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红帽的故事——“正确论”引发的罪行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一 “……看到奶奶家的屋门敞开着，她感到很奇怪。她一走进屋子就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心中便想：‘天哪！平常我那么喜欢来奶奶家，今天怎么这样害怕？’她大声叫道：‘早上好！’，可是没有听到回答。她走到床前拉开帘子，只见奶奶躺在床上，帽子拉得低低的，把脸都遮住了，样子非常奇怪。”  奶奶，她说，你的耳朵、眼睛、手、嘴巴怎么这样大呀？ “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呀！” 狼把小红帽吞进了肚子。（《小红帽的故事》） 如果我们向某些五、六十岁的人们谈及这个童话，他们可能会非常不高兴；因为他们自认为不必赘读这样小儿科的故事。但是，我们还是要来一个小儿老读，且作出一定解释。第一个解释是，就是异样感觉。这个感觉在国共合作第一时间里，就有冯自由，章太炎等人给孙文写信，表明国共合作是一种危险举动，惜孙文没有接受。（见冯自由《革命逸史》/刘自立《顺乎天应乎人之革命》）于是，小红帽们受到了极大的威胁；虽然他们看出了异样的感觉——苏共支部毛党其实是要窃得国家和民心，且显出打家劫舍的革命面貌。第二个解释是，露出尾巴。这个尾巴很大，很长，不是可以切掉，转换和掩蔽的。这个尾巴由威廉.纪德等人加以揭示批判，引起对于斯大林主义的严重关注，避免了一批国人朝向大灰狼。第三个揭示是，延安本身散发的“野百合花”的血腥和残暴，即王石味事件体现的真相。第四，红军本身的互相屠戮，说明了他们革命的涅洽耶夫主义（见涅氏《革命教义问答》）。第五，把百姓乃及革命青年作为无辜牺牲。如，刘少奇薄一波等人秉承上意，出卖很多参加革命的青年作为他们走出蒋介石监狱的替代品。第六，他们“很得体”“很克制”“很正确”地将可耻之战的围成百姓，悉数（三十万人死亡）牺牲于长春等处（见王芸生《可耻的长春之战》）。第七，他们用土改换取兵源，造成土改和换权这等卑劣游戏，实为“尾巴”露出来之说。 问题是，小红帽们这样一些天真百姓，没有觉察，受骗上当，导致死亡。小红帽被吃掉了——虽然，她和她奶奶后来又从狼腹内跳出来，和猎人一起杀死了大灰狼——可是，中国人牺牲以后，却没有这种复活和侥幸——八千万人成为狼腹内物，不得解脱。 事情非常奇怪，时间过去六十年以后，还是有人从相反的角度大讲小红帽的故事——说，小红帽和大灰狼之间具备良性间性，可以互相妥协，如果他大灰狼回到“前期正确说”，就会秉承此意出现和平转型之狼、人和平相处之“无敌意”未来；云云（语中指向）。张博树说，大灰狼前期有很多优点，简直是真理的体现者。于是，我们说，有些同志现在处在为大灰狼遮掩其本质和真相的立场，实堪悲哀，滑稽，荒唐。 所以，我们印证一些历史上诸如此类的“政治（经济）正确”之故事，来负面证实毛共（前期）正确论一说。   二 首先说希特勒—— “‘1939年4月，在一次著名的演说中，希特勒这样描述他的政绩：‘我接受了这样一个国家，它因为信任外国的诺言，因为民主制度种种恶劣的弊病而面临毁灭。……我克服了德国的混乱，重新建立了秩序，并且大大增加了生产，……发展了交通，使庞大的公路网得以兴建，运河得以开凿，巨大的新工厂得以出现，同时也致力于提高我国人民的文化教育水平。我曾经做到了使七百万失业的工人全体得到工作。’这些基本上不是吹牛。在1933年，虽然这些还没有尽成事实，前景已开始出现，希特勒的经济政策，使经历过一战后的不幸岁月和1929年开始的恐慌的德国开始繁荣，计划中的社会主义性质，即没有激烈到让大企业家金融家恐慌，又给了下层人民相当的慰籍。