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假像与真相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第一篇 假象——公开的无产领袖 真相——绝密的超级富翁 1.1 毛主席说“我是无产阶级” 1.1.1 富翁毛泽东当众撒谎没有存款 1.2  几亿人悼念“无产领袖” 1.3  毛主席的存款惊人 1.3.1 毛主席说“我看穷是好事” 1.3.2 延安农民的穷困令周总理震惊和愧疚 1.4  毛主席的富豪行为 “爷爷一生艰苦朴素，穿过的两件睡衣打着59个和67个补丁。 ”这是毛主席的孙子毛新宇发表的文章《爷爷激励我成长》中，最能体现毛主席无产特征的一句话。 毛主席果真无产吗？果真不舍得用钱吗？非也！非也！大谬不然也。实际上毛主席是惊人的超级特大富翁，钱花在身边女人、卫士身上的数量也是非常惊人的，简直是挥金如土。而他的破衣烂鞋，实际上也饱含民脂民膏（参见本书19.1《毛主席破衣烂鞋中的民脂民膏》）。 为什么世人只看得见毛主席的无产假象而看不见毛主席的超级富翁真相呢？因为有严格的保密措施，将可能穿透毛主席无产假象的超级富翁真相严密包裹起来，绝密地封存起来，绝对不让世人看见毛主席的超级富翁真相。在毛主席死了二十六年后——2003年7月，毛主席的特大富翁真相才在小范围解密，让少量的人见到了毛主席的超级富翁风采。 1.1 毛主席说“我是无产阶级” 毛主席自称是无产阶级，在物质上一无所有。请看《毛泽东人生纪实》的一段故事： [1966年夏，邢台突然发生地震，波及北京。 这一天，毛泽东正在中南海的住处办公。护士长慌忙走进来，一边说地震了！地震了！一边搀扶起毛泽东就往屋外走。刚走到门口，毛泽东又返回屋里去，把案头上放着的一包牛皮纸挟在腋下，这才随护士长走出屋外。 护士长看见毛泽东只挟了包牛皮纸就问：“主席！屋里那么多好东西您不拿，为什么就拿这包纸啊？” 毛泽东回头瞥了一眼“主席办公室”，感叹地对护士长说：“那些东西都不是我的，我身无长物，只有这些自己写的诗稿属于我的。我是无产阶级，一无所有啊！” ] 按照正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无产阶级指的是产业工人，农村的雇工劳动者不在此列。到了庸俗、功利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笔下，“无产阶级”不仅仅是产业工人，而且包括所有最贫穷的阶层：雇农、半佃户、手工业者、小商贩、苦力，甚至乞丐。毛泽东的阶级划分，不是从“社会生产的一定历史地位”及其同生产资料一定的关系出发，而是从收入和生活水准出发，这是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概念的庸俗歪曲。 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无产阶级，还是毛泽东思想的无产阶级，毛主席都不是，因为他既不是产业工人，更不是穷人，而是拥有大量私人钱财、挥金如土的超级特大富翁。 1.1.1 富翁毛泽东当众撒谎没有存款 毛主席不但在手下奴才面前撒谎，在外国人面前也随便当众撒谎。1961年9月，蒙哥马利第二次访问中国大陆地区。政治上幼稚而天真的将军，问毛主席准备的继承人是谁？毛主席说：“这个词不好，我一无土地，二无房产，银行里也没有存款，继承我什么呀？红领巾唱歌：‘我们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我看叫‘接班人’好……” 毛主席当时已有一百多万元人民币存款，但是张嘴就撒谎没有存款。请看《毛泽东人生纪实》的一段： {除工资外，毛泽东拥有大笔稿费。在五十年代，稿费数额就达人民币100多万元……把这笔巨款全部交到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保管。} 毛泽东的巨款并不交公，只是交给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保管而已。特别会计室不可能保存那么多现金，还是得到银行帮毛主席存起来。毛泽东在银行里有存款吗？答案毫无疑问是肯定的：“有”。那么，毛主席当众说自己在银行里没有存款，就是当众撒谎。 鄙人孤陋寡闻，除了知道中共中央办公厅有特别会计室，没有听说过哪个单位有特别会计室，实在搞不清楚当时中共中央办公厅的特别会计室是否专门为毛主席服务而设置的，若是如此，特别会计室运转所需的办公费用、人员工资等等支出应该加到毛主席所耗费的民脂民膏大山上。 1.2 几亿人悼念“无产领袖” 1976年9月9日，主宰中华大地九亿多中国人命运的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死了。连续数天，到处设毛主席灵堂，进行悼念活动。鄙人家乡广东省兴宁县，位于广州市东边，其时县城离广州公路里程377公里，坐汽车十二个小时左右才能到达，与毛主席的死尸更是远隔千山万水，到各单位毛主席灵堂悼念的人数，达到50多万。 9月18日，北京安排了百万人汇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极其隆重的追悼会。天安门广场下半旗志哀，横贯天安门城楼的横幅上写着：“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下午3时整，追悼大会开始。全体肃立，百万人默哀3分钟。由500人组成的庞大军乐团奏起哀乐。与此同时，除了港澳台地区外，中国所有工厂、矿山、列车、货轮和军舰，汽笛长鸣。更有甚者，除了港澳台地区外，中华人民共和国九百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到处同步举行毛主席追悼会。在不崇拜毛主席就难以生存的毛泽东统治区，除了年纪特别老的人和特别小的人，都必须参加毛主席追悼会。鄙人家乡兴宁县刁坊公社墨池大队的农民，集中在墨池小学分教处——原米筛小学的操场上，排成纵横整齐的方阵，庄严肃穆地收听大喇叭实时转播的电台广播，远隔四五千里参加毛主席追悼会。当时天气尚热，有的农民不堪紧张气氛和太阳晒烤，加上身体虚弱，中暑倒地，抬到场边即时受到严阵以待的赤脚医生的抢救。规模达到几亿人同时参加的追悼会，在人类历史上无疑是空前的，估计也是绝后的。 从表面现象上看，描述为“八亿神州共悲鸣，举国上下同哀悼”，说得过去。但是，人们内心实际感受如何，各人心事各人知。就我而言，我对于毛主席的死亡，绝对没有任何悲伤之感。我1960年一出生就跟随六亿多中国人一起挨饿（就在这一年，毛泽东统治区因为毛泽东人祸——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大炼钢铁运动、深翻土地运动等等，造成空前大饥荒，饿死两三千万人，净减少人口一千多万）；1967年上学以后经常饿着肚子也必须在课堂上唱《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等等肉麻颂歌；有时在家听我父亲唱：“我好好比笼中鸟，有翅难飞”；1974年不许我上高中，提早结束求学生涯回乡务农；1975年5月只能带着假证明偷偷摸摸到龙门县搞副业……要我对制造浩劫社会的元凶大恶、罪魁祸首毛主席之死感到悲伤，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对于被毛主席迫害死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刘少奇的亲属而言，对于被毛主席迫害死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彭德怀的亲属而言，对于不久前刚刚被毛主席吹出的批邓狂风吹翻在地的中国共产党人邓小平及其亲属而言，要他们对毛主席之死感到悲伤，我想也是绝对不可能的。在没有言论自由也不准许有思想自由的毛泽东统治区，人们绝对不敢交流不崇拜毛主席的非主流意识，否则极可能招来无妄之灾。 文革中造反起家，因为毛主席的赏识而在1973年8月中共十大会议上当上了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主持追悼大会。毛主席死之前安排的过渡性临时接班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在毛主席追悼大会上致悼词，节录两段悼词如下： [今天，首都党政军机关、工农兵以及各界群众的代表，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极其沉痛地悼念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毛泽东主席。 …… 毛泽东主席是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谋利益的光辉典范。毛主席把自己毕生的精力，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全部贡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给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给了共产主义的事业。象毛主席这样经历过种种革命风暴，战胜了种种艰难险阻，始终和工农劳动群众心连心，站在革命运动的前列，指导革命运动前进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历史上，是罕见的。毛主席在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上立下的丰功伟绩，是永存的。 ] 从上述追悼会的空前规模和少量节录下来的所谓盖棺论定的悼词，读者不难看见毛主席的假象——长期公开的、亿万中国人必须崇拜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无产阶级领袖。 1.3 毛主席的存款惊人 2004年12月12日，在广东省乐昌市我叔叔家翻阅旧报纸，我意外看见了一篇文章：《关于毛泽东稿酬的争议》（广州日报报业集团主办的《老人报》2004年11月18日第6版），得知毛主席生前有天文数字的存款，2003年7月才解密的。我非常惊讶，难以置信。通过查阅大量资料，比如在北京的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党史博采》杂志（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河北省中共党史学会主办）2004年第9期《毛泽东亿万稿酬处置内幕》、《党史文苑》杂志（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主办）2004年第5期《毛泽东亿万稿酬的争议》，我终于确信： 毛主席在1976年的时候有大量私人存款，并且存款量超过了足以令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穷困的十亿以上中国人目瞪口呆的7600万元，其中7582万余元，是毛主席假公济私、瞒天过海以“中共中央中南海第一党小组”名义开户存放的，以“毛泽东”之名开户存放的八九十万元，不足毛主席全部私人存款的百分之一点二。 毛主席在1976年就有超过7600多万元私人存款，是非常惊人的，比之2006年、2007年的7600多亿元私人财富，还要惊人得多，因为2006年、2007年有十亿元以上财富的人家多了去了（2006年10月发布的胡润百富榜显示，原毛泽东统治区范围出生成长的中国人，第一富人张茵有财富270亿元；有财富10亿元的陈忠孝、朱永兴等44人，仅得并列第325位。2007年10月发布的胡润百富榜显示，有10亿元财富的陈零越、朱永兴等68人，只能并列排在第654位），而1976年的时候，毛主席统治下的九亿多中国人中，有十万元以上存款的人家恐怕只有毛主席一家。在非常贫穷而又仇视私人财富的毛泽东统治区，毛主席居然拥有那么多私人存款，实在令人不可思议，也实在太惊人。 鄙人家乡广东兴宁，历史上并不是闭塞穷困之地，而是富有经商传统的文化之乡。清朝末年，现代共和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同盟会时，参加该会的兴宁籍留学日本学生多达14人。中华民国政府时期，兴宁被誉为“小南京”，外地则有“无兴不成市”之说。1976年终，兴宁县有838322人，个人储蓄存款余额622.4万元，全县个人存款不到毛主席个人存款的百分之九，人均7.42元，不到毛主席个人存款的一千万分之一。1976年兴宁全县农村信用社社员储蓄154.9万元，农村人口778114人，人均1.99元，不到毛主席个人存款的三千八百万分之一（<1/38000000）。明朝皇帝朱元璋的故乡、毛主席死后中国农村改革开放的发源地安徽省凤阳县，1976年人口492764，个人储蓄存款余额124.9万元，全县个人存款不到毛主席个人存款的百分之一点七，人均2.53元，约等于毛主席个人存款的三千万分之一。1976年凤阳全县农村储蓄存款余额22.9万元，农村人口448515人，每人平均存款0.51元，不到毛主席个人存款的一亿四千八百八十万分之一（<1/148800000）。 为了避免以偏概全，更公正地说明毛主席存款量的惊人，扩大范围比一比。 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十大将（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粟裕、徐海东、黄克诚、陈赓、谭政、萧劲光、张云逸、罗瑞卿、王树声、许光达），以及不在将帅之列的中共最高级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25人出生成长的家乡，分属现在的7个省2个直辖市22个县（四川仪陇、乐至、南充、广安，湖南湘潭、桑植、衡东、会同、永兴、湘乡、长沙、宁乡，湖北黄冈、黄陂、麻城，山西五台，广东梅县，海南文昌，江苏淮安，重庆开县、江津，上海青浦）。 我又到国家图书馆调阅了上述22个县的县志，发现其中9部县志既有1976年的个人储蓄数又有人口数，9县合计7224608人，个人储蓄存款余额3751.1万元。9个县个人存款总量不到毛主席个人存款的一半，人均5.19元，不到毛主席个人存款的一千四百万分之一。下面是这9个县1976年的人口、个人储蓄余额数据：彭德怀、毛泽东家乡湖南湘潭，人口937600，储蓄余额624万元；刘伯承家乡重庆开县，人口1252080，储蓄余额239.3万元；陈毅家乡四川乐至，人口795401，储蓄余额382.3万元；徐向前家乡山西五台，人口287256，储蓄余额499万元；粟裕家乡湖南会同，人口277162，储蓄余额100万元；徐海东家乡湖北黄陂，人口885686，储蓄余额610.5万元；罗瑞卿家乡四川南充，人口1268101，储蓄余额234万元；刘少奇家乡湖南宁乡，人口1113555，储蓄余额538万元；陈云家乡上海青浦，人口407767，储蓄余额524万元。 朱德、周恩来、邓小平家乡的史志，没有1976年的储蓄余额数据，3县人不能参加上述与毛主席比金钱的集体。三县相近年份的数据为：朱德家乡四川仪陇，1975年人口740171，储蓄余额161万元；周恩来家乡江苏淮安，1978年人口1093589，储蓄余额453.8万元；邓小平家乡四川广安，1977年人口1215781，1975年储蓄余额421.63万元。从上述数据，可以估算出三县1976年人均储蓄存款不足3.5元，不到毛主席个人存款的二千一百万分之一。（人口按每年增加1%估算，1976年人口3023358；四川仪陇、广安1976年储蓄量，按1975年上升10%估算；江苏淮安1976年储蓄量，当作1976-1978两年时间才上升10%进行估算。这样估算的储蓄量1053.44万，只多不少。） 在1927年湖南秋收暴动之后，1949年进驻北京之前，毛泽东曾经长期住宿过的地方有三个：江西瑞金、陕西延安、河北平山。 由于在延安、平山史志上找不到1976年的储蓄余额数据，我想让三块中共革命圣地人民联合起来与毛主席直接比金钱，就比不成了。不过我可以告诉读者：1976年，江西瑞金有408619人，个人储蓄余额292万元，全县个人存款不到毛主席个人存款的百分之四，人均7.15元，只有上升百分之六点三以后才能与毛主席个人存款的一千万分之一打个平手。延安农民人均年度纯收入，公社化至文革前45元，“文化大革命”时期52元；平山农民集体化以后1956年至1976年人均年度收入，最高68元，最低29元。延安农民的纯收入，其实未必都是钱，也许是难以兑现的账。参见本书1.3.2《延安农民的穷困令周总理震惊和愧疚》。 现在中国大陆各地都已经编纂、出版了现代版县志，有心了解1976年前后当地人口数及个人储蓄余额的人，到当地图书馆去查阅本地史志即可。 “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宁要一个没文化的劳动者，而不要一个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就是当时最精辟、最形象的政治语言，高度概括地说明了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如果想逃出奴在身的集体经济制度和奴在心的社会思想环境，那是不允许的，也是不可能的。农民逃出毛主席创造的人民公社体制管束下的奴隶地位，可以种植、养殖致富自己，那是毛主席死了若干年后的事情。 在毛泽东时代这种越穷越光荣、越穷越革命、穷困至极的畸形社会主义社会，以大公无私著称的无产领袖毛主席，实际上却是绝密地拥有高出一千多万人的私人存款联合起来的超级特大富翁，实在太惊人。形象一点来比喻，毛主席就是毛泽东统治区里如同大型食蚁兽站在亿万小小蚂蚁中的惊人超级特大富翁，体型差别实在太大。 1.3.1 毛主席说“我看穷是好事” 1957年11月，毛主席在莫斯科公开发表演讲反对改善人民生活：“有人说穷是坏事，我看穷是好事。越穷越要革命，人人都富裕的时代是不堪设想的……热卡太多了，人就要长两个脑袋四条腿了。” 说穷是好事，是政治表演，也是毛泽东思想的精华所在——越穷越要革命。但是，读者必须记住，穷别人是好事，可不能穷毛主席及其身边的人、家里的人，参见本书1.4《毛主席的富豪行为》、2.10《毛主席后辈的天堂生活》、2.11.1《毛主席夫人江青的天堂生活》。如果从“越穷越要革命”反推回来，富翁毛主席早就不要革命了，他只是尽力维护自己的权力地位而已。举例而言，1959年毛泽东人祸大饥荒已经显现，但是毛主席不但打到了忧虑民间疾苦、反映民间疾苦的彭德怀等人，还开展了无中生有、祸国殃民的反右倾运动，就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地位。结果使毛泽东人祸进一步恶化，造成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大饥荒。 1.3.2 延安农民的穷困 令周总理震惊和愧疚 1973年6月9日，周恩来视察延安，曾任中共延安地委副书记的土金璋大胆对他说： “总理，延安地区14个县，130多万人口，南边7个县群众生活还可以，北边7个县群众生活很贫困。最近我到子长县李家岔村去看了一下，那里的群众连苞谷面都吃不饱，其中有一家五口人合盖一床被子。” “战争年代都没有这么苦！这是为什么？”周恩来很震惊。 “这可能和政策有关系。老百姓在院子里种几颗南瓜、苞谷，也都被铲掉。” …… 周恩来说：“延安人民用小米哺育了我们，全国解放24年了，延安人民的生活还这么苦，我们对不起延安人民。” 毛主席要求“全国农业学大寨”，自家院子里种东西，绝对不是社会主义大寨模式的东西，那是资本主义的尾巴，属于铲掉之列，周恩来也不能逆毛主席之意而行。 陕北老乡真苦，一家六七口人，只有一两床棉被，孩子们就靠着烧热了的炕席过夜。除了年节，一年四季炕桌上的菜总是老三样：一碟盐，一碟辣子，一碟酸菜，客人来了，把那碟酸菜添得上了尖，就算招待客人了。为了省灯油，灯盏里常常是半截子油半截子水，水沉到底下，油浮在上头，有水的冷却作用，灯火不至于太旺。粮是队里种的，布是自己织的，现钱是很难分到手的。到年底分红的时候，有的队里把分钱户跟欠钱户一一相抵，就算平账了，因为欠钱户永远拿不出钱来，所以分钱户也就永远拿不到现钱，大家都习惯了。 参见本书15.2.2《毛主席驻扎过的王家湾，由富裕变成赤贫》，可以增加陕北革命老区农民在毛泽东时代穷困的历史知识。 1.4 毛主席的富豪行为 毛主席既然是超级特大富翁，花起钱来自然有超级特大富翁的派头。 从1965年至1976年2月，毛主席先后9次提取了38万元人民币和2万美元给了江青；从1967年至1976年5月，毛主席先后5次提取15万元给张玉凤，给护士吴某2.5万元。毛主席还曾先后两次送给汪东兴4万元。江青、张玉凤、护士吴某都是女人，汪东兴则是负责毛主席安全保卫的总头目。贴身女人与保镖头，无疑是要特殊打赏的。 1975年，毛主席还让手下人给贺子珍送去2万元，对于这位1928年取代“人间知己”杨开慧妻子位置然而到了1937年还是被自己抛弃的老情人，女儿李敏的母亲，行将就木的千万富翁毛主席赏点钱安慰安慰她，倒是不费什么劲。 虽然毛主席挥金如土，但是他说自己讨厌钱。请看《毛泽东人生纪实》的一段描述： [毛泽东经常在生活上关心身边的工作人员，在警卫人员为他开列的经济支出表中，专门有一项就是帮助生活困难的同志。 有一次，毛泽东正在看文件，见李银桥递来牛皮纸袋，就像接公文一样接过去，准备掏出来看。 “给老张的钱，主席过过目吧。” 话音未落，毛泽东神色有变，就像无意中抓了一只癞蛤蟆那么糟糕，一下子就把牛皮纸袋扔开了。 “拿开！交代了你就办，谁叫你拿来的？”毛泽东皱起眉头搓手，好像指头脏污了，“我不摸钱，以后你要注意呢！” 李银桥离开毛泽东到天津工作后，也时常回北京看望毛泽东。一次交谈中，毛泽东听说李银桥家乡遭了灾，便吩咐秘书从他的稿费中支出1000元帮助他。当秘书将装有钱的牛皮袋放到毛泽东的桌子上时，毛泽东远远地比划手势，说：“你拿去，可以解决一些困难。” “不行，主席，我不要，我不缺钱，我不能要。”李银桥连连摇头。毛泽东多次帮助过他，他实在不好意思。 “怎么，你是要让我摸钱吗？”毛泽东做出抓那只牛皮纸袋的样子。 “不，不，我要，我自己拿。”李银桥赶紧拿起了那装有1000元的牛皮纸袋。 毛泽东说：“这就对了。你还记得，我不摸钱，我就讨厌钱。” ] 本书1.3《毛主席的存款惊人》所述粤、赣、湘、鄂、川、渝、晋、皖、苏、沪10省市15个县到1976年底为止的人均储蓄存款余额，最高不到18元，最低2元以下，一千多万人平均不到5元，与之相比，超级富翁毛主席给江青、张玉凤、护士吴某、汪东兴、贺子珍，以及给老张、李银桥等身边工作人员的赏钱，都是惊人的巨款。 为了让世人更容易记忆表面上的无产阶级领袖毛主席实际上是超级特大富翁这一历史事实，鄙人不怕献丑，特奉献史诗性七言诗一首如下： 1976年特有钱的无产阶级领袖毛泽东 穷人区中谁最富？无产领袖毛泽东。 赏妻美金人民币，三十八万小意思。 十五万元张玉凤，护士吴某两万五。 临终存款剩多少？七千六百万有多。                                                 第二篇 假象——他为人民谋幸福 真相——他为自己谋私利 2.1  毛主席贪钱 2.1.1 毛主席贪钱的根本原因 2.1.2 毛泽东贪占勤工俭学的 捐款 2.1.3 毛主席不要脸地 收取版税、稿费 2.1.4 毛主席违规违法 收取版税、稿费 2.2  毛主席贪物 2.2.1 毛主席决定 “7501”瓷器的制作 2.2.2 “7501”瓷器制作过程 神秘严格、价值连城 2.2.3 毛泽东抢占别人的 “四旧”书籍 2.3  毛主席贪吃 2.3.1 毛主席在延安每天吃鸡 2.3.2  毛主席在中南海 秘密每天吃小鱼小虾 2.4  毛主席贪玩 2.4.1几十台火车头专职伺候 毛主席周游全国 2.5  毛主席贪色 2.5.1 毛主席有行宫没有后宫 2.5.2  《新婚夜笑话》 2.5.3  婚姻外搞女人是 毛泽东一辈子的爱好 2.6  毛主席贪保健 2.6.1  刘少奇主席， 被毛所害老病无医 2.6.2  彭德怀元帅， 被毛所害痛不欲生 2.6.3  周恩来总理， 被毛所害提前离世 2.6.4  毛主席夫妇，小病特医 2.7  毛主席贪房子 2.7.1 毛主席行宫实在太多 2.7.2 人民住房实在太窄 2.7.3  宋庆龄享受 “皇家”待遇心不安 2.8  毛主席贪茶烟酒 2.9 毛主席永远例外地享受人生乐趣 2.10  毛主席后辈的天堂生活 2.10.1  毛泽东儿媳凭什么 到苏联留学、进北大读书 2.10.2  孙中山孙女为什么 不准上大学 2.10.3  毛主席儿媳凭什么 到朝鲜祭夫 2.11  鸡犬升天 2.11.1 毛主席夫人 江青的天堂生活 2.11.1.1  江青与骏马 2.12 毛泽东是贪污分子、浪费分子、犯罪分子 在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中，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到地方人民广播电台，天天早上一开播，开始曲都是《东方红》；每天早晚的《新闻联播》，一开始也是放《东方红》；“文革”中开各种会，一开始也是唱《东方红》：“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 毛泽东果真为人民谋幸福吗？非也，假象是也。1942年最早唱《东方红》的李有源，陕西省佳县（即葭县）张庄农民。在1956年毛泽东强制农民进入集体化以后（参见本书11.2.2《破坏农业的农村合作化运动》），尤其是1958年强制农民进入公社化以后（11.3.2《公社化运动奴役农民》），张庄农民们穷得一塌糊涂。因为靠公社过不下去了，有一段时间张庄人盗墓成风。张庄离县城近，城里谁家白天埋了人，张庄人就在晚上把棺材板刨出来，加工成风箱、炕桌、小柜、凳子，拿到榆林城去卖，然后用卖得的钱在“黑市”买点粮食回来过日子。这当然要引起墓主的抗议和告状。但由于这是因为大家穷，没法子才干的，也不是盗什么金银财宝，再加上法不责众，县里也没办法。 1980年记者去李有源家时，看见了他的大儿媳。她告诉记者们，他们家在合作化以前生活不赖，但是后来不行了。1971年前，生活实在没法子了，她出去讨过饭。 下面通过毛主席贪钱、贪物、贪吃、贪玩、贪色、贪保健、贪房子、贪茶烟酒八部分，以及他的妻子、儿女、侄子鸡犬升天的天堂生活，来展示毛主席多方面谋私利的历史真相。 2.1  毛主席贪钱 毛主席统治中华大地二十多年，几亿中国人中，感觉到生活中衣食住行方面有明显提高的人，其比例肯定是微乎其微；绝大多数人，只知道长期缺衣少食，日常生活非常艰难，度日如年。但是，毛泽东一家人的生活，确确实实是大大地提高了，这根本性的差别，源自毛主席以权谋私贪来了大量的钱财。本书1.3《毛主席的存款惊人》讲述了毛主席有天文数字的存款，是穷困的毛泽东统治区内唯一的超级特大富翁。 2.1.1 毛主席贪钱的原因 毛主席为什么要疯狂贪钱呢？因为他深深知道钱财的力量——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而本质上他又是一个没有道德、肆无忌惮、肆意妄为的人。 毛泽东并非出身于大富人家，从小就知道缺了金钱生活艰难；由于得不到父亲的支持，毛泽东离开韶山到东山学堂读书的费用都是自己出面向亲戚和世交那里借的，甚至还多借了12块钱给父亲用作雇佣一年长工的费用，因为父亲以毛泽东这个劳动力走失为理由阻拦儿子毛泽东出去上学；后来到长沙读书，与同学相比之下就更显得毛泽东金钱窘迫；暑假留在学校每个月两块半钱的伙食费令他吃惊，幸得萧瑜帮助才逃脱如果回家度假必须帮家里干活的责任；1916年与萧瑜的一段乞讨生涯，虽然得到了自由自在遨游天地之间的乐趣，但也饱尝了身无分文的痛苦。出长沙小西门就因为无钱渡河而苦恼，只好采取先上船快到江心交钱的时候再耍无赖的方法过河，与摆渡的船夫发生冲突，受人奚落，甚至要打架，已经二十四岁身高体健的毛泽东说：“你如果要打架，我们决不在乎。” 1919年，毛泽东到了北京，生活无着落，得到了李大钊的帮助。毛泽东后来对美国人斯诺是这样说的：“李大钊给了我图书馆助理员的工作，工资不低，每月有八块钱。 ”但是与陈独秀、胡适、马寅初这些名流大书生相比，渺小的书生毛泽东得到的八块钱就实在是太少了（1919年，北京大学一些人的月薪：蔡元培600银圆，陈独秀300银圆，胡适280银圆，马寅初280银圆，杨昌济240银圆，李大钊120银圆），难于做到潇洒地养家糊口。 所以，深深地知道钱财重要性的毛泽东，只要有捞大钱的机会，就决不会放过。 2.1.2 毛泽东贪占勤工俭学的捐款 在1920年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中，毛泽东、蔡和森手持杨昌济先生的手书求见当时在上海的章士钊先生，希望他在资金上予以资助。章士钊先生当即在上海积极募捐，将募集的两万银元巨款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将其中的1万银元资助湖南的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另1万银元用于湖南的革命活动。 所谓用于革命活动，首先就是用于安排自己的个人生活、家庭生活。毛泽东跟妻子杨开慧生了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后还能够挥洒自如地参加革命活动，组织湖南农民暴动，上井冈山打游击，而家中一个老婆、三个儿子不但长期衣食住行无忧，还能够长期雇请保姆陈玉英，一直到1930年10月杨开慧受到率领造反队伍进攻长沙的毛泽东的牵连被长沙政府逮捕，这一个没有工作的年轻女人、三个年幼的孩子、一个被雇佣的保姆生活在一起的家庭得以正常运转，都是因为杨开慧手中有毛泽东留下来的丰厚的钱财。章士钊从社会上募捐而来赠送给湖南人赴法勤工俭学的巨款，被毛泽东移花接木用来安排自己在国内的生活，真够革命的，革了专款专用的命，革了公款公用的命。毛泽东这种贪钱的革命行为，真够恶心的。 掌握中华大地的大权后，毛主席非常明白，自己依靠特权虽然可以贪来很多很多非凡的享受，但也还是需要巨额私人钱财，好随时应付有特殊关系的女人、男人，而子孙后代更需要巨额私人钱财，才能保证他们在自己死后过上长期衣食住行无忧无虑的生活。 2.1.3 毛主席不要脸地收取版税、稿费 1950年后毛主席贪钱的途径，主要是不要脸地收取版税、稿费。 毛主席死后，他的夫人江青作为“四人帮”的一员被抓起来以后，对毛主席的稿酬遗产问题中共中央有个意见:毛泽东著作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留下的稿酬不是留给江青和亲属的。这是合乎道理的。 从知识产权的角度来看，毛主席个人坐拥巨额稿费、版税，肯定是有问题的。除了诗词是毛主席个人的作品，其他著作绝大多数都是职务著作，就跟发明专利中的职务发明一样，既是职务行为，也是群体智力劳动、体力劳动产生的结果，还是公家办公条件基础上的产品。举例来说，1957年6月19日《人民日报》等几十家报纸同时发表的文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1957年2月27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题为“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讲话的整理稿、修改稿，这文章的形成，秘书们、同事们无疑有所贡献，国家配置的办公软硬件系统肯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个时候，毛主席身边有五大秘书：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叶子龙、江青，其中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文笔很好。假如一个公司的总经理把公司的专利申报为自己个人的专利进行牟利，能行吗？肯定不行。毛主席著作的产权归属大多与此相类似。更深入一点来分析，毛主席的诗词，有些也不完全是毛主席个人的产品。比如《水调歌头•游泳》，就是一趟耗资巨大、完全彻底公费旅游的副产品（参见本书2.4《毛主席贪玩》）。 下面再举两个例子，说明一下挂名毛泽东的著作未必是毛泽东所作： 大名鼎鼎的文章《为人民服务》，原作者并不是毛主席，而是胡乔木。该文可以说是胡乔木对毛主席即兴讲话的报道，更应该说是胡乔木利用毛主席在张思德追悼会上讲了话这件事而来的文学创作，该文的灵魂：“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纯粹出自胡乔木。如果说1944年9月8日毛主席在张思德追悼会上的讲话是一个鸡蛋，那么9月21日延安《解放日报》报道《毛主席亲致悼词》的内容已经是一只小鸡的形象了。胡乔木孵鸡、养鸡功不可没。毛主席对胡乔木的才干极为赞赏，公开在刘少奇和周恩来面前夸奖自己的“笔杆子”，他说：“靠乔木，有饭吃。”后来在编《毛泽东选集》的时候，毛主席把胡乔木的文章改名为《为人民服务》收了进去，恰如把胡乔木养大的鸡放入毛主席的鸡笼一样简单。《毛泽东选集》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产生过程差不多。要说差别，主要是孵鸡、养鸡的时间更长——1942年5月2日毛主席发表讲话，胡乔木所写挂名毛泽东的文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到了1943年10月19日才在延安《解放日报》上面发表。胡乔木的文才之高，在中共中央无出其右者，不但毛主席戏说：“靠乔木，有饭吃”，邓小平赞誉胡乔木为“中共中央第一支笔”，刘少奇还找胡乔木写发言稿。1951年5、6月间，刘少奇找到因为胃穿孔动了大手术尚在家休养的胡乔木，请他代为起草7月１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将要由自己作的庆祝报告。 2.1.4 毛主席违规违法收取版税、稿费 毛主席能够贪来天文数字的钱财，主要还在于违规违法收取版税、稿费。 在毛泽东时代，法律在“新中国”是没有什么地位的，没有刑法，没有民法，没有刑事诉讼法，没有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不过是类似儿童游戏规则的摆设，大人毛主席及其爪牙随意践踏就是了（参见本书17.4《践踏〈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中共中央文件才是毛泽东时代权威的政治规则、经济规则。法院判案，主要法律依据就是中共中央文件，或者地方上中共组织的文件。 1960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批转文化部党组、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关于废除版税制、彻底改革稿酬制度的报告》：废除版税制，对目前一部分完全依靠稿费维持生活的作家一律实行工资制，稿费只作为生活的补助和鼓励创作的一种次要因素。那么，毛主席此后收入版税、稿费，都是违反中共中央文件规定的以权谋私，因为毛主席已经有工资，而且是共产党员为主子的党国中地位最高、级别最高（1955年党政军级别关系：元帅享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待遇，行政三级；大将享受国务院副总理待遇，行政四级；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是最高的行政一级）、工资最高的人。毛主席既不需要作为生活补助的稿费，也不需要鼓励创作的稿费，版税已经被废除，更是不必谈起。 1966年6月文革正式开始后，出版社遵照中共中央、中央文革的指示，连鼓励性的稿费也免了，毛统区变成了作者免费写稿的世界。直到1977年10月12日，国家出版局报经国务院批准，颁发了《新闻出版稿酬及补贴试行办法》，从1977年10月1日起实行，使废除11年之久的稿酬制度得到部分恢复。《办法》规定，根据作品的质量和字数，一次付给稿酬；对因抽调脱产写稿而减少收入的工农作者，除稿酬外还给以适当的补贴；专业作者和业余作者按照同样标准付酬。1979年9月6日，全国文联和国家出版局联合在北京召开座谈会，就文艺作品的稿酬问题交换意见。大家认为，在“文革”以来稿酬停发了11年的情况下，国家出版局于1977年10月发布了《新闻出版稿酬及补贴试行办法》，确是突破了一个禁区，但经过两年来的试行，这个稿酬办法已不能完全适应今天的形势，有必要进行补充和修订。1980年5月24日，中共中央宣传部转发国家出版局制定的《关于书籍稿酬的暂行规定》，自1980年7月1日起实施。1979年7月，曾经被大量民众秘密传抄的小说《归来》，在湖南省监狱中苦捱了四年多、1979年1月18日才平反出狱的作者张扬于北京结核病医院病床上进行修改后，选用秘密传抄过程中由读者起的众多名字中的一个——《第二次握手》，正式出版了，出版社一次性付给差点遭到文字狱杀身之祸的张扬1750元的稿费。《第二次握手》出版后三个月内即印行三百二十多万册，累计高达430万册的印数，经济上与作者张扬没有关系。如果没有1977年10月12日颁发的、突破禁区性质的《新闻出版稿酬及补贴试行办法》，张扬在1979年连一分钱稿费也不用想得到。 毛主席七千六百多万元的存款余额，百分之九十八以上来自文革期间违规（等于违法）从出版社抽取的版税。我不说毛主席的钱财来自稿费而说来自版税，这是有讲究的。请看商务印书馆《现代汉语词典》的几条词语解释：[版税]  出版者按照出版物所得收入的约定百分数付给作者的报酬。[稿酬]  稿费。[稿费]  图书、报刊等出版机构在发表著作、译稿、图画、照片等的时候付给作者的报酬。从这些解释不难看出：稿费与出版者从出版物中所得收入没有关系，是指发表稿件的时候一次性的报酬，通常说的“文稿每千字多少钱”，就是稿费；版税则与出版物所得收入挂钩，是长期性的，出版越多，版税累计越多。毛主席文革期间从那些出版物中所得到的收入，应该属于版税，而不是稿费、稿酬。 在其他人都不准得到版税、稿费的社会大背景下，为了满足酷爱钱财的毛主席对金钱的渴望，1967年3月，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文选》、《毛泽东诗词》稿酬的计算标准的建议：《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平装本、精装本每套稿酬一角；《毛泽东文选》稿酬每本二分五厘；《毛泽东诗词》每本稿酬三分；毛泽东著作单行本，不是新发表的，暂不订稿酬。该建议报送林彪审阅时，林彪不失时机地对毛主席拍马屁，批示道：请总理复议，毛主席的思想经典是无价之宝。现拟定的稿酬，是否不适当，再提高二倍，也属于不适当。送中央文革审议时，中央文革成员一致同意林副主席的批示。康生、江青、张春桥、谢富治等都说：只有林副主席站得高、看得远。江青、谢富治还说：调整至五倍、十倍，也不算什么！最后，这一建议送毛主席本人审阅。毛主席作了批示：还是以过去标准为宜，一些提议不合实际。毛主席虽然很喜欢大量钱财进入自己的钱库，但也很清楚自己统治下中国人的穷困程度，因此知道再往上提高多少倍榨取他们的活命钱就不切合实际了。后来，还是基本按国务院拟订的标准，有大变化的是毛泽东诗词的稿酬，统一提升到每本五分（当时毛泽东诗词每本售价为一角五分至三角）。文革期间毛泽东诗词发行了8570万册，每本提升两分钱版税可以多收入171.4万元。在山河一片红的毛泽东统治区，在不崇拜毛主席就随时可能招灾惹祸进监牢的政治环境下，人们购买并随身携带巴掌大的红宝书《毛主席语录》，以减少招灾惹祸的麻烦。在同时并存的活人数量没有超过十亿人口的文化大革命时代，《毛主席语录》发行量超过了十亿册，仅此一项，毛主席就榨取民脂民膏超过二千五百万元。亿万家庭、无数办公室有备无患的《毛泽东选集》，发行了三亿七千五百九十万套，毛主席榨取民脂民膏三千七百五十九万元。 从1953年至1965年底，毛主席收入国内版税和海外版权费共121.3万元，这其中1960年10月中共中央废除版税制以后毛主席得到的版税已经属于违规违法。除了自己日常生活开支，毛主席二十多年的工资十几万元远远不足于支付送给江青、张玉凤等人的六七十万元，必然已经动用了版税五十万元以上，因此可以认定，毛主席到1976年结余下来的存款七千六百多万元中，百分之九十九以上都是违规违法以权谋私榨取来的。 在中共中央废除版税，其他人甚至连一次性稿费都不准得到的毛泽东统治区，毛主席破坏中共中央决定，以权谋私榨取民脂民膏自己收入天文数字版税的行为，将民间俗语“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修改为“只许毛主席非法致富，不许万万人合法脱贫”。 毛主席酷爱钱财贪财腐败，其实还有另一方面，就是不执行额外收入按比例缴纳党费的规定，一举两得：既不用出血一样痛苦出钱，还可以不暴露个人财产的秘密。至于现代社会为了缩小贫富差距让高收入者上缴所得税，以权谋私、贪恋钱财的毛主席就更不沾边了。 毛主席虽然以权谋私榨取来了天文数字的钱财，却没有多少人知道。周恩来、毛泽东死后，只有汪东兴、张玉凤两个人知道：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中共中央中南海第一党小组”名下的存款7582万余元，也是毛主席私人的。以组织的名义开户绝密存放私人的钱财，这是毛主席假公济私的又一表现。毛主席七千六百多万元私人存款余额，百分之九十九以上是以权谋私榨取来的，不好让别人知道，所以保密非常重要。 毛主席的真相是秘密疯狂贪钱和秘密大量花钱，但是却在人前表现得非常憎恨钱，其在生活中的演戏表演水平，与大男人梅兰芳在舞台上扮演漂亮女人的表演水平相比，不遑多让。参见本书1.4《毛主席的富豪行为》、2.10《毛主席后辈的天堂生活》。 2.2  毛主席贪物 毛主席是一个看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现代“皇帝”，要求日常生活用瓷器精美绝伦。实际上就是奢侈透顶。 “解放”后不久，毛主席的下属就开始让红色官窑根据毛主席的旨意、爱好制作精美的生活用瓷器上贡，毛主席长期免费享受高级瓷器带给自己的生活乐趣。毛主席的生活用瓷品种很多，质量非常高，登峰造极之作是1975年的“7501工程”所制作的超级瓷器。 2.2.1 毛主席决定“7501”瓷器的制作 1974年初，湖南、山东、江西等历史上三大名窑所在地的省革命委员会接到了中共中央布置的一项任务，要求各地为毛主席特制一套生活用瓷，瓷器定名为“主席用瓷”或“中南海用瓷”。接到任务后，这三个省从省领导到瓷器艺人，倾尽所能，精心制作，在1974年10月按时拿出了各自的样品，并送呈北京中南海供选定。结果还是瓷都景德镇的技艺高人一筹，景德镇陶瓷研究所呈送的样品被选中。 景德镇样品依据的样本是明代正德年间官窑所产瓷器，采用的是薄胎白釉新工艺，可以说是古代和现代制瓷工艺水平的最佳组合。样品选定后，中共中央组织专家提出的修改建议是：传统釉上彩原料中含有铅，为保证毛主席身体健康，必须改用釉下彩工艺；毛主席政务繁忙，饮食时间不定，餐具一定要配保温杯保洁盖；瓷器所绘图案改为毛主席喜欢的梅花。报请毛主席本人批准。1975年元月，中共中央正式下文生产“主席用瓷”，为保密起见，取名为“7501工程”，这样“主席用瓷”就有了“7501”这个代称，这也是景德镇陶瓷研究所的1号科研项目。 2.2.2  “7501”瓷器制作过程神秘严格、价值连城 从1975年1月份起，景德镇陶瓷研究所用了近一年的时间圆满完成了“7501工程”任务，共生产了100余套，约上万件瓷器。为了保证按时高质量地制作出这批瓷器，景德镇陶瓷研究所集中了最优秀的制瓷高手，40多名工作人员均是出身好、政治素质高、技术一流者。为保证任何环节不出问题，除生产任务简称为“7501工程”和严格选拔生产设计人员外，还专门成立了工程指挥部，由当时的省革委负责人挂帅，生产现场也采取了极为严格的监控措施，江西省公安厅厅长多次前往督促，省公安厅派员在现场实行24小时监制，所有生产原料的选配和瓷器生产的全过程均有严格的要求。当时还有规定，没有工程指挥部首长的批准，任何人都不得擅自进入生产现场。 景德镇陶瓷研究所从100套成品中精选出6套，送呈到了北京中南海。这6套是“7501”瓷器中的绝品，包括有：釉上彩3套，每套约150件；釉下彩3套，每套约200—250件，总共6套近千件瓷器。余下的“7501”瓷器怎么处理呢？工程指挥部指示全部就地打碎销毁，不得保留，不得流通。 1998年岁末，太平洋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在北京举办的一场古玩瓷器拍卖会上，一套名为“7501”瓷的神秘瓷器吸引了众多买家的目光，经过激烈的竞拍，这套“7501”瓷88件以876万元的天价成交。 2004年版《中国瓷都•景德镇市瓷业志》开卷的彩图，有专门一页《中南海用瓷（毛泽东同志用瓷）》，里面有精美的“毛瓷”照片：水点梅花釉下彩酒壶、水点梅花釉下彩饭锅、水点梅花釉下彩汤碗、水点桃花办公用具，等等。在该书《镇窑遗存》中写道： {中南海用瓷  中南海用瓷生产于1975年，当时称“7501”工程*（页底注释：*“7501”工程资料由当时组织制作人之一的杨火印提供。）   为毛泽东主席专用瓷，由中国轻工业陶瓷研究所研究制作。当年，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的指示，毛主席用瓷要依据四个伟大来设计造型和花面，要前所未有，做成当今世界第一流的瓷器，或是超一流的瓷器。 “7501工程”是一种全新的高、精、尖的设计制作，所用原料都是顶级原料，全部采用手工制作工艺，胎釉为高白釉，胎体为半脱胎，而实际利出的胎体比半脱胎还要轻，是一种高超的利坯技艺。根据主席的生活习惯，所有的碗碟都设计了盖子。釉上花面采用了刘雨岑创造的“水点桃花”装饰技法，色泽清新丽雅。釉下花面使用梅花图案，折枝梅旁加了几片青翠的竹叶，感觉更加艳丽。…… 配套送出的毛主席用瓷现分开存放在北京的丰泽园、湖南的滴水洞、江西的“828工程”。其余的除中国轻工业部陶瓷研究所自己收藏了部分外，余者都散藏于民间。 } 《景德镇瓷业志》居然要用杨火印个人提供的资料才能写成这一段当代历史，显然有关“7501工程”的官方工程资料在超级瓷器完成后已经被销毁了。 毛主席很清楚，“7501工程”这种以权谋私烹饪民脂民膏、吞噬民脂民膏的行为是见不得人的犯罪行为，所以制作过程要保密，毛主席吃剩的残羹剩饭——九千件左右精美的瓷器，必须销毁，毁灭一切罪迹。 2.2.3毛泽东抢占别人的“四旧”书籍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一百多万狂热崇拜自己的红卫兵。第二天，毛主席幕后指挥红卫兵，开始了祸国殃民、罪大恶极的“破四旧、立四新”（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大立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运动，参见本书3.3.2《破坏一切》。破四旧的一项行动，就是非法抄家，顺手将不合毛泽东时代思想要求的古旧书籍抄来，或者焚烧，或者送造纸厂做造纸原料，或者送给有特殊爱好的上级领导。 根据毛主席开出的长长的书单，非法抄家得来的数千册古旧书籍变为毛主席的私人收藏。用紫外线照射消毒后，这些书便堂而皇之地摆上毛主席会客室的一排排书架。以这些书为背景，毛主席会见了来自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同他们合影留念。他们无一不为这些书所显示的毛主席的博学所倾倒。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博士感慨地说，他好似身在“学者的书斋”。外人有所不知的是，“书斋”倒像纳粹元帅戈林用来陈列从犹太人那里抢来的画的画廊，毛主席书斋的书，留着真正主人的斑斑血迹。 2.3  毛主席贪吃 毛主席以喜欢吃红烧肉著称，不怎么参加奢华的宴会，好似非常清廉。其实不然，这只是清廉的假象而已。若论清廉，应该是光明正大地生活，在供给制的时候，不享受超出正常供给的食物；在薪资制的时候，不享受自己没有付出代价而来的生活物资。细致分析起来，毛主席其实是个以权谋私贪婪吃喝的主席，吃成了中国共产党内的超级大胖子。 在毛泽东时代以崇拜毛主席为纲、政治挂帅、严厉惩办泄密者的社会环境下，贪吃的毛主席吃过什么东西，是绝对不可能泄露出去的。负责毛主席警卫工作的汪东兴，对给毛主席做厨师的人有言在先：“主席的生活、活动不能记，包括你们这些人也不要记，就是菜单也不要记。”这些人只能规规矩矩不记。 毛主席死了很多年后书里写出来的，都是靠脑子回忆的。从集中原来毛主席身边的厨师、生活管理员等各色人等回忆而成的2003年版《毛泽东保健饮食生活》中，我发现毛主席爱吃鸡成瘾。当然了，在中南海可吃的东西太多了，延安时期天天吃鸡，变成了中南海时期吃用鸡汤做的菜。从毛主席宴请金日成的家常菜，可知毛主席除了吃出了名的猪肉，吃牛肉、狗肉也很平常。 主席爱吃白汤鱼头 主席喜欢吃胖头鱼（即鱅鱼），一般吃的都是鱼头，大约在两斤半到三斤左右…… 做白汤鱼头的整个步骤，就是把鱼头煮完后捞在凉水里去了骨头，剩下的肉用油煎一下，油要多放一点，然后加上葱、姜，加点鸡汤炖，开锅时放点豆腐，豆腐需要先用水焯一下，放上盐、花椒面，然后把它们一起倒在砂锅里盖上盖，等锅开了，豆腐也好了。像这样的鱼头汤，一个星期给主席吃上一两回，他是很喜欢吃的…… 主席的小菜非常丰富 主席基本上每餐不少于两个小菜……主席吃的小菜相当多，一天六七个，基本上三天不重样。比如五香鱼、锅焙鱼、辣鱼、蛋鱼卷、蒜泥牛肉、炸鳝鱼等，他吃的面很广。 主席喜欢吃锅焙鱼，也叫火焙鱼。其做法是用火也可以，锅也可以。实际上这种鱼是在锅上焙熟的。这种鱼是北方的一种叫做小麦穗的鱼。做它时不用开膛，把鱼洗净后，放热油锅里用油过一下，捞出来后浇上事先做好的鸡汤，再加上些葱、姜、豆豉、辣椒，就放在锅里蒸，蒸一个小时就可以吃了。吃的时候就给主席夹到小盘里，他就连骨头都一起吃了。像这样的小菜，主席一天要吃三次。 主席吃青菜也有特点，他不喜欢吃干炒的青菜，就像空心菜、冬寒菜、菠菜这些菜做的时候都要加汤，就是火旺一点炒菜，炒得差不多了，加一勺子鸡汤下去，一炒就可以了。这样菜也有了，汤也有了，汤他有时喝有时不喝。像爆羊肉一般是不带汤的，但他要带汤，这样就必须把汤先做好，爆得快好时把汤一放炒几下就出来了。 …… 毛主席宴请金日成 毛主席多次宴请金日成。主席请他吃饭时，做的菜都跟平时差不多，都是些家常菜。一般来讲，主席吃什么，金日成就吃什么。也就是什么米粉肉阿，小笼牛肉啊、红烧狗肉啊、米饭等等，这些他都吃。请金日成吃饭时，一般给他加一份狗肉就可以了，因为朝鲜人比较喜欢吃狗肉。做狗肉时要放葱、辣椒、香叶、陈皮等调料，一般有辣椒，狗肉的土腥味就少了。 实际上，毛泽东不但喜欢吃各种各样的鱼类、猪肉、牛肉、狗肉，而且还喜欢吃飞禽及野味类。比如他爱吃的麻雀、鹌鹑等，不仅肉质鲜嫩，味道鲜美，还具有补五脏、益气血、增力气、壮筋骨和温肾助阳等食疗保健作用。 毛主席贪钱，将自己培育成了毛泽东统治区的超级特大富翁，1960年起高踞云端俯瞰众生穷苦。毛主席贪吃，将自己培育成了毛泽东统治区的超级特大胖子，1960年起以脑满肠肥之姿傲视华夏瘦弱。 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编《毛泽东遗物事典》第96页，有一张手写的菜谱，下面注明“1961年4月26日，厨师为毛泽东制订的西菜、西菜汤计划”，内容如下： 1、蒸鱼卜丁 2、铁扒桂鱼 3、煎桂鱼 4、炸桂鱼 5、软炸桂鱼 6、烤鱼青 7、莫斯科红烤鱼 8、吉士百烤鱼 9、烤青菜鱼 10、菠兰煮鱼 11、铁扒大虾、 12、烤虾圭 13、虾面盒 14、炸大虾 15、咖喱大虾 16、罐焖大虾 17、软炸大虾 18、生菜大虾 毛主席对于用西餐方法制作出来的鱼虾感到十分新鲜惊奇。 西餐中鸡的做法比中餐多。毛主席对西菜中鸡的做法很是推崇。1960年代初，工作人员制订西餐菜谱时，在鸡类上列出了这些一般人闻所未闻的西菜名称：黄油鸡卷（鸡排）、软煎鸡排、鸡肉饼、鸡肉元、大王鸡肉饼、鸡肉丝、罐焖鸡、红焖鸡、葱头焖鸡、青菜焖鸡、纸包鸡、鸡丁敏士、椰子鸡、奶油鸡等等。毛主席对上述西菜鸡并非样样都喜欢，但偶尔吃上一顿也觉得别有一番风味。 1960年代初工作人员制订西餐菜谱时，考虑到毛主席喜欢吃猪肉的特点，特别为其安排了小乳猪，这样便能做到肥瘦适中，面面兼顾。毛主席吃过的西菜中，还有下列猪肉类：烤猪排、烤猪腿、炸猪里几、炸猪排、烺馏猪排、法国猪排、意式奶猪等等。至于牛羊肉类，因为毛主席不是很喜欢，因而只是偶尔参杂一些品种进去。毛主席吃过的西菜中的牛羊肉有：羊肉串、烤羊腿、白烩羊肉、煎羊排、煎羊肝、牛扒、煎牛肉、咖喱牛肉、伏太牛肉、酸牛肉、烩牛尾等等。 毛主席喜欢喝汤。西餐中汤类品种丰富，而且各具特色风味。毛主席1960年代吃过的西菜汤有：奶油汤、牛尾汤、红菜汤、鸡杂汤、腰子汤、葱头汤、红花鸡汤、饺子汤、红鱼汤、卜菜泥汤、巴粒米汤、什锦汤、鸡蓉鲍鱼汤、鸡汤蓉汤、意国面条汤、龙须菜汤等等。 毛主席在1960年代对西菜感兴趣，但他很少正正经经吃过一顿纯粹的“西餐”。在毛主席看来，无论是口味还是营养，中国菜都远远超过西菜。当然，西菜中也有不少极品。因此，毛主席在吃西菜时，一般都是与中菜和合在一起吃，即是说，他每天的饮食还是中菜为主，其中也夹杂上几个西菜，或是西菜肉类，或是西菜汤类。 请读者注意了，1960年、1961年是中华大地因为毛泽东挥舞的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人祸而六亿多人长期挨饿、饿死五千多万人的高峰期，这两年净减少人口两千多万，不要说低人一等的几亿广大农村户口人大量饿死，就是最大程度保证供给的北京市，食物也是品种贫乏、数量有限。有条件时每天早晨要吃一个煮鸡蛋而被江青定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老舍，关心民生疾苦的著名作家老舍，向彭真市长提议：过年时，给大家伙弄点花生米吃吃怎样？而且，以他的幽默又悄悄加了一句：“我就顶爱吃花生米。”彭真苦笑：老舍真会给我出难题。难题归难题，过年时，真有了花生，每人二两。老舍还琢磨给大家伙弄个油饼吃吃，但是，琢磨来犹豫去，终于没敢提建议，怕给彭真市长出难题。 在毛泽东人祸大饥荒时期，全中国人的人民公仆——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竟然如此独享美味与营养物质，实在太不像话了。 2.3.1 毛主席在延安每天吃鸡 请看来源于黑龙江《老年日报》，在黑龙江报业集团网上可查阅到的文章——《陈云：毛泽东吃鸡是革命任务》的部分内容： [1937年1月13日，毛泽东随中央机关由保安迁往延安，直到1947年3月18日红军撤离，也就是说，毛泽东在延安整整呆了十年之久。 当时的延安，堪称中国内地最贫穷的地区之一。 …… 对于当时的延安民众而言，鸡肉已经是非常奢侈的“生活高级品”了。 由于生活艰苦，而我党又是以“平均主义”的旗号进驻延安以及其它革命根据地的，因此，毛泽东所享受的“特遇”自然引起民众以及党内的质疑。对此，时任中央组织部长的陈云出来为此事作说明。 陈云当时负责中共官员的工作分配，高级干部由毛泽东（有时也包括刘少奇）决定，中级干部由组织部（有时由陈云亲自谈话）决定，下级干部由所在单位决定。 据中共党史专家司马璐回忆：他最后一次到中央组织部，…… 当时，陈云写过一本小册子，叫《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是早年中共学习的必读文件。陈云当年作这项政治报告时，司马璐也坐在下面听。当时，司马璐坐在前面的地上。陈云讲完问道：“同志们有什么问题吗？” 一位比司马璐年纪略长的官员从他身边走过去向陈云递了一张条子，随后，陈云说：“刚才这位同志问，既然共产党是讲平等的，为什么我们大家的生活这么苦，毛主席却总有鸡吃？” 陈云接着做出回答说：“是的，毛主席总有鸡吃，这不是毛主席愿意的。毛主席希望和我们大家过一样的生活，但是同志们想想，毛主席的健康对中国革命多么重要！所以，毛主席不愿吃鸡，党中央的命令一定要毛主席吃鸡。和我们每一个革命同志一样，毛主席吃鸡也是一种革命任务。” 据司马璐后来说，在他的印象中，当时一般的党员对陈云都相当敬重，觉得他为人正派，他所见到的陈云为毛泽东吃鸡作解释的这段话，中共任何文件中都找不到了。 ] 其实陈云这是在为毛主席打掩护，用子虚乌有的中央命令，来掩护贪吃的毛主席每天奢侈地吃鸡破坏了共产党形象的历史事实。陈云能够成为中共高层的不倒翁，顺应毛主席的一切所作所为并且为之涂脂抹粉是不可缺少的基础。 2.3.2  毛主席在中南海秘密每天吃小鱼小虾。 请看毛主席的生活管理员吴连登所说： 在中南海，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中南海的湖里常年有几只用柳条编织的鱼篓，鱼篓里放上肉类等一些诱饵。这几只鱼篓是专门用来给毛主席捉小鱼小虾的。每天早晨，工作人员去将鱼篓中的小鱼小虾倒出来，趁着新鲜做给主席吃。毛主席每顿饭都会将这些小鱼小虾连皮一起吃掉。这是主席餐桌上常年不断的一道小菜。 有时候中南海的小鱼小虾不够吃，我就让玉泉山农场的工作人员在稻田里捕捞，以保证毛主席每天都能吃上新鲜的小鱼小虾。 专家点评：毛泽东餐桌上常年不断有小鱼小虾。……毛泽东的这一饮食爱好，对他的身体健康很有利，既可以补充钙质，又可以补充蛋白质。 2.4  毛主席贪玩 毛主席贪玩成性，用公费游山玩水是其强项，尤其喜欢到江河里面去游泳。除了没有在黄河下水游泳，可以说游遍了中国大陆地区有名的江海湖塘。不管走到哪里，只要有水他就要游，而且总是带着挑战者的神情下水，带着征服者的骄傲上岸。林克1954年担任毛主席的国际问题秘书工作后与毛主席的第一次接触，是在广州越秀山的游泳池畔。池水清清，树影婆娑，却无法拂去林克心中的忐忑。 毛主席最著名的一次公费旅游大江河，当属1956年5、6月间畅泳湘江、长江。 1956年5月，在广州游泳了珠江（一次在白鹅潭下水，在一群游泳健儿陪同下，穿过如意坊码头，闯进大坦沙河段，直抵海角红楼泳场，然后又转身顺流而归）后感觉不过瘾的毛主席，不顾其他人的反对，执意要到长江去游泳。经过两次派人实地考察长江可以游泳后，湖南省、湖北省领导人安排好了陪泳人员后（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匆匆赶回武汉准备，亲自组织游泳选手护泳，并且探水性，选地点），5月30日毛主席带领大批随员从广州坐专机飞到长沙畅游湘江，5月31日飞到武汉三次畅游长江（5.31、6.2、6.3）。毛主席这一趟完全彻底耗资巨大的公费旅游，还有一个重大个人收获是写出了气壮山河、潇洒如同神仙的诗词《水调歌头•游泳》：“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余。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乎！…… ” 在过足游泳的瘾头后飞回北京的专机上，毛主席不忘蒙骗身边的人，令听者之一的叶子龙一直刻骨铭心地记着：“我们必须抢时间、争速度，走到时间的前头，一寸光阴一寸金，人生的时间就这么多，我们要建设祖国，必须只争朝夕，把革命事业干到底。” 读者您认可毛主席这段时间畅泳珠江、湘江、长江的公费旅游是建设祖国吗？是干革命事业吗？我不认可，作十六字令二首以记之：“腐，飞来飞去公费游。谎言出，朝夕为民谋。”“爽，泽东畅泳大江河。诗词出，神仙逍遥游。” 酷爱游山玩水的毛主席，还曾经想到湍急的长江三峡游泳。1956年“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的湘江、长江神仙游一年后，1957年7月在上海逍遥的毛主席，给中共中央写了拟在三峡游泳的电报，电报内容如下： [中央，并请转罗瑞卿、王任重二同志： 我拟七月廿四日到重庆，廿五日乘船东下，看三峡。如果峡间确能下水，则下水过三峡，或只游三峡间有把握之一个峡。如不可能，则于船出峡口时下水到宜昌，或径到沙市。然后乘船到武汉。此事，已与瑞卿谈过。请中央考虑批准。如果中央同意的话，则（一）请瑞卿即带孙勇、韩队长等能游者十人左右，到武汉与已试航试泳一次之船队再去试行，反复几次。（二）王任重同志不要去，我拟于七月中旬到武汉和省委谈一些问题。            毛泽东              7月7日] 电报中提到的几个人物当时的身份： 罗瑞卿，公安部部长。王任重，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孙勇，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处警卫科副科长。韩队长，即韩庆余，中央警卫团一中队中队长。 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不是在公安部办公，而是时刻准备“带孙勇、韩队长等能游者十人左右，到武汉与已试航试泳一次之船队再去试行，反复几次”。做这种杂碎工作，罗瑞卿简直就是毛主席个人的私人跟班。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收到电报的当天，即1957年7月7日，给毛泽东复电说，关于在三峡游泳一事，常委提出先派人调查和试水，然后再作决定。后来，根据试水情况，中央常委没有同意。 为了毛主席的三峡游泳梦想，奴才干部们都干了多少劳民伤财的事情呢？请看《中央政治局不同意毛泽东在三峡游泳揭秘》的部分内容： [谢滋群说：“当时我们组建了一个调查组，不但做了深入、细致的调查，还绘制了很多图纸，王任重看了图纸，听了汇报以后，又指派我牵头，由长江航运局副局长邓少云、省公安厅副厅长吴国扬和朱汉雄同志参加，再次考察三峡。朱汉雄提出，鉴于三峡水流凶险、怪异，水上保卫任务需要空军部队的大力配合，充分发挥直升机机动灵活，不受制于急流、险滩的优越性，提供空中支援。我十分欣赏这个建议，王任重当即让马上找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刘丰协商。当日夜晚，直升机团团长就乘火车来到了武汉。” 接着，谢滋群就带领考察组进入三峡，在宜昌和奉节之间往返多次，用目测的方法对三峡水流作“船上观”。在整个考察过程中，直升机团团长忧心忡忡，他说，直升机来三峡执行这样重大的任务是我们的光荣，但是，从安阳到三峡，距离很远，直升机必须有它的落脚点。比如，它每天都要加油、要降落，从河南安阳起飞再回到安阳加油是不行的。直升机保护自身安全的任务也是很艰巨的，三峡从南岸到北岸扯了不少电缆、电线，碰上这些线就可能机毁人亡！ 考察组向公安部做了报告，罗瑞卿坐飞机来到武汉，他带着警卫骨干和游泳能手，坐飞机从天上越过三峡进行考察。谢滋群陪同前往，测出水的流速为6米/秒，“绝不能游！”但毛主席执意要游，王任重只好发电报到中央，中央政治局很快回复：不同意毛主席游三峡。此事才平息。 ] 毛主席除了贪玩名山大川、大江大河大海，也贪玩荒山野水。请看毛主席卫士长李银桥的一段回忆： [从韶山出来，毛主席乘专列北上。当专列行驶在湖南空旷的山野中时，毛泽东突然吩咐停车。他外出视察常有这种一时兴起的临时停车。 …… 铁道路基下有条小路，向右蜿蜒着伸向石岗。他没有走那条路，而是踏着野草碎石从左边向石岗走去。他不喜欢循规蹈矩。我们卫士和警卫人员紧随着毛泽东走，另有一些工作人员选择了那条小路。毛泽东走的是没有路的野地，出现了带刺的荆棘。有人怕轧破裤子，犹豫了。 “主席，那边有路，走那边吧。”摄影组的胡秀云建议。 “路是人走出来的。”毛泽东继续在荆棘里走着，说：“我这个人哪，从来不肯走回头路，办后悔事。” 胡秀云转身向那条小路走去。毛泽东望望她的背影，又转身问卫士们：“你们怎么办？” “我们跟主席走。” “那好，我们就试一试。”毛泽东把大手比划一下，概括了心里想的一切意思。我朦胧感觉，这一幕与现实中发生的一切似乎有某种关联，但它到底与什么事有关呢？ 毛泽东登上那座小山岗，对早已到达的人们说：“你们说说，咱们谁的收获大？” ] 看了毛主席这段无名山间的野趣游，我产生了三个联想。 一、毛主席祸国殃民。封锁铁路线，大段铁路线让行于毛主席专列已经是祸国殃民。铁路线上随时吩咐停车，随意延续封锁时间，更是祸国殃民。那时节，中国大陆所有铁路都是单线铁路，只是为了毛主席自己取得山间旅游的野趣，大段铁路的货运、客运长时间完全停止，铁路行车计划不得不事后大调整，很多货物延期到站，很多旅客在“临时停车”的车厢里烦躁难受地度过也许好几个钟头的分分秒秒，毛主席祸国殃民大矣。 二、毛主席存世的破衣烂鞋难以说明此人爱惜衣服艰苦朴素的习惯。好好的路不走，非得走荆棘丛生损伤鞋子可能轧破衣服的野地，说这种人爱惜衣物，谁信呀。他喜欢破衣烂鞋，不过是一种特殊爱好而已。猫喜欢吃腥，狗喜欢吃屎，而且狗特别喜欢吃人类厌烦、躲避的臭烘烘的人屎，我们能说狗具有艰苦朴素的美德吗？在我看来，无论是猫狗，还是毛主席，其实都根本不存在艰苦朴素的概念，只是素性而为。 三、毛主席是人吗？他习惯昼伏夜出，喜欢进入荆棘野地，是人吗？ 毛主席贪玩成性，滥用权力到处游山玩水，不但直接大量耗费民脂民膏，而且间接祸国殃民。但是，在有些拍马屁的人写出的文章、书籍里，这些以权谋私的行径通通不见，只见一个夜以继日为国家的繁荣强盛和人民的幸福安康废寝忘食工作的伟大领袖。下面抄录一段在北京的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部图书馆编写的《毛泽东人生纪实》2003年版的内容，让读者在此看看由该机构“纪实”出来的毛主席假象该有多么伟大： [中南海的灯光，彻夜通亮，那是毛泽东的办公室。从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到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他为了民族的安危、国家的繁荣强盛和人民的幸福，27年如一日，用超越人类生命极限的战斗精神顽强地进行着拼搏——夜以继日地工作、学习。] 呵呵，那简直是空前绝后的伟大。那个几百次投身到渤海、长江、湘江、珠江、钱塘江、邕江等江河湖海游泳的毛主席难道仅仅是真毛主席的化身不成？或者他有孙悟空的本领，拔根毛就可以变出自己模样的东西二十七年如一日常住中南海蒙骗身边的奴才，而真身到处游玩、游泳？这未免太神奇了吧。毛主席自我吹嘘，或者马屁精着力塑造的毛主席为人民谋利益人格伟大的假象，与他为自己谋私利人格渺小的真相，反差实在太大。 2.4.1  几十台火车头专职伺候毛主席周游全国 毛主席周游神州大地的专列，实际上分为三组列车——先锋车、主席专列、押道车，因此，需要三台火车头同时提供服务。 前面是先锋车，驻有一个警卫连，并置有安全测试的仪器设施，探测范围达四周60米。 后面是押道车，也驻有警卫武装，置有无线电通讯设施。 中间的专列才是毛主席使用的。第一节行李车厢装有从北京带来的‘吉斯’小轿车。吉斯防弹车看来笨重一些，但速度很快。毛主席办公那一节车厢，安放有一张大写字台，上面有笔筒、砚台及信笺；另外还有三对沙发；四周都是书架和书，是最有特色的。后面一节是毛主席的卧室。这个专列外表漆成墨绿色，与一般客车车厢并无二致，不过它却是防弹、防核辐射的。 中间的专列，长达12节车厢。随行的先锋车、押道车究竟有多少节车厢，我还没有找到公开的资料。 众多专职的火车头，分段负责牵引为毛主席服务的三组列车。据上海铁路局杭州机务段kc887号机车副司机华春南所说：“他自北而来，‘887’机车就开赴上海去挂他的专列；从南而来，‘887’机车则赶到金华去挂。每个区段，机车职责分明。我们杭州段的，开上海——金华区段。上海段的张生堂师傅，开上海——南京区段。” 这些专职的专列火车头，平时装好煤、装好水，随时准备伺候毛主席。一旦接到出发的命令，首先就要再过一次安全关。华春南说：“正因为拉的是毛主席专列，所以安全保卫工作特别缜密，已在煤车上的煤，要全部卸下来，由专业保卫人员一铲一铲重新铲上去，以防混有异物；水箱里的水要全部放掉，保卫人员钻进水箱，打着电筒细细检查一遍，安全关通过了，再注水；注水时也有专门人员在旁盯着。” 一旦毛主席下了专列到杭州风流潇洒，专列司机等等比较高级的毛奴们的日子就惨了——完全失去做人的自由。华春南说：“主席到杭州，专列都在市区内的城站停靠下车的，然后由我们再向东北方向开去，到近郊笕桥机场附近一条专用线上停靠。我们司乘人员与厨师、警卫人员一起吃住在车上，中断与外界一切联系，短则一周几天，长则几周、个把月乃至半年，一步也不能离车，直到再一次把专列开到城站，主席上车离开杭州为止。” 1971年9月毛主席杭州一行的时候，沪杭铁路沿线各站的第一大人物——中共的党支部书记或党委书记——都去锁定、看守所辖范围的岔道。 我从2007年出版的列车时刻表中查到，上海至金华西390公里，上海至南京301公里，三四十年前的里程，估计相差不会很大，那么从中可知一组专职火车头的服务范围就是三百公里左右。据此可以推断，北京至上海1463公里，安排四组或者五组专职火车头；上海至长沙1207公里，安排三组或者四组专职火车头；从北京到广州2294公里，安排六组或者七组专职火车头。光这三段线路，毛主席的专列就起码需要用十三组专职火车头，甚至可能要用十六组专职火车头，专职火车头的数量起码39台，也可能是48台。还有陇海线，还有东北地区，还有西南地区，为了毛主席周游全国，具体安排了多少火车头专职伺候毛主席，还得等待相关资料的公开。 2.5  毛主席贪色 先请看北京的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梅岭——毛泽东在东湖客舍》书中一段描述毛主席伟大假象的内容： {毛泽东并非怡情青山绿水，也并不沉醉于鸟语花香中。而是日日夜夜地考虑着国家大事，昼夜不停地工作着，十分敏锐地注视着国内外政治动态，凭借党的力量、党在群众中的威望和自己的智慧，屡屡化险为夷，使共和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政通人和、国泰民安。 …… 1974年9月，他原在杭州熟悉的两位普通退伍女兵来看望毛泽东，毛泽东热情接待，问长问短，临走时还安排她们去北京大学读书，一切费用都由毛泽东的稿费中开支。他真正与人民心连心。正是在这些平常的交往中，折射出一个当代伟大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熠熠光辉，展示出人民与领袖水乳交融的情景。 } 上述引文中我给加了下划线的部分，就是马屁精采用墨写的谎说塑造毛主席伟大假象的实例。前一段的假象性质，一指出即明朗，根本就用不着去驳斥。对于后一段谎说，我就批驳给大家看看。 能够与毛泽东水乳交融的是特别的人群——年轻姑娘——当中的几个、几十个，或者几百个、几千个、几万个。毛泽东与整个毛统区几亿饥寒交迫的人民水乳交融吗？缩小到省、缩小到县、再缩小到乡、再再缩小到村级范围来说，毛泽东与自己家乡韶山冲饥肠辘辘的人民水乳交融吗？毛泽东血缘最近的堂弟毛泽连，除了堂兄弟的关系，与毛泽东还有一层特殊关系。毛泽连的姐姐毛泽建，过继给毛泽东的父母以后成为毛泽东的妹妹，跟着毛泽东造反而于1929年被杀害。与毛泽东的关系非同一般的毛泽连，双目几乎失明，“建国”后有一段时间毛泽东每年给他寄去200元。这种资助到1958年祸国殃民的“吃饭不要钱”的人民公社时候就彻底终止了，不知是不是身受人民公社食堂之害的毛泽连提意见惹恼了毛泽东。晚年有七千多万元存款的毛泽东，对饥寒交迫中的堂弟毛泽连，一毛不拔，一分不助，可谓无情至极。毛泽东对其他乡亲同样也是一毛不拔、一分不助。毛主席与故乡韶山人没有水乳交融，仅凭毛泽东与两位年轻姑娘在武汉行宫里水乳交融，就说“他真正与人民心连心……展示出人民与领袖水乳交融的情景。”难道不是墨写的谎说塑造毛主席的伟大假象吗？ 我从上述毛主席与女人的故事，看出了毛主席见不得人的两点：好色之徒和以权谋私。 毛主席与她们是什么特殊关系？与毛主席没有特殊关系的女兵，退伍以后想见毛主席就能见得着吗？无数曾经为毛主席出生入死的将帅，想见毛主席都很难（1959年7月31日，在毛主席清算彭德怀不合作的时候，彭德怀说：“进北京后，跟主席处打过八九次电话，找不到，面谈机会少，得不到具体帮助。多年养成孤僻性格，无事不登三宝殿。”），普通女退伍兵想见就见，哪有那么简单的事情。且不说那些没有亲缘关系的将帅，就算是毛主席的亲生女儿李敏，1974年想见毛主席都见不着。毛主席权倾天下，他想见任何人，得到最高指示的任何人都得立即动身去见。问题的关键所在是，女儿李敏不如其他女人好玩。毛主席愿意与别人的女儿见面，水乳交融地谈笑，水乳交融地干些自己想干的任何事情，却不愿意与自己的亲生女儿相见。毛主席父女既然面都不见，水乳交融就免谈了吧。 能够得到毛主席如此特别关照的人民能有几个？她们为什么仅凭毛主席的安排就可以不经过当时的“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这个形式随便进入北京大学读书？那可是当时的年轻人梦寐以求的好事，比招工这等好事强百倍。为了离开上山下乡的苦地方、苦人生，就算能够得到招工回城的好处，很多女知青已经不惜牺牲当时的中国人仍然非常珍惜的贞操；能够离开农村，也是饥寒交迫的公社女社员的梦想。将两个与自己有特殊关系的女人安排进入北京大学读书，难道不是毛泽东亲自开天大的后门以权谋私吗？ 1974年2月15日，毛泽东对一份有关走后门的文件作出批示：“剑英同志：此事甚大，从支部到北京牵涉几百万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  1975年5月，毛泽东私下对晚年最受宠的生活秘书张玉凤说：“几十万人都走后门，又要这几十万人批林批孔。有走前门，就有走后门，几万年还会有。” 在毛泽东那些不传达给老百姓的言论、批示、行动中，走后门是不违规的事情，甚至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什么党纪、国法，什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玩蛋去。 在毛泽东时代，男女关系是充满危险的敏感雷区，连文艺作品中的男女正面人物，几乎都是无性生物，毛主席夫人江青等人钦定的八个革命样板戏（京剧《红灯记》、《奇袭白虎团》、《智取威虎山》、《沙家浜》、《海港》、《龙江颂》、《平原作战》、《杜鹃山》），就是这方面最好的见证文物，里面突出的正面人物，只有一个阿庆嫂是有配偶的（阿庆没有在戏中出现，只是表明阿庆嫂不是寡妇而已），没有一个谈恋爱的。不可能出版只能靠读者的热爱而地下传抄的小说《归来》（传抄中有读者起名为《第二次握手》）作者张杨，1975年1月第二次因为写小说被非法抓捕。“主审官”正言厉色地问张扬：“你明明知道不准写爱情了，为什么还硬要写？” 某个人倒霉的时候，比如没有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行为的人，被冤枉成了毛主席捏造出来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右派分子，他或者她就可能被无中生有的男女关系问题收拾得痛苦难堪，甚至自寻短见，成为所谓“自绝于人民的XX分子”。194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57年未满26周岁就开始遭受“右派分子”厄运的钟鸿女士，就差一点当了浩劫岁月子虚乌有男女关系祭坛上的牺牲品，只是她在井口看见井水面上的自己时，冥冥中听到了年迈父母和幼小儿子的呼唤，猛然一惊之下才没有投井自尽一死了之变成井底之蛙。如果某人在男女关系的生活问题上真的出了格，那可是犯了严重错误的问题了，受批评肯定少不了，受批判也不出奇，丢掉铁饭碗都有可能。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王近山，因为婚姻外搞女人，被撤销大军区副司令员职务、开除党籍，流放到河南省某农场，长期住在地面凹凸不平的两间半小平房里，多年后回北京报销医药费还遇到了麻烦，只是通过当年的老部下“走后门”，才解决了看病费用之忧。 2.5.1 毛主席有行宫没有后宫 毛主席是一个有点不同于旧时帝王的现代“皇帝”，有行宫没有后宫。 由于毛主席在杭州有两座行宫——刘庄和汪庄，而且喜欢长期住在人间仙境杭州西湖边，因此，在毛泽东时代，浙江省民间歌舞团的一大政治任务，就是选送年青漂亮的女演员给毛主席伴舞，女演员跳舞穿的高跟皮鞋和西服套装也由歌舞团免费提供。高跟皮鞋和西服套装是非常出格的装扮。在毛泽东时代，人们的服装就是灰色的中山装，或者蓝色的中山装，也有列宁装，外国人形象地称中国人为“灰蚂蚁”、“蓝蚂蚁”。毛主席并不是舞蹈家，也不是什么舞蹈爱好者，六十多岁、七十多岁的时候还热中于与年轻、漂亮的女演员跳舞，不过是个幌子而已，色翁之意不在舞也,在乎美女之间也。是否跳舞，毫无疑问决定于色翁毛主席是否发出召唤。女演员奉召而来跳舞，有时候刚跳几下毛主席就说“累了”，女演员就得扶他进去休息。至于在私密空间两人之间究竟会发生什么事情，外人就不得而知了。 毛主席最奇特的行宫，应该是他的专列。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书中第349页，有一张照片《毛泽东与专列列车员、文工团员在一起》。照片背景是野外的专列，主角自然是毛主席，十八个年轻女人（也许是十七个，因为站在最后面那个人也许不是女人）围在毛主席身边，坐在毛主席身边的两位，还把手搭在毛主席的肘湾里。我敢肯定，以前任何一个皇帝，绝对想象不到人世间居然还会出现如此绝妙的行宫。 2.5.2 《新婚夜笑话》 2002年8月我路过重庆，在朋友们的聚会中听到一个人朗读手机短信里的笑话： 一个毛主席的男卫士和一个毛主席的女护士结婚了。新婚之夜，男卫士发现女护士那里已经不是处女地，提出了疑问。女护士骄傲地回答：“这是毛主席战斗过的地方！”男卫士闻言立即翻身下床，举手敬礼，并且庄重发言：“向毛主席战斗过的地方致敬！我能够在毛主席战斗过的地方继续战斗真是无限光荣！我要沿着毛主席开创的道路奋勇前进！” 当时我听了这个笑话不以为然，觉得毛主席虽然在政治上没有道德，捏造罪名收拾彭德怀、刘少奇等等同事，把国家弄到一塌糊涂，在生活上却是艰苦朴素闻名的，而且充满感情地写诗怀念死去的妻子杨开慧，个人生活道德应该没有问题，这笑话未免离题、离谱了。但是，我现在的看法完全不一样了，因为我现在对毛泽东有了相当全面的了解。从1928年毛泽东的娇妻、骄杨、人间知己杨开慧在湖南的家中抚养毛泽东的儿子们的时候毛泽东就与江西的贺子珍同居生女，和毛泽东拥有千万私财并且以万元为单位拿钱给身边的女人们江青、张玉凤、吴某去花，以及毛泽东自己出钱并且亲自开天大的后门让两个曾经在身边的年轻女人去北京大学读书，可以看出上述笑话开始阶段源于生活——毛泽东好色的真实性，而当时毛泽东统治区的年轻人对毛主席个人崇拜的狂热性，则为故事的发展提供了源于生活的真实性。 就象姜昆、李文华表演的相声《如此照相》一样，《新婚夜笑话》也艺术地再现了毛泽东时代的某一个片段，因此，应该说那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小作品。 2.5.3 婚姻外搞女人是毛泽东一辈子的爱好 毛泽东与年轻漂亮的贺子珍（1909.9-1984.4，家名贺桂圆，因为漂亮而被江西永新人称为“永新一枝花”）的第一个女儿于1929年5月出生。就是说，毛泽东的这个早期二奶生的女儿一岁多会走路的时候，毛泽东的第二任妻子杨开慧（1901.11.6-1930.11.14，毛泽东称之为“人间知己、骄杨”）还自由地活在人世间，抚养两人所生的三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1930年10月24日，受到率领造反队伍进攻长沙的毛泽东的牵连，杨开慧被长沙政府逮捕。杨开慧拒绝了“发表和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的启事，你就可以马上得到自由”。11月14日，杨开慧被枪杀。杨开慧死了，烈士乎？烈女乎？杨开慧被界定为革命烈士，实在太勉强了，若界定为痴情烈女，肯定没错。 杨开慧为了已经抛弃自己在外面结婚生孩子的负心郎毛泽东当痴情烈女，我看实在是不值得。再说了，还有三个幼小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需要母亲庇护、养育，她死了，三个儿子立即成为孤儿，杨开慧选择死亡而不是发表和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的启事，实际上完全有负于作为母亲的感情与使命。杨开慧选择死亡，也许是长痛不如短痛的解脱之法吧，遥想负心郎毛泽东温香在抱，与别的女人双宿双栖，生儿育女，而自己只能独睡冷衾，孤寂、痛苦，确实不是好过的。后来被风流子毛泽东抛弃的贺子珍，没有像杨开慧一样一死了之，结果在苏联被送进精神病院，回中国后被雪藏于冷宫，虽然衣食无忧，但不能随便面见世人（中共上海市委只负责给她发工资，却不肯安排她任何工作），更不可能改嫁（毛主席写信要她顾全大局，贺子珍看了信后，明白了这封信的言外之意，她不能给毛主席添麻烦），只能几十年长期孤寂、痛苦了。 杨开慧早就知道毛泽东喜欢乱搞女人。就在他们俩结婚不久，毛又发展了两个女友，其中一个是杨的表妹。杨开慧知道后，气得用手打表妹，但是与毛泽东鲜有吵闹。 1923年11月，毛泽东填写诗词《贺新郎•赠杨开慧》来粘补他与杨开慧裂痕已深的关系，其中有这么两句：“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 ”4年多以后，毛泽东跟贺子珍同居、结婚、生孩子，我不知道这种事情是否也属于毛泽东与杨开慧误会的范畴。在风流子毛泽东心里，这点小事也许连误会都谈不上。但是，按人间道德来评判，起码可以说毛泽东对杨开慧负心薄幸，如果按人间一夫一妻制的法律来裁决，毛泽东犯重婚罪证据确凿，不存在任何疑问。 1937年底，在中共取得了最高地位以后的毛泽东，与延安地区如同凤毛麟角般烫头发、抹口红的英文翻译吴莉莉好上了，毛泽东成了舞场上的常客，气得贺子珍与吴莉莉动手，结果贺子珍的右眼被牛高马大的美国女人史沫特莱打得肿起像个大核桃，无法出门。史沫特莱是非常开放的美国女人，她怎么能容忍自己的雇员、开放的同类被一个情场落败的女人欺负呢？为了对付贺子珍的谴责，毛泽东搞了一个小小的阴谋，转移视线，但是贺子珍并没有受骗。后来，事情发展到这样的地步，以致陈云受毛主席的委托在中共中央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该委员会根据毛主席的要求宣判离婚。离婚之后，毛主席用自己的方法解决了问题，他把贺子珍送到苏联去就医、生孩子，把吴莉莉送回她的老家四川。 1938年，四十六岁的毛主席与年仅二十五岁、青春活力四射、性生活经历丰富、床上功夫了得、还没有生过孩子的女演员江青[曾用艺名蓝苹，1914年生，原名李云鹤，与毛主席同居、结婚之前已经与2个男人（裴明伦、唐纳）结婚，与2个男人（俞启威、章泯）公开同居。除了裴明伦这个商人的儿子没什么名气，后三位都是名人：俞启威后来改名黄敬，中共高干，1949年为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当天津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时，他被任命为第一任天津市市长，1952年8月离任天津市长，1953年4月离任天津市委书记，1958年神秘死亡；唐纳，原名马骥良，是上海电影界颇有影响的影评家；章泯，原名谢韵心，是上海话剧界声望很高的导演。1936年4月26日，三对上海来的男女青年赵丹、叶露茜、唐纳、蓝苹、顾而已、杜小鹃，在杭州六和塔举行了轰动一时的集体婚礼。痴情唐纳为了变心蓝苹两次自杀，更是让蓝苹成为著名新闻人物。1937年5月蓝苹成了破坏章泯家庭的第三者，导致章泯与结发妻子萧琨（诗人萧三的胞妹）离婚 ]同居、结婚，另起炉灶彻底抛弃了给他生育过6个孩子的贺子珍（1929年生女，1932年生男，1933年生男，1935年生女，1936年生女，1938年生男，男孩女孩各3个），用负心薄幸来评价明显已经轻了，应该说是绝情绝义。但是，中国大陆有很多书、很多文章赞美毛泽东的情操，赞美他与杨开慧、贺子珍感情多么好，而不谴责他先后抛弃她们的薄情寡义行为，觍脸拍马屁的人实在无耻。 为了塑造毛主席与贺子珍1937年分别以后难以忘怀的思念之情，有人特地编造了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毛主席与贺子珍的会面。只是由于江青电话通知即将从杭州赶到庐山，才使得毛主席与贺子珍再续前缘化为泡影。跟随毛主席身边13年的李家骥，在日记上写明8月11日到九江接江青上山。李家骥通过多方分析认为，他对流传的庐山会议期间贺子珍上山与毛主席会见，又因江青从杭州上山冲击这一会见的说法持怀疑态度。如果毛主席真想跟贺子珍见见面，谈谈心，机会俯拾皆是。贺子珍长期住在上海的高级别墅里，而毛主席也经常去上海，但是毛主席没有赐予贺子珍见面的机会。贺子珍是江西人，有时也回南昌看看亲戚朋友，而毛主席在南昌也有行宫——“828工程”，但是毛主席没有赐予贺子珍见面的机会。负心郎毛泽东有了贺子珍，忘了杨开慧，有了江青，忘了贺子珍，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早在与杨开慧结婚之前毛泽东就写得明明白白：“如好色者之性欲发动而寻其情人，决无有能阻回者，亦决不可有阻回者。”“吾人惟有对于自己之义务，无对于他人之义务也。” 2.6  毛主席贪保健 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联合编写的《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书中说： [毛泽东注重调查研究，他的足迹遍及祖国大江南北。从1949年至1976年27年间，毛泽东到各地巡视、开会、休息、养病共57次，约2851天，按每年365天计，在外地有近八年的时间。外出时工作人员总是为他带着小药箱，里面装着碘酒、龙胆紫、酒精等应急药品。] 毛主席如何足迹遍及大江南北进行调查研究，看前面2.4《毛主席贪玩》即可略知一二其中的真相，读者如果阅读了本书第十四篇《假象——热情神人；真相——冷血动物》，可以明确确认毛主席两次视察自己的家乡韶山时做到了听而不真闻、视而不敢见民间疾苦，对马屁精塑造的毛主席注重调查研究的假象就可以看得更透彻。 在这里，我主要是揭穿上文中简陋小药箱后面巨大的真相——毛主席庞大的高水平的保健医生队伍随时跟班出巡。就算毛主席精壮到可以连续多日多次畅泳湘江、畅泳长江的时候也不例外。在毛主席1956年5月、6月畅泳长江的时候，大船上有保健医生以防意外，还有一条紧跟的小木船上也有保健医生以防意外。什么赤脚医生，什么工农兵学员，毛主席是不可能用他们给自己看病的，保健更加不能用他们。 在张晶平著《师道：著名耳鼻咽喉专家——姜泗长院士传》书中，讲到了一直受造反派监督的姜泗长1974年12月突然成了绝密的毛主席保健医生以后的一段离奇经历。从该书中，附带透露出北京医院外科专家周光玉、麻醉科专家高日新、心内科专家吴杰，以及同仁医院眼科专家张小楼、中医研究院眼科主任唐由之、北京医院的内科主任陶恒乐参与其中，还有未曾透露姓名的牙医、老中医，一个没有透露专长的专家胡旭东。毛主席的保健医生队伍最多时有多少人呢？鄙人还没有找到数据。不过，毛主席后来说了：“人多，谁也不负责任，医生护士最多20人。”下面是鄙人根据该书第162页至179页的内容，按照方便读者理解的宗旨，将摘抄重新调配顺序以后的文字，有大变化的，是将“伟大领袖”转换成“毛主席”： 中南海怡人的风景，并没能掩饰住绝对严肃的政治气氛。为毛泽东主席看病—这是国家机密。除与毛主席保健有关的人员之外，不能流露出半点，这是政治纪律。 一位教授的儿子骄傲地对人说：“我的父亲给毛主席看病。”当即被当地公安机关抓起来。 后来姜泗长才知道，正因为那位教授向家人透露了为毛主席看病的国家机密，受到了有关部门的批评，也因此取消了他为毛主席做保健医生的资格。这样，姜泗长才从造反派的监督下解放出来接替他的工作。 1974年12月，一个寒冷的晚上，凛冽的北风吹打着门窗，姜泗长正伏案写“学习心得”。突然，一阵电话铃声响起：“带上毛主席的著作，第二天有政治任务。”电话那头传来总医院蒲副院长神秘而严肃的声音。 第二天一早，一辆黑色小卧车停在了南楼高干病房的门口，姜泗长早已等候在那里，带着全套《毛泽东选集》，钻进小车。车一直驶向西郊方向，司机没有说一句话，到哪里，不敢问，也不能问。 车终于停在了西郊机场，大厅门口一个身穿军服的人已经迎候在那里。不用自我介绍，穿军服的人已准确地走到姜泗长的面前。姜泗长并不认识他。跟在军人的后面，穿过一个又一个通道，来到了一架飞机旁：“姜医生，请上机吧。” 上了飞机，姜泗长发现了另外两个人，他们本不认识，三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四目相视而沉默不语。后来姜泗长知道同机的两位是北京医院外科专家周光玉和麻醉科专家高日新。他们同样不知道要去哪里，有什么任务。 姜泗长开始寻思，这次行动可能是为一位中国非常重要的人物治病。 两个小时后，飞机刚着陆，一辆红旗牌轿车已经停靠在飞机旁边。还没有等看清周围的一切便又钻进了另一辆黑色小汽车。车径直开进一个院子里，庄严神秘的气氛弥漫在周围，后来姜泗长知道这是长沙省委招待所。 “看见我，你们现在应该明白了请你们到这来的目的。”汪东兴笑容满面地出现在大家面前。汪东兴是8341部队的政委兼中央警卫局局长。明白人都知道，汪东兴出现在哪，毛主席一定在哪。 给毛主席看病！这个念头一闪，姜泗长自己都惊异不已，他感到奇怪极了。此时自己三个儿子分别在内蒙古插队、在银川烧锅炉、还有一个在北大荒……自己连儿子都见不到，却能见到毛主席。今天来给毛主席保健，这更是做梦都没有想过的事。他只有紧张，甚至说还有点害怕…… “你们今天先好好休息，下午张秘书给你们说说主席的情况。”汪东兴对大家说。 三位医生被服务人员领进各自的房间。这一夜，姜泗长失眠了。昨天，还是革命的监管对象，今天，又在毛主席的身边，真比梦还离奇。 第二天，在游泳池。大家终于见到了毛主席。 毛主席正在游泳池里游泳。不一会儿，毛主席上了岸，穿着浴衣坐在藤椅上。 汪东兴走到毛主席身边，一一介绍三位医生的情况。 “这是解放军总医院耳鼻咽喉科姜泗长主任。”汪东兴介绍说。 …… 主席又继续问：“你哪个姜（江）啊？” “姜太公的姜。”姜泗长答道。 “‘姜’这个字倒过来拆开了读很有意思……”主席说。 在场的人都听清楚了主席说的那三个字(“女王八”——钟波补齐张晶平女士为伟大领袖毛主席讳、为女人讳的省略)，这三个字让姜泗长听起来就不那么自在。姜泗长就这样开始了为毛主席当保健医生的生涯。 北京医院的心内科专家吴杰，比姜泗长他们早来几日。一天，他对新到的姜泗长悄悄地提醒道：“不要把行李打开，就放在箱子里，主席说走就走，常常在半夜，一般在出发前一两分钟通知，就像紧急集合，拖泥带水要误事的。” 没有两天，主席真的要出发了。果然，在几分钟内各路人员各就各位。 姜泗长无法和家里联系，他已经身不由己。一个星期以后，一个陌生人敲响了姜泗长的家门，说是来取姜医生的洗漱用具、换洗衣服以及专业书籍。 “失踪了数日的丈夫还活着！”吴幼霖终于得到了丈夫的消息。吴幼霖急忙把信拆开，在信中她看到这样的话：“我们每天吃腊肉……”看到这一句，吴幼霖就心里有了底。 两个星期以后，毛主席从长沙回到北京中南海。 一天，汪东兴对姜泗长说：“以后每两个星期，你可以回家看看。” 汪东兴又说：“如果有人问你，是不是在毛主席那里工作，你不能说是，说是就泄露了国家机密，说不是又不诚实，只有不吭气，不回答。” 在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汪东兴派车将姜泗长送回家。 失踪了两个月的姜泗长突然又出现在解放军总医院里，说也奇怪，他已明显地感到人们疑惑的神情，但却没有一个人问他这段时间去了哪里。 …… 一天接见完外宾后，毛主席显得很高兴，轻易不大喜欢照相的毛泽东，特意提出和保健组的同志们一起合影，大家拥围在主席身边。主席的视力下降，他已经看不清周围每个人的面孔，他扭过头来说：那个“长似江”（长似姜、长泗姜）呢？姜泗长听见主席喊他，急忙走到主席身边，主席拉着姜泗长的手，让他坐在他的旁边，历史的镜头记下了这一瞬间。 从《师道：著名耳鼻咽喉专家——姜泗长院士传》书中所叙述姜泗长的文革经历，读者既可以看出毛主席庞大的保健医生队伍非常高的水平，也可以感受到普通病人的生命在毛统区由护士转当医生执掌的手术刀下的风险。 害怕死亡贪保健的毛主席，不但自己有只花公家钱、自己一毛不拔的保健医生，他的家人也有只花公家钱、毛家人一毛不拔的保健医生随时服务。在毛新宇所著《爷爷激励我成长》有这样的内容：“记得爷爷刚离开我们的那天……妈妈和父亲的保健医生曹起龙教授坐在防震棚前，以手拭泪。”毛岸青的纯公费专职保健医生居然还是教授级的！与毛岸青相比，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的地位高出实在太多了，他们的医疗保健如何呢？请看2.6.1《刘少奇主席，被毛所害老病无医》、2.6.2《彭德怀元帅，被毛所害痛不欲生》、2.6.3《周恩来总理，被毛所害提前离世》。 2.6.1刘少奇主席，被毛所害老病无医 1968年夏，一天夜晚，刘少奇突然发高烧，因没及时治疗，转成肺炎，生命垂危。江青狠毒地说：“现在快要开刘少奇的会了，不能让他死，要让他活着看到被开除出党，给‘九大’留活靶子！”于是医护人员抢救。10月5日，刘少奇突然两次悲愤交加，失声痛哭。 1968年11月24日是刘少奇七十周岁的寿辰。江青、康生一伙有意在这天破例让他听广播，专放八届十二中全会打到刘少奇的公报，以此折磨这位70岁的病危老人。刘少奇听着公报，浑身颤抖，大汗淋漓，呼吸急迫，不断呕吐，血压陡然高到260/130毫米汞柱，体温骤然升至40℃。 1969年10月，中共九大过了半年，被非法软禁中的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清除出了中南海。患有糖尿病的刘少奇，已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因长期卧床，无人清洗，身上又脏又臭。10月17日晚，刘少奇被转移软禁地点。离开北京时，看护人员只给他套了一件上衣，连裤子鞋袜都没穿，就用一床被子往他身上一裹，放在了担架上。在专案组人员押送下，半死不活的刘少奇乘飞机飞到新的非法软禁地——河南开封。直至11月12日死在开封。刘少奇临终前后，身边没有一个亲属。 “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副组长，到火葬场亲自填写了火化申请单： 死者姓名：刘卫黄        性别：男 年龄：71                民族：汉 籍贯：湖南        死者职业：无业 死亡原因：病死  申请人姓名：刘原 性别：男        与死者关系：父子 申请人住址：8172部队 他们在办理手续时，还欺骗火葬场管理人员说，死者为“烈性传染病人”，要求夜间火化。 夜11点多，头部和面部全用白布裹得严严实实的刘少奇尸体，被抬上一辆罗马吉普车。因吉普车容不下刘少奇高大的身躯，死人的双脚还露在车门外面。 陪同人员都穿白大褂，戴大口罩，连从车上将遗体抬到火化炉前时，都不让火化工人插手，为掩人耳目，真是煞费苦心。 堂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刘少奇，不但死无葬身之地，而且死后连使用真实姓名的权利也被剥夺了。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这位曾经风光无限的国家主席夫人，直到1972年8月17日，才在被非法关押的地方知道夫君刘少奇的死讯，直至1979年初春，才结束了12年被非法囚禁的人生，直到1980年5月14日，才第一次见到了已经冷却了十年以上的夫君刘少奇的骨灰。 请注意，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刘少奇死的时候，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因为只有全国人大才有权罢免国家主席，毛主席一手操纵、一掌遮天的中共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没有权力撤消刘少奇的国家主席职务。在人类历史上，把国家元首的身份偷偷地写成无业人员，只有暗无天日的毛泽东时代才会发生。刘少奇比彭德怀、贺龙幸运一点，好歹没给改姓，还是用原来的姓。1969年6月9日贺龙元帅去世后，遗体、骨灰姓名被改写为“王玉”；1974年11月29日彭德怀元帅去世后，遗体、骨灰姓名被改写为“王川”。 刘少奇主席、彭德怀元帅、贺龙元帅这些一国显贵，被毛主席迫害致死后不但被改名，而且亲属们都不知道自己亲人的骨灰被专案组人员弄到什么地方去了。如此灭绝人性的事情，只有在毫无人性的人间地狱毛泽东时代才能发生。江青在1980年受审判的时候说：“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毛主席叫我咬谁我就咬谁，你们打狗也得看主人面呀！ ” 2.6.3彭德怀元帅，被毛所害痛不欲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彭德怀，从1959年8月起，经受毛主席所施加的莫须有罪名造成的精神癌症——忧国忧民却被迫沉默无言——的折磨，从1972年起，经受生物癌症——直肠癌的折磨，直至1974年11月29日死亡。 1973年4月10日16时，实际上的囚徒彭德怀一次便血800到1000毫升……直到大出血的第七天晚上，彭德怀才被送到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第九诊室就诊。经内外科会诊为直肠癌，已属晚期。 4月26日手术。切片检查确诊为恶性肿瘤。即进行根除，并做结肠造瘘。 半年过去，彭德怀的伤口仍然红肿，10月24日拍片检查，癌扩散至肺部。11月19日开始化学治疗。化疗一个多月，反应日益严重，呕吐出汗，大便从稀到水。 1974午元旦，彭德怀躺在病床上。没有人来看他，他自言自语：“又过去了一年。” 癌细胞迅速扩散到全身，进行了第二次化疗。 2月，彭德怀的右手指又开始剧痛，接着刀口疼，右肩疼，剧烈的疼痛折磨得他大汗淋漓，在床上翻滚。 7月5日的早晨，他挪动着不听使唤的腿到洗脸间，洗罢脸出来，向前一栽，差点撞到墙上，被哨兵一把抓住，扶着他坐在沙发上。旁边摆着昨天的《人民日报》，他打开看，第二版赫然醒目一行大标题：《批孔与路线斗争》。他知道“路线斗争”必有同他彭德怀的斗争。 他艰难地举起《人民日报》，把饱含痛苦的已经看不太清楚的眼睛睁大，在密密匝匝一大版文字中找他的名字。在一版的末尾，找到了他愿意看到的“彭德怀”三个字，看完批判他的长长一段黑文，气得连一句话都说不出，两手拿着报纸发抖。 彭德怀看完这段话后，终于喘上几口气，骂声“猪压的”。他对著《人民日报》说：“……百团大战是‘左’倾冒险，躲在山沟里不打日本鬼子才是正确的吗？……” 剧烈的疼痛造成全身抽搐。他从床上滚到地上，疼得实在忍受不了，就把自己的头往床边上撞。他哀求站在身旁的战士：“战士同志，疼得我一点办法也没有了，我实在忍受不了了，你帮我打一枪吧。” 哨兵和护士把他抬上床，被子也被扔到床上。他用那只还能动的左手对着牙齿继续撕咬被子，把被面撕得一条一条的。他把头埋在被里：“战士同志……你帮我打一枪吧！” 11月29日14时52分，彭德怀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身旁没有亲人，没有同志。 直肠癌在常见的10种恶性肿瘤里治愈率是较高的，如能早期诊断及手术，术后享有一般人的权利，合理安排饮食，保持健康充实的生活内容及正常的生活节律，及时化疗，可使病情变好。而这些，彭德怀根本无缘。一直等到1年后的1973年4月10日在囚禁点大便大出血时，才送医院检查，这时直肠癌已到晚期了。不给以直肠癌晚期患者彭德怀手术后及时化疗，此事的决策者有养虎为患的嫌疑。手术半年后癌组织扩散到肺部安家的情况下，11月19日才开始第一次化疗，就没有多大意义了，对病者身体而言，可以说是雪上加霜，此事的决策者有落井下石的嫌疑。在癌细胞已经扩散到全身安家的情况下，1974年1月给彭德怀做第二次化疗实际上就是落井下石。化疗对身体的伤害，鄙人有切身感受。 癌痛折磨得彭德怀痛不欲生，只是象征性地给几片止疼药，长期得不到真正能够有效止疼的药物——杜冷丁——注射止疼，迫使彭德怀在长期疼痛中煎熬，消磨掉彭德怀的求生欲望，加速彭德怀的死亡过程。 如果彭德怀在1973年得到合理的治疗，也许他就能够活过毛泽东时代，重见天日，如同马寅初先生一样。马寅初在1972年4月下旬发现患了直肠癌，在周恩来的关照下得到了强力专家组的合理治疗。此后马寅初再活了十年，未见癌症扩散，接近一百周岁才去世（1882.6.24——1982.5.10）。 2001年6月初，医生通过生物切片的分析，诊断鄙人为鼻咽癌患者，分析CT照片，确诊为四期病人，最晚一期的癌症患者。鄙人经历过化疗（血管注射化学药物治疗）和超剂量放疗（γ射线放射治疗）的考验，2001年8月13日出院。进入2009年，鄙人的生命力还是很旺盛。我认为我能够从癌症四期鬼门关返回正常人间的两大决定性因素是——治疗方法合适和保持精神愉快。 而彭德怀元帅得到的是什么呢？先是不治疗的养虎为患，过一段时间是落井下石的化疗，还有促使彭德怀精神崩溃的生活环境。造成彭德怀元帅如此悲惨境遇、结局的罪魁祸首是谁？