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袁氏复辟帝制逆流中的小说审查官（一）

在袁世凯紧锣密鼓、大造舆论、加速复辟帝制及其称帝期间，有一个重要事实被人们忽视或掩饰：这个政权任命鲁迅作全国小说审查方面的最高头目，由鲁迅全面负责小说和书刊审查，制定审查条规和办法，每周召集和主持工作会议，商讨书刊审查和取缔等问题，向政府机构和警察厅提出查禁书目刊物并要求执行。一九一五年八月廿三日杨度、严复、刘师培等名流组织和成立的“筹安会”从政治、舆论和组织方面为袁氏复辟帝制而呐喊奔走；同月政府中一群无名小官僚诸如鲁迅之辈在幕后参与谋划、九月六日宣告成立的“通俗教育研究会”则从意识形态、文学艺术、特别是大众文艺和媒体宣传方面为袁氏复辟帝制效劳。这两个所谓“会”，是袁氏反动政权复辟帝制活动中的左膀右臂。         一九一五年二月廿三日，袁世凯授予教育部佥事鲁迅五等嘉禾奖章，七月十六日教育总长汤化龙提出设立“通俗教育研究会”，十八日袁世凯批准，八月三日汤化龙指定手下鲁迅等廿九人作为此会会员。这是袁政权投以巨款匆匆设立的一个级别很高的特殊机构，由教育部次长挂帅，兼任会长。此组织专门为袁政权稽查、钳制和剿杀全国文艺、娱乐、演讲和新闻出版领域各种有违这个反动政权意旨的文化表现和动向。         袁世凯出身旧军人，渴望重演赵匡胤陈桥兵变故事，其称帝之心蓄谋已久。一九一五年，他加快步伐。急于获得日本的支持，二月他派出外交总长陆征祥、次长曹汝霖等人与日本秘密磋商日方提出作为交换条件的“二十一条”；三月，上海等各地商民学界纷纷抗议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发起抵制日货运动；六月，袁政权强化镇压手段，为剿灭国内异议人士和革命党人，颁布所谓《惩办国贼条例》；八、九月，“筹安会”“通俗教育研究会”这两个为袁政权大造帝制舆论、宣扬专制优于民主、国情适于专制、以皇帝专制帝国取代民主共和国体之类谬论、同时加紧稽查全国小说书刊思想动向的文化特务组织相继成立；十二月十二日，袁宣布接受帝位，卅一日下令明年改为中华帝国洪宪元年；同月廿五日，蔡锷将军和国民党人士李烈钧等人发动武装起义，宣布云南独立，组成护国军北上讨袁，全国义帜云集响应，袁政权大惶恐，濒临土崩瓦解。从这一政治背景，审视鲁迅效力的“通俗教育研究会”之政治和文化反动性质，审视此时鲁迅作为全国小说书刊首席审查官之形迹，胜于雄辩。         一九一五年八月十九日，鲁迅参加“通俗教育研究会”预备会议，策划筹备事宜。此会分设小说、戏曲、讲演三股，即三大部门。九月一日，教育部长任命鲁迅为小说股主任，独当一面，成此会三头目之一。鲁迅当月主持制定的《小说股办事细则》规定，其职责是对全国新旧小说（包括内容、倾向、种类、销数、封面、插画等等）调查、审核、编译。这是对全国文学作品（特别是大众喜爱的白话畅销小说）和出版物（包括书籍和报纸副刊）的监控和稽查机构，具有文化特务兼文化爪牙性质。此时，正是袁世凯帝制复辟活动进行得最热火、宣布帝制、全国人民群起怒讨之际，鲁迅却在为这个公然叛逆民主理念、变民国为帝国的反动政权效劳，成为这个暗杀异己、反对民意、倒行逆施的反动政权手屈一指的小说审查官、思想检查官、出版物稽查官，负责审查全国小说和出版物是否符合袁氏政权的政治需要、名教需要和文化口味，是否在偷运反袁思想，是否违逆纲常礼教规范。他实已成为袁世凯政权复辟帝制的重要工具。十年后，他诬蔑别人是国民党书刊检察官、讥骂他人是国民政府的鹰犬走狗，当令有识者忍俊不禁。         在鲁迅主持下，这个组织为全国小说书刊审查迅速制定了一系列工作细则和查禁标准，推出一系列查剿措施和查禁办法，诸如《小说股办事细则》、《审核小说标准》、《劝导改良及查禁小说办法议案》等。《办事细则》指出其审查范围是全国性的所有古今中外小说（“内外国新旧小说”）、从内容审阅到封面和插图皆包括在内。《审核小说标准》把小说分为八类，稽查的内容标准是所谓“理论真切合于吾国之国情”“宗旨纯正”“理想高尚纯洁足以补助道德教育”云云，为上等；所谓“语涉猥亵”“描写猥琐有害道德及风俗”“有伤风化”云云，为下等（本文援引文字参见《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三辑所收通俗教育研究会史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一版。）