工人得到工作，严格管理下的农民免于破产，并把产品卖出了满意的价格。”（资料）。 以上一段话读者会做出什么评价？依笔者之见，评价可以分成几种。一是，就事论事，说希特勒的经济政治政策是对的，正确，且伟大。二，要看这个政策的前因后果；更加重要的，是看其发展逻辑；因为仅仅就希特勒现象而言，它的经济奇迹会走向哪里，更加重要——这本身关乎到整体评价纳粹主义的涵义。三，提出偶然性裁断，说，如果希特勒主义可以停止在侵略苏联以前的阶段，那么，整个欧洲会变成和美国抗衡的新兴实体。这些看法应该如何看待；是不是有更多的可能性提供给历史作为教训，确实值得商榷和反思。我们主张彰显第二种看法。因为，希特勒的经济政策包含的主要内容就是为他后来的侵略政策奠定一种剥夺和戕害世界的基础；固然，这个政策在德国引发了希特勒正确与否的世纪之争。主流价值判断，也许会给希特勒留下一席之地，以考量其经济政策，但是，他的这个成功的经济政策究竟要如何评价，重新成为一种价值判断和经济学界定。 再说日本（军国主义）—— “1940年8月，近卫文麿首相首度明白指出‘大东亚共荣圈’的名称及指明日本（含扶植政权与殖民地台湾、满洲国、朝鲜）、中国、法属中南半岛、荷属印尼、英属印度、英属马来亚（包括新加坡）、英属香港、英属婆罗洲地区（包括砂捞越与文莱）及新几内亚、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大洋洲地区与苏联西伯利亚东部为大东亚之范围。大东亚共荣圈中，日本本国与满洲国、中国为一个经济共同体。 这个“解放殖民地”的说法是不是得到日本人民的支持（且略去英、法、西、美等国殖民主义，本来就是他们的民主议会通过并贯彻执行的殖民政策和文化宗教之一部分；也是正确说和得民心说）——一如所谓共产党土改得到农民支持——我们看看他们共同的毁灭结果： “珍珠港事件后，日本举国上下热烈地进行了庆祝活动。东京、大阪、横滨、京都和奈良等地连续三天三夜游行庆祝。人们奔走相告，交相赞颂，全国沉浸在一片欢庆的海洋之中。在皇居二重桥外参拜的人群如山如海，络绎不绝。 “在二次大战末，美国有一个人的话很生动地说明了日本人民是拥护日本的侵略战争的。……埃德温.莱顿教授……说：‘将军阁下，在当今的日本，只有天皇有权使日本人停止战争，但即使对他来说，停战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如果他让日本所有的妇女都剪去头发，或者叫国民们倒立起来，用手走路，他们都将照办不误。甚至如果他命令所有的男人都割去睾丸，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会从命。但是命令军队放下武器，却又是另一回事。’于是，尼米兹打消了犹豫，决定投原子弹。”（资料上同）。 而土改的结果，除去两百万地主被杀死，农民子弟巨量参与中国人杀国人的无味战争，还有什么可以大书特书之“正确论”呢！ 之所以提供这个援引，不只是要思索纳粹经济主义抑或格林的“四年计划”，纳粹德国的国家干预政策，私有制政策和准凯恩斯主义，乃及日本新殖民主义扩张政策和战争政策，更加重要的，是我们企图提供一种非单一思考原则——也就是，某种在历史上发生作用和被定义为正确论之见解和得民心之政策，和他们指向之间的间性关系——乃至这种正确论究竟应该和是否值得切割于其后整体得罪虐和戕害；他们之间究竟保持着何种内在联系和必然结果。