毛泽东主席是也。 2.6.3周恩来总理，被毛所害提前离世 阅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周恩来年谱》1972年5月18日及往后，不了解内幕的读者会感到非常奇怪。为什么呢？因为在5月18日，“确诊患膀胱癌”，而后续没有任何关于治疗的信息。这是极可能致人死命的重大疾病啊，鄙人没有听说过这样对待疾病的人。到了8月4日，“因劳累过度病情有发展”，还是没有任何有关治疗的信息。真是奇哉怪也。阅读了辛子陵著《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您就可以找到答案了——毛泽东在背后捣鬼，目的就是让周恩来早点死去。历史是这样的： 1972年5月18日，周恩来被确诊为“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医疗小组与上海、天津的专家共同认为，患者病变尚在早期，如及早进行治疗，有百分之八、九十的治愈率，如错过时机，发展成为晚期膀胱癌，后果将是非常严重的。医疗小组给中共中央写了报告，制定了早期治疗方案，上报给中共中央办公厅。等了几天，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向医疗专家们传达了中共中央的（实际是毛泽东的）四条指示： 第一、要保密，不要告诉总理和邓大姐； 第二、不要检查； 第三、不要开刀； 第四、要加强护理和营养。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三七八页） 医疗专家们知道错过早期治疗的时机，等于让总理等死，以为他们的报告没写明白，要直接上书毛主席陈情。汪东兴出面阻拦，说中央这样决定“是保总理的”，“你们要听主席的，要跟主席的思路，主席正在考虑全面问题，可过一段时间再看。”这样，周恩来的病便拖下来了。 一拖九个月，1973年2月的一天早晨，周恩来小便时大量尿血，把整个抽水马桶的水都染红了。当医疗小组向汪东兴反映总理的病不容再拖时，这位大内总管坚决贯彻主子毛主席的意图，说什么“七老八十，做什么检查，不要慌嘛。”是叶剑英直接面陈毛泽东，毛主席才不得不批准治疗。但通过汪东兴继续搞小动作，告知医疗组，只准做膀胱镜检查，不准电灼。这是很内行的破坏治疗的意见。 1974年5月上旬，周恩来体内的癌病灶扩散转移。5月9日，医疗组组长、泌尿科专家吴阶平向中央陈情，力主马上住院手术。张春桥代表毛泽东表态：“目前手术不能考虑，这一条给你们堵死。”理由——周恩来“是党、政、军、内政的总管，他的工作别人无法代替。”手术问题一拖再拖。 直至1974年6月1日，确诊膀胱癌两周年之后，周恩来才住进305医院，做第一次大手术。手术后病情有所好转。8月7日、8日，尿血增加，病情出现反复，诊断为癌症转移。经毛泽东批准，于8月10日作第二次大手术治疗。 1972年周总理初病时毛主席考虑的所谓“全面问题”，说穿了就是让周恩来“先走一步”，以便他安排江青等人掌权（参见本书20.4《毛泽东遗愿——毛远新当中共中央主席》）。如果毛泽东先走了，以周恩来在国内外的巨大影响力和号召力，江青等人绝不是对手。为了实现家天下的迷梦，毛主席晚年的心理是非常阴暗的，品德是非常卑劣的。他绝不容许周恩来“晚走一步”。 为了实现周恩来“先走一步”，除了生物意义上蓄意阻拦治疗周恩来的癌症，毛泽东还对周恩来进行了三次大的精神打击。第一次是1973年底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周恩来的“投降主义路线”；第二次是批林批孔批周公；第三次是批《水浒》，又回到了所谓“投降派”问题上来，使周恩来在惶恐不安中加速走向生命的尽头。毛主席让周总理“先走一步”的阴谋计划一步步实现了。 1975年5月中旬，周恩来病重。 6月16日，《周恩来年谱》载：{就三月二十六日做第三次大手术后的病情及治疗情况致信毛泽东，告知这一段时间“恢复好，消化正常，无潜血”，但“膀胱出血仍未断”，癌细胞屡有发现。经与中央常委四人研究后，决定提前进行膀胱镜电烧治疗。信中提出：“我现在身体还禁得起，体重还有六十一斤。一切正常，可保无虞，务请主席放心。”信中还请毛泽东“早治眼病”，以利健康和工作。毛泽东圈阅了此信。当晚至次日凌晨，做治疗手术。} 周恩来要是一切正常了，那不是与毛主席要他早死的愿望背道而驰嘛，这可不行，毛主席必定采取行动施加新的精神打击。 8月14日，毛泽东对陪读人员就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一书发表看法，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又称书中农民起义军领袖宋江“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搞修正主义”，“让人招安了”。当天，姚文元得知后致信毛泽东，称毛关于《水浒》的评论“很重要”，对“现在和将来”、“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姚提出将毛的评论印发政治局在京成员和有关宣传、出版部门，以“组织或转载评论文章”。毛泽东在姚信上阅批：“同意。”之后，中共中央转发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谈话。 8月16日，周恩来嘱身边人员找出《鲁迅全集》中《评金圣叹》篇及各种版本的《水浒》书送阅。 8月下旬，江青召集于会泳等人开会说：“主席对《水浒》的批示有现实意义。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8月28日和9月4日，《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先后发表关于开展对《水浒》评论的社论，提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这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是贯彻执行毛主席学习理论、反修防修重要指示的组成部分”；“要从《水浒》这部反面教材中吸取教训，总结历史经验，学会在复杂的斗争中识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知道什么是投降派”。 9月2日，周恩来嘱秘书找来最近《内部参考》中反映各地学习毛泽东对《水浒》评论情况的材料送阅。 9月15日，周总理与人谈话中，就近期报刊宣传上开展对《水浒》评论事指出：他们那些人有些事情做得太过分了！最近评《水浒》、批投降派，矛头所指，是很清楚的。 9月20日下午，周恩来总理准备做第四次大手术。进入手术室之前，要工作人员找来自己于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报告》的录音记录稿，用颤抖的手签上名字，并注明签字的环境和时间“于进入手术室（前），一九七五、九、二一。”之后，躺在平车上询问：小平同志来了没有？邓小平即向前俯身问候。周恩来握住邓小平的手，用力说道：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进入手术室时，周恩来大声说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在场的邓颖超要汪东兴将此情况报告毛泽东。手术过程中，医生发现癌细胞已扩散至全身，无法医治了。邓小平当即指示医疗组尽一切努力，“减少痛苦，延长生命”。 既被毛泽东耽误了最佳治疗时机，又因为毛主席的多次打击心情不可能舒畅的周恩来总理，于1976年1月8日离开了人间，比毛泽东主席“先走一步”了。 一直身体很健康的朱德委员长，又是如何比毛泽东主席“先走一步”的呢？请看本书12.2.1《朱德被害提前离开人间的幕后黑手》。 2.6.4  毛主席夫妇，小病特医 1974年冬天，中医眼科医生唐由之参加了一次会诊。这次会诊，光眼科大夫就来了七八个，还有皮肤科的，心脏科的，呼吸科的，一共有好几十位。其后唐由之接连参加了几次这种见不到病人的会诊。其实会诊目的很简单，就是讨论如何给神秘病人毛主席做老年性白内障手术而已。 这种手术属一般性的小手术，但这手术是给“伟大领袖”毛主席做的，伴君如伴虎，医生们必须慎之又慎。 毛主席的保健医疗组经过反复讨论，最后在“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的主持下，决定由中医唐由之大夫做金针拔障术。西医的白内障手术，是切开病人的黑眼球边缘，手术一般要缝合五针，而唐由之采取的中医金针拔障术，则是在黑眼球与眼角中间处切口，切口不足2毫米，不需要缝针，而且伤口也容易愈合。这种方法从唐朝流传至今。 从第一次会诊开始到手术正式开始，唐由之准备了240多天。手术前，还让唐由之用10天的时间做药物过敏试验。很快第10天到了，但是毛主席始终没有发话。 1975年7月23日，大家一直等到了晚上11点种。大家都很紧张，怎么毛主席还不发话，到底今天做不做？大夫们推举唐由之去探询探询。唐由之进到毛主席的房间，问道：“主席，今天是第十天，我们已经准备得差不多了，您看做不做啊？”毛主席说：“你们都准备好了？”唐由之说：“准备好了。”毛主席说：“你准备当中有问题吗？”唐由之说：“有些问题。就是准备中间我给您冲洗泪道的时候看您在沙发上动了一动，我知道我没有麻醉好，您可能有些疼了。”毛主席一听抬起手哈哈笑了，手一挥便说道：“做！” 毛主席决定做手术了，大家开始异常紧张。一位心脏病专家，手里拿着冲眼睛的水壶，紧张得手发抖，“哐当”一声，水壶掉到地上。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医疗组的成员都让唐由之在自己的眼睛旁边做最后一次麻醉练习。 各就各位之后，晚上11点左右，唐由之和张玉凤把毛主席搀了出来，“日理万机”的周恩来、邓小平已经在手术室门口等着了。毛主席伴着乐曲走进了由他的书房改造成的手术室。为毛主席做手术专门从苏州和上海定制的所有手术器械早已准备就绪。 手术很顺利，大概只有四五分钟就做完了。手术非常成功。 这次小手术，由众多专家多次会诊，由带重病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决定方案，并且带领一群高官亲临坐阵，充分体现毛主席小病特医的医疗保健特色。 为毛主席虚假的美好形象涂脂抹粉的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编《毛泽东遗物事典》书中说：“毛泽东看病都是自己掏钱。” 读者您信吗？ 毛主席小病特医，其夫人江青也同样小病特医。1968年冬，江青患了重感冒，高烧不退。“日理万机”的周总理，出于对主子毛主席负责的精神，几次到钓鱼台11号楼看望江青，并与医护人员一起研究治疗方案。为了能够掌握江青的病情，及时采取措施，周恩来带上文件和办公用品，连续几天到钓鱼台11号楼办公，以便随时与医护人员进行沟通。 2.7  毛主席贪房子 在共和国政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范围内，无论是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或者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都应该是一个公仆。但是，这位有特权的公仆却占有大量的房子，其数量多得令人惊讶。据鄙人这么个草民已经得知的，仅仅在北京，毛主席除了在中南海占有菊香书屋、游泳池、“二0二”寓所三处大房子外，还占有香山双清别墅、新六所一号别墅、密云水库边的别墅。鄙人不知道的，肯定还有。在外地的别墅行宫论起来，就更加多得不得了啦。 2.7.1 毛主席行宫实在太多 众多行宫今犹在，不见当年毛主席。 毛主席在全国各地合计有多少别墅行宫？我不知道。互联网上文章《对伟人毛泽东，不许诬陷！只能实事求是！》显示：全国各地为毛泽东特别建造的“居住地”共有61处。 鄙人知道在庐山上毛主席有三座别墅：一座是蒋介石遗留的美庐别墅；一座是美国1949年以前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遗留的别墅；第三座别墅是在到处饿死人的1960年专门为毛主席动工兴建的，1961年建成。有关毛主席在庐山别墅的事情，我是从凤凰卫视的节目中了解到的。我2004年12月4日第二次观看凤凰卫视播放的《庐山风云（下）》时，做了一点笔记：“1960年开始建设庐林一号别墅”；“不怕炮击，不怕手榴弹”；“内部家具仿中南海毛主席居室的家具制造”；“有湖，方便毛主席游泳”；“1961年毛主席上庐山前移栽了不少大树”；“1970年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时，有一天晚上大雾，毛主席突然说‘走’，卫士在汽车前打手电筒照明，到了‘美庐’，停下，毛主席说‘到175’，汽车又开走了”…… 在杭州西湖边，毛主席有两座行宫——刘庄和汪庄。刘庄占地八百亩。我从一些图片上看，刘庄是一个类似苏州拙政园，有亭台楼阁、小桥流水的大园林。1960年毛主席对于刘庄内气派不凡的用铝合金窗条与金丝绒装饰起整个墙面的多功能厅，给予了四个字的评价：“富丽堂皇”。汪庄的“主席楼”，深紫色琉璃瓦屋顶的房子，配以楼前大片的草坪，颇有广州中山纪念堂外观的气派。 2008年1月3日，我从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CCTV-10电视节目百科探秘《7501传奇》的电视画面上看到：毛主席在南昌的行宫“828”招待所，内部非常宏大、豪华。 互联网上文章《对伟人毛泽东，不许诬陷！只能实事求是！》，列举了部分1960年建造的毛主席“居住地”：一、韶山滴水洞，又名“西方山洞”；二、武汉东湖梅岭；三、密云水库边的毛泽东别墅；四、上海西郊宾馆；五、庐山庐林别墅（现为庐山博物馆）；六、济南南郊宾馆。在1960年毛泽东人祸造成空前大饥荒、六亿多人挨饿、饿死两千多万人、净减少一千多万人口的这一年，居然在那么多地方为毛主席抓紧建造行宫，毛主席祸国殃民之恶劣，真正令人发指。 其他行宫所由何来，我到现在还不清楚，但是，韶山滴水洞行宫是执行毛主席一而再的明确指示修建的，这我已经非常明了。 1959年6月，毛主席回到韶山，曾在滴水洞口的韶山水库游泳。游罢上岸，毛主席指指翠绿的滴水洞山冲，对陪同前来的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说：“小舟，咯个地方很安静，我退休后，在这儿搭个茅棚给我住住好吗？”不久在庐山会议上，心中同情民间疾苦而且坚持自己悲悯情怀的周小舟被毛主席收拾了下去，周小舟没法执行毛主席的指示修建滴水洞行宫了。1960年5月中旬，毛主席回到湖南，又与继任周小舟地位的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谈起韶山有个滴水洞，这个地方很好。张平化尔后专程到实地查看，发现果然是个好地方：这里环境幽静，树木葱茏，空气清新，泉水清甜，安全保密，在山谷中建房子，飞机也无法侦察到。于是决定在此搞些建设。据说开始规划宏伟，准备在山谷里建一片片楼房，包括大礼堂和高级宾馆；在牛形山山顶建直升飞机场，从湘潭到邵阳的铁路干线上引一条支线，让火车直开滴水洞。但当时毛泽东统治区正处于严重的经济困难中，这个计划无法完全实现，只能收缩规模，修建了一、二、三号主体工程，一号仿毛主席中南海的住房模式，供毛主席使用，双回廊，内设主房、副房、会议室等。从一号通往二号的回廊，有数间偏房，为卫士、服务员所居住。二号是两层楼的客房，共有24间。三号有数层，就在进大门不远的山脚下，距一号和二号约有六百米左右，是毛主席的警卫中队、省委接待处的同志留宿地……据到过滴水洞别墅旅游的朋友讲，还有能够抵挡原子弹、化学武器的超级防空洞。 毛主席的滴水洞行宫，修建它的时候，被称为“二O三”工程，对外是绝对保密的。从1960年下半年开工， 1962年底竣工。从此，一个连的军队守卫着那片空房，直到1966年6月才盼到其主人去住了10天。毛主席对那“茅棚”十分满意，上上下下皆大欢喜，大家都忘了那是在湘潭县饿死了几万人、湖南省饿死了几百万人、全毛泽东统治区饿死了五千多万人的时候盖起来的（各地净减少人口数量，以及饿死人的数量，请看本书3.2.4《公开的人口赤字》、3.2.5《湖南湘潭、湘乡人口赤字》、3.2.6《人口数据打假》、3.2.7《饿死人世界纪录》）。更没有人问，要是用那修毛主席行宫的钱去换食物，当时可以使多少营养不良忍饥挨饿的人民免于饿死。而自从毛主席1966年6月住过10天之后，那片房子就永远空闲在那里了。 关于滴水洞行宫的一些细节以及毛主席在韶山滴水洞行宫的舒适生活，请看本书14.3《毛主席第二次视察韶山视而不见》。 改革开放时代，开放了很多特权阶层使用的禁区，很多人成为毛主席的韶山滴水洞别墅的游客，我不知道游客们是否会感慨——空置豪华滴水洞，不见主席毛泽东。 2.7.2 人民住房实在太窄 在毛泽东时代，长期忽视人民生活，城市里很少见到住房增加，人们的住房状况非常之差。1976年毛主席死的时候，全毛统区城市人的人均住房面积有多少呢？我还没有找到直接的资料，间接资料表明，人均住房面积肯定小于4平方米，因为1978年才3.6平方米。到1986年人均住房面积已经大幅上升到6平方米的时候，还有大量的住房困难户人均住房面积在2平方米以下。请看1987年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转发上海、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解决人均居住面积两平方米以下困难户住房的通知》的通知（（87）城房字第465号）： [各省、自治区建设厅（建委），北京、天津、上海市建委、房管局，各计划单列市建委、房管局： 现将上海、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解决人均居住面积２平方米以下困难户住房问题的通知》转发给你们，供参考。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级政府把解决人民住房问题列入重要日程，充分发挥中央、地方、企业、个人四个方面的积极性，城镇住宅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全国城市人均居住面积由1978年的3.6平方米，上升到1986年的６平方米（城市建设统计年报数）住房质量和居住环境也有了较大的改善。 但是，由于城镇住房原来基数低、欠帐多；城镇人口增长速度快，近期又处于青年婚龄高峰，大户型变小户型，以及住宅建设投资体制不合理和住房分配方面的不正之风等原因，致使城镇住房困难的问题还远没有解决，供需矛盾仍然十分突出。1986年城市缺房户为671.2万户，占城市总户数的23％，其中，人均居住面积２平方米以下的特别困难户有65.1万户，占城市总户数的2.2％。这些居民身心健康、工作、学习、生活和情绪都受到严重影响。群众对一部分人住房较多，而另一部分人居住条件却十分恶劣的情况反映强烈，意见很大。我们要注意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了解和关心群众住房的疾苦。认真贯彻执行国务院“要把解决无房、严重拥挤户的住房问题放在首位，做出规划，分期分批解决”（国务院国发〔1983〕193号文）的指示，并参照中央农村扶贫政策精神，在近几年，各地要首先解决人均居住面积在两平方米以下居民的住房问题。目前住房条件较好，已经解决了人均居住面积在两平方米以下困难户住房问题的城市，可以考虑解决２至３平方米住户的住房问题。请将解决这个问题的经验和存在问题及时告诉我们。] 不算庐山上的三座别墅、韶山滴水洞别墅，单说北京、上海、杭州、南昌、长沙、武汉等大城市为毛主席所建的住房、别墅、行宫，估计建筑面积远远超过一万平方米，比之当时城市人均4平方米以下的住房，毛主席贪房子实在贪得太多太多。 2.7.3宋庆龄享受“皇家”待遇心不安 宋庆龄是中国现代共和革命先驱孙中山的夫人。孙中山因为在推动打倒帝制、建立共和制国家方面功勋卓著，被国人尊称为国父，宋庆龄被国人尊称为国母。 宋庆龄与蒋介石政见不合，倒是与当时反对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心意相通。因此，宋庆龄成为一支倒蒋的重要力量。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选举宋庆龄为民主联合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1953年7月，宋庆龄到江西视察工作，特地来到阔别18载的庐山旧居——河西路51A号私人别墅（宋庆龄的姐夫孔祥熙是非常有钱的大富翁。1928年，宋霭龄出资在庐山兴建一座别墅，赠送给大妹宋庆龄，供她上山休息之用），看了后，满意地说：“我这幢房子保护得很好。现决定从今天起，将此房交给国家，由庐山管理局统管。”翌日又叫秘书向管理局补缴了从1949年至1953年的房地产税，并补发了看房工人的工资。接着，宋庆龄又在省、地为她举行的茶会上表示：“登山公路通车了，庐山管理局没有小车，我这次带来的一部黑色福特小轿车，也赠送给管理局使用。” 宋庆龄以极大的热情主持中国救济总会，将历年稿费的大部分收入，捐献给妇女和儿童慈善事业，自己全靠工资生活。她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我愿将私宅、私车捐为公有，做一个彻底的无产者。因为我有工资生活，其余钱交给救济总会使用，也能了却我的一桩心愿。” 作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宋庆龄因生活、工作需要，常在上海、北京两地往来，而她在北京的时间较多。最初她的北京寓所是在道路狭窄、环境嘈杂的方巾巷，有关部门要为她新建住宅，她婉言谢绝：“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需要很多钱，我不能占用国家资金。” 后来国务院于1960年安排她迁入西河沿居所。那里虽然环境好些，但房子潮湿，导致她的关节炎经常发作。1961年，周恩来亲自主持，在荒芜的旧王府为宋庆龄新建了一座中西合璧的两层寓所。1966年，宋庆龄给美国朋友格兰尼奇写信，吐露了这样的心绪：“我住在旧日醇亲王府花园里，溥仪就是在此出生。我确实在享受‘皇家’的待遇，但我并不快乐，因为还有许多比我更有价值的人，现在仍住在简陋的小屋里。”宋庆龄在这寓所度过了她生命中最后的20年。 2.8  毛主席贪茶烟酒 前面讲述了毛主席贪钱、贪物、贪吃、贪玩、贪色、贪保健、贪房子，毛主席乐在其中、享受在其中自不待言，这里着重谈谈毛主席贪茶、烟、酒。 毛主席喝的茶，是特级的茶，全国各地名茶皆享受，毛主席最爱是杭州龙井茶，每个月要耗费三四斤茶叶。 毛主席抽的烟，是特制的烟，毛主席抽烟非常厉害，抽顶级卷烟自不待言，还抽特制超级雪茄烟。请看《大揭密：毛主席的烟是怎么造出来的？》一文的部分内容： 中共第一代领导人中，好烟者众，在相当长的一面时间内，供烟任务由代号为“132”的特别小组完成。1964年夏天，德阳什邡卷烟厂在四川省轻工厅办公室接到授命：为中央首长卷制雪茄持供烟。 什邡种烟历史近200年，以质地优良的什邡烟叶为原料制成的什邡雪茄，被誉为世界三大名牌雪茄之一。什邡卷烟厂于1918年创办。从50年代末期开始，贺龙元帅抽的雪茄烟，就是该厂工人范国荣等人卷制的。而由什邡烟厂给中央领导生产的特供烟，便是由贺龙元帅提议，经中央办公厅和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研究以后决定下来的。生产特供烟是一上新课题，技术科最终搞出35个配方，样品测试后送交北京。不久厂方接到通知，按中央首长选定的一、二、十三、三十三号进行生产。 据说，毛泽东选定的二号烟。如今，什邡烟厂还珍藏着一幅毛泽东吸烟时的照片，桌上有一个白皮烟盒，上面标有“2号”字样。 特供烟卷制组设在厂长办公的小院内…… 特供烟组的工人一天做多少枝，上面过问不严，但如果一旦发生质量问题，定要查个水落石出。有一次，几枝燃不着的烟被国家卫生部封条盖章退回来，按照烟上的次号，很快查出是谁做的，并立即将其撤出特供烟组。 另一次，国务院开会，中央领导人正抽着，烟头弹出火花，将台布烧成一洞。电话立即打到成都军区，军区派员到厂查访，检验的结果是烟芯太细和外皮筋未铲平。厂里针对这两点改进工艺，类似情况再未发生。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送京的烟停止使用，中央办公厅决定将卷制组举迁北京。 1971年11月，经过严格审查后的黄炳福、范国荣、姜耀秀等以及家人抵京，落户在南长街80号。对面便是门牌号为81号的中南海。 这是一座内外套的双层四合院，原为匈牙利大使所居。…… 给这样一个新产生的小单位定什么名称，当时颇费了一番思索。基于不搞正式对外牌号又便于内部称呼联络，按中央领导当初选定的雪茄配方编号，取名为“132”，直截了当。 “132”工作由中央办公厅直接领导，生产原料仍由四川供辅助材料在当地购买，特供烟月产15至20条。……1973年，黄炳福经申请被批准回到什邡，烟厂又派出人员前往接替工作。1976年，“132”不再生产特供烟后，与北京烟厂派出的20多名学徒一起，为该厂生产“北京”牌雪茄。产品进入市场，不久正式并入北京烟厂。 《什邡雪茄_百度百科》网页(<A href="http://baike.baidu.com/view/1191019.htm">http://baike.baidu.com/view/1191019.htm</A>)显示：“中共北京市委召集北京市房管局、公安局、纪委以及烟厂的有关领导同志开会，宣布由中央警卫团的危德纯同志负责小组的思想政治工作，北京市公安局的柏宝英同志负责小组的安全保卫工作。小组还有从北京烟厂选来的两位辅助工，一名1939年入党的炊事员、两名锅炉工。会议为小组提出了“三保”要求，即保安全、保质量、保数量。” 该网页有一张毛主席坐在年轻人中神气惬意地抽雪茄的照片。 毛主席喝的酒，毫无疑问是顶级的酒。毛主席喝酒没有名气，完全被周恩来的喝酒名气盖住，但实际上也喜欢喝酒，而且是从低度到高度通喝，看当时兴趣而定。请看毛主席卫士李银桥对于他们在1947年3月被国民革命军所迫撤离延安以后的一段回忆： ……听他问酒，我忙回答:“要什么酒？白酒行不行？” “不要白酒。”毛泽东想了想，摇摇头，风趣地说，“钟松没有那么辣。” “那就拿葡萄酒？” 毛泽东想了想，又摇头说：“……嗯，有白兰地吗？” “有，还是外国货呢。” “我看就是白兰地吧。” 在2003年版《毛泽东保健饮食生活》书中，我看见了一个“毛泽东喝过的高丽参茅台酒”透明酒罐照片，可以看到酒罐里面尚余半罐多一点的茅台酒和高丽参。 论酒量，1940年9月，毛主席曾经在酒席上把印尼籍德国共产党人、医生毕道文劝醉了；1955年5月，毛主席与田家英喝酒，两人不断干杯，喜好喝酒的田家英喝高了。 论酒具，毛主席的酒具非常高级。在2004年版《中国瓷都•景德镇市瓷业志》书中，鄙人看见了制作精美的“毛泽东同志用瓷”照片：水点梅花釉下彩酒壶。 2.9  毛主席永远例外地享受 人生乐趣 在一个“历史发现”论坛，我看见了一篇文章《老人家永远是个例外（ZT）》，言简意赅地展示了毛主席永远例外地享受人生乐趣，抄录于下： [老人家有一些行为，可以说是“特立独行”： 老人家喜欢写旧体诗，但不赞成别人写。所以六七十年代，大陆报刊绝不敢发表旧体诗。 大陆上写旧体诗的仅他一人加上几个诗人奉和。 老人家喜欢跳舞，中南海舞会连连。但老人家主张一个人要脱离低级趣味。所以六七十年代社会上没有舞会。 老人家喜欢看古书（尤其资治通鉴这一类讲封建政治权术的书），但文革一起，先“破四旧”后“批孔批儒”，全部古代典藉全成毒草。许多专家学者被抄家，藏书被毁掉。大陆上有丰富私人藏书的仅他老人家。 老人家喜欢旧京戏，但文革一起，全国禁演。全国人民只能看八个现代样版戏。上影厂秘密摄制旧戏曲片给老人家一人看。 老人家稿费在1960年达百万元，文革初林彪江青商议将其稿酬标准提五倍。逝世时达七千万元，加利息则过亿（均见公开报刊），同时，为反对“资产阶级成名成家的名利思想”，文革中取消了全国所有作者的稿酬。 老人家喜欢看外国及台港进口影片，如李小龙影片。但文革中是禁演西方国家影片的。老百姓看片局限在少数几个友好国家影片（当时民谚“朝鲜片又哭又笑；越南片飞机大炮；阿巴片莫名其妙；中国片新闻简报”）。所以那时有个专业术语叫“内部片”—-只许高干看不许百姓看的进口欧美影片。 老人家认为“穷革命富变修”，担心人民“修了”，所以媒体宣传“一厘钱精神”，老百姓确也极节俭，少数富户家有三大件（收音机、自行车、手表）。多数百姓家中的“家电”只有手电筒。但老人家是不怕“修”的特殊人物，财产为大陆首富，有大陆上独一无二的私人游泳池，以及各地行宫。还有特制烟、特制红烧肉、主席专用瓷器、空调（这个词当时民众不但见所未见而且闻所未闻）等等。 全国宣传媒体对老人家的期望是“敬祝万寿无疆”，（对林彪的期望降一档为“永远健康”），对工人的要求是“为了拿下大油田宁可少活二十年”。对农民的要求是“先治坡，后治窝”。对军人的要求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对全体普通群众的要求是“单位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文革时全国推广“忆苦思甜”，所有的中国地主富农资本家都被宣传媒体描写成欺压贫民无恶不作的刘文彩—-还要特别强调这句话“天下乌鸦一般黑”。除了一个富农家庭。 文革中最高指示曰“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颇煽情，我辈小民很是兴奋，却未推敲一下：老人家是“卑贱”还是“高贵”？当然不会是卑贱（有被全国恭颂“万寿无疆”的“卑贱者”吗）。只可能是高贵者。 于是，虽然钦定规律“高贵者最愚蠢”，但老人家例外，他是高贵者中唯一不愚蠢的。于是，虽然钦定规律“卑贱者最聪明”，但老人家例外，他是聪明者中唯一不卑贱的。最终，这句话使我们恍然大悟，中国人如果聪明，他就要卑贱。如果愚蠢，他才能高贵。聪明兼高贵，全国唯一人也！ 可作类似分析的还有最高指示“知识分子是最没有知识的”，“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已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 可老人家是“知识分子”中的例外。老人家是“我们自已”中的例外。 ] 死了的毛泽东主席，在深知毛主席永远例外的华国锋主席等人决策下，仍然一如既往地例外享受尸身保鲜受人崇拜的乐趣。 2.10  毛主席后辈的天堂生活 在政治运动、阶级斗争如同狂风暴雨击打、摧残每一个毛统区中国人的灵魂的时候，毛主席的儿女不但不受摧残，还能独享摧残他人的乐趣。 1967年8月23日，《解放军报》社肖力（李讷，毛主席的小女儿，1966年大学毕业）等人根据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意见，贴出大字报《反复辟，反保守，誓将革命进行到底》，打倒了总编辑赵易亚。随后，肖力被指定为总编辑。 在那个浩劫世界，《解放军报》总编辑是地位很高的职位。1967年10月上旬，在《解放军报》三楼肖力的办公室，肖力向总政治部卢前安、魏建群、杜嘉等7人传达了林彪的“要彻底砸烂总政阎王殿”的指示。第二天，卢前安在总政礼堂的大会上，又向总政的同志作了传达。 在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文革浩劫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被迫害致死；早已经为共产主义革命理想献身的中国共产党早期领袖阶层的人物李大钊、彭湃、瞿秋白等等革命先烈，其坟墓与灵魂，其留在人世间的亲人，遭到了残害。 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最高领袖陈独秀，他的小女儿陈子美（1912—2004），是一名技术高明的妇产科医生。因为父亲的原因，陈子美被打入牛鬼蛇神的行列，几乎天天被造反派揪斗或强迫写反省。在被逼走投无路之际，生的欲望激起她逃生的决心。那时已经半百出头的陈子美，在一个漆黑的深夜来到深圳大鹏湾，用她卖了首饰的钱和所有的积蓄请人将她绑在一个锈迹斑斑的汽油桶上，便开始冒着生命危险，顶着大风大浪，在海上漂流了十多个小时，终于偷渡到了香港，脱离了人间地狱。敝人的二叔公钟佛慈，一个与毛泽东同龄的农村老人，年过七旬也必须参加莫名其妙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在学习班无端遭受那些深受充满暴力的毛泽东思想毒害而显得没有一点点文明教养的年轻人的斥责、谩骂，有点不想去了，所幸我的小堂叔钟詠钦比较高大、硬朗，而且放出狠话给父亲壮胆：“还是要去，你不用怕，谁敢打你，我就打回来。”使得我二叔公免去有些老人一样被人掌掴颜面的侮辱。 在长期政治浩劫中的不倒翁、毛主席的诗友郭沫若，一子郭民英于1967年4月苦闷自杀，一子郭世英于1968年4月19日被绑架，当晚郭沫若陪周总理会见外宾也不敢吭声。郭沫若舍车保帅，舍儿子保自己，终至郭世英被害。那些被打倒在地、再被踏上一只脚的刘少奇、彭德怀、张闻天、王稼祥等等，其亲属受残害、折磨自不待言。 相比较亿万没有言论自由、没有思想自由被奴役的毛统区中国人，毛主席的儿女在精神领域无疑处于自由自在的天堂之中。在物质领域，相比较长期饥寒交迫的亿万毛统区中国人，毛主席的儿女也处于衣食丰足、无忧无虑的天堂之中。 1975年，毛主席送给三个妻子所生的三个子女（毛岸青、李敏、李讷）各一份财产：一台20英寸彩电，一台电冰箱，八千元现金。 1975年的8000元，是巨额财产，毛主席送给儿女们的20英寸彩电、冰箱，更是不可思议的奢侈用品。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下面举两个例子简单比一下： ①文化大革命期间，邓小平被流放到江西省新建县拖拉机厂监督劳动，他想给被红卫兵迫害成了残废的儿子、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学生邓扑方找点事干，问一个老工人有没有坏了的收音机可以让邓扑方修理。老工人坦率地告诉他：“哪里有钱去买收音机呀！” ②1972年，福建省莆田县小学教员李庆霖冒死写信给毛主席，反映他的孩子插队落户在农村所遇到的生产和生活方面的困难，间接反映了那里农民生活状况的困窘。信中写道：“说来见笑，他风里来，雨里去辛勤种地，头发长了，连个理发的钱都挣不到。”（参见本书8.5.1《千百万城市青年走入穷途》）。 在中央电视台举行的1999年万众瞩目的春节联欢晚会上，小品《昨天、今天、明天》中的赵本山，骄傲地表示自己当年还是有一件家用电器的，那就是手电筒。相比较毛岸青、李敏、李讷的家用电器——20英寸彩色电视机和电冰箱，赵本山的家用电器——手电筒实在是太寒酸了。鄙人当年的家用电器也仅仅是手电筒。我家离兴宁县城不远，但是没有电，只能用煤油灯照明。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死后，关于他违规违法榨取来的版税遗产如何处理，中共内部是有争议的。毛主席遗孀江青，曾先后5次声称她有权继承毛主席的遗产，并提出要提取5000万元给两个女儿和亲属。但她的要求被拒绝了，说她没有资格和权利。毛主席的女儿李敏、李讷也申请过，也被婉拒了，其后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先后给她们二人拨下近200万元，购买住宅和留作家用。如果江青没有被华国锋、叶剑英等人采用断然措施打倒，而是当上了革命“女皇”，她要继承毛主席的遗产，那就一点问题也没有。 如果毛主席不违规违法地谋私利，他的儿女在穷困至极的毛泽东时代又怎么可能过上自由自在、无忧无虑的天堂生活呢？如果毛主席不违规违法地谋私利，他的儿女在改革开放时代怎么能够购买豪宅过上自由自在、无忧无虑的天堂生活呢？ 在李敏著、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我的父亲毛泽东》一书的封面上和扉页上，都有这么一段话：“父亲留下的遗产是可以使我与广大民众共享的思想，而没有半点儿的家私。因为我是毛泽东的女儿。”对于毛泽东家传的人而言，大概不说谎难受得很，闷得慌吧！！在北京的国家图书馆，我跟一个工作人员探讨李敏说谎这件事，他幽默地给我进行了解释：毛泽东留给女儿李敏的是一大块金钱，确实没有半点儿家私。恰如给了一大坨金子，确实没有给半枚铜钱一样。对于毛主席及其后代的行为，我想借用别人的一句话来形容也许最合适：“见过无耻的，但没见过这么无耻的。” 毛主席儿女的天堂生活，应该还包括对身体健康的保健护理。前面提到毛主席儿子毛岸青有吃公家饭的教授级保健医生，下面介绍一点毛主席小女儿李讷的生活。 1971年入冬以后，中南海的护士马晓先被派去照顾独占丰泽园菊香书屋的毛主席小女儿李讷。其实李讷也没有什么大病，只是发了一阵高烧。李讷痊愈后，到东北搞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马晓先全程陪同照顾。从东北回北京后，马晓先离开了李讷那里，有关方面从中国人民解放军305医院找了两个护士，去菊香书屋照顾李讷。然而，过了一段时间，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改制为警卫处后的副处长、中央警卫团团长亲自找马晓先谈话，说她走后派去的两个护士承担不了李讷那里的工作，还是得让马晓先回去照顾李讷。从这以后，马晓先和李讷一起生活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李讷很像毛泽东。她说：“我连头发一边多一边少都随我爸爸，而且哪边多哪边少也都和我爸爸一样。”李讷是在北京协和医院生孩子的，为她接生的，是我国最著名的妇产科专家林巧稚。孩子出生后，李讷回到中南海的家里，对孩子的护理工作，也是由马晓先来做。后来，为了更好地照顾李讷母子，中办方面又找了一位南方的老太太，住进了菊香书屋。工作出色的马晓先，直到1974年3月被调去难以伺候的江青身边工作，才离开了李讷。 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1949年10月1日就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按照“人民政府”对高官提供的特殊待遇，他每月有200元办公费，但他从未动用，他的一切开销，均从工资里支付。他的夫人虽已年老，但仍然洗衣扫地，操持家务。政务院事务管理局曾安排一个保姆帮他料理家务，但被张副主席婉言谢绝了。我估计毛主席领取办公费毫不含糊，因为我在塑造毛主席伟大形象的众多书中，毛主席穿旧衣是必提的，但是没有关于他不动用办公费的表述。毛主席在秉公对待自己、秉公对待家人的生活这方面，比张副主席差得实在太远，不但不替公家省钱，而且还随时随地占公家的便宜。 2.10.1  毛泽东儿媳凭什么 到苏联留学、进北大读书 1955年，毛主席安排儿媳妇刘思齐（后来改名刘松林）到苏联去留学。当刘思齐在莫斯科大学学习力学数学专业力不从心的时候，1957年8月9日毛主席写信给她“下决心在国内转学文科。一切浮言讥笑，不要管它”，让她回来进入北京大学学习俄罗斯文学。 毛泽东的儿媳妇凭什么到苏联留学？凭的是毛主席以权谋私开后门。毛主席滥用作为最大的人民公仆而得到的权力，为自己后辈的人生幸福开后门，为他们铺路搭桥。 1962年，毛主席的另一个儿媳妇邵华向毛主席提出想读书的要求，毛主席说：“这件事我让秘书同志来帮你办”。不久，邵华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毛主席最小的女儿李讷，1966年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 2.10.2 孙中山孙女为什么不准上大学 生于1936年的孙中山的孙女、孙科的女儿孙穗芳回忆说： 1955年，我从上海第八女子高中毕业，我三年高中的总平均成绩在90分以上，还被评为“五好学生”。在教师的指派下，我还负责帮助五位同学通过了毕业考试。虽然有这样的成绩，我却成为进入大学深造的同学中落选的人。在收到“不录取通知书”的前一天，我被一位派出所的人员叫去参加“斗争地主大会”。虽然那时已是1955年，“三反”、“五反”早已结束。在会场上，人们对“地主”拳打脚踢，叫嚷着要“枪毙他”。我是专门被叫来接受这个场面的“教育”的。有人对我咆哮：“你以为你是谁？你的出身是反对官僚资产阶级。”我被吓得不知所措。就在第二天，我接到了通知，我不能进入任何大学读书。此时，我对自己的未来非常悲观，却连哭都不敢哭。 这时，我想到了祖母宋庆龄，就从上海到北京去看她，她却因风湿病去了外地疗养。我在北京还有做建筑师的严星华和舅母王婉玲，以及以前在上海的老邻居朱培英一家，他的父亲朱学范当时是邮电部长。我到了舅舅家，舅舅当时正在苏联，设计莫斯科—北京饭店，舅妈的警觉性很高，我考不上大学乃因家庭出身不好，所以我到舅舅家的当天，舅妈就去派出所汇报了，这意味着我不能在她家里多呆。而朱伯伯也怕我出身不好会连累他们，还吩咐儿子不要和我来往。 我当时沮丧极了。在万般无奈之际，就写了一封信给祖母宋庆龄，把自己的苦衷告诉了他。祖母很快回了信，信上说：上大学不是人生唯一的道路。不过，她在信的最后一行提到：但愿我明年能进入大学。我把祖母给我的信寄给了高教部，不久，有一位干部来找我，她说：现在国家的政策是一时向左，一时向右。她许诺：这个学期入学太迟了，等到明年我将会获准进入大学读书。 次年，我进入上海同济大学读建筑系，这并没有使我的思想负担减轻。有人认为我是“花岗岩脑袋”，意为不积极接受改造。常常有人贴出一些“大字报”、“小字报”之类对我进行批判，他们逼我承认出身于反动官僚、资产阶级家庭，甚至在公开场合，我也时常遭到侮辱、欺凌。在同济三年，每学期我都被安排坐在班里学生党支部书记的旁边，作业时常被抽查，所有笔记本都要定期交出来，以便他们检查我的思想。期终考试我得了满分五分，但因为我的家庭出身不好，经过重新评分，结果只给了我一个二分——不及格的成绩。这对于在做学生的我，无疑是想判我死刑。而凡被认为是政治上、思想上进步的，即使得了不及格，也被拉成及格。二分必须补考，但系里又告诉我说，所有的教授都说我不用补考了。其实，我并不担心补考，我宁愿补考再拿五分。结果，在成绩单上，我的分数被填成三分，勉强及格。 由于我的出身，我的思想被认为有“毒素”，于是在1958年我被送到上海近郊农村劳动，住的地方潮湿阴冷，睡的是泥土地，这段时间造成我全身风湿性关节炎，至今没有治愈。让我干最脏最苦的活，被认为是最能改造我的思想的一个方式。因为我的出身，我得用劳动来清洗血液中上代传给我的“毒素”。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我经受的政治委屈和精神煎熬，如今真是不堪回首，犹如做了一场噩梦。 在推翻帝制、共和革命成功四十多年后，中国共和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他的孙女孙穗芳为什么在1955年不准进入大学读书？因为孙穗芳被毛泽东时代必须人分三六九等的制度归类于下贱种群（农村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及其家属，城市旧官僚、旧职员、资本家、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及其家属。1958年后增加了右派分子及其家属。1966年后增加了走资派及其家属），原因系她父亲孙科是国民政府的旧官僚。 孙穗芳尚属幸运，有祖母宋庆龄，从而得以在1956年进入了大学校门。成千上万没有孙穗芳幸运的下贱种群年轻人，只能在狗洞般低矮的低檐头下爬行。 2.10.3 毛主席儿媳凭什么到朝鲜祭夫 2006年5月27日，《人民日报》第8版发表毛主席的儿媳妇、志愿军烈士毛岸英的遗孀刘思齐（丈夫死了若干年后改名为刘松林，后改嫁）的文章《泪洒平台祭岸英》： 在中央领导和中央军委的亲切关怀下，在总参领导和负责具体工作的同志们的精心安排下，毛岸英烈士亲属代表团于５月11日和13日分两批抵达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平壤。我和邵华及我的孩子们一行９人是第一批，岸英的妹妹李敏、李讷，她们的孩子，邵华的孩子，以及毛泽民叔叔的后人是第二批。 …… 我几次扫墓，或者是跟随国家和军队的代表团出去，或者是自费参加旅游团出去。…… 我在祭文中，禁不住向岸英倾诉我的悲痛和思念。 我对岸英说：“岸英，你离开我已整整55年了，但我却仅仅给你扫过４次墓，今天是第五次。……我多么羡慕那些能常常在亡夫的墓前倾诉心中思念的妻子！……” 泪水伴着我读完祭文。为了能在人们散去之后，再返回来与岸英独处一会儿，我匆匆地走下了台阶，种植下朝方早已为我备下的那棵柏树苗，…… 在毛泽东时代，除了毛岸英的亲属，还有谁的亲属有机会到朝鲜去给自己的亲人祭奠？我没有听说过。无论是大名鼎鼎的烈士邱少云、黄继光、杨根思、罗盛教，还是解放军高级军官67军军长李湘、23军参谋长饶惠谭、39军副军长吴国璋、50军副军长蔡正国，他们的亲属都没有机会到朝鲜去祭奠。为什么？只因为毛岸英的父亲是有特权思想实施特权行为的毛主席，他敢于随意安排自己家里的人出国，而且还是公费。 2.11 鸡犬升天 在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以反封建、破四旧为最大表面标志的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固然是得到了充满封建色彩的、空前也许绝后的、最多的“万岁”、“万万岁”、“万寿无疆”祝福，到处享受只有他可以独享的高级别墅——行宫，他的妻子、他视同儿子的亲侄子、他的亲生儿女也是鸡犬升天。1953年夏天，毛主席指挥公家为他配置的王医生、罗秘书，带领孩子们到北戴河旅游胜地度暑假，不过是鸡犬升天一小例。 江青，毛主席的第四任妻子。1954年，江青的工资是十四级，没有叶子龙高。1968年3月，林彪出面将江青的行政级别一下子从九级提升到五级。十四级到九级是啥时变化的，我还没有查到资料，无法提供给读者。不过我可以告诉读者，无论具体是如何升的，这段时间江青从十四级干部升为九级干部，都是毛主席夫妇以权谋私利的超常大升迁。 在文革之前，江青并没有多少工作可做。她是毛主席的生活秘书，主要工作是床上伺候毛主席。江青闲得发慌，每天就由男卫士和女护士培着她打扑克消磨时间。1948年江青训斥毛主席身边除了她之外的其他工作人员的话：“你们的任务就替我们服务。我们高兴了，就是你们工作做好了。我们不高兴，就说明你们工作没搞好。”言简意赅地表述清楚了共产党人毛泽东、共产党人江青，与身边其他共产党人的所谓上下级关系，实质上就是主仆关系。无论是在陕西米脂县的杨家沟，还是在河北平山的西柏坡，伺候毛主席床上工作做得出色的江青，懒到连近在脚边的暖水袋都懒得自己去拿，按电铃让革命战士进来拿起来交给坐在炕床上的她。在杨家沟的时候，卫士张天义伤感地说：“形势刚好转，她就这样了。要是夺取了最后胜利，她……唉！” 到了毛主席酝酿、发动文化大革命，江青的工作重点转移了，毛主席床上的事情她管不着了，但是两人政治上结合紧密了。1966年5月28日江青当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副组长。虽然是副组长，实际上江青说了算，因为她是毛主席的妻子、旗手、代言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铸，私下对自己的夫人曾志说：“你不知道，江青对我们，经常像训孙子那样的训斥，总是用命令的口吻，真让人受不了！” 在1969年4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江青连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也不是。可是中共九大结束的时候，江青跨过了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三个殿堂，坐火箭直升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殿堂，得到一个非比寻常的政治地位。这次江青坐火箭，肯定是毛主席拍板定案。 毛远新，毛主席的亲侄子，1965年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1968年5月，毛远新一跃而为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兼沈阳军区政委。当时，辽宁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兼沈阳军区司令员是陈锡联，军区第一政委是曾绍山。论职位，论资历，毛远新都无法与陈、曾相比，但是，因为毛远新是毛主席与江青都视其为亲儿子的亲侄子，连陈锡联、曾绍山也对他恭恭敬敬，唯唯诺诺。毛远新实际上成了东北地区的太上皇。 1975年2月26日，毛远新决定屠杀质疑毛主席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种种做法的张志新。（参见本书15.1.1《毛远新下令杀害了张志新》） 1975年底，毛主席病情日重，讲话吐字开始含混。毛远新应召进京，担任毛主席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成了毛主席最高指示的发布官，其地位堪称“毛主席一人之下，全中国亿万人之上”。 李讷，毛主席最小的女儿，1966年北京大学毕业，1967年8月被指定为权势赫赫的《解放军报》总编辑。 在塑造毛主席伟大形象的2003年版《毛泽东人生纪实》书中，说毛泽东很重感情，但却特别反感任人唯亲的腐朽作风。对于那些可能求情的亲戚朋友的到访，他说：“我现在当大官了，如果翻脸不认人，人家就会说共产党无情无义，何况有些人过去还帮助过我，帮助过我们党呢。如果有求必应，那就成了国民党的样子了。我们共产党如果像蒋介石他们一样搞裙带关系，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久而久之，就会脱离群众，就会垮台。”他定了几条原则：“凡是要来北京看我的，一律谢绝。如果不听，偏要来，路费由他自己出，来了我也不见，公家也不接待。凡是要求我找工作的，我这里是‘四不主义’：不介绍、不推荐、不写信、不说话。”实行了如此不带人情味的措施，毛主席的家乡很少再有人来。 毛主席对亲戚朋友何等冷漠，对江青、毛远新、李讷何等关照，我写成一副对联：“薄情寡义待亲朋，鸡犬升天带妻女”进行概括。其实关键的原因，在于那些亲朋不能帮助毛主席谋私利，所以他薄情寡义对待他们，顺便赚一个“大公无私”的好名声，何乐而不为。而江青、毛远新、李讷就完全不同，既是至亲，还能够帮自己谋私利，带他们鸡犬升天又何妨。简单举例来说，1966年文革浩劫大风起，江青作为毛主席的夫人、旗手、走狗，为毛主席谋私利打倒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刘少奇摇旗呐喊、罗织罪名、捏造罪状，立下何等功劳，让她坐火箭直升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殿堂，是毛主席对她的最好奖赏。十年间奖赏了江青38万元人民币和两万美元，对于超级富翁毛主席而言，不但不会有伤筋动骨的痛感，反而会有一种随手扔点骨头喂宠物狗的快感吧。江青在1980年受审判的时候说：“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毛主席叫我咬谁我就咬谁，你们打狗也得看主人面呀！” 2.11.1  毛主席夫人江青的天堂生活 与超级特权沾不上边的几亿中国人，肯定难以想象毛主席夫人江青享受的天堂生活。 钓鱼台，昔日为帝王游乐休憩的行宫，是北京著名的园林之一，迄今已有八百多年的历史。它始建於金代，章宗皇帝（公元1190至1208年）在此建造别墅“万柳堂”，成为盛极一时的游览地。明代，这里也曾是皇帝的别墅。清代乾隆皇帝在此修建了“望海楼”，并亲笔题诗立匾。1958年，为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庆典，进行了大规模修建，建成中外闻名的钓鱼台国宾馆，成了我国政治、经济、外交活动的重要场所。这是一座幽静高雅的园林别墅式建筑群。园内甬路弯弯，湖面粼粼，树木葱葱，荷叶田田。沿湖十六座别墅中的每一幢楼房，周围都是林木环抱，鸟语花香。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权力很大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主要是江青，看中了这一建筑豪华，环境幽静，风景秀丽，活动空间极大的国宾馆。文革小组的办事机构设在16号楼，组长陈伯达住在15号楼，顾问康生住在8号楼。江青先住在6号楼，后又住11号，再往后住10号楼。张春桥、姚文元合住9号楼。 江青每天下午一时左右起床（这叫早晨起床）。 江青起床前，先打铃通知护士。护士听到铃声，把事先准备好的漱口水、麦片粥用托盘端到江青的床边，轻轻放在她的床头柜上，然后，拉开半边厚窗帘，透进一点光亮。 江青穿着睡袍半躺在床上，护士帮助她漱完口、吃完粥，换上另一件睡袍，由护士搀扶到卫生间解大小便，洗手、洗脸。洗完以后，脱去睡袍，穿上衣服，到办公室看文件。 办公时，江青还吃一次水果。办公的时间多则一个小时，少则几分钟。然后，打铃通知警卫员准备散步。散步除步行外，坐汽车、骑马也算。散完步，到17号楼，不是打扑克，就是看电影，有时还打打乒乓球。 江青下午4时左右回住楼吃午饭，上床睡午觉。6时左右起床后，中央有会去参加会；没有会，看半个小时的文件，又到户外散步或骑马，到17号楼打扑克、打乒乓球。约8时左右回住楼吃晚饭。 晚饭后，江青通常是约上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到17号楼看外国电影。有时还约上影视界的导演、摄影师及著名演员陪看，说是叫他们学习外国的摄影、灯光和表演艺术。看外国的原声影片时，就请来外文翻译，边看边给她翻译。偌大的礼堂，往往只有四五个人看电影，有时只有江青一个人看。有时看一部片子，有时看两部片子，有时抽出几部片子中的几本看。 如果江青出去参加会议，无论回到住处时间多么晚，也要到17号楼看上一两部电影再回住楼睡觉。不想睡的话，再打一两个小时的扑克。大约凌晨4时左右入睡。 一年四季，每天早、中、晚工作人员都要向江青请安。 江青起床时不用力坐起，怕伤了心脏，要护士轻轻把她托起。从里到外的所有衣服包括贴身短裤，都要由护士给她按次序穿好拉平。穿好衣服以后，给她报风向、风力、气温。 给江青穿鞋袜时，她连脚也懒得抬动一下，护士只好跪在地上给她穿。穿快了，她说护士动作粗野，搞得她紧张出汗，于是就破口大骂，说对她没有温柔的感情；穿得慢了，她说护士故意磨磨蹭蹭，有意使她着急出汗，也破口大骂，说是用软刀子杀人。 上床睡觉之前，护士帮江青把所有的衣服、鞋袜脱掉，给她穿上睡袍和拖鞋，小心翼翼地扶她去卫生间，架着她坐在浴盆中特制的木墩上洗澡。洗澡的办法，是让护士拿着喷水蛇管，在其全身均匀喷洒。要求水温不凉不热，水流不急不慢。如果水速快了，她说刺得皮肤疼，水速慢了说是故意使她着急出汗，快慢她都骂人。 江青吃饭非常挑剔，饭菜要清淡，又要有营养。炒菜、烧汤不准用骨头，也不准放味精，说骨头汤里胆固醇高，说味精是化学制品，含有害物质。但是，她又要求菜、汤必须有骨头汤和味精的鲜美味道。鸡蛋只要蛋清，不能有一点蛋黄，说蛋黄有固醇高。雏鸡要半斤的，老母鸡要七至十斤的。鱼要切头去尾，只吃中间的。螃蟹只要公的不要母的，她说母蟹胆固醇高。菠菜要做菜泥，芹菜要抽掉丝，豌豆要剥老皮，绿豆牙要掐掉头和尾。饭菜的温度要求适度，既不能烫嘴，又不能不热。不但要吃中餐，而且要吃西餐。吃点心要法国式、德国式和俄国式的。 喝的水既不能稍微凉一点，也不能烫。有一次，江青要水要得急了，水温稍微高一点，就对护士破口大骂，说故意烫她，把水喷了护士一脸，还用力把水杯摔了个粉碎。 吃水果也要求有一定的温度。苹果和梨，要切成长条，泡在温水里，浸泡到一定温度江青再吃，温度稍不适口就骂个不停。 江青的衣服繁多，样式各异，有中式的、西式的、古式的，一应俱全，并经常翻新。光是大衣就有长的、短的、中的、单的、夹的、棉的，还分便装和军装。她的内衣不知有多少，身上稍有汗渍就要立即更换，每天要换十几次。春夏秋冬，天天如此。给她换内衣也够难的。护士帮她脱掉衣服以后，要用毛巾擦干身子，擦劲大了小了都不行。供她使用的毛巾足有四五百条，都要很松软的。江青无论走到哪里，护士总得背着一个大挎包，里面装的全是衣服和毛巾。 江青特别注意世界名人的穿戴。在电视上，她看到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夫人的衣服很特别，就非常羡慕。有一次，马科斯夫人来华访问，江青为了和她比美，特意叫服装研究部门仿照“唐三彩”，为她昼夜赶制了一件黑色绣花连衣裙和一双云头鞋，还叫有关单位给她特制了三种发型的假发和头套。 江青的住房要求高大、宽敞，还有大卧室、大办公室、大卫生间、大客厅、大餐厅，还有大放映室、大娱乐室。不论在北方或南方，她所住的房子内，冬天必须有暖气，夏天必须有空调，要求保持恒温。室内凡是她能活动的地方，都要求铺上地毯，连卫生间都要求铺满地毯。她说：“在地毯上走有脚步感，如果不小心摔倒了，也不会摔坏。” 江青住室、办公室的窗子玻璃要四层的，窗帘要三层的（纱帘、绸帘和厚绒帘）。室内墙壁、屋顶、窗帘、灯光、地毯以及各种家具等的颜色，都要求有一种柔和的感觉。住进之前，要求用紫外线消毒。 2.11.1.1  江青与骏马 江青生活中消耗的民脂民膏，比之毛主席消耗的民脂民膏，那是九牛一毛而已，然而就这微不足道的一毛，已经足够令我这个经历过穷困至极的毛泽东时代的人感到惊讶。且不说江青住房之大、之豪华，单单江青的玩物——马，就不得了。在钓鱼台国宾馆为江青养马，肯定要建设高级的马厩，安排专门的人员负责养马，马也肯定不是一般的马。马的数量肯定远远不止一匹，理由如下：如果只有一匹马，某一天这匹马状态不好，天天要骑马的江青骑不上马，奴才们还不被江青骂死？鄙人还没有找到江青宠物马的具体数量，只能提供两条参考线索。 线索一、1976年9月3日，江青带上四匹马，乘着有七个客车厢、两个货车厢的豪华专列，第二次窜到大寨。 线索二、刘冰著《风雨岁月：1964—1976年的清华》披露：1976年9月27日、28日，江青带着警卫部队和卡车运输的几匹枣红大马，窜到清华团河农场，一方面拍摄假装劳动的照片，表示她热爱劳动，另方面发表言论：“男的要让位，女的来管理。”“在氏族社会，是女的当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将来管理国家的还是女同志。”“女人也能当皇帝，到了共产主义也有女皇。”为自己当女皇造声势。 2.12 毛泽东是贪污分子、浪费分子、犯罪分子 文革期间几乎人手一册的红宝书《毛主席语录》，第二十部分是《勤俭建国》。抄录几条关于勤俭建国的毛主席语录于下： [要使全体干部和全体人民经常想到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但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 勤俭办工厂，勤俭办商店，勤俭办一切国营事业和合作事业，勤俭办一切其他事业，什么事情都应当执行勤俭的原则。这就是节约的原则，节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中国是一个大国，但是现在还很穷，要使中国富起来，需要几十年时间。几十年以后也需要执行勤俭的原则，但是特别要提倡勤俭，特别要注意节约的，是在目前这几十年内，是在目前这几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 任何地方必须十分爱惜人力物力，决不可只顾一时，滥用浪费。…… 财政的支出，应该根据节省的方针。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反对贪污和浪费的斗争，过去有了些成绩，以后还应用力。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是我们的会计制度的原则。 ] 鄙人读小学、中学时背诵过很多毛主席语录，到现在三十多年过去了，绝大部分已经忘记了，但是，“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和“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我是牢记住了。读者通过前面所叙述毛主席贪钱、贪物、贪吃、贪玩、贪色、贪保健、贪房子、贪茶烟酒八部分，当知道毛主席有非常严重的贪污行为，和非常严重的浪费行为。不言而喻，毛泽东主席是贪污分子、浪费分子、犯罪分子。                                                   第三篇 假象——他是人民大救星 真相——他是人类大灾星 3.1 抗联侵韩 3.1.1 毛主席支持朝鲜侵略韩国 3.1.2  抗击惩罚侵略者朝鲜的 联合国军 3.1.2.1 毛岸英死于滥用特权 贪吃和无知 3.1.2.2  毛岸英参军真相 3.1.3 中国军队一次再次侵略韩国 3.1.4  中国人永远的痛  3.1.4.1 彭德怀秉公招恨、肇祸 3.1.5 中国战俘回国后的浩劫人生 3.2 饿殍真多  3.2.1 大跃进真的饿死过人吗？ 3.2.2  不少地方人吃人 3.2.3  安徽亳县1960年三次调查人口数量 3.2.4  已经公开的全国人口赤字 3.2.5  湖南湘潭、湘乡人口赤字 3.2.6  人口数据打假 3.2.7  饿死人世界纪录 3.2.8  毛统区1960年净减少 一千多万人口的三大原因 3.2.9  “三年自然灾害”的说法是谎言 3.3 文革浩劫之一 3.3.1 破坏一切 3.3.2  非法杀人 3.3.3  逼供、诱供贺龙集团冤案  3.3.4  逼供、诱供 “五•一六”集团冤案 3.3.5  浩劫世界颠倒为常 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开始流传，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十几亿中国人耳熟能详、能唱，1970年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专门从太空中播放，红遍了中华大地的造神曲《东方红》歌中唱道：“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 本书上一篇，揭示了历史真相——毛泽东不为人民谋幸福，只为自己谋私利。在本篇，将揭示历史真相的另一面——毛泽东不是人民大救星，而是人类大灾星。 在毛主席这个大灾星高照中国大陆地区的时候，大陆地区的中国人就过着恐怖的暗无天日的生活。什么是恐怖的暗无天日生活呢？简单来讲就是天空中一片漆黑，而必须赤脚赶路的行路人脚下的路，不但地形复杂，而且荆棘丛生，甚至还有地雷陷阱，身体前后左右说不定什么时候还会突然冒出暗枪暗箭。毛主席造成的暗无天日环境是空前巨大的，不但当时一片漆黑，而且让人不能对光明抱有希望，毛主席明确要求“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明确表示要把祸国殃民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这种人间社会浩劫一次又一次地搞下去。年长一些的人，比如著名作家老舍、著名翻译家傅雷、著名女钢琴家李翠贞、著名革命家周小舟，年轻一些的人，比如著名乒乓球运动员容国团、著名女戏剧演员严凤英、著名女钢琴家顾圣婴、默默无闻的小书生敖乃松，等等，很多在毛主席制造的暗无天日的世界中看不到希望的痛苦而又脆弱的灵魂，只好自杀以求解脱。坚强如彭德怀、刘少奇、陶铸、张志新，等等，其生命也只能在暗无天日的世界上遭受不断迫害而消失。 毛主席祸害人类，其罪行罄竹难书。在这一篇，集中谈三件大事：1950年10月开始的抗联侵韩，1958年开始的毛泽东人祸大饥荒，1966年开始的文革动乱空前大浩劫。 3.1 抗联侵韩 联合国组织成立于1945年夏天，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没有结束。该年6月26日，在美国金山市，《联合国宪章》正式出生。《联合国宪章》开宗明义联合国的宗旨是为了人类和平：“我联合国人民同兹决心，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彼此以善邻之道，和睦相处，集中力量，以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 1988年9月，中国正式申请加入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特别委员会。自1990年开始，中国已经有十几次派人参与联合国的维和行动了。2006年7月26日凌晨，以色列轰炸了联合国驻黎巴嫩维和部队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一处观察站，造成4名联合国军事观察员死亡，其中包括中国军事观察员杜照宇。杜照宇中校是第8位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牺牲的中国军人。8月2日，杜照宇灵柩回到中国，受到隆重庄严的国礼迎接。 现在大陆地区的中国人，应该可以理解执行联合国决议的军人该有多么伟大了吧。 自联合国成立以来六十多年的生涯中，最难受、最痛苦的是1950年至1953年，因为这段时间执行联合国和平使命的联合国军军人大量伤亡。造成联合国军军人几十万人伤亡的罪魁祸首，就是毛主席，他确实是人类的大灾星。 毛主席造成联合国军伤亡惨重，可分为三个时段来表述：①1950年6月25日开始，得到毛主席多方面强力支持的朝鲜发动了侵略韩国战争，救助韩国的联合国军在朝鲜军队的打击下损失很大；②1950年10月19日开始，中国军队执行毛主席命令进入朝鲜抗击惩罚侵略者朝鲜的联合国军；③1950年12月31日开始，中国军队执行毛主席的命令一次再次侵略韩国，与维护人间正义、人类和平的联合国军死缠烂打。 3.1.1 毛主席支持朝鲜侵略韩国 在毛主席多方面强力支持下，1950年6月25日朝鲜发动侵略韩国战争。发动侵略战争以后，朝鲜又以谎言欺骗世界，说是韩国侵略朝鲜，朝鲜为了自保需要动员全民抗敌。 实力强大、计划周密，装备有坦克、大炮、战斗机等重装备的朝鲜人民军势如破竹，6月28日即侵占了韩国首都汉城。只有步枪、机关枪、小炮等轻武器的韩国军队兵败如山倒，虽然后来得到了联合国军的帮助，仍然步步败退，直至退至韩国东南一隅——釜山地区，苦苦支撑。 3.1.2 抗击惩罚侵略者朝鲜的联合国军 1950年9月15日，联合国军发动了在汉城附近地区的仁川登陆战，在被侵占地区的中北部打入了一支强大的楔子，逐步扭转了侵略者朝鲜人民军一直占绝对优势的战局。9月22日，在釜山狭窄的防御圈内苦苦坚持了两个月之久、差点被朝鲜人民军赶进大海的联合国军，反攻突破了朝鲜人民军的阵线，大举渡过了洛东江。9月23日，金日成下达了全线向朝韩边境三八线附近撤退的命令。9月29日，联合国军收复韩国首都汉城。 10月7日，联合国大会以47票同意、5票反对和7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八国提案”，为联合国军越过原来韩国与朝鲜的边境线——北纬三十八度线发放了通行证。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立即向金日成发出了敦促投降的最后通牒：“为了以最少的生命和财产的损失贯彻联合国决议，我作为联合国军总司令最后一次要求你们及你们指挥的军队，不管位于朝鲜的什么地方，都放下武器，停止敌对行动。”同时，由美国骑兵第一师和第二十四师、英国第二十七旅、韩国第一师所组成的部队越过三八线，开始向朝鲜进攻。到10月10日，联合国军北进的部队有：美国第八集团军第一军，第九军，第十军，和空降兵一八七团；另有英国第二十七、第二十九旅，加拿大旅，土耳其旅…… 10月19日，朝鲜首都平壤被联合国军占领。同一天，以彭德怀为司令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实际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正规部队，军人只是执行命令而已，个人主观志愿不起作用。有些军人认为到朝鲜去打仗是“多管闲事”，是“引火烧身”，但也只能服从并执行军令）悄悄渡过鸭绿江，只用了一个多月时间，两次战役，打败了十多个国家军队组成的联合国军。12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9军收复了平壤。西线联合国军迅速从陆路全面后撤至韩国境内。12月24日，东线联合国军也完成从兴南港全部撤出的行动，上了接运的军舰。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成功，很大一个原因是不宣而战，偷偷地大规模出兵，把毫无思想准备、缺少兵员物资准备的联合国军打了个措手不及，这比6月25日朝鲜突然侵入韩国，更加出人意料之外。因为作为面对十几万朝鲜军队压力的韩国军队而言，思想准备应该是有一些的，而联合国军怎么会想到自己在朝鲜执行联合国所赋予的公务的时候，居然会突然遭遇偷偷摸摸冒出来的几十万中国正规军呢？1950年11月2日，中国军队已经狠狠地打了联合国军一闷棍，毛泽东统治区的电台才公开承认中国军队在朝鲜的存在，谎称他们是为了保护水力发电地区的“志愿军”，联合国军受骗上当了，犯了严重的轻敌错误，再次进入圈套，结果挨了更狠的第二闷棍，带着伤病员、尸体退回韩国。 3.1.2.1 毛岸英死于滥用特权贪吃和无知 1950年11月24日早晨，无知的毛岸英无视防空军令，不到防空洞防止轰炸，而是利用毛主席儿子的特殊身份偷偷在房子里点火冒烟用非常非常稀缺的鸡蛋炒米饭吃，被联合国军轰炸机扔下的燃烧弹击中房子，在此关键时刻，无知的毛岸英躲到了床底下，被活活烧死。请看当时亲历此事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作战处副处长杨迪的回忆： 第二天（即11月24 日）拂晓前，我派参谋分头去检查防空落实情况，我自己也准备到重点地方去检查，这时，邓华副司令员派人来找我，对我说：“你到彭总那里去看看，看洪副司令是不是已把彭总拉进防空洞了？”我迅速跑向彭总的防空洞，正看着洪副司令推着彭总进防空洞，并说：“老总，我和您下三盘，今天非赢你不可。”…… 趁彭总和洪副司令正在摆棋子时，我赶快跑去向邓副司令报告。在我路过彭总办公室时，看到烟筒冒烟，立即跑进里面去看看，房里还有三个人正在用鸡蛋炒米饭吃。这些鸡蛋是前一天黄昏，我看到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部派到志愿军任副政治委员的朴一禹次帅（朝鲜金日成是元帅，下有三位次帅）给彭总送来一小筐鸡蛋（约10多个）。这在当时的朝鲜是极难得的，当时彭总已吃过晚饭，还没来得及吃。三人中我只认识成普同志，那两位同志我只知道一位是彭总的俄文翻译，一位是才从西北调来的参谋，他们的姓名我不知道。 我问成普：“老成，你们怎么敢用送给彭总的鸡蛋炒饭吃呢？赶快把火弄灭。”成普说：“我怎么敢呀，是那位翻译同志在炒饭。”我不高兴地说：“你要他赶快不要炒饭了，快将火扑灭，赶快离开房子，躲进防空洞去。” 成普说：“我们马上就走。” 说完，我就向邓副司令的防空洞跑去。 拂晓后，敌人的飞机编队飞临大榆洞上空，也不绕圈子就投弹，第一颗凝固汽油弹正投中彭总那间办公室，敌机群先将凝固汽油弹和炸弹投下后，绕过圈来就是俯冲扫射，然后就飞走了。 我迅速跑出来看看敌机轰炸情况，一眼就看到彭总办公室方向正着大火冒烟，迅速跑去，彭总办公室已炸塌。看到成普满脸黑乎乎地跑出来，棉衣也着了火，我要他赶快把棉衣棉裤都脱了，躺在地下打滚，将火滚灭。(凝固汽油弹，在当时是美空军的一种新式炸弹，用水扑灭不了) 我问成普：“你是怎么跑出来的？”成普说：“听到飞机投弹声，就从你让我打开的窗户门跳出来的。” 我急着问：“那两位同志呢？”成普说：“他们往床底下躲，没有出来。” 我着急地大声说：“他们怎么向床底下躲？一定被凝固汽油弹烧焦了。”我就要随来的参谋赶快去叫警卫营派部队来救火，叫医护人员来救人。 这就是毛岸英同志牺牲的真实情况。 随后，我迅速跑到彭总和洪副司令的防空洞，看到他们很安全就放心了。 我急喘喘地向洪学智副司令报告：“洪副司令，不好了，彭总办公室被炸毁了。” 洪学智副司令急着问：“里面的人都出来了吗？” 我说：“只有成普跳窗户出来了，还有两位同志没有出来。” 彭总和洪副司令一听那两位同志没有出来，就急了，洪学智喊着赶快派人抢救。我说：“已调部队和医务人员抢救。” 洪学智副司令很快向着火的房子跑去，我也跟着跑去。 火扑灭了，那两位同志牺牲在里面了。洪学智副司令很着急地说：“这可糟了，这可糟了！”我听了莫名其妙，又不好问。洪学智副司令要我赶快去报告邓副司令，他去报告彭总。 当邓华副司令等首长听了我的汇报后，都奔向那烧塌的房子，也很着急很悲痛地说：“这可糟了，这怎么交待呀！” 我仍是不明白彭总和其他首长们为何这样着急和悲痛。由此，我突然想起在11月13日志司开作战会议时，彭总严厉批评梁兴初军长，大家都很紧张，都不敢说话，我指地图稍偏了一点，彭总就批评我。唯独那位俄文翻译，年纪轻轻的，在当时会议那样严肃的气氛中，敢在彭总面前说这说那，彭总没有说他什么，而只坐着不吭声，邓华副司令等首长也没有制止他说话。我想，这位年轻同志大概不是一般的翻译。 …… 洪学智副司令请彭总进住流水洞后，彭总表情很沉重严肃，除了看电报看地图和研究正在进行的作战问题外，其余时间就一个人坐着不说话，发闷。其他志司首长也都不像过去那样有说有笑了，在一起只是研究作战问题。 就是平常有说有笑的丁甘如处长，也不说笑了。我实在憋不住了，就问他，我说：“丁处长，今早牺牲的两位同志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由于他们的死而使彭总等首长们都沉浸在悲痛中？还有你也很沉寂了，不和我们有说有笑了，这是为什么？” 丁甘如同志长叹一声，悄悄对我说：“炸死的那位俄文翻译，是毛主席的儿子毛岸英同志。那位参谋是彭总从西北第一野战军刚调来的高瑞欣同志。毛主席的儿子炸死了，这怎么向毛主席交待？老杨，这件事是绝对保密的，因为你是作战处副处长，来问我，我也了解你、信任你，不会乱讲，就告诉你。你一定要遵守纪律，这事在没有正式公开以前，你不准对任何人讲。” 我听后说：“呵，原来如此，请你放心，我绝对遵守保密纪律。”      毛岸英死了是悲剧，但绝非官方宣传的在值班的工作岗位上牺牲。 3.1.2.2  毛岸英参军真相 毛岸英参加抗击联合国军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不是官方宣传的毛主席主动送儿上朝鲜，只是服从组织安排而已。事情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 1950年10月3日，毛主席收到金日成十万火急的求救信：“……急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军作战。” 10月5日，毛主席做出了出兵援助朝鲜的决定。10月6日，解放军总参谋长聂荣臻指示总参作战部部长李涛立刻选调几名参谋人员和一名俄文翻译，并于10月8日随彭德怀赴沈阳，以便与苏联派到中国和朝鲜的军事顾问互通情报。当天，李涛选调了总参作战部一名处长（成普）、两名参谋（徐亩元、龚杰），另由军委办公厅外文处选调了一名俄文翻译刘某。10月7日，李涛当面询问了刘某的个人历史和家庭情况后，认为此人刚从俄文学校毕业不久，尚未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和考验，而我国出兵援朝和苏联军事顾问之间的互相联系是绝对机密的行动，万一泄密后果严重，于是他向聂荣臻建议，此人不宜在彭德怀指挥所工作，应考虑另选一名俄文翻译。聂荣臻再三考虑，当时离出发到沈阳只剩半天时间了，到哪里去挑选可靠的翻译呢？他忽然想起毛岸英会俄语且又绝对可靠。由于时间十分紧迫，聂荣臻也来不及请示毛主席就命李涛马上通知毛岸英到中南海居仁堂总参作战部面谈。可是李涛并不知道毛岸英在什么地方，他只听说在天津，后来才得知毛岸英在北京机器厂工作。经过一番周折，直到10月7日傍晚才将毛岸英接到中南海居仁堂。李涛向他交待了工作任务后，并告诉他明天随彭总出发到东北去。当征求毛岸英的意见时，他立即表示服从党的决定，然后即回毛主席宿舍和家人团聚。 10月8日，毛岸英随彭德怀飞抵沈阳。11月25日，毛岸英死于朝鲜。志愿军司令部当天就给中央军委发了电报，周恩来看了电报，深感惊讶和出乎意外，决定把电报压下，指示机要室人员要严格保密不得外传。一个多月以后，1951年1月2日，周恩来才将毛岸英牺牲的电报送给毛主席。毛主席非常悲痛。毛岸英牺牲的消息在中南海传开以后，在工作人员中引起了震惊和议论。在纷纷议论造成的巨大压力下，当时直接负责抽调指挥所人员的总参作战部部长李涛深感内疚和不安，于是，他给周恩来写了一封检讨信，并说明调毛岸英参加志愿军工作的全过程，该信全文如下： [副主席： 昨天证实毛岸英同志牺牲的消息后，不胜痛念与悼惜。这次派他随彭总赴朝的经过，特就我所知道以及经我办的情况向你报告并请求组织上给我以应得的处分。 彭总临行的前夜（10月7日夜）聂总长交待我给天津黄敬市长，要他立即通知岸英回京，以便第二天清早随彭总飞赴东北（我只知道是去东北）。正在我摇了几次电话未通之时，适李克农同志也来作战室了解情况，他见我在摇黄市长的电话找不着毛岸英，当他知道了要派毛岸英随彭总去东北的事情后，他便马上告诉我岸英不在天津，已经他派到北京机器工厂做工。克农同志并告诉我岸英的电话号码，适岸英同志外出，旋又经过叶子龙的机要室才把岸英接到居仁堂。克农同志还当面叮嘱岸英同志，告已改变了他的任务，要随彭总赴东北，岸英欣然接受了。以后便回主席家里去过夜，第二天便随彭总赴东北了。 这件事，我因系奉聂总长肯定的指示照办的，故此从未想过是否已得主席同意，或是否需要再正式通知主席等问题，至于是否可以改派旁人去则更未设想过。这件事情今天反省起来，内心极其自疚难安。岸英同志为抗美援朝事业而牺牲自属光荣，但在主席方面失一爱子，对他的精神上是极其重大的刺激，特别是肩负全世界和平人类以及劳动人民伟大事业的领袖，由于我们工作中的不慎重，造成他这种不应有的精神上的刺激，毫无疑问是种罪过。因此，我诚恳的要求党给我以应得的处分并请转致主席以深切的悼念之意。 此致 敬礼！                      李涛 一月三日] 几十万普通中国百姓的子弟伤亡在国外——朝鲜、韩国、越南，没听说谁深感内疚和不安。其中的根本差别在这里——毛岸英的命就比别人金贵，他一死连调他的人都得在纷纷议论中内疚不安，并“请求组织上给我以应得的处分”、“诚恳的要求党给我以应得的处分”，可见在这些人心里，毛岸英原是不该死也是不会死的。其实按原来设想——彭总指挥所位置设在鸭绿江北岸我国境内，确实是没有多少生命危险的。 李涛检讨的背面，可以看见毛主席特权思想的影响有多么深远。 3.1.3  中国军队 一次再次侵略韩国 1950年12月31日下午5时，遵从毛主席旨意的中国军队，在彭德怀指挥下越过朝韩边境，侵略韩国。中国战史称之为第三次战役。 1951年1月4日，中国军队侵占韩国首都汉城。1月7日，彭德怀命令停止追击。这时中国军队有3个军进入汉江以南（汉城在汉江的北边），接近北纬三十七度线，主力部队则位于北纬三十八度线以南、汉江以北地区。 1月28日，毛主席命令筋疲力尽、缺粮少弹的中国军队：“……我军必须立即准备发起第四次战役，以歼灭两万至三万敌军，占领大田、安东之线以北为目标……”大田、安东，已经是靠近北纬三十六度线的地方了。 3月20日，中国侵略军被维护人间和平正义的联合国军打回到三八线以北的朝鲜境内。 由于不服输，在毛主席调集兵力、物力大力推动下，也在毛主席的催促下，彭德怀指挥中朝军队在1951年4月22日发动了中国军队的第五次战役，再次侵略韩国，又侵占了韩国的一大片地方。但是已有准备的联合国军的反击力量更加强大，中朝侵略军在5月份被联合国军再次打回三八线以北的朝鲜境内山区。 3.1.4  中国人永远的痛 五十多年来，由于系毛主席家属的原因，毛主席的儿媳妇已经5次到朝鲜扫墓（参见本书2.10.3《毛主席儿媳凭什么到朝鲜祭夫》），还难于完全释放对横死亲人思念的痛苦。那几百万连一次扫墓机会都没有的中国军人死难者亲属们，其心中悲痛之累积，岂是太行、王屋两山可比，只能像得不到神仙帮助的愚公移山一样，子子孙孙永远挖山不止了。 3.1.4.1 彭德怀秉公招恨、肇祸 如果一切按照特权人物毛主席可以得到特殊照顾的惯例，死在朝鲜的毛岸英的尸骨是可以运回国内的，但是被秉持公心的彭德怀给阻拦了，招致毛主席的怨恨。 1954年12月25日，总干部部拟一电稿，拟将毛岸英的尸骨运回北京。秉持公心的彭德怀为此写信给周恩来：“我意埋在朝北，以志司或志愿军司令员名义刊碑，说明其自愿参军和牺牲经过，不愧为毛泽东的儿子。与其同时牺牲的另一参谋高瑞欣合埋一处，似此对朝鲜人民教育意义较好，其他死难烈士家属亦无异议。原电稿已送你处，上述意见未写上，特补告。妥否请考虑。”周恩来于25日在此信上批道：“同意彭的意见。请告总干部部另拟复电。”同时将此件送刘少奇、邓小平阅。后来当彭德怀得知毛岸英遗骨移葬于志愿军领导机关驻地桧仓烈士陵园，墓碑上列叙其生平，但是却没有那个比毛岸英对中国革命贡献更大的高瑞欣的墓时，彭德怀还很不高兴。 把毛主席的儿子看得跟普通老百姓的儿子一样，真诚待人、品德高尚的彭德怀，实在是太不了解品德低劣的大骗子毛主席了，为自己1959年被毛主席清算、打倒以及后面的浩劫人生埋下了深深的祸根。 3.1.5  中国战俘回国后的浩劫人生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0军第180师代政委吴成德，在1951年5月中国军队第二次入侵韩国的战事失利之时没有及时退却而被隔离在韩国境内的吴成德，在与联合国军和韩国军民周旋了14个月以后才被俘的吴成德，在战俘营中自称炊事员武德而拒不承认自己原来姓名、身份而搞得中方谈判代表交换战俘名单时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他的名字的吴成德，在战俘营中积极参加“共产主义团结会”活动、不怕镇压在10月1日坚决升起国旗的吴成德，回国后被自己人以叛党叛国的罪名开除了党籍军籍。 吴成德终日以泪洗面，归来后的公开欢迎与悄无声息的组织处理的巨大反差……他与“共产主义团结会”的所有成员一样，心灵上受到了双重的重创。 吴成德的那些跟他一起被俘归来的难友，绝大多数从昌图返家那一刻起，厄运就在紧紧地缠绕着他们。 凡是回家和工作的归来人员，没有一个不被当地的公安部门“内控”着，他们的人民内部矛盾随时都会变成敌我矛盾，他们过着一种心惊肉跳的日子。 “返回家园与家人团聚，过和平生活！”这是中国战俘1952年4月6日在敌方战俘营，从敌方广播中听到的“金彭声明”中的话，那可是朝鲜领袖金日成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向国际社会做出的庄严承诺。但是，在阶级斗争频繁，归国人员的政治待遇连所谓的地、富、反、坏、右都不如的情况下，他们只能过炼狱人生。 吴成德和6000多战友的生活从没有平静过，每一次运动，每一场风波，他们都要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被俘即叛变”，这是思维极端狭隘的毛氏左家庄思维逻辑，文革风暴来临时，归国战俘们更是雪上加霜。很多人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离家出走，但是在毛统区，任何地方都无法隐藏“战俘”的阴影。在战俘营火烧美军仓库的文化教员张光甫，由四川迁到鞍山；参与领导升旗斗争的连指导员时占奎，从山东逃荒要饭到内蒙古；以及从山西洪洞跑到新疆天山脚下做苦工的538团参谋长，他们都没有逃脱被“专政”的劫难。 再举几个归国战俘受苦受难典型之例。孙振冠很长时间背负着一个“国际间谍嫌疑”罪名；在敌人水牢中英勇不屈的韦光明，“文革”中被乱棒打死；即使是老红军出身的赵佐瑞和郭兆林，也成为“被控制使用对象”，一次朱总司令去本溪视察，他们被故意支开。 万恶的毛泽东时代结束以后，198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1980）第74号文件《关于对志愿军战俘归来人员进行复查处理的意见》下发了。还活着的归国志愿军战俘看见了光明，但是能否得到阳光的照射，还取决于各人的努力与命运。 从1981年春天开始，各地陆续有人得到了复查，恢复了军籍党籍，获得了正常复员转业军人的政治待遇。吴成德1982年8月得到了恢复党籍（从1937年9月算起）、恢复军籍（从1937年8月算起）、恢复副师职、准师级，决定为11级，收回部队、离休安置的查处结论。曾经连续4次坐牢、在监狱中熬过14年、又被群众管制6年的战士级别战俘丁先文，直到1987年，在四川省委落实办公室主任黄启璪的亲自过问和有关方面的认真负责办理下，才落实了政策。丁先文虽然在落实新政策后年过60岁才结婚，但他逢人就说：“错了就改的精神，只有真正的共产党，才能办得到……” 反过来推论，1954年错了以后一错再错一直不改的那二三十年，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了。 假如毛主席不那么好战成性、穷兵黩武、拒绝和平，这一小节及上一小节所叙述的中国人的痛苦几乎不存在，因为无论是死在韩国、朝鲜土地的中国军人，还是暗淡的归国战俘，他们绝大多数都是1951年元旦前夕发动侵入韩国战争以后的牺牲者和战俘。 3.1.6 韩国妈妈的坟墓 一个下着鹅毛大雪的冬天，山势又高又险的某个小山沟里来了两个人。年龄大的是美国人，年轻的是个韩国人。 坟上积了厚厚的雪，墓碑看起来非常简陋。年长的美国人对年轻人说：“这就是你妈妈的坟墓，鞠个躬吧……”年轻人“扑通”一声跪在雪地上。 故事发生在1952年。为了挽回朝鲜战争败局，“联合国军”增援了一批士兵，韦尔森就是其中一员，当时最激烈的一次战斗就发生在这里。 ……撤退途中，韦尔森离大部队越来越远。就在这时，他突然听到了婴儿的哭声，哭声是从一个雪窟窿里传出来的。韦尔森本能地扒开积雪，顿时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在一个母亲的怀里，婴儿大声地哭着。更令人吃惊的是，母亲一丝不挂。原来，这位母亲背着孩子避难的时候，被困在了这个山沟里。为了救活自己的孩子，母亲把自己所有的衣服都给了孩子，然后把孩子紧紧抱在怀里。虽然赤裸的母亲已经死去，但她怀中的孩子却活了下来。 韦尔森被这意外的景象深深感动了。他用野战工具在冰冻三尺的雪地上挖了个坑，把这位母亲埋葬了，然后抱着大哭的婴儿追随大部队去了。战争结束后，他领养了这个孩子，并把他带到美国去抚养。孩子慢慢长大了，韦尔森把当年发生的事告诉了他，并带着他来到山沟里找妈妈。 跪在坟前的年轻人泪水像断了线的珍珠一样。 过了一会儿，年轻人站起身，开始清理坟墓上的积雪。他大汗淋漓地把周围的积雪都清理完，把衣服一件件脱下来盖在了坟墓上，然后扑到坟墓上，说出了长久以来藏在心里的话：“妈妈，这么多年你多冷啊！” 3.2 饿殍真多 按照公安部门的户口登记，1960年底人口比1959年底净减少了一千万，习惯了隐瞒灾难真相、欺骗百姓的毛泽东时代政府，把它作为绝密保存了起来。直到1983年，这个绝密资料才公开。其实1960年净减少人口不止1000万，而且那几年饿死的人达到空前的五千多万，真是空前浩劫。制造空前浩劫的罪魁祸首，就是人类大灾星毛泽东。 3.2.1大跃进真的饿死过人吗？ 在互联网上，我看见了一篇2006年3月24日发表的文章《不但没有饿死三千万, 相反还胀死了不少人》，秉着奇文共欣赏的原则，抄录于下供读者一阅： 西方反华势力在全世界造谣,“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人”.国内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美国走狗也遥相呼应.可是事实上又如何呢? 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王教授说,请大家冷静的想—想，当时中国人口总数是6亿，假定真的饿死3000万人，平均每20个人中就有一人饿死。那将是：“饿殍遍地，野狗成群，四散逃生的难民，抛妻舍子，家破人亡，中国大地满目凄凉。”这是多么凄惨的景象。 现今55岁（大跃进时10岁）以上的人。估计约有4．5亿，他们是那个时代的见证人。 试问，他（她）们有谁见过那种景象呢？没有、没有一个人见过。因为那是谎言。 在4．5亿人众目睽睽之下说谎，可见谎言泡制者是多么的无耻！ 北京大学近代史专家刘先生,为查证此事,向全国各要民政部门发出了30000份问卷进行调查, 结果回复了29888份都回答,就他们当地的情况来看绝无此事. 河南省XX县民政部门的苏先生说,我亲身经历了大跃进,看到的情况正好相反,那几年,发生自然灾难后,由于党和政府但心粮食不够, 所以号召农民多种粮食,结果连高山上都种了粮. 那三年,粮食多得吃不完, 国家又没有足够的钱买下农民的粮食, 结果家家户户的粮食都堆积如山,面对历史上从来没有的粮食大丰收,农民舍不得让其烂掉,只好多吃大吃,有的一天吃四五吨. 刘先生拿出了过去在河南信阳拍摄的照片给我看, 我看到信阳地区的农民满面红光,在阳光的照耀下神采飞扬, 仔细看,他们都有点偏胖. 刘先生回答说, 由于粮食多得吃不完, 信阳地区好此农民吃得多, 结果好多都得了糖尿病, 有的村子,如王家村就有两个农民因吃太多撑死了. 我有个疑问, 我说,刘先生,人民日报曾经也登过说信阳地区饿死了不少人.刘先生很气愤的说,绝无可能,我是一个严谨的学者,我走访过几百个县的民政部门,也跟几千个村的农民交流过,都可以证明, 绝对不存在饿死人的情况. 刘先生拿出一本新书,对我说,这是我的专著"驳斥饿死三千人的弥天大谎",他说,我粗了的估计了一下,由于粮食大丰收,全国农民得糖尿病的大约有八百万左右,由于吃得过饱胀死的农民有八十九万左右.刘先生的话让我对西方反华势力的卑鄙无耻有了新的认识. 唉，如果历史事实真是这样，中国农民多幸福呵，可惜是假的。农民撑死是有的，但不是因为吃多了粮食，而是吃了观音土胀的，还有吃了糠拉不出屎的。 3.2.2  不少地方人吃人 先请看甘肃省通渭县襄南乡黑石头村劫后余生的巧儿女士的一段讲述： 掐苜蓿的人多得很，在我爬到最高的一块苜蓿地的路上，我看见所有的苜蓿地里都有人，长得好的地里有十几个人。经过严寒和饥饿，吃了一冬荞皮和谷衣的人们看见了苜蓿，就像春天赶到绿草地上抢青的羊群，抢着掐嫩芽芽。有的人掐下苜蓿就往嘴里塞，嚼得牙都绿了。 可是，我再也看不见庆祥和吉祥了，也看不见扣儿了。吉祥和庆祥去福利院了，扣儿早就没了。 扣儿殁得太惨了。 那还是我和我娘拆房子卖椽子的时候，庆祥和吉祥到家里来找我，说是拾地软儿去。那些天我们几乎天天拾地软儿（生长在高寒阴湿地区的一种菌类植物，生长在地面上，貌似木耳，但形体小，薄），还叫着扣儿。所以那天我们路过扣儿家的大门，庆祥和吉祥又跑进去叫扣儿了。 我没进去，自从扣儿娘拿灰爪打了我和我娘以后（扣儿娘想打死巧儿或巧儿她娘，然后吃人肉，没有得逞），我再也没进过她家的院子。我害怕扣儿娘。扣儿娘的眼睛红红的，水汪汪的发着亮光。人们都说，吃过人肉的就是那个样子。人们还都说，扣儿兄妹五个人，两个哥哥跟他爸讨饭去了，一个哥哥和一个妹妹死了，白天扔到山沟里了，晚上她娘又抱回来，煮着吃了。 扣儿，扣儿！庆祥喊着跑进扣儿家院子，我从大门口看见他往人住的正房跑去了。像是扣儿不在那间房里，庆祥又出来了，往院旮旯走去了，我看不见了。他弟弟在院子中间站着。但是突然之间庆祥飞一般地跑到院中间来了，拉了一把吉祥说了声走！吉祥差点摔倒，趔趄了几步跟着庆祥跑出大门来了。庆祥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眼睛睁得大大的，脸白得像是抹了石灰。我问咋了，他不回答，只喊跑，快跑！ 我莫名其妙地恐惧起来，也跟着跑。一直跑到喘不上气了，跑到人多的集市上，庆祥才停住脚步。我们都站着喘气，然后庆祥才说了他为什么疯跑！他说他进了正房没找到扣儿，出门一看灶房的门缝往外冒热气，他就又往灶房找去了。一推开门，扣儿娘正烧火哩，听见门响，转过脸来问他做啥？他说找扣儿拾地软儿去。扣儿娘说扣儿去舅舅家了。他有点不信，昨天还一起拾地软儿的，便问了一声扣儿啥时间走的？扣儿娘说今早走的。他又问跟谁走的？扣儿娘说，你问这么详细咋哩？庆祥说，他刚进灶房就闻到一股怪味道，那味道是灶上的锅里冒出来的，锅里咕嘟咕嘟。那气味香得很。但是说着话，他突然看见扣儿的毛辫子搭在水缸边上。他以为扣儿藏在水缸后边了，故意叫她妈说谎话骗他哩，就又喊了一声扣儿并且走过去看，但令他惊愕是水缸后边空空的，就是扣儿的辫子长拖拖地放在水缸盖上。他立即吓出了一身冷汗，腿都软了。后来扣儿娘又扭过脸问他：你站着咋哩？他看见扣儿娘被灶火照得红赤赤的眼睛，吓得他转身就往外跑。 这天我掐了满满一桶桶苜蓿。往常拾地软儿，几个人光顾玩了，今天就我一个人，掐苜蓿掐得快。 我每天回家一推开大门就喊一声娘。每当这个时候，娘总是答应一声： 哎，我的娃，你回来了吗？ 我回来了，我回答。有时候我娘还要说，把桶桶拿过来我看看，我的娃拾了多少地软儿。当我叫她看的时候，她拨弄着地软儿总要夸我几句，说拾了这么多地软儿呀，我的娃长大了呀，有本事了呀。无论我拾的地软儿多与少，她都这样说。 这天因为掐苜蓿掐得多，我有意要给娘炫耀一下，所以使劲儿推开大门，大喊了一声娘，娘却没有应声。 哎，娘怎么没声音呢，是这几天做裤子累了，这阵儿睡着了？这么想着，我就又大声喊道： 娘，我回来了！ 娘还是没有应声。 我心里察觉到有点不对头，噔噔噔几步就进了房子。 娘，你做啥呢？ 进了房子，我又问了一声，因为我看见娘跪在窗前的炕上，像是在从窗棂上往外看什么。几个月了，娘总是佝偻着脊背坐在炕上，手搭在盖着双腿的被子上，有气无力的样子。而她现在的姿式却很精神——她的身板挺得直直的，就像个很健康的人一样。 但是，我的心突然猛地一跳，胸腔里像是有个什么东西突然掉下去了，掉进无底的深渊里去了。 我看见了一样东西—— 一条布带带挂在窗棂上，布带带的两端系在一起。娘的脖子搭在这条布带带上。 娘！我急促地喊了一声，往前扑过去。我的膝盖在炕沿上碰了一下，但我没感到痛；我跪着爬了两步，抱住了娘的腰。我用力往上一举，娘的头就从布带带里退出来了。娘的身体轻得像一包棉花，一团羊毛，我都能抱起来嘛！ 娘没死，我绝对相信娘没死。当我把娘抱下来的时候，娘的脸色还像她平常一样，非常平静。娘的头在布条里套着的时候，她的膝盖还在炕上跪着。只不过她的身体比平常伸得直一些，脖子也抻得长长的；娘在没挨饿的年月里就是这样挺着身板走路，抻着脖子站立，她的脖子平常就显得光滑并且很长。 人们都说，上吊死去的人吐着舌头，面孔非常可怕，因为是憋死的，死前无意识的挣扎是很剧烈的。大人们吓唬小孩的时候都扮出吊死鬼的样子：吐舌头，睁圆眼睛。可娘的眼睛闭着，嘴也闭着，娘的舌头并没有吐出来，脸上的表情很是安详。 我把娘放在炕上，喊娘！娘！我一连声地喊娘，并且摇她的身体。但她一声也不答应，也不睁眼，也不动弹。后来，还是大嫂子经过门前，听见我的喊声走进来看了看，骂我： 瓜子（骂人傻瓜）！三妈走了，你还叫唤啥哩！ 我放声大哭起来。娘真是走了！我想给我娘换一换衣裳，但是她的腿已经僵硬了，弯曲着——还是跪着的那个姿态，怎么也拉不直。娘真的走了！娘的身体太弱了，跪着吊上之后，连本能的挣扎一下的力量都没有，就咽气了。这天晚上，大嫂子叫我到她家去睡，我没去，我说我要给我娘守灵，我一个人在娘的身旁坐了一夜。天亮之后，大嫂子把生产队长王仓有叫来了。王仓有和大嫂子用席子卷住我娘抬出去埋掉了。他们把我娘埋在我大的坟旁边。我听见王仓有说，孽障，这一家人大人没了，娃娃也没了，绝后（家庭没有了男孩子，在农村被称为绝后）了。过了一天，王仓有把我领到襄南公社的福利院去了。 在巧儿姑娘的母亲自杀之前，巧儿姑娘的奶奶、大伯父、大伯母、二伯父、父亲、哥哥已经被这一轮毛泽东人祸夺去了生命。巧儿的奶奶死于饥饿，饿得快死的时候吃了孙儿媳妇拿来的榆树皮做的馍馍，多活了三天，再没吃的了，就去世了。在她死之前，三个儿子、一个孙子都已经殁了：大儿子死在引洮工地，挖土方的时候崖塌下来砸死的；二儿子原在县城当教师，被打成右派分子后送到酒泉的一个劳改农场去了，农场来通知已经死掉了；三儿子在引洮工地干活挣出病以后，马车捎回来没几天就过世了。老人不断接受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精神折磨。巧儿的父亲，老奶奶的三儿子，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儿子死在自己的前面。1959年春，巧儿的哥哥从靖远大炼钢铁回到家，八九月谷子快熟的时候，耐不住饥饿的他钻进地里捋谷穗吃，被生产队长看见，拿棒子打了一顿，打得头像南瓜那么大，耳朵里流脓流血，在炕上躺了十几天就死掉了，那年他整十八岁，还没有成家。巧儿的大娘外出讨饭，听人说饿死在义岗川北边的路上了，叫人刮着吃了肉了。 通渭县第三铺乡槐树湾村的一位老奶奶，与巧儿的奶奶有相似的眼见一个个儿子死亡的痛苦，当她听到一个儿子因累而病得以从华家岭工地回家但是还是因饥饿而死亡的时候，在院子里跪下，把头磕得咚咚响，呼天抢地地哭：我这辈子做啥孽了，我的儿子一个跟一个地不行了。 邓自力（邓小平堂弟，1958年中共四川省泸州地委第一书记，1960年被冤枉为跟彭德怀一样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职下放农村劳动）著《坎坷人生》写道：“后来，卖人肉吃人肉的可怕的事也发生了。宜宾市就发生了将小孩骗到家中，整死煮熟后作为兔肉到街上卖的事。谣传吃人肉能治肿病，于是有肿病的人就从死人身上取下些肉煮食之。”“长宁是个烂摊子，二十多万人口就饿死了七万多。” 邓自力说“谣传吃人肉能治肿病”，其实不是谣传，而是有科学道理的。吃粮食、吃猪肉都可以治疗肿病，何况人肉？只是有违人不应该吃人肉的人性就是了。 大饥荒时期担任信阳专署秘书的余德鸿，忆述“信阳事件”时谈到：“人吃人的情况几乎是村村有之”。 鄙人还亲耳听人讲过发生在广东省英德县大镇公社父亲吃儿子的故事。饿得接近死亡的父亲，知道自己再不吃点有营养的东西必然死亡，自己死亡以后，也是饿得接近死亡的3岁儿子必然死亡，因此，他采取了非人性的行动，把幼小的儿子杀死，吃了，他自己的命保下来了。 中国有句古话：虎毒不食子。但是在毛泽东人祸的地区，母亲吃女儿、父亲吃儿子都出现了，真是人间浩劫啊。在缺少人性的毛泽东思想毒害下，在消灭人性的政治运动肆虐下，夫妻反目、父子相残早已经浮现为正常态，这时食物极度缺乏，父亲、母亲把自己的儿子、女儿吃掉以自保也就不足为奇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现人吃人的现象，刘少奇是很痛心的，他说：历史上人相食，是要上书的。我当主席时，出了这种事情。 3.2.3  安徽亳县1960年三次调查人口数量 梁志远，1930年生，安徽亳州人。1948年参加革命，195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三年“大跃进”期间，先后任亳县人委（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中共县委农村工作部生活福利科科长。他根据保留下来的近百万字的《农村工作笔记》，就“大跃进”在亳县的一些情况作了一次回顾，下面是节录其中的一小段： [1960年5月上旬，县委为了对死亡人数做到有数，要我安排一个大队进行人口死亡比例调查。我分姓名、性别、年龄、死亡时间、死亡原因等内容拟好提纲，交县委生活检查组王心斋等人去古城公社李沃大队调查。该大队原有3130人，1960年1月1日到5月8日共死亡771人（不含外流死亡在他乡的），占总人口数的25.3%。我向县委汇报后，县委认为“死亡比例太大，选点不准，重新选点调查”。接着由县委书记亲自选点，以十河公社十河大队为中等大队，我派县委生活检查组李运曾等人前去调查，结果该大队从1960年1月1日到5月15日共死亡901人，占总人口数2980人的29.15%。1960年底，我又在双沟公社王阁大队调查了偏重的大王、支庙等6个村庄，它们原有127户，共575人，两年死亡239人，占原有人口的41.5%，死绝的18户占原户数的13%。其中小李庄原有75人，死亡36人，占原有人口的48%；小许庄65人，死亡32人，占原有人口的49%。] 3.2.4 已经公开的全国人口赤字 按照1983年解开绝密才公开的人口数据，整个毛泽东统治区，1960年净减少人口1000万（67207万-66207万），1961年净减少人口348万（66207万-65859万）。各省人口灾难差别很大，有的省出现了人口赤字，有的省没有人口赤字。 下面展示十三个省区1960年的人口赤字数据： 河北12万（3791万-3779万）。江苏44万（4290万-4246万）。安徽384万（3427万-3043万）。山东185万（5373万-5188万）。