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袁氏复辟帝制逆流中的小说审查官（二）

袁氏垮台后二、三年，这早已洪波涌起的新文化初潮迅速高扬为五四新人文运动之巨澜狂涛。很清楚，如果没有袁氏政权违抗民意、倒行逆施的政治反动和文化镇压，如果没有他们的文化官僚宣扬旧礼教道德、敌对新人生观和新文化观念，如果没有这些文化爪牙对新文学、新美学、新文化潮流的查禁和剿杀，以个性和自由、科学和民主为旗帜的中国五四新人文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会提前五、六年发生，即在中华民国初建时期波澜壮阔地喷薄涌起。很清楚，鲁迅领导的这些文化官僚仇视和敌对这些生气勃勃的新价值观念和新文化现象，他们制定一系列条文和决议，联合警察厅等许多政府部门以取缔之、剿杀之、禁绝之。         十一月廿四日，鲁迅主持第九次工作会议，继续商讨查禁和改良小说议题。“首由主任（鲁迅）报告”，“由周君树人（鲁迅）先就本案理由宣读，读毕，仍就原文通过。”众议改“有甚害风俗者”句为“有妨害于风俗者”（显然拓展打击面、加大打击力度），最后议决。         十二月一日，鲁迅主持第十次工作会议，续议查禁小说及公布良好小说两议案，会员一致通过。“周主任报告……现在大会开会在即，所有本股议决之查禁小说及公布良好小说两议案，拟即提交大会”。所谓大会，指第三次“通俗教育研究会”全体会员大会，鲁迅要以小说股主任身份向大会提交议案并做工作汇报。为了提高小说审查速度、加快工作效率（“求一敏速方法”），“旋经众议，定于小说审核不限于审核干事，所有本股会员均须负责。”这是扩大权限，调动小说股全体会员参与对小说和书刊的审查。本月十二日，袁世凯复辟帝制，改国号“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宣布明年为洪宪元年。         十二月廿二日，鲁迅去主持第十一次工作会议，“集者止四人”，他不得不辍会（见鲁迅日记）。袁氏复辟帝制，激起全国人民强烈愤怒和一致反对；政局动荡、政权危殆、人心涣散，这些寄食卖身于袁政权的文化打手们将作鸟兽散了。         十二月廿七日，鲁迅参加此会第三次大会，以小说股主任身份在大会上做述职报告，征求全体会员对他提交的《劝导改良及查禁小说办法案》和《公布良好小说目录案》的意见，大会通过。他主持制定的这两个方案，遵循袁氏《褒扬条例》和张氏训词，符合劝善惩恶、消极和积极双管齐下等指示。鲁迅在会上说，他领导的小说股已审核数十本，“诸君对于此事均非常注意，故附带报告。”这是在向上司和众人显示，他和部下不仅制定了方案，而且已着手书籍审查。注意，两天前，十二月廿五日，蔡锷将军等人在云南起义，通电宣告云南独立，并且组织护国军，讨伐袁世凯政权。这在当时中国，是惊天动地巨雷。十年前鲁迅在日本留学时赞颂思想界战士，如今自己怎么竟沦落成封建帝制复辟者和专制强人手中的工具呢？         一九一六年一月十九日，在全国讨袁声浪和隆隆炮火中，鲁迅主持小说股第十二次工作会议，“修正劝导改良及查禁小说办法案”。“首由主任周君树人报告”，去年底议决两案（即劝导改良及查禁小说办法案、公布良好小说目录案）已交第三次大会表决，“详部施行”，因会长袁希涛对前一案“尚有斟酌”（据《通俗教育研究会第三次大会上小说股主任报告情况纪要》，两案已获大会通过；显然会长认为这个“查禁小说办法案”有些问题，需要修订），今日请会长到席，共同讨论。         