这里略去对于希特勒与日本战争政策的全盘考虑，马上引出类似的“正确论”比照，也就是我们对于某些人提出的，类似希特勒正确论（经济决策等）之共产党革命时期之革命正确论——   三 “1946年春，国内阴云密布，内战爆发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中共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时局，任弼时即提出必须尽快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这是巩固解放区的一个重要步骤。    “1947年7月至9月，中共又在晋察冀解放区平山县召开全国土地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草案）》。刘少奇在作会议结论时再一次强调‘解决力量对比关系，就要实行土地改革。蒋介石靠美国，我们是靠老百姓。但靠老百姓有两个条件：第一个就是反对地主，平分土地；第二个就是民主，不准许站在人民头上拉屎撒尿。’    “显然，当时的中共领导人非常清醒地意识到，与国民党争天下的这场斗争，首先是争取人心、争取民心的斗争。中国是一个农民国家，谁赢得了农民的支持，谁就赢得了天下。土地改革，就是通过给农民以土地，换取农民对共产党的支持。 “这个正处于上升时期的政党的朝气蓬勃以及它的领导人所拥有的充分自信，由此可见一斑。尽管土改运动中出现过各种过火行为，甚至有以土改为名实施集体抢劫、滥杀无辜的现象，但总体上说，中共领导的土改是成功的，达到了预想的目的。中共尤其注意利用土改政策对敌方实施分化，比如，1947年10月10日经中共中央批准的《中国土地法大纲》明文规定：废除封建性或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土地统一平均分配。但地主及其家庭，也分给与农民同样的土地及财产。家居乡村的国民党军队官兵、国民党政府官员、国民党党员及敌方其他人员，其家庭亦分给与农民同样的土地及财产。11 这显然意在瓦解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士气。 作者得出结论说，“总的来说，内战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志在宏图，政策得当，懂得自我约束，也善于自我宣传，确实赢得了越来越多‘解放区’乃至‘国统区’老百姓的支持和拥护。” 他还说，“不管共产党憧憬的‘世界社会主义’后来被证明是多么浪漫而又荒谬的臆想，它的现实政策主张却是脚踏实地的，高度务实的。”（张博树《“共和”60年——关于几个基本问题的梳理（上）》）。 好了，我们来看看土改主体是如何“高度务实”和“赢得……支持”的吧—— “根据费孝通等等社会学家的权威著作认定。中国的土地只有30—40%为地主所拥有。〔其中还包括庙产、学产、祠堂的族产等等公产〕60%的土地为自耕农所拥有。自耕农在划分阶级成分时候又被分为中农、下中农、上中农。这些人都没有土地要求。不可能再分到土地。〔土地改革以后不久，这些自耕农连他们拥有的土地也完全被夺去了。〕他们对于地主阶级的‘仇恨’似乎也难以说起。因而也根本说不上有什么‘革命要求’！因此这些人对于土地改革非常淡漠。对于斗争地主也很淡漠，袖手旁观而已。斗争的时候，凑凑热闹，不敢不参加… … 斗争中的积极分子，英明领袖毛泽东早也就认定，只有那些‘农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地痞流氓’了！！这些人最胆大、最凶狠、最残暴、最下得起手、也最无赖！”（曾国一《“土改运动“亲历录》） 再是—— “直到今天，土改仍被不少人视为共产党的一大德政。在他们的印象中，中共在农村问题上的错误是从公社化或合作化时期开始的。其实不然。我们知道，中共的土改包括两个内容:一是无偿地剥夺地主富农的土地，一是给地主富农定上‘阶级敌人’的罪名实行专政。