河南161万（4979万-4818万）。湖北21万（3173万-3152万）。湖南123万（3692万-3569万）。广西33万（2205万-2172万）。云南17万（1912万-1895万）。贵州101万（1744万-1643万）。四川277万（6897万-6620万）。甘肃49万（1294万-1245万）。青海11万（260万-249万）。 上述13省区冀、苏、皖、鲁、豫、鄂、湘、桂、云、贵、川、甘、青合计，1960年净减少人口1418万。 我看过的一些不带统计数据的书籍、资料，都是把河南当作人口损失最大灾区来说事的，殊不知在公开数据的连续人口减少数量排行榜上，河南176万（1959年4979万—1961年4803万），排在四川622万（1957年7081万—1961年6459万）、安徽439万（1959年3427万—1961年2988万）、山东234万（1958年5422万—1960年5188万）、湖南184万（1959年3692万—1961年3508万）之后，只能列第五名。在人口连续净减少比例的排行榜上，河南3.53%，排在青海21.15%、安徽12.81%、四川8.78%、贵州6.88%、甘肃6.41%、湖南4.98%、山东4.32%之后，只能列第八名。 3.2.5  湖南湘潭、湘乡人口赤字 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彭德怀、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的家乡湖南省湘潭县，是毛泽东人祸大饥荒重灾区： 1958年净减少人口23062（743353-720291），比1957年底人口净减少3.1%；1959年净减少人口15428（720291-704863），比1958年底人口净减少2.14%；1960年净减少人口13663（704863-691200），比1959年底人口净减少1.94%。 1958至1960年毛泽东人祸大跃进期间，三年时间湘潭县净减少人口52153。 湘潭县旁边的湘乡县，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陈赓、谭政的家乡，1958～1962年5年内共出生48533人，死亡92823人，自然负增长44290人。 3.2.6  人口数据打假 以1964年7月1日0时为标准时间的第二次人口普查，不包括港澳台地区的全国人口数为694581759人，这应该是一个比较可信的人口数据。如果以万人为单位四舍五入人口数，1964年7月1日0时人口数可记为69458万人。普查人口数69458万，比之1963年底人口数69172万，结论1964年上半年增加了286万人，比之1964年底人口数70499万，结论1964年下半年增加了1041万人。1964年上半年人口增加量286万，仅仅是下半年人口增加量1041万的27.47%，明显是不合理的。由于下半年刚刚搞完了人口普查，可以推断1964年底人口数据的可靠性非常高，人口数据的虚假，肯定发生在这次人口普查之前。 1964年上半年，除了西藏之外的毛泽东统治区共出生13546122人，可以记为1355万人，怎么可能才增加人口286万呢？上半年不可能死了一千多万人。由于我在《中国人口死亡数据集》和其它资料上都没有找到1964年上半年的死亡数据，对1964年上半年的人口增加只能进行推理分析了。 1962年死亡率1.002%，1963年死亡率1.004%，1964年死亡率1.15%，1965年死亡率0.95%，1966年死亡率0.883%，1964年凸现为死亡率高峰年，这是难以想象的。中共主动安排1964年上半年结束的时间为人口普查的标准时间，可以想象1964年上半年中华大地已经完全走出人口减少的沼泽地，属于人口平安发展时期。我取1964年前面2年和后面2年的死亡率平均值0.95975%，作为1964年的死亡率，以1964年中人口普查的69458万乘于死亡率，得1964年死亡数666.6万，就算上半年死亡334万人，那么上半年实际增长1355-334=1021万，比下半年实际增长的1041万已经少了20万，但是比虚假的286万还是多了735万。由此可知1963年底毛泽东统治区的在册人口数69172万中约有死魂灵（在此借用果戈里著名小说《死魂灵》中死人在活人册的概念）735万。 这735万死魂灵，如果全部是1960年、1961年人口灾难高峰时留下来的，那么可以算出1960年、1961年毛泽东统治区实际减少人口1348+735=2083万。 死魂灵主要集中在华东区和中南区。山东、安徽、江苏、福建、江西、河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肯定有大量死魂灵。 因为1964年中人口普查数低于1963年底人口数，一眼可以看穿有大量死魂灵的是山东（1963年底5585万，1964年中人口普查5552万，1964年底5606万）、安徽（1963年底3232万，1964年中人口普查3124万，1964年底3181万）、福建（1963年底1678万，1964年中人口普查1676万，1964年底1704万）、河南（1963年底5036万，1964年中人口普查5033万，1964年底5099万）。这四省合计有死魂灵350万以上。 因为1964年上、下半年人口增长数差别很大而可以判定有死魂灵的是江苏（1963年底4441万，1964年中人口普查4450万，1964年底4512万），江西（1963年底2101万，1964年中人口普查2107万，1964年底2144万），湖南（1963年底3715万，1964年中人口普查3718万，1964年底3785万），贵州（1963年底1704万，1964年中人口普查1714万，1964年底1752万）。广东、广西由于行政区的变化，人口普查数据单独对谁都不行，我只能联合分析。广东、广西、海南合计：1963年底6313万，1964年中人口普查6364万，1964年底6470万。两广地区1964年上半年增加人口53万，下半年增加人口106万，这是不合情理的，可以想见1963年底的人口数约有五十万的死魂灵。 我家乡广东兴宁，1963年底人口数据613997中，我估计有死魂灵八千多（1963年底人口数613997，1964年中人口普查数614415，1964年底人口数623293，上半年增长418，下半年增长8878，这是不合情理的）。 其实还有不少出生不久就死亡而没有上户口也没有进入死亡统计的中国人。 3.2.7  饿死人世界纪录 《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是举世公认的权威书籍。中国国家图书馆有原版的GUINNESS WORLD RECORDS 2001，如果翻译成中文就是《2001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在该书第185页有这么一段文字： MOST PEOPLE KILLED IN A FAMINE Between 1959 and 1961, approximately 40 million people died of starvation in northern China. 把这段英文翻译成中文就是： 杀死人最多的一次饥荒 在1959年到1961年之间，在北部中国大约有4千万人死于饥饿。 —————– 据我的研究，得出结论：1958～1962年毛泽东统治区21个省区（川、甘、陕、鄂、豫、皖、苏、鲁、晋、冀、辽、吉、黑，滇、黔、湘、桂、粤、赣、闽、浙）饿死约5220万人。其中有土地在长江以北的13个省（川、甘、陕、鄂、豫、皖、苏、鲁、晋、冀、辽、吉、黑），1958～1962年饿死约3880万人，与吉尼斯世界纪录基本吻合。 3.2.8  毛统区1960年净减少一千多万人口的三大原因 1960年大量饿死人以致净减少一千多万人口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好大喜功的毛主席仍然热中于继续玩“跃进游戏”，念念不忘钢铁产量继续创记录，从而能够在外国人面前神气一把，在历史书上大书一笔。这是在他非常清楚当时整个毛统区到处缺粮、到处饿死人的时候玩游戏的行为。 1959年底，毛主席身边几名休探亲假的警卫战士，奉毛主席之命顺便调查和汇报农村实情，他们带回来农民吃的糠菜窝头。当已经捂馊的糠菜窝头交到毛主席手中的时候，毛主席受到震动。但是，1960年1月中共中央在上海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1960年继续“大跃进”。会议提出这样的论点：资产阶级能够实现大跃进，无产阶级为什么不能！现在有些人不相信我们，到1972年我们钢达到一亿五千万吨，把世界各国都抛在后面，他们才会相信我们。这种不顾国家生态灾难、人民生命灾难口气冲天的疯狂论点，除了毛主席，人世间好象没有第二个人能说得出来。 1960年7月，毛主席发出再发动群众大炼钢铁的指示，钢铁跃进人祸进一步发展，参见本书5.4《毛主席说“十年搞一亿吨，上天”》。 1960年大量饿死人以致净减少一千多万人口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二，是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毛主席倒行逆施地下令将已解散的食堂重又建立，并没收自留地和家畜、家禽，使下等毛奴的生存空间更加恶劣、狭小。说到底，他们饿死是由于毛主席造成的人祸而不是天灾。 1960年3月6日，中共中央批转《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要求各地仿行。贵州省委的报告说：全省农村公共食堂有13万多个，多数办得好，少数不好。看起来，现在富裕中农同我们作斗争的主要矛头是针对食堂，所以食堂是必须固守的社会主义阵地。失掉这个阵地，人民公社就不可能巩固，大跃进也就没有保证。省委决定整顿食堂，扩大规模。毛主席为主的中共中央的《批示》说，贵州省委这一报告，是一个科学总结，可以使我们在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事业中，在5年至10年内，跃进一大步。因此，应当在全国仿行，不要例外。 1960年3月18日，中共中央转发《八个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河南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和《1959年底全国农村公共食堂情况》，作出关于加强公共食堂领导的批示。 毛主席在《八个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一文中加写了一些批语：“像河南、湖南、四川、云南、贵州、上海、安徽七省市争取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到食堂吃饭，当然更好。”“中央认为，这个问题，必须坚决地逐步地实行解决，一律按照河南、湖南、四川、云南、贵州、上海、安徽七省市的办法去办为好。”“用植物秸、杆、根、叶大制淀粉，是一项大发明，全国一切公社，都应推行。” 1960年大量饿死人以致净减少一千多万人口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三，是1959年、1960年毛统区不但基本不进口粮食，反而大量出口粮食。1959年已经大范围饥荒，但是净出口了415.55万吨（出口415.75万吨，进口0.20万吨）粮食，进出口量之比为1：2079；而到了天天都有几万人饿死的1960年，仍然净出口了265.41万吨粮食（出口272.04万吨，进口6.63万吨），进出口量之比为1：41。大饥荒时期两年净出口的680.96万吨（136亿192万斤）粮食，如果送给饥民每人每天400克，足以让2332万人熬过两年的730天。但是，毛主席不给毛奴粮食，而是要求毛奴推广“用植物秸、杆、根、叶大制淀粉”食用。 直到1960年12月30日，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公开表示赞成陈云进口粮食的意见。对此，当时在粮食部工作的杨少桥有过回忆，他说：“进口粮食这个措施是我们当时不敢设想的，当时一些人认为吃进口粮是修正主义。决定进口粮食是由陈云同志提出、总理同意的，可能总理也跟主席讲了，并且很快就决定了。从决定进口到第一船进口粮运到天津只用了一个月时间，可见事情办得是很果断很迅速的。”1961年6月30日以前抢运到国内的215万吨粮食（43亿斤），就避免了京、津、沪、辽和重灾区粮食脱销的危险。 3.2.9 “三年自然灾害”的说法是谎言 由于毛主席好大喜功、任意胡为而造成的1960年前后饿死五千多万中国人的灾难，当政者使劲遮掩，杜撰了一个有时间有原因的组合式名字——“三年自然灾害”，从根本上否决了“人祸”的存在。到现在2008年，有些文章还在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必须告诉读者，“三年自然灾害”的说法，是谎言，是转移目标、张冠李戴、李代桃僵的谎言。 若问那三年有自然灾害吗？当然有。九百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华大地，不可能每一寸土地都风调雨顺。那么应该做总体性的统计分析。 金辉对根据全国120个水文站点历年的水文气象档案资料编制而成的《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等级资料表（1895—1979）》中的资料，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得出了非常直观、明确的结论：不论与其他任何灾年或是常年比较，1959～1961年三年灾难时期全国的气候都可以说是天公作美，甚或“历史上的最好时期”。 请看金辉所作的一些具体分析过程： 先定义旱涝指数，把正常或旱涝相当定为0度，偏旱定为1度，旱定为2度，偏涝定为-1度，涝定为-2度。120个水文站的总指数和平均指数越趋近于0，则说明全国的旱涝大趋势越接近于旱涝相当或是不旱不涝的正常年景。下面是1959、1960、1961三年的一些数据： 1959年总指数为-9，平均指数-0.075，其中旱的2度站为13个，它们是长治、洛阳、郑州、信阳、德州、临沂、荷泽、苏州、宜昌、汉中、安康、万县和昌都；偏旱的1度站为25个。2度站、1度站合计38个。涝的-2度站13个。旱、涝站合计26个，为总站数的1/5强。 1960年总指数为+11，平均指数+0.092，其中旱的2度站仅为8个，即大同、临汾、郑州、屯溪、邵阳、百色、汉中和铜仁；偏旱的1度站为44个。2度站、1度站合计52个，说明1960年偏旱的地区较常年为多。涝的-2度站14个。旱、涝站合计22个，不到总站数的1/5。 1961年总指数为-1，平均指数-0.008，其中旱的2度站15个，开原、沈阳、朝阳、赤峰、南阳、信阳、济南、安庆、郧县、沅陵、喀什、康定、重庆、铜仁和贵阳；偏旱的1度站29个。2度站和1度站合计44个，稍超出总站数的1/3。涝的-2度站12个。旱、涝站合计27个，不到总站数的1/4。 作为对比，在此之前的年份：1958年总指数为-21，平均指数-0.175；1957年总指数为+25，平均指数+0.208；1956年总指数为-55，平均指数-0.458；在此之后的年份：1962年总指数为-31，平均指数-0.258；1963年总指数为+13，平均指数+0.108；1964年总指数为-49，平均指数-0.408。 还可以比较一下真正大旱大涝的年份。大洪水年1954年，总指数为-79，平均指数-0.658；大旱年1965年，总指数为+95，平均指数+0.792；大旱年1972年，总指数为+97，平均指数+0.808。 通过上面的数据，不难得出如下结论：1959～1961年间，中国大地风调雨顺，旱涝态势相当正常。并且可以说，其正常的程度甚至令人吃惊。通观《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等级资料表（1895—1979）》，像1959～1961年间连续三年平均指数都没有溢出±0.1，再也找不着第二组来。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谎言该结束了。因为从1957年冬天毛主席推行大跃进运动开始就是毛泽东人祸，所以称之为“四年人祸灾害”肯定没有问题。 3.3 文革浩劫之一 大革文化命的十年，毛主席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带来了灾难，给中国人带来的，除了灾难，还是灾难。请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大辞典》第580～581页《“文化大革命”》条目下的记载：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由毛泽东错误发动……给中华民族带来严重灾难的政治运动。全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两次会议分别通过《5•16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对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和“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进行斗争，……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被鼓吹到狂热的程度……。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决议，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运动，是一场自上而下、空前绝后的“群众运动”——毛主席运动亿万中国人走入疯狂，走入浩劫——将人类这种动物做人的道德从亿万中国人的灵魂和肉体中同时铲除，将他们彻底变成没有灵魂的毛主席的工具——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有些人残留了一点做人的灵魂，面对这种人间浩劫就很痛苦了。 3.3.1  破坏一切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林彪照本宣读经过了毛主席审阅的发言稿。林彪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们的毛主席。毛主席是统帅。”钦定发言稿借用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大破“四旧”（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口号，煽动、支持红卫兵的破“四旧”行动。从19日开始，在毛主席幕后指挥下，北京首先发起“破四旧”行动，随即传遍毛泽东统治区。 “破四旧”运动对中华文明的破坏是巨大的，大量文化设施被破坏，大量文物被毁灭，非物质性的老字号全部被消灭，从名字开始外观全改，内部制度也改。 具体一小点来看，北京天文馆名为《中国古代天文神话》的壁画被铲除了，这是一幅从规模看在“新中国”首屈一指的壁画。 具体一点来看，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孔子故居、孔庙和孔林，共计被毁坏文物6000多件，其中古书2700多册、各种字画900多轴被烧毁，历代石雕1000多座被砸毁，属于国家一级保护的文物珍品70余件。 具体一区域来看，北京市1958年第一次文物普查中保存下来的6843处文物中，就有4922处被毁掉，占总数的71.93%。 放眼毛统区，沿京沪线来看：在北京，“东安市场”被改名为“东风市场”，“协和医院”被改名为“反帝医院”，“蓝天时装店”被改名为“卫东服装店”，“全聚德烤鸭店”被改名为“北京烤鸭店”……在天津，“劝业场”被改名为“人民商场”，“北洋纱厂”被改名为“四新纱厂”，纱厂商标“金三鼎”也被改成“工农”牌……在苏州，“采芝斋糖果店”被改名为“红旗商店”……在上海，“大世界”的招牌被拉下，“徐重道”、“雷允上”、“邵万生”、“吴良材”等老字号，纷纷更改店名……；转看沪广线：在杭州，以苏东坡名字命名的东坡剧院、东坡路和西湖苏堤等，都被换上了“具有革命意义”的名字，沿用了300多年旧称号的“张小泉”剪刀店被改为“杭州剪刀店”……在南昌，“黄庆仁药栈”被改名为“灭资药店”……在广州，“陶陶居”酒家的职工铲去了康有为提写的招牌，改成“东风楼”……面子面子 1966年8月至9月，北京市被非法抄家的有33695户，上海市被非法抄家的有84222户，苏州市被非法抄家的有64056户。从北京、上海、苏州的被非法抄家数据，我发现非法抄家的比例从上到下有愈演愈烈之势，到下面越发厉害。无数收藏在民间的金银财宝、古玩字画、古旧书籍，被狂热崇拜毛主席的红卫兵执行的非法抄家行动收集起来，或化私为公，或转换主人，或被砸被毁。不少红卫兵将抄来的金银首饰私入自己的口袋。在毛主席第二次、第三次接见红卫兵时，不仅游行队伍路过天安门广场出现了遗落的黄金，连天安门城楼上也留下过红卫兵失落的金砖。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市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抄走黄金10.31万两，白银34.52万两，现金5545.99万元，文物和玉器等61.36万件，古旧图书235.7万册 ……破四旧运动中很多人损失惨重，但是毛主席大有收获，参见本书2.2《毛主席贪物》。 在北京，大学者、大作家钱钟书先生的头发被人剃掉纵横两道，现出一个光秃秃的“十”字；他的夫人、著名作家、翻译家杨绛先生，遭到得势非凡的大姑娘手中杨柳枝的鞭打，8月27日晚上被剃光了半个头，成了所谓“阴阳头” 。在四川金堂县城厢镇，诗人流沙河先生一边被红卫兵逼着戴着三尺高帽游街，一边默念：“你们践踏国法!你们践踏国法！”劫难过后痛苦直书：“小小寰球，只有一个国家是这样，在每一个省、每一个市、每一个县、每一个镇，在同一段时间，用高帽子羞辱数十万人于阳光之下，岂但史无前例，而且世无双例。华夏子子孙孙，永其毋忘：这是国之耻！这是人之羞！” 流沙河先生所书还是轻的，他没书写“神州大地无数奉公守法的公民们被非法抄家、被非法殴打、被非法剃阴阳头、被非法羞辱、被非法杀害。”在“破四旧”运动中，有形有价值的物质被破坏，无形的文化传统被破坏，做人的道德、法律更是被破坏殆尽。 鄙人所作史诗性诗词《满江红•第二轮空前浩劫》曰： 小小广场，发酵出无数罪孽。破四旧，破坏一切，罪大恶极。非法抄家到处是，焚烧字画和书籍。看五千年文明扫地，毛欢喜。 多少事，本应实；说假话，逞一时。看泽东得志，肆意妄为。倒行逆施五七校，兔死狗烹下乡去。十年文革个人成就，毛惬意。 3.3.2  非法杀人 1966年，在毛主席8月18日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后，无法无天搞破坏的“破四旧”运动在毛主席的幕后指挥下疯狂流行于毛泽东统治区。 为了暴行顺利进行，毛主席在8月21日、22日给军队和公安人员分别下令，不准他们制止学生：“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放空枪进行威吓也绝对不允许”。8月23日，毛主席说：“北京乱得不厉害”、“北京太文明了”，当天下午红卫兵就到北京市文联制造打人、烧物的劫难。全国文联副主席、北京市文联主席、著名作家老舍，在遭到毒打和侮辱后，第二天到离家不远的太平湖投水自尽。 深刻领会毛泽东思想的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对下属说：“打死人的红卫兵是否蹲监？我看，打死了就打死了，我们根本不管。”“不能按常规办事，不能按刑事案件去办。”“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拘留起来，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过去规定的东西，不管是国家的，还是公安机关的，不要受约束。”“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跟他们取得联系，和他们建立感情，供给他们情报，把五类分子情况介绍给他们”，“和他们商量，当参谋。” 于是，在“破四旧”的队伍中，出现了这样的阵容：街道干部、派出所干警带路，红卫兵冲进去打人、抄家，警察在外面袖手旁观，以防被打者反抗。 在毛主席、谢富治的煽动和怂容下，北京市非法打死人的情况极为严重。从8月24日至9月10日为主的半个月内，共非法打死1772人，其中崇文区139人、东城区116人、西城区333人、海淀区124人。大兴县13个公社、48个大队，红卫兵非法杀害“四类分子”（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及其亲属325人，其中既有八十岁的老翁，也有出生仅仅38天的无知婴儿，有22户被杀绝。 1967年，湖南省南部的道县，遵照毛主席最高指示“专政是群众的专政”建立了很多“贫下中农法院”，两个多月的时间，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枪杀、刀杀、沉水、炸死、投岩洞、活埋、棍棒打、绳勒、火烧、摔死）杀死4193人，被迫自杀326人，合计4519人。 上面的例子，不过是管中窥豹非法杀人的罪孽而已。 3.3.3 逼供、诱供贺龙集团冤案 为了制造冤案，专案组人员可以进行无所不用其极的刑讯、逼供、诱供和制造假证，这在某个范围成了公开的秘密。下面介绍一点虽然有名但并不是非常有名的贺龙集团冤案的制造细节，让世人、后人见识一下毛泽东时代的历史风采： 专案人员在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的床头吊了一个300瓦的大灯泡，不交待“贺龙乞降通敌情况”就折腾得他整宿整宿不能睡觉；总参作战部长王尚荣被整天罚站，不准解小手，硬逼他交待所谓的“贺龙罪行”；装甲兵副司令员顿星云拒绝参与诬陷贺龙和许光达，被专案人员猛一拳打瞎了一只眼；成都军区司令员黄新廷通宵达旦罚跪，半边脸被抽打得黢青乌紫，骨瘦如柴，便脓流血；工程兵副司令员谭友林被连续几昼夜地突击审讯险些死于狱中…… 一位瘦小体弱的将军已经被罚站23个小时了，浑身一软便栽倒了。一个块头很大的专案人员走向前，拧住他耳朵将他拎起来，可手一松，他又像一摊泥似地瘫痪下去。一旁的好几个专案人员冲上去用翻毛大皮鞋猛踢他的小腿，疼得他抱住腿满地乱滚哇哇直叫，直到他喊了声“我交代”，那急雨般飞踢来的“翻毛脚”才收住劲。一个专案人员将一支笔往他手里一塞，诱供说：“好好坦白，那天是个节日！” “五一？” “妈的，不对！” “那就是‘七一’？” “还不对！再想想，是个很大的节日！” “那就是‘八一’了！对，‘八一’建军节，我们军队的重大的节日！” “还是不对！不过差得不很远了，再给你30秒钟考虑！” “难道是‘十一’？” “唔，到底是哪天？说！” “‘十一’，是‘十一’。” “好吧，那你写下来！” 专案组人员认为这是“斗争的需要”，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被迫害得最苦最惨的是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大将，那些打手故意将面条倒在楼梯上，逼迫许大将趴下去舔了吃，并放肆呵斥说：“你中央委员有什么了不起？你大将有什么了不起？我们想什么时候斗你就什么时候斗你！”他的专案组组长、装甲兵保卫部副部长薛振光，在审讯时攥紧拳头带头朝许光达当胸一拳，打手们纷纷赤膊上阵，几次打得许光达昏死了过去……专案组对许光达实行车轮式滚动审讯。一次，两个都身高一米八以上大块头，一左一右地反拧住许光达的胳膊，将他的腰摁弯了九十度，主审人硬要他承认是“贺龙兵变总参谋长”，许光达据理力辩，坚决不承认，那个姓党的打手一拳又一拳地猛打许光达的腹部，边打边狂叫：“我干脆让你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来算了！”两人中一人打累了，另一个上。几年之后，两打手之一就因为“反许有功”，被提升为副军长。……许光达的身体终于被彻底摧垮了！1969年5月23日，许光达已报病危。专案组仍加紧审讯。5月31日，许光达已卧床不起，专案组还将他拖下地向毛泽东的像请罪。1969年6月3日，许光达在既无医务人员看护、又未获准亲属陪护的情况下，死于病房厕所的马桶上。只隔6天，即6月9日，被折磨得骨瘦如柴不成人样的贺龙元帅于上午8时多送到三0一医院，于下午2时也离开了人世…… 都是如此这般专案组的罪恶纪录！！ 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同志的谈话中坦率承认：“我看贺龙同志（被）搞错了，我要负责任呢。”对贺龙“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贺龙不好呢”，“不过这个人经常身上有武器。” 3.3.4  逼供、诱供“五•一六”集团冤案 文革中无中生有的冤案多如牛毛，涉案人数最多的，是“五•一六”集团冤案，涉案被冤枉处理的人数高大几百万之多（具体数据未见披露），与之相比，涉案几十万人的“内蒙古人民党”冤案（34.6万人受诬陷。由于刑讯逼供，有11622人被迫害致死），涉案几万人的“冀东党”冤案（22600余人受到迫害，2670人被迫害致死），就是小巫见大巫了。下面简单介绍一下“五•一六”集团冤案的来龙去脉。 1967年9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经过毛主席审阅的姚文元的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文末有一段毛主席所加但是与该文本身毫无关系的话：“5•16的组织者和操纵者，是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彻底揭露”。文章发表后，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批判和清查“5•16”的运动。经毛主席批准，1968年中共中央成立了清查“5•16”专案小组。1970年3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查“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江青等人提出，凡是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人民解放军、指向革命委员会之一者，即为“5•16”分子。这样，就使得与首都红卫兵5•16兵团毫无组织关系的数百万干部和群众在清查运动中受到处理。1971年2月8日，中共中央又发出通知，对清查“5•16”运动提出新的要求。清查运动在许多单位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结束。 钱钟书先生、杨绛先生的女婿得一，就冤枉死于清查“5•16”分子的逼供过程中。杨绛回忆说： 我们“连”是1970年7月12日动身下干校的，上次送默存走，有我和阿圆还有得一。这次送我走，只剩了阿圆一人；得一已于一月前自杀去世。得一承认自己总是“偏右”一点，可是他说，实在看不惯那伙“过左派”。他们大学里开始围剿“五一六”的时候，几个有“五一六”之嫌的“过左派”供出得一是他们的“组织者”，“五一六”名单就在他手里。那时候得一已回校，阿圆还在工厂劳动；两人不能同时回家。得一末了一次离开我的时候说：“妈妈，我不能对群众态度不好，也不能顶撞宣传队；可是我决不能捏造个名单害人，我也不会撒谎。”他到校就失去自由。阶级斗争如火如荼，阿圆等在厂劳动的都返回学校。工宣队领导全系每天三个单元斗得一，逼他交出名单。得一就自杀了。 得一之死，可以管中窥豹清查“5•16”运动的可怕。 文革期间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所工作的孟祥才，被逼供、诱供成了“5•16”集团的政委。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通过他们几天的逼供，我隐隐感觉到他们已经掌握了别人“交代”的关于我的所谓材料，肯定给我安上了重要职务。凭我在大批部组织中的地位，大概应该是“部长”之类。我于是交代自己的职务是“宣传部长”，他们说我不老实，我又说是“作战部长”，还说我不老实，我想干脆说大一点：“参谋长。”仍然斥责我“不老实”。我就再给自己升一级：“副司令”。谁知还对不上号。这时我只得说：“你们认为我是什么就是什么吧。”我这种态度自然又被斥之为“十分恶劣”。可是我实在不知道他们要我当个“五•一六”的什么官，就只能以沉默对抗了。这时他们启发说：“你们‘五•一六’不是按军队编制吗？军队里边两个最大的官是什么？”我说：“一个是司令，一个是政委。”他们说：“对。傅崇兰是司令，你就是另外那个最大的官。”我心里既好气又好笑，你们早告诉我是“政委”，这连夜“熬鹰”的罪不就免受了么。我于是当上了“五•一六”的政委。 孟祥才是幸存者，他所在学部近十人死于非命。 3.3.5  浩劫世界颠倒为常 毛主席1965年6月26日发出指示:城市里的医院应该留下一些毕业一、二年，本事不大的医生，其余的都到农村去，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卫生部党委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提出《关于把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的报告》。《报告》说，今后要作到经常保持1/3的城市医药卫生技术人员和行政人员到农村，大力加强农村卫生工作。还好，《报告》对毛主席的指示虽有所执行还是打了折扣，如果完全按照大灾星毛主席的指示执行，毛统区的医疗事业就不必想进步了：硬件条件较好的城市医院留下一些软件不足的医生，软件条件较好的医生则被赶到硬件条件很差的农村去。一年后，医疗事业倒退的怪事发生了：1966年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规定：“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这一表述后来被概括为“斗、批、改”。毛统区发生大规模非法揪斗干部、群众、知识分子，否定科学、文化、艺术，破坏合理的规章制度等行动。专家、学者几乎全部被打倒。在医疗卫生系统而言，就出现了被打倒的医生擦洗厕所、护士给病人看病甚至上手术台给病人做手术、厕所清洁工当医院院长的怪事，请看因名人而曝光的两例： 1974年12月开始秘密进入毛主席保健医生队伍行列的姜泗长教授，几乎给所有的中共中央高层人物看过病，包括林彪、江青、康生，是一个水平非常高的医生，文革开始后姜泗长经历了扫地、擦洗厕所（不能戴手套，戴手套是资产阶级作风）、隔离审查、当护士的漫长岁月，他以前手下的护士则上手术台给普通病人做手术。 2003年面对突如其来的非典型性肺炎，因为仁心、仁术、实事求是而闻名全球的著名医生钟南山，就曾经在厕所清洁工院长的领导下工作。2005年以纯粹医生身份而不是官僚身份破例当选中华医学会会长后，钟南山接受采访时说：“那个时候在医院里头，一个厕所的清洁工可以当院长，那个我们也是拥护啊，因为他是在底层嘛，越是底层越革命嘛，这都是讲假话嘛，心里头不会那么想”。 随着文革浩劫的发展，人类大灾星毛主席祸害中国医疗事业的思想进一步贯彻到位，甚至还有所发展。1976年，安徽省凤阳县全县实行赤脚医生与医院卫生人员对流制度，医院医护人员到大队当赤脚医生，大队赤脚医生到医院当医生，时间一年左右，定期轮换。 第四篇 假象——领导全国抗日的领袖 真相——感谢日寇侵华的混蛋 4.1  日本侵华简史 4.1.1  日本侵华 给毛主席带来的好处 4.1.2  抗日：中国人一定要 记住的惨案 4.1.3 侵华日军 在湖南施暴的有形结果 4.2  对八路军平型关伏击战、 百团大战的否定 4.2.1  1945年清算百团大战 4.2.2  1959年清算百团大战 4.2.3  1967年清算百团大战 4.3  毛主席感谢日寇侵略中国 4.3.1千余日本战犯免予起诉 4.3.2 毛主席关照 提前释放日本战犯 4.3.3 毛主席强奸中国民意 放弃对日索赔 歌颂毛主席是抗日领袖、抗日英雄的书籍、文章很多，下面选互联网上文章《毛泽东在抗日战争中的伟大作用》的开篇与结尾，展示一下盲目崇拜者塑造出来的毛主席的抗日领袖、抗日英雄形象该有多么伟大： [在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到来之际，我们更加缅怀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奋斗终生，并做出最伟大贡献的民族之魂毛泽东。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要突出世界各国人民的作用，突出社会主义的作用，突出中国人民的作用，突出中国共产党的作用，要特别突出毛泽东的作用，这些突出应该成为左派的共识。 ……毛泽东是中国抗日战争的灵魂、发动机和指路明灯。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的日子里，我们更加深切地怀念我们的领袖毛泽东，他的英名和业绩，将与日月同辉。] 哈哈，毛主席太伟大了，可惜是假的。真的如何呢？ 毛泽东借日本鬼子侵略中国之势（毛主席说：“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国内有国，蒋、日、我，三国志”），壮大了以自己当主席的共产党力量，所以他非常感激日本鬼子侵略中国。 4.1 日本侵华简史 1868年日本明治天皇开始改革，史称明治维新，岛国日本的国家实力渐涨，地域辽阔的近邻中国，成为其侵略扩张国策之下的最大受害者。1894—1895年，日本侵略中国，中国打输了，双方签订了《马关条约》。中国赔了二亿两白银给日本，还割让了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和澎湖列岛给日本。由于俄国、法国、德国的干预，日本退还了辽东半岛，但是向中国索取了三千万两白银作为“赎辽款” 。白花花的二亿三千万两白银，相当于当时日本举国四年多的财政收入。 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队发动了侵略我国东北的事件，由于民国政府首脑蒋介石想集中力量剿共，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的策略，东北地区被中国守军东北军放弃，日本军队一个星期就几乎占领了整个东北地区，然后在1932年3月扶植起了一个傀儡——满洲国政府。 1932年1月28日，因为四个月前用一个星期占领了中国东北地区、此时号称四个小时占领上海地区的日军进犯上海。受到不执行上峰不抵抗命令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广东军的坚决抵抗，战争演变为持久的大规模阵地战。“一•二八”淞沪抗战，打击了日本的侵华气焰，迫使日本暂停了侵略步伐。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队在北平西南的宛平城挑起事端，中国国民革命军29军奋起反抗，史称七七卢沟桥事变。8月13日，日本军队向上海发起了进攻，国民革命军组织了淞沪抗战，投入兵力达60余万人，作战中伤亡达25万余人。11月12日，上海失陷。 1937年12月13日晚，中华民国首都南京失陷。侵略者日本军队在南京地区无恶不作，大肆奸淫掳掠。日本军人疯狂屠杀中国人，在持续三个月左右的时间里，杀死三十五万被俘的守军和无辜平民，全市房屋三分之一被烧毁。 由于中国幅然广大，迁都到重庆的中华民国政府，一方面所受来自东面的战火压力较小，另方面又在西部得到美国、英国从印度、缅甸送来的物资帮助，更无投降之意，使得日本的侵华战争旷日持久，日本人遂决定切断中国的生命线。1941年12月8日（夏威夷时间７日），日本联合舰队向美国珍珠港反动了突然袭击。12月23日，日军轰炸机空袭了缅甸首都仰光。1942年1月、2月，国民革命军第6军、第5军、第66军合计9个师10余万人陆续进入缅甸与日军作战。中国远征军在国外抗击日本侵略者征途之艰难险阻，更甚于在国内抗击日本侵略者。中国远征军第５军第200师，在缅甸同古保卫战中，面对４倍于己的日军的疯狂进攻，在师长戴安澜的指挥下，与日军展开了拼死争夺，毙伤日军4000人，自身伤亡2500余人。尽管如此，中国远征军在强大的日军持续打击下，遭到重大损失，最后仅剩４万余人，大部于1942年6月撤回国内。中国西南唯一的国际通道被日军切断，并且日军从中国西部侵入云南境内。 1944年4月至8月，日本军队打通了从北平到武汉到广州的南北交通线，中国的铁路线基本上全部落入日本军队的掌控之中。 1945年8月6日，美国在日本广岛投掷了第一颗原子弹。7日，美国又出动400架大型轰炸机对日本本土进行日夜轮番的轰炸。9日，日本长崎又遭到美国第二颗原子弹的摧毁；同一天，苏联军队从东、西、北三面长达4000多公里的战线上向驻扎中国东北的日本军队发动了猛烈进攻。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停战诏书》的形式，正式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 在美国军队、苏联军队的直接大力打击下，日本的侵华战争稀里糊涂画上了句号，中国人稀里糊涂得到了抗日战争胜利的结果。 4.1.1  日本侵华给毛主席带来的好处 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了湖南农民暴动，失败后转移到湘赣交界的罗霄山脉，与井冈山上土匪王佐结成一体。由于江西省内的国民革命军实力有限，进剿效果难以恭维，红军的地盘不断发展。在相继打败了不服管辖的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所辖部队以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从1930年11月开始调集大部队对江西的红军进行围剿。 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队侵略中国东北地区，中日两国之间的国际矛盾、民族矛盾急剧上升为民众关心的主要话题，国内政治势力之间的矛盾变成次要，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策略的国民政府无疑大失民心、有失军心，这样，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割据的地方压力骤减，有时间和精力玩点新花样了。1931年11月，中共建立了国中之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瑞金，毛泽东当上了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主席”从此诞生，逐渐取代了“毛泽东”。这是毛主席从日本侵华行动中得到的第一个实实在在的好处。 1932年国民革命军十九路军为主的“一•二八”淞沪抗战，迫使日本暂停了侵略中国的步伐，国际矛盾重要性下降，国内矛盾重要性上升，国民政府又可以集中力量剿共了。1933年9月，蒋介石亲任总司令，调集100万军队，向中央红军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围剿”。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转移。11月中旬，红军冲出湘江边的第四道封锁线后，8万多人的兵力已经减少到了3万余人。 1935年10月，各地逃脱国民革命军“围剿”的红军一、二、四方面军汇聚到陕北的部队，总共才3万人，其控制地盘上的人口才一百多万。 1936年2月，毛泽东、彭德怀率领工农红军改名而来的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一方面宣传“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主张，一方面招兵买马，一举两得。这是侵华日军在东北、华北的存在被毛主席利用来大做政治文章。 1936年12月，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策略的蒋介石，到西安督促东北军领袖张学良、西北军领袖杨虎城加紧“剿共”，12日被厌恶内战、希望抗日的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抓了起来，史称“西安事变”。蒋介石被迫接受了停止内战的主张，准备联合共产党的红军一起抗日。 1937年7月7日，侵华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讲话，表示“卢沟桥事变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不久共产党的红军被编入国民革命军序列，原来受政府军围剿的共产党军队，从此以合法的地位出现在世人面前。这是毛主席从日本侵华行动中得到的第二个实实在在的好处。 奉行毛主席的指示“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国内有国，蒋、日、我，三国志”、挂名国民革命军的共产党部队，追随日本军队的步伐，进入沦陷区开始了全新一轮的发展壮大。对于策划了平型关伏击战，并且组织了共产党属下武装力量百团大战狠打日本鬼子的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毛主席恨之入骨。 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的时候，共产党的八路军、新四军正规部队发展到了百万规模，占领了一亿人口的地方。这是毛主席从日本侵华行动中得到的第三个实实在在的好处。有了百万正规军，就有了与国民政府争天下的硬资本了。 日本侵略者其实还给共产党、毛主席送来了更有价值的软资本。中国古话“逐鹿中原”，言简意赅地表明了中原地区在中华大地的政治意义、军事意义无以伦比。在日本侵华战争中，抗击日寇的主要力量国民革命军，被日本军队逐步打到中国的西部地区，甚至到国外缅甸抗击日寇，而追随日寇占领地盘的毛主席领导的军队，却一直在中原地区活动，从而让毛主席在中原地区大得民心。这是毛主席从日本侵华行动中得到的第四个实实在在的好处。 4.1.2  抗日：中国人一定要记住的惨案 张卫波编著《抗日：中国人一定要记住的惨案》书中，叙述了侵华日军在1932年至1943年间制造的十一大惨案。鄙人将其少量节录于下： 一、东北血泪：抚顺平顶山惨案 1932年9月15日，农历中秋节，一路辽宁民众抗日自卫军大刀队，在攻打抚顺时，烧了抚顺市南郊平顶山的日军配给店等设施。日军对平顶山人民进行了惨无人道的报复。16日，全副武装的日军对平顶山的中国人进行了屠杀。据统计，在抚顺平顶山，共有3000多名无辜平民被日军枪杀，400多户人家几乎绝户，800多间民房被烧毁。除此之外，日军当天还在平顶山附近的栗家沟、东西千金堡屠杀了180余名百姓。 二、秘密武器：罪恶的细菌战 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侵华日军在中国的14个省（市）77个县（区），使用毒气2091次，造成80000多人伤亡，同时，至少有27万无辜平民因细菌战而死亡。 三、晋北血案：天镇城惨案 天镇城位于山西省最北部，地处山西、河北、内蒙三省（区）交界处。1937年9月21日及其后几天，2300余中国人饮刀喋血死于侵华日军的屠刀之下。 四、燕赵悲歌：阴雨霏霏成安城 成安县位于河北省东南端，全县108村，人口不足10万。1937年10月24日（农历九月二十一），日军攻破成安城。据统计，日寇残杀我无辜百姓5300多人，仅城内就有3718人被残害，22户被杀绝，1200间房屋被烧毁，财物被抢劫一空。 五、人间暴行：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 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占领了中华民国首都南京。一场空前劫难随之降临。日军占领南京后的疯狂大屠杀历时长达六个星期之久。除了集体屠杀中国军民达19万人以上之外，零散地屠杀也超过了15万人。他们两人一伙，三人一群，到处乱窜，逢人便杀，见房就烧，见财物就抢，捉住女人，先奸后杀。 六、鲁南烽火：临沂大惨案 1938年4月21日，在台儿庄大战遭到重创的日军第五师团所属国崎旅团攻陷临沂城，之后大肆烧杀。 惨无人道的日本侵略军在临沂城的血腥大屠杀持续时间之长、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西门里大公巷一少女，被日军轮奸后又用刺刀刺死。老营坊巷东一女青年，被敌人轮奸致残后死去。日军从南门里一杂货店院里的防空洞中搜出20余人，当场全部用刺刀刺死……全城被害群众计2840余人，加上沿途杀戮，共达3000人以上。日军在进行血腥大屠杀的同时，还纵火毁城。从火神庙以西、槽王庙前玉聚福街东、洗砚池以南，北到石碑坊、畅家巷至刘宅一带，大火一直延续六七天，整个城西南隅化为灰烬。南关老母庙前、阁子内外，房屋全被烧光。至于其他财产的损失，更无法统计。 七、粤东冤魂：惠州大惨案 在抗日战争时期，广东省惠州城先后四次沦陷，侵华日军占领惠州期间，大肆烧杀、奸淫、抢掠，无恶不作，仅1942年2月4日第三次沦陷的头三天，日军就屠杀居民3000人以上。惠州四次沦陷，日军总计屠杀居民5000余人。 八、烈火余生：潘家峪惨案 潘家峪位于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县城东北三十公里处，坐落在燕山山脉腰带山东麓。抗战爆发前，这里已经有220户人家，1700人。1941年1月25日（农历腊月二十八），日伪军进行了一次有预谋、有计划的大屠杀，杀戮我爱国同胞1230人，烧毁房屋1100间。 九、陪都血难：重庆大隧道惨案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由于南京、武汉相继陷落，重庆于是成为国民政府的战时首都。为了摧毁中国的抗战意志和决心，促使国民政府屈服投降，日军从1938年10月开始，对重庆进行了空前野蛮的轰炸。 到1943年8月，日机共空袭重庆达218次，出动飞机9513架次，投弹21593枚。在日机的疯狂轰炸下，重庆人民伤亡惨重。其中1941年6月5日晚上的防空大隧道惨案，窒息致死市民2000多人，是日机轰炸过程中大后方发生的最惨痛的事件之一。 十、窒息记忆：北疃毒杀惨案 北疃位于河北省定县城东南60里，北靠沙河，有200多户人家，是定县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地带。因此，在日军看来，北疃村是眼中钉、肉中刺，不去不快。1942年5月27日，日伪军共2000余人，围袭北疃村，并不顾国际公法，对我钻入地道躲避的平民百姓和部分县大队武装人员，施放毒气，兼之枪杀、刺杀、砍杀、烧杀，共残杀我国同胞800余人，这就是震惊华北的“北疃毒杀惨案”。 十一、湖滨浩劫：骇人听闻的厂窖惨案 厂窖又名汉太垸，原属汉寿县，后划归南县。它由众多小垸组成，总面积50多平方公里，位于烟波浩渺的洞庭湖西北岸、南县的西南角上，三面环水，形如半岛，为扼守洞庭西北水陆的要冲。这里土地肥沃，物产富饶，盛产稻米、棉花、菜油、鲜鱼，是典型的美丽富饶的江南鱼米之乡。1943年5月9日，日军15000余人合围厂窖地区，仅三天三夜，便惨杀我同胞3万人以上，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湖滨浩劫――“厂窖惨案”。 4.1.3  侵华日军在湖南施暴的有形结果 日本侵华，造成中国全方位、大范围的巨大灾难。由于感谢日寇侵华的毛主席出自湖南省，在此特辟一小节介绍一点湖南人遭受日本侵略的灾难。希望几千万湖南人当中仅仅只有一个毛主席是感谢日本鬼子侵略中国的混蛋、坏蛋。 陈先初著《人道的颠覆——日军侵湘暴行研究》，引用大量史料展示了很多日军奸淫湖南女人的悲惨故事，还有湘北、湘西、湘南以及长沙附近的浩劫，鄙人不可能一一抄录，仅仅抄录几组冷冰冰的数据如下： 临湘县，据统计，沦陷期间，境内被日军杀害者多达25905人，全县总人口比战前减少7万人。另外被抢走粮食32.2万担，棉花2.52万担，耕牛、生猪各5万余头。 岳阳县，据不完全统计，日据时期，全县被烧毁民房9.8万余栋，被杀死、烧死和奸淫致死者达4万余人，被掳失踪与受战祸拖延而冻死、饿死、病死、吓死的人，更难以统计。 湘阴县，遭受前所未有的损失，据战后湖南省政府统计，湘阴四次沦陷期间，共计死亡74940人，伤207206人，财产损失达法币17544541元。 平江县，遭受前所未有的损失，全县58个乡镇中，有53个乡镇被日军兽蹄践踏，据不完全统计，先后死于敌寇之手者达12853人。仅时丰乡普义村一个村，就有270人被杀害，30多名妇女被强奸，80多人次被抓扶役，另被毁坏房屋722间，抢走耕牛77头，生猪228头，损失价值达811000元（法币）。 在日寇制造的两次浩劫中，滨湖11县（华容、南县、安乡、汉寿、沅江、石门、澧县、临澧、常德、桃源）共死亡民众131900人，受伤38085人，被掳83497人，被奸35185人，因奸致死4237人。除民众受害外，另有房屋73383栋被焚，粮食损失16589483石，耕牛损失86512头。 攸县，据统计，从沦陷到光复，历时一年零四个月，其间日军各种暴行导致境内民众死伤者数达39647人之多，其中死亡18463人，财物损失则不计其数。这是攸县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劫难。 根据全省各县汇报数据： 湖南人口伤亡2622383人，其中伤1702298人，死亡920085人；财产损失12192210270264元，其中直接损失11504405560497元，间接损失687804709767元，其损失之巨，为全国各省之冠。 日寇投降之前一年多，长沙《大公报》1943年12月24日以大标题《敌寇暴行亘古未有  冤仇血债刻骨铭心》，报道日军在常德的暴行。 我希望中国人不要忘记中国人所受日本鬼子侵略、蹂躏的灾难，更希望湖南人不要忘记湖南人所受日本鬼子侵略、蹂躏的灾难，绝不能像毛主席一样认贼作父、成为感谢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侵略的大混蛋、大坏蛋。 4.2  对八路军平型关伏击战、百团大战的否定 在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打击日寇最有名的战斗有两场——1937年9月的平型关伏击战，和1940年8月发动的百团大战。在准备借助日寇打开国民政府地盘然后自己随后进入沦陷区扩展地盘的毛主席眼中，这两场战斗都是错误的，因而加以否定。毛主席说：“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国内有国，蒋、日、我，三国志。” 4.2.1  1945年清算百团大战 对于策划了平型关伏击战，并且组织了共产党属下武装力量百团大战狠打日本鬼子的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毛主席恨之入骨。1945年2月彭德怀回到延安，受到毛主席的当面责骂，还受到毛主席组织起来的人马的批评。 毛主席的猎犬兼看门狗康生，在1942年、1943年延安整风时收拾不够崇拜毛主席的人的时候已经充分展示了其凶恶特点。在1945年华北工作座谈会上，康生狗仗主势气势汹汹地向彭德怀发起猛攻：“你在抗战开始时执行的是王明路线，你不懂根据地建设的规律，不发动群众，你组织的百团大战，过早地暴露了我军力量，把日军力量大部吸引过来，帮了国民党蒋介石的忙……”群起而效之，几乎全场一致批判彭德怀指挥的百团大战。时隔半个多世纪以后，薄一波还深刻地为自己在华北工作座谈会上没有据理反驳表示愧疚、遗憾。他说：“我和杨尚昆、安子文同志都是参加了并且完全赞同百团大战的，可是在这种气氛下，未能起来据理反驳，内心深感不安和愧疚。” 华北地方军队同志座谈会（简称华北座谈会，或者华北工作座谈会），从1945年2月1日开始，断断续续共开会40余次，直到7月25日，彭德怀根据大家的批评再次做了自我总结与检查。至此，1945年清算百团大战的闹剧才算结束。 4.2.2  1959年清算百团大战 1959年7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毛主席清算彭德怀打击日本鬼子的旧账。 毛主席说：镇压反革命，杀一百万，极有必要。1957年右派进攻，反了右派，反造不起来了。打蒋介石十年，都打红了眼；抗日一来，蒋介石突然漂亮了。不知道这是暂时朋友，不久以后的敌人。 林彪说：平型关吃了亏，头脑发热，是弼时作的决定。 毛主席：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国内有国，蒋、日、我，三国志。 林彪：百团大战是大战观念。 毛主席说：“三个师只32000人，号称四万八。当时打大仗观念转不过来，本应该分散发动群众。” 彭德怀说：“百团大战后，才搞武工队。这一仗是帮了蒋介石的忙，但对以后整伪军有好处。华北会议，斗了我，以后对守纪律比较注意。 …… 毛主席亲自出手，林副主席帮手，还有一大群见风使舵落井下石的大人物，彭德怀被彻底打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舞台。 对于日本天皇在美国、苏联强力打击日本本土以及日本军队的压力下于1945年8月15日发布终战诏书，中国人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日寇投降了，毛主席一直是很遗憾的。 1959年8月17日，庐山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毛主席再次谈话，明白透露其借“抗日”夺权的策略：“（抗战胜利后国共和谈期间）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是为了争取时间，准备夺取政权。日本投降早了一点，再有一年我们就会准备得更好一些。” 4.2.3  1967年清算百团大战 1965年，文化大革命前夕，毛主席己经暗地里派他的走狗江青，秘密布置姚文元炮制批判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尽管当时毛主席的真实意图可能连姚文元都不很清楚，但文章的批判锋芒直指彭德怀。 为了完全避免倔强的彭德怀的反抗影响操作，毛主席撒谎说，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彭德怀、黄克诚、习仲勋等人不宜留在首都，提议分配他们到外地，挂职下放。 在毛主席用哄骗手段摆平了彭德怀让他接受去西南的同时，彭德怀专案审查委员会的栽赃陷害工作也加紧进行。专案委员会下属的专案办公室写出了《彭德怀反党问题审查报告》第五稿，并进行了讨论：“彭德怀和黄克诚这些人是反革命、阶级敌人”，专案审查委员会“实际上是审查反革命，审查他们的反党、里通外国、搞颠覆活动，要这样来写（审查报告）”，“审查委员会的任务不是证明谁正确，不是审查他们的翻案有无根据，而是进一步审查他们的反党罪行”。 彭德怀到成都前，中共西南局就确定了一条原则，有关军工生产建设的情况不让彭德怀了解，有关这方面的会议他不能参加，还不能让他参观军工厂。他外出时，得有一名局长陪同，以便监视他的活动情形。 1965年11月30日，彭德怀坐33次列车抵达成都。安顿下来后，他翻阅来成都前后积压未看的报纸，看到11月30日（正是他到达成都的日子）《人民日报》转载上海《文汇报》于11月10日发表的姚文元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看着看着，他一下把报纸摔在桌上，盛怒难当，说道：“简直是胡说八道!” 彭德怀被清除出了北京，毛主席可以放心发动祸国殃民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了，激活盲目的崇拜者采取疯狂行动，运动亿万中国人，那是毛主席的拿手好戏。 1966年10月24日召开中央汇报会上，毛主席将彭德怀和高岗、饶漱石扯在一起，认为彭德怀发动“百团大战”是搞“独立王国”。由于毛主席钦定了性质，毛主席的走狗们、爪牙们领会此最高指示，以此为理由，加紧了对彭德怀的迫害。 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社论说：“从1965年10月起，毛主席亲自发动的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海瑞罢官》的批判……为大规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作了舆论准备，打开了通路。” 在“文革”中，无限忠于毛主席的红卫兵批斗彭德怀，逼他承认罪行，问他为什么组织“百团大战”，说他的居心是为了暴露我军的势力，好给国民党蒋介石帮忙。彭德怀不承认，造反派将他打翻在地。彭德怀一边翻滚着，一边大吼：“我有罪，我的罪在于我打死了几万日本鬼子，我的罪是我打跑了蒋介石……” 1967年7月19日，无限忠于毛主席的红卫兵组织——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在批斗会上将彭德怀打成了重伤。彭德怀胸部疼痛，呼吸困难，痰吐不出来，不吃饭，不起床。 7月23日，二六七医院为彭德怀作出X光检查报告：一、右第五肋骨中段骨折；二、右第十肋骨末端可疑不全骨折；三、右胸角内少量积液（血）；四、左肺下叶部分不张；五、胸腰椎老年性增生性脊椎炎。彭德怀疼得哼哼不止，哭泣，一夜没睡觉。 7月26日，彭德怀再遭红卫兵的毒打。晚8时15分回到囚房躺下，自言自语地说：“这怎么得了啊！今天打得太严重了，扭得手痛，都木了。上次打的那骨头也都痛了。”“打！把我打死算了。他们拿棍子打我，把我背上打坏了，我脱了衣服你看看吧。” …… 4.3  毛主席感谢日寇侵略中国 毛主席感谢日本鬼子侵略中国。毛主席说：“那些日本人实在好，中国革命没有日本人帮忙是不行的。”日本人对毛泽东说：“对不起，侵略你们了。”毛泽东答：“不，你们帮了大忙了，日本的军国主义和日本天皇。”“我们搞了一个百万军队，占领了一亿人口的地方，这不都是你们帮的忙吗？”如此认贼作父的言论，毛泽东觉得仅仅与日本恩人谈了还不够意思，1970年12月18日与美国朋友斯诺谈话时重述了一遍。与斯诺的谈话记录出来以后，毛泽东批示“照发”，然后居然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在1971年“印发党的基层党支部，口头传达至全体党员，并认真组织学习，正确领会主席谈话精神。” 4.3.1千余日本战犯免予起诉 外交部1956-1960年形成的档案，经解密后60%已于2006年5月10日正式向社会开放。 在这批档案中，一份1956年7月15日发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免予起诉决定书》，披露了中国政府对犯下战争罪行的日本战犯未加起诉、从宽处理的缘由。 《决定书》指出，按照日本战犯所犯罪行，本应提起公诉，交付审判，予以应得的惩罚。“但是，鉴于日本投降后十年来情况的变化和现在的处境，鉴于近年来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关系的发展，同时，姑念该犯在关押期间悔罪表现较好，或者是次要的战争犯罪分子”，最高人民检察院根据中国有关对日本战犯按照宽大政策分别予以处理的精神及相关规定，决定对小羽根建治等328名在押战犯从宽处理，免予起诉即行释放。 记者了解到，最高人民检察院先后分三次发布对日本战犯免予起诉的决定书，对1017名日本战犯免予起诉，宽大释放。 4.3.2 毛主席关照提前释放日本战犯 毛主席于1956年11月18日接见日本冈山学术代表团时也谈到日本战犯问题，表示“目前中国老百姓对释放日本战犯的事，在感情上还不能接受，需要等待较长的时间，老百姓生活提高了，感情转变了，那时再行考虑。若是生病的，可以提前释放”。对于代表团团长提出“冈山县战犯木神原秀夫(细菌战犯，判13年)现在有很重的肺病，其妻携子三人在日本靠织毛衣过活，生活很苦，希望能提前释放。”对此，毛主席特别嘱咐外交部人员特别进行调查。日本代表团成员十分感激，表示他们不知道日本人民听到这样的消息将如何感激。 毛主席感谢日本鬼子侵略中国，日本人感谢毛主席宽待日本战犯。 4.3.3 毛主席强奸中国民意放弃对日索赔 为什么现代中国人那么恨日本鬼子，是因为侵略中国的日本鬼子造成了中国人的巨大伤害，从有形的物质伤害，到无形的心理伤害，让有良知的中国人铭刻于心。后来担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负责人的著名作家老舍先生，早在1938年初于汉口写的文章《此仇必报》中，说得明明白白： [什么仇都可解，惟有日本与我们这笔血账永不能忘记。……战争本是兵对兵，将对将；可是这次日本轰炸的是后方，杀戮的是民众，奸淫的是良家妇女，甚至于连老人、小孩也随手刺杀；这不是打仗，而是灭种灭族。此仇不报，难以为人。……起来吧，有血性的人们，挺起腰来，为死了的报仇，为人类扫除禽兽。] 老舍的言论，表达了广大中国人对日本侵略者的普遍民意。从上面两小节可以知道，日本战犯在1950年代就被毛主席指挥下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免于起诉了，送回日本去了。 1972年9月，遵照对日本鬼子感恩戴德的毛主席的旨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声明，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受到质疑的时候表示，此事不是他的个人意见，是毛主席和中央作的决定。一切决定于毛主席，中共中央不过是毛主席的一件衣服而已。穿哪件衣服，或者干脆不穿衣服，决定于毛主席。毛主席发出的最新最高指示，有时轰轰烈烈直接传达到大街小巷、广大农村，就是毛主席连中央文革这条裤衩也不穿赤裸裸直接指挥亿万中国人的丑恶表演。 日本人对毛主席的回报也是巨大的，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而这个政府，实际上是奉毛主席为主子，并且其全体工作人员都必须明确表示要永远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主席，而不是忠于国家、忠于人民的奴才政府。 四万万中国人，在美国人、苏联人的支持帮助下好不容易打赢了一次日本，得到一次极好的索取战争赔偿的机会，也是一次惩罚侵略者的机会，也是一次心里平衡的机会，就这样被毛主席为了个人报恩和政治交易强奸中国民意放弃了。 在感激日本鬼子的毛主席的愚弄与重压下，无数在日本侵华时期的直接受害者，或者愚昧地稀里糊涂过日子，或者被迫长期忍气吞声，直到毛主席死了十多年后，中国人对施害者日本人索赔的声音才逐渐响起。但是由于永远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主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已经宣布了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不出面支持正义的民间索赔行动，使得中国民间的索赔，显得特别人单势孤，结果自然是难上加难，无论是被抓到日本受苦受难劫后余生的劳工，还是被日本鬼子发泄性欲受尽侮辱的慰安妇，我没有听说有索赔成功的。 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是很难的，前有不愿承担责任的日本政府，脚下有缺钱行动的障碍。尤其是诉讼费用，开支何止百万，全靠民间集资，谈何容易。 2007年4月27日，日本最高法院以个人没有索赔权为由，驳回中国“慰安妇”、日本侵华期间中国受害劳工案等共5起诉讼请求。日本最高法院此次最终裁决的基本法律依据，就是毛主席强奸中国民意、代中国人做主、向自己的日本恩人买好的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中有关中国放弃战争赔偿的条文，所以驳回这些中国受害者原告提起的诉讼。 就算抗日战争结束六十多年后，当年侵华日军遗留在中国土地上的弹药和化学武器，仍然还在祸害中国人。2003年8月4日发生在齐齐哈尔的化学毒剂泄漏事件的元凶，就是侵华日军遗留的芥子气毒气弹，造成1人死亡，43人受伤。2007年5月4日，齐齐哈尔市发现两枚侵华日军遗留的芥子气毒气弹。所幸这次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第五篇 假象——理论的巨人 真相——实践的侏儒     5.1 中南海炼钢 5.1.1  北京制药厂大炼钢铁 庆功会上展出“豆腐渣钢锭” 5.2  村村点火炼钢 5.3  空前大矿难 5.4毛主席说“十年搞一亿吨，上天” 5.4.1 毛主席上天梦的破灭 在人间浩劫时期——十年文化大革命运动期间，毛主席的著作独霸毛泽东统治区的书坛，十年时间，《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发行了三亿七千四百六十八万套，毛泽东文选、著作单行本、语录、诗词共计发行了四十二亿三千四百八十多万册。哇！！！！真是不可思议的发行量，烘托出了一个理论巨人的形象。其实毛主席的很多著作，并不是出自他的手笔，而是别人所写，挂他的大名而已（参见本书2.1.3《毛主席不要脸地收取版税、稿费》）。 毛主席的理论巨人形象，实际上不过是以崇拜毛主席为纲的畸形社会的畸形表现而已。在不崇拜毛主席就随时可能招灾惹祸进监牢的政治环境下，人们购买并随身携带巴掌大的红宝书《毛主席语录》，以减少招灾惹祸的麻烦。亿万家庭、无数办公室也要购买、严肃摆放有备无患的《毛泽东选集》“四卷雄文”。 《道德经》作者老子、《孙子兵法》作者孙子，他们的著作虽然才五千多字，但是，我认为他们都是理论巨人，而挂名的著作字数比老子、孙子多出百倍以上的毛泽东，不是理论巨人。毛主席的理论巨人形象，是假象。 毛主席是治国实践的侏儒，这是真相。 1957年，毛主席通过引人入套、食言而肥、无中生有、反民主的反右派运动，把幸存下来的民主党派打成失去灵魂不再有自己话语的行尸走肉，中华大地进入了他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之外党外无党的毛帝王新时代。妄想当世界领袖的毛主席，1957年11月在莫斯科会议上发出了十五年超过英国的豪言壮语。1958年毛主席正式发动了以追求钢铁产量大幅提高为最显著目标的大跃进运动，他梦想首先在钢铁产量上超过英国，然后再超过美国。结果，大跃进运动、大炼钢铁运动实际上成了毛泽东人祸，漫延成灾，成了大饥荒，简直是饿殍遍野，但是，念念不忘钢铁产量大幅提高的毛主席，于1960年7月再次发出钢铁大跃进的指示，使毛泽东人祸发挥得更加惨烈。 下面展示几个大炼钢铁运动的花絮。 5.1 中南海炼钢 请看《红墙童话：我家住在中南海》的部分内容： {在1958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上，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决议。而当年鼓足干劲的8个月里，才生产出450万吨钢，还剩下不足4个月，却要生产620万吨钢，人的精神意志热度，已经超过了炼铸钢铁的热度。 要实现这个难于企及的指标，只能寄希望于运动和高潮。于是，毛泽东提出书记挂帅，其它行业“停车让路”，全民大炼钢铁。一座座土高炉、炒钢炉堆砌了起来，不仅遍布山间、田野、街道、学校，也建起在中南海里。 中央办公厅成立了炼钢指挥部，就设在了中直党委。中南海里的中办各单位，都有一名干部任炼钢负责人。秘书室的土炼钢炉，建在来福堂东，居仁堂西的甬道边。 离他们不远，是后楼的土炉子。后楼炼钢炉的炉长是鲁琦，炼钢总指挥是工业组的组长贾步彬。机要室建的土炉子最像模像样，号称“钢铁厂”，建在了西楼西墙外，机要室的主任叶子龙亲自挂帅当“厂长”。警卫局的土炉子也分为几处，万善殿、东八所附近都有。 炼钢需要原料铁，开始的时候，都靠各单位自己想办法搜扒，许多人把自家的一些金属器具捐了出来。但还不够，就到处踅摸，简直到了看见什么和金属沾边的东西都想往回敛的地步了。为了找废铁，秘书室的炼钢负责人，带着人把游泳池附近的一扇铁门给卸了。 门边的岗哨开始不让卸，秘书室的人说：“你们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啦，大炼钢铁被摆在什么高度啦，你还不支持我们？”哨兵不好再说什么，让他们抬走了门，当了炼钢的原料。 所有的人都有很高的热情，但对炼钢实在是一窍不通。首先是不会建炼钢炉，所有的炉子，中心就是一个坩埚，放入焦碳和碎铁，外面用耐火砖包上，在里面点火冶炼。坩埚很贵，因为叶子龙方方面面的人都熟悉，还是他通过关系搞来的。 焦碳点着后，火力不够，烧不红铁块，人们就轮流着抱着铁管子用嘴吹火，根本无济于事。又请木工做了木风箱装上，由几个人轮流拉风箱。总算把废铁烧红了，还是达不到熔化的温度，炼不成钢。 后来，秘书室的人，在静谷的旧院落踅摸废铁时，翻出了一台八马力的旧鼓风机，搬到了土炼炉前，接上电源，呜呜一吹，焦碳和废铁块渐渐被烧得白亮亮的了。人们仿佛看到了成钢的希望，所有的单位都设法找来鼓风机，几处有土炼炉的地方，昼夜呜呜呜响。一些住在中南海里的首长，被吵得难于工作和休息，但为了“元帅升帐”，首长也只好自己克服克服了。 火一烧起来就不能灭，要直到一炉钢炼出来，24小时不能离开人。为了方便炼钢，秘书室的人在怀仁堂前，用苫布搭了个大棚子，刚从土炼炉倒班下来的人，就在这里休息，家都顾不上回了。 …… 秘书室的干部就这么炼了10多天，中办炼钢指挥部一个劲儿打电话问，可一斤正经钢也没炼出来。请来懂行的人来指导，来人看了看说，这样根本炼不出钢。但他们根据现有的条件，提议可以炒钢。 来人讲了炒钢的简单原理和操作过程，原理谁也没真正理解，但操作过程还是大致能重复了。在来人的指导下，改造了炉子，就开始了炒钢。还是凭挂了“钢铁厂厂长”之名的叶子龙的关系，机要室弄来了一大货车的焦碳和铁料，都是比较好的原料，各单位都到机要室去分一杯羹。 炒钢是把砸碎的铁料和焦碳按一定比例放入炉中，达到一定的温度后，人们就手持钢钎来回翻搅，使碳渗到铁里，实现铁到钢的转化。后来中南海里各单位大都是变炼钢为炒钢。 “我们炒出钢来了。”中南海里的各单位纷纷向炼钢指挥部报捷。指挥部通知各单位，合格的钢由国家收购。秘书室的成绩不小，炼出的小钢锭卖了500多元钱。 当时天津生产的黑白电视机，600多元一台。秘书室的炼钢负责人提议，由中办再补助几十块钱，加上卖小钢锭的钱，为本单位添置一台电视机。当时的警卫局代理负责人罗道让随即同意了，秘书室值班室内的电视机，就是这样来的。 就在炒钢出了一些成品后，毛泽东到中南海内中办系统的几个炼钢点视察了炼钢的情况。他看到了合格的小钢锭，虽然没说太多的话，但人们看见他脸上洋溢着满意和兴奋。在机要室炼炉前，他还和全体炼钢的干部们合影留念。 在国务院那边住的孩子说：“国务院机关也砌了炉子，就在门诊部和工字楼附近。人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很积极，把几个铁栅栏门，都弄去炼钢去了，结果把本来挺好的东西，炼成了废物。”} 在该书第289页，有一张照片，是毛主席站在一群人里看所谓“炼钢”的情景，照片说明是：“毛泽东观看中南海里的中央办公厅机关炼钢点。” 5.1.1  北京制药厂大炼钢铁庆功会上展出“豆腐渣钢锭” 在毛主席指挥的大炼钢铁运动中，最高级的政治中心中南海都要炼钢了，其他各行各业必须参与炼钢自不待言。 北京制药厂，为了生产与“药”毫不相干的“钢”，从正常的制药生产线上抽出了最优秀的人才，去轰轰烈烈地大炼钢铁。余下的工人为了放高产卫星——以示大跃进，整天整夜的加班劳动，上了早班接中班，上了中班接夜班，甚至早、中、晚三班接连着干。机器运转得太热了，需要休息，以免事故。而人劳累得发热了，似乎并不需要休息，因为这个年代需要革命的热情愈烧愈旺。 有一次，在制药厂大炼钢铁的庆功大会上，展出了一块用红绸布包着的巨大的钢锭。当厂领导当众揭晓时，千百个人的眼睛看见的是在耀眼的碘钨灯光下的一块坑坑洼洼的豆腐渣般的“钢锭”。是人看花了眼，还是被什么迷了心窍，人们竟然欢呼雀跃，好象看到了南非的宝石。正在制药厂劳动改造的右派分子张强华，也在人群中瞎起哄、凑热闹，用廉价的掌声表示内心的厌恶。 5.2  村村点火炼钢 在毛统区政治中心、文明古都北京市中心美丽的园林式建筑群落中南海，大炼钢铁尚且如上节所述热闹、胡闹，其他遍布山间、田野、街道、学校的炼钢炉的热闹、胡闹就不难想象了，用“村村点火”来描述，八九不离十。 1958年7月底，毛统区用在钢铁生产的劳动力仅几十万人；8月底，增至几百万人；9月底，再增至5000万人；10月间，到了6000万人；年底，参加大炼钢铁的男女老幼已达9000万人。7月间，全毛统区农村城镇新建炼铁用的小土高炉、小土焦炉为3万多座，8月到17万座，9月增至60万座，10月更猛增至100万座。 农村的人没有中南海无偿调拨生铁、焦炭的后门，因此，大炼钢铁运动祸国殃民的臭味随处可以闻到。生铁来自于社员家中的生铁制品，如铁锅、炉子、生铁盆以及部分生产队的小车架等。搜罗到生铁后，派专人用锤子砸碎，以供小高炉使用。所谓小高炉，就是在地上挖几条沟，填上木料、焦碳，再把装好的坩埚堆起来，用泥封好……当然，其实烧得好与坏都一样，结果都是在小高炉熄火后用脚一蹬完事，所以当时人们称小高炉为“一脚蹬”。蹬倒后的生铁、焦碳、泥土混合物，稍稍冷却后用小车推走。当时指挥员和检查团都不检查产品的质量和数量，只看报表，当时叫报捷。 一些西方新闻媒介也记录和介绍了当时毛统区大炼钢铁运动如火如荼的空前“盛况”。一位曾到过云南的外国旅游者报道： 我们穿过稻田来到另一个村庄，这里已草草建成4个奇形怪状的土制鼓风炉，到处是热烈沸腾、狂呼喧叫的场面。人们有的用筐抬矿石，有的给炉子添火，有的驱赶着牛车，有的倾倒白色热金属的大锅，有的来回晃动观察炉子，有的用手推车运原料——不过在我看来，从炉底掏出的成品看上去和从炉顶倒进去的原料完全一个样子，没有变化。 5.3  空前大矿难 炼钢铁，离不开煤炭。钢铁产量大跃进，煤炭产量也必须大跃进。煤矿中破坏规章制度、忽视安全的产量大跃进，引发矿难成为常态。 1960年5月9日，山西省大同煤矿的白洞矿发生空前巨大的煤尘爆炸事故。 1960年5月9日，又是老白洞矿组织的一个高产日。矿长殷国成和副矿长王泰、杨贵成，以及党委副书记李继武及党政工团主要领导，率领各科室45名干部下了井。13时45分，大地骤然抖动，老白洞矿15号井口喷出强烈的火焰和浓烟，其威力不亚于12级台风。井口房屋以及附属建筑物在一眨眼间全部被摧垮，井架上高高矗立的打钟房顷刻起火。随即，从16号井口也喷出浓烟，巨大的风力把打钟工和跟车工摔成重伤，井口房子被摧倒，地面配电所也由于掉闸而瘫；井上井下电源全部中断…… 600多条活生生的人类生灵顷刻间消失了。数以亿计由民脂民膏积累转化而来的国家财产化为灰烬。 据说这是迄今为止、古今中外采矿史上最大的恶性事故。 悲剧的原因比悲剧的本身更为不幸与悲哀。如果说遇难矿工是破除规章制度的牺牲品，其实不带任何感情色彩。1959年在大跃进的大破大立中，破除了井下禁止使用电焊、炮崩溜煤眼、明火放炮、带电作业等必须的规章制度，甚至荒唐地在井下组织电焊大比武！ 1961年的结案报告在左审查右审查中结案说：“反革命直接点火的线索至今尚未发现。”重大责任事故在政治事故未能确立起来的情况下才确立下来。 因为一些巧合，有些本该下井的却没有下井而有幸逃脱；有些本不该下井的却神差鬼使地下井遇了难……宋英成的探亲假按说5月10日才期满，但由于家里已经好几天没有饭吃了，他只好在5月9日提前回矿。尽管10日到期才可领上公共食堂的饭证，但队长了解他的苦衷后“龙颜”大开，破例地发给他一张9日的饭证。不过发饭证的同时又给他派了个临时任务，让他往井下工作面送电钻……姚某是个魁伟的男子汉，腰圆膀宽，五大三粗。但这在当时并不是什么优越的条件，因为饭量相同，那份饭别人吃个差不多而他就得挨饿了。饥肠难挨，他便冒险大胆去食堂偷了两个馒头，“不幸”被抓住扣下饭证。于是他索性来个“破罐破摔”耍起了无赖：没有饭证绝不上班！那天正好是1960年5月9日。 她，是遇难职工席某的家属，悲痛中什么都不顾忌了，什么都敢说了。“他妈的！大跃进、大跃进，迟一会儿下井都不行，把人跃进死了也就高兴啦！” 张某的妻子一听到爱人下落不明，站在高坡上就大哭大叫起来：“多快好省，饿着肚子下井！过去我不敢说，现在我敢说啦，你们枪毙我吧！” 5.4毛主席说“十年搞一亿吨，上天” 请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大辞典》的几条与钢铁有关的部分内容： 毛泽东关于再发动群众大炼钢铁的谈话    1960年7月毛泽东对李富春、薄一波、陈正人的谈话。主要内容有：办钢铁要大搞小土群、小洋群。浙江的情况只有4个钢铁厂，小洋群不够。各省都要布置一批小洋钢铁厂、小洋铁路。今冬要动员7000万人来干。1962年搞到3500万吨，可能更多一些。今年可能搞到2200万吨，如果今年有2200万吨，后年可以达到3800万吨。第二个10年可能搞到1亿吨。实力政策，实力地位，世界上没有不搞实力的，手中没有一把米，叫鸡都不来，我们处在被轻视的地位，就是钢铁不够。要继续跃进，不仅资本主义国家看不起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也不给技术，憋一口气有好处。10年搞1亿吨，上天。 关于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    1960年8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这是于同月10日闭幕的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文件。 关于保钢问题的紧急指示    1960年12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8月间中央发出保粮、保钢的指示后，钢的生产仍然没有好转，日产水平一直在5万吨左右。10月8日，中央书记处发出了狠抓钢铁生产的通知，从10月下旬到11月中旬，钢、铁、煤、运的生产上升，11月中旬钢的日产量突破了6万吨。但是，从11月21日开始，钢、铁、煤、运就出现了生产逐日下降的严重情况。原定全年钢铁生产计划似存在完不成的可能。《紧急指示》的主要内容有：今年能不能完成1860万吨钢的生产任务，是国内国外瞩目的一件大事，是一个政治性的问题。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抓紧时机，克服困难，集中力量抓煤、铁、钢、运，把钢的生产水平突上去，确保今年工业继续跃进的胜利。在中央保钢的号令下，经过大力突击，当年钢产量达到1866万吨。但是国民经济的失调和人民生活的困难更严重了。 1960年7月毛主席发出关于再发动群众大炼钢铁的谈话，是在旅游度假胜地北戴河海滨一号别墅如同神仙般逍遥度夏之时。这里有着天然形成的大面积的平缓沙滩，沙软潮平，海水清澈，盛夏时节平均温度仅23℃，温度湿润，凉爽宜人。到北戴河海滨游泳，游泳后坐在服务人员放置在海滩上的专用藤椅上休息，是游泳好手毛主席的度夏方式之一。 成千上万上亿的中国公民，营养严重不良还要去接受炼铁、炼钢炉火的炙烤考验，而他们的公仆毛主席，在凉爽宜人的海滨游泳之余命令他们大炼钢铁，此情此景，对比差距实在太大。1960年大陆地区亿万中国人的生活困难严重到了什么程度呢？参见本书3.2《饿殍真多》，可以感受一二。 也许有人会问：毛主席想一亿吨上天，动员亿万中国人去干，结果搞砸了，那责任也该由这亿万人分担吧？因为你们可以不去呀。这就是缺乏历史背景知识的幼稚问题和答案了。那时候的中国大陆，已经是一个超级巨大的奴隶社会，而且是极度变形、贫困的奴隶社会，而毛主席就是惟一的超级奴隶主，千百万共产党干部，包括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等，都不过是听从毛主席命令行事的奴才而已。五六亿农村户口中国人，被一大二公的公社化制度剥夺了私有的粮食和做饭的铁锅，这些最底层的奴隶，只能到公社食堂去才能得到一点点延续生命之火的粮食或者代食品，谁也不敢不听超级奴隶主毛主席的指示拒绝去大炼钢铁。参见本书11.3.2《公社化运动奴役农民》、11.3.4《大锅饭运动祸害亿万农民》。 认清毛泽东是超级奴隶主，除了毛泽东一家之外其余大陆地区几亿中国人全是失去自由的毛奴这么个历史事实，就容易理解1960年前后中华大地发生的毛泽东人祸了。 5.4.1 毛主席上天梦的破灭 毛统区年度实际钢产量： 1957年535万吨；1958年毛主席这个钢铁元帅压倒一切到达800万吨（另有300万吨不能用的土钢）；1960年毛主席“一亿吨上天”推动下达到1866万吨；1961年1月中旬将发高烧的钢铁计划调低到低烧1900万吨，实际产量下降到870万吨；1960年7月毛主席希望搞到3500万吨的1962年，实际跌落到667万吨（而更早的1958年8月28日，在毛主席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讨论批准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意见》中，具体安排如下：以1962年生产钢8000万吨为纲进行安排……）；大跃进、大炼钢铁十年后的1968年约906万吨（1029*0.88%=905.52）；毛主席死亡之1976年2046万吨，比之1958年毛主席的蠢人白日梦1959年就要达到的年产2700万吨钢、争取3000万吨钢（1958年8月28日，在毛主席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做出《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定》），还有相当一段距离。 1960年的时候希望“10年搞1亿吨上天”的实践侏儒毛主席，十六年后的1976年，只好带着年产2046万吨钢的实际数据遗憾离开人世。 中国的钢产量达到一亿吨的时候真的就上天了吗？说实话，这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死了以后，尤其是进入改革开放时代以后，中国大陆地区全面发展，钢产量也不断上涨，1996年超过了一亿吨（10123.68万吨），2003年超过了二亿吨（22233.6万吨），没有听说当时在位的最高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有上天的欣慰感叹。 毛主席把钢产量的增加视为人生的重大追求目标，从而无视亿万中国人的生活，以钢铁元帅升帐而其他行业停车让路的魔幻行为，祸国殃民，恰如一个白痴以为一个人身体越重就身体越好从而使劲吃饭一样。白痴不知道真正反映一个人健康状况好坏有很多方面的指标，身高、体重只是外观而已，深入一点有速度、力量、柔软、灵敏等等，再深入一点还要有心理健康、智慧健康。1976年6月以后奄奄一息再不敢见外国人的毛主席，就算他是中华大地当时最大的超级胖子，也绝对不能算是健康人了，更遑论是要上天的健康人。                           第六篇 假象——军事天才 真相——吹牛大王 6.1  自我吹嘘 6.2  军事神话 6.3  四渡赤水的假象与真相 6.3.1  荒唐的颂歌 《四渡赤水出奇兵》 6.4  盲目指挥  6.5  丢了土地又折兵 6.1 自我吹嘘 毛主席跟没有参加长征的陈毅说：四渡赤水是自己军事生涯的“得意之笔”。与毛主席一同走过长征路的聂荣臻元帅，通过陈毅元帅之口才知道毛主席有如此“精彩”的总结。1960年，当来访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名将蒙哥马利元帅赞誉毛泽东指挥的解放战争三大战役时，毛主席却表示，四渡赤水才是自己的得意之笔。 毛主席还敢于到国外大庭广众中凭空捏造地吹牛。1957年11月18日，在莫斯科举行的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毛主席发表讲话说：“朝鲜战争……美国总是不甘心签字，拖。最后，在一九五三年，我们在三八线上突破了二十一公里的防线，美国人吓倒了，马上签字。那么厉害、有那么多钢的美国人，也只得如此。” 6.2 军事神话 因为毛主席自我吹嘘四渡赤水是自己军事生涯的“得意之笔”，让不明真相的人以为不断突围撞墙而产生的回环曲折的四次渡赤水河是毛主席通盘运作的深谋远虑的指挥。经过马屁精们几十年精雕细刻的艺术创作，加上以讹传讹，四渡赤水就变得神乎其神了。下面是一段萧延中所撰《毛泽东的个性密码》中神话一样拍毛主席马屁的奇怪文章段落： [他做事情是不按常规做的，打仗的时候，经常出奇招，人们就是预料不到。比如四渡赤水，这样一种战役，是违反兵家常识的，是兵家大忌。你在水上漂，没有隐蔽物，一枪给你打翻了，即使打不着你，船打翻了，你不到岸也淹死了，所以不能在水上漂，你要找有隐蔽物的地方跑。但是毛泽东跑一次回来了，回来再跑。玩儿到第3次的时候，蒋介石已经下令了，消灭毛泽东于石达开葬身之地。命令都下了，毛泽东玩儿了个第4次渡赤水。大家都傻了，但是毛泽东就是经常干这种反常的事情。而毛泽东所做的很多重大的决策，在今天都成了经典。”] 读了上段文字，读者您能看得见赤水河边几万红军的影子吗？在对手的围追堵截中四处寻找出路的红军，消失了，如此重大的集体军事行动，到了萧延中的笔下，就成了神话小说中两大高手毛泽东与蒋介石的对决。 6.3  四渡赤水的假象与真相 鄙人从小到大所受教育，被灌输遵义会议确立了毛主席在中共的领袖地位，随后毛主席指挥红军，四渡赤水，调动敌人，从而力挽狂澜，带领红军走出包围圈，走出困境，从胜利走向胜利。现在大陆地区高中生必修的历史教科书还在延续拍马屁的说法：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在中央的统治，在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遵义会议以后，红军经过整编，提高了战斗力。毛泽东指挥红军，声东击西，四渡赤水，打乱了敌人的追剿计划，然后渡过金沙江，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 听我儿子说，为了通过考试，确保得到高中毕业文凭，上述内容必须背诵熟练。直到2007年春天我才知道，历史事实与之相去甚远。 参加了遵义会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云，在遵义会议后不久从贵州威信到鸭溪的行军途中写成《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节录如下： [（一）扩大会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 （D）扩大会最后作了下列的决定： （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扩大会完毕后中常委即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决议发出以后常委各同志——毛张陈——均到各军团干部会中传布决议。在一切会议中对于政治局扩大会决议是积极的拥护的。在由遵义出发到威信的行军中，常委分工上，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 从中央档案馆所存历史文物——陈云手稿《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可以清楚地知道，现在中学生必修的历史教科书内容：“遵义会议……在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是牵强附会拍马屁的，政治上的总负责人是洛甫，即张闻天；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还是周恩来；红军的目标是北上过长江，到成都西南或西北建立根据地。 下面请看另一位中共元老级大人物、参加了遵义会议的红军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元帅对遵义会议后红军行程历史的回忆： {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确定向四川进军。当时选定的渡江地点是在重庆上游宜宾到泸州一线。一月十八日会议刚开完，我们就离开遵义，一军团从集结地向西三军团经仁怀向北，五、九军团和中央纵队随后跟进，共同向赤水城进发。 ……开始一路上比较顺利。一军团首先攻占习水、土城等地，于一月二十五日到达赤水城郊，堆备攻城。但那时敌人闻讯我军北上，早已在川、黔、滇三省边界大修碉堡，集中兵力到川黔边境布防，封锁长江。赤水城本来就比较坚固，这时川敌又派大量部队增援，一军团到了赤水城外复兴场、旺隆场等地与敌人一个师又两个旅对峙，相持不下。中央纵队与三、五军团于一月二十六日到达土城，第二天四川军阀的先头部队，装备精良的“模范师”郭勋祺部和潘佐的三个团，共六个团赶到了土城。一月二十七日，军委主席朱德命令我三军团、五军团及干部团全部，“于明日拂晓包围迂回该敌而歼灭之。”一月二十八日和敌人在土城东北的丰村坝、青岗坡一带打了一场恶仗。由于我们指挥存在缺点等等原因，达一仗没有打好，部队受挫。 …… 态势于我很不利，于是军委下令退出战斗，西渡赤水河(即一渡赤水)内古蔺开进…… 我军一渡赤水以后，原拟经古蔺、叙永、兴文向长宁集中，然后在宜宾附近渡江，但我军非常疲劳，又在山间小道行军，速度很慢，敌人则依靠其有利的交通条件，先后调集了十个旅赶到宜宾南部长宁一线集中，于是我军又改道到威信(扎西)、镇雄一带滇黔边休整。二月中旬，我们发现川敌十多个旅正由北向南压来，云南敌人三个旅正向镇雄、扎西急进。于是军委决定我军掉头向东，二渡赤水，去打击在遵义、贵阳一带的王家烈部队和薛岳、周浑元纵队。二月十九、二十日，我军在太平渡到二郎滩之间渡过赤水河。 ……这时黔军有六个团，布置在娄山关一线，他们凭险据守，企图掩护遵义，以待薛岳的部队北援。我军决定先打击消灭黔军。经过激烈交战，一军团的部队二月二十四日再次夺占桐梓城，守敌退向娄山关。二月二十六日，三军团的部队二次占领娄山关。 敌人溃败以后，纷纷夺路南逃。一、三军团并肩向遵义方向展开了追歼战。我们一军团在黑神庙偷听敌人电话，得知遵义只有敌军约一个营，其他是娄山关撤退下去的部队，敌师长命令他们在遵义城外各处整顿，不准入城。于是我们命令一师和二师：“如三军团的部队在你们前面追击时，你们则随其后跟追，如三军团停止未追时，你们应超过他们迅速追击。”二月二十七日，一、三军团再取遵义城。这次三军团比我们先占遵义…… 经过我们一军团和三军团等友邻部队的奋勇战斗，在遵义以南先后打垮了由贵阳北上增援遵义的中央军——吴奇伟率领的五十九师(师长韩汉英)和九十三师〔师长唐云山)，并乘胜猛追，在烂板凳、刀靶水等地打了几个漂亮的追歼战。 在烂板凳附近，我们召集会议，命令部队追歼敌人。我说：“现在我们部队没有吃饭，敌人也没有吃饭，我们疲劳，难道敌人不是比我们更疲劳吗?我们一定要乘胜追击，把敌人赶到乌江去喝水。” 敌人这两个师，在江西就和我们作过战，知道红军的厉害。比如敌人的五十九师，就是第四次反“围剿”被我们在黄陂几乎全歼过的，不知道敌人怎样东拼西凑，又把这个师的番号恢复了。他们一听说红军来了，闻风丧胆，和我们一接火，逃得比兔子还快。 …… 我们追敌人一直追到鸭溪以南乌江大渡口。由于敌人砍断了浮桥，才幸免于全军覆灭。 这次战役，红军歼敌九十三师大部、五十九师一部还有王家烈的一些部队，俘敌近三千人，内有团长一名，还打伤敌旅长、团长三名。这是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 三月初，周浑元纵队在仁怀(即茅台)鲁班场一线，有向我遵义进攻的企图。我军决定趁薛岳纵队刚吃败仗尚在乌江以南的机会，向西北打击周浑元纵队。三月四日军委决定组成前敌司令部，由朱德任司令，毛泽东任政委，指挥作战行动。这次本来想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但周敌却在鲁班场附近筑堡固守不动，我们一军团到鲁班场打了一下。没有攻克。这时薛岳纵队重整旗鼓，又北渡乌江向我后面袭来。于是我军三月十日放弃遵义，军委机关与野战军会合以后，于十六日攻占茅台。在茅台休息的时候，为了欣赏一下举世闻名的茅台酒，我和罗瑞卿两个叫警卫员去买些来尝尝，酒刚买回来，敌机就来轰炸，于是我们就又赶紧转移。随后为摆脱追敌，我军即在茅台附近向西三渡赤水，再次向古蔺方向开进，周薛两敌在后紧追。在此紧迫之时，不意毛泽东同志指挥我们突然掉头向东，三月二十一日于二郎滩、太平渡一线四渡赤水。当我军西进古蔺时，敌人以为红军还是要北上，赶紧改变部署，没有想到红军四渡赤水，掉头南下，把北线敌人甩得远远的。我军在遵义到茅台之间直插乌江边。 一九三五年二月底，一军团一师三团，带着军团的工兵连，作为先遣队，掩护我军南渡乌江。三月三十一日，三团抵达刀靶水南的乌江边。当晚，先头营在暴风雨中乘竹筏渡过了江，从小道绕到了敌人江防营——薛岳部九十一师的一个营的侧后，击溃了这个营。工兵连架起了浮桥，红军渡过了乌江。 敌人万万没有想到，我军竟长驱直入，前锋直逼贵阳城下，吓得贵阳守军将四门紧闭，而我军却从贵阳城郊先东向贵定，以后又折回来于四月九日在贵阳到龙里之间一个很小的口子由东北向西南通过了贵阳。当时蒋介石就在贵阳，他历来是冒冒失失的，这次因为我军行动神速。他摸不清我们意图，还以为我们要打贵阳，所以未敢轻举妄动。} 读了上述聂荣臻元帅回忆录，我们可以肯定，现在中学生必修的历史教科书内容：“遵义会议以后，红军经过整编，提高了战斗力”纯属虚构。“毛泽东指挥红军，声东击西，四渡赤水”基本上属于虚构。红军第一次渡赤水河、第二次渡赤水河，都属于无奈之举，而且并不是毛泽东指挥；第三次渡赤水河肯定也属于无奈之举，是否毛泽东指挥存有疑问；毛泽东指挥的第四次渡赤水河确有可取之处，在此不能埋没毛泽东的才能闪光的地方。其实从灵活机动的军事角度而言，最精彩的不是第四次渡过赤水河，而是向南渡过乌江，貌似攻击围剿军统帅部所在地贵阳而实际上偷偷绕过贵阳而逃脱包围圈。如果从必须严格完成既定任务的角度去衡量，放弃了从泸州到宜宾之间北上过长江的目标是明显严重的错误。 毛主席四渡赤水神话的建立，始作俑者是欺天罔人的说谎大师毛主席，当然也少不了其他人拍马屁的神功相助。遵义会议后仍然担任中央红军最高军事指挥的周恩来贡献最大。且看周恩来1972年在中共中央召集的一次会议上的讲话节录： [遵义会议开了以后，要继续前进。这个时候争论又起来了，打仗如何打法也引起了争论。……在那种关头，只有坚定不移地跟毛主席走。这时问题就出来了，一个比较小的问题，但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就是从遵义一出发，遇到敌人一个师守在打鼓新场那个地方，大家开会都说要打，硬要去攻那个堡垒。只毛主席一个人说不能打，打又是啃硬的，损失了更不应该，我们应该在运动战中去消灭敌人嘛。……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从那个时候一直到渡金沙江，从一月、二月出发，到了五月，这是相当艰难困苦的一个时期。走“之”字路，四渡赤水河。] 有心研究军事、研究历史的读者可以参看地图，贵州省金沙县城（打鼓新场）在遵义正西偏南方约70公里，遵义正南偏西方约120公里是贵阳，贵阳到金沙约100公里。实际上已经在遵义及其北方娄山关、桐梓一线，并且刚刚在遵义会议上决定往遵义西北方泸州、宜宾之间进发以求渡过长江突出围剿军包围圈到四川建立革命根据地的红军，怎么会想硬啃遵义西方偏南与贵阳距离并不远的打鼓新场的围剿军呢？这如果不是神经病，是什么？是无中生有。 6.3.1  荒唐的颂歌《四渡赤水出奇兵》 前面我对毛泽东声称四渡赤水是自己军事生涯的“得意之笔”进行了打假。在“我99大型伴奏下载翻唱网站”，鄙人找到了荒唐的《四渡赤水出奇兵》歌词，展示给读者一览： （男领） 　  战士双脚走天下， 　  四渡赤水出奇兵。 　  ……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哪啊嘿 …… （男领）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男女合） 　  毛主席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用兵真如神，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哪啊嘿。 （男领） 　  毛主席用兵真如 （男女合） 　  神哪啊嘿……嘿！ 6.4  盲目指挥 1951年1月25日，联合国军反击中国侵略者的作战开始。1月27日，深知中国军队缺衣、缺粮、缺弹药、缺装备、疲惫不堪、境况不佳并且已经感受到战场压力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与志愿军后方“司令”——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和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金日成，以及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等人协商后，向毛主席建议拥护限期停战。1月28日，毛主席的回电令彭德怀失望：“……我军必须立即准备发起第四次战役，以歼灭两万至三万敌军，占领大田、安东之线以北为目标……发表拥护有限期停战的新闻是不适宜的，敌军正希望我军撤退一段地区封锁汉江，然后停战。……” 大田、安东，已经是靠近北纬三十六度线的地方了。 毛主席1951年1月28日的电报，就是盲目指挥的典型，结果不但丢失了侵略韩国得到的所有战果，而且被联合国军追击到了朝鲜境内，朝鲜的地盘缩小了。 6.5  丢了土地又折兵 在本书6.1《自我吹嘘》中，介绍了毛主席敢于到国外大庭广众中凭空捏造地吹牛：“在一九五三年，我们在三八线上突破了二十一公里的防线，美国人吓倒了，马上签字。”其实揭穿其吹牛真相的方法非常简单——看地图。 有心了解历史真相的读者可以看地图，一目了然即可看见1953年7月13日中国军队发动的最后一战——金城战役，整个发生在三八线以北地区，只是把联合国军往北突出的防线打平而已，战役结束，最南端离三八线还有三十多公里。毛泽东所说“我们在三八线上突破了二十一公里的防线”，毫无疑问是谎言。历史事实是这样的，中国军队利用停战协定基本谈成所产生的和平气氛，突然发动袭击，为朝鲜夺回了178平方公里的地盘。此役中国军队伤亡三万三千人，毙、伤、俘对方七万八千余人。连看地图即可一目了然看穿的谎言都敢于面对地球村各国听众当众乱撒，还有什么“丰功伟绩”毛泽东不敢随便往自己脸上贴金呢？ 如果将1953年7月27日22时生效的《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及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一方与联合国军总司令另一方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规定的中国军队与朝鲜军队控制地区，与1950年12月31日中国军队发动侵略韩国战争之前中国军队与朝鲜军队控制的地区相比，我粗略计算了一下，少了5400平方公里以上。这就是毛主席指挥中国军队发动侵略韩国战争，而且侵占了韩国首都汉城等大片地方仍然不接受联合国停火谈判决议，盲目指挥给朝鲜带来的地盘上的直观损失，而两年多时间战火对韩国、朝鲜土地上动植物生命包括人类生命的摧残，这些不直观的损失，就实在是难以估量了。 丢了朋友朝鲜五千多平方公里的土地，损失了几十万中国军人、朝鲜军民的生命，被联合国大会决议为侵略者，拖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的经济建设，其实仅仅说“丢了土地又折兵”是远远不够的，只是因为“丢了土地又折兵”与“赔了夫人又折兵”相似，拿它作标题用一下而已。 第七篇 假象——外交巨人 真相——外交侏儒 7.1 中华大地改变国家名称 损失很多外交资源 7.2 毛主席在莫斯科耍赖 7.2.1 毛主席放弃 中国在外蒙古地区的主权 7.3  毛主席估摸不到美国人的 侠义心肠 7.4  毛主席与联合国为敌  7.4.1 毛主席屡次拒绝执行 联合国停火谈判决议 7.4.2 共产党中国被联合国大会 决议为侵略者 7.5  毛主席送中国的领土给金日成 7.6  毛主席送中国人的活命钱粮 给阿尔巴尼亚 7.7  中华人民共和国空前孤立 7.7.1  输出革命火星四溅 7.8  毛主席的金钱外交 7.8.1 毛主席对外撒钱不得了 7.8.2  毛主席专机接客 因水门丑闻下了台的尼克松 先请看燕山大学网络上一篇有关党课讲座新闻报道的部分内容： [2007年11月22日下午4：50，在机械馆J3教室，机械工程学院第四期党校邀请燕山大学原党委书记聂绍珉老师，做了一场题为《当代大学生党员的素质》的主题讲座。同学们学习热情很高，都非常珍惜这次来之不易的向老书记学习的机会，不仅认真听讲，还细心作了笔记。 …… 聂书记从自身说起，他已经六十六岁了，亲身经历了战乱，对当时的情景记忆深刻，也亲身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那种苦难铭刻在心，在这种种灾难中，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走出阴霾，走出泥淖，带领全国上下走向光明。记得上海的跑马场外竖着一块牌子，“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它是当时中国地位的真实写照。但是，1949年10月1号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的一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宣告了我们的耻辱已经随着历史的车轮永远成为过去了。建国以后的第一件事，是废除了一千个不平等条约。] 我不知道燕山大学原党委书记聂绍珉几十年来完全被人所骗，还是他完全有心蒙骗燕山大学的大学生。他所说“三年自然灾害”，其实是一个纯粹的谎言（参见本书3.2.9《“三年自然灾害”的说法是谎言》），而“1949年10月1号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的一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其实也是无中生有，因为当天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读了《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并没有说这一句话。 聂绍珉说：“建国以后的第一件事，是废除了一千个不平等条约。”也是纯粹的谎言。这句谎言，让不明真象的大学生听众和读者，肯定以为看见了一个外交巨人。 从互联网上的《不平等条约_百度百科》网页，可知美国、法国、日本、德国、意大利、奥匈帝国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到1946年的时候已经摆平，只是英国留下香港岛和新界的尾巴，还有沙皇俄国的接班人苏联继续占领由不平等条约而得到的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 [1917年，德国和奥匈帝国因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成为中国的敌对国，而被废除不平等条约。1917年苏联自愿放弃其在中国的特权(事后未完全兑现，亦无退还条约中获得的领土)。1943年，美国和英国自愿放弃其在中国的特权。意大利和日本因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中国的敌对国失去他们的特殊地位。1946年，法国放弃其在中国的特权。中国收回了租界，收回了关税主权，废除了领事裁判权与最惠国待遇。] 我数了一下《不平等条约_百度百科》网页所列不平等条约的数量，仅仅是34个，而不是一千个。聂绍珉胡吹塑造虚假的毛主席伟大形象，实在可笑。 鄙人在此告诉读者，毛主席主政中国大陆以后，不但没有收回在苏联手中的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而且在斯大林的压力下还承认了外蒙古的独立，还与苏联签订了新的不平等条约。毛主席不但不是外交巨人，其实连普通外交家的外交能力都比不上，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外交侏儒。在外交侏儒毛主席的一系列目中无人的胡作非为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得罪了联合国，得罪了地球村中众多国家，1951年被联合国大会实事求是地戴上了侵略者“桂冠”，成为全人类真正爱好和平人民的公敌，亿万大陆地区中国人，只好以吃不着葡萄嫌葡萄酸的心态远望联合国“被美帝国主义操纵”。后来外交侏儒毛主席又与“同志加兄弟”的苏联老大哥反目成仇。文革初期热衷于搞世界革命，夜郎自大说什么“世界已进入毛泽东思想的新时代”，结果触怒地球村各地村民，中华人民共和国跌入空前绝后的孤立境地。 外交侏儒毛主席梦想当外交巨人，拿贫穷至极的中国人的民脂民膏收买一些小国家，此举直接损伤中国人的利益，祸国殃民尤为恶劣。 7.1  中华大地改变国家名称损失很多外交资源 一个公司，如果赶走老领导的新班子将公司的名称由A公司改成了B公司，去联系老客户的时候，人家如果不买B公司代表的帐，就难受了，尤其是老领导还在用A公司的名义做生意的时候。国家对外交往与公司对外交往颇多相似。 因为毛泽东是1949年10月1日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所以人们称他为开国元首，其实这是以损失大量外交资源为代价得到的“丰功伟绩”。改变国号的行为，导致丧失了不费吹灰之力名正言顺地继承中华民国一切外交地位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的机会，为二十多年时间里只能在联合国外面当听众打下了基础。 据李敖在凤凰卫视节目《李敖有话说》中所讲，1965年毛主席在接受法国《人道报》记者马嘉丽采访时表示，后悔不沿用“中华民国”国号，否则可以减少很多麻烦，比如进入联合国安理会。这也就是对外国人偶尔说说而已，对中国人，毛主席是绝对不说这种话的。 7.2 毛主席在莫斯科耍赖 1949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才两个多月，国内事情千头万绪不管了，毛泽东就到莫斯科给斯大林祝寿去了，外交能力低劣的他，采取了类似无赖孩子耍赖一样的非常规手段，才在1950年2月如愿以偿与苏联签订了条约。其实毛主席心里也不好受。 1956年2月13日，苏联出现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斯大林的神话气球漏气了。3月2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主席也发起了牢骚： [我在莫斯科整整待了两个月。这两个月很不好受。当然我们是去祝寿的。……但我此行的目的不单是祝寿，主要是要订立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我到莫斯科第一次见到斯大林就向他提出这个问题。当时苏联采取拖延的办法，一直不提这个问题。在开完斯大林的祝寿会以后，我在苏联没事干，我就发牢骚，骂娘，估计他们会听到的。我对苏联党的联络员说，我在这里没事。但是我做了很重要的事情，第一吃饭，第二拉屎，第三睡觉。每天做这三件事。他们让我参观，我不去，不答应签订同盟条约我哪里也不去。这样僵持到了1950年元旦那一天，斯大林才同意订同盟条约。……但是，在谈判中他们明显表现出对我们的不信任，至少不完全信任。中长铁路要中苏共同管理，旅顺口要做苏联的海军基地，在靠近苏联的新疆搞了什么合股公司，总之，新疆和东北三省他是不想放手的。] 1957年11月，毛主席率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苏联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在此期间，毛主席与波兰共产党第一书记哥穆尔卡谈话时，又说到当年访苏受委屈的事： [我第一次到莫斯科来，斯大林是不高兴的。本来我们到莫斯科来，并不完全是为了祝寿，还希望中苏两国订个条约。但是祝寿完了以后，斯大林就把这个事搁起来，不想跟我们订条约。有一次我生气了，就直接给斯大林挂电话，在电话里我说，我到这里来不完全是给你祝寿的，也希望我们订一个条约。现在我没有事情做，你看怎么办？这时斯大林火了，他把电话挂了。后来我又一次去电话，那边说斯大林不在家，你有事情可以找米高扬。这个时候我也火了，我就抓住苏共联络部派来跟我联络的同志大发脾气，狠狠骂了他一顿。他问我去不去参观，我说没有兴趣。……既然现在没有工作可做，那么我的任务就是三个：第一个任务是吃饭，第二个任务是拉屎，第三个任务是睡觉。我拍着桌子狠狠批评了他们一顿，目的就是要他告诉斯大林。后来斯大林也大发脾气，把我们代表团和他们政治局委员召集在一起开了一次会，狠狠批评了我们一顿。……后来他们想一想，还是签个条约好，因为不签条约我就不走。他们知道我是下了这个决心的。……我们也做了让步……斯大林还特别关照，不许外国人到东北和新疆。这些我们当时都忍了下来，当时也没办法改变。所以从1949年至1953年都按苏方要求做了……1950年初在莫斯科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后，我们举行了一个招待会，答谢苏联的招待。……斯大林也起来祝酒，说的都是好话，说中国如何如何好。因为我们是按照他的意思签订了一个同盟条约。他也按照我们的意思签订了一个同盟条约。跟斯大林这样的人要斗，你不斗他就要把你整下去。] 7.2.1  毛主席放弃中国在外蒙古地区的主权 值得玩味的是毛泽东所说：“我们是按照他的意思签订了一个同盟条约。他也按照我们的意思签订了一个同盟条约。” 跟斯大林这样的人打交道，要想占便宜，那无异于与虎谋皮。毛主席也未必有在具体条款上占便宜的想法。但问题是，既然斯大林极不愿意签订这项条约，只是在毛主席软磨硬缠、死皮赖脸耍赖之下万般无奈地坐到谈判桌前，那毛主席要在具体条款上谋求平等也决不可能，或者说，斯大林就势必要在具体条款上占尽便宜，因为他随时可以拂袖而去。签订条约这件事本身，斯大林表面上是极不愿意的，但终于坐到了谈判桌前，这就是毛主席说的：“他也按照我们的意思签订了一个同盟条约”；而在条约的具体条款上由斯大林说了算，这就是毛主席说的：“我们是按照他的意思签订了一个同盟条约”。 起初斯大林既不愿意签订条约，不能排除这是老奸巨滑稳坐钓鱼台的斯大林谈判战略战术实施的另类准备阶段，因为斯大林的外交思维非常发达，其发达程度是毛主席望尘莫及的。为什么我说斯大林外交思维很发达，读者只要知道斯大林在联合国给苏联争取到苏联、乌克兰、白俄罗斯三个席位就不难理解了。乌克兰、白俄罗斯在苏联（全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版图范围之内，其身份地位，只相当于中国的一个省，但是斯大林给它们弄上了联合国席位，这样，苏联在联合国大会上实际是就有了三个席位，投票的时候就有三张表决权票。斯大林与毛泽东在外交领域能力的高下差别，实际就是云泥之别，在是否维护自己所代表的国家、人民的利益方面，毫无疑问也是云泥之别。毛主席出卖国家利益、国民利益给苏联，出卖国家利益、人民利益给阿尔巴尼亚等小国家，出卖国家利益、人民利益给侵略过中国的富裕国家日本。 正因为“我们是按照他的意思签订了一个同盟条约”，所以斯大林一开始虽然极不愿意签订这条约，但最终还是很满意的。当时毛泽东在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上做出了多方面的重大“让步”，包括承认外蒙古的独立地位，才与苏方缔结了这项条约。但这又决不可以与近代以来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相提并论。此前的那些不平等条约，都是列强强加于中国的，而此番不平等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以及秘密的《补充协定》，则是毛主席死皮赖脸耍赖追求来的。被人暴力强奸和死皮赖脸耍赖与人通奸，在失去处女膜方面是一样的，但是在道德意义上是截然不同的。 毛主席说：“跟斯大林这样的人要斗，你不斗他就要把你整下去。”这决不可理解为毛主席在号召当时的中国人与苏联斗。这“斗”，仅限于毛泽东用死皮赖脸的方法把条约签下来。主子斯大林吩咐的：“不许外国人到东北和新疆”，奴才毛主席自然会坚决遵照执行，这里决没有任何斗的痕迹。1953年3月5日，斯大林死了。毛泽东写了文章《最伟大的友谊》，发表在《人民日报》3月9日第一版，表示纪念。毛泽东写的文章中的内容：“我们失去了伟大的导师和最真挚的朋友——斯大林同志。这是多么的不幸呵！这个不幸所给予我们的悲痛，是不能够用言语来形容的。”与毛主席后来亲口所说：“跟斯大林这样的人要斗，你不斗他就要把你整下去”相比，其性质差别如同硫酸与烧碱相比，形象一点来比，颇有点高高的喜马拉雅山与深深的马利阿纳海沟相比的感觉。 1956年3月苏共《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传到中共中央，在第一次为此召开会议讨论怎么办的3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主席最为激动： [提起斯大林，我们就有三肚子气——同志们都晓得，还是在中央苏区时期，王明在莫斯科遥控我们党……那时候的斯大林，就是王明、博古这些自称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党人”的太上皇…… 在抗日战争开始时期，又是斯大林支持王明的“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 当着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去了莫斯科，那是一次很令人生气的见面——开始时，他竟不同意签订友好同盟互助条约，逼迫我们放弃对外蒙的主权要求，还要长期租用东北的中长铁路和旅顺港 ……] 156万平方公里的外蒙古地区中国主权，毛主席在压力下被迫放弃了。 受斯大林压力而卖国，毛主席心里肯定非常痛苦，1956年在北京发牢骚、1957年在莫斯科发牢骚以后，1958年在北京与外交部长陈毅又提起这件伤心事：“我两次去莫斯科，头一次去，就不是以平等待我，那是什么兄弟党，是父子党……” 7.3  毛主席估摸不到美国人的侠义心肠 在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之初，其外交环境实际上是宽松不错的，北边有坚定的大朋友苏联，而东西南三面没有什么大的敌人。曾经侵略中国的日本，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生活在战胜国美国军队的掌控之中；退居中国大陆之外的小岛台湾以及周围一些更小的岛屿的中华民国政府，被老朋友美国抛弃了。 1949年12月23日，美国国务院发出28号密令：《关于台湾的政策宣传指示》。文件确定了美国官方关于台湾问题的统一对外宣传口径，同时文件确定了任何支持台湾的做法都是对美国利益不利的，都会使美国卷入一场危险的战争，都会使美国成为中国人民的对立面。 1950年1月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代表美国政府发表了《关于台湾的声明》，再次确认《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中关于台湾归还中国的条款，宣布美国无条件地认为台湾是中国的领土，美国对台湾没有野心。杜鲁门说：“美国亦不拟使用武装部队干预其现在的局势，美国政府不拟遵循足以把美国卷入中国内战中的途径，美国政府也不拟对台湾的中国军队供给军事援助和提供意见。”基于这个声明，美国宣布从台湾撤走侨民。美国在台湾只留有一个领事级的代表处，最高武官仅仅是一名中校。在中国大陆军队准备渡过台湾海峡攻占台湾的形势下，退居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以及国民革命军只能自求多福了。 从上述美国国务院的密令和美国总统的声明，可以判定：在1950年6月25日朝鲜发动侵略韩国战争之前，美国并不以中国大陆地区为敌。 1950年5月金日成为发动侵略韩国战争访问北京，征求毛主席的意见。毛主席同金日成他谈话时强调指出，他确信美国不会“为像韩国这样的区区之地”而卷入战争。毛主席还提到，中国政府将在沈阳地区部署一支部队，以便在韩国拉日本军人参与军事行动时，向朝鲜提供必要的援助。 站到椅子上还是看不见外交台面的外交侏儒毛主席，夜郎自大的政治侏儒毛主席，根本估摸不到朝鲜侵略韩国的行动不但触痛了美国保卫受到侵略的小朋友韩国的神经，而且触痛了美国保卫处在危险边缘的落魄老朋友中华民国的神经。 1950年6月26日，朝鲜侵略韩国的第二天，美国决定派兵进入韩国帮助韩国抗击侵略者朝鲜，27日，美国决定派出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沿海活动，保护中华民国政府。 由于毛主席不但派中国军队中的朝鲜族人帮助发动侵略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侵略大韩民国，命令中国军队抗击执行公务惩罚侵略者朝鲜的联合国军，命令中国军队侵略韩国，而且拒绝1950年12月14日联合国停火谈判决议，拒绝1951年1月13日联合国停火谈判决议，被1951年2月1日联合国大会决议为侵略者仍然毫不悔改，促使美国政府加强对老朋友——退居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的援助。 1951年2月，杜鲁门总统专门拨款5亿美元，作为对中华民国陆军的无偿援助。1952年又对台湾地区提供了大约3亿美元的援助。特别是1952年3月22日由参谋长联席会议起草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28号文件，标志着美国对台湾政策的根本性改变。文件强调了台湾在远东地位的“极端重要性”。这种政策随着朝鲜半岛战争的拖延而愈加走向极端，直到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签订，使得毛主席发出的“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号召化为泡影。 后来毛主席针对杜鲁门1950年1月5日声明，谴责美国“说话不算数” 。他不说说自己眼光短浅支持金日成发动侵略韩国战争，也不说说自己玩战火上瘾居然发动侵略韩国的战争，而且一而再地断然拒绝执行联合国关于实现停火、恢复和平的决议。 7.4 毛主席与联合国为敌 1950年10月毛主席决定派中国军队出兵朝鲜，抗击执行公务的联合国军，迈出了与维持地球村和平为宗旨的联合国为敌的重要一步。毛主席命令中国军队1950年12月31日侵略韩国，迈出了与维持地球村和平为宗旨的联合国为敌的第二大步。毛主席出乎常人意料之外出兵，从而打击执行公务惩罚侵略者朝鲜的联合国军一时成功，让毛主席的外交侏儒原形暴露无遗。 7.4.1  毛主席屡次拒绝执行联合国停火谈判决议 1950年12月14日，第五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亚洲13国提案。决议成立停战三人小组，先行实现停火，然后才能考虑其他问题。在12月14日下午会议上，大会主席安迪让宣布：印度代表劳氏与加拿大代表皮尔逊已接受在三人小组中工作的任命。三人小组的另外一人，就是联合国大会本届主席安迪让。 12月22日，外交部长周恩来针对联合国大会14日通过的决议发表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及其代表不准备与上述这个非法的“三人委员会”进行任何接触……} 1950年12月31日，中国军队按照毛主席的旨意发起了侵略韩国的进攻行动，自称第三次战役。汉城平民又一次大逃亡。 1951年1月4日，中国军队侵占韩国首都汉城。如果说1950年10月19日中国军队出兵帮助因为发动侵略战争而受到执行维持和平行动的联合国军惩罚的朝鲜兄弟，有点情与法难于两全的难处，不得已而为之，地球村很多人可以表示理解。侵略韩国，侵占韩国首都，性质就完全变了，与朝鲜人民军侵略韩国没有差别了——都是侵略者。 1月13日，即在中国军队取得侵略性质的第三次战役的胜利以后，联合国政治委员会讨论并通过了“朝鲜三人委员会”在1950年12月十三国提案基础上提出的关于解决朝鲜问题基本原则的“补充报告”。该报告建议：立即实现停火；举行一次政治会议以恢复和平；外国部队分阶段撤出，并安排朝鲜人民进行选举；为统一和管理朝鲜做出安排；停火之后召开一次由英、美、苏和共产党中国参加的会议，以解决远东问题，其中包括台湾的地位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如果按此办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收获实在大极了——不但没有受到作为侵略者应该受到的谴责，还能帮朝鲜兄弟得到实惠，更重要的是，由于好大喜功改变国名带来的外交领域断裂性的损失，可以重新接上了。 这个事先几个小时才通知美国政府的新议案，使白宫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因为面对中国军队侵略韩国的行动，联合国军采取了战略退却，放弃了汉城等很多地方，当时韩国首都汉城还在中国军队的掌控之中。正如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指出的，同意这个议案，将“失去朝鲜人（钟波注：朝鲜半岛的人几乎全是朝鲜族人，统称为朝鲜人，此处应特指韩国的朝鲜人）的信任，并引起国会和舆论界的愤怒”；不同意则会“失去我们在联合国中的多数支持”。但美国国务院最后决定支持这一议案，是“热切地希望并相信，中国人会拒绝这个决议”。正像艾奇逊期望的那样，毛统区的答复否定了这个联合国决议案。 外交侏儒、政治侏儒却又夜郎自大的毛主席不会接受停火谈判的联合国决议，因为他实在太矮小，一点也看不见接受联合国决议将带来的巨大收获，也看不见侵略者拒绝联合国停火谈判决议激怒其他地球村村民将带来的生存环境灾难。 1月17日，毛主席的工具周恩来宣布毛统区拒绝停火的决定：“……先停战后谈判的原则，只便利于美国维持侵略和扩张侵略，决不能导致真正的和平，因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不能予以同意。……” 实际上，更需要“喘息”的应该是在冰天雪地里缺衣少食、缺弹药、缺休整已经成为强弩之末的中国军队。 这是毛主席审时度势能力低劣的一个案例，也是毛主席把中国人生命当成炮灰的一个案例，还是毛式外交又一个典型的失败案例。 在毛统区于1951年1月17日拒绝联合国的和平谈判决议之前，主持正义的联合国军由12国（加拿大、美国、新西兰、澳大利亚、南非、英国、法国、荷兰、希腊、土耳其、泰国、菲律宾）军队组成。1月17日毛统区拒绝联合国和平谈判决议激起地球村村民众怒之后，又有四国派军队参加联合国军，它们是：比利时（1月31日入韩）、卢森堡（1月31日入韩）、哥伦比亚（海军4月30日入韩，步兵6月15日入韩）、埃塞俄比亚（5月5日入韩）。瑞典派出了医疗船、印度派出了医院到韩国，为联合国军服务。 7.4.2  共产党中国被联合国大会决议为侵略者 1951年2月1日，联合国大会以四十四票赞成、七票反对、九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谴责共产党中国为在韩国的侵略者”提案，中国军人实至名归戴上了丑陋的侵略者黑帽。在联合国军的反击下，中国军队不得不在3月14日放弃侵占了70天的韩国首都汉城，退回三个半月前发动侵略战争的出发地朝鲜。4月下旬，得到了国内大力补充实力大增的中国军队再次入侵韩国，又侵占了韩国大片地方，一千多万韩国人一而再地饱尝中国侵略者施加的战火蹂躏。 1951年5月18日，为了间接帮助联合国军执行公务，打击肆意与联合国军作战的中国人，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对中国大陆地区实行禁运的美国提案，47票赞成这个提案，8国（阿富汗、缅甸、印度、印尼、巴基斯坦、叙利亚、瑞典、埃及）弃权，苏联、乌克兰、白俄罗斯、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没有参加表决。没有任何一张反对票。 由于外交侏儒毛主席实在太矮，站在凳子上还是看不见联合国外交舞台，导致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不断产生重大失误，自绝于地球村人类社会。 关于禁运，1951年11月12日，美国国务院公报称：“已经有43个国家接受和积极贯彻了联大决议，它们原来都是向中国出口战略物资的主要国家。” 侵略者——中国大陆地区受到了人类社会的普遍抵制。 7.5 毛主席送中国的领土给金日成 我在网上发现很多网页都有下面的内容： [座落于中朝边界的长白山天池和白头峰，历来是我国的神圣领土。天池位于长白山之巅，乃火山爆发铸成的九峰围合而成，最高一座为白头峰，历史上中朝国界线在分水岭东下二十公里处，自南而北划定。即使在日本统治朝鲜时期，天池也在中国版图；且朝鲜建国时对此也是承认的。 在中朝蜜月中，朝方派员来华，提出分天池一角的要求，说什么天池是伟大的金将军革命事业的发源地，希望我国能理解朝鲜劳动人民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等等。我们这边大手一挥，就切了天池一半(一说有53％)过去，分水岭东侧的三座山峰也跟着一道送了出去。朝方接收后的第二天，白头峰便更了名，改成了“将军峰”。 “我们这边”能够大手一挥就把天池切一半并且加上几个高峰一起送给金日成的人，只有毛主席。 领土问题，疆域地图是最权威的资料。我到国家图书馆调阅了地图出版社1958年1月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集》（甲种本），在27—28页，在东经128度线东边，北纬42度线上下，可以看到“天池”完全在中国境内吉林省范围内，天池东边标高2744的白头山也在中国境内。 我自己有中国地图出版社2004年6月版《朝鲜韩国地图册》，在第9页，在东经128度、北纬42度的周围，可见一蓝色块，标注为“长白山天池”，中间自西南至东北一条线，应该就是中朝边界线了，天池东南有一山峰标记，标注将军峰，标高2749，在朝鲜境内。 通过对比疆域地图，可以确信毛主席送中国领土给金日成这件事是真的。 到旅游胜地长白山天池旅游的中国同胞们，你们不能尽兴游览整个天池和攀登长白山最高峰白头山（峰）的原因，是因为中国出了个卖国贼毛泽东。 7.6  毛主席送中国人的活命钱粮给阿尔巴尼亚 1961年春，苏联中断了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撤退了全部在阿的专家，断绝了对阿第三个五年计划（1961～1965）期间的全部贷款。因为一意孤行强力推广笑话百出、祸国殃民的“大跃进”和反人类的“人民公社”人祸而日益孤立于地球村政治舞台的毛主席，以结成“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统一战线”的名义，让毛统区政府除了向阿尔巴尼亚提供了几十万吨粮食以外，还提供了2.5亿外汇人民币的援款，承担了19个成套项目，帮助阿尔巴尼亚实现了濒于夭折的第三个五年计划。 在毛统区大量向阿尔巴尼亚提供粮食钱财援助的1961年，毛统区饿死一千多万人，净减少人口五百万以上。参见本书3.2.4《公开的全国人口赤字》和3.2.6《人口数据打假》。 7.7  中华人民共和国空前孤立 文革初期极左毛泽东思想的泛滥，极左外交方针的推行，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环境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空前孤立。 在1966年至1967年一年多时间里，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已建交和半建交的40多个国家中的近30个国家先后发生外交纠纷，国家关系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在亚洲国家中，同印度、印尼、缅甸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东欧国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更加疑虑和敌视。与非洲关系出现倒退，除驻埃及大使黄华外，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非洲国家的许多使馆由造反派掌权，干涉驻在国内部事务，引起这些国家的严重不满，其中不少国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了戒备措施，有的关闭其驻中华人民共和国使馆，有的中断了外交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拉丁美洲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和其他交往也受到影响。对欧洲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只与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关系比较密切，同其他建交的欧洲国家，基本没有互访活动。特别是同英国的关系，降到最低点。在此期间，正式派出政府代表团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大大减少，因各种问题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生争执的国家却大大增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形象及对外关系受到严重损害。 自作孽孤立自己的革命事业还在继续发展。 1969年3月22日，毛主席在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陈毅、李富春等人谈话时痛苦无奈地说：“我们现在孤立了，没有人理我们了。” 7.7.1  输出革命火星四溅 文革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行一条唯我独革，四面出击，打倒一切的外交路线。“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之说风行一时，外交工作进一步走向反对帝修反的所谓“革命外交”道路。 “中国是世界革命中心”的信念致使一些外事人员采取种种所谓革命行动，与“帝修反”进行面对面的抗争。1967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留学欧洲学生69人回国途经莫斯科，在列宁、斯大林墓前集体朗诵毛主席语录而被苏方军警围攻殴打。国内群众开始在苏联驻华使馆周围游行，红卫兵在北京机场围攻了苏联的准备撤回国的外交人员家属。1月至2月，在北京发生了多起红卫兵围攻捷克、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等国驻华外交官的事件；一些红卫兵还非法越过国境，到越南、缅甸等国去参加反抗美帝国主义和反对派的“实际斗争”。 1967年3月20日，林彪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中国对世界革命起决定因素。“中国一片红，就等于亚洲一片红”。根据毛主席指示，林彪这个讲话的录音向全军人员和全国红卫兵播放。中共中央并印发了这篇讲话。林副主席点火，毛主席煽风，毛主席夜郎自大的梦想“中国对世界革命起决定作用”被灌输到亿万毛奴的思想中。 1967年11月6日，经毛主席审阅发表的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一文，宣称“世界已进入毛泽东思想的新时代”。由此，外事工作一度突破了内外有别的原则，把宣传毛泽东思想作为外事活动的一项主要任务。《毛主席语录》在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广泛发行，毛主席像章也被作为革命的标志输出国外，在一些国家发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外人员强迫华侨学生或外国人佩戴毛主席像章、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口号和个人崇拜的做法，接受“文化大革命”的宣传等事件，引起驻在国的忧虑和反感。 7.8  毛主席的金钱外交 1948年3月29日，北平各学校学生两万多人集合在北大民主广场开会，纪念中国同盟会组织的广州黄花岗起义，九三学社负责人许德珩发表演讲： [黄花岗革命有什么值得我们今天来纪念呢？谁都知道清政府是腐败的、贪污的、卖国求荣的政府。这个政府对内压迫人民，对外卖身投靠，把整个国家弄得不成样子。这个政府的代表人物，我们可以举出西太后来。西太后统治中国，有八个字的名言，就是“宁赠友邦，莫与家奴”。她把中国人民都看作是她的奴隶，她要怎样，她也就怎样。她贪污，自私，顽固，反动…… ] 毛主席比之西太后，在贪污、自私方面不遑多让，在“宁赠友邦，莫与家奴”卖国方面也不遑多让。前面7.2.1《毛主席放弃中国在外蒙古地区的主权》讲述毛泽东出卖了外蒙古地区，下面讲一讲毛主席在金钱方面卖国求荣的事情。 7.8.1 毛主席对外撒钱不得了 毛主席是外交侏儒，但是他还梦想当世界领袖，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用中国人的民脂民膏对外国人进行收买，不但把朝鲜、越南等穷国养起来，还对比中国富得多的欧洲国家也大给特给。 罗马尼亚举办青年节，毛主席一口气就捐赠了三千吨植物油。1956年，毛主席赠送了三千万卢布的食品给匈牙利，外带三百五十万英镑的“贷款”。毛主席反复说，这笔“贷款”，是不需要偿还的。 1956年9月，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一书记霍查率阿党代表团参加中共八大，毛主席会见了阿党代表团。霍查对中国给予阿尔巴尼亚的帮助表示甚为感谢。毛主席说：帮助是不需要感谢的，左手交一个东西给右手，右手并不向左手表示感谢。 耿飙1969年出任阿尔巴尼亚大使后发现，受毛主席巨额援助的阿尔巴尼亚人的生活，比毛泽东统治区中国人强多了。从1954年开始，毛主席给了阿国经济、军事援助将近90亿元人民币。阿尔巴尼亚总人口才200万，到1969年止，平均每人受到假公济私的毛主席援助达4000多元。1970年8月，亚尔巴尼亚代表团到中国来商谈1971—1975年中国提供经济援助问题，先后提出的经济要求共32亿人民币，最后毛统区决定提供长期无息贷款19.5亿元人民币，其中现汇7000万元（折合1400万美元）。所谓无息贷款，实际上只是字面上哄中国人而已，比毛主席直白的左手交右手好听一点。 由进入了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的眼光来看，阿尔巴尼亚人得到的100多亿元肯定算不上多大，不会有人目瞪口呆。但是如果拿1969年或者1976年毛统区中国人的眼光来看，无论是阿尔巴尼亚到1969年止从毛统区陆续得到的90亿元，还是加上后续援助超过100亿元，都是比天还大的财富，肯定要目瞪口呆。 1969年底整个毛泽东统治区八亿多中国人的储蓄存款余额，总共才75.9亿元，不到90亿元的85%，其中农村6.7亿人的储蓄存款余额，才14.9亿元，不到毛主席送给阿尔巴尼亚200万人90亿元的17%。 1976年底毛统区农民7.7亿多人的储蓄存款余额，才36.9亿元；整个毛统区9.3亿多人的储蓄存款余额，才159.1亿元，加上毛主席假公济私以“中共中央中南海第一党小组”名义绝密存放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私人存款7582万余元，才159.9亿元。 毛泽东时代连续多年对外援助超过毛泽东统治区财政支出的百分之五，掏钱掏到贫穷的毛统区财政非常难受。1972年对外援助实际支出51.1亿元，占毛统区财政支出的6.7%，1973年对外援助支出达到57.98亿元，占毛统区财政支出的比重达到7.2%。正如周恩来所指出的，对外援助“手太松了”。手太松者谁？大败家子毛主席是也。 因为慷中国人之慨大撒中国人的活命钱财物资讨外国人欢心，因此，毛主席在很多小国家被推崇，甚至极端崇拜。如果不大撒中国人的民脂民膏到国外，大救星的好名声怎么能广布国外呢？这是外交侏儒毛主席以权谋私变为外交巨人的一大绝招。 7.8.2  毛主席专机接客因水门丑闻下了台的尼克松 在民主的美国，1972年民选连任总统的尼克松，因为被媒体曝光采取了非法妨害民主的水门事件，为免遭国会弹劾而撤职的羞辱，放弃了第二次总统任期一多半的时间，于1974年8月被迫主动辞职，灰溜溜地离开了美国的政治舞台。但是，毛主席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示同情尼克松。这也难怪，如果中国人也有美国人的民主，毛泽东早就从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滚蛋了。 尼克松离开白宫不久，毛主席就托红颜知己、菲律宾的马科斯夫人给他带话，问候他，请他来中国。尼克松的女儿朱莉（Julie）第二年来到中国受到惊人的热烈欢迎。毛主席对朱莉说：“马上给你父亲写信，说我想念他。”朱莉后来写道：“他的反应简直像个孩子，兴奋得不由自主地紧紧抓住我的手。”朱莉回美国后，中国驻美联络人员告诉她说，毛主席“把你看作一家人”。 1976年2月，毛主席派了一架大飞机波音707，载上中国外交部的礼宾司长，专程到美国洛杉矶去迎接已经没有任何政府工作人员身份的尼克松到中国来，与毛主席见面，享受毛主席安排的热情招待。恕鄙人孤陋寡闻，在人类外交史上，这种交往大概是是独一无二的。 毛主席把中国人的民脂民膏又另类挥霍了一把。                                           第八篇 假象——伟大的导师 真相——误人的导师 8.1  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 8.1.1  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8.1.2  东风压倒西风 8.1.3  敌人一天天烂下去 8.2  教育革命运动 8.2.1  知识越多越反动 8.2.2  教育必须 为崇拜毛主席服务 8.2.3 教育必须 与体力劳动相结合 8.2.4  大学中专停止招生 8.2.5 招收工农兵学员荒唐透顶 8.2.6 工宣队管理学校， 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8.2.7 正规大学枯槁待死、 业余大学杂草丛生 8.3  以阶级斗争为纲 8.3.1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8.3.2 八亿人口，不斗行吗？！ 8.4  要斗私批修 8.4.1  老百姓狠斗“私”字 一闪念 8.4.2 反对修正主义  8.4.3  打倒帝修反 8.5  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8.5.1 千百万城市青年走入穷途 8.5.2  兵团知青的灾难 8.6 荒唐的五•七指示  8.6.1 倒行逆施的五七干校运动 8.7 毛泽东思想 压倒爱因斯坦和相对论   “伟大的导师”这顶金光灿灿的帽子戴在毛主席头上，曾经是中华大地家喻户晓的事情。 文革期间，经常开会，人们在会场上必须高呼口号：“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而且很多地方都写上大标语“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人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歌颂“伟大的导师”毛主席。观一斑而知全豹，下面展示的是被赞誉为模范地宣传和贯彻毛泽东思想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部队海上文艺宣传队的一首朗诵诗《毛主席，我们祝您万寿无疆》的部分内容： 在那云海茫茫的 万里长空之上， 一轮鲜红的太阳 穿云破雾， 普照四方。 世界的乡村 舞动着红旗， 战斗的人民 高举起刀枪！ 啊，毛主席， 毛主席！ 我们最伟大的导师 这样的健康！ 您为我们 开辟了革命的航道， 您带领我们 迎接人类的解放， 我们心红眼亮 斗志昂扬， 我们永远跟着您 在大风大浪中前进， 我们祝福您 万寿无疆！ 如果算毛主席是导师的话，实际考察起来，他不但不是一个伟大的导师，反而是一个误人的导师。毛主席误导别人的人生，是故意的，绝对不是无心之失。大家应该知道，对独裁统治者来说，统治一个低文化水平、对外界一无所知的人群会更容易。因此，独裁者毛主席就愚弄、误导有几千年文明传统的亿万中国人走入低文化水平、对外界一无所知的境地，期望他的独裁式统治千秋万代传下去。 8.1 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 毛主席误导我们： 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毛主席语录》第14页） 敌人反对独裁，我们就要拥护独裁，整个社会由共产党独裁，共产党内由毛主席独裁；敌人反对非法杀人，我们就要拥护非法杀人；敌人反对损害人权的行为，我们就拥护损害人权——问案、审讯的时候随便搞逼供信，连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许光达等将军们都可以被逼供而打成重伤（参见本书3.3.4《逼供、诱供贺龙集团冤案》），批判会上随便打伤人，连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彭德怀都可以随便被打成重伤（参见本书4.2.3《1967年清算百团大战》）。 由于敌人的社会拥护公平、公正、公开、自由、平等、博爱、私德、公德等等普世价值，在毛主席误导下，毛泽东统治区就反对公平、公正、公开、自由、平等、博爱、私德、公德等等普世价值，使之变成一个没有公平、没有公正、没有公开、没有自由、没有平等、没有博爱、没有私德、没有公德，只有封闭、黑暗、不平等、相互仇视、无私德公德的浩劫社会。 8.1.1  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毛主席误导我们：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 …… 我说一切所有号称强大的反动派统统不过是纸老虎。原因是他们脱离人民。你看，希特勒是不是纸老虎？希特勒不是被打倒了吗？我也谈到沙皇是纸老虎，中国皇帝是纸老虎，日本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你看，都倒了。美帝国主义没有倒，还有原子弹，我看也是要倒的，也是纸老虎。 …… 帝国主义者的寿命不会很长了，因为他们尽做坏事，专门扶植各国反人民的反动派，霸占大量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军事基地，以原子战争威胁和平。这样，他们就迫使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正在或者将要对他们群起而攻之。 （《毛主席语录》第66、68、70—71页） 塑造一群无恶不作的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作为假想敌人，误导中国人群起而攻之，达到蒙骗和转移视线的目的，使得地球村中最穷的人——占地球村四分之一的毛泽东统治区中国人，以为全世界四分之三的其他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着大救星毛主席去解放。 8.1.2  东风压倒西风 毛主席误导我们： 我认为现在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世界上现在有两股风：东风，西风。中国有句成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 （《毛主席语录》第74页） 恕鄙人孤陋寡闻，没有听说中国成语里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 我在兴宁县刁坊公社墨池小学读书的时候，学过很多很多充满革命豪情的歌曲，下面是到现在还能唱出前面几句的彰显东风厉害的《东风吹，战鼓擂》： 东风吹，战鼓擂， 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 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 8.1.3  敌人一天天烂下去 毛主席误导我们： 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 在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举行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毛主席发表对国际形势的看法，指出：“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既然毛主席“总结”出规律来了，宣传部门就要配合宣传毛主席的指示，吹吧。请看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时事报刊处编写、江西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我们一天天好起来　敌人一天天烂下去》的部分内容： 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日益繁荣兴旺。在过去的一年中，社会主义国家经济飞跃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全面跃进，创造了钢和粮食翻一番的惊人奇迹…… 同社会主义阵营的情况相反，1958年对于帝国主义充满了灾难…… 一直就这样胡吹蒙骗我们。我上小学、中学的时候，自然也被灌输“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说什么“世界上四分之三的劳动人民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着我们去解放他们。 真实的历史是这样的，1958年冬天毛主席说出“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的时候，中华大地已经呈现了空前大饥荒的前兆——公社食堂普遍缺粮。这是1958年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大炼钢铁运动、深翻土地运动、大锅饭运动等等毛主席脑子里的胡思乱想、疯狂思想运动了六亿多中国人的必然结果。中华文明在地球村文明中越来越落后，差距越来越大。如果将毛主席误导中国人的话“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反转来用，变成“我们一天天烂下去，敌人一天天好起来”，就接近真实的历史了。 8.2  教育革命运动 教育革命运动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亿万中国人失去自己的思想，成为愚民，被毛主席这个超级奴隶主长期愚弄当奴隶、当工蚁、当工具也不自知。参看本书18.1.5《毛主席收获惊人》，可知当年愚民教育毒害之可怕。 从1951年5月毛主席捏造罪名、捏造罪行彻底打倒行乞兴学开通民智受到国人广泛赞扬的著名清朝末年历史人物武训开始（参见18.1.1《打倒武训》），现代中国的教育事业就被误人的导师毛主席引入了黑暗的歧途。 从1951年9月开始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让所有的知识分子改造思想，改造成忠于毛主席、忠于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参见18.1.2《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从此，从事教育行业的知识分子，谁敢随意对学生发表与毛主席说法不一致的言论呢？应该很稀少了吧。关系到中国人才未来健康发展的教育事业，基本上被误人的导师毛主席塞进了黑暗的隧道。现代大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对于教育的箴言：“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被误人导师毛主席实际上推行的“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给彻底掩盖了。 1957年3月17日，毛主席向周恩来等人写信，发出：“大学、中学都要求加强思想、政治领导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要削减课程，要恢复中学方面的政治课，取消宪治〈法〉课，要编新的思想政治课本……” 的命令。通过1957年反民主的反右派运动，毛主席把敢于向共产党、向毛主席提意见的民主人士、知识分子收拾得噤若寒蝉、哑口无言。有一段时间，连中学生的历史课也取消了。十多年充满共产党崇拜、毛主席崇拜、歪理邪说的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了一代充满崇拜毛主席的思想，充满破坏激情，缺乏正常人的思维、理智、感情的青年人，为文革准备了火药库，使毛主席轻而易举就把他们点爆而成为具有山呼海啸破坏力的红卫兵运动。 8.2.1  教育必须为崇拜毛主席服务 毛主席说：“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明确指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必须由党来领导。” 无产阶级政治是什么？鄙人到现在还是不明白。 “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句话如何理解，本人却深有体会，那就是灌输崇拜毛主席的思想，灌输崇拜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说难听一点，就是忠于统治者的愚民教育，作为陪衬，就是搞臭毛主席打倒的对象，搞臭共产党打倒的对象。 鄙人于1967年9月进入广东省兴宁县刁坊公社墨池小学读书。我们被灌输了许许多多崇拜毛主席的玩意。我已经不记得小学语文第一课是不是“毛主席万岁”，但我清楚地记得学英语的第一课是Long live Chairman Mao!（毛主席万岁!），第二课是Long live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中国共产党万岁!）小学第一课学习“毛主席万岁”的可能性最大，否则还有什么比“毛主席万岁”更重要的呢？我在小学、中学读书，都没有学过汉语拼音，所以可以排除小学第一课学拼音的可能性。 从颂歌《东方红》：“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主席。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和本书第十一篇所录颂歌《大海航行靠舵手》，以及本书14.1《肉麻颂歌》所录七首颂歌，读者即可略见当年教育为崇拜毛主席服务之愚民教育的酷烈。 崇拜毛主席，崇拜中国共产党，这就是毛统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精华所在、核心所在。只要崇拜毛主席、崇拜中国共产党的愚民思想统治了人们，那么就算亿万中国人都长期生活在饥寒交迫、没有思想自由、没有言论自由的人间地狱中，毛主席的统治、中国共产党的统治都将千秋万代传下去。 学生们除了要学会歌唱崇拜毛主席的歌曲，还要学会用歌曲搞臭被毛主席打倒的对象，比如《打倒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打倒刘少奇！打倒刘少奇！怒火在燃烧、铁拳高高举！刘少奇，反动透顶！刘少奇，罪大恶极，撤销他党内外的一切职务！永远开除他的党籍！打倒叛徒刘少奇！打倒刘少奇! 打倒内奸刘少奇！打倒刘少奇!打倒帝修反的走狗刘少奇！” 8.2.2 教育必须与体力劳动相结合 毛统区“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是从小学就开始实行的，中学生就任意使唤了，大学生的使用，更是肆无忌惮。 1958年9月，全毛统区高等学校，为了响应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根据毛主席的提议而来的决议“为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号召，有的学校在校内掀起了炼钢活动，有的学校则派大批师生走出校门支援钢铁战线。曾经冷遇毛泽东的北京大学，也按照毛泽东思想建造了自己的炼钢炉，这使毛主席特别高兴。可爱的北大校园里难看的土高炉没有达到任何有价值的目的，所产的钢铁质量都很差。北京大学还派出学生到外地炼钢，比如化学系的950名师生，被派往广西、湖南、湖北，参加群众性的土法炼钢运动。 鄙人于1972年夏在刁坊公社墨池小学读完小学5年后，接着成了刁坊公社墨池小学戴帽子中学部——墨池小学附中的学生。1973年3月的一天，墨池小学附中的全体师生，执行上级的命令，来到刁坊公社农科所参加集体劳动。这次劳动，完全用孩子们的人力平整土地，把高处的土搬到低处。有的孩子用锄头挖土，有的孩子用铁锵把土挖松，有的孩子用锄头把土装上畚箕，有的孩子则把畚箕上的土挑到低洼的地方倒掉。 由于千百万年的原生土很结实，挖起来很费劲，一锄头下去挖不松多少泥土。后来想到一个办法，那就是在断崖一样的挖土场的下方往前挖，让土块变成屋檐状，这样在离开边缘比较远的地方用铁锵插进去用力撬，就能将一大块土划拉下来。这个屋檐状的洞穴，挖得越深入，效果越好。突然，墨池小学附中挖土场的一片土屋檐坍塌了，把趴在地面上挖土屋檐的学生埋在了土下面，全场一片惊慌。大家七手八脚赶紧用手刨土，争取把埋在泥土下面的孩子救出来。经过一翻努力，终于把埋在泥土下的、我的非常要好的同班同学钟新荣挖了出来！万幸的是，他没死，只是全身发麻，送刁坊卫生院检查、观察。 我上初二的时候，我家乡刁坊公社得到上级拨款在宁江河上修大桥，我们都有硬指标任务，必须从山上的打石场挑石头到三里外的工地，工地上过秤登记的。我们劳动是无偿的，节省下来的资金买了汽车，跟我们学生没有关系，跟公社社员也没有关系。 8.2.3  大学中专停止招生 从形式上看，毛统区的教育革命运动在文革中登峰造极了：①取消了大学生招生、研究生招生。②缩短了学制，小学、初中、高中各缩短了一年。与我年龄相近成千上万上亿的人，读5年书算小学毕业，读7年书算初中毕业，读9年书算高中毕业。③中、小学生在校期间大量安排体力劳动。④城市初中毕业生、高中毕业生不可能读中专、大学，只能作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有后门的则可以去当兵、当工人、当干部，农村毕业生回生产队参加农业劳动更是顺理成章，我14周岁不到就是正式的农民了。③④两项是体现参加毛主席所说的三大革命运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中的“生产斗争”了。 8.2.4  招收工农兵学员荒唐透顶 有大学而不招收大学生，这在人类历史上肯定是独一份，毛主席真是独领风骚啊，感觉好极了。但是，时间长了，感觉似乎有点怪怪的，毕竟太独出了，就好象所有的人都穿衣服而自己不穿衣服一样，难免有了过于现眼的感觉。为了摆脱这种丢人现眼的窘况，那么还是招一点学生吧。 请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大辞典》第682页的部分内容：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     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转。《报告》的主要内容有：两校已具备了招生条件，计划于本年下半年招生。①学制：根据各专业具体要求，分别为2至3年。另办一年左右的进修班。②学习内容：设置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的政治课；实行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业务课；以备战为内容的军事体育课。各科学生都要参加生产劳动。③学生条件：政治思想好、身体健康、具有3年以上实践经验、年龄在20岁左右、有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干部。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工人、贫下中农，不受年龄和文化程度的限制。还要注意招收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④招生办法：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1970年全国部分高等学校试点招收了工农兵学员41870人。} 没有经过考试、仅仅是表面上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农兵学员，经过2至3年的学习，顶天也就是高中毕业生的水平，何况还有一些不受年龄和文化程度限制的工人、贫下中农，更重要的是还有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的政治课在那里把关呢。毛主席不用担心在大学出现明白人了，将来大学出来的全部还是紧跟毛主席的糊涂蛋，所以也就批准了，可以试一试嘛。试验合乎毛主席的思想了就从1972年起全面执行，一直执行到毛主席1976年死了，1977年8月被重新工作的邓小平阻止下来。 教育革命的产物之一工农兵学员，群体性水平实在太低，使实际的管理者感到伤脑筋。 1972年5月8日，国务院科教组转发了一份《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科教组关于高等学校试办补习班的报告》。报告中说，北京11所高校招收的工农兵学员文化水平参差不齐，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20%，初中程度的占60%，相当小学程度的占20%。某大学数学系的工农兵学员，竟闹出“1/2+1/2=1/4”（二分之一加二分之一等于四分之一）的笑话。如果这样的人也能上大学，那还叫什么大学？ 虽然招收工农兵学员的新制度从培养国家有用人才的角度讲非常荒唐，但是对于掌握大权的毛主席而言，又多了一扇可以随时开启的后门，为实现“有了权，就有一切；没有权，就没有一切”权力主义理想社会提供名正言顺的操作场所。 8.2.5 工宣队管理学校， 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从学校的管理体制上说，毛统区的教育革命运动在文革中也登峰造极了： 1968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通知》。《通知》提出：以优秀的产业工人为主体，配合人民解放军战士，组成毛主席思想宣传队，分期分批，进驻各学校。次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刊载《红旗》杂志1968年第2期发表的姚文元的文章。文章引述了毛主席的指示：“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在派驻工人阶级毛主席思想宣传队、解放军毛主席思想宣传队进驻城市学校的同时，在广大农村，派出贫下中农代表或毛主席思想宣传队管理农村地区的学校。 我家乡广东省兴宁县，虽然对北京城而言非常偏远，但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不会有任何含糊。1968年9月，由工宣队、军宣队、贫宣队（工人、解放军、贫下中农毛主席思想宣传队）进驻机关、工厂、学校和人民公社；1975年又加码，派出37名工人毛主席思想宣传队员和2632名贫下中农代表进驻44间中学和454间小学，实行“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 1969年1月27日，《红旗》杂志发表兰州市关于城市中学走工厂办学道路的调查报告《厂办校、两挂钩》。调查报告介绍兰州第五中学自1968年10月工宣队进校后，改为兰州铸造厂厂办中学，变全日制普通中学为半工半读学校。该校师生每周学习2天，另外4天，半天劳动半天学习。把原来的17门课合并为5门课（“毛泽东思想”、“工业基础”、“农业基础”、“革命文艺”、“军事体育”）。在此前后，河北、广东、四川、辽宁、湖北等不少地方的城镇中小学也由工厂接办，实行类似兰州的厂校合一、工厂办校或“定厂办学”。 1969年1月29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转发了毛泽东批示“照发”的驻清华大学工人、解放军宣传队的报告《坚决贯彻执行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给出路”的政策》。这个报告说：“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及其在清华的代理人蒋南翔为了推行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在清华大学把许多教授、讲师安插在各系的党政领导岗位上……”根据上述毛主席批示“照发”报告的估计，清华大学的大批教职工受到打击和迫害。据不完全统计，在“文化大革命”中，在不到6000名教职工中立案审查的达1228人，被定为敌我矛盾的178人，加上清查子虚乌有的“五一六分子”和所谓“清查反革命运动”等运动中受冲击批判的2000人，全校受立案审查和冲击批判的，竟占教职工总数的一半以上。 8.2.6 正规大学枯槁待死、 业余大学杂草丛生 毛统区正常的大学全面枯槁，近乎死绝了，不正常的业余大学却如同杂草般丛生。在我的家乡广东省，1969年在校大学生仅有5272人；1970年，全省普通高校仅有10所；1976年10月前，全省挂牌的工科性“七•二一”大学（名字源自于毛主席在1968年7月21日的指示）达1853所，农科性的“五•七”大学（名字源自于毛主席在1966年5月7日的指示）达586所，医科性“六•二六”大学（名字源自于毛主席在1965年6月26日的指示）有9所。这些学校绝大多数徒有其名。其他地方应该也是大同小异。中共安徽省凤阳县委，1975年12月决定在原“五七”中学校址兴办凤阳县“五七”大学。这些业余大学都是毛主席的奴才们贯彻主子毛泽东的糊涂思想的产物。这些徒有其名的大学能出人才吗？根本不可能，这跟草丛里不可能出产木材一样的道理。 1975年11月8日，张春桥找周荣鑫面谈教育形势。周荣鑫指出，当前学生不读书等问题急待解决。张春桥却说：“社会上有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教育革命的风”。“一个是培养有资产阶级觉悟的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一个是培养有觉悟的没有文化的劳动者，你说要什么人？我宁要一个没文化的劳动者，而不要一个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迟群1968年带领军、工宣队到清华、北大，路线是正确的。”张春桥责令周荣鑫作检查。张春桥不愧是毛主席思想的忠实执行者。张春桥与周荣鑫谈话的背景，是不久前毛主席的一次讲话：“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 神州大地的人才资源全面枯竭，在日新月异、迅速发展的地球村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恰似盲人骑着瞎了眼的马进入了深水池。毛主席知道这种严重情况吗？当然知道。1975年底，毛主席召见了教育家蒋南翔，当蒋进屋时，江青守护在毛主席身边，警告他向毛主席汇报教育形势“不得超过三分钟”。蒋过去曾任清华大学的校长，此时已从政治幻想中醒悟过来，他倔强而不满地说：“我的报告三十秒就足够了。”他毫不掩饰地对毛主席说：“大学生学中学的课本，他们的水平只能与小学生比。”毛主席，这位教育水平下降的幕后制造者叹了口气，喃喃地说：“如果这种情形持续下去，不仅要亡党，而且要亡国。”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死了。10月6日，毛主席的妻子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四人帮”被抓了起来，教育革命运动接近了终点。1977年冬，被登峰造极的教育革命运动停止考试招生11年之久的高等学校和中专学校恢复考试招生。 8.3  以阶级斗争为纲 1962年1月29日林彪出面，编造了毛主席对于饿死几千万人的空前浩劫没有任何责任的谎言（参见本书16.4《毛主席赞赏林彪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那就得找一些替罪羊。等到了1962年过去、大饥荒也已经基本解除，毛主席就着手把与几亿农民直接有关的基层干部推出去当替罪羊了。 1963年5月2-12日，在杭州召集的有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上，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10条》）。在会议之前，毛主席认为开展“四清”（清理帐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运动是必要的。通过清理大队、生产队干部四不清的问题，多吃多占的问题，来激起饥饿的人民公社社员们的愤怒，从而转移农民们的情绪方向，产生前几年的灾难责任在于顶头小领导而不在天边的大领导毛主席的错觉。 1963年9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简称《后10条（草案）》）。《后10条（草案）》规定：以阶级斗争为纲，抓住5个要点……地主、富农子女一律不能担任本地的基层干部，一般地也不宜负责会计员、记分员、保管员等重要职务。同地主、富农子女结婚的党员、干部，能不能当党员、当干部，主要根据本人表现。这些条文，增加了下面人斗人的混乱，也就增加了毛主席意在鱼目混珠、李代桃僵戏法的成功。 1964年9月中共中央印发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简称《后10条（修正草案）》）。《后10条（修正草案）》与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制造的《桃源经验》下发后，开展社教运动的社队，一切权力归工作队，形成了广大基层干部人人“过关”的局面。 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印发毛主席主持修改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23条》）。这个《23条》，在四清的内容上又升级了，改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最先的四清只是升级后的四清之一（清经济）而已。对于形势的判断，首先是“我国城市和农村都存在着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解决办法自然是“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了。 文革十年浩劫，非常重要的一条指导思想就是毛泽东思想精华——“以阶级斗争为纲”。 8.3.1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鄙人从1967年上小学不久就知道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以阶级斗争为纲”、“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前面讲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来历及毛主席的应用，下面介绍一下其他几条“阶级斗争”最高指示的来历。 1962年8月6日至8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当然了，政治局委员彭德怀是不准参加会议的了。会议的议题是讨论农业、财贸、城市等方面的问题。 8月6日，毛主席发表讲话，把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引向讨论阶级斗争问题为中心问题。这就避免了实际讨论农业、财贸、城市等方面问题可能给毛主席带来的尴尬，毕竟1958年以来的毛泽东人祸造成的大饥荒还没有完全结束，庐山会议打下去的彭德怀还有政治局委员的身份，仍然有东山再起的可能。 8月9日，毛主席在中心小组讲话：“……我们要搞一万年的阶级斗争，不然，我们岂不变成国民党、修正主义分子了？” 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了毛主席的讲话，并以此讲话精神为指导，为八届十中全会准备了文件。 9月24日至27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中央委员82人出席会议，中央候补委员88人，中央有关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负责人33人列席了会议。5位中央委员——彭德怀、习仲勋、张闻天、黄克诚、贾拓夫不准参加会议。 毛主席主宰了八届十中全会。24日，毛主席首先在会上讲话，进一步谈了阶级、形势、矛盾和如何对待国内党内的修正主义问题。毛主席说：“社会主义国家有没有阶级存在？有没有阶级斗争？现在可以肯定，有阶级存在，阶级斗争肯定是存在的。”“要承认阶级长期存在，承认阶级与阶级斗争，反动阶级可能复辟，要提高警惕……所以我们从现在起，就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开大会讲，开党代会讲，开全会讲，开一次会就讲一次。” 全会在毛主席关于阶级、阶级斗争的观点影响下，继北戴河会议，接着批判“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会议决定成立两个专案审查委员会，分别对彭德怀、习仲勋进行审查，并认为习仲勋、贾拓夫和刘景范（小说《刘志丹》的作者）是又一个“反党集团”。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接受了毛主席关于阶级、形势和矛盾的基本观点，并将它写进了经毛主席审定改写的公报中：“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千万不要忘记……” 1963年2月11-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期间，毛主席提出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论点。 毛主席使用“阶级斗争”进行权力斗争，比孙悟空用金箍棒打架还好使，确实是“一抓就灵”——毛主席用阶级斗争为武器，1959年巩固了打倒彭德怀的成果，1966年起达到个人崇拜新高度，打倒了刘少奇、邓小平等人，1976年再次打倒了邓小平。 8.3.2 八亿人口，不斗行吗？！ 毛主席语录：“八亿人口，不斗行吗？！”（《人民日报》1976年5月17日、6月17日等日子刊登在第一版报眼位置） 2008年8月8日我审阅这段文字的时候，十几亿中国人已经有三十年时间没有上演人斗人的悲剧、闹剧了，总体而言大家的日子越过越好，从反面证明了毛主席的“不斗行吗”的质疑实在是荒唐透顶。如果继续存在“不斗不行”的思想，和谐社会的理想就免谈了。 8.4 要斗私批修 毛主席误导我们：“要斗私，批修”。这是真的语录，而不是《毛主席语录》中的假语录（毛主席文章节录而已）。请看1967年10月1日林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八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节录： 毛主席最近指示我们，要斗私，批修。斗私，就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自己头脑里的“私”字作斗争。批修，就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去反对修正主义，去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斗争。这两件事情是互相联系的，只有很好地斗掉了“私”字，才能更好地把反修斗争进行到底。我们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用“斗私、批修”这四个字为纲，加强对军队干部、地方干部和红卫兵的思想教育。要开办各种学习班，中央办，地方办，各个革命群众组织也可以办，把全国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通过学习，帮助我们的老干部，新干部和革命小将，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头脑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提高思想政治水平，为人民立新功。 ……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既然毛主席发出了“要斗私，批修”的最高指示，而且林副主席代表毛主席进一步指明了方向——用“斗私、批修”这四个字为纲，“斗私批修”疯行中华大地。 我在国家图书馆看见了一些名字中带“斗私批修”的书籍——《要斗私批修》、《杀上斗私批修的战场》、《永远紧跟毛主席  斗私批修当先锋》……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杀上斗私批修的战场》第1页和第2页，是歌曲《斗私，批修》，写明“为林彪同志的讲话谱曲”。第31、32页是《狠斗“私”字触灵魂（数来宝）》，为了让读者感受一下当年宣传“斗私批修”的气氛，节录一点如下： 甲  毛主席发出“要斗私，批修”的伟大号召， 乙  文化大革命出现了新高潮。 甲  要斗私，要批修， 乙  无产阶级革命派跑在最前头。 甲  “要斗私，批修”几个大字闪金光， 乙  要紧紧抓住这个纲。 甲  “斗私，批修”是当前斗争的大课题， 乙  咱们要认真领会来学习。 甲  “斗私，批修”两件事， 乙  互相之间有联系。 甲  必须狠把“私”字斗， 乙  批修才能批得透。 甲  只有把“私”字斗掉了， 乙  修正主义才能被打倒！ 甲  提起“私”字可恨又可恼， 乙  它的危害真不少。 …… 甲  这个“私”真正坏， 乙  它是腐蚀革命的大祸害。 甲  这个“私”是土壤， 乙  修正主义在那里长。 甲  要反修得刨根，狠斗“私”字触灵魂。 乙  毛泽东思想武装咱，破私立公改造世界观。 合  紧跟伟大领袖毛泽东，当斗私的闯将，做批修的先锋。 8.4.1  老百姓狠斗“私”字一闪念  毛主席误导人们、要求人们视私心为罪恶，视私人财富为罪恶。我在家乡广东省兴宁县刁坊公社墨池小学读书的时候，学习过走火入魔的“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闹革命”，只有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才是正道。2003年7月我在吉林省四平市街头买到的文物——黑龙江省1968年小学四年级用语文课本，里面的课文《年四旺狠斗“私”字“一闪念”》可供旁证： 隆冬天气，塞上奇寒。连队正在进行紧张的收尾工程。年四旺手持瓦刀，顶着七级大风，爬到高高的脚手架上去砌砖。他的手脚都冻僵了，狂风刮得他打了个趔趄，一只脚滑了下去，几乎摔了下去。他扶着脚手架，稳住了身子，挥起瓦刀，顶着寒风紧张地干了起来。天气越来越冷，狂风摇撼着脚手架，年四旺坚定勇敢地站在最高处，大声朗诵着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夜里，他在想，白天登高作业的时候，我脑子里就闪过“万一摔下去怎么办”的私心杂念，后来是背诵了毛主席语录，才使自己振作起来的。一时的畏怯，不是别的，就是“私”字，这是思想革命化的敌人！如果心里没有“私”字，就没有什么可怕的。“私”字，即使是“一闪念”，也不能小看它啊！……年四旺就是这样用毛泽东思想狠斗自己的“私”字，狠抓那些常常连自己也不经意的“一闪念”，七斗八斗，千斗万斗，彻底斗掉头脑里的“私”字，真正做到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 在寒冷、大风的高空中作业的时候，连正常人脑子里闪过“万一摔下去怎么办”的想法都被认为是可怕的私心杂念，是敌人，这种社会该有多么可怕就不难想象了。 毛主席要求其他人“要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但是毛主席自己却贪钱、贪物、贪吃、贪玩、贪色、贪保健、贪房子、贪茶烟酒，贪祝福，简直是无所不贪。参见本书第二篇《假象——他为人民谋幸福；真相——他为自己谋私利》，及第十六篇《假象——嫌弃个人崇拜；真相——推广个人崇拜》，即可略见毛主席无所不贪的历史真貌。 8.4.2 反对修正主义 毛主席误导我们： 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都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向前发展，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停滞不前。停止了，老是那么一套，它就没有生命了。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是不能违背的，违背了就要犯错误。用形而上学的观点来看待马克思主义，把它看成僵死的东西，这是教条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这就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者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在现在的情况下，修正主义是比教条主义更有害的东西。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 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他们反对或者歪曲唯物论和辩证法，反对或者企图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或者企图削弱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 （《毛主席语录》第18—20页） 马克思主义既要随时发展又要反对修正主义，拿什么来评判呢？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是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第1页） 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 使用“马克思主义”这个名词，毛主席可以扫尽一切敢于挡道的同事。严格使用马克思主义经典的，那是教条主义，出格使用马克思主义经典的，就是修正主义，只要不合毛主席的利益，毛泽东之剑可以随时刺中对手。 8.4.3  打倒帝修反 毛主席误导我们： 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纸老虎，修正主义者也是纸老虎。 在毛泽东时代，有海外关系的人（有亲戚朋友在毛泽东统治区之外的人），必须小心谨慎地生活，不小心就可能莫名其妙地成了“特务”，那可是要坐牢的罪名。平民百姓听收音机也都可能被送进监牢，“收听敌台罪”可不是吃素的。美国、苏联、台湾的电台广播不准收听，因为那是“敌台”——帝修反的电台。 美国总统尼克松，是一个坚定的反共分子，按照毛泽东思想常识来判断，尼克松应该是一个死不改悔的帝国主义者、反动派。毛统区的一般人若是与尼克松建立私人联系，无异于找死。令人惊讶的是，毛主席与尼克松建立了非常特殊的私人关系，请看本书7.8.2《专机接客因水门丑闻下了台的尼克松》。 8.5  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1968年7月，“文革”初期风起云涌的红卫兵运动，随着毛统区夺权任务的逐步实现和各级革命委员会的建立，进入了尾声。而毛统区一千万左右“停课闹革命”或“留校闹革命”的大、中专学生，和六六、六七、六八届高中、初中毕业生，却仍然作为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四处冲击。如何安置这批为毛主席夺权有功的学生，变成了毛主席伤脑筋的问题。 1966年“文革”以来，生产受到很大冲击，1967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10%；1968年在1967年下降的基础上再降4.2%。整个国民经济出现全面衰退的形势，绝大多数的工矿和基层单位无法招收新工。同时，各类高等学校和专业技术学校也都全面陷于瘫痪，研究生、留学生的培养和选派工作也完全停顿。 兔死狗烹、弃若敝屣是毛主席处理功臣的惯用伎俩，误导别人更是毛主席的拿手好戏。 1968年7月，毛主席发出指示：“我们提倡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主要是到农村中去，……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于是，在整个毛统区掀起了一阵宣传“再教育”理论的热潮。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以《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吃闲饭》为题，发表关于甘肃省会宁县部分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报道。《人民日报》为之加的编者按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编者按认为，这是一种值得大力提倡的新风尚。希望广大知识青年和脱离体力劳动的城镇居民到农业生产第一线去。随后，毛统区各地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奔赴农业生产第一线的运动。 8.5.1  千百万城市青年走入穷途 到农村去“上山下乡”，几乎成了当时青年们的唯一选择，他们失去了升学成才的机会，他们求职谋生的门路被彻底断绝，被赶进了荒野（毛主席语录：“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当然有合适后门的人例外，这是权力主义社会的正常现象。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也给整个社会带来了严重的后果。整个“文革”期间，国家和企事业单位安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所支出的经费超过100亿元。在许多地区，由于安置人员过多，超过了农民的负担能力，出现了与农民争土地、争口粮、争工分的情况。这损害了农民的利益，程度不同地引起了农民的不满。对于大多数下乡知青来说，由于生产上不能自给，生活上无法自理，加上有些地区对知青实行同工不同酬的“土政策”，多数知青在生活上还要靠家里补贴，给家长带来了很大的负担和压力。 福建省莆田县的小学教员李庆霖，儿子李良模初中毕业以后，1969年走向了毛主席安排的上山下乡穷困路，穷得无钱看病，没有钱理发，生活中的一切花费都得依靠家里支持，这就够痛苦的了，另一个孩子面临重蹈覆辙的命运。1972年12月22日，不堪生活重压的李庆霖，冒死写信给毛主席，反映他的孩子在农村所遇到的生产和生活方面的困难： 我有个孩子叫李良模，是个一九六八年的初中毕业生。一九六九年，他听从您老人家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教导，毅然报名下乡。经政府分配在莆田山区——荻芦公社水办大队插队落户务农。 在孩子上山下乡后的头十一个月里，他的口粮是由国家供应的（每个月定量三十七斤），生活费是由国家发给的（每个月八块钱），除了医药费和日常生活中下饭需要的菜金是由知青家长掏腰包外，这个生活待遇在当时，对维持个人在山区的最低限度的生活费用，是可以过得去的。 当国家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口粮供应和生活费发给断绝，孩子在山区劳动，和贫下中农一起分粮后，一连串的困难问题便产生了： 首先是分得的口粮年年不够吃，每一个年头里都要有半年或更多一些要跑回家吃黑市粮过日子。在最好的年景里，一年早晚两季总共能分到湿杂稻谷两百来斤，外加两三百斤鲜地瓜和十斤左右的小麦，除此之外，就别无他粮了。那两百来斤的湿杂稻谷，经晒干扬净后，只能有一百多斤。这么少的口粮要孩子在重体力劳动中细水长流地过日子，无论如何是无法办到的。况且孩子在年轻力壮时候，更是会吃饭的。 在山区，孩子终年参加农业劳动，不但口粮不够吃，而且从来不见分红，没有一分线的劳动收入。下饭的菜吃光了，没有钱去再买；衣裤在劳动中磨破了，也没有钱去添制新的；病倒了，连个钱请医生看病都没有。其他如日常生活需用的开销，更是没钱支付。从一九六九年起直迄于今，孩子在山区务农以来，他生活中的一切花费都得依靠家里支持。说来见笑，他风里来，雨里去辛勤种地，头发长了，连个理发的钱都挣不到。此外，他从上山下乡的第一天起，直到现在，一直没有房子住宿，一直是借住当地贫下中农的房子。目前，房东正准备给自己的孩子办喜事，早已露出口音，要借房住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另找住所。看来，孩子在山区，不仅生活上困难成问题，而且连个歇息的地方也成问题。 毛主席：您老人家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我完全拥护；叫我把孩子送到山区去务农，我没意见。可是，当孩子上山下乡后的口粮问题，住房问题，生活中的吃油用菜问题，穿衣问题，疾病问题，住房问题，学习问题以及一切日常生活问题，党和国家应当给予一定的照顾，好让孩子在山区得以安心务农。 现在，如上述的许多实际困难问题，有关单位都不去过问，完全置之不理，都要由我这当家长的自行解决，这怎么行呀？有朝一日，当我见阎王去，孩子失去家庭支持后，那他将要如何活下去？我真耽心！ 今年冬，我的又一个孩子又将在初中毕业了，如果过不了明春的升学关，是否再打发他去上山下乡呢？前车可鉴，我真不敢去想它！ 李庆霖的信中，还提到在知青中招工、招生、招干时任人唯亲的不正之风问题。 李庆霖在这封信的末尾说： 毛主席：我深知您老人家的工作是够忙的，是没有时间来处理我所说的事。可是，我在呼天不应，叫地不灵的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地冒昧写信来北京“告御状”了，真是不该之至！  知青家长李庆霖给毛主席的信件，给我们留下了插队落户知青困顿生活绝对真实的、珍贵的历史资料。 由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本身是与现代社会背道而驰的瞎胡闹，所以无论采取什么措施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除非不搞上山下乡。随着一批批新毕业的学生不断地涌入农村，渐渐到了积重难返的程度。积重难返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回城风”的强劲冲击下，只能继续靠行政命令维持着。而在人们心目中，实际已归于破产。 8.5.2  兵团知青的灾难 兵团知青别有一番灾难。在兵团的知青，物质生活没有插队知青那么困顿，但是精神生活的环境则更加恶劣，有更多的知青被殴打、被强奸，死于人为的灾难和大自然的灾难。 国务院知青办简报第十一期有如下内容： {1、拷打批斗： 云南兵团不完全统计：吊打知青六十九起，仅一师批斗知青七百二十七人。有的知青被吊起来活活打死…… 2、奸污女知青（不完全统计） 黑龙江兵团：三百六十五起。内蒙古兵团：二百四十七起。云南兵团：一百三十九起。广州兵团：一百九十三起，其中师级干部二人，团级干部三十八人。 3、工伤事故： 黑龙江兵团：死亡五百五十三人。一九七O年八月，三名上海知青到兵团第三天，在没有进行过任何安全生产常识教育的情况下，派他们排除哑炮，全部炸死。一九七O年第三十九团打荒火，烧死二十一名知青。 内蒙古兵团：事故九百二十八起，造成一百二十六人死亡，伤七百五十六人。三十四团二连派人打草翻船，一次淹死九名知青。一九七二年五月，四十三团四连在一次草原失火中，烧死知青六十九人。 广州兵团：死亡二百一十人。 云南兵团：死亡二百九十七人。 新疆兵团：一九六九年来，仅自杀事件就达一百三十四起。…… 4、管理粗暴： 内蒙古兵团二十六团八连连长在大会上公开说：这里过去是劳改农场，他们是大劳改，你们是二劳改。 云南兵团二团有的连队规定：病假一天扣三角四分。开会不发言，记旷工一天。晚上不参加学习，罚款七元。偷一根甘蔗，罚二十元。 江苏兵团规定：大小便超过二十分钟，扣半天工资。 ……} 8.6 荒唐的五•七指示 1966年5月7日，毛主席写给林彪一封信。信中的主要内容有：“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同样，工人以工为主，…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公社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同月15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这封信，予以高度评价，认为：“毛主席同志给林彪同志的信，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献。” 毛主席的这封信就是名动神州、荒唐透顶的《五•七指示》。 8.6.1 倒行逆施的五七干校运动 1966年5月，毛主席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一般人大多卷入狂热的造反浪潮，无暇顾及贯彻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到1968年，无限忠于毛主席的各级革命委员会逐步建立，夺权斗争告一段落，“文革”转入了所谓的“斗、批、改”阶段。于是，对“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提到了议事日程之上。1968年5月7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组织大批机关干部和“走资派”，到安庆县柳河劳动改造。他们在那里办了所农场定名为“五•七干校”。5个月后，柳河“五•七干校”总结出一套办校“经验”。他们的“经验”引起了毛主席的重视。他特意为之做出批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 荒唐透顶的《五•七指示》，从此彻底变成祸国殃民的《五•七指示》和“五•七干校”，副产品是铺满荆棘的“五七道路”和有苦难言的“五七战士”。 1999年9月18日被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23位受奖人之一的钱三强，原子弹研究的技术总负责人、总设计师钱三强，被外国人称之为中国的核弹之父的著名科学家钱三强，以接近六十岁的年龄，从1969年10月到1972年4月，在陕西郃阳五七干校被监督从事原始农业体力劳动。中国科学院1969年5月在湖北省潜山县建立“五七干校”。大批科技人员和干部纷纷“下放”，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在1969年底至1970年初的高峰时期，中科院有2400多人在该地参加原始农业体力劳动。 在五•七干校中，有文化的人全部斯文扫地，无论是大作家巴金、大学者钱钟书，还是老革命汪道涵。其实他们还不算最惨的，据我阅读到的材料来看，活下来的人当中最惨的应该属于清华大学的胡兰芝，一家三口（自己、丈夫、儿子），在1958年放卫星记者的笔下曾经消灭了血吸虫的江西省余江县的下游，鄱阳湖边上的鲤鱼洲，全部得到了血吸虫病。 众多被逼死在五七干校的人，比如著名电影导演顾而已、诗人闻捷，其悲、其痛、其惨，活下来的人们自然难于与他们相提并论。 我没有查到整个毛统区有多少倒行逆施、祸害人间的“五•七干校”，我只知道广东省建立“五•七干校”313所，下放干部16万多人。 8.7毛泽东思想压倒爱因斯坦和相对论 在毛泽东时代，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科学领域、哲学领域当然也概莫能外。在网上流传的文章——《毛泽东：五千年文明史上最伟大的领袖》中，有如下吹捧毛主席的内容：“他的哲学思想，让科学家、哲学家感叹弗如。”事实如何呢？且看一段荒唐搞笑的历史——毛泽东思想压倒爱因斯坦和相对论。 在学问不受尊重的毛泽东统治区，在浅薄的毛泽东思想奴役下，伟大的爱因斯坦受到了荒唐搞笑的有组织的批判。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胡大年著《爱因斯坦在中国》书中，对此有篇幅较大、比较完整的讲述，我只摘要几点历史，读者即可管中窥豹了。 1968年3月，一个名为“‘批判自然科学理论中资产阶级反动观点’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在中国科学院正式成立。