值得注意的是，袁希涛对鲁迅主持制定的“查禁小说办法案”的浓厚消极性（即靠全国各级政府行政手段和下达粗暴峻急的禁书禁报命令，对出版家、书商、报馆、书刊、民众等各环节开展强制性查禁、搜检和剿灭活动，试图靠它发出的一纸命令、一举就彻底剿灭所禁书刊）做了一番批评。他说，“此案多从消极方面着手，如第一条，请部通知书业商会并通咨各省巡按使，分饬转知出版家，令此后自行取缔，不复印行有害社会之小说云云，即以此条论之，已有窒碍难行之处。第二条报馆附载之小说，每有甚妨害于风俗者，应请部咨行内务部并各省巡按使，转饬各报馆，令其注意，此条在内地为我国权力所及，固属可行，若在租界以内，则恐难办到。第三条请部将应禁之书籍目录，按次咨行财政部及税务处转饬各关卡税局，搜检核办，此条鄙见以为恐难实行，即如鸦片烟、私货及各种危险物等尚难检查，而况于书籍，且搜检之际，惟警察是赖，若就警察程度言之，在京师则尚称文明，搜检时可无何等事件发生，若在各省未必不涉纷扰。第四条请部将应禁之书籍目录，按次通知书业商会并通咨各省巡按使分饬商会，转知书铺，自行取缔，停止贩售，此条尤须格外注意，盖只以空文查禁，恐非徒无益而有害之，此诚不可不慎也，究竟如何，请详细讨论。”这位上司对鲁迅主持制定的那套严厉峻急、粗暴镇压式“查禁办法”－－即要求政府部门向全国下达行政命令、警察搜检关卡行人、在全国贯彻禁书禁报通令－－的“消极”性质（还应包括头脑简单、方法粗暴、不识社会情况复杂等实际问题）及其可能引发社会骚扰、民间愤怒乃至社会抗议等一系列恶果，有比较清醒的估计。鲁迅后来似有体悟：“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暴君的臣民，只愿暴政在他人的头上”，奴才当了主人，会比主子更残暴、更可恶（见一九一九年十一月鲁迅撰写的《暴君的臣民》一文）。         于是，鲁迅“依会长意见”，对议案进行讨论，最后对这一“查禁小说办法案”第三条略做修订。有人主张，“可先将查禁书目预先通知各书肆并转知警察厅，则警厅即据此书目而检查之”；会长说，对于小说查禁愈严、规避愈巧，流弊不可胜言；有人说，“前本部对于不良小说，曾咨请内务部转饬警察厅查禁一次，当时尚能收效，观于已往，则此查禁一案，如实力去做，尚不至毫无效果也。”会长说，检查“若涉及零星小贩，则未免烦扰”。这些话语透露，袁希涛考虑书刊查禁问题以及所采取的方法时，头脑比较现实，不愿造成“小贩”之“烦扰”；这些话语亦透露，鲁迅领导的这个小说书刊审查机构，不仅下达条文指令峻急粗暴、一竿到底、严厉搜检、全面打击，而且已有禁书行动，已发出查禁指令并且由内务部指派警察厅采取查禁行动，已有“收效”。         袁世凯背叛民国约法、复辟封建帝制、实行残暴专制，全国人民愤怒声讨之、唾弃之，高层大吏羞与为伍、接连投袂辞职退隐。袁被迫于一九一六年一月廿一日下令延缓登极。全国讨袁运动如火如荼，鲁迅照旧于一月十九日主持小说股第十二次会议，修订“查禁小说办法案”。他遵照袁总统《褒扬条例》和张总长训词精神，制定小说书刊审查标准和处理条规（“列入下等之小说既设法限制或禁止之，则上等之小说亦应设法提倡”）。他领导的小说股于二月二日用部令一六三号发出反映这一审查标准和处理条规的文件《公布良好小说目录议案》。