固然，在四九年前的中国，土地资源的占有确实存在问题，由此也导致了农村中的贫富悬殊和相互之间的关系紧张，因而土改有其必要性与合理性。问题在於如何改:是用暴力的办法还是用和平的办法?是无偿没收还是有价征购? “以国民党在台湾的土改为例，其做法是，规定给地主保留稍多的土地，其余的土地则由政府按一定价格征收，再分给别的农民，同时鼓励地主用出卖土地的钱投资。整个土改过程采用和平方式。这种做法表明，国民党政府基本上承认地主对土地的所有权，它是在承认私有产权的基础上进行有限干预，更不曾把地主当做敌人。共产党的土改就大不相同了。共产党的土改是对私有产权的公开否定和粗暴侵犯。‘共产风’不是从大跃进、人民公社时才刮起来的。土改就是共产风，是充满血腥的一场共产风。共产党的土改是暴力土改，不到夺走了地主富农的土地，而且还要对被剥夺者“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其唯一的罪名就是他们曾经拥有过较多的土地。 “根据阶级斗争理论，共产党发明了一种新罪名——阶级成份罪。一个人被定罪，不是因为他做过什么违犯法律的行为，而是因为他被划入某一阶级，定为某一成份。因为那个阶级从理论上被认为是‘反动的’，因此所有被划入那个阶级的成员也就被认定是有罪的。在土改运动中，许多地主被处决，有些是在斗争会上被打死。侥幸生存者则从此堕入社会最底层，处於被劳改、被管制的悲惨境地。在以後的历次运动中，他们都被当做当然的打击对象，其中又有多少死於非命。他们的子女也是黑五类子女中最不幸的一群。 “地主富农是中共专制下最大的受害群体，估计总人数至少有两千万以上。1979年，中共宣布给地富摘帽——此时距土改已有三十年，绝大部份地富都已经死掉——据《北京周报》报道，被摘帽的地富还多达400万。土改中一共杀了多少地主富农?有人估计是100-200万，有人估计上千万。事後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一场土改，把中国农村的乡绅阶层彻底消灭。 ”（胡平《共产主义与中国》） 这些真知卓见和史事披露，早就驳倒了上述说道。   四 除去土改残暴现实外，这个论点就是典型的切割论主义。这些切割论不只是牵涉到中共的土地政策之是非，还牵涉很多。比如，政治上的“民主”论问题；思想上的马克思主义问题；统战的人事争夺问题，战争的残暴问题（“可耻的长春之战”——大公报王芸生提法）；等等。一句话，认为共产党人并不是秉持俄罗斯涅恰耶夫式革命论，却是依照张文所言，也还存在某种前者“正确”（建国有功），后者错误（治国有罪）论，实为大谬不然。本以为这已是一种政治常识，不想，今天，却还有这种新式保残守缺者言，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其中，老生常谈的道理就是，目的——手段轮；非常规手段论；平等无自由论；人民虚妄论和领袖无法无天论；都是无法切割，不但不能切割，其本身就是一条列维坦。且早已不必多言。再是，实践论的实用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之罪衍，已在其操作所谓的土改时期暴露无遗，遗患无穷——他们杀戮二百万并无死罪的地主，已经证明，他们的土改之真实用心了，哪里有作者所谓之“高度务实”，“赢得民心”，“政策得当”可言（他们自身都有认为“过火”之处）！ 最后，更加现实的表达，不是他们的社会主义理想主义，而是他们的高度的实用主义和虚无主义（视生命为虚无），导致了人间悲剧；也就是，这个主义导致的绝对的权力，绝对的剥夺，绝对的统治，绝对绝对的杀戮，也已完全洗刷了他们的正确性，变成了一个中国历史上的耻辱和污垢。退一步讲，俟其达到目的后，正确论（本来也不是什么正确论），土地论就被全盘推倒，自我否定，再制造新一种目的论和手段论，进入文革，改革，把权力化变成金钱化——将其党控的新民主主义，转变成为官场经济和寡头暴富论——这难道还要繁复加以说明吗？ 