学习班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批判相对论，革相对论的命”。 1969年10月，中科院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写成了一篇文章《相对论批判》。该文断言：“围绕相对论的争论，已经远远超出了一般学术讨论的范围，始终充满了两种宇宙观的搏斗，同政治斗争的联系极为密切。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必须以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彻底批判相对论的哲学谬误，重新审查它的物理内容，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 1969年10月，中科院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写成的《相对论批判》修改稿印发整个中国共产党势力范围，企图在整个毛泽东统治区掀起针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大批判，使得渺小的毛泽东思想企图压倒伟大的爱因斯坦哲学思想、科学思想的荒唐闹剧进一步现世。 1970年4月3日，陈伯达在北京大学召开会议，再次鼓动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进行批判。他要求专业科学工作者向中小学的“革命小将”学习，坚持让中小学生也参与批判相对论；并进而提出要采用召开万人大会的批判形式。 1969年，张春桥、姚文元为了与陈伯达竞争，指使在上海的亲信积极开展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批判。7月，在复旦大学成立一个写作班子，名为“上海市理科革命大批判写作组”。这一组织听命于上海市革委会。10月初，姚文元把上海市革委会写作组组长朱永嘉召到北京，策划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进一步批判。宣称“不把相对论之类的反动理论打倒，什么新科学、新技术都是建立不起来的”。 1972年9月，题为《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批判文章获得了姚文元的批准。 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批判，到毛泽东死亡之时还在进行。 毛主席对于爱因斯坦和相对论是啥态度？我一直找不到直接的资料。但是，从毛主席的三大文笔宠儿陈伯达、张春启、姚文元1969年秋天起竞相用毛泽东思想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行动，以及毛统区长期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批判，其实已经不难推测毛主席对于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态度了——用毛泽东思想压倒爱因斯坦和相对论。在中国科学院，正式成立“‘批判自然科学理论中资产阶级反动观点’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正式成立“相对论批判办公室”，用肤浅的毛泽东思想批判深奥的相对论，并且出版批判相对论的期刊，甚至要安排让中小学生也参与批判一般科学家都难以窥其堂奥的相对论，甚至要采用召开万人大会的批判形式批判相对论，这就是误人的导师毛泽东的哲学思想的具体表现。 毛主席的奴才们长期消耗大量民脂民膏，企图用渺小、庸俗、功利的毛泽东思想来压倒爱因斯坦伟大的哲学思想、科学思想，说起来真是蚍蜉撼树的搞笑闹剧。                     第九篇 假象——伟大的领袖 真相——自私的领袖 9.1  大跃进运动祸害中华民族  9.1.1 毛主席妄想当世界领袖 9.1.2  毛主席决意直接管经济 9.1.3 毛主席直接管经济的 讲话、指示 9.1.4  毛主席称霸世界的 野心言论 9.1.5 马屁文《还清白于毛泽东》 9.2  毛主席打倒彭德怀 9.2.1  毛主席打倒彭德怀的 四大历史原因 9.2.2  毛主席打倒彭德怀的 四大现实原因 9.2.3  毛主席打倒彭德怀 早有预谋 9.2.4 毛主席用海瑞刺激彭德怀 9.2.5  李云仲写信给毛主席 提意见 9.2.6 毛主席选场地捕大鱼 9.2.7  大鱼彭德怀撞网 9.2.8 毛主席翻云覆雨收网抓鱼 9.2.9 毛泽东与嘉靖皇帝的比较 9.3倒行逆施、雪上加霜的反右倾运动 9.4  文革浩劫之二  9.4.1无中生有、危言耸听的理由 9.4.2  毛主席“祝展开全国 全面内战！” 9.4.3 内战掠影 9.4.4文革“公安6条”之第2条 9.4.4.1  贫农大娘 说太阳毒而获罪 9.4.5  毛主席破坏祖国统一   在毛泽东时代，对毛主席最通俗的替代性称呼是“伟大领袖”。 从中国共产党一党的利益而言，毛泽东这个领袖功过参半：毛泽东的功劳在于不断打内战扩张共产党的地盘，甚至借助日本侵略者的势力扩充了共产党的力量；联合各方民主力量，打败了民国政府，建立了民主联合政府；用无声的政变，将民主联合政府变成共产党一党专政的专属工具；毛泽东的过失在于做了很多有损中共形象的丑事，甚至直接破坏中共组织、迫害中国共产党人达到令共产党人目瞪口呆的程度。 从中华民族全体利益而言，毛泽东根本就没有功劳可言。打内战、假抗日扩张一党势力，算哪门子的功劳？非法乱杀中国人，不管被杀的是非共产党人还是共产党人，都是有罪的。 以“天下为公，人民最大”（2008年5月27日，中国国民党主席吴伯雄率领中国国民党访问团到南京中山陵举行了拜谒仪式后的题词）来衡量、评判，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绝对不是一个“伟大的领袖”。从他为一党利益、为个人利益胡作非为来看，定性毛主席是一个“自私的领袖”肯定没有错。 9.1  大跃进运动祸害中华民族 1958年正式开始的大跃进运动，是妄想当世界领袖的毛主席一次头脑发热疯狂扩散的灾难历程，好大喜功、自私自利的毛主席的倒行逆施，给几亿中国人增加了雪上加霜的灾难，对中华民族造成了巨大的直接伤害（参见本书3.2《饿殍真多》），间接的伤害是拉大了中华大地上居住的人类与地球村其他地方人类的时代性差距。 9.1.1  毛主席妄想当世界领袖 通过1957年6月开始的反民主的、无中生有的反右派运动，毛主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里一掌遮天的领袖地位更加突出（参见本书20.3.3《消灭民主的反右派运动》、20.3.5《党外无党的毛帝王新时代》）。毛主席妄想当世界领袖的野心随之膨胀出来——第一步争取成为地球村共产党世界的领袖，第二步就是地球村人类世界的领袖。 1953年3月斯大林死之前，毫无疑问斯大林是共产党世界的领袖。但是，斯大林生前的专横伤害了很多国家的共产党人，包括苏联的共产党人、中国的共产党人。在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产生之后，共产党世界出现反思、批判斯大林的浪潮，共产党世界出现分裂之势，1956年10月发生的波兰事件、匈牙利事件就是不瞎的人即可看见的裂痕、浪涛，其实下面暗流涌动也很强烈。为了自己将来能够当共产党世界的领袖，毛主席不无遗憾先要把苏联重新树立为共产党的头，以便将来自己实力增加以后取而代之，事半功倍地避免将来再自树为头可能招致的麻烦。 1957年11月，莫斯科召开共产党世界最高级会议。表面上有64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参加，其实还有4个国家的党由于所处环境特殊而没有公开身份。毛主席率领庞大的代表团参加了这个会议。 到莫斯科以后，中共在提交中苏两党讨论的宣言草案时就提出“以苏联为首”的问题。苏共开始不同意，怕其他兄弟党反对，下不来台。毛主席拜会赫鲁晓夫的时候向他解释，我们所以坚持以苏联为首，是因为只有你们才能够领头 …… 为了表现他高于与会者的地位，毛主席拒绝了大会要求每个讲话人事先递交讲稿的规定,他说：“我没有讲稿，我要想到哪儿说到哪儿。”毛主席也是唯一一个坐在座位上，而不是站着讲话的人。 11月14日，毛主席第一次在全体大会上发言，着重讲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提出以苏联为首的道理。毛主席说：“我们有这么多人，这么多党，总要有一个头。”“既然要有头，是不是随便找一个头就行了呢？恐怕不行。”“我们中国是当不了这个头的，我们没有这个资格。因为我们经验少，虽然人口上是大国，但是经济上是个小国。”“所以中国党认为，还是有必要承认以苏联为首……现在这样做没有坏处。” 11月16日，毛主席第二次在全体大会上发言，他说：“我认为我们的宣言是好的，将来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个宣言的时候，就会觉得它很有意义。”“如果没有苏联共产党，那就成无政府主义了……由于我们这次会议充分发扬了民主，所以搞出了一个比较好的宣言。” 11月18日，毛主席第三次在全体大会上发言，他说：“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优势。”“西方世界被抛在我们后面了，我们做得好的话，就可以一直把它抛在后面。赫鲁晓夫同志说他们在15年内可以超过美国。我们想，中国也可以订个计划，用15年或更多一点时间赶上和超过英国……” 在地球村中，毛统区人口最多，这是毛主席手中最大的资本，现在妨碍他登上共产党世界领袖地位的最主要因素就是经济不如很多国家，因此，在中华大地发动大跃进运动成为妄想当世界领袖的毛主席必然的首选。 9.1.2  毛主席决意直接管经济 1957年，在打死共产党外的民主党派使之成为行尸走肉方面，在重树自己在中国共产党内独一无二的虎威、权势方面，通过引人入套、无中生有的反民主“反右派运动”，毛主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再没有人敢于质疑毛主席的意见了，反对就更加不可能。毛主席在精神领域肆意妄为了一把，决意在物质领域也肆意妄为一把。按毛主席私下与秘书叶子龙谈的话来讲，那就是：“和平时期的经济建设，难道比打败蒋介石的八百万军队还困难吗？我不相信！” 按毛主席拍桌子说出来的话来讲，那就是：“只有陈云能管经济，我就不能管？”  9.1.3 毛主席直接管经济的讲话、指示 大跃进的发芽、发育，应该从1957年9月说起。下面是摘录下来的一些毛主席当年有关经济的讲话、指示。 1957年9月20日至10月9日，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八届三中全会，毛主席作了题为《做革命的促进派》的讲话。会议还对1956年的反冒进再一次尖锐地提出了批评。毛主席讲话认为，“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扫掉了促进委员会，并提出要恢复这三个东西。这个批评，实际上是后来多次严厉批评反冒进和酝酿发动“大跃进”的开端。 10月13日，毛主席召集最高国务会议第13次会议，发表讲话。关于钢铁，毛主席预言：“经过三个五年计划，钢的年产量可以搞到2000万吨，今年是520万吨，再有10年大概就可以达到这个目标了。” 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经过了远在莫斯科出席世界共产党大会的毛主席作了修改的题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的社论，号召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在生产建设战线上“来一个大跃进”。这是“大跃进”口号第一次亮相。就在同一天，毛主席在莫斯科会见中国留学生时第一次公开提出争取15年超过英国。 12月4日，国家计委委务会议传达毛主席关于“二五”计划的指示。毛主席在指示中提到3点：（1）关于怎样贯彻多快好省的问题。（2）15年赶超英国的问题。（3）保证重点的方针问题。 12月31日，国家计委传达毛主席关于经济计划工作的几点指示：……（4）中央的领导方法是：大权独揽，小权分散；中央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中央有责。…… 1958年1月3日至4日，中共中央召开杭州会议。毛主席在讲话中批评了1956年的反冒进，提出要批评右倾保守。 1月11至22日，中共中央召开南宁工作会议。这次会议对1956年的反冒进，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毛主席说，反冒进使6亿人民泄了气，是方针性错误，是政治问题，以后不要再提反冒进的口号了。 1月28日至30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讲话，主要谈了我国工农业发展目标。毛主席说，群众热情甚高，完全有把握15年赶上英国。 1月31日，毛主席提出了《工业方法60条（草案）》。这个草案主要包括：……（2）要求生产计划制定三本帐。……（7）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口号。 3月8日至26日，中共中央成都工作会议。会议继续批判1956年的“反冒进”。毛主席在会上多次讲话，把“冒进”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把“反冒进”说成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在反复批判反冒进的基础上，毛主席在会上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毛主席在讲话中指出：任何一个阶级都是好大喜功的，“好大喜功，急功近利”是正确的。 4月15日，毛主席写作《介绍一个合作社》，在中共中央主办的《红旗》杂志第1期（创刊号）发表。毛主席在文章中说：“共产主义精神在全国蓬勃发展。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 毛主席预言，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 5月5日至23日，召开了空前绝后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中央工作报告再次批判了1956年的反冒进，批判了1956年至1958年生产战线上两头高、中间低的“马鞍型”。肯定了大跃进，认为这标志着我国正经历着“一天等于20年”的伟大时期。毛主席在会上多次讲话。关于经济发展，他说，如果5年达到4000万吨钢，可能7年赶上英国，再加8年就能赶上美国。他批评了一些不同意指标过高的意见。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先念等，在大会上就1956年的反冒进问题进行了自我批评。 6月17日，因为1956年反冒进而被迫多次检讨的薄一波，这时紧跟毛主席的疯狂跃进思想，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两年超过英国》的报告。毛主席盲目乐观地作了指示：“超过英国，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需要2到3年，2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只要1959年达到2500万吨，我们就在钢的产量上超过英国了。” …… 9.1.4  毛主席称霸世界的野心言论 1958年6月28日，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小组长座谈会上，毛主席说：“目前太平洋实际上是不‘太平’的，将来归我们管了才算是‘太平’洋。”林彪插话说：“X年后，我们一定要造大船，准备到日本、菲律宾、旧金山登陆。”毛主席接着说：“造船还要几年才行？一九六二年我们有XX一一XX万吨钢，有XX万台工作母机，生产能力就大了。”（数字在文献原件中略去） 8月19日，毛主席以同样野心勃勃的气概对中共省委书记们说：“将来我们要搞地球管理委员会，搞地球统一计划。”很明显，毛主席搞大跃進，就是要称霸世界。 1958年8月17—30日在北戴河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当年钢产量比上年翻番，达到1070万吨。8月28日通过《关于1959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问题的决定》。决定1959年粮食达到8000亿斤到10000亿斤，钢产量达到2700万吨，争取3000万吨；1960年使粮食产量达到13000亿斤左右，钢产量达到5000万吨左右；到1962年使粮食产量达到15000亿斤或者更多一些，钢产量达到8000万吨至1亿吨。 1950年12月至1951年4月，毛主席没有把联合国放在眼里，所以不断拒绝联合国停火谈判的决议，一而再地组织、命令中国军队侵略韩国，到了1958年8月计划钢铁产量翻番并且准备1962年达到八千万吨至一亿吨的时候，毛主席更不把联合国放在眼里了，准备将来自己来搞地球管理委员会、搞地球统一计划了。 9.1.5 马屁文《还清白于毛泽东》 1958年，好大喜功的毛主席高举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旗帜，发动和领导了大跃进运动、公社化运动，把他势力范围之内的几亿中国人运动得死去活来。但是，在马屁精笔下，大跃进运动、公社化运动伟大得不得了啊，请看拍马屁文章《还清白于毛泽东》的节录： 1958年兴起的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不是什么人轰起来的，而是全国人民的革命意志随着客观的历史进程而自觉地迸发和组织起来的，它形成了人们追求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的思想潮流。那是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是一个真正的太平盛世。那是一个火红的时代：……是一个一天等于二十年的火红的世界。 …… 马屁精先是制造一个假象，让不了解这段历史的人误以为毛主席与大跃进运动、公社化运动毫无关系，一步就达到了“还清白于毛泽东”；然后无中生有歌颂大跃进运动，颠倒黑白为毛泽东时代唱赞歌，进一步“还清白于毛泽东”，塑造毛主席的伟大假象。 按照上文中引为骄傲歌颂的、1958年响彻中华大地的疯狂口号“一天等于二十年”进行推算，毛主席高举三面红旗的一千多天，就等于人类进化二万多年。人类有文字记载的文明远远不足一万年，如果真是一天等于二十年，三面红旗的伟大确实空前绝后。实际的历史却是毛主席发动、领导的大跃进运动、公社化运动造成了中国人的大倒退，退到了长时期到处饥荒、饿死人的境地，甚至到了很多地方人吃人的境地。这种人为的灾难，在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空前也应该绝后。 9.2 毛主席打倒彭德怀 1959年8月，彭德怀被毛主席打倒，罪名是毛主席捏造出来的“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 9.2.1 毛主席打倒彭德怀的四大历史原因 一、彭德怀拒绝当毛主席的亲信 1935年10月，到了陕北的毛主席写诗赞扬彭德怀：“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这是毛主席笼络能征惯战的彭德怀的一种手段。谦虚的彭德怀并不领情，把最后一句改为“唯我英勇红军”就退回给了毛主席。彭德怀委婉而明确拒绝成为毛主席的亲信，这是得罪毛主席的事情。 二、彭德怀组织、指挥百团大战 毛主席要靠日本鬼子不断扩大侵略中国的步伐自己才能不断扩大地盘，彭德怀1940年组织的百团大战狠狠地打击了日本鬼子，无疑就成了毛主席的仇人。参见本书4.2《对八路军平型关伏击战、百团大战的否定》。 三、彭德怀阻挠毛岸英尸骨运回国内 在朝鲜战场上，彭德怀不但没有保护好毛主席的宝贝儿子毛岸英的生命（参见本书3.1.2.1《毛岸英死于滥用特权贪吃和无知》），而且阻拦毛岸英的尸骨运回国内（参见本书3.1.4.1《彭德怀秉公招恨、肇祸》）。睚眦必报的毛主席，必然要收拾彭德怀。 四、彭德怀独力支持建设青藏公路 1954年12月15日下午2时，一队近百台十轮卡车满载着粮食从青藏公路开到了拉萨。对于绝大多数拉萨人而言，这是破天荒第一次看见汽车。 1954年12月25日。上午10时40分，在拉萨河大桥，西藏工委领导张国华将军为康藏公路（西康至西藏）通车剪彩。11时15分，在布达拉宫西侧，张国华为青藏公路（青海至西藏）通车剪彩。 为什么后通车好多天的康藏公路先剪彩？因为康藏公路是国家重点工程，投资巨大，声势浩大，名声早传到国外去了；十一万筑路官兵和民工，苦修五年才成。而青藏公路呢？没有得到国家的一分钱投资，是国防部长彭德怀从国防军费里借钱给慕生忠，由慕生忠率领西藏运输总队的一千多人为主要力量（最后阶段有解放军工兵团的支援）用了半年多一点的时间修出来的。在高寒永冻的唐古拉山上，慕生忠还曾经遭受过简直是釜底抽薪的打击，在彭德怀的支持下才挺了过来。打个形象一点的比喻，康藏公路如同皇帝的大儿子，青藏公路如同大臣的私生子，地位的尊卑贵贱不言自明。 虽然青藏公路比后修通的康藏公路晚35分钟才剪彩，青藏公路还是让康藏公路（1955年9月西康省并入四川省以后，此路改称川藏公路）黯然失色。两路通车以后，优劣判然，尽管看毛主席脸色行事的有关部门歧视青藏公路也是枉然。1955年秋，康藏公路连续塌方，西藏参加国庆观礼的车队只能走青藏公路，1956年春陈毅率领中央代表团进藏参加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也只能选择青藏公路。这样两次具有重大政治色彩的行动依赖青藏公路获得成功，青藏公路在中共中央和社会各界引起反响。没有什么比车流的正常通过和载运吨位更能说明一条公路的价值的了。面对这样一种不可回避的现实，毛主席不得不做了进藏交通以青藏公路为主的批示。 彭德怀私自鼎力支持修建青藏公路的行为虽然于国有功，于民有利，但却是毛主席所忌讳、恼怒的。因为青藏公路不但抢了康藏公路的风头，而且简单地表明了什么是事倍功半，什么是事半功倍。认真比较两条进藏公路的投入产出比，说相差百倍也完全说得过去。 假如彭德怀是毛主席的忠实奴才，看毛主席脸色行事的人，他就会等康藏公路通车以后，再献计给毛主席，由毛主席再发动修青藏公路。那么不但不显出康藏公路的不足，而且显出毛主席的不断进步和伟大。 彭德怀自作主张，敢想敢干，冒着众多非议、巨大风险，借国防军费给人成功修通了青藏公路，把毛主席晾在那里当反面教员，这是毛主席不容许再次出现的。最好的办法，就是采取措施打击彭德怀，最终将彭德怀打出毛统区政治舞台。 9.2.2 毛主席打倒彭德怀的四大现实原因 一、彭德怀太正直 彭德怀太正直，眼里容不得以权谋私的沙子，这对于习惯了以权谋私的毛主席（参见本书第二篇《假象——他为人民谋幸福；真相——他为自己谋私利》）而言，彭德怀无异于毛主席眼中的沙子，毛主席自然要想办法排斥他，除非需要利用他在战场上超强能力的时候。 二、彭德怀关心民生疾苦 彭德怀关心民生疾苦，在后面9.2.7《大鱼彭德怀撞网》有描述，这里就不多说了。 三、三面红旗的失败造成了毛主席的权位危机 1958年以来，毛主席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使毛泽东统治区的亿万中国人进入了既身心劳累而又饿肚子甚至饿死人的浩劫之中。曾经拍桌子发出怒吼“只有陈云能管经济，我就不能管？”的毛主席，曾经自信地向经济领域发出挑战声音“我就不信，搞建设比打仗还难?!”的毛主席，骑虎难下，如果硬下，实事求是地承认自己不行，管经济管错了，仿照古代皇帝来一个罪己诏，丢面子不说，还可能遭到心有不满的部下们的攻击。 四、彭德怀现任国防部长 彭德怀现任国防部长，握有兵权，这对于深刻领会“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毛主席而言，无疑是极端危险的人物。 9.2.3毛主席打倒彭德怀早有预谋 如果毛主席没得龙椅坐了，以后就不可能再享受肆意妄为“数独裁人物，还看毛主席”的日子了。怎么办？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毛主席，这个斗人高手，这个中共中央主席，这个亿万中国人的大灾星，这个害人虫，还是有办法的，决定采用激将法，先让彭德怀之类的人自动跳出来，然后利用自己从个人崇拜中得到的巨大势能砸死他们。 1959年毛主席用激将法收拾彭德怀，跟1957年用引诱法收拾民主人士、知识分子，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其实应该说更胜一筹，因为早在1958年5月毛主席就埋下了地雷，等待引爆的时机而已。 1958年5月5日，在空前的中共八大第二次会议上，毛主席在会上讲，要准备对付党的分裂。一年多以后，在庐山会议上，毛主席批判彭德怀时说，去年讲准备对付党的分裂，就是针对你讲的。毛主席还有相应的收集彭德怀犯上言论的秘密措施。比如，1959年1月24日，彭德怀在全军科学研究工作会议上讲话。在回顾历史，讲到自己领导的平江兵暴没有失败的原因时，彭德怀作了一点借题发挥：“不从客观历史上去研究，结果就会夸大个人的作用。毛泽东是一个人，他在历史上有一定的作用，在关键问题上起决定作用，但对整个历史他不起决定作用。”彭德怀言明不要记录和录音，但被秘密录音并整理出讲话记录。庐山会议后，这个讲话被指控为“篡改军史”、“贬低毛主席的历史作用”。 9.2.4 毛主席用海瑞刺激彭德怀 1959年4月初在上海举行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毛主席批评了彭德怀，那场面真是充满刺激性。毛主席在批评国家计委时，忽然捎带批评彭德怀说：“彭德怀你恨死我了，因为我批评过你。” 彭德怀感到突如其来，沉默无言。4月5日，毛主席又讲了海瑞批评嘉靖皇帝的故事。他说：海瑞写给皇帝的那封信，那么尖锐，非常不客气；海瑞比包文正公不知道高明多少；我们的同志哪有海瑞那样勇敢；我把《明史•海瑞传》送给彭德怀看了。毛主席号召学习海瑞精神，要“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要敢讲话，不怕警告、撤职、降级、开除党籍，不怕离婚、杀头，要敢于坚持真理。  毛主席不说敢讲话、敢于坚持真理的人将得到什么好处，而是罗列了一堆灾难性的后果，其实是在含蓄地、威严地警告全党干部：不许讲真话，更不可坚持真理，否则，后果将非常严重——撤职、降级、开除党籍、离婚、杀头、一身剐。这就是激将法。这是毛主席真正的阳谋——毛奴说真话的结果，极大可能就是灾难；谁若是说真话、坚持真理得到了从毛主席这里发出的灾难，不能怪毛主席没有提醒。 真正诚心希望得到真话、真理的历史人物是怎么办的呢？毫无疑问奖励说真话提意见、坚持真理的人。 9.2.5李云仲写信给毛主席提意见 时任东北协作区办公厅综合组组长、原国家计委基本建设局副局长李云仲，写了一封长达一万多字的信，于1959年6月9日寄出给毛主席。李云仲的信，是响应毛主席学习海瑞精神的号召而出来的一封敢讲话的信。有点像《明史•海瑞传》中海瑞给嘉靖皇帝的信了。信中指出党犯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信中谈到的一些具体的事情，令我这个既当过农民、又是学工科出身、而且多年在工厂工作过的历史研究者感到愤怒不已，没有听说过如此愚蠢、蛮横地对待大自然、对待人类来发展经济、发展工农业的： 许多地方大量的大中型水库、灌溉、河流工程，在既无勘探设计，又无设备、资料的情况下就大规模施工了，结果有许多工程建成后毫无效果，或者成为半成品……为了要修一条100多里长的大灌渠，既未经勘探设计，又未经群众讨论，要挖掉即将收割的1万亩小麦……结果这条水渠，雨季一到全淤死了……大搞土法炼钢的运动，这是一条失败的经验。国家经济力量的消耗太大了。几千万人抛开一切，苦干了几个月，上亿吨的矿石，上亿吨的煤炭，上百万吨的钢铁材料，上百亿度的电力，几亿吨的运力……都白白消耗在没有效果的‘生产’上了，得到的却是毫无使用价值的土铁，这是对国家元气最大的消耗……1958年和1959年上半年的固定资产动用系数连50%也不到。（即100元投资花下去，能动用的不到50元）上百万吨钢材，几百万吨水泥、木材……被白白抛在几千个工地上，长期不能发挥效用…… 李云仲在信末还谈到如何树立节约与朴实的问题，批评近年豪华的高级宾馆、饭店建得太多，国庆几大工程也有些过分；关于会议的伙食标准太高，请客送礼之风，以及负责干部的特殊待遇等，信中也提出了批评意见。 9.2.6 毛主席选场地捕大鱼 李云仲这种小鱼撞网，使毛主席明白大鱼彭德怀撞网的时间已是指日可待。李云仲的信，也使得毛主席几天后的出行，谨慎小心，大热天只住蒸笼似的专列，不住停车地点附近随时伺候的别墅、行宫，随从们百思不得其解。毛主席这时候宁可受热也要远离被现代海瑞攻击的靶子——豪华舒适的高级宾馆、行宫。当然这种内在的原因是不能告诉任何外人的。 6月13日，根据毛主席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中央会议6月不开了。为了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经验教训，解决实际工作的问题，拟于7月初在郑州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6月21日，毛主席到了郑州，打电话给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提议召开省市委书记座谈会，地点在庐山，征求常委同志意见。常委同意不过是一个形式而已，哪有不同意毛主席所提建议的可能。23日杨尚昆先上了庐山。毛主席这个喜欢游泳的游泳好手，23日在武汉畅游了长江，24日在长沙畅游了湘江。24日晚，半夜，谨慎小心住在蒸笼似的专列上受酷热困扰睡不着的毛主席，突然告诉机要秘书高智早已做好的安排：“明天回韶山去。”“明天下午动身。”“这次回韶山，先住几天，看看乡亲们，然后上庐山开会。”毛主席把上庐山参加会议的人员向高智作了交待，并嘱咐他给杨尚昆打电话，通知各中央局、省、市、自治区领导开会，并由杨尚昆负责会议安排。 毛主席把拟于郑州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按照自己的个人意愿改到庐山上去召开了。4月初毛主席号召学习海瑞精神具有激将的战略意义，6月21日毛主席改变开会的地点则含有选择战场以便收拾人的战术意义。 下面解释一下庐山这个地点的战术意义。 在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的统治下，1958年河南省的虚报浮夸、共产风都是非常厉害的，有些甚至是毛统区之最。毛主席已经在郑州主持了两次旨在纠正错误的郑州会议（1958年11月2—10日，和1959年2月27日—3月5日），尤其是第二次郑州会议，毛主席已经切实感受到了源于自己的人祸灾难的严重性（许多省粮食已很紧张，出现成片地区挨饿甚至饿死人的情况。山东、安徽、甘肃、云南等省都比较严重，广东边境县已有到湖南抢粮的），以及开会环境的重要性。 假如举行第三次郑州开会，毛主席在与被激将法激发出来的对手进行决斗的时候将失去地利，因为被三面红旗狂风刮得到处东倒西歪的饥饿的河南人，肯定在感情上站在不赞赏三面红旗的现代海瑞的一边。庐山则有所不然，一个偏于一隅的风景名胜之地，三面红旗狂风若有若无的高山尘世，云遮雾绕的神仙之境，既可以用“神仙会”之名绕开“解决实际工作的问题”，又可以用“神仙会”之名随便提意见而别开生面地请君入瓮；参会人员住在分散的、交往不便的山沟里，既方便考察谁是对手的朋党，一网打尽，消除后患，也避免对手随便串门而增加额外的抵抗力量；既可以将毛主席与对手的决斗隐没在云雾中而不那么惊世骇俗，还可以胡编乱造决斗的细节欺骗世人。 毛主席选择庐山开会，可谓一箭多雕。 9.2.7 大鱼彭德怀撞网 1959年6月30日中午，彭德怀坐火车经过河南信阳地区，看到站台上的逃荒饥民，中饭吃不下去。 7月2日，号称“神仙会”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庐山正式开始，毛主席提出19个问题要大家讨论，第一个问题是“读书”，第二个问题是“形势”…… 7月3日参会人员按大区分小组讨论。西北组讨论会上，与毛泽东同样出自湖南湘潭的彭德怀说话了：“毛主席家乡的那个公社，去年搞的增产数，实际上没有那么多嘛。我去了解实际只增产13%。我又问了周小舟，他说那公社只增产14%，国家还给了不少贷款和帮助。主席去过这个公社，我曾经问过他，你了解怎么样？他说没有谈这个事。我看他谈过的！”彭德怀第一次发言就涉及毛主席，并且指出他做人不诚实。 往后几天，彭德怀在西北组继续放炮：“人人有责任，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1070’是毛主席决定的，难道他没有责任？”“过日子，国家也要注意，风景区、人工湖可以慢点搞，浪费很大。”“国家那样穷，好多省都给毛主席修别墅，搞什么名堂？这总不是毛主席让搞的。”“农村四个月不供油，办得到吗？完全是主观主义！我一回国看到这个电报，就打电话提意见，你们提了意见没有？抵制了没有？”“什么‘算账派’、‘观潮派’，……帽子都有了，对于广开言路有影响。有些人不说真话，摸领导人的心理。” 彭德怀在小组七次发言，对1958年以来的错误谈了许多批评性看法。同时感到会议中对讲错误有压力。7月10日，毛主席布置讨论修改《关于形势和任务——1959年7月2日至X日庐山会议议定记录（修正草案）》；并且于当天下午召集会议发表长篇讲话，先讲了会议初步安排到7月15日，延长不延长到那时再定。讲了大跃进以来得的是什么，失的是什么：“从具体事实来说，确实有些得不偿失的事。但是总的来说，不能说得不偿失。取得经验总是要付学费的。全国大办钢铁，赔了二十多亿，全党全民学了炼钢铁，算是交了学费。”“从局部来讲，从一个问题说，可能是十个指头，九个指头，七个指头，或者三个指头、两个指头，但从全局来说，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要找问题，可以找几千万件不对头的，但是从总的形势来说，就是这样：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 毛主席用时间有限和自己的糊涂认识、强词夺理来继续刺激彭德怀，好让这位耿直的元帅尽快将把柄递出来。 7月12日，彭德怀从周恩来那里开会回来，对随行参谋王承光说：“这次会议开了十多天，味道不大。小组会上尽讲些一般性问题，听不到思想性问题。我在西北小组讲了一点，简报上还没有看到，恐怕还不会引起大家注意。……我有些问题又不好在小组会上讲，想给主席写封信，让主席讲一下才有作用。”也是这一天，周小舟、周惠、李锐找到彭德怀，向他谈了毛主席前一天晚上找他们谈话的情形——毛主席说到“会议不应有什么压力，什么问题都可以谈”，还说“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 彭德怀在内心有话要说而找不着毛主席当面说，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以及从与自己意气相投的周小舟、周惠、李锐那里传过来的毛主席的热力联合作用下，便于13日开始起草，14日送给毛主席一封信，重点对1958年以来的错误及其经验教训提出了自己的意见。由于是私人信件，开头先写明“这次庐山会议是重要的。我在西北小组有几次插言，在小组会还没有讲完的一些意见，特写给你作参考。但我这个简单人类似张飞，确有其粗，而无其细。因此，是否有参考价值请斟酌。不妥之处，烦请指示。”  彭德怀这封有点像《明史•海瑞传》中海瑞给嘉靖皇帝的信送给毛主席，算是将自己的把柄送到了毛主席手里。大鱼入网，初定15日结束的庐山会议该延长了。 9.2.8  毛主席翻云覆雨收网抓鱼 7月15日上午，毛主席把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三位政治局常委召唤到自己所住的别墅美庐，告诉他们昨日收到了彭德怀的信，已经加上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作为标题，印发与会“各同志参考”。同时要调陈毅、彭真、林彪、黄克诚、安子文等上山参加会议。彭德怀说这封信是写给主席个人参考的，请求中共中央办公厅收回这封信。毛主席有意散发，中央办公厅岂敢逆毛主席之意而行。 讨论彭德怀信的过程中，国防部副部长、中央军委秘书长兼解放军总参谋长黄克诚，和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发言同意彭老总信的精神。21日，曾经在毛主席之前担任中共中央总负责人的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张闻天发言，系统阐述了他对“大跃进”以来的成绩和缺点、经验和教训的看法，明确表示支持彭德怀信中的意见和观点，不同意有些人的非难。 7月23日，毛主席讲话批判了《意见书》，指责《意见书》表现了“资产阶级动摇性”，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党纲领”，是“右倾性质”的问题。并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这个原则，我现在也不放弃。”“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组织红军去，另外组织解放军。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我劝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向要注意……这些同志，据我看不是右派，是中间派，不是左派。……他们不是右派，可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去了，距右派还有三十公里，因为右派欢迎这种论调。……这种同志采取边缘政策，相当危险。不相信，将来看。” 毛主席发出组织军队打内战的威胁，制造了一个如若不顺毛主席之意国家就将陷入内战的“势”，谁敢接招？谁愿意内战？毛主席同时又对可能同情彭德怀的人发出了警告“讲话的方向要注意……这种同志采取边缘政策，相当危险。不相信，将来看”，谁敢于继续在言论上不顺从毛主席的口气？在“道、法、术、权、势”五招中，毛主席这时候使出了最下等的“势”招——以“势”压人。多年个人崇拜出来的势能，可谓势不可挡。虽然有作战能力但是却没有自己拉帮结派亲信人马的彭德怀元帅，虽然是国防部部长却仍然要受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领导的彭德怀，顿时处于下风，经历过多年战争的解放军将帅不会有人跟随他与毛主席打内战，毛主席的势能太有威慑力了。为了避免内战，为了避免引火烧身，顺毛主席之意，成为大家都必须顾全的“大局”。毛主席“势”牌一出，庐山会议定调转向了。 李锐在《庐山会议实录》中说： 中午饭吃不进去。下午就开小组会，讨论毛泽东讲话。晚饭后，千不该万不该，又到小舟和周惠的住处去了。这当然是由于思想不通，满肚子意见要发泄，去找他们谈谈，平息一下情绪。小舟同我一样，比较激动。他怀疑毛泽东的这篇讲话，是否经过常委讨论。按照讲话精神发展下去，很像斯大林晚年，没有真正集体领导，只有个人独断专行。这样，终将导致党的分裂。我们都同意这种看法。周惠也感到毛泽东对一些问题的决定，反复变化太快。……我又说，这样的讲话不是“翻云覆雨”吗？小舟也认为这个讲话，是“一百八十度转变”，使人转不过弯来。他特别激动，想三人一起到毛泽东处辩论一顿，急吵一顿也好。我认为从讲话来看，正在气头上，去也没法谈。于是小舟要去找黄克诚谈。这时，我倒有个心眼觉得这样去谈，不就变成“小组织活动”了？会授人以柄。周惠也不想去。但拗不过小舟。他拨通电话，黄克诚不同意我们去。由于小舟的坚持，黄克诚只好说：“你们要来就来吧。”于是就发生了非常不幸的“二十三日夜事件”。 当然，黄克诚也是思想不通，心情极为沉重的。开完会回来后，他和彭德怀都吃不下饭，也都没说话。小舟将斯大林晚年的话讲了。说袁世凯称帝前，围着袁的那些人，专门印一种报纸给袁看，意谓毛泽东受了蒙蔽。我说了一句很愤激的话：他不能一手遮天。黄克诚劝我们不要激动，说毛泽东又不是慈禧太后，中央集体领导很好；自己有错误，多想想，可以作检讨。…… 7月26日，传达了毛主席进一步加温的指示：“对事也要对人”。会议急转直下，集中批判彭德怀等人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越来越集中搞彭德怀历史上的问题。彭德怀肯定不服，气氛有点僵。7月30日，聂荣臻元帅、叶剑英元帅劝彭德怀元帅“抛开信的本身，从全局利益来做检讨”。所谓全局利益，就是必须顺毛主席之意，否则造成毛主席拉队伍打内战的局面就损害了共产党的大局了。 7月31日和8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两次开会，批判彭德怀，算“历史总账”。在毛主席的清算之下，彭德怀参加中国共产党革命31年来，在各次错误路线中都犯了错误；见风使舵的林彪，说彭德怀是“野心家”、“伪君子”、“魏延”；彭德怀在上庐山前奉命出访苏联和东欧，被说成是“从国际取经”、“里通外国”；彭德怀和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在庐山会议上说了相近的观点，互相交换过意见，就被说成是组织“军事俱乐部”，进行分裂党的非组织活动；彭德怀在过去的一些缺点和错误，被翻出来算账，对他的功绩则一概加以抹煞。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接着召开八届八中全会。 8月2日，八届八中全会开幕，中央委员们早已经到山上待命了，前一天的开会决定不过是一个形式而已。八中全会一开始，毛主席就提出要讨论两个问题，一是“改指标问题”，二是“路线问题”。对第二个问题，毛主席说：“一上山，我就讲了三句话：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现在看来所谓“问题不少”，是“右倾机会主义向党猖狂进攻的问题不少，而不是那些别的问题”、“庐山会议不是反左的问题，而是反右的问题”。 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全会开展了对毛主席捏造的“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斗争，批判他们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地反对总路线，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无论是小组会还是大会，内容都是一边倒地揭发批判彭德怀和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不容彭德怀等人有一点辩护，甚至情绪激动也会受到谴责，客观是非荡然无存。又翻出一些新的政治问题。比如，1945年参加“七大”召开前的党章起草工作，彭德怀建议党章中不要写毛主席思想。他还两次提过一个建议，两次都是研究外国代表团来华会谈和接待问题。一次是在毛主席主持的会上，一次是在刘少奇主持的会上，建议是：苏联不再唱斯大林颂歌了，我们今后在欢迎外宾时不宜再唱《东方红》。 在毛主席的虎威和尖锐批评下，在大会小会的严厉批判下，在一些好心人规劝彭德怀“抛开信的本身，从全局利益来做检讨”诱导下，在巨大的压力下，彭德怀和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受批判者，只能采取“要什么给什么的态度”，一次又一次地检讨，给毛主席送去给自己定罪的“证据”。实际上这是毛主席亲自主持的没有毒打而显得比较文雅的逼供信。8月16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通过了《为保卫党的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和《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决定将彭、黄、张、周等分别调离国防、外交、省委书记职务。说通俗一点，就是把他们打出了中共的政治舞台。 9.2.9 毛主席与嘉靖皇帝的比较 毛主席使出激将法的时候说：“我们的同志哪有海瑞那样勇敢”。还特地把《明史•海瑞传》送给彭德怀看。结果，受毛主席激将学习海瑞上疏但是没有海瑞那么勇敢的彭德怀，得到了比海瑞悲惨得多的结果。 海瑞上疏，直指皇帝的过失（“一意修真是陛下之心惑  过于苛断是陛下之情偏”、“执一二之不当  疑千百之皆然”、“陛下之误多矣  其大端在于斋醮”、“用人而必欲其唯言莫违  此陛下之计左也”等）；彭德怀写信，是留有余地地提供自己的一些意见供毛主席参考（对“相当多地方还在搞大兵团作战，不分强弱，不计报酬；由于拆房建居民点，有些群众无处栖身；市场紧张……”都没有写。这是彭德怀考虑到收信人的接受程度而留有余地的）。海瑞没有受到批判，既没有必要违心检讨、检查，入狱以后也没有受到身体折磨，就是说没有受到身心折磨；彭德怀则因为长期遭受身心折磨而长期处于生不如死的的状态。 毛主席做人的良心道德，比之人称“嘉靖嘉靖，家家干净”的嘉靖皇帝，真是远远不如。毛泽东统治区的贫穷苦难，六亿以上的人长期挨饿而且仅仅在1958年至1962年就饿死五千多万人，又岂是“家家干净”四个字所能望其项背。 9.3倒行逆施、雪上加霜的反右倾运动 在庐山打倒彭德怀等人后，毛统区进一步全面开展了倒行逆施、雪上加霜祸害中国人的反右倾运动。历时半年左右的“反右倾”运动，错误打击毛统区中国人的规模是空前的。各个地方、各个部门在反右倾运动中整人大同小异。一些省区，比如四川省，采用“考试”方法判别干部是否“右倾”。在向县以上主要领导传达庐山会议精神之前，省委在县委书记、县长和省级机关正副处长以上干部中，以彭德怀信件为试卷，进行测验或口试，按照对彭德怀信件所持支持或反对的态度来确定是否“右倾”。一方面打击敢于反映自己认识的干部，另方面助长见机行事、弄虚作假之风。李井泉之流不愧是毛主席的好学生。 党政机关是“反右倾”运动的重点，国家机关和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到1959年底，斗争中列出的重点批判对象，共占两个机关党委党员总数的3%，被“重点帮助”的对象占总数4.4%，最后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党员占机关党员总数的0.36%。浙江省确定的重点批判对象，在省级机关处长以上党员干部中比例为4.6%，在县委委员中比例为4.5%，在公社党委书记中比例为5.2%。 在工矿企业，“反右倾”运动主要指向负责生产和技术的基层干部。在学校，“反右倾”运动的矛头指向了所谓“浸透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党员专家”。北京大学参加整风的128名党员教师中，有27人受到重点批判，占21%。清华大学174名党员骨干教师中有17人被列为重点批判对象，占9.7%。 在农村，以保卫“三面红旗”为主要内容，以富裕中农为主要批判对象，开展了以进行两条道路斗争为纲和社会主义教育为纲的整社、整风运动。请看豹子身上的一斑——我的家乡广东省。随毛主席的狂风摇摆的墙头草陶铸，在他统治下的广东省，从1959年9月下旬开始，首先召开县的三级干部会议，在批判基层干部的右倾思想，解决过社会主义关的基础上，各公社、大队再发动鸣放，然后揪出“错误严重”、“影响极大”的上中农代表人物，批判他们的所谓“资本主义”思想和行动。当时重点批判的基层干部占参加县社几级干部会议的30%；被批判的上中农，仅汕头的一个专区即高达3867人。 在部队，刚开始批判无中生有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时候，很不顺利，因为军人毕竟比政客秉直、正派。庐山会议8月16日结束，8月18日中南海怀仁堂就举行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一来肃清彭德怀在军中的影响，二来清除不可靠份子。一百四十名与会的军队首脑中没几个积极份子，会开得冷冷清清。毛主席看到高层军人不愿同彭划清界线，便决定利用与彭德怀直接交往较少的中层军人来当打手，扩大到野战军军长、政委及每个师来一名正职干部，军委办公厅处长以上全部参加。如此一来，参会人数由140人增加到1061人，另增508人列席会议，派出十八架飞机连轴转将各地的军人接到北京。8月22日，经过再次扩大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开幕。大会内容没变，先传达庐山会议精神，接着是彭、黄、张、周做检讨。会议以大会批判和小组讨论结合进行。 大批判过后的小组表态，总参谋部和军委办公厅合起来的那个小组，还是没有人肯当打手，两三天都没人发言。主持该小组会议的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总参装备计划部部长万毅中将说话了：“既然大会一再要求我们揭发批判，我们倒不如认真把彭德怀的‘意见书’学习学习，讨论讨论，看看他的意见有没有错，存在不存在‘右倾’、‘反党’问题。党的政策是有错必纠，知错就改嘛！希望大家实事求是，有什么说什么。”万毅的这番话，一下子把大家的话匣子打开了。他们列举了许多事例，说明彭德怀的“意见书”是有理有据的。比如，大家都还记得去年军委办公厅组织人们到河北安国县参观时，吃惊地看到站在他们面前的是被急促的钟声和尖利的哨声赶来的“老将班”、“铁姑娘队”和光脚露腚的“儿童团”。不到十分钟的受阅，就有几位瘦弱老人昏倒，有的妇女身下失禁，一些孩子哇哇地哭叫。他们还发现社员在饿肚子，公共食堂里只有几笼屉红薯干、一大锅稀拉拉的玉米面粥，连咸菜都没有。当他们回到自己的车上吃午饭时，才发现带的干粮早被偷走了。一位衣衫褴褛、满面污垢的老汉带着一个面黄肌瘦的小女孩朝这些人民子弟兵高级将领们跪下，乞求道：“老总，可怜可怜俺这小孙女，行行好吧……”回想起这些场面，他们谁还愿意向为民请命的彭元帅落井下石呢？万毅感慨地发表见解：“这些事例，说明了什么呢？它是否带有普遍性呢？直说了吧，现在有人尽做好梦，头脑发昏，膨胀，眼睛只看着天上的‘卫星’，全然不顾地下老百姓吃苦受穷！我敢说，彭总的‘意见书’一点没错！谁要是昧着良心批就叫他批去吧！赞成彭总意见的请举手。”万毅说出了很多人敢怒而不敢言的问题，“刷”！“刷”！“刷”！，小组成员一个接一个地把手举起来。 鸡蛋碰不过石头，万毅怎么碰得过毛主席呢。很快，万毅被宣布为“彭德怀的狗腿子”看管起来了。但不怕死的人还有。当听到林彪在大会上气冲冲污蔑彭德怀“他恨不得一下子吃了一军团！通通杀尽！因为一军团是英明领袖毛主席亲手缔造和亲自领导过的……”，北京军区参谋长钟伟突然在台下大声喊道：“胡说！你们完全是无中生有，造谣惑众！”他大声为彭德怀辩诬，并大喊：“彭德怀的‘军事俱乐部’已经宣布成立了，那就宣布我钟伟是这个俱乐部的成员吧！也拿我去枪毙吧！”不出五分钟，钟伟被扣上手铐架出了会场。钟伟被削官罢职，一撤到底，押解回老家劳动改造去了，直到“四人帮”垮台后，钟伟事件才得以平反。 整人继续进行，仅一个多月时间，全军就重点批判了847名干部。到11月底，全军共划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848人，其中团以上干部195人，占10.5%。还有许多人被划为“中右”和“二类”、“三类” 。据1980年平反时统计，军队中因反映实际情况或在党内提出不同意见，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戴上其他政治帽子的，达17212人。 那些敢于实事求是地反映情况的同志，有不少在批判斗争中被活活打死或被逼自杀。中共河南省光山县委副书记张福洪，被中共河南省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公然打死。 据1962年甄别平反时的统计，毛统区被重点批判及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中共党员干部，竟达到了365万多人，而当时的全国中共党员总数为2600万人。加上被定为阶级异己分子等类名目的反右倾运动受害者数目更大。据23个省、市、自治区和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的不完全统计，受批判、处分的党员、干部和群众共807万人。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的干部，绝大多数受到了撤消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等党纪政纪处分，被列为重点批判对象的老百姓也受到了围攻批判和其他形式的打击。 从上面的叙述可知，做毛主席的奴才、奴隶其实是有很多痛苦的，在各种各样一浪接一浪的政治运动中，可能违心整人，可能被人整，也有可能两者同时进行。除了江青、康生等有限的几条毛泽东高级走狗没有倒霉过，几千万奴才都是难以肯定明年今日自己是否还能平安的。大饥荒时期只受到饿饭威胁、良心折磨而没有政治劫难的刘少奇主席，到了1967年就彻底进入了自身被非法软禁外带妻离子散的人间地狱。 9.4  文革浩劫之二 文革浩劫，是人世间空前巨大的浩劫，前面3.3《文革浩劫之一》讲述了一些，下面再讲一些。 9.4.1无中生有、危言耸听的理由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并通过由毛主席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会议之前，毛主席先后领导进行了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错误批判，并制定了旨在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后称《五一六通知》）。 会议完全按照毛主席的意见，停止和撤销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职务。5月16日全体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在毛主席为主的独裁社会，由毛主席主持起草的东西让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不过是个形式而已。 为了制造出一个政变前夜万分危急的局面，在《五一六通知》的最后，毛主席无中生有凭空捏造出如下危言耸听的内容：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注意这一点。 从此，“揪出睡在身旁的赫鲁晓夫”，就成为文化大革命中最流行的口号。 睡在毛主席身旁的赫鲁晓夫是谁？刘少奇也。只是没有直接点刘少奇的名而已。 5月18日，深刻领会了毛主席思想意图的林彪副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长篇讲话。主要内容是两个方面，一是强调政变的危险，声称中共中央内部有人要搞政变、搞颠覆，以制造恐怖气氛，二是大肆宣扬毛主席是天才，鼓吹个人崇拜。林彪说：“这里最大的问题是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颠覆、防止‘苦迭打’”。“政变，现在成为一种风气，世界政变成风。”“世界上政变的事，远的不说，1960年以来据不完全统计，仅在亚非拉地区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中，先后发生61次政变，搞成了56次。把首脑人物杀掉的8次……六年中间，平均每年11次。 ”。还举了中国历史上许多政变的例子。然后就联系到现实说：“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了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他们想杀我们的脑袋……我们就杀他们的脑袋。”“你不杀他，他就杀你。”林彪在讲了一番杀气腾腾的话之后，谈锋一转，大谈“要以毛主席为中心来团结”。他用了一系列最高级的形容词对毛主席大肆颂扬，这部分鼓吹个人崇拜的内容请读者参看本书16.5《毛主席批示1966年林彪“天才论”讲话作为中央文件下发》。 既然毛主席、林副主席把形势说得如同天要塌下来那么严峻，处于青春躁动期而又深受愚民教育思想、教育体系浸泡出来的中学生，从5月29日开始，组织“保卫毛主席”、“保卫红色江山”的“红卫兵”、“红旗战斗小组”等群众组织。 6月24日，清华附中红卫兵贴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宣称：“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7月4日，又贴出《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该报引用了毛泽东1939年12月21日《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讲话》中的一段话：“马克思主义千头万绪，归根到底一句话：造反有理。”但这两张大字报遭到工作组的反对。 7月18日，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两张大字报《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和《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交给了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转呈毛主席。 8月1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幕。全会印发了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回信。信中肯定了“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并“表示热烈的支持”，“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的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8月3日，王任重受命把清华附中红卫兵召到钓鱼台，让他们看了这封信，红卫兵们顿感热血沸腾，惊喜万分。红卫兵作为一种政治力量迅速扩展遍及整个毛统区。 自私的领袖毛主席捣鬼有术，由愚昧的追星族红卫兵实施对中华民族的祸害，请看本书16.6《毛主席八次接见红卫兵》、3.3.1《破坏一切》、3.3.2《非法杀人》。 1967年5月16日，毛主席对外国人说：“你不借红卫兵的力量，什么法子也没有，一万年也不行。” 9.4.2 毛主席“祝展开全国全面内战！” 1966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73周岁生日，毛主席举行家宴，请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人参加。毛泽东举杯庆祝说：“祝展开全国全面内战！”同一天早上，曾经担任毛主席秘书的周小舟，1959年担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的时候在庐山会议上被毛主席打下去的周小舟，受不了文革浩劫的折磨而吃大量安眠药自杀身亡了。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看看毛泽东庆祝生日举行家宴时邀请的客人是什么德行，就可以想象毛主席这个主人是什么玩意了。毛主席家宴的全部6位客人以及家宴的女主人江青，这7人后来都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成为令国人齿冷的谈资。寿星毛泽东的祝酒词，明白无误地表明了毛主席这个男主人，和江青这个女主人，以及所有来客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都是朋比为奸、一丘之貉的身份—— 一群惟恐天下不乱之徒。一个国家的精神领袖，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居然在私下祝愿“展开全国全面内战”，而不是祝愿“国泰民安”，充分表明毛主席就是一个货真价实、如假包换的混世魔王。 毛泽东生日家宴后，新的动乱措施出台了。12月30日，江青、姚文元等人在清华大学群众大会上讲话，鼓动开展全面的阶级斗争。31日，王力在人民大会堂对回京集训的全体记者讲话，鼓动打派仗。他说：“工、农、商、学、文教、党政、军民以至街道里弄，统统要两派，要吵架。天津双方几万人吵架、打架，这样就很有希望。” 看来几天前在毛泽东的生日家宴上这群惟恐天下不乱之徒商量出来的扩大毛统区动乱局面的办法之一就是鼓动开展全面的“阶级斗争”，之二具体而言就是鼓动毛统区人民打派仗（肯定不包括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这个下贱种群，还有新出现的“叛徒”、“特务”、“走资派”，他们不属于人民的行列，他们早已经没有资格打派仗了）。毛统区人民都打派仗，吵架、打架，全国乱得一塌糊涂，毛泽东就可以指挥乘乱夺权，“名正言顺”地打倒国家主席刘少奇就不成问题了。 9.4.3 内战掠影 在自私的领袖毛主席1966年12月26日发表的生日祝酒词：“祝展开全国全面内战！”指引下，很多地方真的发展到开枪开炮的热兵器内战。 我小时候在广东兴宁老家的农村，就听说两派——红旗派与红联派打仗，乌鬼（皮肤黑而来的绰号）是红旗派很会打仗的首领。曾经有一派的人找到我父亲，希望这位曾经先后在国民革命军、解放军炮兵部队当过观测员的过时老军人，帮助开大炮炮轰对方的据点。 1967年12月18日，毛主席对外国人说：“用热兵器搞武斗是从6月开始的。” 1967年6、7月间，江西赣州地区的武斗，人员伤亡很大，断粮断水，交通全部堵塞。7月14日，毛主席在专列上与汪东兴等人谈话时轻松地说：“我看湖南，江西九江、南昌、庐山、赣州经过大武斗，形势大好，阵线也分明了。” 下面看看1968年7月16日至8月8日广西南宁内战片段： {7月16日，从中午十二时至晚上，广西“四•二二”控制区——解放路、灭资路、上国街、博爱街等，被解放军和“联指”炮击。 7月17日，解放军、广西“联指”和数县“联指”武斗队全面包围广西“四•二二”控制区——南宁市解放路一带，枪打炮击。双方互相投汽油弹……广西“联指”从邕江两岸据点向航运“工总”据守的船只开枪射击，一四三一号和一四0四号两艘船内装汽油一千四百二十六桶，共二百零三点六吨，另有航空机油二十四桶，因中弹全部燃烧。“联指”前后三次炮击邕江河边船舶，共烧毁船只一百六十六艘，一万一千八百八十载货吨位，一千零三十客位，五千二百三十八匹马力，其中钢质船六十四艘，木质船一百零二艘。当时船舶装载有物资三千六百多吨，全部烧毁，其中汽油、柴油四百五十四吨，大米七百吨，杉木二百四十立方米，干辣椒五十吨，药品和药材一百六十五吨，薏米一百七十二吨，桐油一百三十二吨等等。被烧毁船舶和物资总共损失约一千多万元。 7月21日，广西“联指”又从南宁桂剧院据点炮击百货大楼广西“四•二二”据点，东北面墙被炮击崩塌，二、三楼起火燃烧。 8月8日，部队和联指攻打解放路全部结束。解放路及其附近三十三条街（巷）被炮击焚烧成了一片废墟。广西“四•二二”全部覆没。 据不完全统计，围攻解放路和展览馆打死一千四百七十人，抓获“俘虏”九千八百四十五人。……被“俘”人员交各县拉回去“处理”七千零十二人，其中被打死二千三百二十四人……据一九八三年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时调查，解放军和广西“联指”攻打解放路一带，共烧毁三十三条街（巷），其中烧毁机关、学校、工厂、商店和民房共二千八百二十多座（间），建筑面积四十六万平方米，使街道的五个公社，一万多户，五万多居民无家可归，仅国家财产损失价值六千万元以上。}  文革期间四川内战也很惨烈。新华社记者孙振回忆说：{“文革”成了“武革”，除了飞机以外，大炮、坦克、机枪、步枪、地雷、手榴弹等等各式武器，全都用上了。就连我们四川分社办公楼墙壁上，都是弹痕累累。 } 9.4.4  文革“公安6条”之第2条 公安六条，即1967年1月13日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名义颁布的《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规定》共6条，所以简称“公安6条”。主要内容有：……②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动标语，喊反动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 在执行过程中，第二条规定实际上又扩大到凡是对江青、康生、陈伯达稍有不满的也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公安6条”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文件的形式发出，并在神州大地广泛张贴，产生巨大的影响，是造成“文化大革命”中大量冤、假、错案的主要原因之一。 9.4.4.1  贫农大娘说太阳毒而获罪 张增会父亲是贫协副主席，母亲也是贫农协会的干部。那天去生产队干活天气太热，这个农村妇女说：“这太阳咋这么毒，要把人晒死呀！”有人就打了报告。那大队来人核对。这个农村妇女照实承认，却不知灾难临头，她被戴上坏分子的帽子，这便和“地富反”一块成了“四类分子”。家里出了四类分子，一家人进入下贱种群的行列。 增会刚上初中八个月，班主任叫他去了说：“你们村干部来了，说你是四类子弟，学校不能再让你上学了。”班主任说完扭过头去也掉了泪，他真想留这个聪明好学的孩子，但他无能为力。增会想进入解放军这所大学校，报了名，政审说他是四类子弟，没有能到他向往的军队。 毛主席死后“四人帮”被粉碎了，乌云扫去，但增会母亲因为“骂毛主席”，没有人提给她平反。增会从这一年，为了母亲的平反，开始了漫长的上访之路。 他先找县信访局，又找县公安局。县里迟迟不办，他们不敢平反。 增会想到了北京，找到国务院信访局，中央办公厅……增会讲述了他母亲的一生，他母亲的冤枉，听的人无不为这母亲落泪……母亲的冤案终于在1978年麦收时平反。 9.4.5  毛主席破坏祖国统一 1965年7月20日，李宗仁携夫人坐飞机到达北京，在机场即受到周恩来总理等人的热烈欢迎。李宗仁何许人也？居然惊动“日理万机”的周总理亲自到机场迎接捧场？说起来李宗仁可不简单，他是1947年4月29日当选的中华民国副总统，1949年1月21日总统蒋介石“下野”以后的代总统。当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当众宣告正式成立的时候，李宗仁代总统还在华南地区指挥国民革命军抵抗解放军。说简单一点，李宗仁就是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第二号大人物，第一号大人物为蒋介石。 蒋介石父子当从国民党情报机构获悉居住在美国的李宗仁将回归祖国的情报后也立即展开了行动。李宗仁的回归和受到实实在在的欢迎，更加坚定了蒋介石的回归之心。毕竟他们都是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树高千丈、叶落归根”影响的人，叶落归根是中国老人最美好的归宿，何况生于1887年的蒋介石此时已经快八十岁了。 7月20日，正是李宗仁到达北京的这一天，蒋介石在自己的官邸日月潭涵碧楼，由蒋经国陪同，接见了国共之间的中间人——民主人士曹聚仁，在极秘密的状态下开始了商谈。蒋介石对曹聚仁说了几句奖勉的话。整个商谈自始至终只他们三个人。开始由曹聚仁介绍中共方面的条件，然后便逐条讨论、商谈，蒋介石父子也不断提出自己的意见，经过几次讨论，很快达成了6项条件。这6条，可以说是国共两党在海峡两岸对峙16年来历史性的突破。本来，这些商谈内容属高度机密，蒋曹当时约定不得泄露一个字。但随着时光的流逝，6条的内容还是渐为世人所知了，其大意为： （一）蒋介石偕同旧部回到大陆，可以定居在浙江省以外的任何一个省区，仍任国民党总裁。北京建议拨出江西庐山地区为蒋介石居住与办公的汤沐邑。 （二）蒋经国任台湾省长。台湾除交出外交与军事外，北京只坚持农业方面必须耕者有其田，其他政务，完全由台湾省政府全权处理，以20年为期，期满再行洽商。 （三）台湾不得接受美国任何军事与经济援助；如财政上有困难，由北京照美国支援数额照拨补助。 （四）台湾海空军并入北京控制。陆军缩编为4个师，其中1个师驻在厦门、金门地区，3个师驻在台湾。 （五）厦门与金门合并为一个自由市，作为北京与台北间的缓冲与联络地区。该市市长由驻军师长兼任。此一师长由台北征求北京同意后任命，其资格应为陆军中将，政治上为北京所接受的。 （六）台湾现任文武百官官阶、待遇照旧不变。人民生活保证只可提高不准降低。 曹聚仁与蒋氏父子在日月潭谈妥了这6项条件后十分兴奋，他回香港后，即将谈判情况及6项条件报告给中共中央。心想，只等北京方面同意后，台湾方面将派代表与中共代表作进一步谈判，如此，则祖国统一大业指日可待。 然而，当此事正在进行之时，自私自利的毛主席为了铲除个人独裁的障碍刘少奇等人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运动，蒋介石对国共重开谈判产生了疑虑并改变了主意，否定了与曹聚仁商妥的6项条件。 曙光已现的祖国统一大业，被自私自利的毛主席发动的文革浩劫给破坏了。                   第十篇 假象——伟大的统帅 真相——缺德的统帅 10.1  毛泽东黑心暗害红四方面军主力——西路军覆灭真相 10.2 毛主席憧憬核武器战争 10.3  以内战作筹码压倒彭德怀 10.4  炮击金门祸国殃民 10.5  转移视线的珍宝岛战争 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命令组成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程潜；委员：贺龙、刘伯承……。当然，毛泽东还是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毫无疑问，毛主席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几百万军人的最高统帅。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人必须高呼：“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人们必须歌颂毛主席是伟大的统帅。 我在此告诉读者，毛主席作为军队统帅，与“伟大”这个褒义词离得很远很远，他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缺德的军队统帅。简单举例来说吧： 1936年冬至1937年春，在别有用心的毛泽东指挥之下，原属于张国焘嫡系的红四方面军主力一步一步走向失败灭亡的深渊，毛泽东缺德矣； 1948年，毛泽东用二十多万长春人的尸骸围困长春，毛泽东缺德矣； 1950年—1953年期间，作为中国军队最高统帅的毛主席，命令中国军队一次再次侵略韩国，命令一百多万中国军人与维护联合国和平宗旨的联合国军死缠烂打，造成了联合国军几十万人的伤亡，犯下了严重的反人类罪行，缺德之至矣，读者可参看本书3.1《抗联侵韩》、7.4《毛主席与联合国为敌》、17.1《践踏〈联合国宪章〉》，在此就不多说了； 不甘心侵略战争失败的毛主席，利用不合情理的谈判条件——无条件全部遣返战俘（蔑视战俘自由选择去向的权利），拖延与联合国军的谈判时间，让中国军队与联合国军纠缠死战，不断造成人类的伤亡，何尝不缺德； 1957年，毛主席在莫斯科大放厥词，憧憬核武器战争，又何尝不缺德； 1959年，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以重新组织红军打内战为筹码，彻底压倒了给大跃进灾难提意见的国防部长彭德怀，使得毛泽东人祸进一步发展到惊人的程度，又何尝不缺德； 1969年主动挑起与苏联的珍宝岛战争，转移全国人民的视线，缺德之至矣。 伟大是褒义词，首先在道义方面应该是正面形象的人才能配得上。毛主席暗害自己的部下，感谢日本鬼子侵略中国，批评实实在在抗击日寇的彭德怀，并且把彭德怀指挥的百团大战当作彭德怀的罪行进行清算，毛主席这个统帅没有伟大可言，只能说他是缺德的统帅。 10.1 毛泽东黑心暗害红四方面军主力——西路军覆灭真相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泽东说： {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破产。 } 在《历史的回顾》中，徐向前说：“西路军自始至终是在奉中央军委的命令、指示行动的。” 这是两个有绝然差异的表述。有一真，必然有一假。我来做去伪存真的考证工作。 在毛泽东文章“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后面，1951年版《毛泽东选集》与1991年版《毛泽东选集》的注释大相径庭。先请看1951年版注释： “一九三六年秋季，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会合后，从西康东北部出发，作北上的转移。张国焘这时候仍然坚持反党，坚持他一贯的退却主义和取消主义。同年十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后，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的前锋部队二万余人，组织西路军，渡黄河向青海西进。西路军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在战争中受到打击而基本失败，至一九三七年三月完全失败。” 再请看1991年版注释： “……十月下旬，四方面军一部奉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十一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四个月，歼敌二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于一九三七年三月失败。” 1991年版《毛泽东选集》注释，说明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以及组建西路军是“奉中央军委指示”，而不是什么“张国焘命令”组织的，不言自明毛泽东所说的这段话不符合史实。毛泽东的这段假话，既栽赃陷害张国焘，无形中也推脱自己应负的责任。 还有一个方面，可以证实毛泽东在故意造假。《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标明写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在题注里称：“毛泽东同志的这部著作……当时曾在建立在陕北的红军大学作过演讲。据著者说，本书只完成五章……因为西安事变发生，没有工夫再写，就搁笔了。” 根据《毛泽东年谱》记载[10月27日开始为红军大学一科（上干队）讲“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直持续到西安事变发生 ]来判断，毛泽东开始写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当在10月27日之前，为演讲做的必要准备嘛。关于西路军失败的内容，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全文不到五分之二的位置。按线性比例推算，这段内容写于11月13日之前。11月8日命名西路军，几天之后何谈“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其实呀，就算是所谓毛泽东“搁笔”之时西安事变的时候，也还谈不上西路军的失败。 西安事变前两天，12月10日，毛泽东与朱德等以中革军委主席团的名义，致电徐向前、陈昌浩、董振堂、黄超及红五军团全体指战员，为纪念宁都暴动五周年“特对五军团全体英勇的指战员，致以无限的敬意，更望在董军团长领导下继续宁暴伟大的精神，坚决配合一、二、四三个方面军主力，粉碎敌人新的进攻，为创河西抗日根据地而奋斗” 徐向前回忆说：“西安事变来得那么突然，我们既震惊，又兴奋。总指挥部里，一片欢腾。永昌城内，锣鼓喧天，像节日般的热闹。” 西安事变以后，军委主席团电示徐向前等人，布置了一批战略任务之后说：“总之，西路军是负责奠定抗日后方和接通远方之重大使命。” 总之，在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之前，毛泽东将“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写进文章是造假，因为无论从战役大视野来看，还是从西路军本身实际来看，说西路军失败都是不符合事实的。 毛泽东早早把西路军尚未发生的“失败”作为张国焘“路线的最后破产”的标志，如此，西路军的失败可以算“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的例证。不搞垮西路军，反革命的“张国焘路线”就不会“最后破产”；“毛主席革命路线”也胜利不了，有预谋地指挥西路军败亡也就顺理成章了。 还有一种可能，原来文稿中并没有这一段内容，只是在张国焘1938年4月叛变中共之后，中共全面清算“张国焘路线”的时候，或以后，毛泽东加上这一段栽赃陷害张国焘的话，如此，毛泽东黑心暗害红四方面军主力的行为就多了一道坚实的防撞墙。1951年版《毛泽东选集》的注释，更是如同给防撞墙装上了高压电网。只要是生活在毛泽东势力范围之内的人，没人敢去触动这段历史事实，更不可能触动到这段历史事实。 下面探讨历史的因果：中央军委为什么要指示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为什么要组建西路军？西路军为什么会失败？阅读徐向前回忆录《历史的回顾》第十四章《血战河西走廊》，即可找到答案。徐向前回顾了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黄河的前因后果，下面是少量原文摘录： [ 西渡黄河 红军三大主力会宁会师前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规定的战略总任务是：团结内部，联合友军，粉碎蒋介石的剿共计划，首先造成西北抗日局面…… 首先造成西北地区的抗日局面，最关键的是红军占领宁夏及甘西，打通与苏联的联系。 …… 党中央和军委权衡轻重，决定提前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十月十一日，发布了《十月份作战纲领》…… 战局的发展，使我军渡河问题，刻不容缓……二十三日，我们令三十军渡河……遇浅滩受阻，未能成功…… 二十四日夜半……一举突破黄河天险，在河包口渡河成功。次日晚，三十军全部渡河，势如破竹，摧毁马家军防线，控制了纵横上百里的沿江地带…… 我们令九军向河边开进，接三十军后渡河……方面军总部随三十军、九军渡河，指挥作战。 同日，中央军委根据三十军渡河成功的情况，作出了先击破南敌，后全力北上的部署…… 这样，九军虽已开抵河边，但不得不待命行动。部署变来变去，我们很着急，只好令机关人员先过一部份。二十六日一时半，中央军委又电令九军渡河…… 河东河西两岸的红军，被敌割断……西岸红军（三十军、九军、五军及四方面军总部）北进一条山地带，开始了孤军奋战的艰难历程。 组成西路军 渡河后的我军，共二万一千八百人…… 宁夏战役计划，不能如期进行，使我们深为焦虑。第一，部队渡河时，每人只带了三四天的干粮。此地人户稀少，粮缺水咸，没有补充来源，决非大军久驻之地。第二，地形开阔，堡寨稀疏，不便我军集结隐蔽，却利于敌骑兵的运动和突击。我军三面临敌，背靠黄河，如固守待机，势必处于被动挨打、有耗无补、进退无路的地位。第三，如我们单独北进取定远营，通过腾格里大沙漠至少需四天以上的行程，部队缺粮、缺水、缺骆驼，很难完成任务……第四，据侦察，河东敌人有向宁夏增兵企图。如敌人北控宁夏门户石咀子，南扼永宁、中卫，不仅会使我眼前的战机丧失，也将使今后河东红军渡河行动，受到严重阻碍。因此，我和陈昌浩向军委建议，及早进行宁夏战役，勿失良机；否则，亦请明确指示河西部队的行动方向，现地待机，总不是办法。 十一月三日，中央军委电令河西部队西进占领永登、古浪一线…… 八日，中央军委决定放弃宁夏战役计划，提出了《作战新计划》…… 显然，这是一个带根本性的战略变动。不仅放弃了宁夏战役计划，而且改变了首先造成西北抗日局面的整个方针、部署。据此，河东主力红军开始进行脱离陕甘宁根据地的准备。对于如此重大的变动，我们事前事后均一无所知，直到近几年才弄清楚。（钟波注：毛泽东1976年死后，1980年前后徐向前才弄清楚四十多年前带根本性的战略变动。） 根据上述新的战略行动计划，八日，中央电令河西部队称西路军…… 第一次西进 …… 我们蹲在那里不进不退，正给敌人以进攻之机…… 我们不知道“新计划”的内容，所以对中央要西路军蹲在永凉地区，不进不退，很不理解。陈昌浩不顾实际情况，一味强调能在这里建立根据地，使我憋了一肚子气。李先念他们也很有意见。有天，先念来总指挥部，对陈昌浩说：在这里东不东，西不西，等着挨打怎么行？要东去，我打先锋。要西去，我也打先锋。陈昌浩说：你懂什么？多嘴！在这种情况下，二十四日，我起草了一份电文，向中央反映，请求重新考虑西路军的行动方针…… 二十五日中央复电，仍要我们就地坚持，打开局面……我们就只好根据中央指示，蹲在永凉地区，同马家军一决雌雄。 …… 第二次西进 …… 兵败祁连山 我军重返倪家营子后，马家军的围攻愈加疯狂…… 我们不断向党中央告急，请求速派援兵支援西路军…… 我们从倪家营子再次突围而出，进至临泽以南的三道流沟地区，又被大批追敌包围。 …… 西路军的两万多人，遭到几乎全军覆灭的命运，在我军历史上，绝无仅有……下面，我想把西路军失败的主要教训作些探索，以慰先烈，以诫自己，以鉴后人。 如前所述，西路军自始至终是在奉中央军委的命令、指示行动的。广大指战员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披坚执锐，喋血奋战，历时近五个月之久……西路军为什么终于惨遭失败呢？ 第一、任务问题 西路军担负的任务，飘忽不定，变化多端，并大大超出应有限度，是导致失败的根本原因。 孤军外线作战，任务不定，迟疑徘徊，实乃兵家之大忌。而西路军的情况，却恰恰如此。先是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渡河北进，鏖战一条山，待机策应一方面军西渡，共取宁夏；继则放弃这一计划，独立西进，准备打通新疆；再又停在永凉地区，不进不退，建立根据地；复则根据西安事变后的形势变化，忽而准备西进，忽而准备东进；后明确执行西进任务，刚至临高地区，又停止西进，就地建立根据地；继复为了策应河东，改为东返；再又奉命“固守五十天”……疲兵屡战，有耗无补，进退失据，一筹莫展。这对西路军的有限兵力来说，无疑具有致命的性质…… 第二、战场主动权问题 战场主动权问题，关系甚大。两军对阵，它是决定双方胜负存亡的关键一环…… 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我军的外线进攻，历来强调依托根据地，实行战役战斗的速决原则。实践证明，这是我们争取和保持作战主动性的有效手段。西路军则恰恰相反，不仅远离根据地，孤军深入敌军腹地，且旷日持久，与敌鏖战…… 第三、机断专行问题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句古话，指的就是军事指挥上的机断专行问题。寓于其中的经验教训，不知是用多少人的流血代价，才换来的……驾驭战局，指挥战争，如果不敢从实际出发，独立判断情况，定下决心，而是翘首望天，一切唯上，这叫盲目性、机械性。要想不受战争实际的惩罚，是不可能的。 西路军的失败，与战场指挥上的缺乏机断专行，密切相关。造成这种状况，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上级统得过死，未给战场最高指挥官以应有的自由权。西路军虽担负着一个独立作战方向的战略性任务，但每一步行动，均需请示报告，不折不扣地照上级指示去办。上面叫往西就往西，叫往东就往东，叫停就停，叫走就走，指挥员毫无机动自主的权力。有些指示明明行不通，但不问实际情况如何，硬要下面贯彻执行…… 另一方面，西路军一把手陈昌浩思想上有包袱，患得患失，当断不断……在西路军期间，陈昌浩自始至终以紧跟中央、“回到”正确路线上来而自居。对于上级的指示，奉为金科玉律，不敢越雷池一步，简直到了一切“唯上”的盲从地步。至于敌我力量对比如何，战场实际如何，哪些行不通的指示应向上级反映，哪些事关全军命运、战局胜负的问题需要机断处理，则一概置诸脑后。我们之间的两次争论，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他不仅不反躬自省，反倒要对我“开展斗争”哩！结果，使西路军失去战机，作茧自缚，步步被动，直至不堪收拾。我作为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路军总指挥，虽向上级和陈昌浩提出过不同意见，但不无顾忌。特别是在受到中央指责的情况下，心情忧闷，不想吭声，缩手缩脚，教训示很深刻的。] 徐向前没有明说，其实我们不难从字里行间看出，毛泽东通过中央军委命令这种形式，通过陈昌浩这个曾经反对毛泽东此时已经吓破了胆的奴才执行者——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将红四方面军主力折腾来折腾去，一步一步驱赶到彻底失败以致灭亡的深渊。可怜两万多红军将士，被毛泽东暗害了而不知。 毛泽东为什么要黑心暗害红四方面军主力呢？因为1936年10月红军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会合时，四方面军实力最大，远远超过毛泽东有把握掌控的一方面军，最关键的原因还在于最有把握控制四方面军的人物是张国焘。长征路上，张国焘就曾经准备依仗四方面军强大的军事实力硬夺中共中央的权，只是由于叶剑英私下通风报信使得中共中央机关提前出发而走脱，加上徐向前不同意四方面军的红军打一方面军的红军，才避免了红军的内战。 既能做到消灭红四方面军主力，削弱张国焘的力量，又能做到将红四方面军主力覆灭的责任推到张国焘头上，还能算作“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的例证，毛泽东害人、骗人水平之高确实非同一般。 毛泽东这位军队统帅，真够缺德的，实际上缺德之至矣。 10.2 毛主席憧憬核武器战争 1954年10月，毛主席对来访的印度总理尼赫鲁说：原子战争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大不了死几亿人，中国有六亿人口，死了三、四亿还有二、三亿人。世界革命成功了，死几亿人口算得了什么。毛主席这几句话把尼赫鲁吓得挢舌不下，因为在尼赫鲁看来，人的生命是最可宝贵的，无辜的死一个人也认为是不应该的，为了革命而不惜死几亿人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而毛主席认为，只要世界革命成功，死几亿人口也无所谓。 1957年11月，毛主席在莫斯科举行的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参加的会议上发表演讲：“要设想一下，如果爆发战争要死多少人。全世界二十七亿人口，可能损失三分之一；再多一点，可能损失一半。……我说，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二十七亿，一定还要多。”在场的意大利代表英格劳（Pietro Ingrao）后来对采访者说：大厅里听众感到震惊、生气，感到“人”对毛泽东无非是数字，死人他满不在乎，核战争他毫不介意，还挺欢迎。 10.3 以内战作筹码压倒彭德怀 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主席以发动内战相威胁，压倒了彭德怀。请阅本书9.2.8《毛主席翻云覆雨收网抓鱼》，在此不再赘述。 10.4  炮击金门祸国殃民 1958年8月23日，解放军福建部队奉毛主席之命，向驻守在金门岛的国民革命军进行大规模炮轰，炸死国民革命军金门防卫部3名中将副司令。10月6日和25日，毛主席撰写了两篇文告，以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名义发表，先后提出暂停炮击7天和单日打、双日不打的办法。 被8月23日突然炮轰而死的金门防卫部3位副司令（赵家骧、吉星文、章杰）中，吉星文最有名。吉星文（1908年—1958年），河南扶沟人，中国国民革命军中将，中国抗日战争名将。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中，指挥第29军219团在卢沟桥抗击日军二十余日。 能够从大陆地区发射到金门岛炸毁工事、炸死人的炮弹，绝对不是便宜的玩意。毛主席挥金如土的做法，令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黄克诚深感不解。黄克诚问毛主席：“既然我们并不准备真打，炮轰的意义就不大，打大炮花很多钱，搞得到处紧张，何必呢？”毛主席无言以对，只有指责黄克诚是“‘右’的参谋长”。1959年8月，黄克诚被毛主席打倒。昂贵的炮弹朝金门岛倾泻了二十年，直到毛主席1976年死后，炮击还持续到1978年12月31日。 10.5 转移视线的珍宝岛战争 1969年4月1日至25日，在中华大地占据统治地位已经二十年的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如同地下党一样秘密举行了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个有几千万党员的统治党居然搞到要秘密举行大会，看起来是非常搞笑的事情，细分析则有两重原因——内忧外患。 内忧是因为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把神州大地彻底搞乱了、搞糟了，毛主席希望的天下大乱达到了，铲除刘少奇的目的也已经达到了，但是天下大治的影子找不到，毛主席脸上无光啊。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事情，于是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大会之前发动了转移亿万中国人关注国内乱局视线的珍宝岛战争。 珍宝岛是位于黑龙江省中国苏联界河乌苏里江上的一个小岛，面积0.74平方公里。 如果从土地面积和战略价值而论，珍宝岛实在小得不足挂齿。比之毛主席1950年出卖的156万平方公里面积的外蒙古地区（参见本书7.2.1《毛主席放弃中国在外蒙古地区的主权》），珍宝岛面积仅仅是外蒙古面积的二百一十万分之一(1/2100000)，简化一点，就是1平方厘米与210平方米之比，一块可能比拇指印还小的地方与实用面积210平方米的超级大套房地板面积之比。如果把中国地图看成中国的面皮，外蒙古地区就是大面积的额头，珍宝岛不过是耳朵后面发际线上比针尖那么大的一颗痣还小得多的地方。 1969年3月2日起，通过别有用心的准备和特别新闻炒作，小小的珍宝岛成了亿万中国人瞩目的中心，而统帅中国军队捍卫珍宝岛领土主权的毛主席，立即威风凛凛，风光无限。 任何时候战争中死一些中国军人，对毛主席而言都是无所谓的。因为珍宝岛战争造成两国紧张关系升级随之而来苏联陈兵百万在中苏、中蒙边境，对毛主席而言也是次要的，关键是自己的形象高大了，威风了。至于党的九大会议嘛，秘密举行就是了，还更能达到团结一致的目标，对外民族矛盾压倒国内一切矛盾是也。 1969年2月底，毛主席为统帅的中国军队做好了周密的安排，做好了战争的准备。3月2日，以“珍宝岛”为新闻焦点的中苏武装冲突终于爆发。 下面节录几篇《人民日报》的内容。 1969年3月3日《人民日报》第1版以《苏联边防军侵入我黑龙江省珍宝岛地区制造极为严重的流血事件  我国政府向苏联政府提出最强烈抗议》为题，刊登了主要目的给中国人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的照会，照会全文如下： 苏联驻华大使馆： 一九六九年三月二日晨，苏联边防军侵入中国黑龙江省珍宝岛地区，开枪打死打伤我边防军人员多名，制造了一次极为严重的边境武装冲突。为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奉命向苏联政府提出最强烈的抗议。 三月二日九时十七分，苏联边防当局出动大批全副武装的军人、四辆装甲车和汽车，公然侵入无可争议的中国领土珍宝岛地区，对正在执行正常巡逻的中国边防军人，进行猖狂挑衅，首先开枪开炮打死打伤我边防军人员多名。我边防军在多次向苏边防军警告无效、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进行了自卫还击。这次严重流血事件，完全是苏联当局一手造成的。这是苏联当局长期以来蓄意侵犯中国领土，进行武装挑衅，不断制造流血事件中的又一次新的严重罪行。 中国政府坚决要求苏联政府惩办这次事件的肇事凶手，立即停止侵犯中国领土和武装挑衅，并保留要求苏方赔偿我方一切损失的权利。中国政府再次严正警告苏联政府，中国的神圣领土是不容侵犯的，如果你们一意孤行，继续挑起中苏边境武装冲突，必将遭到中国人民坚决的回击，由此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只能由苏联政府承担全部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一九六九年三月二日于北京 1969年3月8日《人民日报》第2版《珍宝岛是我们中国的神圣领土》报道说： 我们是珍宝岛地区的老渔民，祖祖辈辈都在珍宝岛上从事生产劳动。苏修叛徒集团说什么珍宝岛是他们的，这完全是胡说八道。 …… 苏修叛徒集团，睁开你们的眼睛看一看：今天的中国，可不是过去的清朝政府、蒋介石的旧中国，绝不任人随便欺侮了。我们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的伟大中国人民，不是好惹的！你们的狼子野心我们早就看透了，你们妄想用武装挑衅来威胁我们中国人民，这是痴心妄想，白日作梦，到头来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罢了！ 1969年3月11日《人民日报》第3版《多炼好钢　保卫祖国　痛击新沙皇》报道说： 苏修叛徒集团对我国进行武装挑衅的滔天罪行，激起我国工人阶级的极大愤慨。连日来，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广大工人群众，声讨苏修新罪行的浪潮汹涌澎湃，气势磅礴。 …… 苏修叛徒集团侵犯我国神圣领土珍宝岛的滔天罪行，激起了鞍钢广大革命工人的无比愤慨。四十里钢城怒涛澎湃，十几万钢铁大军吼声震天。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鞍钢工人阶级，连日来举行声势浩大的抗议集会和示威游行，愤怒声讨苏修新沙皇的新罪行。 1969年3月12日《人民日报》第1版《上海、天津等各大城市军民严正指出：苏修叛徒集团是反苏的最大罪犯　他们绝对逃不脱历史的严厉惩罚》报道说： 在上海、天津、广州、武汉、沈阳、西安、成都等各大城市，今天有几十万到上百万军民举行强大的示威游行，愤怒声讨穷凶极恶的苏修叛徒集团的法西斯暴行。…… 有着光荣的反帝革命斗争传统的上海广大革命工人说，珍宝岛从来就是我国的领土。苏修叛徒集团武装入侵珍宝岛，制造严重流血事件，…… 天津今天有六十五万军民在海河两岸和新港码头示威游行。当新港革命工人的游行队伍通过码头时，许多外轮海员鸣笛助威，表示支持。…… 1969年3月13日《人民日报》第3版《天山南北——愤怒的海洋》报道说： 苏修叛徒集团在出动武装部队入侵我国领土珍宝岛制造边境流血事件之后，又进一步掀起反华恶浪，更加激怒了祖国西北部边疆反帝反修斗争前线的新疆各族军民。 …… 在天山南北，从农业区到辽阔的草原，从城镇到几千公里的漫长边境线上，新疆各族军民声讨苏修叛徒集团反华罪行的怒火越烧越旺。他们说，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是最大的战斗力。我们一定更好地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更紧密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周围，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百倍提高警惕，加强战备，团结一致，共同对敌，随时准备粉碎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挑衅和侵略，叫来犯者有来无回，粉身碎骨！ 珍宝岛这么一块微不足道的地方，经过超级炒作，成为“更紧密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周围，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的超大型狗皮膏药。 1950年6月25日朝鲜发动侵略韩国战争，对外宣称受到韩国的侵略，自己反击侵略者，三天后就侵占了韩国首都汉城。1969年3月2日中苏战争起因宣传起来如出一辙，只是苏联不是韩国，中国对又小又边远的微不足道的珍宝岛的挑衅行动不过是玩玩而已。 据已经解密的文献显示，苏方对中方行动的最初反应是目瞪口呆，而且满腹狐疑。 1969年3月8日《苏联就1969年3月2日中苏边界冲突给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领导的报告》说：“据对苏方死亡士兵尸体的检查，伤口来自于近距离的枪击或刀扎”、“情况表明此事件之前中国政府已做了长时间的准备”。把这段内容与1969年3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的照会对比起来看，很容易就可以看穿毛泽东的奴才政府及奴仆军队蓄意挑起事端制造珍宝岛事件用以转移中国人视线的伎俩。                                           