。其标准，诸如所谓“国情”“宗旨”“理想”“道德”“风化”，实是袁政权为复辟帝制而宣扬的那套忠孝节义之类旧道德观念，其主旨是为袁复辟帝制服务（所谓“吾国之国情”）。对照当时那些文化走卒们为袁政权改变民主国体、复辟封建帝制而大肆鼓吹的旧道德旧礼教观念，以及当时那些中外文人为之大造舆论而宣扬的所谓民主制度不符合中国国情、君主制度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人程度低不能实行共和制、只有君主制才能救中国等谬论（诸如美国人、法学博士古德诺F.J.Goodnow，“筹安会”人士杨度，即这种论调的代表人物），可知鲁迅主持制定的查禁小说标准所用之辞的真实意蕴和政治意图。         鲁迅主持制定的《劝导改良及查禁小说办法议案》，提出实施书刊查禁的四点措施，请示部里核准施行。这个议案主张，劝导和查禁两手并用、双管齐下，查禁小说时，“令自行取缔”，同时“通知各关卡认真搜检”，“亦应将已禁书目通知各商人”。这个议案要求部里向各省商会、巡按使下达命令，通告出版家“自行取缔、不复印行有害社会之小说”；报馆副刊发表的小说“每有甚妨害于风俗”，应由内务部和各省巡按使“令其注意”；请部里将“应禁之书籍目录”转各关卡“搜检”；请部里将“应禁之书籍目录”通知书铺“自行取缔、停止贩售”。这个禁书决议和措施，得到总长批准（“所议劝导改良及查禁小说办法尚属可行……再为推及各省可也。”）。这里为查禁小说书刊而使用的“有害社会”“妨害于风俗”罪名有意模糊和宽泛化，一方面是官方为自身反动和保守的文化立场自饰，另一方面便于官方稽查者随意控罪、取缔书刊。实际上，有碍当前政治或有违旧道德观念者皆在取缔之列。         一九一五年九月六日，鲁迅参加此会成立大会。九月十五日、廿二日，他以主任身份主持召开小说股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作会议，讨论和制定本股工作细则、例会日期和办法，他指定三人起草细则。此股有职员十九人，分为主任、干事、会员。尤须注意，这个所谓“通俗教育研究会”所辖的三个股－－小说、戏曲、讲演－－皆安插京师警察厅人员（包括督察长在内共四人）作各股的“调查干事”（位置仅在主任之下），显然这是特务职业，是袁政权的军警特务政治特色。小说股调查干事刘宗炎是京师警察厅科员，戏曲股调查干事乐达义是京师警察厅勤务督察长，另一位调查干事梁咸熙是京师警察厅科员，讲演股调查干事闵持正亦是京师警察厅科员。这一事实显示，这根本不是什么研究会，而是袁政权直辖的一个维护思想政治治安的文化特务机构，它指使一批卖身附逆的文化官僚和专业治安的军警势力，对全国人民施行思想审查和监控、书刊封闭和查禁。鲁迅领导的这个小说股是为袁氏封建帝制复辟而从事思想稽查、政治查禁和文化剿杀的文化爪牙，这一点毫无疑问。                十月廿八日，鲁迅参加通俗教育研究会第二次大会，新任教育总长张某对鲁迅负责的小说股做指示性训话：“近时小说，则上海出版者颇多恶劣，……宜多为调查，如书肆有贩而私售者，一经查出，必严其罚而火其书，用强制执行之法，务使此种不良之小说驱除无遗，此消极方面之办法也。而积极一方面，则编辑极有趣味之小说，寓忠孝节义之意，又必言词情节在在能引人入胜，使社会上多读新制之小说，而视不良之小说如毒药之不可复进，则社会必因之日良矣。”         张某这番话语，对鲁迅主持制定的小说书刊审查条例、稽查标准及其饰语用辞的真实意蕴和作用，是一个生动表露。张某指示要强制加以重罚和焚烧的所谓上海的“颇多恶劣”“不良之小说”，指新兴而且畅销的那些表现个人情思的鸳鸯蝴蝶爱情小说；他嘉奖的好小说，即宣扬“忠孝节义”旧道德小说，这是袁政权所倡导和褒扬的。张某这番训词，来自袁世凯指示。一九一四年三月十一日，袁氏颁布《褒扬条例》：凡“孝行”“妇女节操可以风世者”，由大总统给予匾额题字，并给予金质或银质褒章云云。         鲁迅领导的小说股，正是遵照袁氏复辟帝制需要、汤总长任命以及这位张总长训话而每周召开工作会议、制定标准、展开工作。九月廿九日，鲁迅主持第三次工作会议，讨论对图书审查结果的处理办法。鲁迅提出对一种图书要“绝对禁止”。会员们发言，主张“有妨害社会风俗”“与风俗、政治有妨碍者”当禁止；封面及名称“不妥者”亦需审核，若发现“内容有纰缪处，须加意见”；“其内容有不妥者，须急速提出禁止”云云。