换言之，采纳“前者正确论”，等于给整个共产主义学说和社会主义革命，预留本不存在的道德空间和人权空间——而这个空间，本来是相御用文人说话的前提——他们的逻辑呈现是：既然他们正确过一次或者几次（如，新民主主义，联合政府，共同纲领——就是正确过一次；后来改革时期所谓胡赵新政，就是正确过第二次；是不是会有第三次呢？张文暗示之逻辑就是：面包会有的；会有第三次的）；那么，他们就会继续正确。他们教会人们采纳他们政治香肠中喷香的一段，而去掉整个腐烂的结构，给我们中国人端将上来；于是，大小饕餮们也就不厌其烦地教会人们相信未来，采纳一段中间论或者前段论——比如，“两头真”等等。这才是事情的根本。而我们说，政权主义和政治操作之“红烧中段论”，实在可笑，非常可恶，鱼，是有整身整段的，你挑出来一段，不及其余，颇有不厨之心，人们难道要继续食之乎？经济上的说法如此，政治上的说法，也都雷同。人们皆知，民主先声之民主就为何物！按此逻辑，人们难道也要切割一段中间论，让毛等回到先声中去乎？你去问问毛，他愿意起地下而行之乎？我老实说，他不愿意回去的！他的龟子龟孙更不愿意回去。为什么？他们一回去就会变成连乞丐都不如的赤贫和条子，难道你不相信吗？ 赘言之，正像上述关乎于希特勒之所为正确论，日本人，俄国人，意大利人，都有过他们的革命和法西斯正确论。这些正确论也大得民心；也是“得民心者得天下”是一个值得总结的教训，也堪称人民拥护理论。人民拥护理论，来自几中靠量。民主模式，源自古代希腊，罗马的体制，形成人民生活方式之一种，自然受到拥戴。但是，波斯人民却也在民主和专制中讨论过类似选择课题。他们不是不知道和闭绝于此观念之外，只是选择有异。整个基督教文明，现在被披露有所谓耶稣到达印度十二年说——虽然可以争论，但是，亚历山大“向东”说，却是囊括了整个除去中国之世界。也是人民选择说的广泛结果。于是，在主流文明之外，人民还拥护过很多非主流的东西。如，加尔文主义的宗教极权主义——他们先烧书，后烧人，烧死塞尔维特，迫害日内瓦公众，也受到民心一时之拥戴。法国革命之恐怖屠杀，在后革命时期宣布“既不要极端皇权，也不要极端革命”之前，也是革命之拥护者。不要说列宁主义和毛主义革命，受到人民拥戴，以至于迄今不止。所以，人民之心的分解和剖析，如果以社会主义和民粹主义制定唯一标尺，是完全荒诞和反动之举，没有任何理据值得吹嘘赞扬——那是人民反对人民最为险恶的政治结局和经济后果——难道人民不是被这种人民拥护屠杀和戕害掉上亿之众吗！ 得天下，可以光荣，也可以无道，非法和野蛮，这就是结论。最为显著的举证，莫过于日本军阀的上台和希特勒的执政——日本人轰炸珍珠港以后，举国游行庆祝胜利希特勒通过魏玛民主和宪法一举上台——这就是民心作响的人民交响乐：这类交响乐在中国多了去了；都是“人民交响乐”——人民在这些凶险瓦格纳一百零一倍的万岁声里将自身头向地狱。这就是某种民心的自找结局。这个结局在六十年里回光返照，鲜艳无比——你说，这民心是不是无可如何于一般性的民主乎！所以，诠释一时间民心指向，什么问题也说不清楚，反而更加搅局和混沌起来。唯一的民心塑造，莫不是人民自身设置民主权利机构以后；即便那样，也有保护少数之永恒性任务与之。不是什么人民万岁可以简单解决的。共产党赢得民心，还是蛊惑之，症结之，忽悠之，难道还要多费唇舌吗！是的，如何估价民心，是一个更加基本的政治常识问题——上天堂的蛊惑，把人带向地狱——不是被人们引正一百零一遍了吗？民心指向，不能说明正确论不会作出罪恶的选择。准确说，民心这件事情，就看人民是不是得到权益的启发和保障。如果没有这类启蒙，革命走向极权，就是板上钉钉，毫无价值。   五 哲学和政治学的回答十分简单。