第十一篇 假象——伟大的舵手 真相——疯狂的舵手 11.1  一边倒彻底倒向苏联 11.2  社会主义改造总路线 11.2.1  毛主席对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阐述 11.2.2  破坏农业的 农村合作化运动 11.2.3  破坏工商业的 城市公私合营运动 11.3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11.3.1  大跃进运动中的 搞笑卫星一瞥 11.3.1.1奴才政客撰文 狂言农业增产 11.3.2  公社化运动奴役农民 11.3.3  大炼钢铁运动劳民伤财 11.3.4大锅饭运动祸害亿万农民 11.3.5  我家乡墨池村人的 饥荒生活 11.3.6  比墨池村惨得多的地方 11.4  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 11.5  毛主席的50字建党方针 11.5.1 清理阶级队伍—— 严凤英、容国团等大量被害 11.5.1.1 智勇才学识品兼备的第一个世界冠军容国团   11.5.1.2毛主席该负的责任 11.5.2 毛氏建党——吐故纳新，杀人凶手们成千上万参加中国共产党 1.5.3 新权贵献给毛主席的 表忠书、表忠电 11.6倒行逆施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11.6.1  唐山地震预报被封锁 11.6.2  拒绝国际社会一切援助 11.6.3  抹掉了唐山算得了什么 在毛泽东时代，《东方红》堪称肉麻颂歌的冠军，亚军是肉麻颂歌《大海航行靠舵手》： 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雨露滋润禾苗壮，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鱼儿离不开水呀，瓜儿离不开秧，革命群众离不开共产党，毛泽东思想是不落的太阳。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亿万中国人必须高呼：“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总而言之，毛主席被亿万人不断歌颂为“伟大的舵手”。 其实，毛主席根本就不是伟大的舵手，而是一个疯狂的舵手，使得中华大地这艘承载着不少于五亿人口（1949年底54167万人，1976年底93717万人）的巨型航船，在建设国民幸福、国家强盛的航道上，不断触礁、搁浅。经过毛主席这个空前的疯狂舵手二三十年的瞎折腾，五千多万人被折腾得饿死了，几亿中国人被折腾得死去活来，几亿中国人的温饱成了没有希望解决的问题，国家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自然环境被破坏得一塌糊涂。 11.1  一边倒彻底倒向苏联 中国共产党以及众多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参加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于1949年9月29日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于10月1日正式建立了民主联合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中国共产党主席的毛泽东，无疑是中华大地这艘航船的舵手。毛主席无视美国递出的友好橄榄枝，采取了一边倒倒向苏联的愚蠢决策。直到二十年后，才勉强与美国正式接上关系。这是舵手毛主席鼠目寸光导致的结果。由于一边倒倒向苏联，拜倒在老大哥的脚下，中国人的尊严就大打折扣了。 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长期主管中共情报的老资格情报专家，对于苏联专家以老大自居，指手画脚，不但瞧不起中国的情报工作，而且提出许多无理要求，感到不服。毛主席专门找李克农谈心，希望他从大局出发，无保留地向对方交底，哪怕脱了裤子，也要让人家看够。李克农理解毛主席指示的精神，但仍然坚持情报工作的保密原则，向毛主席说：“裤子、背心都可以脱，可总还要留条裤衩吧！不然太难看了。” 从毛主席的话，可见其作为中华大地五亿多人的大船舵手的思想有多么糊涂、多么疯狂；李克农的话，表明他在疯子毛主席领导下做事多么无奈。 11.2  社会主义改造总路线 1949年9月29日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在《序言》的结尾处说：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致同意以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政治基础，并制定以下的共同纲领，凡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各单位、各级人民政府和全国人民均应共同遵守。] 按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基础是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不沾边。但是，在疯狂的舵手毛主席指挥下，中华大地这艘大船的航向不久就要发生变化。以公有制为目标的社会主义改造总路线就要出台了。 11.2.1  毛主席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阐述 1952年9月，毛主席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10年到15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不是10年以后才过渡到社会主义。 1953年6月15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第一次提出了比较完整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他说：“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 毛主席以自我正确为标准对一些人提出了批评：“有人认为过渡时期太长了，发生急躁情绪，这就要犯‘左’倾的错误。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改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右倾的表现有三句话：‘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这种提法是有害的。……‘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种提法不正确。‘确保私有财产’……这是不对的。我们提出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比较好。所谓逐步者，共分15年，1年又有12个月。走得太快，‘左’了；不走，太右了。要反左反右，逐步过渡，最后全部过渡完。” 1954年召开的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于2月10日通过决议，正式批准了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实际是毛主席提出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的思想，在橡皮图章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上，作为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写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954年9月20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序言》的开头处说： [中国人民经过一百多年的英勇奋斗，……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民主制度，也就是新民主主义制度，保证我国能够通过和平的道路消灭剥削和贫困，建成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社会建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把毛主席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变成总任务写入了宪法，就要实行了。但是，疯狂的舵手毛主席是不可能按部就班办事的，他只知道急急慌慌地不断打舵轮。 毛主席推出并疯狂实施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我看改为“社会主义改造总路线”更合适。如果要求通俗易懂，还可以改为“农民个体变集体化、城市民营变国营化总路线”。 毛泽东统治区的历史书上说，1956年完成了农业、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 五十年后，在2006年的中国大陆地区，已经难于找到曾经风行神州大地的“国营企业”了。2006年中国的空前繁荣，离不开无数私营企业的重大贡献，当然也离不开私营企业家们殚精虑竭的努力。五十年过后来看，毛主席实行的那种所谓的社会主义，不要更好。实事求是来评价，1956年完成的农业、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其实是对生产关系的极大破坏。 11.2.2  破坏农业的农村合作化运动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自由散漫的农民们，本来只愿实行田间劳作的互相合作，而不愿将自己的土地、农具等生产资料入到合作社里去，因此对办合作社并不热心。土改后得到土地的贫苦农民，珍惜、爱护自己的土地，他们说：“分到了田，一粒谷子都是自己的，一定落力生产”。有的增加了犁耙田的次数，有的增加了耘草次数，工作更周到细致 ……这就是土地所有权的魅力所在。贫苦农民热心改良、耕作自己的土地而不热心合作社，中农更缺乏热心，原来的富农、地主，就不必论了。所以毛统区合作化进程不顺利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虽然合作化的进程并不顺利，但也基本上按中共中央的计划在发展。尽管合作化按计划在发展，急于求成、一心创造历史的毛主席却并不乐意。1955年7月31日，毛主席对以邓子恢部长为首的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说什么“象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 坚持按早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议行事的邓子恢成了罪人，而任意践踏共产党决议的毛主席反倒颐指气使，肆意训人。1955年7月31日的毛主席，已经走火入魔地疯狂冲刺进入了1953年6月15日自己鼓吹过渡时期总路线时所批评的左倾道路上去了。 在毛泽东时代，奴才干部的人生命运完全靠的是权力地位。为了保住既得的权力地位和争取得到更高的权力地位，奴才们自然迅速贯彻执行毛主席火烧屁股的指示，拼命跑步把毛主席要的东西拿回来，献给最高统治者毛主席。到1956年底，加入合作社的农户达到毛统区农户总数的96.3%，其中参加高级社的农户占毛统区农户总数的87.8%。原来预计到1967年完成的农业合作化，在1956年就提前十一年完成了。 1956年，毛泽东统治区内的亿万个体农民被迫参加了集体性的农业合作社，先是土地入股分红的初级社，不久就是实行“不劳动者不得食、按劳分配”社会主义原则的高级社，换言之“土地充公了”。亿万普通农民就象前几年在土改、复查中被剥夺土地等生产资料的地主、富农一样，也进入了无法保护和不能自由支配自己私有财产的低等人的行列。由于人丁单薄而明显吃亏的老农只能私下发出哀号：“那些不过日子的人倒好了，若知今日，不如把地早早卖掉，吃了喝了呢！这比强盗还厉害呀！一辈子积攒的土地一夜就没有了……” 农业合作化对农业的危害，这里拿安徽省凤阳县来简单说明一下。从1955年下半年合作化起，直到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凤阳农村经济连续遭到破坏。 11.2.3  破坏工商业的城市公私合营运动 在农村的集体化加速以后，毛主席转向城市的工商业。1955年10月29日，毛主席邀集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行委员会的委员，就如何更适当地进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举行座谈会。陪同毛主席出席会议的阵容可谓强大：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德怀，以及在京的中共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面对如此强大的团体力量，一盘散沙似的私营工商业者们还能做何选择呢？只能准备举手投降。1956年1月10日，毛主席到荣毅仁的申新九厂视察。1月20日，毛统区最大的资本家荣毅仁，在“上海市资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大会”上递交了上海市资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申请书。荣毅仁都投降了，其他资本家还敢不投降？在毛主席制造的强大压力下，资本家进行所谓的“公私合营”，资本家利用资本发展个人事业的权利既被剥夺，资本家的资产也被变相剥夺。 毛主席私下跟刘少奇、周恩来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只要把辣椒抹在猫的屁股上，猫就会主动舔着屁股把辣椒吃下去。辣在屁股上比辣在嘴巴里更难受。只要与农村、小城市那些被剥夺一切的地主、工商业者比较一下，大城市里的工商业者就会感激毛主席的宽宏大量，主动选择所谓的“公私合营”了。如果给脸不要脸，敬酒不吃就该吃罚酒了。不久“公私合营”的牌子也消失了，变成了“国营企业”。真正的企业家从此消失了。企业的领导人，最多只能算是一个贯彻上级计划的执行者而已。一些想离开所在位置而又门路不太通畅的企业领导人，故意让企业一塌糊涂，促使上级不满意而换人。毛统区工商业从此走入沙漠迷途。 11.3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1958年3月8日至26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由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会议继续批判1956年的“反冒进”。毛主席在会上多次讲话，把“冒进”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把“反冒进”说成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在反复批判反冒进的基础上，毛主席在会上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毛主席在讲话中指出：任何一个阶级都是好大喜功的，“好大喜功，急功近利”是正确的。 1958年5月5日至23日，空前而显得有点怪异的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正式通过了中共中央根据毛主席倡议而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这条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缺点，关键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既要“多、快”，同时又要“好、省”，其实跟“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没有多大差别。疯狂的舵手毛主席，毫无疑问要用“多、快”来满足“好大喜功，急功近利”的欲望了。 于是，不切实际地盲目求多、求快就压倒了一切。 鄙人写了一首七言打油史诗《三面红旗之总路线》，用来概括1958年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历史作用： 三面红旗迎风飘，亿万国人喝风忙。 异想天开总路线，鼓足干劲多快好。 好大喜功吹大炮，急于求成多快跑。 只有多快无好省，昏天黑地日日糟。 11.3.1 大跃进运动中的搞笑卫星一瞥 本书3.2《饿殍真多》，展示了大跃进运动灾难的悲惨结果；9.1.1《毛主席妄想当世界领袖》和9.1.4《毛主席称霸世界的野心言论》，展示了毛主席发动大跃进运动的内在原因；9.1.2《毛主席决意直接管经济》和9.1.3《毛主席直接管经济的讲话、指示》，展示了毛主席在大跃进灾难的形成中所起的作用。 下面展示一点大跃进运动中的搞笑卫星，这都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满足毛主席好大喜功嗜好的结果，希望读者也能从其荒诞中得到一点乐趣。 先请看《中华人民共和国风云实录》收录的部分农业产量卫星，顺便也展示一些其他方面的谎言卫星。 [1958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乘风破浪》。社论提出超英赶美和过度到共产主义的战略设想。准备再用20年到30年的时间在经济上赶上并且超过美国，以便逐步由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 1月4日，新华社报道：湖北省孝感县中心乡联盟农业社1957年有18.15亩一季晚粳稻，平均亩产稻谷2022斤，其中有3亩平均亩产2137.5斤，创全国一季粳稻平均面积产量最高记录。 2月27日，新华社报道：河北省蠡县人民奋战两年多，到春节期间，已在全县范围内基本消灭老鼠、麻雀、苍蝇和蚊子，成为“四无县”。重庆城区人民在春节前夕，苦战7天7夜，基本消灭了“四害”。 6月7日，新华社报道：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今年有5亩小麦每亩平均实产2105斤，它比去年湖北省房县双河农业社创造的全国小麦亩产最高记录1540斤多565斤。 6月11日，新华社报道：河南遂平县卫星农业社发出第二颗“卫星”，2.9亩小麦亩产3530斤。湖北光化县崔营乡幸福社11亩小麦亩产3215斤。 6月15日，新华社报道：湖北省谷城县星光社王明进的试验田里，小麦亩产4353斤12两。在夏收捷报中小麦亩产量一处比一处高。河南省临漳县红光社小麦以亩产3650斤赶上河南省遂平县卫星社的3530斤；湖北省光化县永胜社以亩产3664斤零15两赶过红光社；而星光社的纪录又远远超过永胜社。 6月17日，新华社报道：河南省商丘县双楼农业社1.2957亩小麦试验田，共收小麦5717斤，创造了亩产小麦4412斤的纪录，超过了湖北谷城县星光社的高额产量。 6月20日，新华社报道：河南省辉县南田庄社一亩多小麦亩产4535斤。 6月22日，新华社报道：湖北省谷城县沈湾乡先锋社徐道清等在小麦试验田中，创造了亩产4689斤的丰产记录。 6月29日，新华社报道：河北省安国县南娄底乡卓头村农业社创小麦亩产5103斤的丰产记录。 6月30日，新华社报道：今年全国夏粮总产量据初步统计将比去年猛增350多亿斤，达950亿斤。我国小麦总产量已超过美国，仅次于苏联，跃居世界第2位。 7月6日，新华社报道：山西省介休县联福农业社1亩4厘5毫大麦，平均亩产5702.6斤，创大麦高产记录。 7月11日，新华社报道：河南省西平县城关镇和平农业社第四队2亩小麦丰产试验田总产14640斤，平均亩产7230斤，这是河南省今年麦收中放出的第29颗“卫星”。福建省闽侯县城门乡林浦农业社2亩3厘7毫早稻实验田创早稻平均亩产3275斤的纪录。 7月25日，新华社报道：江西省波阳县桂湖农业社早稻试验田亩产9195斤。 7月27日，新华社报道：今年全国早稻空前大丰收。总产量达到800亿斤左右，比去年增产400亿斤左右。 7月30日，新华社报道：湖北省应城县春光农业社第24生产队队长甘银发和几个共青团员们合种的一块试验田，放出了一颗早稻高产“卫星”。1.613亩试验田，产干谷17093.12斤，平均亩产达10597.8斤。 7月31日，新华社报道：全国最先大胆提出搞水稻亩产万斤试验田的湖北省孝感县长风农业社，在1.21亩田里，收到了干谷18587斤，平均亩产谷15361斤。 8月9日，新华社报道：安徽省枞阳县石马乡高丰社创造了早稻亩产16227斤的新纪录。 8月12日，新华社报道:湖北省麻城县麻溪河乡建国第一社1.06亩早稻亩产干谷36956斤。这是早稻大批高产“卫星”中的“冠军”。福建省南安县海星社创花生亩产10535斤记录。 8月17日，《人民日报》报道，福建省晋江县龙湖乡英湖社创造了亩产花生13241斤的全国最高记录。 9月18日，《人民日报》报道，广西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用高度并禾密植法，获中稻亩产130434斤的高产纪录。 10月23日，《人民日报》报道，湖南省浏阳县红专人民公社红旗大队黄浒中队发射了红薯亩产56.757万斤的大卫星。 11月5日，新华社报道，山东省范县人民公社出现花生大面积高产卫星，亩产破万斤。450亩花生共收532.125万斤，平均亩产1.1825万斤。] 作为放卫星的总结，请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大辞典》第317～318页的部分内容： [关于各地农村“亩产”放卫星的报道（1958）   ……9月15日的《人民日报》又报道广东省北部山区连县1.73亩中稻平均“亩产”60437斤。……截至9月25日，报道的小麦亩产最高的为青海省柴达木盆地赛什克农场第一生产队创造的8586斤，稻谷亩产最高的为广西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创造的130435斤。这一系列报道天天升级，竞相放“卫星”。在这期间，《人民日报》还连续发表社论，批判“条件论”，宣扬“没有万斤的思想，就没有万斤的收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因而，浮夸风越演越烈。] 鄙人写了一首七言打油史诗《三面红旗之大跃进》，用来概括1958年大跃进运动的灾难： 三面红旗迎风扬，跃进歌声格外亮。歌唱可怜新中国，从此走向大饥荒。盲目盲从共产党，盲目力量毛领导。胡说八道泽东毛，谁敢不服就灭亡。 11.3.1.1 奴才政客撰文狂言农业增产 毛泽东时代，是一个政治随时触及灵魂的时代，也是一个奴才政客充盈的时代。在政治运动中，奴才们必须表态，随风倒的奴才政客面目就显示出来了。 1955年从美国归来的科学家钱学森，不久也进入了奴才政客的行列。1958年6月18日，《中国青年报》第四版刊登钱学森的文章《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全文如下： [“前年卖粮用萝挑，去年卖粮用船摇，今年汽车装不了，明年火车还嫌小!” 这是江西井冈山农民的一首民歌。我们的土地正在农民双手豪迈的劳动中，付给人们更多的粮食。六月十二日中国青年报第一版上发表了一个动人的消息：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继小麦亩产二千一百零五斤以后，又有二亩九分地平均每亩打下了三千五百三十斤小麦。 土地所能给人们的粮食产量碰顶了吗？ 科学的计算告诉人们：还远得很！今后，通过农民的创造和农业科学工作者的努力，将会大大突破今天的丰产成绩。因为，农业生产的最终极限决定于每年单位面积上的太阳光能,如果把这个光能换算农产品,要比现在的丰产量高出很多。现在我们来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两千多斤或三千多斤，而是两千多斤的20多倍！ 这并不是空谈。举一个例：今年河南有些特别丰产试验田要在一亩地里收一百六十万斤蔬菜。虽说蔬菜不是粮食，但到底是亩产一百六十万斤！ 所以，只要我们有必需的水利、肥料等等条件，加上人们的不断创造，产量的不断提高是没有问题的。今天条件不具备，明天就会创造出来，今天还没有，明天一定会有！] 亩产一百六十万斤蔬菜，鄙人换算了一下，就是每平方米面积产蔬菜二千四百斤，如果把蔬菜榨成汁，每平方米产的蔬菜汁超过一米高。没有榨汁的蔬菜一平方米堆放二千四百斤堆起来有多高呢？读者您发挥想象吧。 钱学森以导弹专家著称于世。世人对导弹的要求，最关键是精准。导弹专家钱学森居然能写出上述没有精准、荒谬之极的文章，关键是他已经变成了追风跟随毛主席的奴才政客。当了毛主席奴才政客的钱学森还是有收获的，就是被宣传为中国第一导弹专家，关于中国导弹的技术成就都算到他的头上，而且在毛泽东时代可以少受政治运动的苦。其他导弹专家就没有这份幸运了。2005年1月22日星期六CCTV-10在晚上21：00播出的《大家》节目中，专访了火箭控制系统专家梁思礼。在节目中梁思礼谈到，在文革初期虽然受到冲击，但不久就被保护了起来，主要是导弹研究的需要，也不排除自己是梁启超儿子这个原因。1968年，梁思礼的母亲去世，梁思礼想请假，军管会不同意，非常无奈、痛苦。梁思礼的长子梁左军，与奶奶感情非常好，受不了奶奶去世的打击，精神分裂，最后跳楼自杀。1974年，梁思礼下放五七干校养猪，从猪的配种开始，一直到催肥，用心用力，成了养猪专家。 1958年7月15日，曾经在3月举行的成都会议上当面当众对毛主席表示“对主席就是要迷信”的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奴才政客陶铸，撰文《驳“粮食增产有限论”》，刊登在中共中央主办的《红旗》杂志1958年第5期最前面。文章说：自然界的蕴藏力是广漠无垠、无穷无尽的；水稻在广东一年可以种3造，达到亩产1万斤也应当是可以的。在本书13.3.2《采用深翻等措施计划亩产十万斤的“七七试验”》末尾，鄙人还抄录了一点上述陶铸文章的其它内容。 11.3.2  公社化运动奴役农民 1958年，在毛主席的倡导下，中华大地农村掀起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 3月，在成都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了《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中共中央文件下达后，全国农村掀起了并社高潮。 7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三期上，毛主席的秘书陈伯达发表的文章中使用了“人民公社”这个名称。7月16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四期上，陈伯达引用毛主席的话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层单位”。河南省遂平县嵖岈山附近的27个农业合作社，共计9369户，4月份刚由小社合并为大社，这时一马当先改称为人民公社——卫星人民公社。 8月6日，在视察河南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时，毛主席说：“看来，‘人民公社’是一个好名字……”同时指出，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曰大，二曰公”。8月9日，在山东视察时，毛主席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以领导。”8月13日，《人民日报》刊登消息：毛主席发出“人民公社好”的号召。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 为了推动人民公社运动的发展，毛主席派陈伯达等人8月到遂平县卫星人民公社，帮助起草了《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案）》。其要点为：各个农业合作社并入公社后，应该将一切公有财产交给公社；农业社社员转入公社时，应该交出全部自留地，并且将私有房基、牲畜、林木等生产资料转为公社所有；公社实行集中领导，将全公社划分为若干生产大队，每一大队又划分为若干生产队；生产队是组织劳动的基本单位，生产大队是管理生产的单位，盈亏由公社统一负责。 在《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下达的同时，9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七期刊登了《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案）》，接着全国各报刊相继转载，作为楷模向全国推广。 9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先把人民公社的架子搭起来》的社论。 到1958年10月底，仅仅两个月时间，除港澳台地区和西藏外，全国农村基本上全部实现公社化。全国共建立人民公社26578个，参加农户12325万户，占全毛统区总农户的99.1%，平均每社4637户。 毛统区的农民，从此进入了政社合一（政府与农民的生产合作社政社合一，实际上是共产党、政府、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共产党指挥，终极而言便于毛主席指挥）的人民公社体制——头戴五彩花冠的奴隶制社会。几亿中国农民，失去私有财产、失去人身自由，成了失去个人生活、必须参加强制性体力劳动否则没有饭吃的奴隶——下等毛奴。 有了奴隶制一样的人民公社体制，毛主席就可以强迫无数毛奴们干活了。只要看看本书11.3.3《大炼钢铁运动劳民伤财》、11.3.4《大锅饭运动祸害亿万农民》、13.2《深翻土地运动》，就可以大概知道现代奴隶制有多么可怕了。 1958年中华大地上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地球村其他村民眼里，就是疯狂、搞笑、祸害人类的玩意，当时就遭到很多人的质疑、嘲笑、漫骂，丢尽了中国人的脸。但是，疯狂的舵手、始作俑者毛主席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毛主席在1959年8月11日为了收拾彭德怀而发表的讲话中说：“共产党不挨骂，算什么共产党？！比如骂人民公社，从杜勒斯起就骂了差不多一年了，国内资产阶级、地富反坏骂，富裕中农不赞成，兄弟国家怀疑。” 鄙人写了两首七言打油史诗《三面红旗之人民公社》，用来概括1958年开始的人民公社的灾难： 其一 人民公社泽东定，一大二公为纲领。 大即公社规模大，合作社们大合并。 公即公有程度高，私产变公真要命。 农民失去自主权，挫伤生产积极性。 其二 人民公社最荒唐，一平二调大食堂。 自欺欺人放卫星，放开肚皮寅吃卯。 社员砸锅去炼钢，公社食堂缺油粮。 神州无粮吃糠菜，饿死路边无人葬。 11.3.3  大炼钢铁运动劳民伤财 本书5.1《中南海炼钢》，通过在中南海的领导干部们参加烟尘滚滚的炼钢运动，特写了1958年9月起大炼钢铁运动在中共最高领导机关以及国家最高领导机关的胡闹；5.2《村村点火炼钢》，远镜头、近镜头展示了中国农村到处浪费胡闹的景象；5.3《毛主席说“十年搞一亿吨，上天”》，展示了好大喜功的毛主席1960年下半年进一步给中国人制造的部分灾难。下面具体介绍一点安徽省凤阳县1958年大炼钢铁的资料： [建成平炉3000余座，1立方米高炉875座，1.5立方米高炉163座，6.5立方米高炉2座，冲天炉18座，红炉129座，炼钢炉3290座之多。 …… 因平时对广大群众安全教育不够，加上我们的安全设备条件又较差，所以在工作中曾发生中煤毒、烧伤、打烂、压死等伤亡事故，并在临淮南岗指挥所小溪河炼铁营因失火造成烧死、烧伤22人的事件。 ] 上面说了劳民、伤民、死民，下面说说伤财。 1959年7月23日，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说： [我有两条罪状：一个，1070万吨钢，是我下的决心，建议是我提的。结果9000万人上阵，补贴40亿，‘得不偿失’。第二个，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有推广之权。北戴河决议也是我建议写的。……人民公社，全世界反对，苏联也反对。 ] 11.3.4大锅饭运动祸害亿万农民 为了更好地发挥人民公社指挥农民、奴役农民的功能——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和生活集体化，迫使他们为钢铁产量翻番等大跃进奇迹出力，在农村人民公社的架子基本上全部搭起来的1958年10月底（参见本书11.3.2《公社化运动奴役农民》），又一个祸国殃民的措施——公社食堂化——大锅饭运动进入了全面推广阶段。 请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大辞典》第337页的“办好公共食堂”词条内容： [办好公共食堂  1958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社论的主要内容有：办好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实现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和生活集体化的有效措施，是培养农民集体生活习惯和集体主义、共产主义思想觉悟的一个关键问题。公共食堂要在农村和城市普遍地建立起来，成为我国人民的新的生活方式。社论发表以后，各地纷纷成立公共食堂。同年11月10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饭好菜也好——再论办好公共食堂》，要求解决吃菜问题。社论说：农村生活是大大改善了，这是事实。在吃饭有了保证的情况下，提出吃菜问题，正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准最起码的要求。江苏有个很好的口号：“鼓足干劲生产，放开肚皮吃饭”。只有饭菜又多又好，才能放开肚皮吃它个痛快。这两篇社论中关于公共食堂的观点和要求严重脱离了客观实际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后来，公共食堂越办问题越多，最后不得不停办。] 短短七个字“最后不得不停办”，包含了疯狂舵手毛主席无穷尽的无奈、几亿农民数不尽的痛苦在其中。 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上，共产党的领导人对几年来出现的失误和错误作了分析。毛主席很会推卸责任，他说，这个社会主义谁也没干过，未有先学会社会主义的具体政策而后搞社会主义的。我们搞了十一年，现在要总结经验。刘少奇则明确地指出：“这几年发生的问题，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和错误呢？……我们在执行总路线、组织人民公社、组织跃进的工作中间，有很多的缺点错误，甚至有严重的缺点错误。”“农民饿了一两年饭，害了一点浮肿病，死了一些人，城市里面的人也饿饭，全党、全国人民都有切身的经验了。回过头来考虑考虑，总结经验，我看是到时候了，再也不能这样继续搞下去了。” 会议结束前，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讨论和试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都要详细研究这个修正草案。《指示》还明确宣布，中共中央以前的规定，“例如供给制问题和食堂问题等，同这个修正草案规定得不一致的地方，应该以修正草案为准”。修正草案最受农民欢迎的一条，就是办不办公共食堂完全由社员自愿。 有了毛主席为首的中共中央的松绑，全国各地公共食堂在1961年5月底、6月初相继解散。随着各家各户回家重新煮饭，社员可以利用碎米、糠皮、潲水等喂猪、养鸡鸭……这对于克服困难，渡过难关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按照打了折的数据，1961年净减少人口348万，就比1960年净减少人口1000万少了一大截。 到1961年夏天才由毛主席为首的中共中央松绑农村的公共食堂，对于几亿农村人来说，实在来得太迟了。为什么祸国殃民的公共食堂延续了那么长的时间？只要看看本书3.2.8《毛统区1960年净减少一千多万人口的三大原因》之二——毛主席坚持公共食堂不准农民自家做饭，读者您就可以管中窥豹地知道毛主席起了什么关键作用。 11.3.5  我家乡墨池村人的饥荒生活 在我家乡广东省兴宁县刁坊公社墨池大队，我听幸存的长辈讲公社化时候的生活，简单总结就是——使劲吃了几十天，饿了三四年。 我家居住的乐善第，俗称钟广福、下钟屋，是我曾祖父堂兄弟们联合建造的，在公社化以前，只有钟家人常住。公社化以后，为了方便管理这些如同工蚁的劳动者，大队干部将村人称为“眼镜”的卢俊庭（曾用名卢俊煌）一家，从他家单独的有十几间房子的仰光楼宅院里赶出来，迁居到下钟屋，与我们钟家的人算是同一个生产队的社员。生产队是真正的生产队，只管生产，只管劳动，放开肚皮吃大队的公共大食堂。使劲吃了两个多月以后，就按人头配粮了。 一个高中生的配给，开始每星期3斤米（吃六天），每天半斤米，然后降到2斤，每天3两3钱，最后降到每月6斤12两（当时是16两称，共3375克），星期天也不另加。一天不足113克米过日，那真是十分凄凉。 1958年冬，我家乡墨池村就进入了比毛主席的家乡韶山冲三餐不够一餐吃更凄惨的境地，男女老少大量得水肿病。我爷爷一个远堂兄钟在湄，在1959年饿死了。我爷爷一个远堂叔钟赞燊，一个读书人、教书匠，在毛主席人祸造成粮食极端缺乏的时候怎么办呢？为了充填饥饿至极的肚肠，真正是饥不择食，什么都吃。不但吃猪食的糠，连现在的猪都不吃的老而干硬的番薯藤也吃。老人一边有气无力地用刀剁番薯藤，一边有气无力地喊“毛贼”（按照兴宁客家话的发音，“贼”与“泽”同音），发泄一点胸中的愤懑。老教书匠终于在1962年饿死。“眼镜”卢俊庭先生，在下钟屋自己居住过的房间墙上，留下了一些止饥丸配方。在饥饿中，他还留下了一首史诗：“设法渡过四月荒，糙米如珠泡清汤。日里钵内映翠鸟，夜里碗中出月光。”钟家人比较命硬，饿死不多。其他屋的人，那就难说了。墨池村光裕堂（公社化以后叫巷二生产队）的卢福经，他的母亲1959年饿死，他的父亲1960年饿死。 11.3.6  比墨池村惨得多的地方 卢福经的父母饿死了，很悲惨，但是，比之老家在河南省信阳地区淮滨县防胡公社吴砦大队小余庄生产队的余德鸿，卢福经不算惨，余德鸿的父母亲及二伯父母、三伯父母及堂弟路路均相继饿死。河南省淮滨县防胡公社吴砦大队死亡人数占总人口的52%，其中小余庄生产队12户75口人共死亡38口；冯庄大队小李生产队13户死绝了9户；黄岗大队马楼村400多人饿死300人左右；杨围孜大队王庄生产队207人饿死了107人，死绝了6户。李先念副总理去信阳视察了，回到北京讲，他去过的村庄，妇女没有一个不穿白鞋的。 中共山东省惠民县麻店公社书记说：全公社大部分社员群众都得了水肿、干瘦病；4594名中青年妇女（16—45岁），有2188名闭经，占总数的47.6%；子宫脱垂的84人；由于没有吃的，营养不良，3岁的孩子（1957、1958年生的）不仅不会走，不会坐，连头都抬不起来。群众说：“受苦受难被活活饿死的都是咱老百姓，上什么天堂呀，都下地狱了……” 与饿死人重灾区相比，广东省兴宁县刁坊公社墨池大队饿了三四年却没有饿死很多人，也许就属于天堂了。 11.4  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 1966年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应该是一次非常大的转舵，而且多次猛往祸国殃民的方向打轮，欲观其大者，请看本书9.4.1《无中生有、危言耸听的理由》、9.4.2《毛主席“祝展开全国全面内战！”》、11.5《毛主席的50字建党方针》、11.6《倒行逆施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11.5  毛主席的50字建党方针 毛主席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对整个中华民族而言是浩劫，对中国共产党而言也是浩劫。文革开始之前，还从来没有过全体共产党人停止组织活动的，毛主席发动和指挥的文革开始不久，全面停止中共组织活动，而且时间长达一年多，有些地方甚至两年多。从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往下，无数共产党人被毛主席的红卫兵以及其他打手打入了地狱。 1967年10月27日，毛主席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发出《关于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批示》。毛主席在《批示》中指出：“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这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行党的建设的方针，后来称为“50字建党方针”。《批示》还说：“党组织不应当再容纳所谓叛徒、特务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再过组织生活。” 11月5日，毛主席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九大和整党问题。主要内容有：“打了一年多仗，搞出了不少坏人，现在要打出一个党来。”“文化大革命就是整党、整团、整政府、整军队，党、政、军、民、学，都整了。”“我赞成康生的意见，一个是叛徒、特务，一个是文化大革命当中表现很坏而又死不改悔的人，不能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这就很宽了。”“我们的党要吸收新鲜血液。工人、贫农、红卫兵中的积极分子要吸收到党里来。旧血液中二氧化碳太多，要清除掉。……一个党也要吐故纳新，不清除废料，就没朝气。”“恢复组织生活，不要恢复老样子。” 11月27日，江青代表毛主席在北京工人座谈会上讲话。她说：“在整党建党过程中，在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都要逐渐地清理队伍，有党内，也有党外。党内的，就是要清除叛徒、特务及犯了严重错误死不改悔的人。”这是第一次提出所谓“清理阶级队伍”的问题。其实也是为贯彻落实毛主席的“50字建党方针”提出了具体措施。此后，从上海开始“清理阶级队伍”，打击了大批干部。 12月2日，毛主席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名义发出《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的意见和问题》指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用毛泽东思想来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彻底批判刘、邓的修正主义建党路线……”要把所谓混进党内的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清除出党，要把“造反派”和富于“造反”精神的人吸收入党。 11.5.1 清理阶级队伍—— 严凤英、容国团等大量被害 1967年11月至1969年，根据江青讲话和毛主席的批示，毛统区各地区各单位均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由于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夸大敌情，捕风捉影，滥施专政，以致迫害了很多无辜的人，造成大量冤假错案。例如，我国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严凤英，乒坛3杰：傅其芳、姜永宁和容国团，都是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迫害致死的。广东省被作为“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等“阶级敌人”的有6.5万人。在海丰，比毛泽东还要早就从事农民运动的著名共产党人彭湃烈士的家属被打为“反革命分子”，他的儿子彭洪被迫害致死，侄儿彭科被杀害。与此同时，在农村出现了乱打乱杀的严重事件，广东省非正常死亡3万多人。在我家乡广东省兴宁县，被杀“残渣余孽”（五类分子及其家属，或者是有父亲随中华民国政府撤退时到了台湾的遗孤、遗属）就有七百多人。 乒坛3杰——傅其芳、姜永宁和容国团，都是从当时英国管辖的香港回归祖国的，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乒乓球运动作出过卓越的贡献，但是，在所谓分清敌我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他们都被迫害致死（1968年4月16日，傅其芳含冤自尽；5月16日，姜永宁含冤自尽；6月20日，容国团含冤自尽，终年30岁）。在他们三人中，容国团成就最大、名声最大，下面介绍一下。 11.5.1.1  智勇才学识品兼备的的第一个世界冠军容国团 容国团于1957年从“清朝时期就割让给了英国的”香港回到自己心中的祖国，为了得到世界冠军，大胆立志，刻苦训练，提出“人生能有几回搏”这句口号，用于激励自己和队友。后来，“人生能有几回搏”成为中国乒乓球队的灵魂。1959年4月5日，容国团在世界锦标赛上夺得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乒乓球世界冠军，实际上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世界冠军。从此，乒乓球这个洋玩意逐渐融入中国人的生活，并且成为中国人的拿手好戏，中国逐渐成为举世公认的乒乓球运动大国以至乒乓球运动王国。 2009年4月5日，在庆祝中国乒乓球首夺世界冠军五十周年活动中，容国团故乡广东省珠海市的容国团纪念馆揭牌了，众多乒乓球界成功人士参加了纪念容国团活动。中国第一个女子乒乓球世界冠军邱钟惠缅怀说：“容国团打球是用脑子，我们则是用手，他很聪明。他还爱静，文艺细胞比体育细胞好，很会欣赏音乐，评论文艺，虽然念书不多，但喜欢写诗。不过，他从不给人看，只是知道他在写。他的书法也写得非常好，可以说他很有才气。世界的著名音乐家，他都非常熟悉，一听，他就知道是谁在弹奏。我们不是有一段比较‘左’吗？说他资产阶级情调。他说‘你们知道我听的是什么吗？是世界名曲！不是黄色音乐！’唐诗他也背得滚瓜烂熟，他是很有品位的人。” 容国团这么一位集智慧、勇气、才能、学问、见识、品位于一身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界冠军，在疯狂舵手毛泽东掌舵领的航船上被折腾得痛苦不堪，只好自杀以求解脱。 11.5.1.2  毛主席该负的责任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后，数不清的各界精英从世界各地回归故国，拳拳爱国之心感人至深。他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非常遗憾，这些人后来基本上都受到了非人的迫害，容国团、傅其芳、姜永宁的结局是成千上万回国人员悲惨遭遇的一个缩影。这种结局，彻底伤害了港澳台同胞的心和海外侨胞的心，从此，再没有听说有什么人从大陆以外的地区回归到大陆然后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人类的活动。倒是在毛泽东时代过后，中国人可以比较自由地出国的时候，数不清的人跑到国外去安家落户，以取得外国的居留权为人生幸事。想尽办法回国与想尽办法出国，这之间反映的爱国情怀的差别无异天渊之别，这种逆转，一切责任都应该由毛主席个人承担。 11.5.2 毛氏建党——吐故纳新，杀人凶手们成千上万参加中国共产党 下面以广西为例，管中窥豹贯彻毛主席50字建党方针的结果。广西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于1968年8月26日正式成立，并于11月6日提出整党建党工作。自治区革委会负责人作报告说：清理阶级队伍结合整党建党，吐故纳新。在整党建党中发展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军人和其他积极分子入党。从此，各单位通过“整党建党”、“吐故纳新”，把一批老干部、老党员，当作“叛徒”、“特务”、“走资派”、“反革命”等开除出党，把在“文革”中的杀人凶手、造反起家、对“文革”所谓有功之臣突击拉进中国共产党内。据后来不完全统计，仅仅在广西自治区，在“文革”中突击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就有二万多人是入党后杀人的，有九千人是杀人后入党的，还有与杀人有牵连的共产党员一万七千多人。 11.5.3 新权贵献给毛主席的表忠书、表忠电 1968年7月15日，广西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组织了一次大会，第二天7月16日《广西日报》头版报道《大会通过了给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表忠书》，下面节录该表忠书的头尾部分展示一下： [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在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片大好形势下…… 毛主席呀，毛主席！天大地大不如您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您老人家亲。千言万语，千歌万曲表不尽我们对您老人家的忠心：我们永远永远忠于您！永远永远忠于您的光辉思想！永远永远忠于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千万颗无限忠于您的红心迸发出一句话：最最衷心地祝愿您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1968年12月26日，毛主席75周岁生日，广西新权贵又给毛主席发了一封表忠电，全名为《给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表忠电》，下面节录该表忠电的头尾部分展示一下： [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邕江两岸传喜讯，颗颗红心向北京。在世界进入以您的光辉思想为伟大旗帜的新时代，……这是您的光辉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向您庄严宣誓：永远以林副主席为光辉榜样，无限忠于您，无限忠于您的光辉思想，无限忠于您的革命路线。生为您的革命路线而战斗，死为您的革命路线而献忠……让您的光辉思想的伟大红旗，千秋万代，永远飘扬在广西的上空！永远普照全中国！永远红遍全世界！ 最最敬爱的毛主席呀，蘸尽东海万顷水，写满蓝天千里云，写不完您对我们的无比恩情。伐净青松作针，绣满祖国山河，绣不尽我们对您的无限忠心。我们最最衷心祝愿您啊！各族人民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 1969年4月举行的中共九大，新权贵们集体大跳“忠”字舞，引领中国人走入“忠”字舞时代，怎一个“愚”字了得。 11.6倒行逆施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1969年中共九大以后第二次“大跃进”的失败，以及毛主席的走狗林彪1971年9月13日折戟沉沙，让毛主席的狂热降温不少。正所谓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毛主席还是要用讲求实际、能力出众的邓小平。 文革初就被毛主席打倒的天字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1973年重新回到毛主席的身边，3月先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12月再恢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 在毛主席的笼罩下，能干的邓小平只能做一些治标不治本的工作，但也慢慢使一塌糊涂的毛泽东统治区恢复了一些秩序。邓小平两年多治标不治本的工作，慢慢接近了不治本难以为继的状态。做人良心尚在、关心国计民生的邓小平，为了进一步推动工作，于1975年5月29日在钢铁工业座谈会上提出：“毛主席最近三条重要指示，一条是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要反修防修，再一条是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还有一条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就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这三条重要的指示，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分割的，一条都不能忘记。”邓小平的话简称为“三项指示为纲”，这就跟毛主席的“以阶级斗争为纲”产生了冲突。毛主席不乐意了，几个月以后说话了：“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毛主席发起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先党内，后党外，再到整个统治区。 其实毛主席还曾经尝试让邓小平进一步贴近自己，毕竟邓小平人才难得。1975年11月20日，毛主席建议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作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邓小平推辞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合适，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再一次动摇了对邓小平的信任，批评邓小平：“他这个人从来不讲阶级斗争，总是黑猫白猫的。”“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说不翻案，靠不住呀！”决定发动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11.6.1  唐山地震预报被封锁 1976年7月28日3时42分，河北省唐山地区发生了大地震，唐山市被夷为一片废墟,累计死亡24.2万多人，重伤16.4万人。 这是天灾，也是人祸。天灾，指的是唐山大地震自然要发生，地球板块要运动，板块之间碰撞、挤压产生并累积起来的应力总是要释放的，我们人类无可奈何；人祸，指的是当权者怕影响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有意封锁地震预报消息，使得可以减少甚至避免的人员伤亡损失的地震预报，没有告之将要受灾的人们。 在唐山地震之前几个小时，中共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刘子厚等一群河北省权贵还在北京的京西宾馆开会，一个已经延续了一个多月的争权夺利的会议，根本顾不上关系到老百姓生死的地震问题。而国家地震局年长的、历尽政治运动风霜的权贵和知识分子，生怕不够准确的地震预报影响了压倒一切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而给自己带来厄运，着力打压地震预报，不管是唐山地区属于非正规的、半民间性质的群防群测预报网的努力和声音，还是正规的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京津组的预报，还有北京市地震队著名专家耿庆国的预报，统统打压。主管华北震情的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副主任梅世蓉的意见是：“四川北部为搞防震已经闹得不可收拾，京津唐地区再乱一下可怎么得了？北京是首都，预报要慎重！” 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京津组组长汪成民，无可奈何之下只能在一个会议的晚间座谈时间，以个人身份而不是代表地震局，通报了“7月22日到8月5日，唐山、滦县一带可能发生5级以上地震”的震情预报。听信汪成民信息的河北省青龙县科委主管地震工作的王春青、青龙县领导冉广岐，采取了必须在26日之前将震情通知到全县每一个人的措施，结果，离唐山只有115公里的青龙县城，在大地震中无一人死于地震灾害。 在唐山大地震发生后，汪成民痛苦、郁闷，从北京进入了唐山灾区，眼见了此次地震对人类生命造成的巨大灾难，亲历了救人的艰难，到达指挥部后，通过电话向国家地震局正式提出：“请立即封存所有历史数据，以备审查。”忍辱负重的中国知识分子臭老九，只能采取这么一点保护自己的措施。 1976年8月20日，河北省科委发出一份《地震群防群测简报》，首次披露了青龙预防了唐山大地震的事实。但没过多久，简报就被收回了。中共为了进一步掩盖地震预报被捂住的事实，将敢于而且准确预报了地震的群防群测网被撤销了。二十多年后终于开口讲出这些的河北省地震局唐山监测中心台业务组组长刘占武说：我总有一种犯罪感。 下面说说当时的临震预报。 1976年7月27日18时，距离唐山大地震仅有9个小时的时候，开滦马家沟矿地震台的马希融，向开滦矿务局地震办公室发出强震临震预报：“地电阻率的急剧变化，反映了地壳介质变异，由微破裂急转大破裂，比海城7.3级还要大的地震将随时可能发生。” 7月27日晚上，北京地震队的著名专家耿庆国正在三里屯岳母家。家里人说屋外晾的衣服爬满了蚂蚁，耿庆国低头一看，地上一层潮。为预报此次地震已经奔走多日的耿庆国立刻做出判断，这是地下水往上涨，要地震！他马上跑到三里屯派出所，借用那里的电话跟地震队进行了最后的沟通。 “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是一个决策部门，大震迫在眉睫，但我们过不了那道关。” 耿庆国说：“按照当时的地震（预报）水平，虽然报不准7月28日，但7月底8月初的时间段是可以报出的；虽然报不准7.8级，但5级以上是可以报出的；虽然报不准唐山这个确切位置，但是京津唐一带是可以报出的。事实上唐山地震前6个小时就出现了地声、地光，如果给老百姓打个招呼，减轻人员伤亡是可能的。”  所有的有关大地震的临震预报，都被把关的毛主席的奴才阻拦了，封锁了，华北地区上亿的中国人，在被封锁预警信息的情况下受到了震源在唐山的大地震的震动，四十万以上的人被埋在地震造成的废墟中，有些人即时死亡了，大量的人在重压下等待救援、等待死亡。这种等待，是漫长的、无奈的痛苦过程。 耿庆国的临震预报，并不是心血来潮，而是他长期研究中国地震规律的一种常态反应。 耿庆国是一位非常伟大的地震研究专家。毛泽东时代既然可以肆意上演批判伟大科学家爱因斯坦的闹剧（参见本书8.7《毛泽东思想压倒爱因斯坦和相对论》），忽视、封锁伟大专家耿庆国的地震预报意见也不出奇。关于耿庆国研究成果的伟大，参见本书附录1：《大旱与地震的关系——耿庆国经验公式》。 11.6.2  拒绝国际社会一切援助 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发生后，地球村人类社会广泛关注。 美国驻中国大使盖茨在地震当天28日即表示愿意提供中国人所希望提供的任何帮助。 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在29日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华国锋的电文中说：这个世界组织准备帮助灾区人民为克服这场自然灾害的影响而进行的斗争。 英国外交大臣克罗斯兰29日在下院宣布：在唐山发生强烈地震以后，英国已表示愿意向中国提供紧急援助和医药物资；我们准备尽力帮助。已故的温斯顿•丘吉尔勋爵的孙子，在野的保守党党员温斯顿•丘吉尔建议立即提供援助，包括派一支工兵部队去帮助重建水的供应。 日本外相宫泽30日在内阁会议上报告：对于中国大地震，我国将采取迅速发出救灾物资的方针。这个报告得到了通过。外务省今天已动手准备发出药品、衣物、帐篷等物品。外相还指示孝川大使，要他向中国政府转达：一俟中国方面做好接受的准备，就将发送。 毛统区政府30日明确表示谢绝外援。 对于中国共产党和毛统区政府而言，人员伤亡多一些是没有什么关系的，要是让灾难中的中国人接触到外国人满怀善意提供的救灾物资，接触到满怀善意帮助救灾的外国人，毛统区二十多年长期实行的丑化外国形象的愚民教育不就像气球被戳了一个洞一样吗？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所以，坚决拒绝一切国际社会愿意提供的善意的救灾帮助。 11.6.3  抹掉了唐山算得了什么 唐山大地震发生后，必然影响到倒行逆施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开展，这可不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大辞典》书上载：“四人帮”指使《人民日报》于8月11日发表社论《深入批邓，抗震救灾》；“四人帮”唯恐“以抗震救灾压革命、压批邓”，甚至说：“整个唐山才100万人口，全国有8亿人口，有960万平方公里，抹掉了唐山算得了什么！” “四人帮”者谁？毛主席的忠实走狗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是也。   第十二篇 假象——实事求是的领导人 真相——祸国殃民的独裁者 12.1  好大喜功的官僚主义者 12.2  脸皮厚而无形的失败者， 心肠黑而无色的杀人犯 12.2.1 朱德被害提前离开人间的幕后黑手 12.3  制造神州大动乱的叛乱者 先请看一本旨在将其塑造的毛主席伟大艺术形象传之久远的书《孩子，给你讲一个——毛泽东的故事》中的一个故事《实事求是》的开头部分： 实事求是 1958年秋天以来，韶山这个不上两千人的山冲，出了好些稀奇古怪的事，砍树不用锯和斧，用炸药包炸；深耕细作，就把田挖几尺深，牛下田时，泥巴平牛背；亩产明明只有六百来斤（一季禾），硬要说一千五，二千斤。连老实出名的贺实老倌，也喊要进京去告状。 告状的机会终于来了。1959年6月的一天大清早，贺实老倌正在南岸塘下的一丘田里砌禾圳。他跟泥巴坨打了五十多年的交道，称得起田秀才了。他干了一阵事，直起腰来吐吐气时，看见好多人在田边。有的挥手指指点点，有的蹲下捋着一犀谷穗数着。他自言自语地说：“吃饱了饭没事做，天天检查来检查去。”正要弯腰，忽然一个洪亮的喊声：“贺实老倌——” 贺实老倌顺声望去，听口音蛮熟，看面容不陌生，武高武大的个头，咯是哪个呢？猜测之间这人已走近贺实老倌，说：“你不认得我啦，一起看过牛罗！” 贺实老倌揉了揉眼皮，惊醒般地喊道：“啊，你看我这眼神儿，主席回来了！”他拨开稻子，几步迎了上去。还没来得及揉干手上的泥巴，毛泽东就握住了他的手。贺实老倌感到全身发热，舌头变成了瓶塞子，讲不出话来。 毛泽东问：“实老倌呀，人好不？屋里好些人吃茶饭？生活过得好不好？” 贺实老倌激动得眼泪直流，两片嘴唇笑得合不拢，回答说：“搭帮你老人家，翻了身，生活过得好，过得好。” …… 《实事求是》的故事，塑造了一个实事求是的毛主席，但这不是真相而是假象。 下面是鄙人基于真实的历史知识对上述《实事求是》一文的真假判断： 一、时代背景的表述基本是真的。在毛主席敢想敢干思想指导下，“砍树不用锯和斧，用炸药包炸”有可能；在毛主席的深翻土地思想“一部分还要更深些，例如深达四、五、六、七尺”指导下，“深耕细作，就把田挖几尺深，牛下田时，泥巴平牛背”也有可能；在胡吹的亩产量卫星几千斤、几万斤、十几万斤的大跃进时代，“亩产明明只有六百来斤（一季禾），硬要说一千五，二千斤”很平常。 二、贺实老倌“也喊要进京去告状”是假的，在那种没有言论自由、人身自由的毛泽东时代，不管是贺实老倌还是其他人，“喊要进京去告状”简直就是找死。当着毛主席的面都没有勇气说真话，无疑“喊要进京去告状”是假的。 三、毛主席在1959年6月底回韶山，这是稻穗出来的时节，不可能做“砌禾圳”这种农活。我生长在农村，而且也当过农民，知道农活的顺序。“砌禾圳”，应该在做田的时候，也即是在插秧之前。拿人来比喻，进学堂读书，应该在少年而不是在晚年。 四、1959年已经公社化，而且是高峰期，干活集体干，上下工统一指挥，哪里有大清早一个人去干活的呀？ 五、1959年6月，毛主席已经65周岁半，而且离开故乡已经32年，人世沧桑，人人面貌大变，他居然隔老远就认得小时候一起看过牛的同伴，还能出口亲热叫出名字，这有可能吗？ 综合上述二、三、四、五条，可以判断《实事求是》故事是瞎编的。关于毛主席1959年6月回韶山的实际情况，请看本书14.2《毛主席第一次视察韶山听而不闻》。 毛主席经常将实事求是挂在嘴上、写入文章中，可实际上又屡屡办最不实事求是的事。1959年6月毛主席视察韶山听而不闻，在7、8月的庐山会议上，打倒了具有强烈实事求是精神的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 12.1 好大喜功的官僚主义者 毛主席是一个好大喜功的官僚主义者。在本书9.1.3《毛主席直接管经济的讲话、指示》、11.3《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展示了从1957年9月至1958年8月毛主席官僚主义言论的一部分。下面接着展示1958年9月的小部分毛主席官僚主义言论。 1958年9月10日至29日，毛泽东先后视察了湖北、安徽、江苏、上海等地。 在湖北，毛主席分别视察了武汉、黄石一批钢铁企业。毛主席指示说，象武钢这样的大型企业，可以逐步地办成为综合性的联合企业，除生产多种钢铁产品外，还要办点机械工业、化学工业和建筑工业等。毛主席还指示说，这样的大型企业，除工业外，农、商、学、兵都要有一点。 在安徽省，毛主席视察了4个钢铁厂，并指示说：“发展钢铁工业一定要搞群众运动，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 9月29日，回到北京的毛主席对新华社记者发表了谈话，对那种以为工业方面搞大规模群众运动是不正规、农村习气和游击作风的意见进行了批评。毛泽东提出了批评，谁还敢提意见就等于找死了，祸国殃民的工业方面大规模群众运动——九千多万人上阵的大炼钢铁运动——毛泽东式好大喜功官僚主义的成果，就肆无忌惮地肆虐中华大地了。 毫无疑问，毛主席是一个祸国殃民的独裁者，一个独享各种各样特权的超级官僚主义者。但是，原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副会长梁柱却颠倒黑白地写文章《毛泽东——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与“官国”传统决裂的人》吹捧毛主席：“毛泽东极端憎恶特权的思想和作风，他是官僚主义的不可调和的敌人。”“他萦萦于心的是天下的苍生，最痛恨的是那种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官僚主义作风。 ”马屁精梁柱拍马屁真够无耻的。 12.2  脸皮厚而无形的失败者， 心肠黑而无色的杀人犯 在李宗吾所著奇书《厚黑学》中，把脸皮厚、心肠黑的高手分为三段。第一段：“厚”如城墙，“黑”如煤炭。第二段：“厚”而坚硬，“黑”而光亮。第三段：“厚”而无形，“黑”而无色；至“厚”至“黑”，天下后世，却以为不“厚”不“黑”。 根据鄙人的历史知识判断，毛主席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个在脸皮厚和心肠黑两方面都达到了第三段的绝顶害人高手。 毛主席把九百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华大地破坏得残破不堪，把十亿以上中国人折腾得痛苦不堪，居然还恬不知耻、别有用心地戴上“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之类空前的高帽，强迫接近十亿中国人口诵上述“四个伟大”，口喊“三个永远忠于”（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四个无限忠于”（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无限忠于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毛主席四无限”（对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忠诚、无限崇拜）来表忠心，脸皮实在是至厚。 毛主席用捏造的罪名打倒、消灭彭德怀、刘少奇等等成千上万的战友，把中华大地上十多亿中国人推入二十多年浩劫之中而不准自拔，心肠实在是至黑。 毛主席脸皮至厚、心肠至黑，但是毛统区却一直在歌颂毛主席是“人民大救星”、“伟大领袖”、“伟人”，歌颂毛泽东时代是“流金岁月”，不但毛主席生前如此歌颂，毛主席死后三十多年仍然有人群如此歌颂，令人不得不感叹毛主席这个脸皮厚而无形、心肠黑而无色绝顶高手骗术的神奇，也不得不感叹芸芸众生的迟钝、愚昧和可怜，当然还得感叹某些别有用心者的卑鄙无耻。 请看一段毛主席对于失败的厚脸皮辩白： 1959年7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毛主席发起了对实事求是彭德怀的总攻。毛主席首先“翻旧帐”，历数彭德怀在历史上的“错误”：从井冈山到抗战时期的王明路线，再到高饶事件。这既是直接向彭德怀算账，也是间接警告其他的人——不要惹我毛泽东，否则终有以我为主算账的时候。然后毛主席转到彭德怀信中所谈得失问题。毛主席说：“失、得之间，反映灵魂深处如何？9000万人上阵炼钢，比6000万人要好。有一点损失，我也一点不痛心。横直没有经验。从根本上说，是得多于失。没有失，哪来的得？ ” 按照毛主席狡辩的蠢蛋逻辑推理一下，如果六亿人上阵炼钢那就更好了。 毛主席避实就虚谈灵魂深处的收获。如果真要谈灵魂深处的反映，其实9000万人上阵炼钢的失败给几亿中国人造成的心灵创伤，岂是得到了肤浅的失败经验可比？ 为什么我说毛主席的越多人上阵炼钢越好的逻辑是蠢蛋逻辑？因为炼钢是很专业的事情。几亿人的全民当中只要有很小比例的人学习、学好就行了，连百分之一的人都不用。 2003年，中国大陆地区产钢22233.60万吨，其中年产钢500万吨以上的钢铁企业（集团）有13家，它们产钢9683.63万吨；年产钢在200—500万吨和在100—200万吨的企业（集团）各有20家，我在此按其中值估算，这40家企业共年产钢10000万吨；上述53家钢铁（集团）2003年产钢19683万吨左右，占2003年产钢量的88.5%左右。2003年重点大中型钢铁企业年末从业人员人数170.40万人，就算完成其余11.5%产钢量的企业效率非常低，只有前者效率的五分之一，这一块的从业人员就有110.71万人，170.40+110.71=281.11万人，对于有十三亿多人口的中国大陆地区而言，不到0.22%，而钢产量是世界第一的二亿二千多万吨呀，是毛主席死时1976年钢产量2046万吨的十倍有余。 毛主席一生，害死人无数，也可以说是杀人无数，当然他不用象李逵那样费力气抡板斧，自有奴才、走狗、爪牙去实施杀人——直接杀，或者施加手段迫使被害人提早离开人间，最神奇的是迫使被害人精神死亡变成行尸走肉。 毛主席杀人无数，但是我很少见到有人谴责他心肠黑，所以我说毛主席达到了心肠黑的最高水平——心肠黑而无色。 鄙人所作史诗性诗词《厚黑绝顶高手》曰： 脸皮至厚不见厚，心肠最黑不显黑。前无古人大骗子，千王之王毛泽东。元凶大恶成伟人，浩劫岁月变流金。毛奴漠视多年难，颂歌犹唱毛泽东。 12.2.1  朱德被害提前离开人间的幕后黑手 2008年5月2日，我在国家图书馆调阅了《中国近百年历史图集（1840—1978）》，看见了一张1976年6月21日朱德会见外宾的照片，照片上可见朱德精神很好。当天晚上越捉摸越不对劲，因为朱德逝世于7月6日，那么就是说6月21日身体、精神都不错的朱德半个月后就逝世了，当中必然有意外。5月4日，我到国家图书馆重新调阅了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的《中国近百年历史图集（1840—1978）》，第620页有如下内容： [在周恩来患病期间与逝世之后，特别是在一九七六年六月十五日，中国又宣布不再安排毛泽东与到访的外国贵宾会见之后，朱德显然以国家元首的身份，代替毛泽东会见外宾了。但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中国突然宣布朱德在七月六日逝世。他逝世前两个星期还会见外宾。] 在这段文字的右边，就是朱德身体显得很健康，满面笑容站着与外宾握手的照片，照片说明如下：“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一日，朱德会见澳洲总理弗雷泽，这是他逝世前会见的最后一位外国贵宾。” 我到阅览室查阅了《朱德年谱》，找到朱德出人意料死亡的原因了——就在6月21日这一天，别有用心的人用意外的冷气把虚岁九十一岁的老人家冻病了： [6月21日  会见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这是朱德最后一次出席外事活动。 Δ  由于当日接见外宾的时间推迟，朱德事先没有得到通知，在放有冷气的房间里等待了将近一个小时，回到家中，便感到身体不适，咳嗽并伴有低烧，经医生诊断是感冒。 6月25日  因病情加重，入北京医院治疗。 7月初  对到医院看望他的李先念说：“我看还是要抓生产，哪有搞社会主义不抓生产的道理呢？” …… 7月6日  下午三时一分，在北京医院逝世。] 6月21日朱德会见外宾的时间推迟了，谁决定的？这绝对不可能是外宾决定的，那么就是国内有关方面负责人决定的了。朱德是什么身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按照宪法就是国家元首。在国内会见外宾的时间别人随意改变了居然没人通知他这位九十高龄的国家元首，这多么蹊跷。更可怕的是在大热天的夏至时节，让毫无思想准备和衣着准备的高龄老人被迫“享受”冷气，结果把朱德冻病了，不久就逝世了。 真是因缘巧合，2008年5月4日这天的《北京晚报》第29版连载的朱德孙子朱和平所著《永久的记忆》节录，其中《接见外宾被“冻”感冒》有下面的内容： 我记得清清楚楚，那是1976年6月21日，这也是爷爷最后一次会见外宾。早晨，爷爷一起床就觉得身体不舒服。我们都觉得爷爷既然病了，就不要去参加外事活动了，应该好好休息。但是爷爷不顾我们的劝阻，坚持要去，他说：“这是国家大事，我怎么能因为身体不舒服，就随便不去了呢？” 爷爷这次会见的外宾是澳大利亚联邦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这是弗雷泽1975年竞选获胜出任总理后一次重要的出访。爷爷按安排的时间提前来到人民大会堂，在开放着冷气的休息室等待客人。会见的时间到了，客人还没有来，不知是什么原因，也没有外交部人员来说明情况，爷爷只好耐心等下去，他感到浑身发冷。过了好一会，爷爷才被告知，会见的时间推迟了。 爷爷带着病体，坚持到会见活动结束。回到家中，越发感到不舒服。经过医生诊断，是患了感冒。到了25日晚上，又出现了腹泻。 上述两段史料，都没有点出导致朱德委员长被冻感冒的表面原因：是因为最初通知朱德委员长的时间与通知澳大利亚使馆的时间有差异？还是有关领导临时通知澳大利亚使馆改期而不通知朱德委员长？无论是哪个表面原因，内在原因都值得深思。朱和平文章中另一些内容联系起来推理就更加顺畅了： [临走的那天，我去跟爷爷告别，他老人家虽然已住进了医院，但仍然以顽强的毅力学习和工作着。看我来了，爷爷很高兴，又听说我要按时归队，他就更高兴了，他说： “军人嘛！就得这样才行！” 我坐在爷爷身边，对他老人家说：“爷爷您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应该多注意休息。” 这话爷爷有点不大乐意听，说：“身体不好不能成为不工作的理由，和平，我年纪大了，为党工作的机会不多了，要抓紧时间。我的生活组织上会照顾好，你回去以后，要把全部精力用在学习和工作上！” 我知道他老人家此时此刻的心情，轻轻地点点了头。于是我告别爷爷，回到部队。                          我万万没有想到，我刚刚回到部队，就接到了家里的电话，让我马上回去，说爷爷病情加重了！等我赶到爷爷身边时，爷爷已经不能说话了。 当时专门为爷爷成立了医疗组，组长是中央军委副秘书长苏振华，副组长李素文。成员有姚连蔚、吴桂贤、刘湘屏等。刘湘屏是当时的卫生部部长，谢富治的老婆，同江青关系密切。她在三楼住，每天都要来看爷爷一次，奶奶说：“她的态度和神情，都使我感到她对朱老总缺少真诚的关心。有一次，我听见她问负责朱老总医疗的主管医生：‘还能拖多久？’”] 谢富治、江青都是毛主席的忠实走狗（关于谢富治是毛主席的走狗，参见本书3.3.2《非法杀人》；关于江青是毛主席的走狗，江青在1980年受审判的时候说：“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毛主席叫我咬谁我就咬谁，你们打狗也得看主人面呀！”），刘湘屏肯定也可以归类于毛主席的走狗之列。与江青关系密切的刘湘屏，肯定是要为毛主席、江青做事情的，“关心”朱德的生命，属于她这位卫生部部长的强项。 综上所述，我认为，朱德生命历程中的突然转折、陨落，是权力场上有人不乐意看见朱德的风光，采取措施迫使他从权力场上消失，从人间消失，目的也确实达到了。 权力场上不乐意看见朱德风光而又能让朱德消失的人是谁？毛主席。原因可简单归纳为出于毛主席对朱德的嫉妒与恐惧。 先说毛主席对朱德的嫉妒。 毛主席身体早已不好，但是为了保持国际知名度，出风头，抓一点世界舞台的光环，他坚持会见外宾，可这些会见有损他的形象。泰国领导人说他们进房间时毛主席在“打呼噜”。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描绘道：毛主席说话吭哧嘟哝，头歪倒在沙发背上。从当时的照片上可以看到，毛主席脸如蜡像，两腮下坠，口角流涎。直到1976年5月底，毛主席看到他接见巴基斯坦总理布托的照片后，决定再不见外国人了。他这时也知道丢人了。 朱德生于1886年12月1日，毛泽东生于1893年12月26日，朱德比毛泽东年长七岁有余。当毛主席因为身体虚弱在自己的房间里都不敢见外宾的时候，朱德委员长还能那么健康地到人民大会堂会见外宾，心眼狭小的毛主席若不产生嫉妒心理才怪了吶。 再说毛主席对朱德的恐惧。 毛主席很希望别人对自己一生所作所为给以肯定性评价。他非常清楚自己一生做了很多很多坏事，最大而又最明显的两件坏事，毫无疑问就是毛主席发动、领导的大跃进运动导致的饿死五千多万中国人的空前浩劫，以及毛主席发动、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空前浩劫。这两件事在朱德心里都不是什么好事。毛主席惧怕自己死后被朱德彻底翻盘。 在1959年庐山会议毛主席收拾写信给他提意见试图阻拦浩劫进程的彭德怀最紧张的时候，朱德找毛主席谈过一次话，他对毛主席直言指出会议的不足之处：“我觉得这次会议发言民主风气不够。”毛泽东听了先是一愣，想了一会儿，说了一句：“你对一半儿，我对一半儿。”庐山会议后，被毛主席打倒的彭德怀门庭冷落，但好友朱德却常常去看望这位与他并肩战斗时间最长的战友。1974年，彭德怀去世时，临终想见朱德，一次一次地向看押的看守请求，可谁也不告诉朱德。直到彭德怀死后，朱德才知道彭德怀临终的心愿。他顿时老泪纵横，泣不成声，对着空荡荡的房间大声叫嚷：“你们为啥子不让我去看彭老总，要死的人，还能做啥子，还有啥子可怕的。” 您再看看有病住在医院之时的朱德，仍然关注民生，念念不忘抓生产，就可以知道毛式社会主义抓“革命”（当时正在运动几亿中国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不抓生产在朱德心中是什么评价。 您只要知道朱德历任红军总司令、八路军总司令、解放军总司令，您即可知道朱德在解放军内的分量。朱德还是长时期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虽然文革后副主席的头衔被毛主席剥夺了，其实还是权力场最高层有位置的大人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还是全国人大委员长——国家元首。 若是毛主席先死了，朱德会对毛主席的一生所作所为给以肯定性评价吗？根本不可能。假如朱德在毛泽东死后还活跃在权力场上，他收拾毛主席妻子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将比叶剑英更加坚决、果断、有力量。 出于极端嫉妒和极度恐惧，毛主席采取措施除掉朱德是合乎逻辑的事情。 通过1976年6月21日对朱德实施冷气冷冻，身体远比毛泽东健康的朱德就进入了医院，在别有用心的领导和专家的“特别”关照下，朱德提前离开了人间。 关于心肠黑而无色的杀人犯毛主席残害多年的战友、同事，请参看本书2.6.1《刘少奇主席，被毛所害老病无医》、2.6.2《彭德怀元帅，被毛所害痛不欲生》、2.6.3《周恩来总理，被毛所害提前离世》。 12.3 制造神州大动乱的叛乱者 毛主席为了个人私利，悍然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煽动奴才们相互恶斗，挑起全国性的大武斗，破坏社会和平，制造全国性的空前大恐怖。 以毛主席的妻子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被抓起来之后，叶剑英在一次讲话中沉痛地说：“文化大革命死了两千万人，整了上亿人，浪费了八千亿人民币。” 该如何给毛主席定罪呢？我看可以定罪为叛乱罪。读者不要以为我是开玩笑，这是根据历史事实和法理做出的判断。 先请看历史。 1966年5月16日，毛主席主持撰写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后称《五一六通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了，从此中华大地进入毛主席人为制造的动乱之中。8月12日，在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主席打压了反感动乱的刘少奇、朱德、陈云三位副主席，提升了积极支持动乱的林彪、康生等人；8月18日，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动乱升级，很多人被非法打死，著名作家老舍、著名翻译家傅雷、著名女钢琴家李翠贞等等被迫自杀，直到11月26日，毛主席共八次接见红卫兵一千多万人，使得动乱不断扩大，动乱在九百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华大地上成为了常态。但是，制造动乱的罪魁祸首毛主席觉得还是不够混乱。12月26日，毛主席举行家宴庆祝73周岁生日，毛主席举杯祝愿说：“祝展开全国全面内战！”随后推出了进一步的动乱措施。除了港澳台地区，可以说中国各省皆有开枪开炮的热兵器内战，本书9.4.3《内战掠影》，只是南方几个省内战的掠影而已。 下面再摘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纪事本末》中《“文攻武卫”口号与全国武斗升级》里面一点内容，以便读者多感受一点内战的气氛： [在四川，1967年……从5月4日起，宜宾武斗不断，5月15日，宜宾进行大规模武斗，成都万人支援。重庆进行大规模武斗，动用了各种常规武器，用高射炮平射朝天门码头，大批工厂停产。……1967年7月20日，武汉发生了轰动一时的“七•二0”事件，湖北全省在“七•二0”事件以后被打伤、打残、打死者多达18.4万人，仅武汉市被打伤打残66000人，打死600余人。] 再请看法理。 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 1227—1274），是欧洲中世纪一个重要的政治思想家。他的政治思想，对后世影响非常大。虽然阿奎那离现代中国人空间非常遥远、时间非常久远，但是他的思想以及承载思想的著作还在现代中国流传，在国家图书馆就收藏有阿奎那的著作。 在《阿奎那政治著作选》的《抵抗暴政的权利》一节中，阿奎那对暴政进行了学术性的定义“暴政的目的不在于谋求公共利益，而在于获得统治者的私人利益，所以它是非正义的。” 阿奎那还定义了比暴政更严重的罪行——暴君的叛乱罪： 事实上，当一个暴君在受他支配的臣民中间制造倾轧和纷争，以便更容易地统治他们的时候，他本人就犯了远为严重的叛乱的罪行。 那么，一个共和国的领导人在他领导的公民中间制造倾轧和纷争，以便更容易地支配他们，毫无疑问他本人就犯了远为严重的叛乱的罪行。所以，我说毛主席是制造神州大动乱的叛乱者。 第十三篇 假象——史无前例的天才 真相——空前绝后的蠢蛋 13.1  消灭麻雀运动 13.1.1  北京300万人总攻麻雀 13.2  歌颂“农业八字宪法” 13.3  深翻土地运动  13.3.1  毛主席关于深翻土地的亲笔批示 13.3.2  采用深翻等措施计划 亩产十万斤的“七七试验” 13.4  一干就干大的  13.5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13.6  高贵者最愚蠢  13.6.1  蠢蛋毛主席 使中华大地一切遭殃 1966年，《解放军报》元旦社论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 1966年5月18日，林彪说：“毛主席的言论、文章和革命实践都表现出他的伟大的无产阶级的天才。”“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毛主席同意林彪的肉麻吹捧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发。 1966年9月18日，林彪在关于把学习毛主席著作提高到一个新阶段的讲话中指出：“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毛主席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天才。” 在毛泽东时代，被奴役的几亿中国人，被反反复复无数次灌输了毛主席是史无前例天才的假象。而实际上，毛主席是空前绝后的蠢蛋。 何谓蠢蛋？钟子曰：“识差却自以为是，谓之蠢，大者，是为蠢货，极至，则为蠢蛋”。下面叙述一些发生在毛泽东时代的大事，让读者见识一下毛主席这个蠢蛋的历史真相。 13.1  消灭麻雀运动 六亿多中国人为了响应毛主席发出的号召，全民出动消灭四害。这种场景着实地令毛主席兴奋。他把自己与中国几千年前的孔圣人相比，“几千年来，包括孔夫子在内都没有除四害的志向。”但是，对麻雀发起攻击是不明智的，因为生物界是复杂的，麻雀不只是吃粮食，还吃那些吃粮食的害虫。害虫像龙卷风一样袭击农民的庄稼。毛主席默默地接受了“四害”的新定义，把麻雀取消，让臭虫顶替麻雀成为四害之一。 上面简略一段话，包含了多少毛主席的愚蠢在其中。被蠢蛋毛主席所害的，除了几十亿麻雀，还有大量其它的鸟类，还有几亿中国人。 1955年11月，毛主席在杭州和天津，分别同14位中共省委书记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商定了《农业十七条》（即《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又称《农业四十条》的前身）。毛主席领衔的这些肯定不是农业专家、动物专家、植物专家的共产党党棍，所定《农业十七条》第13条为：“除四害，即在7年内基本消灭老鼠（及其他害兽），麻雀（及其他害鸟，但乌鸦是否宜于消灭，尚未研究），苍蝇，蚊子。” 在酝酿《农业十七条》过程中，农业部一位责任人曾约见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室研究员、鸟类学家郑作新，就该不该消灭麻雀听取意见。郑作新表示：国内有关麻雀的研究资料很少。麻雀在农作物收成季节吃谷物，是有害的，但在生殖育雏期间吃害虫，是有相当益处的。对付麻雀的为害，不应该是消灭麻雀本身，而是消除雀害。 鸟类专家郑作新的理性意见，没有被习惯独裁的蠢蛋毛主席采纳。 1956年1月，毛主席与他人商量后，将17条扩充为40条，拟出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草案初稿。1956年1月23日，以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名义正式提出了《1956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又称《农业四十条》，其中第27条规定：“除四害。从1956年开始，分别在5年、7年或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 麻雀被定性为害鸟，并被毛主席圣旨判以极刑后，各地展开了捕雀运动。有的地方规定了捕雀的定额，为了交足麻雀腿，群众不管什么小鸟都捕杀，包括许多明显的益鸟。1955年冬，甘肃省就有百万青少年齐出动、七天消灭麻雀23.4万只的报道。 在这种形势下，许多科学家仍顶住巨大的压力，坦陈麻雀既有有害的一面，又有有益的一面，不要提消灭麻雀，最好提消灭雀害或控制雀害。 1956年10月，在青岛举行的中国动物学会第二届全国会员大会上，中科院实验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朱洗首先发言，发言中引用了大量史料，尤其是1878年出版的经典著作《自然界的奥妙》一书中“麻雀篇”的许多科学资料。他说，1744年，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也称腓特烈大帝），因为讨厌麻雀每天唧唧啾啾叫个不停，而且还偷吃樱桃园里的果子，就下令悬赏消灭麻雀，谁杀死一只麻雀就可以得到六个芬林的奖金。于是大家争相捕雀，结果麻雀没有了，果树上害虫没了天敌，越繁殖越多，把果树叶子都吃光了，结不出一个果子来。腓特烈大帝不得不收回成命，并且被迫去国外运来麻雀，加以保护和繁殖。朱洗在继续引用美国纽约以及附近城市、澳大利亚为扑灭害虫从国外引进麻雀的成果后说：我们如果公平地衡量利弊得失，应该承认麻雀在某些季节确实有害，更多的时间是有益的。他郑重地提出：是否应该消灭麻雀尚应考虑。 鸟类学家郑作新接着发言，重申他多次在不同场合以不同形式表达过的两点意见：一、防治麻雀应是消除雀害，而不是消灭麻雀本身；二、麻雀在饲雏期间是吃虫的，在这一阶段是有相当益处的。他说：对麻雀的益害问题不能一概而论，应该辩证地对待。在农作地区，它吃谷物是有害的，但在城市、公园、山区、森林地带，它是否同样有害，尚属疑问。在农业发展纲要中关于除四害的规定，说的是在一切可能的地方消灭麻雀。为明确起见，似乎应该改为在一切麻雀可能为害的地方消除雀害。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薛德焴、复旦大学教授张孟文、西北农学院教授兼院长辛树帜、福建师范学院教授丁汉波等几位动物学家认为，定麻雀为害鸟的根据不足，建议在没有得到科学结论之前暂缓捕杀麻雀，政府不要轰轰烈烈地发动消灭麻雀运动；同时呼吁有关部门组织力量，对麻雀的益害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会议过后，力主为麻雀翻案的薛德焴连续发表文章，历数国外保护麻雀和扑灭麻雀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并在分析麻雀的生活习性和食性后认为：麻雀之益不能一笔抹杀。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张作人，在《对麻雀问题提一点参考的意见》一文中说：“其实这是行政上的事务，是一种想增加农业生产的行政事务，应当加以修正”。 但是，这些生物学家的反对意见毫无作用。 1958年，毛主席的蠢思蠢想大暴露的“大跃进”时代，全民围剿聚歼麻雀运动全面展开。据不完全统计，从3月到11月上旬，8个月的时间中全国捕杀麻雀19.6亿只！《人民日报》认为，这是人类向自然开战，征服自然的历史性伟大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艺工作者也奉命讴歌“这场人类征服自然的历史性伟大胜利”。 不过，无视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不重视科学，忽视生态平衡的中国人，必然要受到惩罚。1959年春，上海、扬州等城市树木害虫大发生，有些地方人行道树的叶子几乎被害虫吃光。生物学家更加强烈要翻麻雀冤案。但是，奉“决不走回头路”为人生信条的蠢蛋毛主席，却有完全不一样的看法。1959年7月10日下午，在庐山会议上讲到《农业四十条》时，他不满地说：有人提除四害不行了，放松了，还要搞；麻雀现在成了大问题，还是要除。 1959年庐山会议，毛主席除掉了他捏造出来的彭德怀反党集团，进而又开展了无中生有的反右倾运动。面对庐山会议后的“反右倾”强大浪潮，朱洗、冯德培、张香桐等几位科学家，置个人安危于不顾，继续为麻雀鸣冤。所幸的是，他们的强烈反对意见此时实际得到中国科学院有理智领导的支持（鄙人估计不包括如同墙头草一样随风歌颂消灭麻雀的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吧），他们十分策略地决定以党组书记张劲夫的名义、以反映科学家不同意见的方式写了《关于麻雀益害问题向主席的报告》，1959年11月27日送请胡乔木转报毛主席。 由有关国家机关和诸多科研单位人员组成、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主任童第周任负责人的“麻雀研究工作协调小组”，于1960年3月4日正式成立了。看中国科学院的架势，是一定要弄个科学结论的了，毛主席感到继续坚持消灭麻雀就未免显得实在太蠢了，他金蝉脱壳地在1960年3月18 日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中提出：“再有一事，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子’。” 但是，并不准人们说打麻雀打错了。1960年4月6日，谭震林在二届人大二次会议所作《为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而奋斗的报告》时，以假乱真地涂脂抹粉：“麻雀已经打得差不多了，粮食逐年增产了，麻雀对粮食生产的危害已经大大减轻；同时林木果树的面积大大发展了，麻雀是林木果树害虫的‘天敌’。因此，以后不要再打麻雀了……” 一些生物学家从1955年冬开始为麻雀的命运抗争，在跨六个年度近五年后的1960年春，才迫使蠢蛋毛主席放弃了在消灭麻雀这件事情上的肆意妄为。麻雀的劫难终于结束。 但是，在1966年开始的“文革”浩劫之中，却开始了科学家们的惨剧。这些科学家被扣上利用麻雀做文章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大跃进”，反对最高指示……等种种罪名，受到残酷迫害。朱洗先生在1962年已经病逝，但此时仍被扣上把伟大领袖毛主席同普鲁士腓特烈大帝相提并论、公开反对毛主席的罪状，因此，竟令人发指地受到掘坟、砸碑、曝尸骨的惩罚！直到1976年毛主席死后的1978年11月26日，人们才为他重新安葬。 13.1.1  北京300万人总攻麻雀 前面提到1958年消灭19.6亿只麻雀，那可不是简单的事情，真正是惊天动地、劳民伤财、祸国殃民的大事。请看《中华人民共和国风云实录》第538和541页的部分内容： [北京300万人总攻麻雀    4月19日，首都围剿麻雀总指挥部发布总攻令，从今天起，近300万人苦战3天，全面围剿麻雀。 围剿麻雀的作战方针，是根据麻雀的习性和弱点决定的。主要采用轰、毒、打、掏兼施并用的综合战术，在3天的作战中，每天早5时至8时半，下午4时至7时半，组织人力轰赶，上午8时至下午4时进行搜捕，晚8时至10时进行掏窝。据不完全统计，全市划分了大小500个战区，设置了近1000处施放毒饵的诱捕区和近500处火枪歼灭区。全市集中了约8000支火枪，供应70万颗爆竹和近2000斤毒饵。 19日清晨4时左右，首都数百万剿雀大军拿起锣鼓响器、竹竿彩旗，开始走向指定的战斗岗位。830多个投药区撒下了毒饵，200多个射击区埋伏了大批神枪手。5时正，围剿麻雀总指挥王昆仑副市长一声令下，全市8700多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里，立刻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枪声轰响，彩旗摇动，房上、树上、街上、院里到处是人，千万双眼睛监视着天空。假人、草人随风摇摆。无论白发老人或几岁的小孩；无论是工人、农民、干部、学生、战士，人人手持武器，各尽所能。被轰赶的麻雀在天罗地网中到处乱飞，找不着栖息之所。一些疲于奔命的麻雀被轰入施放毒饵的诱捕区和火枪歼灭区。有的吃了毒米中毒丧命；有的在火枪声里中弹死亡。 为了摸清“敌情”，围剿麻雀总指挥部派出数十辆摩托车四处侦察。解放军的神枪手也驰赴八宝山等处支援歼灭麻雀。市、区总指挥、副指挥等乘车分别指挥作战。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派出14个摄影队，拍摄首都人民大战麻雀的情景。 21日晚10时，围剿麻雀总指挥王昆仑在广播中宣布：首都全民动员，一致行动围剿麻雀的战役胜利结束。据北京市围剿麻雀总指挥部截至晚12时为止的不完全统计：从19日至21日3天共消灭麻雀401160只。很多地区已经看不到麻雀。] 在《人民日报》1958年4月22日第一版《首都人民除四害战斗一大胜利三天歼灭麻雀四十万只》的报道中，特别提到： [中国科学院有两千多科学家和工作人员参加了战斗。鸟类学家郑作新一面指挥一面轰赶。科学家华罗庚、钱学森等今天早晨不到五点就带着“武器”进入了“战区”。] 众多科学家，包括公开反对除麻雀的顶尖级鸟类学家郑作新，以及从美国回来的顶尖级科学家华罗庚、钱学森，也必须花费时间、精力参加这种缺乏理智害鸟害人害己的活动，这种毛主席独裁地做主一切领域的社会主义社会之可恶，于此可见一斑。 《北京晚报》2007年12月9日第28版蔡良的文章《回忆全民斗麻雀》说： [喜鹊、鸽子、乌鸦是人们不愿意消灭的鸟类。但是，在1958年，它们也在惊慌之中，部分地成为麻雀的陪葬品。 ……某政治家说，假若科学研究证明麻雀有益。那时，我们可以从美国进口麻雀。] 蔡良文中透露发出“我们可以从美国进口麻雀”声音的某政治家，舍蠢蛋毛主席其谁？ 13.2  歌颂农业“八字宪法” 1958年，毛主席系统地提出了农业生产“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管、工。从此“八字宪法”笼罩在中华大地上。由于蠢蛋毛主席是亿万中国人必须崇拜的最高领袖，因此，人民必须对毛主席所圈定的“八字宪法”进行歌颂。请看当年的几首歌词，感受一下紧跟毛主席的气氛： “八字宪法”歌（对口快板） 合：农民种田几千年，积累无数好经验。毛主席亲自来总结，“八字宪法”保丰产…… 甲：万物本是土中生，庄稼离土种不成。