袁政权风雨飘摇、濒临崩溃，鲁迅仍在积极履行首席小说审查官职务，推行小说书刊查禁事。         全国讨袁运动风起云涌，云南护国军挥戈北上、长驱挺进，贵州广西纷纷独立，北洋军阀内部分崩离析，前锋军队倒戈反袁。京城谣言蜂起，日本立场后撤，继而抛弃袁氏。历史真奇妙，转眼之间，强弱易势。袁氏崩溃指日可待，鲁迅看到大势不好。他知道，一旦袁氏政权冰山既倒，自己行为实属附逆作恶，陷得太深，无法洗刷（要知道他为袁政权的服务曾获袁氏勋章和接见），想到这里，惊恐不安；大批高官显贵或自洁自爱、挂冠而去，或冷眼旁观、保持距离（诸如张謇、汤化龙、熊希龄、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冯国璋等等）；袁氏称帝，顿成孤家寡人、国人大敌，除了嗜痂逐臭之夫、势力小人之辈，谁肯陪这独夫民贼葬身民族败类深渊、万古遗臭挨骂？小小佥事，跟在后面起哄，低贱何至乃尔！自忖数年来太过悲观，庸碌混职袁贼手下，过低估计人民力量和历史正义力量，遂成无是无非、随风倾倒之小官僚、墙头草！         政局瞬息万变，不可一误再误；他要赶紧缩头，以免成为首恶；识时务者，方为俊杰。夜夜思前想后，日日如坐针毡。他拿定主意，急流勇退，赶紧向教育总长呈请辞去小说股主任职位。教育部一九一六年二月十四日发文：“本部佥事周树人请免去通俗教育研究会小说股主任兼职，应即照准”，改派另一人任主任。据同僚高步瀛说，鲁迅辞去主任职位，理由是“部务太繁、势难兼顾”。此言虚假。部员喝茶看报，悠闲自在，袁政权崩溃之际，部务何来“太繁”？他为何不从一开始就推辞此职？他是否把袁军头的政权看得太强大而选择俯首效劳这种机会主义人生态度呢？         辞去主任职务，他仍是小说股会员，照旧须到会，而且对查禁小说和褒扬小说办法时时出些主意。他不能一言不发，那会引起人们注意，看破他保身之私心。         自蔡锷将军举兵以来，各省纷纷独立，袁氏政权实已崩解。三月廿二日，袁世凯撤销帝制，废止洪宪年号，请求护国军停战议和。就在此日，鲁迅参加小说股第十七次会议，讨论对所谓“较好”小说的褒奖形式及复核手续。他认为可用三种不同颜色以区别奖励的等次。同年七月十五日第二十一次会议，讨论查禁小说及刊物，鲁迅亦发言，表示应据其主流来确定查禁与否。同年十月，此会向总长请示推选会员鲁迅张宗祥“为小说股审核干事”（此职位仅低于主任），获总长批准。可见，虽已辞去主任职务，他仍参加小说审查活动，且献计献策。         一九一六年四月，各省联合电促袁氏退位；五月，孙中山先生发表第二次讨袁宣言；六月六日，五十七岁的袁世凯在全国人民愤怒讨伐和唾弃中死去，袁政权为复辟帝制而搞的所谓“通俗教育研究会”及其小说股不久亦灰飞烟灭。鲁迅的立场、行为留在袁氏复辟帝制这段丑史上，成其一生形迹之重要一环。         需要指出，在袁氏统治时期出现于东南商业大都市上海一带的所谓鸳鸯蝴蝶小说（一九一四年三月出版的徐枕亚小说《玉梨魂》开其先河），多年来备受歪曲、诬蔑和批判。实际上，这些爱情小说反映经济繁荣、知识进步地区的南方青年知识男女在个性和感情上的苏醒以及对旧礼教旧道德的叛逆，反映他们对个性解放和恋爱自由的渴望，对个人权利和幸福人生的追求，亦含有对蔑视人权、反对人道、为政倒行逆施、宣扬和维护旧礼教旧道德的袁政权之轻蔑和鄙弃。