从十七世纪法国人夏多布里昂批判社会主义，到二十世纪处叶美国等西方国家经济危机，社会主义正确论大行其道，不可阻挡，大有压城毁地之势。这当然不仅仅是中国人以为可以实行反小红帽主义，来一个大灰狼乌托邦。但是，风水轮流转，今天非昨日。哈耶克和凯恩斯之间的讨论，也以哈耶克的胜利结论和说法克服了凯恩斯主义之一家说。自由主义，回到某种正统地位——只是从世纪之流来看，适当的国家干预没有推出历史经济舞台——但是，这种国家干预的前提绝对不是转换成为朕即国家，政府即经济这种中国化特色——中国不是干预，其干预的对象本来就是经国一体；它只是依靠政治垄断实行经济垄断平；且今天的说法依然是“国进民退”。难道我们还要赘举所有哈耶克，阿伦特，阿隆和波普们的极权主义批判，来对应前期正确论吗？难道我们还要把他们说过一百零一次的政治学加以重复，而结果却是罗素所谓鸡被拧断脖子一百次也不会得出教训之滑稽和可悲吗？难道我们还要汲取那些不是为了教训而是为了再犯的民心论和正确论，实行真理的混淆和霍乱吗？ 唯一可以稍微原谅这种“正确论”和“民心说”的所谓理由，就是资本主义本身的一度（？）之野蛮无道和利益熏心；正是这个前提的铁定存在，给了列宁或者毛们一个罅隙。这是不言而喻的事实。也就是俄罗斯人索尔仁尼琴所谓：他们（西方国家）“恶贯满盈”，导致了俄罗斯也“恶贯满盈”（见《与索尔仁尼琴对话》DVD）——欧美老殖民主义的完成式，使得俄罗斯，日本，德国新殖民主义未完成式的出现（加上前苏联新霸权主义和新边疆理论之制衡于西方）。这些人民因素和国家因素之叠加，造成世界大战的本因。一般来说，资本主义制度导致的种种人权课题之低落和瓦解，使得社会主义一度在世界上大行其道，这就是所谓人民要以“更坏的”，代替“较坏的”历史诱惑和魔鬼诱惑过程——这就是小红帽哲学和童话阐释的生活常识。 可惜，世界上的人们对于这个一加一的简单哲学置若罔闻，熟视无睹。当他们抛掷“中——美国”经济结构，政治同谋和哲学同一的时候，他们罔顾的正好是大灰狼本性：资本和极权。从罗斯福到杜勒斯，从马歇尔到基辛格，从大、小布什，到奥巴马，其一以贯之地实行中美、中苏两治世界说，以至于引起基本价值和基本人权观念的混乱。于是，究竟如何区隔基本准则和人权内涵，成为这个世界一开始是苏美（前此有臭名昭彰的张伯伦），后来就是中美之间，间性混淆和搅局的“中庸”哲学。所有的华莱世们，李普曼们，艾奇逊们，马歇尔们，都是造成这种中庸之新边疆的始作俑者。（以至于现在人们重新肯定谢韦斯的“伟大预见：共产党肯定取胜；美国资本肯定回到中国；云云）。这都是未加澄清和延展的似是而非的话题。） 所以，人们在议论社会主义和毛的罪孽的时候，往往要加入尼克松和基辛格这类因子，将毛之恶贯满盈予以漂白和遮蔽——就如同罗斯福称呼魔鬼斯大林是“可能性牧师”一样（罗斯福说，他要启动斯大林牧师本性，缓和这个世界的紧张，云云）。所有这些正确论，人民论，牧师论，中——美国论，加在一起，使得世界政治光谱五光十色，耀人眼目，人们从昨天到今日，不仅仅被人民主义所蛊惑，还被很多关系说所蛊惑：国家利益说，外交关系说，个人（领袖）魅力论，经济贸易至上论，人民拥护说，循序渐进说，和平转型说，原子弹下国家无原则说，等等。我们看到，社会主义本身的没落和消失，并不等于社会主义因素的没落和消失。他们以各种方式既作用于美国，欧洲，更作用于我们自身。我们自身既不是社会主义，又不是资本主义——就像上文所言，社会主义极权革命可以通过人民革命和所谓土地革命加以偷换和僭越，以至于双向落空。只剩得广大农民和土地沦入权力和特权之手。就像希特勒和日本人那样重蹈殖民主义覆辙，不能产生“殖民加民主”一样，中国假民主革命走向极权政治之路，也没有丝毫普世内涵和良性开端，它只是独裁极权的变种和倒退之轨迹，之路径。 这难道还要如何解释才能张目于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