土厚耕深庄稼好，根粗叶壮穗头沉， …… …… “八字宪法”真正好 共产党，好领导，号召哪样哪样好，“八字宪法”一公布，农业跃进起高潮。“八字宪法”真正好，一个字儿一个宝，八件宝贝巧使用，农业产量定提高。 ——上海 “八字宪法”赞 贯彻“八字宪法”，能长铁杆庄稼， 十级大风吹不倒，百日无雨不害怕。 ——北京 红心飞向红太阳 块块木牌闪金光，“八字宪法”耀眼亮， 鲜红指标社员心，红心飞向红太阳。 ——山西 深翻百亩太阳红 半夜家家闹出工，铁锄犁锹响叮咚， 一阵歌声一阵笑，深翻百亩太阳红。 ——湖北 土地大翻身 土地大翻身，遍地出黄金， 黄金出多少？要看劳动人。 ——河北 深翻歌 千锹挖，万镐刨，震得地球摇几摇， 今年决定深翻土，明年地里拾金条。 深翻地，热情高，干劲歌声冲云霄， 今秋多流一滴汗，来年遍地是珠宝。                        ——辽宁 13.3  深翻土地运动 毛主席制定的“农业八字宪法”，第一个字是“土”，这是蠢蛋毛主席认为农业增产因素的重中之重，与现代农业科技把种子改良放在第一位相比，显然错了。现在有很多无土栽培的植物，能产生非常好的经济效益，蠢蛋毛主席绝对是想不到的。为了贯彻蠢蛋毛主席制定的“农业八字宪法”中的重中之重“土”字诀，中国人遭了殃，中华大地遭了殃。 1958年8月17日至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对于农业，毛主席说：“农业的主要方向是深耕” 。 9月11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北戴河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文件《关于深耕和改良土壤的指示》。《指示》的主要内容有：深耕是农业增产的技术措施中心，是今后努力的主要方向。各地区在今后两三年内，必须把一切可能深翻的土地，全部深耕一遍；并且每3年轮流深耕一次，周而复始。深耕的标准是1尺以上，丰产田2尺以上。土层太薄的田地，要在两三年内采取“借客土”办法，把土层加厚到1尺以上……。《指示》下达后，各地农村都调动了大批劳动力，掀起了所谓“让土地来个大翻身”的浪潮。 在鄙人家乡广东省，中共广东省委于1958年10月6日晚召开电话会议。省委在电话会议中指出：深翻土地、改良土壤是争取明年农业生产更大跃进的最重要的措施。省委决定全省立即抽调四百万劳动力，组成深翻土地和改良土壤的专业大军，以公社为单位集中起来，马上投入战斗，包干负责完成深翻土地和改良土壤的任务。这支大军秋收时也不停止工作，秋收后还要扩大到六百万人。各级党委还要组织深翻土地和改良土壤指挥部，负责进行指挥，保证任务的完成。 请看一个深翻土地的基层单位——广东省罗定县连滩公社在上级领导瞎指挥下的作为： 在1958年秋收大忙时，为了突击搞深翻，采取“大兵团作战”的办法，全社集中3000多个劳动力，搞了四十天，花了10万多个劳动日，深翻了100多亩田，结果5000亩熟禾无人收割，损失稻谷50万公斤，400亩花生发芽，烂掉几万公斤。 连滩公社投入的三千深翻土地劳力，是广东省深翻土地劳力底数四百万的0.075%，不难折算出蠢蛋毛主席的深翻土地思想瞎指挥之下给广东省的实际损失该有多大。整个毛统区的损失有多大呢？我实在不敢想象，但是我可以提供一段史料供读者参考，1959年2月10日《人民日报》第一版社论《鼓足干劲，迎接春播！》中说：“经过深翻地的面积将近三亿亩。” 13.3.1  毛主席关于深翻土地的亲笔批示 1958年11月初，在一份别人拟写的，已经贯彻了蠢蛋毛主席8月17日指示“农业的主要方向是深耕”，而且对中共中央文件《关于深耕和改良土壤的指示》有进一步提高的《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一九五八—— 一九七二）》的文件初稿“从一九五八年起，所有的耕地每三年轮流深翻一次，深度从一尺到三尺”的后面，蠢蛋毛主席亲笔加上了一段更加走火入魔、蠢不可及的文字“一部分还要更深些，例如深达四、五、六、七尺。 ” 据鄙人所知，移栽大树的树坑底部会有一些翻过的土，但是没有深翻土地深达四、五、六、七尺的，种植根系并不大发达、强壮的庄稼，居然要深翻土地深达四、五、六、七尺，也只有毛主席这个独裁大蠢蛋才能提出并且做出这种白日梦似的决策。从这个决策可以看出，毛主席是一个空前绝后的大蠢蛋。 由于深翻土地一来太费工，二又不增产，因此对深翻土地的批评越来越多。1959年7月开始的庐山会议上，一部分同志就提出批评，批评中央没能当机立断停止这个运动。 一些科学家也转弯抹角公开表明他们反对毛式深翻土地的态度。1959年9月5日《人民日报》第7版发表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育种栽培研究所的一篇文章——《关于今年秋播小麦技术措施的几点意见》： ……根据大量的观察资料，不论耕深从六至七寸以至于六至七尺，根系的密集层一般仍在零至六至九寸的土层以内，85％以上的根系也都在零至一点五尺的范围。这是因为土壤中氧气分布随深度的增加而递减，根系生长需要氧气，在缺氧的情况下，好气性土壤微生物如氨化菌、硝化菌、固氮菌、纤维分解细菌、矽酸盐细菌等的活动受到抑制，养分的转化过程发生障碍，根部组织的呼吸作用和代谢机能遭受破坏。另一方面，随着耕地深度的加深，劳畜力负担和机具损耗都急剧地增加。在南方稻麦两熟田如果翻得太深，第二年种水稻时平田花工很多，而且造成地面不均匀，稻苗生长不一致；同时在过深的烂泥中耕作比较困难，工作效率低，不利于水稻丰产栽培。 针对这种情况，特别是考虑到目前劳畜力和机具性能的限制，不论南、北方，一般旱地耕深以六至八寸为宜，水田以六寸左右比较适当；丰产方如有条件可深耕到一尺左右。…… 但是，在蠢蛋毛主席一言堂的浩劫社会，任何直接质疑毛泽东思想的言论都会给自己招灾惹祸自不待言，拐弯抹角质疑毛泽东思想的言论也是没有好结果的。1959年10月13日，《人民日报》第2版发表题为《坚持深耕深翻》的社论。社论反驳了三大“荒谬议论”：“深耕深翻不但不能增产，还要减产。”“深耕深翻虽然可以提高产量，但是不施大量肥料还是不能发生作用。”“深耕深翻花费劳力畜力太多，在目前劳力畜力普遍不足的情况下，不宜普遍提倡深耕深翻。” 13.3.2  采用深翻等措施计划亩产十万斤的“七七试验” 在毛主席制定的“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当中，最容易验证其有效性的是“土”字（是否深翻土）、“肥”字（是否多施肥）、“密”字（是否密植）、“管”字（是否管理到位）。 由于蠢蛋毛主席说了“农业的主要方向是深耕”，中共中央就出来文件《关于深耕和改良土壤的指示》，并且在1958年9月11日发表于《人民日报》。9月16日，根据中共河南省委、新乡地委关于深翻土地的指示，中共获嘉县委要求全县农村深翻土地1—3尺，以提高农业产量，实现农业大跃进。在这场运动中，中共中央联络部下放到获嘉县城关公社宋庄大队的21个青年干部，喊出“小麦亩产超万斤”的口号，在这年冬搞起一块“七七试验田”，计划亩产十万斤。 “七七试验田”的主要内容是：选7分地，深翻7尺，施化肥700斤，施农家肥7大汽车，耙7遍，下种子700斤，计划收粮7万斤。他们将从外地运来的几千斤腐烂的动物皮渣，与人粪尿、农家肥混合搅拌成为混合底肥，边垫地边翻地，边施底肥，整整用了半个多月的时间，才将整个试验田深翻一遍。 按计划收粮7万斤计算，每分地必须下一百斤种子，超出正常下种量百倍，采用木耧根本无法播种。他们经过研究，决定将700斤种子全部进行撒播，一直撒了几遍，才将麦种撒完。用浮土覆盖麦种后，再用提灌形式进行浇灌。小麦出苗后，麦苗稠得像汗毛马鬃一样，下放干部们也急了，又发动二十名群众拔苗。过了一段时间，麦苗密度还大，又用镰刀将麦苗的上半截儿割了一次，喂养大队饲养的牲口。 次年，麦子起秆后全部倒伏，不多日，压在下面的麦子就发黄腐烂。下放干部们又到盛产竹子的博爱县运来大量细竹竿，采用分垄梳篦和捆绑搭架的方法，将倒伏的麦子全部扶了起来。为改善麦垄间通风条件，他们还调用全大队仅有的7台人工喷粉器，分班轮流向麦垄里鼓风。他们还别出心裁地拉起手风琴，向试验田演奏歌曲，打开当时还很稀罕的收音机，天天向麦子播放音乐，以达到音乐催长的目的。他们想了许多的办法，但是终究未能实现小麦高产。小麦收获后，7分试验田只收了163斤枇麦，连种子也远远没有收够。 1958年至1959年认真贯彻蠢蛋毛主席制定的“农业八字宪法”，实行深翻、密植、多施肥、管理特殊等措施的“七七试验”，留下了失败的惨痛教训。但是，生于1960年的鄙人及同龄人们，在中小学读书期间还是被要求熟记背诵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农业八字宪法。 毛主席对自己制定的“农业八字宪法”的“土”字的理解及实施，我找到了直接的证据；对于“肥”字、“密”字，我只找到了间接的证据。在奴才政客陶铸1958年7月15日所撰写的文章《驳“粮食增产有限论”》中，有下面的内容：“过去每亩施肥几十担就算是大事了，现在一亩田下它几千担甚至万担以上，都是平常事。”“通过以密植为中心的一连串的生产技术改革，我们的增产速度将以更快的步伐向前跃进”。 13.4 一干就干大的 1958年8月9日，毛主席到了山东省进行视察。当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谭启龙汇报说历城县北园乡准备办大农场时，毛主席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毛主席在历城县北园乡北园农业社视察了大片藕田和丰产稻田。他一边看水稻，一边向社主任李书成询问水稻的品种、深耕、密植等情况，李书成一一作了回答。当毛泽东问到计划产量时，李书成说：“50亩高额丰产田，原来计划亩产2万斤，现在我们要争取产4万斤，过去一亩只产二、三百斤。”毛主席听了高兴地说：“好，你这个人，不干就不干，一干就干大的。” 毛泽东真是百分之百的大蠢蛋，如此没谱的话他居然听进去以后还那么高兴，给以赞颂。难道李书成以前没想增加产量？这时候才想？中国人种粮食种了好几千年，到李书成能掌握的时候才每亩二、三百斤，现在计划亩产4万斤，突然增加两三百倍，难道不值得怀疑？就凭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农业八字宪法，粮食产量就成倍、成十倍、成百倍地增加产量？那毛主席岂不成了古往今来最神奇的农业圣人？毛主席之蠢其实也可以理解——名令智昏之至也。如果没有毛主席这个好大喜功的蠢蛋当中国大陆地区的最高领导人，1958年毛统区也就根本不可能出现那么多遗笑天下的“粮食高产卫星”（参见本书11.3.1《大跃进运动中的搞笑卫星一瞥》）。 自古以来的昏君，都不是真正昏庸不知事的人，而是那些能力不足而又喜欢自作主张的人。毛主席能够成为当之无愧的蠢蛋昏君，主要原因有三条：一是自得其乐的“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二是缺乏基本常识，那种缺乏程度，简直就跟圈养在猪圈里的“蠢猪”一个水平；三是自作主张，强制推行自己的意志。毛主席不但对农业不懂装懂、对工业不懂装懂，对很多领域都是不懂装懂。 13.5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请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大辞典》第588页的部分内容： [毛泽东给江青的信（1966.7）    7月8日毛泽东从武汉写给在上海的江青的一封信。它不是普通的家信，内容包括了毛泽东对整个“文化大革命”的战略设想……。他说：“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 老子曰：治大国若烹小鲜。意思是治理大国要象烹饪柔弱的小鱼那样小心，不要过多翻转，否则即可能肉烂骨散。老子的智者高论，比照出“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始作俑者毛主席是个不折不扣的蠢蛋。隔几年就把自己的文明通过天下大乱毁灭一次，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最大的蠢蛋，舍毛主席其谁？ 13.6 高贵者最愚蠢 1958年大跃进时期毛主席发出的名言：“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在毛泽东时代可谓家喻户晓。“卑贱者最聪明”很难说是正确的，在毛泽东时代几亿卑贱如奴的农民，被毛泽东人祸送入大饥荒浩劫，还要歌颂超级奴隶主毛主席的伟大，很难把“最聪明”的帽子戴到他们头上。但是，“高贵者最愚蠢”用在毛主席自己身上真是再合适不过。当毛泽东成为几亿中国人中地位最尊贵的人的时候，也是他最愚蠢的时候。 在中华大地权力最高峰待了十年以后的毛主席，变成了一个一百之内数数都数不清楚的蠢货。当他已经68岁的时候，却认定自己才66岁。有他写的字条为证。 1960年12月26日，是毛主席67周岁生日，当天他给身边的人写了三张字条，最后一张有下面的内容：“十二月二十六日，我的生辰，明年我就有67岁了，老了，你们大有可为。”在李银桥、韩桂馨著、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第362页，可以看见这张字条。按照中国传统计岁习惯，出生第二年就是两岁，年年上升，如果毛主席不是愚货，这时候他应该知道自己早已经68岁，条子上应该写“明年我就有69岁了”。如果按西方计岁习惯，毛主席此时应该写“从今天开始我就有67岁了”。毛主席写“明年我就有67岁了”，明摆着他用的是中国传统计岁方法。 13.6.1  蠢蛋毛主席使中华大地一切遭殃 在空前绝后的蠢蛋毛主席肆意妄为下，中华大地山遭殃、水遭殃、树木遭殃、河流遭殃（例如，为了达到毛主席要求的1958年钢铁产量翻番目标，河南省几百万人进驻大别山砍伐森林，个别山区县树木被破坏殆尽；长江上游的四川省森林区，被毁林木达几十万亩，加剧了水土流失，增加了长江泥沙含量，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后果。到处拦河建水库。完全漠视水文水利专家黄万里的意见：“你们说‘圣人出，黄河清’，我说黄河不能清。黄河清，不是功，而是罪。” 为了实现“圣人出，黄河情”，黄河上修建了三门峡水库，1960年9月建成蓄水不久就由于库区泥沙淤积进而造成渭河河口形成“拦门沙”，淤积末端迅速上延，渭河河床大幅抬升，影响到西安及关中平原和渭河下游工农业生产的安全。1975年8月淮河水系石漫滩水库、板桥水库等诸多水库垮坝，是对毛泽东时代人为破坏河流的最直观报复。水库垮坝所致的大水与通常的洪水具有极为不同的特性，这种人为蓄积的势能在瞬间的突然释放，具有无法抗御的巨大的毁灭力量。板桥水库往下的汝河沿岸，14个公社、133个大队的土地遭受了刮地三尺的罕见的冲击灾害。洪水过处，田野上的熟土悉被刮尽，黑土荡然无存，遗留下一片令人毛骨悚然的鲜黄色。遂平县文城公社，全公社36000人口中，有18000余人遇难；该公社魏湾大队1700余人中有近千人丧生；该大队三小队256口人中仅存96口，有7家人绝户！河南省有29个县市、1700万亩农田被淹，其中1100万亩农田受到毁灭性的灾害，1100万人受灾，85600多人死难，致使纵贯中国大陆北京至广州的京广铁路线冲毁102公里，中断行车18天，影响运输48天，直接经济损失近百亿元。正行驶到这里的一列客运列车，被突如其来的巨大洪水冲翻，司机和车上的乘客无法逃脱，全部被淹死在车厢中。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说：“中央领导已经决定这次水灾不作公开报道，不发消息，特别是灾情不作公开报道，而且还要保密。”当时记者写的东西，所有都不准公开见报，有的甚至连内参也没有刊登）、湖泊遭殃（围湖造田，洞庭湖等很多湖泊大面积缩小），矿山遭殃（大跃进产生空前大矿难）、土地遭殃（深翻土地、水土流失），飞翔在天的动物遭殃（消灭麻雀运动），行走在地的包括人在内的动物遭殃（层出不穷的政治运动折磨人，全国农业学大寨开山造田使野生动物生存空间大幅减少；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饿死五千多万中国人，经济损失1200亿元，耽误时间8年；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整了上亿人，整死了两千万人，损失了8000多亿元人民币），田地里种植的包括水稻、小麦在内的植物遭殃（高度密植庄稼，使它们缺少足够的生存空间难以成长；大炼钢铁运动、深翻土地运动又把成熟的粮食荒在田地里烂掉）。 毛泽东人祸大饥荒年代的1960年10月20日，新华社报道，一个声势浩大的小秋收运动，正由北到南全面展开，各地党委加强领导，调查资源，安排劳力，见缝插针，大搞突击，把能吃、能穿、能用、能烧的野生动植物都收回来。野生动植物全遭殃。                         第十四篇 假象——热情神人 真相——冷血动物 14.1 肉麻颂歌 14.2 毛主席第一次视察韶山 听而不闻 14.3  毛主席第二次视察韶山 视而不见 14.1 肉麻颂歌 歌颂毛主席的肉麻颂歌，主要有三大类，一是把他歌颂为太阳一样光照人间的热情伟人，二是歌颂他的“丰功伟绩”，三是把他歌颂为最亲的人。本书6.3.1《荒唐的颂歌〈四渡赤水出奇兵〉》抄录的《四渡赤水出奇兵》歌词，属于第二类的一个代表。下面展示一点第一类、第三类的肉麻颂歌。肉麻颂歌实在太多，也可以说是多如牛毛，下面只选录七首我现在还能唱的颂歌的歌词，《东方红》与《大海航行靠舵手》就不在此地展示了。 一、《北京的金山上》： 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 毛主席就是那金色的太阳。 多么温暖，多么慈祥， 把我们农奴心儿照亮， 我们迈步走在社会主义幸福的大道上， 哎，吧扎嘿！ 二、《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 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 您的光辉思想永远照我心 春风最暖，毛主席最亲 您的光辉思想永远指航程 您的功绩比天高 您的恩情似海深 心中的太阳永不落 您永远和我们心连心…… 三、《毛主席的著作像太阳》： 毛主席的著作像太阳 字字句句闪金光 照得战士心里亮 工作学习有方向 照得战士心里亮 工作学习有方向 四、《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 蓝蓝的天上白云飘 白云下面马儿跑 挥动鞭儿响四方 百鸟齐飞翔 要是有人来问我 这是什么地方 我就骄傲地告诉他 这是我的家乡 这里的人们爱和平 也热爱家乡 歌唱自己的新生活 歌唱共产党 毛主席啊共产党 抚育我们成长 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 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 钟波点评：如果草原上真的升起了不落的太阳，草原上的动植物将再也得不到夜间露水的滋润，久而久之草原将成为荒漠、沙漠，白云下面马儿跑、百鸟齐飞翔的草原也就只能在梦中见到了。幸亏草原上没有真的出现不落的太阳。不幸的是，在毛泽东时代二十多年时间，以崇拜毛主席为纲、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毛泽东思想，如同不落的太阳，长期炙烤中国人的思想与心灵，使得亿万中国人长期在炼狱中煎熬。 五、《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敬爱的毛主席敬爱的毛主席 您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您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我们有多少贴心的话要对您讲 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给您唱 千万颗红心向着北京 千万张笑脸迎着红太阳 敬祝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敬祝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六、《桥工想念毛主席》 长江水呀水流长 急浪滚滚下海洋 桥工想念毛主席想念毛主席 就像葵花向太阳向太阳 桥工想念毛主席想念毛主席 就像葵花向太阳向太阳 七、《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 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 河深海深不如阶级友爱深 毛主席思想是革命的宝 谁要是反对它 谁就是我们的敌人！！ 我必须说：“中华文明五千载，未见肉麻如此唱；人类思想千百万，罕见宗教如此狂。” 14.2毛主席第一次视察韶山听而不闻 1959年6月25日，毛主席回到家乡韶山，住进韶山招待所一号楼“松山一号”。第二天，他面见众乡亲，晚上请父老乡亲吃饭，饭后留下部分老人开座谈会，他听到了什么民间的声音呢？请看赵志超著《毛泽东十二次南巡》的部分内容： “你们每天吃多少粮食？”毛泽东见李家横屋的门框上贴着“食堂”二字，便问道。 “每人每天一斤半老秤。”李文贵答。实际上只老秤12两，他见公社干部在场，便多讲一点。 “咯一点粮食！你们看，难怪不饿得刮瘦？”毛泽东指着一个前来看热闹的面黄肌瘦的社员说。（老秤1斤=16两。吃的粮食加大一倍说出来，毛主席都知道不够，实际老百姓的人生痛苦达到什么程度就可想而知了。——钟波批注） 公社干部和旁人默默不语。 …… 社员邹长卫因为“大食堂”伙食吃不饱，他端了个饭钵来到谢家屋场向主席告“御状”。毛泽东见他手里拿个饭钵，便问：“你每餐吃多少饭？”邹答：“每餐吃四两米。” 毛泽东说：“现在餐餐还有三、四两，总比过去吃百家饭（指讨米）好。” 邹长卫不作声了。（毛主席强词夺理，邹长卫只能忍气吞声。——钟波批注） …… 毛霞生的父亲叫毛福村，外号“神六花”，是毛泽东少年时的朋友，大革命时期参加过“雪耻会”。 “你在队里担任什么职务？”毛泽东问毛霞生。 “担任生产队长，食堂管理员。”毛霞生答。 “那好，你讲真话，亩产多少斤？”见毛霞生不敢讲，毛泽东劝慰道：“不要怕。”“亩产800斤。”毛霞生终于憋足勇气答道。 “是一稻800斤，还是两稻800斤？” 毛霞生迟疑地道：“一稻。” “要讲真话啊！两稻才800斤哩。” 毛霞生脸红了。“主席，一稻只有400斤。” “那怎么讲800斤呢？” 毛霞生指着在场公社、大队干部说：“是他们要我这样讲的，我要是讲真话，你走了，他们会批评我的。” …… “你们现在每人每天吃多少粮食呢？”毛泽东问道。 “十六两秤，全劳力每餐半斤，中劳力每餐四两，妇女、小孩每餐三两。” “你当队长，干活要带头。你说，每天到底要吃多少粮食呀？” “主席，说实话，我每天的粮食一餐吃了还不够啊！” “我们韶山原来是一身一口，七担一斗，就是说一个人一年要7担2斗稻谷。每担谷折合125斤谷，一人一年要吃925斤粮，才勉强满足口粮要求。现在这点粮食，当然不能满足人们的要求啰。”毛继生插话道。 …… 心直口快的毛顺清终于开了腔：“意见是有，如今讲不得，讲了要挨批评，挨斗争。” “我保险，哪个敢？”毛泽东为他壮胆。 有了“尚方宝剑”，加之喝了几杯酒，毛顺清的胆子大了，话也多了：“原先梨田要过铁板，踩田要过脚板，你老人家在家作田的时候，咯大一兜禾。”说到这里，他站起来打了个手势，接着说：“有句老话，一脚踩到底，石谷八斗米。如今插板板寸，脚都进不得，产量降低了。听说是您老人家要搞的，我们没得办法，您到底是怎么讲的？” “我没有要这样搞。今天下午在田边，我还同大家商量如何合理密植的问题。我问大家，插六七寸，六八寸，四九寸是不是更好些。” “密植密植，越插越密，没有个边。”毛顺清插了一句话。 …… 有人说：“韶山过去粮食比较足，山上种玉米、红薯，种经济作物，可现在不种了，为什么不种呀？让农民饿肚子！”又有人说：“田里产量不高，干部硬要插板板寸；过去一直是稀植，产量比现在高一些。”还有人说：“农民粮食不够吃，还要交各种各样的粮，什么征粮，购粮，爱国粮……剩下的就不多了，好些人连饭都吃不上！基层干部瞎指挥，横招蛮，不交粮或交不起，就打人骂人。主席，要是您不回来，我们都快饿死了呀！” 毛泽东收敛了笑容，但很快脸上平静下来，并示意乡亲们继续讲下去。 “现在吃食堂，搞集中，男男女女要分开住。历来是各家各户，夫妻一起居住，互相照顾。现在男女要分开，像个什么世道。请问到底是主席要搞的还是谁要搞的？”又是毛顺清发言。 “要让夫妻住在一起，使群众满意。”毛泽东答道。（毛泽东避而不谈是谁要搞“男女分开”，估计是他的主意了。毛泽东1958年有过废除家庭的想法，几次讲过这样意思的话。——钟波批注） “我还想讲一点，”毛顺清继续说：“毛主席呀！食堂粮食硬是少了一点，要吃两斤米一天才行！” “你们不能多种点蔬菜吗？蔬菜半年粮嘛。” “集体出工，都吃食堂，蔬菜种得不多……” 毛顺清还想讲下去，被另一位老人毛裕初打断了：“你歇歇气，让我也讲几句。”他吸了口旱烟，一边往凳脚上敲去烟灰，一边慢条斯理地说：“去年以来，浮夸风很严重，说亩产几万斤，十几万斤，深耕要翻几尺。我们不同意，就说我们是老保守，如今对老人太不尊重了。有‘保守’倾向就要挨批评，挨斗争。韶山还好一点，听说外地更厉害！” 毛主席1959年回到家乡见到饥肠辘辘、面黄肌瘦的父老乡亲，并且了解到了自己统治下家乡韶山人生活极度艰难的现实，骗子的本性使得毛主席写出了黑白颠倒地给自己涂脂抹粉的《七律•到韶山》“……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因为有不怕牺牲的壮志，“人定胜天”的思想让日月都换了新天。看吧：稻菽千重浪，粮食大丰收啊，英雄们踏着夕烟回家。多么美妙的画面，可惜是假的。到了睁眼瞎说歌功颂德的人那里，介绍毛主席的《七律•到韶山》写作背景是这样的：“1959年6月，毛泽东主席回到了离别32年的故乡韶山，目睹故乡的翻天覆地变化，激情满怀、感慨万千地写下了《七律•到韶山》。” 1959年6月第一次视察故乡韶山二十多天以后，听而不闻韶山民间疾苦呼声的毛主席，在庐山上打倒了自己早有预谋要打倒的、敢于为民说生活困难的彭德怀。随后，毛泽东统治区开展了莫名其妙的“反右倾运动”，毛主席批示强化公社食堂，农村饿死人的灾难益发普及、严重。参见本书3.2《饿殍真多》。 14.3毛主席第二次视察韶山视而不见 1966年6月，毛主席第二次视察韶山。 毛主席上次视察时安排的滴水洞行宫早已经建好（参见本书2.7.1《毛主席行宫实在太多》），长期有解放军部队守卫，韶山乡亲根本不可能进来打扰。最重要的是，这次回来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既有威吓（在毛主席进入韶山地界以后，有几个扒柴的细妹子，好奇地朝汽车里张望了一下，其中有一个姓毛的姑娘连蹦带跳地嚷起来：“毛主席！毛主席回来哒！”回到家里，她把这个喜讯告诉了父亲毛继生。一会儿，几个公安人员进了毛继生的家，严肃地提醒说：“你们不要乱讲！”），也有欺骗和隔绝措施（浩浩荡荡的跟班、随从、保卫部队，趋炎附势恭听命令的下级群体，他们突然之间大量出现在穷乡僻壤的韶山，足于泄露毛主席的行藏。毛泽东的表哥，童年时的挚友文运昌先生，听说表弟毛泽东回来了，兴奋不已，拄着拐杖，从唐家坪来到韶山。文老看到韶山宾馆一些首长在开会，便走进去问：“听说我的表弟毛泽东回来了，怎么不跟我见见面嘞？”首长们默不作声。文老继续说：“听说毛主席住进了滴水洞，我一定要见见他！”这时，一位领导只好用统一的口径当面撒谎蒙骗：“文老先生，毛主席没有回来，回来了他还不是第一个要看望您呀！”文运昌没给蒙住，仍不死心，他又艰难地来到滴水洞。刚刚走到韶山水库外边的警戒线，就被拦住了。就这样，文运昌没精打采地回了唐家坪。），确保土生土长的草根阶层韶山人不进入毛主席的视野，因为毛主席既不屑于见到他们，同时也害怕见到他们。 为什么说毛主席回到韶山却害怕面见故乡人呢？道理很简单，毛主席做了极端缺德的事情，没有胆量、没有脸面见故乡的父老乡亲。在1960年前后几年饥寒交迫而死的五千多万中国人中，毫无疑问有一些是湘潭人（参见本书3.2.5《湖南湘潭、湘乡人口赤字》），也许是七老八十的老人，也许是婴儿、儿童、少年，或者是青壮年。毛主席做了那么多严重对不起中国人包括家乡湖南人、湘潭人、韶山人的缺德事情，当然害怕见到故乡韶山那些顺理成章把他当作邻居的乡亲。邻居能够以平视甚至俯视的眼光看邻居，因为任何人小孩时代的哭闹、撒泼、打架、拉屎、撒尿都会留在邻居的观感之中，有些还会当作趣闻讲给子孙后代听，因此，在邻居的眼里、心里，没有理性的、盲目的个人崇拜是没有多大地位的。 第二次视察韶山的毛主席，进入韶山滴水洞行宫非常满意。毛主席沿着1号楼边走边看，抬首望望葱绿的群山，高兴地说“这个洞子天生一半，人工一半，怕是花了不少钱哪！既然修了，就要管理好，不要破坏了。”毛主席高兴极了，连声说：“咯是个好地方！咯是个好地方！”被亿万人歌颂为“大救星”的毛主席，独享六七亿中国人挨饿、五千多万中国人饿死的空前浩劫时期自己以权谋私建造的豪华别墅，自以为得意而不以为耻，真不愧是脸皮至厚不见厚、心肠最黑不显黑的“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 时值盛夏，气温较高，鉴于滴水洞行宫没有冷气设备，特地从长沙用卡车拉来几个大木桶和几块冰（每块重200斤），分放在木桶里，用电扇把冰块吹融变成冷气，使室内温度降低。毛主席吹着凉风，喝着滴水洞龙口的泉水，品味着韶峰名茶，觉得既甜又香。 从1966年6月18日下午到达至28日上午离开，第二次视察韶山的毛主席，在滴水洞行宫惬意地住了整整10天。韶山乡亲们，连毛主席的影子也没见着，韶山人连一杯酒、一枝烟、一粒糖、一分钱也甭想从归乡的游子、超级富翁毛主席这里得到，就算是毛泽东的表哥文运昌、堂弟毛泽连也白搭。 冷血动物——萎人毛泽东，在第二次视察故乡韶山的时候视而不屑见、不敢见韶山人。         第十五篇 假象——伟大解放者 真相——超级奴隶主 15.1 几亿中国人思想自由、 言论自由的消失 15.1.1毛远新下令杀害了张志新 15.1.2超越法西斯暴行的受害者 15.2  几亿中国人经济自由的消失 15.3  几亿中国人人身自由、 居住自由、迁徙自由的消失 15.3.1 公社制度，把农民 像牲口一样死死拴在槽上 15.2.2 毛主席驻扎过的王家湾， 由富裕变成赤贫 15.4 江青狗仗主势胡改农民名字 鄙人从上小学开始，就被不断灌输毛主席非常伟大的玩意。据说毛主席领导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推翻了压在中国人头顶上的三座泰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解放了全中国，解放了亿万中国人，他是伟大的领袖、伟大的解放者。 在毛泽东时代，亿万中国人必须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必须高喊“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必须高唱“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万岁万岁毛主席！”毛主席得到的“万岁”，比之中国历史上所有帝王得到的“万岁”还要多得多，从表面上不难看出毛主席在实施惟毛主席独尊的帝王主义。我深根究底研究后认为，毛主席其实是在实施空前可恶的奴役人们身心的奴隶主义。一般的奴隶社会，奴隶主奴役奴隶之身而已，而毛主席奴役中国人，不但奴役其身体，还奴役其心灵。 巴金先生在《真话集•十年一梦》中，表述了他所经历和理解的“奴在心者”：“没有自己的思想，不用自己的脑子思考，别人举手我也举手，别人讲什么我也讲什么，而且做得高高兴兴，——这不是‘奴在心者’吗？” 巴金先生属于比较高级的被奴在心者。十几亿中国人，除了港澳台地区居住的之外，都是被奴在心者，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奴隶。最低等的被奴在心者，是那些下贱种群的人——五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及其家属，他们也要学习毛主席著作，也要高喊毛主席万岁。他们被奴在心，是非常非常痛苦的。 15.1  几亿中国人思想自由、 言论自由的消失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1949年9月29日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是民主联合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临时宪法性文件。《共同纲领》第五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权。” 1949年11月9日，一场无声的政变（参见20.3.1《政变——中共中央要求中央人民政府听令》），民主联合政府——中央人民政府就变成了奉毛主席为主子的中国共产党下属的机构。从此，一切国家大事，由中共中央作决定，实际上就是毛泽东说了算。 1950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指示》。1951年3月18日，毛泽东要求下面学习天津做计划大杀反革命：“我希望各大城市、中等城市，都能大杀几批反革命。”（详见本书20.3.3《杀鸡骇猴的镇反运动》，以及20.3.3.1《毛泽东要求下面做计划大杀反革命》）在毛泽东的不断努力加温推动下，杀害了大量中国公民。毛泽东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说：“镇压反革命，杀一百万，极有必要。” 极可能杀头而且可以无限上纲上线的反革命罪，如同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在几亿中国人头顶的“反革命”罪，使得中国人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空间急剧变小，再经过以崇拜毛主席为纲的思想改造、思想教育（参见本书18.1.2《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国人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微乎其微了。 1954年，中国共产党的“橡皮图章”全国人大，通过了毛主席主持的班子撰写出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取消了共和时代的中国人天生应该具有而且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白纸黑字明确写了出来的思想自由。 通过1957年6月开始的反民主的无中生有反右派运动（参见本书20.3.3《消灭民主的反右派运动》），通过1959年9月开始的反右倾运动（参见本书9.3《倒行逆施、雪上加霜的反右倾运动》），共和时代中国人天生应有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就没有了。 到了毛泽东时代后期，当如同天外来客般稀少的外国人问起的时候，只有一条“家庭有几口人”的答案“可如实回答”。其他问题，都必须按照有关规定的标准答案回答：“文化革命”是“很有必要”，“五七干校”、“上山下乡”是“大有好处”或“很受锻炼”；有关工资、家庭收入的答案是“生活很好”或“够用”，不能说出具体多少钱。据说根据工资水平可以推算出国民生产总值，可以推算出工农业生产状况，可以推算出军工情况，可以推算出国防实力……因此，每人的工资多少事关国家机密，不得告诉外国人。 15.1.1毛远新下令杀害了张志新 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干部张志新，从1968年起对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种种做法表示怀疑。张志新为真理而战的斗争精神，吓坏了“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他歇斯底里地叫嚷：“这样的人得整起来！”1969年9月24日，张志新在盘锦胡家农场红旗村五七干校被捕，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受到残酷迫害。1970年8月20日，她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害怕张志新这颗燎原的火种，害怕她所坚持的真理。那个死党气急败坏地说：“多活一天多搞一天反革命，杀了算了！”1975年4月3日，张志新被判处死刑，她要看一看判决书，遭到了拒绝；临刑前的上诉期也被取消了。4月4日张志新在辽宁惨遭杀害。在被枪毙以前，为防止张志新临刑前高呼口号，四个壮汉压住张志新的手脚，割断了张志新的喉管，挑断了张志新的声带。1979年3月31日，中共辽宁省委召开大会，为张志新彻底平反昭雪，追认她为革命烈士。 决定杀害张志新的“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是谁呢？他就是毛主席当儿子一样看待的亲侄子毛远新，1976年担当毛主席的联络员传话指挥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毛远新。 1975年2月26日，中共辽宁省委常委召开扩大会议，审批张志新案件。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毛远新、魏××、苏×等17人。会上，蔡文林作了《关于现行反革命犯张志新的案情报告》。魏××说：“真是反动透顶。”毛远新说：“判无期以后，一直相当反动，看来是死心塌地。”魏××说：“干脆吧。”毛远新最后说：“在服刑期间，这么嚣张，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多活一天多搞一天反革命，杀了算了。” 15.1.2超越法西斯暴行的受害者 1979年陈禹山在采访时发现，张志新不是第一例行刑前被割喉管的“罪犯”，而是辽宁省的第三十多例。对行刑犯人割喉管这个超越法西斯的“创举”，是辽宁公安局的一个法医根据当时辽宁当权人物的意旨而提出的。有许多犯人行刑前不是大声呼冤，就是要学革命烈士呼口号，有的“反革命犯”还高呼“毛主席万岁”，这被认为影响极坏，割喉管被设想出来。其时主持辽宁党政军全面工作的毛主席的亲侄子毛远新等当权人物同意了这一“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创造性的“新生事物”。 第一个“享受”割喉管“待遇”的，是沈阳皇姑区克俭小学青年教师贾承厚，因为曾给校长提过意见，被校长串通学生诬告他强奸女学生，判处死刑。贾始终不服，大呼有冤，于是被割断喉管后再枪决，死时只有20来岁。死后其家属在狱中拿回他的遗物，发现被子中缝有一张伸冤状，详细叙述了冤案经过与伸冤理由，“三中全会”后终于昭雪平反。 1977年12月14日在江西省赣州市遭到枪毙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起因于文革开始不久反对林彪而历尽劫难的李九莲；1978年4月30日在江西省新建县遭到枪毙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因为支持李九莲翻案而陪绑成为现行反革命分子的钟海源，都是后来得到平反的冤案。她们死前所受的身体折磨，与1975年4月4日枪毙之前被割开了喉管、挑断了声带的女士张志新大同小异，都是惨绝人寰：李九莲的下颚和舌头，早被一根尖锐的竹签刺穿成一体，死后由于亲属怕株连而没有及时收尸，当晚遭到一个变态佬割去乳房、阴部的进一步残害；钟海源在枪毙之前被选定为一个高干子弟进行肾移植的理想肾源（年轻女性的肾最理想），因此受到了更加惨无人道的处理：活体取肾。钟海源先受到给牛马注射用的大金属针筒的三次强力注射进口药物，保持肾的特殊活性，以后枪手开枪打其右背，然后遭到活体取肾。 1970年被活体取肾的反革命分子黎莲姑娘，与反革命分子钟海源被活体取肾大同小异。在送去刑场的囚车里，四个人高马大的武装警察一下将黎莲扳转身，脸和身子紧贴车壁上。衣背往上一撸，一把锋光闪闪的手术刀就在她的右腰处划开了一个巴掌大的口子……没几下，一个滴着殷红鲜血的肾，落在洁白的瓷盘上。医院的一间手术室急等这个肾，它将要马上移植到一位领导干部身上。 15.2  几亿中国人经济自由的消失 1955年，毛主席猛力推行所谓的社会主义改造（参见本书11.2.2《破坏农业的农村合作化运动》、11.2.3《破坏工商业的公私合营运动》），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国家所有成为不成文的铁律，中国人从经济领域发展个人事业的权利被剥夺了。1958年，毛主席大力推广公社化，五六亿农村人，不但土地等生产资料归了公社，甚至连自己住宿的房屋、做饭的炊具等生活资料也不能自由支配了（参见本书11.3.2《公社化运动奴役农民》、11.3.4《大锅饭运动祸害亿万农民》），彻底丧失了经济自由权，只能如同奴隶一样被呼来喝去地干活，比如被迫参加毛主席发动的祸国殃民的大炼钢铁的体力劳动、深翻土地的体力劳动（参见本书11.3.3《大炼钢铁运动劳民伤财》、13.3《深翻土地运动》）。 15.2.1 公社制度，把农民像牲口一样死死拴在槽上 离开了随时随地可能因言获罪的毛泽东时代，到了可以比较随便地讲话的1980年代中期，山西一位农民斗胆评论人民公社制度。他说，公社制度把我们农民像牲口一样死死拴在槽上。拴在槽上也可以，却不给草料吃。不给草料吃，又不让我们去找草料吃……平和的语气，带泪的微笑，心酸的回忆，饱含了农民对自己民主权利遭到侵害发出的抱怨，也饱含了农民对自己经济权益遭到掠夺无可奈何的控诉。 据农业部人民公社管理局的统计，1978年全国人民公社社员从集体分得的收入，人均七十四元六角七分(RMB74.67)。许多地方，农民辛苦劳动一年，扣除了口粮，竟没有任何现金可以分配。本来，自留地、家庭副业，尚不失为集体经济的一项必要补充，农民从这里还可以寻找到购买油、盐、醋、火柴，以及孩子们上学的最简单的费用，却被当作资本主义限制了，没收了。更有甚者，全国许多地方，农民们一家人连多养两只鸭、三只鸡，多栽几棵树的一丁点自主权，都被当成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叫农民到哪里去寻找生存的空间？参见本书下一节15.2.2《毛主席驻扎过的王家湾，由富裕变成赤贫》，以及1.3.2《延安农民的穷困令周总理震惊和愧疚》，可以更好地感受人民公社社员在长期束缚之下的极端穷困。 15.2.2 毛主席驻扎过的王家湾， 由富裕变成赤贫 1980年6月，新华社几个记者到陕北安塞县王家湾公社，拜访了1947年接待过毛主席的王家湾行政村代表主任、时任公社党委委员的高文秀。这位1935年入党的老党员，其时已经七十二岁。 记者先看了看高文秀儿子住的窑洞，大小几口正在吃饭，但是不同年龄的人饭都不一样：最小的吃面疙瘩汤，大一点的吃“渣渣饭”（一种把高粱连皮和苦菜一起煮成的又苦又涩的饭），大人吃糠拌苦菜。窑洞里除了一盘炕，一个锅台，几只缸罐外，空空荡荡。揭开缸盖一看，大都空空，只有一只缸里还有一点高粱，锅台上还剩半盆面。 走到上一层的窑洞里，只见一个干瘦如柴的老头，缩着脖子斜靠在炕壁上。公社副书记老雷说，他就是高文秀，已卧病不起多时了。记者打量了一下，炕上还算有一片烂毡，角上堆着两条破被。其余也就一无所有了。一听说来人是北京新华社派来的记者，高文秀的老泪就顺着脸上的皱纹淌下来，哽咽着说：好，好，难为你们还惦记着俺们…… 在一阵沉默之后，记者问老人：这些年日子过得咋样？他无力地摇了摇头，一声长长的“唉——”停了一阵才说：“不瞒你同志，已经饿了十好几年啦。去年还算好，一口人分了三百来斤粮，自留地上又弄来四五十斤，饿是饿不死了，比前些年吃树叶的日子好过些了。” 说到这里，老汉又痛苦得说不出话来。老雷在一旁代为叙述：最困难的，要算1973年到1976年的那几年，一口人一百来斤口粮，不到过年早就光了，靠糠和谷壳、麸子对付到开春。苦菜刚一露头，就挖得吃了。苜蓿成了主要食物，根本舍不得喂牲口。苜蓿吃光了，就只得打树叶充饥，槐树花叶、柠条花、枸杞叶子、臭椿叶子都摘来煮着吃。有的社员实在饿得不行了，只好去偷荞麦叶子。家里凡能变卖的东西，都换了粮吃，好多人家还断盐。差不多的人都是面黄肌瘦。吃了树叶，拉的屎带血，自己都不敢看一眼…… 这些情景，实在太惨了。为了不再刺激卧病的高老汉，记者赶紧改变话题，问起当年毛主席来到王家湾的情景。这一问，老人忽然张大了模糊的泪眼，闪出了感奋的神色，说：“那时候好啊，比现在好多啦。”接着，他慢慢拉开话闸，回忆起当年的情景： “1947年4月13日后晌，来了一支俺们的部队，大约三百来人。俺那会当代表主任，有几个军人就来找俺，说部队要在这里住几天，看看有啥困难？俺说吃的粮没麻达（不缺的意思），酸菜也有，就是你们牲口多，草料怕供不上。一位被大家叫罗大队长的说：只要有米有菜就行，柴草我们自己解决。后来，部队一住住了五十八天。头二十多天，部队就吃自己带来的一点米和俺们筹的粮，等到5月初蟠龙镇打下了，大部队才送来了洋面。那会子王家湾村十七户人家，一百多口人，能容下这么多人吃饭，你们想，要是我们没有余粮咋能成？就说俺家，那会八口人，在村里是穷户，一年也要打十四五石粮，洋芋还不算在内，腌的酸菜，晒的干瓜片、干红豆角也吃不完。 “毛主席、周总理、任弼时同志那年就住在薛如宪老汉家的大屋里。起先俺们只知道住的是大首长，不知是谁，后来，被俺村薛富荣老汉认出来了。他在瓦窑堡开会时见过毛主席……” 从高文秀老汉的回忆中，记者们明显地感到，此时1980年王家湾人的生活，真是不如三十多年前了。第二天，记者们访问了1947年跟随中央机关的新华社副总编辑范长江等人住过的地方——王家湾大队高川生产队后，这种感觉越发强烈了。 高川生产队离王家湾约莫三里地，由于有一点沟台地，在王家湾公社算是最富的队了。记者们找到范长江1947年住的高长生家时，果然见比高文秀家好得多，炕上铺的白毡，被褥、穿着也较干净，吃的饭也好一点。但是高长生老汉一谈起来，还是流露着对老边区生活的无限怀恋。他说：当年俺家一共八口人，有两条牛，三头驴，一百多只羊，两头肥猪一群鸡，一年打五六十石粮食，平均一人二千多斤，咋也吃不完。老范他们来的时候，俺家光余粮就存了三十石（一万多斤），腌的酸菜四五大缸。养羊多，抓的羊毛也多，除了卖钱，就擀毡、织毛衣、毛裤、毛袜，打毛口袋，缝老羊皮袄，穿得暖烘烘。还时常用粮换布，三升米换一尺老布。肉也多，老历六月六、七月十五、八月十五、九月九，都要宰几头牛，过年时宰的更多，腌猪肉要吃到老历五月。等到六月六，就吃“新麦泡羊肉”了。 一说到眼前，高长生就皱了眉头。他说：1979年，俺家六口人，从队里分到一千八百斤粮，自留地打八百斤，总共二千四百斤，一人四百斤。这算是这几年分得最多的了。羊，被割尾巴割光了，“四人帮”捣乱最厉害的1976年，只剩下了一只，现在虽有六只了，还不及当年一个零头。打从“文化大革命”以来，就没分到过钱。他说，比起王家湾，我们日子还算好，要是跟老边区时比，远远比不上。 1947年为毛主席争天下作出过贡献的曾经是丰衣足食的山村，在不管农民死活的超级奴隶主毛主席的统治下，长时期食不果腹，一贫如洗，这是多么触目惊心的灾难。 在此增加一点题外话：1947年追随毛泽东转战陕北的范长江，在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期间被迫自杀身亡。 15.3 几亿中国人人身自由、 居住自由、迁徙自由的消失 1949年9月29日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五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有……人身、居住、迁徙……的自由权。” 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第八十九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第九十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 1955年、1956年毛主席主导的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合作化运动，将几亿农民赶进了集体化的樊笼，部分思想比较活泛的农民预见到农村前途黑暗，就离开农村另谋出路。农家子毛主席相当了解中国农民的人性弱点——天性善良胆小怕事，害怕与势力强大的官家对抗，简单而言就是“草民怕官”，因而自有简单粗暴的方法收拾他们，那就是画地为牢，用充满歧视思想的户口制度，将他们的活动空间限制在不大的无形监牢中，终生钉在小块土地上。毛泽东这位农民的儿子，以自己的粗暴辜负了农民，辜负了包括他家乡韶山的农民父老乡亲在内的几亿中国农民。 1957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几亿农村人的“人身自由、居住自由、迁徙自由”被限制了。 1958年1月9日，由毛主席签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标志性文件，标志着太平洋东岸九百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居住的中国人被硬性分成了两大类：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城市户口高人一等、农村户口低人一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四条规定： “……农村以合作社为单位发给户口簿；合作社以外的户口不发给户口簿。户口登记簿和户口簿登记的事项，具有证明公民身份的效力。” 农村人如果不加入共产党创造的生产资料公有的合作社，连合法身份也成了疑问，因为他们寻找不到可以显示自己身份的户口簿。那时的农村人，除了集体掌握的户口簿，没有任何可以证明自己身份的证件，想出门就不方便了，其不方便，比之日本侵华时期沦陷区人们使用“良民证”即可通行，还要不方便得多了。每次农村人要出门，都要到权力部门开证明，证明持有该一纸证明的人是某某地方的人，现在因什么原因外出到什么地方办什么事。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十条规定： “……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的证明，向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迁出手续。” 如果没有那些得到机会微乎其微的可迁出证明，农村人只能祖祖辈辈在一个地方当农村人，迁徙自由就彻底没有了。城市户口的人实际上也分三六九等，比如北京市户口的人可以迁往其他地方，小城市的人想迁往中等城市、大城市，绝大多数也只能在白日梦中实现。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十六条规定： “公民因私事离开常住地外出、暂住的时间超过三个月的，应当向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延长时间或者办理迁移手续；既无理由延长时间又无迁移条件的，应当返回常住地。” 1958年1月9日毛主席签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当天生效以后，几亿中国人的人身自由、居住自由、迁徙自由就消失了。几亿中国人成为毛主席画地为牢的牢笼中的奴隶，奴隶们在牢笼中为超级奴隶主毛主席创造财富——上缴粮食，大炼钢铁，等等。 15.4 江青狗仗主势胡改农民名字 1974年6月22日，江青一行人来到天津市宝坻县小靳庄。到了某个地方，江青一般会说，“是我们的主席派我来的”，“我带来了毛主席的问好”。那天上午11时许，江青照例如是说，小靳庄的社员激动得不知所措，齐声高呼“毛主席万岁”。 在小靳庄，江青还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不厌其烦地为人改名。面对每一个人，江青几乎都有“正名”的冲动。轮到又一个“半边天”王淑贤开讲，刚自报家门，江青就怂恿她造自己名字的反，说是又有淑又有贤，《三字经》里全有，要改成“王树先”或“王先”，由王淑贤挑一个。 又有“半边天”于瑞芳，江青觉得“瑞”字特别要不得，同样透着《三字经》气味，于是为她改名“于芳”。老贫农魏文忠刚报告“我叫魏文忠”，江青就批评他的名字太封建，后来，这个老农自己给自己改名为“魏文中”。 还有一个人叫王孝岐，这个名字把江青吓了一跳：“啊呀！你这个‘岐’字改了吧，周文王啊！”最终，王孝岐获得了一个完全革命化的名字，“王灭孔”。 江青在小靳庄最著名的改名，发生在一个名叫周福兰的妇代会主任身上。周福兰也是负责接待江青的人员之一，江青见面就问她的姓名，又问是哪几个字，周答：“幸福的福，兰花的兰。”江青说：“你这个名字太封建了，我可要造反了。”周诚惶诚恐，江青就为她改名“周抵周”或“周克周”，说是要“抵抗奴隶主头子周公”，或者“克制周公”，“用咱们这个周，克制他那个周”。这些被江青命名的新名字，在随后公开出版的《小靳庄诗歌选》和《小靳庄批林批孔文选》里，都曾经反复出现。 在超级奴隶主毛主席夫妇看来，奴才、奴隶用什么名字，当然得随主子之意。毛主席也给奴才奴隶改名。举个例子吧。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问给他戴红卫兵袖章的女红卫兵叫什么名字，回答：“叫宋彬彬。”毛主席又问：“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答：“是。”毛主席说：“要武嘛。”宋彬彬的名字就改为宋要武，这对她而言是非常荣耀的事情（参见本书16.6.1《宋要武（宋彬彬）：〈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             第十六篇 假象——嫌弃个人崇拜 真相——推广个人崇拜 16.1  个人崇拜的毒雾害人—— 大愚若智 16.2  毛主席嫌弃个人崇拜的假象 16.3  毛主席在1958年成都会议上 推广个人崇拜 16.3.1  跟风崇拜者柯庆施、 陶铸飞黄腾达 16.3.2不崇拜者彭德怀动辄得咎 16.4 毛主席赞赏林彪 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 16.5  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实质是“向毛主席学习” 16.5.1  《雷锋成长日记》中 崇拜毛主席内容一瞥 16.6  毛主席批示1966年林彪 “天才论”讲话作为中央文件下发 16.7  毛主席八次接见红卫兵 16.6.1 宋要武（宋彬彬）： 《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 16.8 毛主席推广“早请示、晚汇报” 16.9中共九大崇拜毛主席达到新高度 16.1  个人崇拜的毒雾害人—— 大愚若智 个人崇拜有什么害处呢？据我看，著名漫画家华君武先生反思自己在毛泽东时代的紧跟思想、紧跟行为之后的总结最为言简意赅——大愚若智。在个人崇拜迷雾的毒害下，必然使迷雾中的人群出现群体性痴呆症，群体性的大愚若智，一切听从个人崇拜出来的半人半神的鬼东西的摆布。华君武是大愚若智的患者，雷锋也是大愚若智的患者，还有成千上万上亿大愚若智的患者。颇有自己独立思想的著名翻译家傅雷，也难于幸免，终于中毒，成为大愚若智患者。傅雷在1957年3月18日深夜写给在国外的儿子傅聪的信中有下面的内容：“伟大的毛主席远远的发出万丈光芒，照着你的前路，你得不辜负他老人家的领导才好。” 不久傅雷就成了毛主席引人入套的猎物——莫名其妙、无中生有的右派分子。 毛主席自由自在地在个人崇拜迷雾上面、迷雾之中呼风唤雨、肆意妄为，迫使迷雾中的中国人，在饥寒交迫困境中，一段时间为毛主席的白日梦“钢铁产量连年翻番”、“农业的主要方向是深耕”出大力、流大汗，一段时间为毛主席人为制造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相互羞辱、相互撕咬如同野狗打架，让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毛主席乐得如痴如醉。 崇拜毛主席的很多中国人，在迷雾中如同野兽一样得到了撕咬别人的快感，更多的中国人在迷雾中被别人咬得痛苦不堪，只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基本上家家户户吃不饱、穿不暖，长期生活在饥寒交迫困境中。巴金先生在毛泽东时代结束以后，痛苦地反思个人崇拜，写了大量的随想，集结而成《随想录》，在2005年作家版的最前面，是代替序言的《没有神》：“我明明记得我曾经由人变兽，有人告诉我这不过是十年一梦。还会再做梦吗？为什么不会呢？我的心还在发痛，它还在出血。……没有神，也就没有兽。大家都是人。” 16.2  毛主席嫌弃个人崇拜的假象 真假参杂的《毛泽东人生纪实》一书,有专门一节《“讨嫌”个人崇拜》。下面节录一点给读者一阅： [……毛泽东反对提“毛泽东主义”，反对个人崇拜……对晚年愈演愈烈的个人崇拜，毛泽东也一向嗤之以鼻。 1967年夏季，中国大地正在进行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一天，毛泽东翻开报纸，突然他的手停住，问在场的人： “谁封我四个官啊？” 他手指着报纸上的林彪在五一节用毛笔提写的“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毛主席的话本来很幽默风趣，但在场的人却没有笑的——人们都不敢笑。因为这涉及到党的副主席、军队的副统帅呀。 毛泽东非常烦躁。他说：“什么永远健康，难道还有不死的人吗？” 接着，他转过身，目光炯炯，语重心长地说：“你们不要宣传这些，要讲马克思主义万岁！讲马列主义万岁。不要宣传个人，否则将来要吃大亏。” 1970年在与斯诺的谈话中，他说：个人崇拜是“讨嫌”。对“文革”期间出现的大量塑像，毛泽东以戏谑的口吻说：“你们在家中睡觉，让我在外面受风吹日晒雨淋，好不残忍哪。”] 读了上面这段文字，不了解内情的人也许会同情甚至可怜毛主席。其实历史的真相远远不是这样简单的。毛主席不但非常欣赏别人对自己的个人崇拜，而且亲自出面鼓吹对自己的个人崇拜。假如1970年毛主席真的跟斯诺说了那样的话，不过是如同沉醉了几十年的酒鬼醉翁戏说“讨嫌”茅台的酒香、长期沉湎于花街柳巷的风流鬼戏说“讨嫌”花魁的胭脂而已。 如果毛主席真有讨嫌个人崇拜之心，他要在毛泽东时代覆灭个人崇拜之火并不难。只要他将反对个人崇拜的言论公之于大众，并且惩罚推行个人崇拜的人，一切疯狂崇拜毛主席的东西都将烟消云散。这一切都没有，只是私下戏说“讨嫌”个人崇拜，表演一番，为后人留下一点以假乱真的素材而已。 到1967年夏季的时候，林彪1966年8月31日在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时候正式推出的“四个伟大”（林彪说：我代表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已经被亿万人高喊了无数次，怎么毛主席突然反感起“四个伟大”了呢？因为毛主席这时嫉妒林彪得到的祝福——“永远健康”四个字。鄙人清楚地记得，“永远健康”的祝福是送给林彪副主席的，而“万寿无疆”祝福才是送给毛主席的。那时我们必须经常高喊：“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毛主席没有对“万寿无疆”烦躁、反感，却对“永远健康”非常烦躁、反感，真实表明了毛主席深深的嫉妒之意。请看《人民日报》1967年6月17日头版的报道《毛主席和林彪同志观看〈智取威虎山〉》的部分内容： 新华社十六日讯　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今晚观看了上海京剧院演出的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 八时，毛主席健步来到剧场。这时，乐队高奏《大海航行靠舵手》，观众们挥动红色宝书《毛主席语录》，长时间地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演出开始时，一位报幕的演员走到台前，激动地高声颂道：“首先，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全场观众再次连续高呼：“毛主席万岁！” 由于毛主席嫉妒林彪得到“永远健康”祝福，感受到危险的林彪，写信给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中心意思是在各种宣传形式中，要“突出主席”，而不要突出他，宣传他，不要喊祝他“永远健康”的口号。他要求把这封信印发给全党、全军和所有群众组织。 我去查阅了1967年的《人民日报》，发现6月18日往后，林彪仅仅在12月4日第四版得到了一次“永远健康”的祝福，具体内容是这样的：“全军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教导员黄祖示：林副主席的题词，说出了我们革命战士最大最大的心愿，使我激动得热血沸腾，千言万语并作一句话：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而毛主席得到的“永远健康”祝福有多处。比如7月10日第一版，有如下内容：“霍查同志祝毛主席身体永远健康”，该文的标题是《霍查同志接见我红卫兵代表团  祝毛主席身体永远健康。请代表团向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转达阿尔巴尼亚人民的最崇高的革命敬礼。》12月26日是毛主席的生日，第五版文章《红心向着毛泽东》说：“敬祝毛主席永远健康长寿！” “我戴上这枚像章，就表示毛主席在我身旁，我祝愿他老人家永远健康长寿！” 下面展示几件毛主席推广个人崇拜的历史事实。 16.3  毛主席在1958年成都会议上 推广个人崇拜 通过1957年无中生有、消灭民主的“反右派运动”（参见本书20.3.3《消灭民主的反右派运动》），言而无信、食言而肥、肆意施展空前文字狱功夫的毛主席，以权谋私建立起了谁也不敢惹的权势与虎威，彻底摆脱了1956年苏共秘密报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带来的消极影响，以崇拜毛主席为纲、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闹剧、悲剧、惨剧，又可以大张旗鼓地在中华大地上演了。 在1958年3月中共中央成都工作会议上，毛主席横霸而巧妙地为对自己的个人崇拜正名，同时也把反对对自己个人崇拜的人打了一棍子。他说：赫鲁晓夫一棍子打死斯大林也是一种压力，中国党多数人是不同意的，还有一些人屈服于这种压力，要打倒个人崇拜。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反对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打死斯大林有些人有共鸣，有个人目的，就是为了想让别人崇拜自己。有人反对列宁，说列宁独裁，列宁回答得很干脆：与其让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毛主席还说了：“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 。 16.3.1  跟风崇拜者柯庆施、陶铸飞黄腾达 既然虎威空前的毛主席态度鲜明地倡导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的“正确的个人崇拜”、“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批评了“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的反对个人崇拜目的，借列宁之口，明确表示了“与其让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的心声，谁敢不知死活地说崇拜毛主席是不正确的呢？应声虫则又可以大张旗鼓地拍马屁崇拜毛主席了。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说：“我们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目的程度”。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说：“对主席就是要迷信。”率先响应崇拜毛主席的柯庆施、陶铸，不久就得到了奖赏。 1958年5月25日，毛主席就让柯庆施就当上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且差点让他当上了国务院总理，只是由于柯庆施的实际个人能力比之周恩来实在差距太大，而周恩来又服服帖帖地不断写检讨，使得毛主席起用柯庆施、弃用周恩来的想法最终没有落到实处。1961年中共中央成立中央局，柯庆施当上了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陶铸当上了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在1966年5月23日也成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且在8月12日由毛主席亲自确定陶铸为中共第四号大人物。此时柯庆施已死，无法享受更高的权势地位了。 16.3.2不崇拜者彭德怀动辄得咎 彭德怀是不崇拜毛主席的正人君子。1959年1月24日，彭德怀当众讲：“毛泽东是一个人，他在历史上有一定的作用，在关键问题上起决定作用，但对整个历史他不起决定作用。”半年后庐山会议上，彭德怀被毛主席以捏造的“反党集团”、“军事俱乐部”罪名打倒，有作为的人生嘎然而止，进入漫长的受折磨痛苦人生。 1965年10月24日，彭德怀即将离开软禁地吴家花园，中共中央专案组派人前去挂甲屯调查，写出一份《彭德怀在挂甲屯的一些活动》的报告，结尾一段这样写道：“由于彭德怀利用群众的封建落后进行拉拢，加上小恩小惠，处处装出关心疾苦的样子，迷惑了相当一部分人，成年人称他为‘彭老头’、小孩子们都叫他‘彭爷爷’。有的群众说，‘彭老头来了以后，挂甲屯有了福’，‘彭老头是好人，国家都解决不了的问题，彭老头给解决了(指安电灯)’，尤其是吴家花园周围的人，一提起‘彭老头’、‘彭爷爷’，真有点感恩不尽的味道，有的老太太甚至表示永世不忘。” 1966年3月25日，彭德怀在石棉县安顾场渡口，面对汹涌咆哮的大渡河，不禁缅怀当年英勇抢渡的红军战士和舍出身家性命为红军摆渡的船工。红军胜利北上了，当年的船工呢？听说只有一位船工帅仕高还健在，彭德怀很高兴，特地去看望他，详细询问他解放后的生活状况。听说老船工生活上还有困难，临别时彭德怀送给老船工10元钱。 这件事后来被“揭发”，作为彭德怀“是伪君子，施行小恩小惠”、“收买人心”的例证，那位老船工也无辜受累。这使对老船工倾注了无限感激之情的彭德怀无法忍受，大声喝道：“人家是拼着命给红军干的!”“我们给什么能把人家收买得了啊!” 彭德怀怀着感恩的心情送给一个曾经为红军冲出困境出过大力的老船工十元钱，被指责为“是伪君子，施行小恩小惠”、“收买人心”，我不知道毛主席送给生活秘书张玉凤十五万元、护士吴某二万五千元该算什么。也许马屁精会说：“是无产阶级领袖的高风亮节!” 彭德怀的结局非常之惨，参见本书2.6.3《彭元帅痛不欲生》。 16.4  毛主席赞赏林彪在1962年 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 1958年冬天开始，毛泽东统治区进入毛主席人祸大饥荒时期，四年时间饿死五千多万人。1962年1月，人祸灾难还没有过去，中共举行了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参加的七千人大会。刘少奇说：“1958年以来产生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林彪说：“现在这些困难，恰恰是由于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可是我们有些同志，不能够很好体会毛主席的思想，把问题总是向‘左’边拉，向‘右’边偏。”“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林彪肉麻地睁眼瞎说夸赞毛主席伟大、颠倒黑白寻找灾难原因的讲话，与会议的空气不协调，但是毛主席欣赏不已。古代赵高为清除异己指鹿为马，成就了千古骂名，现代林彪为主子摆脱窘境而睁眼瞎说欺世盗名，该当何罪？ 毛主席怀着难以抑制的喜悦心情对会议参加者罗瑞卿说：林彪同志的讲话水平很高，这样的话你们说得出来吗？罗瑞卿答：我说不出来。 鄙人所作史诗性诗词《满江红•第一轮空前浩劫》曰： 小小毛区，五千多万人饿死。毛肆意，空前浩劫，史无前例。睁眼瞎说夸伟大，颠倒黑白找原因。看六亿神州变地狱，谁悲泣？ 多少事，从来实；说瞎话，终无益。想芳名青史，实事求是。指鹿为马臭千古，欺世盗名逞一时。要洗去墨写的谎说，还真实。 深刻理解毛主席非常喜好个人崇拜，灵魂苟活在毛主席阴影下的周恩来，以一种不同于林彪的方式拍毛主席的马屁。1964年7月，按照周恩来的倡议，在北京开始排练吹捧中共革命、号称“史诗”的超大型音乐舞蹈表演剧《东方红》。按照周恩来的意见，《东方红》脚本，对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早、规模最大、1927年8月1日由他和叶挺、贺龙、朱德、刘伯承等人领导的南昌起义只提了一句。罗瑞卿不知道这是周恩来的意见，几次对《东方红》的创作人员说：“对‘八一’南昌起义，为什么不表现？‘八一’是建军节，这是毛主席肯定了的嘛。”有一次，罗瑞卿提出这一看法时，周恩来也在。周恩来立即说：“不能突出‘八一’，非突出不可，那就把我作为批判对象。”他这么一说，罗瑞卿也就再不提此事了。结果可想而知，音乐舞蹈剧《东方红》就基本上变成纯粹歌颂毛主席“丰功伟绩”的东西。 16.5  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实质是“向毛主席学习” 1964年3月5日，毛主席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 雷锋是什么人呢？是个崇拜毛主席、学习毛主席的典型。 1962年 8 月，雷锋被倒退的汽车不慎撞倒的晒衣桩打中了头部，不治身亡。在去世之前，雷锋就是崇拜毛主席的一方名人，不但自己写文章歌颂毛主席，而且还被安排到各单位介绍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方法和心得体会。下面请看1958年雷锋写的一首现代诗，里面就充满了对毛主席的歌颂与神化： 歌颂领袖毛泽东 河流奔腾向海洋， 海上升起了红太阳。 伟大的领袖毛泽东， 领导我们走向胜利和解放。 您领导我们生产建设， 把困难贫穷埋葬。 您领导我们战胜敌人，  把祖国变得繁荣富强。 实事求是地讲，毛泽东一辈子也没有“把困难贫穷埋葬”、“把祖国变得繁荣富强”。 由于雷锋有写日记的习惯，他死后人们发现日记里也有很多非常崇拜毛主席的记载，因此，在崇拜毛主席为纲的畸形社会，雷锋事迹不断往上报，终致毛泽东在1964年3月5日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 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逻辑上推理下去，其实质就是毛泽东题词“向毛主席学习”。 16.5.1  《雷锋成长日记》中崇拜毛主席内容一瞥 下面抄录《雷锋成长日记》中《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的一小部分内容，读者即可感受到雷锋对毛主席的崇拜气息扑面而来： [敬爱的毛主席，我看到您写的《纪念白求恩》这篇文章，深受教育，被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1960年2月15日 我学习了毛主席著作以后，懂得了不少道理，脑子里一豁亮，越干越有劲，总觉得这股劲儿永远也使不完。……     ——1960年3月X日 （一）学习毛主席的立场、观点、方法。 （二）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分析当时历史背景。 1．分析每篇文章对当时革命运动起了什么作用。 2．主席为什么分析这个问题。 3．主席在文章中提出几个什么观点。 4．主席的方法论是什么。 5．联系个人写心得体会。   ——1960年11月X日 今天我没去看剧，在家学习毛主席著作。……       ——1961年2月16日 今天我学习了毛著，主席有一段话，对我的教育最深刻，启发很大。……       ——1961年3月3日 毛主席著作对我来说好比粮食和武器，好比汽车上的方向盘。人不吃饭不行，打仗没有武器不行，开车没有方向盘不行，干革命没有毛主席著作不行。       ——1961年4月X日 向第六届团代会汇报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提纲： （一）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习？怎样学习的？ （二）学习了毛主席著作后，战胜了和泥的困难（冬天）。 …… （十）表示今后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决心。 …… 4．学习毛主席著作与学习国内外形势、党的任务方针政策相结合。          ——1961年4月29日 今天是国庆节，我格外地高兴。在这伟大的节日里，我加倍地惦记着英明的领袖——毛主席。 敬爱的毛主席呀！毛主席，我天天想，月月盼，总想见到您……      ——1961年10月1日 ] 16.6  毛主席批示1966年林彪“天才论”讲话作为中央文件下发 1966年5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林彪发表讲话：“毛主席在全国、全世界有最高的威望，是最卓越、最伟大的人物。毛主席的言论、文章和革命实践都表现出他的伟大的无产阶级的天才。”“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我们现在拥护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以后我们也拥护毛主席……毛主席活到那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如果有谁作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毛主席审阅了林彪的讲话，批示下发了。挂名中共中央的批示说，这个讲话“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件”。“林彪同志把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最高。”要求全党“认真学习，认真讨论，认真领会，把它运用到文化革命和一切行动中去。”从而使这篇讲话在当时发生了广泛的影响。 16.7  毛主席八次接见红卫兵 1966年8月18日，罕见地穿上解放军军装、戴上军帽，并且戴上了“紅衛兵”袖章的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与天安门广场上的一百多万红卫兵和群众一起，举行了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庆祝大会结束后，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浩浩荡荡通过天安门广场的群众和师生。这一天的活动，史称“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 此后每隔半个月左右，毛主席又连续7次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天安门广场上的红卫兵，至11月26日止，8次合计“接见”红卫兵1300多万人，助长了深受愚民教育之害的广大青少年对毛主席个人崇拜的恶性发展。 16.6.1 宋要武（宋彬彬）：《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 1966年8月21日《人民日报》第2版发表了红卫兵宋要武（宋彬彬）的文章《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全文如下： [十八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我看见了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我心里激动极了。当时，我向主持大会的一位同志要求献给毛主席一个红袖章，以表达全体“红卫兵”战士对毛主席的无限信仰，无限热爱。他把我带到了主席跟前。我满怀激情，把“红卫兵”的袖章戴在了我们伟大领袖的臂上。 毛主席高大魁梧，红光满面，身穿一套绿军装，戴着一顶绿军帽，鲜艳的红领章红到了人的心坎上。看见主席这么健壮，我心中感到有说不出的幸福，真想高喊：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毛主席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叫宋彬彬。”主席又问：“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我说：“是。”主席亲切地说：“要武嘛。” 回来后，我心中一直平静不下来，耳边总回响着毛主席的声音：“要武嘛。”这句话深深地触动了我，使我看到了自己离主席的要求差得太远了，给我指出了前进的方向。文化大革命以来，我干的并不好，却见了毛主席。我能亲手给他老人家戴上了红袖章，我感到无比的幸福，也感到十分惭愧，但我干革命的决心也因此更足更足了。我一定不辜负毛主席的期望，要武，要闯，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解放前，我们的革命老前辈就是跟着毛主席，紧握枪杆子，闯江山，打天下，用革命的暴力打出了一个新中国。这就是枪杆子里出政权。“要武嘛”，这个真理过去存在，现在存在，将来也存在。这个真理对中国适用，对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也都适用。 今天，在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要向革命前辈学习，也要武。毛主席身穿绿军装接见百万群众，这也就是要武的精神。毛主席向来教导我们：“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毛主席还教导我们，要“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就是要我们发扬敢闯、敢干的革命造反精神。过去，修正主义的教育制度紧紧地束缚着我们，想把我们革命的棱角都磨光磨圆，把我们磨成不敢造反的文质彬彬的书呆子。今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我们起来造反了，我们要武了！从“彬”到“武”，这反映了人们思想的一个大变动，反映了革命的小将在成长，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事情。 从这三个字里，我们看出了毛主席对革命的下一代寄托了无限的希望。最最敬爱的毛主席，请您放心吧！我们是革命的后来人，我们要做旧世界的叛逆者。我们要造反，我们要革命。我们要冲破一切束缚，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把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砸个稀巴烂。 我们知道，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平坦的，在前进的路上还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是，为了毛主席，为了革命，刀山火海我敢上，惊涛骇浪我敢闯。只要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发扬“武”的精神，天下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我们要在游泳中学习游泳，在斗争中成长。革命的重担我们要挑，革命的大权我们要掌。我们向毛主席保证：资本主义休想在中国复辟。我们不但要让中国在我们这一代手中不变色，而且让它在我们下一代手中也不变色，让它千秋万代红下去，要让红光照遍全世界。 中国的未来是属于我们的，世界的前途是属于我们的。我们一定要发扬“武”的精神，跟着毛主席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前进，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红卫兵”  宋要武（宋彬彬） （原载二十日《光明日报》）] 因为毛主席说“要武嘛”，要武精神迅速普及，彻底破坏文明的“破四旧”运动狂潮迭起。“要武”不但成了宋彬彬的新名字，而且成了很多中学的名字，甚至还成了农村里的村名。1967年2月20日《人民日报》第4版刊登文章《闯出个红彤彤的新农村》，作者是扬州市要武（原双桥）大队十姐妹民兵班班长王瑞英。 16.8  毛主席推广“早请示、晚汇报” 1967年11月13日，毛主席的警卫部队8341部队向毛主席报送《关于北京市针织总厂支工情况的报告》。《报告》中第一次提到了“上班前向毛主席请示”、“下班后向毛主席汇报”等做法。15日，毛泽东批示：“看过，很好”。17日，中共中央转发。除了毛主席势力范围之外鞭长莫及的港澳台地区之外，全国实行。 每天早上，开始学习或工作以前，立正站在毛泽东像前，仰望画像，手握红宝书《毛主席语录》贴胸，由一人带领齐声高呼“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边喊边把“语录本”一起举向上前方，按节奏摆动。之后，由领头人代表大家高声向毛主席画像报告：“敬爱的毛主席，今天我们要遵照您的……教导，决心……”。最后宣布解散，各就各位，这一过程叫做“早请示”。“晚汇报”的程序与“早请示”基本一样。当时鄙人已经过了7周岁，看着好玩也参加过生产队的早敬活动。我家乡叫“早敬”，不叫“早请示”，带有“敬神”的意味。 16.9中共九大崇拜毛主席达到新高度 1969年4月1日至24日秘密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将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提搞到一个新的高度。会议自始至终充满对毛主席狂热的个人崇拜。对毛主席个人崇拜的大颂大赞，在会议文件中比比可见。会上，毛主席每次出现，每次发言都会引起长时间的欢呼。有的代表因喊“毛主席万岁”喊哑了嗓子，拍麻了手，激动流泪过多而伤了眼睛。代表们又大跳“忠字舞”，连一些年逾古稀的老人也不例外。扩展到民间，整个毛统区大跳“忠宇舞”，普通百姓家的大门上大多写上精美的“忠”字。中共九大的各种文件及中央委员会成员的产生全部是“一致通过”的，没有出现任何不同意见。                                                     第十七篇 假象——拥有文化的巨人 真相——践踏文明的魔王 17.1 践踏《联合国宪章》 17.2 践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共同纲领》 17.3 践踏《中华人民共和国 土地改革法》 17.3.1  台湾地区土地改革 17.4 践踏《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7.5 践踏《中国共产党章程》  17.6  数破坏魔王，还看老毛 在一篇名为《毛泽东：五千年文明史上最伟大的领袖》文章中，有下面的内容： [他的诗作，王者之作，气势无比，李白杜甫不能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他的书法，唯我独尊，气势如弘，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他的文风，纯粹的群众语言，大白话，但哲理深刻，一句顶一万句。只有他才能说出这种话。 他不信神，把中国人从几千年来的神权、皇权思想中解放出来。] 如果上述内容是真的，毛主席确实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上最伟大的文化巨人了。可惜实际上全是假的。请看我对上述内容的点评： [任何人只要知道二十五六岁时候的毛泽东在《伦理学原理》一书中写下了目空一切的批注：“盖我即宇宙也”、“宇宙间可尊者惟我也，可畏者惟我也，可服从者惟我也”，这种目空一切的人写出目空一切、气势无比的诗作，就一点都不奇怪了。李白杜甫在目空一切这方面比之毛泽东，肯定是望尘莫及，但是，李白杜甫诗作的文学艺术水平、人文关怀水平比之毛泽东，无疑遥遥领先。 毛泽东的书法——毛草，在毛泽东时代是唯我独尊的，不少人模仿毛草，据说江青模仿很成功，可以以假乱真代毛主席签字。为什么毛草在当时唯我独尊？因为毛主席唯我独尊。离开毛泽东时代以后如何呢？毛草还唯我独尊吗？如果拿整个历史长河的书法而论，毛草实在没有多大地位吧，如果还说是唯我独尊，只能归类于胡扯八蛋。 “一句顶一万句”，是林彪拍毛主席马屁的一个高峰，还有更高的高峰——“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 在毛泽东时代，毛主席就是亿万中国人必须崇拜的神，而且必须无条件接受他的皇权统治。“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林彪言简意赅地将毛主席的神权、皇权统一起来。] 将神权与皇权集于一身而又目空一切的毛主席，无法无天地践踏人类文明度过了后半生二十多年。毛主席践踏过的成文法，择其大者而言，就有《联合国宪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国共产党章程》，下面就谈谈毛主席践踏上述五部大法的历史。 17.1 践踏《联合国宪章》 关于毛主席践踏《联合国宪章》，请看本书3.1《抗联侵韩》、7.4《毛主席与联合国为敌》，此处不再赘述。 17.2 践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有思想、言论……的自由权。” 践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毛主席，把中国人天生应该有而且《共同纲领》特意写明的思想自由权、言论自由权消灭了（参见本书15.1《几亿中国人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消失》）。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十八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国家机关，必须厉行廉洁的、朴素的、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工作作风，严惩贪污，禁止浪费，反对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 对于骨子里喜欢金钱的毛主席而言，接受这个旨在倡导廉洁、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十八条，实在不爽。 1954年毛主席主持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时候，将具有清廉政府工作人员重大意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十八条的内容全取消了，精神也消失了，无论是倡导的“廉洁、朴素”，还是反对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这五个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都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是无所不贪的毛主席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践踏。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对土地和土地所有权多有关注。《共同纲领》“第三条　……有步骤地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第二十七条　……凡已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必须保护农民已得土地的所有权。凡尚未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必须发动农民群众，……实现耕者有其田。”从1955年毛主席猛力推行农业合作社起，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就逐渐挥发掉了，“耕者有其田”成为一句空话，最终农民变成公社的奴隶，这是毛主席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践踏。 17.3 践踏《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 1950年6月30日公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第一条：“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 1954年出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八条规定：“国家依照法律保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和其他生产资料所有权。” 1956年，土地所有权基本上全部转换到了毛主席猛力推行但是却破坏生产关系的高级农业合作社里。 1958年，毛主席大力推行奴役农民的人民公社运动，能够移动的农村户口劳动者、生活资料、生产资料大范围无偿调拨使用，不能够移动的土地所有权就不必提起了。 197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9个字从几亿中国人视线中消失很多年以后，突然再次出现了。在简单到极点的1975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土地所有权”蒸发了，彻底消失了，“土地”两字也只出现了一次：“第六条  ……国家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对城乡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实行征购、征用或者收归国有。”十几二十年时间农民与土地所有权一点不沾边的事实得到了1975年出台的宪法的默认。 17.3.1  台湾地区土地改革 唐太宗曰：“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下面介绍一下蒋介石统治区进行的土地改革，作为一面镜子，让读者自己去比较一下毛泽东统治区土地改革的成功与失败。 1949年，台湾地区开始土地改革。依照《台湾省私有耕地租用办法》的规定，县市组织设置三七五减租委员会，除督导宣传、调处纠纷、评定正产物收获总量外，并执行策划其他有关地租事项，如租约年期的规定、鼓励及保护增产等。 台湾地区政府接着制定了《耕地三七五减租条例》，于1950年6月7日正式公布施行。 1951年，台湾地区拟订了《台湾省放领公有耕地扶植自耕农实施办法》。具体而言，就是将公有（国有、省有、县市有、乡镇有）土地放出去，由种地的农民领回去耕种，农民每年交纳摊还的地价，最长不过十年的时间，该耕地就成了农民自己拥有所有权的土地。 1953年，台湾地区颁布《实施耕者有其田条例》，实施耕者有其田。 由于台湾地区的政府不断协助农民承购土地，台湾自耕农的比例不断上升，截至1984年止，自耕农占农户总户数的比例已经高达82%，半自耕农11%，佃农（即地主保留土地仍依三七五租额缴租的农户）仅7%。 17.4 践踏《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54年9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十四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四年”从来没有实行过。按照宪法，到1974年，全国人大应该完成了五次换届，实际上才完成了两次换届——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59年4月召开；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64年12月召开，往后足足十年光阴，再没有开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毛主席践踏《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十四条昭然若揭、不言自明。 1957年反民主的“反右派运动”，毛主席及其走狗们将五十五万多中国公民打成毛主席捏造出来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右派分子”，实际上就是毛主席践踏《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的自由”。 在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期间，千百万家庭遭到非法抄家，千百万人遭到非法殴打、羞辱，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刘少奇都受到非法身体伤害，老婆孩子全遭劫难不知去向、不知死活，国家主席刘少奇本人被非法软禁、折磨，直至1969年死亡以后被毛主席的爪牙改名为刘卫黄而偷偷地火化，他的老婆王光美、孩子刘源等人十年以后才见到凉透了的刘主席骨灰，实际上就是毛主席践踏《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八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 17.5 践踏《中国共产党章程》 1968年10月，中共中央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这次全会，主要目的是为了完成打倒刘少奇的组织手续。为了毛主席一切顺利，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肯定是不准出席的了。这实际上践踏了1956年中共八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三条之五:“在党组织对自己作出处分或者鉴定性的决议的时候，要求亲自参加。”出席这次扩大的中央全会的共有133人。包括刚从软禁状态中放出来的胡耀邦等人，八届中央委员准许参加这次全会的只有40人，不够还活着的87个中央委员的一半。在开幕会上，违反《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三十三条依次递补的党规，从候补中央委员中，随毛主席之意挑选了10个候补委员为中央委员，另外还有剩下的9个候补中央委员，总共59个第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参加这次中共中央扩大的全会，比当时还活着的中共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165人的零头还少一些，具体而言不到36%，也不到这次中共中央扩大的全会参会人数的45%。被扩大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等共74人，占会议成员总数的55%还多。这些连候补中央委员身份都没有的人，不仅同中央委员一样有表决权，而且一些人还被毛主席指定为组长、副组长，比如江青等人。后来发现扩大而参加中共中央全会的74人当中，有1人当时还不是中共党员。我看这次会议叫“中央文革扩大会议”比较靠谱。毛主席糟蹋中国共产党真够无法无天的。 其实到1968年都不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毛主席早就把《中国共产党章程》践踏得如同烂纸浆了。 1956年9月中共八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三十一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五年。”第三十三条：“党的中央委员会任期五年。” 从来没有实行过。 若按中共党章，1961年就应该召开中共九大了，1966年就应该召开中共十大了。1968年10月还开什么挂名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一切皆由毛主席的私心随心所欲而来。由于毛主席1958年起制造了空前人祸，大失民心、党心，如果1961年召开中共九大，毛主席是否还能继续走在“掌握大权最重要”的以权谋私之路上，很不保险，所以中共九大不能按时举行了。以后随着刘少奇、邓小平名望的上升，在没有把他们打下去之前，中共九大只能无限期延期举行。借助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文革大动乱把刘少奇、邓小平等一大群中共高层人物打下去以后，江青在一次接见群众组织代表时揭示了以前不开九大的奥秘：开会的时机要有利于“以毛主席为首的司令部”。……一个个被斗倒批臭，问题自然都解决了，再开九大，进入中央的自然都是“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了。 17.6  数破坏魔王，还看老毛 毛主席写的诗词中，最著名也是最显目空一切特点的，莫过于《沁园春•雪》：“……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范文澜把这首词译成白话文，发表在1946年10月20日《人民日报》上：“……中国国土这样的好，引起无数英雄争着要。可惜那，得到胜利的皇帝，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武功虽然很大，对文化的贡献却嫌少。名震欧亚的成吉思汗，只懂得骑马射箭打胜仗。这些人都过去了，算算谁是真英雄，还得看今朝。” 毛主席对人类文化、文明有何正面贡献可言？没有。只有负面的贡献——那就是让知道真相的人明白毛主席的骗术有多么高明，被骗的结果多么可怕，小心上当受骗。 我在此借用毛主席诗词《沁园春•雪》的结尾，改动六个字，用来评价破坏人类文明的毛主席“俱往矣，数破坏魔王，还看老毛。”                                             