接踵而来的五四新文化时期的爱情小说，是对鸳蝴小说的有力推进和发展。如果知道此时袁氏为复辟帝制而大肆宣扬忠孝节义、义夫节妇等等旧道德旧礼教观念，同时大肆诬蔑和围剿鸳蝴小说，就会明白这些小说的感情价值、人性价值、对个性自由的追求及其对袁氏反人权、反民主、反现代文明的暴虐政权构成的文化对抗。正如魏晋时期士流对老庄哲学的钟爱，对个性自由的向往，构成对曹魏政权及其后继者司马氏政权倡导的忠孝节义观念的轻蔑和对抗，鸳蝴小说乃是一种曲折的政治反抗方式，它的进步文化意义毫无疑问。         鲁迅秉承袁政权指令，在他担任小说股主任期间制定小说查禁条例、各种查禁措施以及小说等级划分、书刊报章查禁等决议，开列禁书目录，纠合政府部门，指派警察势力，全力打击和围剿鸳蝴小说，企图绞杀这种重个性、重感情、背离封建礼教规范的新文学倾向和新文化思潮。鲁迅们的所谓恶劣不良小说，主要指新兴的鸳蝴爱情小说；鲁迅们的所谓良好小说，实际是政治标准，以袁氏政权利益为标尺来衡量小说，即宣扬忠孝节义、符合袁氏复辟帝制所需要的封建伦理道德及其意识形态。[n1]他们诬蔑和打击鸳蝴爱情小说，宣扬和鼓励忠孝节义观念，其政治意图非常清楚，正如司马氏政权支持礼义派、镇压自然派（十一年后鲁迅谈魏晋风度及药酒时应当想到自己在袁政权下的附逆形迹）。鲁迅后来仍对鸳蝴小说持这种诬蔑和否定态度，例如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三十日《教育公报》发表他与周作人合拟《〈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评语》所谓“当此淫佚文字充塞坊肆时，得此一书，俾读者知所谓哀情惨情之外，尚有更纯洁之作”云云，直如封建道学口吻。所谓“淫佚文字”，即指鸳蝴小说。要知道，此文先在同年九月廿二日以教育部指令名义发出，可见它受到此时刚上台的冯国璋、段祺瑞北洋军阀政府重视。同月，即十一月二十日，总统冯国璋公布《修正褒扬条例》，依然褒扬忠孝节义、“孝行纯笃”之类旧道德观念。鲁迅对鸳蝴小说的诬蔑及其所谓“纯洁之作”腔调，迎合此时北洋军阀政府宣扬的旧礼教观念。         有人说鲁迅“抵制了袁世凯妄图利用该会为其复辟帝制服务的阴谋”，此话无据。袁氏颁布的《褒扬条例》和教育总长张某关于小说的训词，为鲁迅领导的小说股制定小说查禁和褒扬条例提供政治方向上的指导，充分显示小说股活动的政治反动性质。         袁氏病亡，复辟成空，思想自由勃兴，文学革命涌起。鲁迅一直未出头露面，似乎知道为袁效劳是他的政治污点，那段历史很不光彩，诸如为袁政府设计国徽、国歌、受勋章、查禁小说书刊、推行思想清洗、褒扬忠孝节义那套旧礼教，等等。可是，他后来对袁死后黎元洪段祺瑞政府时期出现的“宪法研究会”（梁启超等人成立）即研究系多次轻蔑讥骂，殊不知自己更卑下，为袁氏复辟帝制效力，乃“通俗教育研究会”中独当一面的小说书刊最高审查官。         周树人（鲁迅）之附逆，周作人之投敌，一内一外，殊途同调。周氏两兄弟这种缺乏人生正气的软骨行为，绝非偶然。他们那种不知羞耻、毫无人格气节的卑贱行为，与他们生身的文化土壤、性格弱质和心思弊端有深刻关联。士林当严肃视之，不当闭眼颂之；当揭露而批判之，不当睁眼巧辩而回护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