这种书刊审查和出版物查禁，显系袁政权的思想警察和文化警察行当。此日会议记录，称赞鲁迅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或许这是他被任命为主任的重要原因之一）：“主任于审核小说颇有经验”。         十月六日，鲁迅主持第四次工作会议，讨论审核小说标准。有会员主张，对于“政治小说之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我国虽云共和，然于此种小说亦应加以限制”云云。这番话把小说股从事的全国书刊审查之道德虚伪性质、政治反动性质和政治稽查性质暴露得非常清楚。尤须注意“我国虽云共和，然于此种小说亦应加以限制”一语，此语显见这些书刊审查官们非常清楚袁政权之“民主共和国”名号乃一块欺世盗名的空招牌，它严密排斥西方自由民主和人权思想，而这些审查官们却知白守黑，为袁政权效劳，查禁那些具有西方自由民主人权观念和表现社会美好、人生幸福这种理想社会的书刊。         十月十三日，鲁迅主持第五次工作会议，修订审核小说标准。会上有人提出“关于教育之小说理论真切适合吾国之国情者为上等”，有人认为“适合国情”四字“尤为切要、不可移易”云云；最后鲁迅宣布“审核小说标准一案已全案通过”。十月廿七日，鲁迅主持第六次工作会议，议决“调查干事开具书目交主任”（此调查干事即京师警察厅人员）“审核书籍由主任分配”等项。这显示主任鲁迅在书刊审查中的核心地位。         十一月十日，鲁迅主持第七次工作会议，讨论编译小说标准。有人提出“图书馆内小说如有欠雅正者，经本会审核后，即停止阅览”（这显示书刊稽查包括指令图书馆藏书下架和封禁），众人同意审读新旧小说当“力求敏速”（即提高审查工作效率），有人提出“禁止各类书肆贩售邪淫小说议案”（注意“邪淫”二字在政治爪牙和假道学嘴里可随意编派，例如自由爱情即可被诬为邪淫，与今日人们对此二字之理解大不同）。         十一月十七日，鲁迅主持第八次工作会议，议案是如何有效地查禁小说，即所谓“查禁说部案”。“由主任（鲁迅）将议案逐项宣读，请公同讨论。”有人发言，“现在风行之小说，极为繁多，于全部禁止之范围亦预先规定。”鲁迅发言，提出取缔报纸、封闭报刊和报禁这一动议：“周主任谓既以报纸所载小说为多，即不妨先就报纸设法禁止。”立即有人对此“极表赞同”：“近如上海某报附刊裸体美人一并发售，实于一般青年学子大有关碍，取缔报纸本属警厅范围，如实行禁止时，不可不先与警厅接洽。”“此案议决后，即由教育部行文警厅先就报纸取缔，就北京报纸言之，则尤以白话报为甚。主任（鲁迅）谓对此禁止宜分两项：一为书肆发行及贩售之禁止；一为报纸登载之禁止。”很清楚，鲁迅积极地出谋划策、查禁书籍和取缔报刊双管齐下、街头清剿和报馆查禁两手并举、在袁氏暴虐政权卵翼下干的是地地道道的文化警察和文化打手职业（对照袁氏手下那些伪称“公民团”的军警便衣包围国会、强迫议员选举袁为大总统那种政治警察和政治打手行为）；他们很有威风，很有权力，可以禁书禁报，可以要求其他政府部门诸如“内务部、财政部、警察厅、税务处”一同下手，执行他们发出的禁书禁报指令和文件。         这些寄食和服务于袁政权的文化官僚们指责的所谓“现在风行之小说”以及“白话报”“裸体美人”等语，是指当时流行的白话文学、新兴的鸳蝴爱情小说（这是文明开化城市的民众和文化人对袁氏黑暗政权及其宣扬的忠孝节义等旧礼教旧道德逆流的一种憎恶和反抗方式）以及新鲜审美观念和绘画新潮。这些白话文、新小说、新绘画之整体悄然涌现，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初潮和嚆矢。一九一五年九月，在袁政权治下的黑暗中国，思想界飞出早春第一燕，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发表开卷第一文《敬告青年》，提出崭新的人生观和六点人生宗旨，首先第一点，要青年做“自主的”人，不做“奴隶”，要尊重自己的人格，具有独立的个性。这一崭新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为当时涌现的小说（以鸳鸯蝴蝶爱情小说为代表）和绘画新潮提供理论依据，为这一文化新潮的生命根基－－个性和情感－－提供合理性依据。 （作者为文学评论家，原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