒吧里，吹破洞箫、唱破山歌，与社会最下层的老百姓一样讨生活。我逐渐忘掉我是个诗人，是个在监狱里仍在坚持写作的"政治犯"。我听了太多太多"别人的故事"。并且这些故事还在不断增加。于是我不知不觉地拿起笔，有时也拿起录音机，记录漫无边际的底层故事。中国人的泪和笑；中国人在一次又一次被强暴之后，如何从忍辱偷生到麻木不仁；中国人的生存秘诀，无耻，无奈，无耻而顽强。《中国底层访谈录》就这样一点点累积成书。我在1999年最初版本的自序里写道：迄今为止，我还没有从任何一个中国作家的笔下，读到过比现实生活本身更震撼人心的东西。 于是记录或见证成为我的必修课，然后才是文学。20多年来，孤独中的我，写了300多个和我同样孤独的底层人物，还有五卷本自传体小说《活下去》，其中《证词》一卷，被文学同行和政治犯们称为"中国当代监狱的百科全书"。 但是自由的渴望日益强烈，特别对于一个坐过牢，并多年处在警方严密监控之下的人。德国电影《窃听风暴》的盗版碟，我看过无数遍，每次都联想，那个窃听艺术家私生活的老牌特务，被钢琴弹奏的《好人奏鸣曲》所打动，从而由"潜伏的敌人"转化为"潜伏的读者"。那么，我的周围，是否也会重复类似的警察被我的某部作品所打动的故事？ 2000至2001年，我先后两次向户口所在地申请护照，原因是我和今天派诗人芒克一起，主演了日本龙影公司投资拍摄的艺术电影《飞呀飞》。该片参加了日本东京和德国柏林的电影节，作为男主角，我两次被邀出席。可几经波折，警方拒绝办理护照。 2002年5月，我的《中国底层访谈录》由台湾麦田出版社推出3卷本，我以售书宣传为由，再次申请护照，仍旧被拒。 2002年6月，我获得流亡诗人贝岭先生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颁发的"倾向文学奖"，也因办理不了护照，不能前往领奖。 2003年是法中文化年，我受法国蒙佩利耶市国际书展秘书长的亲笔邀请，准备前往参加我的法译新书的新闻发布会，因护照申请被拒，不能成行。 2004年，我另辟蹊径，托旧日朋友，私下与警方沟通，恳求"网开一面"，被断然回绝；连我的前妻宋玉的护照申请也被拒绝，警方甚至说"除非你和廖亦武离婚"。 2005年，中国公安部出台新政策，公民办理护照，不需要任何邀请。可与警方沟通的结果，我属于"特殊情况"，不准办护照。 2006年，我接到美国笔会的公函和笔会主席拉什迪的私人信件，邀请参加纽约的一个中美作家对话会，可警方还是拒办护照。于是我聘请律师滕彪和王怡，与警方打官司。无结果。 2007年，第9次申请护照，第2次打官司，无结果。 2008年底，乘四川5·12大地震的混乱之机，迁移户口，并申请护照，意外成功了。可1个月后，警方找我喝茶谈话，提醒没有他们的特许，我有护照也不能出国。 2009年6月，因写作《地震疯人院》一书，获得澳洲齐氏基金会颁发的"推动中国进步奖"。我接到出席邀请，在澳大利亚住北京大使馆办理了签证。原计划转道越南，不料却在广西友谊关被边防武警拦截，扣押两个小时，并开具了《阻止出境通知书》，理由是"接到上级文件"，我"出境后有可能对国家形象造成重大损害"。 2009年8月底，我接到法兰克福国际书展的相关机构，柏林世界文化之家（Haus der Kulturen der Welt）的信函，邀请参加我的德译作品集《坐台小姐和农民皇帝》（Fr?ulein Hallo und der Bauernkaiser:Chinas Gesellschaft von unten）的宣传活动。我先后与警方谈判3次，不获批准。我的朋友，流亡诗人贝岭将消息捅给德国《南德意志报》资深记者包克（Henrik Bork），后者以独家新闻发出，在西方激起轩然大波，几天内我接受了几十家媒体的电话和现场专访，也接到法兰克福书展以及邀请方的多次致电，他们称"与主宾国作家代表团负责人、中国新闻出版署、使馆、领事馆交涉过数次"，可我这边的警方却绝不松口。 自由！自由！多少人为你赴汤蹈火？可此时，在法兰克福书展开幕前夕，在世界文化之家（Haus der Kulturen der Welt）为我安排的演讲和音乐时段逼近之际，我却在万里之外，傻傻地坐在书桌边。成都的天气阴沉，一阵阵冷风袭来。我习惯性耸起肩头，如一只灰毛老鼠。 对对，我就是一只中国老鼠，最擅长打洞了。当警察像猫一样守在各个洞口，我就设法朝更深处钻，由于恐惧，我恨不能用爪子和牙齿刨穿地球。1989年之前，当我还是先锋诗人，揣着本《在路上》四处游荡的时候，我和众多在法兰克福露脸书展的官方作家一样，消受不了在地下、在洞中的潮湿时光。而整个中国，却布满了错综复杂的老鼠洞，只要没日没夜，窜去窜来，就会遭遇无穷无尽的鼠类。拉三轮的、坐牢的、乞讨的、卖菜的，不是鼠类吗？官员、商人、醉鬼、含冤而死的上访者，不是鼠类吗？我们这些作家、诗人、教授、学者，不是鼠类吗？大家小心算计，大家勾心斗角，大家讨好当权者，因为当权者有钱有势有牢笼，你听话，就给你钱和势，让你代表中华民族，去法兰克福集体亮相，去国际文坛交流和领奖；你不听话，就给你牢笼，就如刘晓波、谭作人、力虹和师涛。 我的惩罚来得轻些，只命令在老鼠洞里好好呆着，别露出招风耳朵，别妄想跑到地面大摇大摆。猛然间，我感觉自己这辈子，似乎永远出不了国门–这就是所谓的天意？是上帝通过警察的手，拦截我，不让我像断线风筝，满世界飘荡？他老人家在冥冥中告诫，你看你看，那么多的流亡作家，哪个不比你优秀？可他们失去了母语环境，感应不到鼠类鼠心的热度，就只有回忆写作了。在冷如灰烬的回忆中，20年前和20年后，有啥区别？新血迹和旧血痕，有啥区别？植物人和动植物，有啥区别？ 我说我就愿意回忆写作，或者不写作，就自由自在玩。玩不下去了，就留在西方卖艺、扫大街、洗盘子。是共产党硬要我呆在这儿，硬要我每天写，不知不觉就见证了现实和历史，把根子扎在鼠洞里，拔不出来。我难受，太难受了。 上帝说你读旧报纸吗？两年还是3年前，好端端的太湖大堤崩溃，转眼涌出十几亿只老鼠，密密匝匝，像汹涌的波涛，覆盖住人类的村镇。那堤坝呀，全是筛子眼，全被掏空了，据说人鼠大战持续了半个多月，鼠类才暂且撤退。而当今中国，就是一超级鼠洞，倘若崩溃，就将一波接一波，影响全球。到那时，你愿意漂洋过海呢，还是原地不动？ 我说那时我已经死掉，只好原地不动了。 那么别了，遥远的法兰克福。 2009年10月10日星期六中国成都远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