第十八篇 假象——共产主义者 真相——惟我主义者 18.1 以崇拜毛主席为纲 18.1.1 打倒武训 18.1.2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18.1.3  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 18.1.4  肃反运动 18.1.5  取消中国人的思想自由 18.1.6 毛主席收获惊人 18.2  打肿中国人的脸毛主席充胖子 18.3  不解决中国人的吃穿用问题 搞什么“三线建设” 18.4  掌握大权最重要 18.5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无耻是无耻者的护身符 18.5.1  对付批评的 毛氏万能挡箭牌 1848年2月，人类历史上共产主义运动的标志性著作——《共产党宣言》第一次以单行本形式在伦敦出版了。1920年8月，最早的中文全译《共产党宣言》出版了，翻译者陈望道。在这本《共产党宣言》上，马克思不叫“马克思”，而是“马格斯”，恩格斯不叫“恩格斯”，而是“安格尔斯”，因此，封面印着“共产党宣言”、“马格斯、安格尔斯合著”。 《共产党宣言》宣称：“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 《共产党宣言》还描绘了一幅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前景：“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中国共产党以共产主义作为追求的最高理想，作为中共长时期的最高领袖，毛主席自身如何实行“消灭私有制”呢？说来令人惊讶，彻底反其道而行之——毛主席充分享受私有的乐趣，而且更令人齿冷的是享受化公为私的私有乐趣。毛主席不但独一无二地享受贪物、贪吃、贪玩、贪色、贪保健、贪房子、贪茶烟酒的乐趣，而且贪钱成为了港澳台之外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十几亿中国人中最最有钱的人。（参见本书1.3《毛主席的存款惊人》和第二篇《假象——他为人民谋幸福；真相——他为自己谋私利》） 在毛泽东时代，所有中国人的自由发展愿望都被取消，只有毛主席一个人例外。亿万中国农民确实曾经被毛主席钟情的人民公社化运动所迫实行连做饭的铁锅、锅铲都归公的共产主义运动，但是《共产党宣言》所示共产主义社会“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不见踪影。只有超级奴隶主、惟我主义者毛主席得到了自由发展。（参见本书第十五篇《假象——伟大解放者；真相——超级奴隶主》） 1917年至1918年之间毛泽东写在《伦理学原理》一书中的批注：“盖我即宇宙也”、“宇宙间可尊者惟我也，可畏者惟我也，可服从者惟我也” ，实际上就是毛泽东最直白的惟我主义宣言。从“我即宇宙也”，很容易引申出“我即党也”、“我即军队也”、“我即国家也”、“我即人民也”，有了祸根“宇宙间可尊者惟我也，可畏者惟我也，可服从者惟我也”的思想，只要有机会就实行“中国共产党内可尊者惟我也，可畏者惟我也，可服从者惟我也”、“中华大地可尊者惟我也，可畏者惟我也，可服从者惟我也”、“地球上可尊者惟我也，可畏者惟我也，可服从者惟我也”，随意践踏一切人间规则，就一点都不奇怪了。 看透了毛主席是惟我主义者，那么对他一些不可思议的行为就一目了然了。 为了实现惟我主义者的世俗理想——惟我独尊，毛主席推行心照不宣的“以崇拜毛主席为纲”，为了方便打击不够驯服的人，毛主席推行广而告之的“以阶级斗争为纲”。 以崇拜毛主席为纲，其余都是目，纲举目张，这就是毛泽东时代支撑社会的脊梁。以阶级斗争为纲，其余都是目，纲举目张，则是毛泽东时代面对世人的脸面。无论是脸面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是脊梁以崇拜毛主席为纲，都是祸国殃民的。 毛主席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惟我主义者。他实行“宇宙间可尊者惟我也，可畏者惟我也，可服从者惟我也”的惟我主义，卑鄙无耻地肆无忌惮祸害人类二十多年。 18.1 以崇拜毛主席为纲 以崇拜毛主席为纲，说白了就是在全面愚民的基础上崇拜毛主席，所以关键是消灭民智，实行愚民政策。愚民的第一步，是强行改造知识分子的思想，强迫他们脱胎换骨变成驯服的奴才，为培养缺心眼只知道死心塌地崇拜毛主席的年轻一代追星族出力。文革前期为毛主席充当打手毁灭中国文化的主力军——红卫兵，就是疯狂追星族的代表群体。 18.1.1  打倒武训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序曲，是毛泽东夫妇联手，将行乞兴学、道德高尚、广受民间好评的武训诬蔑成罪大恶极的坏人，铲除这座旨在开通民智的灯塔。 武训（1838.12.5－1896.5.24），山东堂邑人，原名武七，“训”字是后来清朝政府嘉奖他“行乞兴学”、“为天下后世训”而替他取的名字。武七出身贫苦，父母早亡，深受不识字之苦。二十岁时立下誓言，要苦行修学，普及识字，开通民智。他讨饭、打短工、变戏法，居不求安，食不求美，终身不娶，服褴褛，卧无枕，锱铢累积，受尽非人的苦难。1888年50岁时办起了第一所“崇贤义学”，免费让贫苦孩子入学。第二年，他又在馆陶县办起了第二所义塾。临终前的1896年，武七在临清办起了第三所义塾。武训的精神广为后人敬仰效仿。1944年，大教育家陶行知说：“武训精神可用三无与四有来回答。一无钱，二无靠山，三无学校教育。有此三无，照一般想法，那能做什么事？可是他有四有，即：一有合乎大众需要的宏愿，二有合乎自己能力的方法，三有公私分明的廉洁，四有尽其在我，坚持到底的决心。”1951年2月，从1947年7月开始拍摄、孙瑜编导、赵丹主演的电影《武训传》公映后，北京、天津、上海三城市的报刊上发表歌颂电影及武训本人的文章40余篇，号召人们学习“武训精神”。2月21日晚，在中南海小礼堂由周恩来和胡乔木出面召集，放映了电影《武训传》，参加观看的有100多位中共中央负责人。在长达3个小时的放映中，获得了不少掌声。朱德表现得最活跃，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还和导演孙瑜握手，肯定道：“很有教育意义。”总之，对于武训和《武训传》是“好评如潮，口碑载道” 。 电影《武训传》的主题歌《武训赞》，孙瑜作词，章钧谱曲，歌词内容如下： 大哉武训  至勇至仁 行乞兴学  苦操奇行 一囊一钵  仆仆风尘 一专一瓦  累积成金 街头卖艺  市上售歌 为牛为马  舍命舍身 世风何薄  大陆日沉 谁启我愚  谁济我贫 大哉武训  至勇至仁 行乞兴学  千古一人 在孙瑜著《武训传》结尾处，还有这样一段话——女教师说：“我们纪念武训，要发奋用功来迎接文化建设的高潮；要认识他的勇敢的、典型的中华民族的崇高品质；要学习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忘我精神。”  这应该是影片结尾处女教师在武训祠前面对孩子们说的话。 如果中国社会按照开通民智的思路发展下去，毛主席至私之“以崇拜毛主席为纲”根本就没法实行下去，所以毛主席必然出手诬蔑武训、陷害武训、封杀武训，以儆效尤。不说别的，就冲《武训赞》开头四个字“大哉武训”、结尾四个字“千古一人”，毛主席就必然要将武训消灭掉——千古一人的大哉人物由你武训当了，我毛泽东往哪里摆？1951年灭掉了“千古一人”的武训，到1966年毛主席享受林彪的称赞：“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毛主席是世界最大的天才。”该是多么舒畅。 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毛主席撰写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人民日报》同期还在“党的生活”专栏发表短评，通告了中共中央对批判电影《武训传》的组织要求：每个看过这部电影或看过歌颂武训的论文的共产党员，都不应保持沉默，都应当积极起来自觉地同错误思想作斗争。如果自己犯过歌颂武训的错误，就应当作严肃的公开的自我批评。昆仑影业公司得到指示，立即通电各地，停映《武训传》。毛主席的文章和相关措施如同一串晴空霹雳，震得人们莫名其妙、惊慌失措、失魂落魄。 毛主席刮起的狂风之大，甚至把郭沫若这么一个在科学文化考古方面、文学创作方面都有巨大成就的大家、著名的无党派民主人士，变成如同墙头草一样的东西——随风倒。在毛主席的社论发表10天以后，曾经高度评价武训为“圣人”、赞扬武训勤苦推行普及教育的“武训精神”的郭沫若，时任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主席、中央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于6月1日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了《联系着武训批判的自我检讨》。在文章中，郭沫若首先对于往日自己对武训的歌颂，作了自我批评，然后对武训展开了违心的批判，特别指出了由于“武训和我们的时代相隔较远，历史的真相模糊了，而又不会加以研究”，就容易被武训表面上一些刻苦行为所蒙蔽。他认为，武训的以身作则是一种“奴化教育”，“事实上是比奴化教育本身，尤其值得诅咒”。殊不知毛泽东时代亿万人必须忠于毛主席的教育，才是真正的奴化教育，使得亿万中国人不但奴于身，而且奴于心。 1951年6月，人民日报社和文化部联合组织武训历史调查团，赴山东进行了20余天的调查。所谓调查，主要是个形式，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证实毛主席5月20日社论已经捏造出来的结论。在调查团中，最关键的成员是毛主席的夫人江青。调查团成员、当时堂邑县委书记段俊卿回忆说：“江青一到堂邑就明确告诉县委，调查就是为了证明武训是坏人。”县委没办法，只好作动员，明确告诉被调查者“只能拣坏的说”。当调查团一再强调武训是坏人时，老百姓不理解，有人问：“怎么土改斗完了地主，又斗开武训了？” 毛主席很重视调查团上报给他的“调查记”，在各个部分都改写，还加了一些段落。最后由毛主席修改定稿。毛主席定稿的《调查记》，极尽诬蔑武训之能事。《调查记》最后结论说：“武训是一个以‘兴学’为手段，被当时反动政府赋予特权而为整个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1951年7月23至28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武训历史调查记》，后来又单独出版了小册子，从而把对武训和《武训传》的批判推向了最高潮，也为武训和《武训传》的性质定了案。袁晞以历史资料为根据，总结起来一句话：“毛泽东坐在家中信笔一改，武训便被扣上了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三顶大帽子。” 有心看看毛主席创作《武训历史调查记》真相的人，阅读袁晞著《〈武训传〉批判纪事》即可。 18.1.2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 打倒武训作为序曲唱罢，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正式上演。这种思想改造运动，实际上是践踏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宪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行为，因为《共同纲领》第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有思想……的自由权。” 1951年9月，毛泽东统治区开始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大知识人，在劫难逃，小知识人，也难逃劫难。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要求这些有知识的人向居于优势地位的中共党组织表示忠诚，老实交代清楚自己的历史，开展自我批评，接受外来的批评，学习毛主席思想。是否改造好了，关键是看能否通过充满个人崇拜思想，已经奴在心的群众的关口。从大知识人到小知识人，整个毛泽东统治区的知识人，都受到了一次奴在心的思想改造。好些知识人受不了奴在心为目标的思想改造的折磨而自杀。 当时是南开大学学生的康国雄回忆说：“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先由校方召开动员大会，把同学们都发动起来，批判一些有声望的教授，同学们按照上面的意图准备发言内容，上纲上线批判一通。不管批得对不对，牵强附会似是而非的观点都可以在批判会上发挥，因为对方没有发言和辩护的权利。” 带着崇高的报国之心和满腔的报国之情，抛弃美国的优厚待遇于1950年3月回到祖国的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在数学界首当其冲，经过半年多的折磨，低头检查了九次才通过。小知识人——中学教师米嘉瑞，只因同事认为他有些骄傲，在思想改造运动中便被扣上帽子，连续批斗3天后，精神失常，最后竟被逮捕而死于狱中。 开通民智的思想被封闭，为以后祸国殃民的、疯狂的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预先平整了土地。1954年毛主席主持修订宪法的时候，将中国人天生应该有而且《共同纲领》特意写明的思想自由权取消了。 18.1.3  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 当然还是有改造不好的知识分子，毫无疑问胡风先生是一个。 鲁迅的密友胡风，杰出的文艺理论家、批评家和诗人，早在“解放”前就提出与挂名毛泽东著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同的文艺观点。1954年7月，胡风向中共中央送了一份27万多字的报告《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就文艺问题继续陈述自己的意见。该报告凝聚了胡风对违背文艺发展规律的理论原则与领导方式的深刻剖析和强烈愤慨。胡风戳痛了以崇拜毛主席为纲的社会脊梁，难逃倒霉命运。 毛主席凭空断言胡风等人是“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这个反革命派别和地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于是，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演变成了政治上、组织上的“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在揭批、清查过程中，有2100余人受牵连。到1956年底，有78人被定为子虚乌有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其中23人被定为骨干分子，被实行了专政。 鄙人家乡广东兴宁墨池村，也有一个反胡风运动的受害者——卢怀光。抗战前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5月曾经担任中共兴宁县临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的文人卢怀光，虽然他跟胡风没有什么通信联系，但是被毛主席胡吹出来的“反胡风”狂风波及之下吹进了监牢，失去了人身自由。虽然卢怀光最终脱身于“胡风分子”陷人坑，但是如同断线的风筝，公职没了，虽经努力，难以续上。失去了共产党党籍回到农村劳动改造的文人卢怀光，在文革期间面对被“革命群众”活埋的威胁后，死于自杀。 18.1.4  肃反运动 1955年5月，毛主席捏造了胡风反革命集团，以此为引子，开展了“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进而扩大为整个毛统区的肃反运动（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运动）。1955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指示》作出了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或其他坏分子均占5%左右的估计。这次肃反运动，经过两年多一点的时间，到1957年基本结束。在1800多万职员和人员中，确定10万多名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冤枉了多少人，难说得很了。肃反运动，为后续的反右运动预埋了地雷。在1957年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中，专门规定了一项：“攻击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的，应划为右派分子。文人杜高，逃得脱被肃反的厄运，终于逃不出右派分子的厄运。 18.1.5  取消中国人的思想自由 通过1950年3月开始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参见本书20.3.3《杀鸡骇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通过1955年5月开始上演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通过1955年7月开始的肃反运动，通过1957年6月开始的消灭民主的反右派运动（参见本书20.3.3《消灭民主的反右派运动》），通过1959年9月开始的无中生有反右倾运动（参见本书9.3《倒行逆施、雪上加霜的反右倾运动》），中国人的思想自由被彻底取消。 18.1.6  毛主席收获惊人 实行以崇拜毛主席为纲的愚民政策，毛主席收获惊人。本书8.4.1《老百姓狠斗“私”字一闪念》所述狠斗“私”一闪念的年四旺，就是典型的愚民。这种愚民，很多过了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的几十年仍然执迷不悟。广州《老人报》2007年8月8日第8版文章《那一年我九死一生》的作者晓歌女士，毫无疑问属于不醒悟的一族。她在文章中写道： [1969年初，我报名去江西峡江县插队。刚要走，却查出扁桃腺肿大化脓。匆匆入院做手术，出院后一周就下乡插队了。当时身体十分虚弱，连稀饭都难以下咽，但我没有任何的犹豫，心已飞往革命根据地。 到生产队后，我便和同学们一起出工。扛毛竹、插秧、翻土、挑牛粪。我开始腹泻，无论服什么药都无济于事，腿脚肿起来了。那时我才十七岁，靠“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支撑着，又觉得自己“出身不好”，更要经历脱胎换骨的改造，所以坚持天天带病出工。 两个月下来，我竟瘦掉了三十斤，还开始拉带脓血的大便，下腹隐隐作痛。有一天晚上，我突然又吐又泻，发起了高烧，还不停地说胡话，神志不清。女知青们吓坏了…… 第二天清早，大队民兵营长把我从山坡上的知青屋背下来，拖拉机上面放着一张竹床，垫了三床被子，他们又给我盖了三床被子，但我仍在打寒颤，连抬抬头挥挥手向大家示意的力气都没有…… 到了公社卫生院，我很快得到了抢救。我父母闻讯后，焦急万分，哥哥来赣将我接回了上海。回沪后换了好几家医院，过了两个多月才查出我肠子里长了个瘤子，随后开了刀。 手术后，我没有听从家人的劝告，很快就返回江西。…… 一晃三十年过去了，那时候拼体力拼青春留下的疾患随着更年期的到来越发加重了。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身体这么差？我知道那是知青生涯留下的，但我仍不愿诋毁那令人刻骨铭心的岁月……。我们虽然丧失了在课堂上学习文化科学知识的最佳时机，但在艰苦的生活中得到了磨练…… 那一段人生经历，对我来说，是一笔终身的财富，是一段珍贵的阅历，是一门深刻的课程，令人永远难忘。] 以崇拜毛主席为纲的愚民政策，将亿万中国人变成单向思维只会考虑工作，不会正常考虑生活的工蚁式体力劳动者。晓歌女士从小到大一直受愚民教育，不顾自己的身体状况极差也要积极参加体力劳动，就是毛式愚民政策的典型成果。青春少女如同无头苍蝇一样只知道拼体力拼青春干活，实际生活中受苦受难的她，过了三四十年仍然赞美而不愿“诋毁”那个无数人经历而且自己亲身经历无谓九死一生劫难的岁月，此女崇拜毛主席思想中毒之深肯定已经到了病入膏肓的程度了。 18.2 打肿中国人的脸毛主席充胖子 先请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大辞典》第663页一条内容： [毛主席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伟大方针的胜利——欢呼我国成为一个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社会主义国家   1969年5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蔡正”的文章。文章透露，从1950年到1958年，中国先后发行过6次公债，发行总额为38．4亿元，加上应付利息9．8亿元，还本付息总数共计48．2亿元，已在去年年底全部还完。在中国建设初期，特别是在抗美援朝期间，苏联曾向中国提供过援助借款，本息总共14．06亿新卢布。此项外债，中国一直按期归还，已经在1965年初提前全部还清。] 1965年初提前全部还清外债，这是自私的毛主席好大喜功打肿中国人的脸由毛主席冒充胖子的成就，遭灾难的是穷困的亿万中国人。 1960年，正是中华大地每天成千上万饿死人的时候。7月16日，苏联以中国不信任苏联专家、不尊重苏联专家建议以及向苏联专家散发反苏文章为由，照会中国政府，决定单方面决定召回全部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毛泽东即于18日在北戴河会议上大谈自力更生问题。虽然苏联照会并未提出还债问题，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却指示周恩来算一下要多少年还请苏联欠帐。周恩来把帐算出来了：尚欠79亿卢布。他说，按80亿卢布算，过去我们每年还他5亿左右的样子，如果按5亿左右算，我们要16年才能还清。如果提高一点，每年按8亿算，那我们要10年才能够还清。其实我们欠苏联的债务152亿卢布里面，真正经济建设所用只占四分之一，其他四分之三都是抗联侵韩的时候苏联卖给我国的军火费。 毛泽东说，各地方、各部门要下决心把东西挤出来。延安时期那么困难，我们吃辣椒也不死人，现在比那个时候好得多了，要勒紧裤腰带，争取五年内把债务还清。于是政治局决定，各省成立外贸小组，把钱挤出来还债。 如此困难的时候把钱财、物资集中起来提前还债，真是打肿中国人的脸让毛主席充胖子。 实际上苏联不但没有逼债，而且还帮助我国渡过难关。 ①被动借粮。1961年，周总理出差到东北，看到东北粮食困难，提出向苏联交涉，就近向苏联的远东借二十万吨粮食。这样做了，使东北的粮食困境及时得到缓解。 ②主动借糖。中华人民共和国贸易部长叶季壮，1961年4月在莫斯科发表讲话，对于苏联政府“提出不计利息现在借给中国五十万吨糖，以后由中国以同等数量归还”表示感谢。《人民日报》1961年4月10日第3版《中国对外贸易部长叶季壮的讲话》摘录于下： [苏联政府同意我们1960年贸易业务中的欠账在今后五年内分期偿还，并且不计利息。还提出不计利息现在借给中国五十万吨糖，以后由中国以同等数量归还。我们认为，这些对于我们克服暂时困难来说，是重大的帮助和支持。我们永远珍视、并且衷心感谢苏联共产党、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给我们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援助。] 大饥荒刚结束不久，1963年12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宣布，我国不仅克服了困难，而且，“在我们最困难的这几年，正是我们偿还外债最多的几年”。惟我独尊的毛主席多有成就。 不顾中国人的饥寒交迫而提前还债，已经离谱，更离谱的是不顾中国人的饥寒交迫而撒钱到外国给毛主席买名声，参见本书7.8.1《毛主席对外撒钱不得了》。 18.3  不解决中国人的吃穿用问题 搞什么“三线建设” 国家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在于改善国人的生活，如果国人的生活长期不能得到改善，经济发展实际上就失去了意义。 1964年5月10日、11日、13日，毛主席连续三天听取国家计委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编制汇报。国家计委这个计划是以解决吃、穿、用为第一位的，事先听取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的意见，现在是征求毛主席的意见。 事隔14天，毛主席提出了一个新的设想：搞三线建设。这可是一个大的战略构想，是大调整、大行动。改变了首先解决老百姓吃、穿、用的计划方针，提出以国防建设第一，加速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的指导思想。至于农业的发展，毛主席提出主要靠大寨精神，因而减少了对农业的投入。 毕竟是活人，奴才们也希望过上“吃穿用”宽松一点的生活，因而6月份他们就做出了抓“吃穿用”与三线建设并重的努力，毛泽东思想受到了一点点抵抗。 8月6日，毛主席利用美国驱逐舰与越南海军8月2日在北部湾发生激战这件事，在中国政府抗议美国侵略越南的声明稿上批示：“要打仗了，我的行动得重新考虑。”8月中旬，毛主席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两次指出，要准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侵略战争。现在工厂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不利于备战。这次会议决定，首先集中力量建设三线，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保证。第一线能搬迁的项目要搬，明后年不能见效的项目一律缩小规模。于是，调整后的“吃穿用加三线”的“三五”计划指导思想再度发生变化，放弃“吃穿用”全力确保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终于确立。 8月30日，关于三线建设的第一份文件——《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正式出台。首先，报告确立了今后不在一线，而是转入二线、三线建设的战略方针。其次，报告制定了一线的重要工厂、学校、机关向三线迁移的重大措施。最后，报告提出了三线建设“靠山、分散、隐蔽”的选址原则。 在毛主席的三令五申下，“三五”计划进行了重新调整。毛统区的大批资金逐渐投入了三线；东南沿海的不少工厂、科研单位一分为二，一部分搬迁三线，一部分留在原地；几百万建设者离开家乡，从四面八方奔赴三线。此后的十年中，投资总额近2000亿元、占毛统区同期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43.4%，大中型项目占48%。由于过分强调备战，贯彻“靠山、分散、进洞”的愚蠢方针，缺乏全面规划，造成投资近一半未发挥作用，劳动生产率、资金利润率都很低，损失严重。自1973年起，逐步压缩三线投资。 毛主席为什么不解决中国人的吃、住、用困难却要搞三线建设呢？根本原因是毛主席很自私。从1949年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到1964年已经进入了第十六个年头，快满十五周年了，往后的五年计划居然还是以解决吃穿用为第一，这种事情怎么能青史留名呢？太没有面子了吧。既然在解决国人衣食问题上无论如何都无法与唐宗宋祖相比，那么就学习秦始皇吧。虽然有民怨代表作孟姜女哭长城的悲惨故事，秦长城还是作为秦始皇的大功绩写在历史书上的。毛主席就弄一个改变工业布局的三线建设留点名声吧。1964年冬开始的浪费巨大、劳民伤财、祸国殃民的三线建设，跟1958年开始的浪费巨大、劳民伤财、祸国殃民的大跃进运动没有什么本质性的差别，都是唯我主义者毛主席好大喜功带来的灾难结果。 看不见现代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科技知识短缺、人文关怀意识缺失的侏儒型惟我独尊者毛主席，不但把现实存在的国人改善生活的要求完全抛在一边，而且大规模破坏他们的生活，还把从亿万中国人那里抽取出来的民脂民膏集中起来扔进荒山野岭，腐烂掉了。 18.4  掌握大权最重要 毛主席是惟我主义的极权主义权力狂，这应该是毫无疑问的。请看《中华人民共和国风云实录》第1091页的部分内容： {两报一刊号召“夺权”    1月16日，《红旗》杂志第2期发表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号召夺权。文章传达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 22日，《人民日报》发表经毛主席审定的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更加明确地要求展开全国全面的夺权斗争。社论说：“一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展开夺权斗争的革命风暴，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下，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席卷全中国，震动全世界。”……社论指出：“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权，就没有一切。千重要，万重要，掌握大权最重要！……”社论还说：“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展开全国全面的夺权斗争”，是“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伟大历史任务。”} 上述史料谈到1967年1月16日发布了毛主席关于夺权的“最新指示”，1月22日发表了更加有分量的夺权社论。毛主席审定了夺权号角似的《人民日报》社论，这肯定没有错，但是我认为毛泽东的作用不仅仅是审定那么简单。这篇文章，要么就是毛泽东亲自写，要么就是奴才秉承毛主席的旨意起草后由毛主席修改而成，无论具体情况如何，该文核心“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权，就没有一切。千重要，万重要，掌握大权最重要！”只能来自毛主席，其他人就算有这份狂想，也没有这份胆量、没有这份权力写出来。 这篇挂名《人民日报》社论的文章，在头一天1月21日就由新华社通告天下，让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的报纸同时刊登在头版显著位置，展示了毛泽东时代“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权，就没有一切。千重要，万重要，掌握大权最重要！”的历史风采。 《江西日报》1967年1月22日发表《人民日报》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内容比较有意思，充分体现毛主席一言堂的特色： [新华社北京二十一日电   《人民日报》二十二日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全文如下： ……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权，就没有一切。千重要，万重要，掌握大权最重要！……] 毛主席无所不贪，充分体现了毛主席实践“有了权，就有了一切”的惟我主义人生追求。 18.5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无耻是无耻者的护身符 毛主席使用卑鄙无耻的欺骗手段、权力手段、权势手段，在中华大地肆意践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国共产党章程》等等成文法，随心所欲肆意以无中生有捏造的罪名打倒彭德怀、刘少奇等等生死战友，其实毛泽东就是卑鄙无耻的小人。最卑鄙无耻的毛泽东的一生，为“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无耻是无耻者的护身符”做了最好的注解。 18.5.1  对付批评的毛氏万能挡箭牌 毛主席后半生做了那么多错事，失败也非常明显，使得中国共产党的事业不断遭受惨重损失，为什么他个人的惟我主义能够进行到底？关键是毛主席有一套对付批评的挡箭牌，能够将所有针对他个人的批评挡住，这样他就可以收拾那些敢于提出批评的人。从田奇庄、王卫星著《毛泽东建国后如何对待批评》，可以略见毛氏万能挡箭牌的概貌，部分抄录于下： 毛泽东对付批评有自己独到理论。 一是指头论。面对批评，毛泽东总是用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关系说事。强调不能用个别否定整体，否则就是别有用心。 二是群众运动天然合理论。他总是强调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要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保护群众积极性。群众运动如果能在科学、法治的轨道上运行当然好。问题在于，群众运动一旦起来，大都会否定科学，践踏法律。其实毛泽东只是利用所谓群众运动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红卫兵打倒刘少奇后被赶到农村就是证明。 三、方向论。毛泽东动不动就强调必须看大方向、看主流，不要纠缠枝节问题。实际上是既不让批评小问题，更不让批评大问题。一些道德品质十分恶劣的官员，只要善于窥测方向，站到极左路线一边，就能得到提拔重用。实事求是的官员，道德水平再高也会遭殃。 四、敌我论。查批评者的家庭出身、一贯表现、社会关系和历史问题，甚至把平时的牢骚怪话上纲上线，随时可以将一个人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笔者七十年代初曾在一家国有煤矿当采煤工，采区支部书记有句口头禅：谁也不要觉得自己了不起，把你的豪言壮语总结总结，你可以成为劳模标兵；把你的牢骚怪话总结总结，就可以把你打成反革命，谁不服就试试。 五、立场论。一事当前先看阶级立场。同样一句话，贫下中农说出来是认识水平问题，黑五类说出来则是立场态度问题。路线斗争立场则更上一层楼：贫下中农红五类如果同情或站在所谓错误路线一边，照样会严惩不贷。 第十九篇 假象——艰苦朴素的伟人 真相——奢侈浪费的人渣 19.1  毛主席破衣烂鞋中的民脂民膏  19.2  毛主席食住行玩耗费巨量的 民脂民膏 19.3  太空播放造神曲《东方红》 耗资巨大 毛主席自己有天文数字的私人存款，拿成千上万的金钱给妻子、二奶、三奶、X奶、保镖头目去花（参见本书1.3《毛主席的存款惊人》、1.4《毛主席的富豪行为》），这本来也属于人之常情，但是，头戴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大帽的毛主席却又要表现无产的样子，时常穿破衣、破鞋、破浴衣来标榜朴素，甚至见外国贵宾也穿破衣、破鞋，对外显示一个艰苦朴素的假象。2003年毛主席诞辰110周年前后，那些破衣、破鞋又作为毛主席艰苦朴素的物证风光了一把。挂名作者毛岸青的《纪念父亲诞辰110周年》，把毛主席的艰苦朴素写到了极点： [您不但在饮食上保持着节俭的习惯，在穿着上也十分俭朴。平时只有两套外衣替换着穿。内衣到了补得不能再补的程度才不得不换上件新的。一双深褐色皮鞋，只有在参加大型会议或会见外宾时才舍得穿上。在您身边工作的叔叔阿姨们后来回忆说，这双皮鞋是您主持开国大典时穿过的，后来鞋面上出现了几条裂纹，颜色也褪了不少，鞋后跟的外侧磨去了约一厘米厚。工作人员多次提出做双新皮鞋，您总回答说：“还能穿，还能穿！”] 猫喜欢吃腥，狗喜欢吃屎，毛泽东喜欢睡硬木板床，喜欢穿破衣烂鞋，这是天性使然，不必说这种天性好或者不好。毛泽东在陕北的时候，睡不惯火炕，走到哪儿都是睡门板。有一次住老乡家，房东的门板卸不下来，他不得不睡一次火炕。房东家的孩子是县里的干部，回到家里听说了，埋怨母亲一番，当即锯了门轴，夜里卸下门板当床，毛泽东比头一天少吃一次安眠药便睡着了。毛泽东到全国各地旅游，都是睡硬木床，从来不睡那种柔软富于弹性的沙发床、席梦思。毛泽东从来不穿新鞋，一双新鞋拿来，总是先叫警卫人员或卫士代他穿一段时间，鞋子旧了，他才要回来自己穿。 再举个例子说说毛主席与一般人不同的特殊爱好：1950年12月16日，毛泽东到达苏联莫斯科给斯大林拜寿，住在苏方安排的贵宾别墅——孔策沃别墅，当晚把两位漂亮的苏联女服务员吓得直往外跑，因为毛主席没有躺在又宽又大的沙发床上睡觉，而是躺在地板上睡觉。第二天，中国大使馆为毛主席送来了一张专门为他新加工的木板床。这实际上是中国人的民脂民膏化水的事情，也是有损国家形象的事情。 19.1 毛主席破衣烂鞋中的民脂民膏 2005年12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新宇的文章《爷爷激励我成长》，再次宣扬毛主席的艰苦朴素：“爷爷一生艰苦朴素，穿过的两件睡衣打着59个和67个补丁。” 但是，毛主席的破衣烂鞋中有大量的民脂民膏。举例来说吧。 例一、1966年6月毛泽东住进了韶山滴水洞行宫，带去了旧被单、旧草席和补丁拖鞋。秘书将破鞋交给韶山的工作人员，让他拿去补一下。工作人员一看，这是什么拖鞋呀！鞋底早磨穿了，已经修补过好几次，不能再补了。秘书告诉他：“我说不能再穿了，主席却坚持说补好还能穿。”工作人员只好照秘书的吩咐，把鞋带到长沙，请技术比较好的师傅修修。可是，在长沙一连找了三四家鞋店，补鞋的师傅提起来弹弹灰，都是摇摇头，一句话：“换双新的吧，这拖鞋没法子修了。”工作人员既不便讲是毛主席的拖鞋，又不能不予修补。最后，他们找到一位耐得烦、功夫细的老鞋匠，好说歹说，又当下手又递烟，总算补纳好了。拿回滴水洞后，毛泽东穿了很满意。 为了修补毛主席私人的一双破拖鞋，拿公家钱吃公家饭的人开着公家的汽车到处寻找补鞋匠，费尽心机才完成任务，虽然事情不大，实际上损公肥私。 例二、1972年，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从外地捎回北京一件破睡衣，请总后勤部的服装研究所给补一补。鄙人听说以前补一件破了的龙袍花了很多银子，节俭的皇帝很生气怎么可能比制作一件新龙袍还费钱，内务人员解释了原因：要补得不露痕迹，那么需要特殊的织工，特殊的材料，特殊的处理等等一系列特殊措施。我不知道总后勤部的服装研究所补毛主席这件破睡衣花了多少代价，但很明显，毛主席的要求肯定非同一般，否则也不必千里迢迢捎回来请总后勤部的服装研究所给补一补了。如果毛主席要求一般的话，随便一个内务人员随时随地可以补好破衣服。 就为满足毛主席穿破衣破鞋的嗜好，多大的劳民伤财都必须坚决执行！如果毛泽东没有穿破衣烂鞋的特殊癖好，可以随便送几万块钱、几十万元给身边的女人们去花的超级富翁毛主席，根本就不会去穿破衣烂鞋。穿上打了大量补丁的破睡衣，毛泽东乐在其中，毛新宇肯定知道，却睁眼瞎说他爷爷多么艰苦朴素。狗喜欢吃正常人类避而远之的人屎，我们不必说狗有什么美德，有多么伟大；毛泽东喜欢穿正常人类能远之则远之的破衣烂鞋也一样没有什么美德。倒是我们应该谴责为了满足毛主席穿破衣烂鞋的特殊嗜好而劳民伤财的行为。 19.2 毛主席食住行玩耗费巨量的民脂民膏 参见本书2.3《毛主席贪吃》、2.4《毛主席贪玩》、2.7《毛主席贪房子》，即可知毛主席的食住行玩耗费巨量的民脂民膏，在此就不赘述了。 19.3  太空播放造神曲《东方红》耗资巨大 1970年4月24日，中国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重达173公斤，目的就是到太空中播送造神曲《东方红》，向地球人播送，也向浩瀚的宇宙播送。 可以当镜子相对照的是，1958年1月31日，美国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仅重14公斤，携带了科学仪器上天，发现了环绕地球的密集辐射带——后来被命名为“范艾伦辐射带”。这一发现，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磁层物理学。 美国早十二年发射的14公斤（有的书籍、报纸、网页说是8.2公斤，我搞不清楚究竟是14公斤还是8.2公斤）的小卫星，为人类认识宇宙、认识自然做出了贡献；中国后十二年发射的173公斤的大卫星，对人类认识宇宙、认识自然没有任何贡献，只播放歌颂毛泽东是人民大救星的歌曲。从根本上讲，毛主席似乎没有对人类文明有任何实质性贡献的实际想法，他只知道假公济私地索取、享受有形的钱财物资、无形的崇拜歌颂，和欺世盗名地盗取美名。中国的人造卫星到太空中播放《东方红》乐曲，就是毛主席欺骗苍天、蒙骗人类的欺天罔人盗取美名行为。 唐朝吴象之《少年行》诗曰：“一掷千金浑是胆，家无四壁不知贫。”那么毛主席的老年行为可写为：“一掷万金主留名，国困民穷奴仆命。”吴象之所写少年一掷千金是虚拟的、夸大的，我所写毛主席一掷万金是实际的、缩小的，因为一掷这个能够播送造神曲《东方红》的173公斤重的卫星上天，万两黄金也不够。如果精打细算，仅仅播送《东方红》乐曲的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并不需要那么重。然而好大喜功的毛主席希望卫星重一些，他说：“我们要抛就抛大的……不干美国鸡蛋大的。”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挥霍、糟蹋民脂民膏多一些无所谓，关键要轰动。在如此不爱惜民脂民膏的思想指导下，比苏联的第一颗人造卫星重、比美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重的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就轰动地升上了天空，并且在太空中不断播送《东方红》乐曲。                         第二十篇 假象——共和国的缔造者 真相——共和国的窃国贼 20.1  中华民国已经是共和政体 20.1.1  戴季陶撰文鼓吹杀 总统袁世凯、总理唐绍仪，无罪 20.1.2  诗歌《自由颂—— 悼大总统孙文》 20.2  民主联合政府—— 中央人民政府是如何成立的 20.2.1  1944年中共关于民主 联合政府主张的提出 20.2.2  1945年毛泽东与外人 高调谈民主 20.2.3  1948年“五一”节中共号召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20.2.4  国内外中国人对中共 “五一”号召的热烈响应20.2.5  1949年毛主席高呼 “民主联合政府万岁！” 20.2.6  民主联合政府共同纲领 20.2.7  1949年民主联合政府 20.3  民主联合政府逐步变成毛主席一人专政 20.3.1  政变——中共中央要求 民主联合政府听令 20.3.1.1 中共中央听命于毛泽东 20.3.2  揽权——毛主席 强行插手政务院工作 20.3.3杀鸡骇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 20.3.3.1 毛泽东要求奴才门 做计划大杀反革命 20.3.3.2  镇反运动冤魂两小例 20.3.4  消灭民主的反右派运动 20.3.4.1 毛主席导演 反右派运动的两大原因 20.3.4.2毛主席引人入套的表演 20.3.4.3 储安平讲话 《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 20.3.4.4 反右派运动的结果 20.3.4.5 十二岁右童分子 张克锦坐监牢七年 20.3.4.6 毛主席收获惊人： 一箭四雕 20.3.5  被打成行尸走肉的 八个民主党派 20.3.6党外无党的毛帝王新时代 20.3.7  毛主席一人专政 20.4  毛泽东遗愿—— 毛远新当中共中央主席 20.4.1 华国锋令毛主席的 遗愿落空 20.5  毛泽东与袁世凯 在窃国方面的比较 20.5.1孙中山严词拒绝“万岁” 20.6  沁园春•毛泽东本纪 在1976年9月18日举行的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追悼大会上，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致悼词，悼词中说：“毛泽东主席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和英明领袖。”这是所谓盖棺论定的定论。我在此告诉读者，悼词中说毛主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和英明领袖”，是完全彻底错误的。为什么不能把共和国“英明领袖”的帽子戴到毛泽东头上，因为他长期祸国殃民，在本书前面已经多有表述。下面集中谈谈为什么不能把共和国“缔造者”的帽子戴到毛泽东头上。 严格论起来，毛泽东不但不是共和国的缔造者，而且还是共和国的窃国贼。 举个通俗一点的例子在此参照一下。一个众多股东有份的有限公司，因为种种原因，换了董事会，换了经理人员，后来者还将公司名称改了一下，能说他们是公司的缔造者吗？不能。只有公司最早期的创建者才能称之为缔造者。与此类似，中华大地上实行一切公民平等的共和制共和国的缔造者，是孙中山、黄兴等人。而毛泽东将一个一切公民应该平等的共和制社会，变成了他一人独裁专政、亿万人分为三六九等的超级奴隶社会，毫无疑问毛主席就是一个窃国贼。 盗墓贼盗墓，往往偷偷摸摸地钻在地底下进行，公开挖掘盗墓的不多，除非人迹罕至，无人监督，或者盗墓贼足够强大，敢于肆无忌惮。1928年孙殿英指挥部队挖掘慈禧墓，无疑是骇人听闻的盗墓大案。孙殿英也许是古往今来最胆大的盗墓贼。 窃国贼窃国，往往伪装好人，重权在握以后，取而代之。王莽是古时候一大窃国贼，袁世凯是近代一大窃国贼，现代的毛泽东无疑是空前巨大的窃国贼。 一个由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们所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建立的共和制的民主联合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被毛泽东变魔术一样变没了，原来中央人民政府势力所及的地方，则变成了毛主席自己一个人可以无法无天、肆无忌惮地长期独裁的天地。 毛主席无疑是古往今来统治人口最多的独裁者，古往今来最大的窃国贼，同时他也得到了古往今来所有皇帝、独裁者、窃国贼中最多的歌颂和祝福。十多亿被毛主席剥夺了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居住自由、迁徙自由、经济自由如同奴隶一样的中国人，必须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必须高喊“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必须高唱“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万岁万岁毛主席！”如果把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皇帝、执政六十年的乾隆皇帝得到的“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呼声转换成数据是正常人的身高，那么，毛泽东得到的十几亿中国人无数次发出的“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呼声，转换成数据肯定远远超过地球上最高峰珠穆朗玛峰的高度，也超过在太空中专门播放神化毛泽东的《东方红》乐曲的人造卫星的高度。 古人云：“窃钩者诛，窃国者侯。”毛主席将“窃国者侯”演绎到了空前辉煌的境界。 20.1  中华民国已经是共和政体 1911年10月10日（辛亥年八月十九日）武昌新军起义,各省响应,形成全国规模的辛亥革命。12月29日,在南京举行的17省代表会议上,孙中山被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912年1月1日（辛亥年十一月十三日）,孙中山由上海赶赴南京，约下午5时到达南京。当夜11时，于总统府举行就职典礼。军乐奏后,由各省代表景耀月报告选举情况,谓:“今日之举,为五千年历史所未有,我国民所希望者,在共和政府之成立及推倒满洲专制政府,使人人得享自由幸福。孙先生为近代革命创始者,富有政治学识,各省公民选定后,今日任职,愿孙先生始终爱护国民自由,毋负国民期望。”并请孙中山宣誓。 孙中山（孙文）即大声宣述誓词:“颠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 孙中山首次在南京向全国人民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建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成了临时参议院,结束了中华大地两千多年以帝王为主的帝王制,建立了民主共和制度,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1912年2月12日（辛亥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清朝皇帝接受袁世凯的条件，下旨逊位，中华民国终于完全取代过去的帝王体制。隔日，2月13日，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向临时参议院推荐袁世凯接任。 人们称孙中山先生为中华民国（The Republic of China）的国父，因为他长期鼓吹并实际上开创了政权分立制衡的现代共和制。 五权宪法是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对于宪法的创见，是孙中山的重要思想。孙中山在十九世纪就有这种酝酿，1906年12月2日始正式见于文字。五权宪法乃指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监察权、考试权，各自独立运作并互相监督制衡。 1921年3月20日，孙中山演讲五权宪法，他说“五权宪法是兄弟所创造，古今中外各国从来没有的”。他认为传统西方宪法在政府机关采取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三权分立的制度仍有流弊，因此认为应该再加入考试权与监察权。他说这是“破天荒的政体”。 五权制学说基础是孙中山的“权能区分”学说，即是“人民有权，政府有能”。 政权归于人民，但中国国情不便全面行使直接民权，由国民大会代表人民行使政权。 国民大会可以选举并罢免总统，对监察与考试两院院长行使同意权，另有修宪权。 政府只能行使“治权”，设置总统，作为元首，由国民大会选出。 总统提名行政院长，行政院为最高行政机关，对立法院负责。行政院长之提名需要立法院投票，由总席次超过二分之一的多数可决为同意，总统才能正式任命。总统发布政令必须经由行政院长副署。立法院近似西方国会，行使立法权与预算权。另外将西方国会的调查权分出，由新设的监察院行使，并赋予监察院中国古代的弹劾权，以及现代国会的审计权。监察委员类似古代的御史，由各省与各直辖市议会间接选举产生。另外把政府公务员考试与人事考核权由行政权分出，另设考试院，主管全国公职考试命题典试等业务。司法院则仍行使司法权，内设大法官会议，专司解释宪法。司法院下另有最高法院，为三级三审的终审机关；以及公务员惩戒委员会，监察院通过弹劾之公务员的惩处，由此委员会主管。司法院也负责管理各级法院。 1947年制定的中华民国宪法大致采取了这种政治体制。 总而言之一句话，中华民国的政体已经是共和制的政体，绝对不是帝王制一人极权专制的政体。而毛泽东时代的后期，整个中华大地完全是毛主席一人极权专制。 20.1.1戴季陶撰文鼓吹杀总统袁世凯、总理唐绍仪，无罪 1912年5月20日，戴季陶在《民权报》上发表了一篇署名为“天仇”的短文： [         杀 熊希龄卖国，杀！ 唐绍仪愚民，杀！ 袁世凯专横，杀！ 章炳麟阿权，杀！ 此四人者，中华民国国民之公敌也。欲救中华民国之亡，非杀此四人不可。杀四人而救全国之人，仁也；遂革命之初志，勇也；慰雄鬼在天之灵，义也；弭无穷之后患，智也。 革命初成，不少健儿，以全国之国民，而无人敢诛此四贼，以救全国人民之生命财产，以保五千年之荣誉之历史乎？吾殊不敢以此诬我国民也。] 5月22日，上海租界巡捕以“戴天仇鼓吹阅报者杀袁唐熊章应即提究”的罪名拘捕了戴季陶。第二天，戴季陶被保释了。6月13日，租界会审公廨公开宣判：“捕房以鼓吹杀人具控到案，迭经讯明，应以中华民国新刑律第二百十七条妨害秩序罪，减五等处断，着罚洋三十元。” 就在戴季陶被捕的当天，上海日报公会提出抗议：“查言论自由，凡文明之国无不一律尊重，即报章之中有措词稍涉激烈者，亦宁置之而不为过。”“此次无故逮捕是何理由，根据何种法律？”5月23 日、24日，《天铎报》又以《戴天仇被捕记》、《戴天仇被捕再志》为题连续报道。 最值得一提的是，被戴季陶扬言要“杀”的唐绍仪，也以国务总理的名义致电上海，公开为戴季陶说情：“言论自由，为约法所保障。”无论在这之前，还是在这之后，恐怕都没有比唐绍仪此举更能感动民族言论史的一幕了。 唐绍仪（1860——1938），又名绍怡，字少川，广东香山唐家湾人。父亲唐巨川是上海的茶叶出口商。唐绍仪自幼随父到上海读书，较早学习外语并接触洋务知识。1874年，唐绍仪经清政府选派到美国留学，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文科学习。唐绍仪留美七年，深受西方文明熏陶，对西方民主共和制度崇仰备至。1911年12月，唐绍仪出任北方议和总代表，为中国走向民主共和之路作出了一定的贡献。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唐绍仪任首届内阁总理，为在中国真正实行民主共和制度，做了巨大的努力。 20.1.2   诗歌《自由颂——悼大总统孙文》 自　由　颂 ——悼大总统孙文—— 上下五千年 华夏 也曾 纵横四海 鼎盛天下 又何时 风云急转 江河日下 只因独裁太久 险些亡我 中华 势危急 诸路英雄齐奋起 孙文振臂一声吼 帝制从此不再有 可叹先生早逝去 常使英雄泪满巾 往事已然成追忆 千秋功过 自有后人评说 数风流人物 论国父地位 除却中山 只孙文 抚今追昔 放眼世界 独有民主风光好 神州岂可无自由 继承总统未竟志 重振华夏只一途 民主！　　　　　　　　　　　　　　　　　　　曾民主：　于中山陵 2007年9月 20.2  民主联合政府——中央人民政府是如何成立的 人皆有母，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母亲？ 中华民国三十八年九月二十一日至九月三十日在北平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母亲。政协会议九月二十七日决议自即日起改名北平为北京，纪年改用源自基督教而又已经基本上通行于全世界的公元纪年。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1949年9月29日通过了代宪法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全文发表于1949年9月30日《人民日报》第二版。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确定国号、国都、纪年、国歌、国旗、国徽；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并赋之以行使国家权力的职权；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选举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委员。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授权中央人民政府筹备并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闭幕的第二天——1949年10月1日，下午2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北京举行第一次会议，宣告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下午3时，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当众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于本日成立了。”毛主席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 自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政府背叛祖国，勾结帝国主义，发动反革命战争以来，全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情况之中。幸赖我人民解放军在全国人民援助之下，为保卫祖国的领土主权，为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为解除人民的痛苦和争取人民的权利，奋不顾身，英勇作战，得以消灭反动军队，推翻国民政府的反动统治。现在人民解放战争业已取得基本的胜利，全国大多数人民业已获得解放。在此基础之上，由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们所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业已集会，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了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陈毅、贺龙、李立三、林伯渠、叶剑英、何香凝、林彪、彭德怀、刘伯承、吴玉章、徐向前、彭真、薄一波、聂荣臻、周恩来、董必武、赛福鼎、饶漱石、陈嘉庚、罗荣桓、邓子恢、乌兰夫、徐特立、蔡畅、刘格平、马寅初、陈云、康生、林枫、马叙伦、郭沫若、张云逸、邓小平、高崇民、沈钧儒、沈雁冰、陈叔通、司徒美堂、李锡九、黄炎培、蔡廷锴、习仲勋、彭泽民、张治中、傅作义、李烛尘、李章达、章伯钧、程潜、张奚若、陈铭枢、谭平山、张难先、柳亚子、张东荪、龙云为委员，组成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决定北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于本日在首都就职，一致决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本政府的施政方针，互选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并责成他们从速组成各项政府机关，推行各项政府工作。同时决议:向各国政府宣布，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特此公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          [新华社北京一日电]                                   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6人，其中3名副主席宋庆龄、李济深、张澜不是共产党人。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56人，其中27名是民主人士、社会贤达，所占比例近50％。他们是：何香凝、赛福鼎、陈嘉庚、马寅初、马叙伦、郭沫若、沈钧儒、沈雁冰、陈叔通、司徒美堂、李锡九、黄炎培、蔡廷锴、彭泽民、张治中、傅作义、李烛尘、李章达、章伯钧、程潜、张奚若、陈铭枢、谭平山、张难先、柳亚子、张东荪、龙云。 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就是这样诞生的。这是一个充满民主气息的民主联合政府。人们不禁要问：民主联合政府这个概念是如何提出的？人们如何推动民主联合政府的实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召开，是否符合民主政治的要求？ 让我们进一步回顾历史吧。 20.2.1  1944年中共关于民主联合政府主张的提出 1944年9月15日，在国民参政会上，共产党人林伯渠正式提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由各抗日党派、各抗日军队、各地方政府、各抗日民众团体组成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他指出，只有坚决地变革国民党的政治和军事机构，才能团结全国人民，认真地准备反攻力量，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因此，必须立即召开紧急国是会议，讨论解决改组国民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问题。9月17日，《新华日报》全文刊登林伯渠的报告。随后，共产党又以书面形式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方案。 中国共产党关于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打动了国民政府外面在野人士的心，尤其是一些心忧天下但是抱负难展名士的心，因此在国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各民主党派、各界民主人士纷纷集会和发表文章，表示赞同和支持共产党的主张。9月24日，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共产党的代表张澜、沈钧儒、冯玉祥、董必武等500余人在重庆举行会议，要求实行民主，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10月1日，宋庆龄、郭沫若、张澜等72人发起追悼文化界爱国先进战士邹韬奋的大会。邹韬奋因国民党迫害，颠沛流离，备受摧残，于1944年7月24日在上海病逝。参加邹韬奋追悼大会的各界人士近千人，一致谴责国民党践踏民主、迫害爱国人士的罪行，提出要向法西斯独裁统治作斗争。重庆、成都、昆明等地大学的师生纷纷举行国是座谈会，一致要求改组国民党政府及其军事统帅部，成立民主联合政府。10月10日，中国民主同盟发表《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要求“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之联合政权，实行民主政治”。海外侨胞也发表宣言，举行集会，拥护关于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同一天，周恩来在延安发表《如何解决》的演讲，阐明了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具体步骤和方法。 民主联合政府主张的提出，使各界民主进步力量在民主联合政府的口号下集聚起来。 20.2.2  1945年毛泽东与外人高调谈民主 1945年7月1日，中国民主同盟常委黄炎培与章伯钧、左舜生、傅斯年等6位国民参政员接受中国共产党邀请，从重庆飞抵延安。他们受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吴玉章等人的热烈欢迎。在短短三天内，毛泽东同他们多次倾心交谈。 7月4日，毛泽东邀请黄炎培到杨家岭他家里叙话。在窑洞客厅里毛泽东问黄炎培对几天的考察有何感想。 黄炎培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亲眼所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1945年9月，英国路透社驻重庆记者甘贝尔书面提出十二个问题，请因国共两党谈判逗留重庆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回答。甘贝尔提的第十问：中共对“自由民主的中国”的概念及界说为何？十一问：在各党派的联合政府中，中共的建设方针及恢复方针如何？十二问：你赞成军队国家化，废止私人拥有军队吗？对这三个问题，毛泽东做了如下回答：  ——“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是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按：指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提出的“言论和表达的自由”、“信仰上帝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以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 ——除了军事与政治的民主改革外，中共将向政府提议，实行一个经济与文化建设纲领。这个纲领的目的，主要是减轻人民负担，改善人民生活，实行土地改革与工业化，奖励私人企业（除了那些带有垄断性质的部门应由民主政府经营外），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欢迎外人投资与发展国际贸易，推广群众教育，消灭文盲等等。这一切也都是与孙中山先生的遗教相符的。 ——我们完全赞成军队国家化与废止私人拥有军队，这两件事的共同前提就是国家民主化。通常所说的“共产党军队”，按其实际乃是中国人民在战争中自愿组织起来而仅仅服务于保卫祖国的军队，这是一种新型的军队，与过去中国一切属于个人的旧式军队完全不同。它的民主性质为中国军队之真正国家化提供了可贵的经验，足为中国其他军队改进的参考。 毛泽东这个书面答路透社记者问，上了中国共产党主办的《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的重要位置，甚至头版头条。1945年9月27日《新华日报》在第二版头条刊登这篇答问，标题是：《毛泽东同志答路透社记者　中国需要和平建国》；10月8日《解放日报》的头版头条以“本报重庆讯”的名义，用同样的标题全文转载这篇答问。不容置疑，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报刊是非常重视这篇答问的。哈而滨东北书店1948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也收录了这篇答问。 20.2.3  1948年“五一”节中共号召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1948年4月27日，毛主席在给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刘仁的信中，即让他明确告诉北平的民主人士，我党准备邀请他们来解放区开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代表会议。讨论的事项包括：“（甲）关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问题；（乙）关于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合作及纲领政策问题”“会议的名称拟称为政治协商会议”。这里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把加强与会各党派、各团体的合作及加强这一合作而制定为各方认同的“纲领政策”，作为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两大任务。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劳动节口号二十三条，其中经毛主席亲自改写的第五条：“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正式向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发出号召。 为了促进新政协的实现，毛主席于5月1日又致信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先生和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沈钧儒先生，征求他们的意见。该信全文如下： [任潮、衡山两先生： 在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订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国内广大民主人士业已有了此种要求，想二兄必有同感。但欲实现这一步骤，必须先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一个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讨论并决定上述问题。此项会议似宜定名为政治协商会议。一切反美帝反蒋党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均可派代表参加。不属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反美帝反蒋党的某些社会贤达，亦可被邀参加此项会议。此项会议的决定，必须求得到会各主要民主党派及各人民团体的共同一致，并尽可能求得全体一致。会议的地点，提议在哈尔滨。会议的时间，提议在今年秋季。并提议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本月内发表三党联合声明，以为号召。此项联合声明，弟已拟了一个草案，另件奉陈。以上诸点是否适当，敬请二兄详加考虑，予以指教。三党联合声明内容文字是否适当，抑或不限于三党，加入其他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联署发表，究以何者适宜，统祈赐示。兹托潘汉年同志进谒二兄。二兄有所指示，请交汉年转达，不胜感幸。 谨致 民主革命敬礼 毛泽东 五月一日 ] 20.2.4 国内外中国人对中共“五一”号召的热烈响应 看到了中共的“五一”号召，会见了前来香港拜访的中共代表潘汉年，阅读了毛泽东的信，李济深非常高兴，当即对潘汉年表示支持毛泽东的提议，并立即与沈钧儒联系。沈钧儒也对中共的“五一”号召和毛泽东的信极为重视，表示要立即响应。 1948年5月3日，李济深召集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讨论中共“五一”号召，大家一致表示赞同。5月5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李济深（1885—1959，广西苍梧人）、何香凝（1879－1972，女，广东南海人），中国民主同盟的沈钧儒(1875—1963，浙江嘉兴人)、章伯钧（1895—1969，安徽桐城人），中国民主促进会的马叙伦（1884—1970，浙江杭州人）、王绍鏊（1886—1970，江苏吴江人），中国致公党的陈其尤（1892—1970，广东海丰人），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彭泽民（1877—1956，广东四会人），中国人民救国会的李章达（1890—1953，广东东莞人），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的蔡廷锴（1892－1968，广东罗定人），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谭平山（1886—1956，广东高明人），和无党无派民主人士郭沫若（1892—1978，四川乐山人），11个比毛泽东年长的著名民主人士，加上一个比毛泽东小两岁的章伯钧，联名致电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1893—1976，湖南湘潭人），表示完全赞同中共中央的倡议，认为这一主张是适合时势与人民要求的，并且符合各民主党派的宗旨。同日，他们还向国内外各报馆、团体及全国同胞发出联合通电。 看看《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诞生纪事暨资料选编》一书中的部分目录，读者可感受到1948年中共“五一”号召得到了国内外中国人多么热烈的响应。 各民主党派与民主人士李济深等响应中共“五一”号召致毛泽东电（一九四八年五月五日） 各民主党派与民主人士李济深等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通电（一九四八年五月五日）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声明（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五日） 中国民主同盟响应中共“五一”号召致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报馆暨全国同胞书（一九四八年六月十四日） 中国民主促进会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宣言（一九四八年五月） 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宣言（一九四八年五月） 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宣言（一九四八年五月） 中国致公党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宣言（一九四八年六月九日）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拥护中共“五一”号召告台湾同胞书（一九四八年五月七日） 在港各界民主人士冯裕芳、柳亚子、茅盾等一百二十五人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声明（一九四八年六月四日） 留港妇女界何香凝、刘王立明等二百三十二人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宣言（一九四八年六月） 中国美术工作者协会理事郭沫若、马叙伦等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声明（一九四八年五月） 新加坡华侨响应中共“五一”号召致毛泽东电（一九四八年五月四日） 马来亚灵丹州侨团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通电（一九四八年五月七日） 马来亚霹雳州侨团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通电（摘要）（一九四八年五月五日） 马来亚槟榔屿七十一个侨团响应中共“五一”号召致中共中央及毛泽东、朱德电（一九四八年五月） 马来亚柔佛州东甲属华侨促进祖国民主联合会响应中共“五一”号召致毛泽东电（一九四八年五月十九日） 暹罗（泰国）华侨促进祖国民主联合会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通电（一九四八年五月十六日） 旅法参战华工总会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通电（一九四八年五月） 加拿大云高华华侨民众社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宣言（摘要）（一九四八年五月） 古巴华侨拥护民主大同盟总干部执委会响应中共“五一”号召致毛泽东电（一九四八年五月） 下面是各民主党派与民主人士李济深等，1948年5月5日在香港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通电全文： [国内外各报馆各团体并转全国同胞公鉴： 南京反动政府，窃权卖国，史无先例。近年与美帝互相勾结，举凡政治、经济、军事、国命所系者，无不俯首听命。破坏政治协商会议，撕毁五大协议，遂使内战延绵，生灵涂炭。今更伪装民主，欲以欺蒙世界。甚至忘国之大仇，同意培植日本侵略势力，使之复活。吾国目前已等于美帝之附庸，全体同胞恐亦将为未来世界大战之牺牲品。同人等日深焦虚，力图对策，盱衡中外，正欲主张，乃读中国共产党“五一”劳动节口号第五项：“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除电达中共表示同意外，事关国家民族前途，至为重要。全国人士自宜迅速集中意志，研讨办法，以期根绝反动，实现民主。用特奉达，至希速予策进，并盼赐教。 李济深、何香凝（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沈钧儒、章伯钧（中国民主同盟），马叙伦、王绍鏊（中国民主促进会），陈其尤（致公党），彭泽民（农工民主党），李章达（中国人民救国会），蔡廷锴（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谭平山（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和郭沫若（无党无派）。] 建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中共1948年“五一”号召，以及国内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国外华人社团对“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号召的热烈响应，对于解放军在1948年冬东北会战、1949年春徐蚌会战中战胜国民革命军无疑有绝大的帮助，因为他们的响应，推动民心进一步倒向解放军。1949年2月3日傅作义拱手交出北平城，就是民心推动的结果，更说明毛主席也好，民主人士也罢，都非常清楚民心的作用。1949年5月1日，毛主席对柳亚子说：“打仗没有什么妙计。如果说有妙计的话，那就是知己知彼，根据实际情况，作出正确的决策。还有，就是先生说的，人民的支持是最大的妙计。一百万军队要渡江，又没有兵舰、轮船，如果没有人民的大力支持，是不能成功的。 ……” 20.2.5 毛主席高呼“民主联合政府万岁！” 1949年6月15日，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充满民主色彩： [诸位代表先生： 我们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会，今天开幕了。这个筹备会的任务，就是：完成各项必要的准备工作，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全国人民希望我们这样做，我们就应当这样做。 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一九四八年五月一日向全国人民提议召开的。这个提议，迅速地得到了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的响应。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都认为：必须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必须召集一个包含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的代表人物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成立，并选举代表这个共和国的民主联合政府，才能使我们的伟大的祖国脱离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命运，走上独立、自由、和平、统一和强盛的道路。这是一个共同的政治基础。这是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团结奋斗的共同的政治基础，这也是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的政治基础。这个政治基础是如此巩固，以至于没有一个认真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民主人士提出任何不同的意见，大家认为只有这一条道路，才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正确的方向。 …… 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召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全中国人民是如此热烈地盼望我们召开会议和成立政府。我相信，我们现在开始的工作，是能够满足这个希望的，并且不需要多久的时间就能满足这个希望。 中国民主联合政府一经成立，它的工作重点将是：（一）肃清反动派的残余，镇压反动派的捣乱；（二）尽一切可能用极大力量从事人民经济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同时恢复和发展人民的文化教育事业。 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 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万岁！ 民主联合政府万岁！ 全国人民大团结万岁！ ] 毛主席当着众多民主人士的面高呼“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万岁！民主联合政府万岁！全国人民大团结万岁！”通过公开的电台广播、报纸刊载，通过民主人士私下的传播，对于破坏处于劣势抵抗解放军进攻的国民革命军，无疑有重大影响，因为很多国民革命军的军人都反感独裁，反感内战，向往民主，向往团结。 民主人士李济深、蔡廷锴、蒋光鼐等人，原来其实就是国民革命军的高级军官。 李济深（1885—1959），广西苍梧人。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举行北伐，李济深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上将总参谋长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后方留守主任，并代行总司令职权（总司令蒋介石在前方指挥作战）。此外，还兼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广东省政府军事厅厅长、黄埔军校副校长、第四军军长等职，总揽广东党政军全权。所部第四军两个师和叶挺（1896—1946年，广东惠阳人）独立团，由副军长陈可钰（1882-1944，广东清远人）率领，参加北伐，攻无不克，使第四军获得“铁军”光荣称号。 蔡廷锴(1892－1968)，广东罗定人，1932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军长兼副总指挥。蒋光鼐(1887－1967)，广东东莞人，1932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总指挥，淞沪警备司令。在蒋光鼐、蔡廷锴指挥下，以广东人为主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1932年1月28日即时抗击侵略上海的日本军队。“一•二八”淞沪抗战由此开始。日军凭借陆海空三军优势，气势嚣张，对我军阵地及民宅、商店狂轰滥炸，发动了四次总攻，均遭败绩，四易主帅，死伤累万。“一•二八”淞沪抗战，沉重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气焰，弘扬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为以后的全面抗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20.2.6 民主联合政府共同纲领 在1949年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29日通过了代宪法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共同纲领》正文共七章六十条，下面是鄙人删除一部分内容、保留一部分内容的《共同纲领》，读者阅读之可以感受一下其中的民主气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     序言 ……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组织人民自己的中央政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致同意以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政治基础，并制定以下的共同纲领，凡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各单位、各级人民政府和全国人民均应共同遵守。 第一章　总纲     第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     第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依法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第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权。 第二章　政权机关 第十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 第十三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其组织成分，应包含有工人阶级、农民阶级、革命军人、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     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并付之以行使国家权力的职权。     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得就有关国家建设事业的根本大计及其他重要措施，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中央人民政府提出建议案。     第十四条  ……凡在军事行动已经完全结束、土地改革已经彻底实现、各界人民已有充分组织的地方，即应实行普选，召开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     第十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国家机关，必须厉行廉洁的、朴素的、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工作作风，严惩贪污，禁止浪费，反对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 第三章　军事制度     第二十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统一的军队，即人民解放军和人民公安部队，受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统率，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 第四章　经济政策     第二十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     第二十七条　土地改革为发展生产力和国家工业化的必要条件。凡已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必须保护农民已得土地的所有权。凡尚未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必须发动农民群众，建立农民团体，经过清除土匪恶霸、减租减息和分配土地等项步骤，实现耕者有其田。     第三十条　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人民政府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扶助其发展。 第三十七条　关于商业：保护一切合法的公私贸易。…… 第三十八条　关于合作社：鼓励和扶助广大劳动人民根据自愿原则，发展合作事业…… 第五章　文化教育政策     第四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     第四十四条　提倡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经济、政治、文化及国际事务。奖励优秀的社会科学著作。 第四十九条　保护报道真实新闻的自由。禁止利用新闻以进行诽谤，破坏国家人民的利益和煽动世界战争。…… 第六章　民族政策     第五十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和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反对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禁止民族间的歧视、压迫和分裂各民族团结的行为。    第七章　外交政策 第五十五条　对于国民党政府与外国政府所订立的各项条约和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应加以审查，按其内容，分别予以承认，或废除，或修改，或重订。 20.2.7  1949年民主联合政府 前面展示了民主联合政府最高层的人员组成和民主联合政府的共同纲领，下面再看看1949年10月20日《人民日报》刊载的政务院高层人员配有照片的名单，可知民主联合政府思想进一步落实到位。 政务院，总理：周思来（中国共产党）；副总理（四人）：董必武（中国共产党），陈云（中国共产党），郭沫若（无党派民主人士），黄炎培（民主建国会）。 政务委员（十五人）：谭平山（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谢觉哉（中国共产党），罗瑞卿（中国共产党），薄一波（中国共产党），曾山（中国共产党），膝代远（中国共产党），章伯钧（中国民主同盟），李立三（中国共产党），马叙伦（中国民主促进会），陈劭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王昆仑（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罗隆基（中国民主同盟），章乃器（民主建国会），邵力子（国民党民主派），黄绍竑（国民党民主派）。 秘书长：李维汉（中国共产党）；副秘书长（五人）:齐燕铭（中国共产党）、许广平（中国民主促进会）、郭春涛（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孙起孟（民主建国会）、辛志超（中国民主同盟）。 遵照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第三次会议通过了政务院下辖34个委、部、会、院、署、行的正、副职负责人。下面是《人民日报》10月20日刊载的政务院所属各部委领导成员名单（我给各单位加了一个序号）： 1、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董必武（中国共产党，原华北人民政府主席）；副主任（四人）：彭真（中国共产党，中共北京市委员会书记），张奚若（无党派民主人士，教授），陈绍禹（中国共产党，原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主任），彭泽民（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 2、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中国共产党，原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副主任（二人）：薄一波（中国共产党，原华北人民政府副主席），马寅初（无党派民主人士，浙江大学校长）。 3、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郭沫若（无党派民主人士，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主席）；副主任（四人）：马叙伦（中国民主促进会），陈伯达（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马克思列宁学院副院长），陆定一（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部长），沈雁冰（作家，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4、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谭平山（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央常务委员）；副主任（二人）：刘景范（中国共产党，原陕甘宁边区政府代理主席），潘震亚（律师，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法学院院长）。 5、内务部，部长：谢觉哉（中国共产党，原华北人民政府司法部部长）；副部长：武新宇（中国共产党，原晋南行署主任）；陈其瑗（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6、外交部，部长：周恩来（中国共产党）；副部长：王稼祥（中国共产党，原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部长），李克农（中国共产党，原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章汉夫（中国共产党，原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外侨事务处处长）。 7、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中国共产党，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政治委员）；副部长：杨奇清（中国共产党，原华北人民政府公安部副部长）。 8、财政部，部长：薄一波（中国共产党，原华北人民政府副主席）；副部长：戎子和（中国共产党，原华北人民政府财政部部长），王绍鏊（中国民主促进会）。 9、贸易部，部长：叶季壮（中国共产党，原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副部长：姚依林（中国共产党，原华北人民政府工商部部长），沙千里（中国人民救国会，原上海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 10、重工业部，部长：陈云（中国共产党，原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副部长：何长工（中国共产党，原东北人民政府委员，东北军区军工部部长），钟林（专家），刘鼎（中国共产党，原华北人民企业部副部长）。 11、燃料工业部，部长：陈郁（中国共产党，原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燃料工业处处长）；副部长：李范一（工商界，原汉口第一纺织公司总经理），吴德（中国共产党，原中国共产党唐山市委员会书记）。 12、纺织工业部，部长：曾山（中国共产党，华东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副部长：钱之光（中国共产党，财政经济工作者），陈维稷（民主建国会，原中国纺织建设公司总工程师），张琴秋（中国共产党，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生产事业部部长）。 13、食品工业部，部长：杨立三（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后方勤务部部长）；副部长：宋裕和（中国共产党，原华东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14、轻工业部，部长：黄炎培（民主建国会）；副部长：杨卫玉（民主建国会），龚饮冰（中国共产党，原上海中国银行经理），王新元（民主建国会，原中国纺织建设公司青岛分公司副经理）。 15、铁道部，部长：滕代远（中国共产党，原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铁道部部长）；副部长：吕正操（中国共产党，原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铁道部副部长），武竞天（中国共产党，原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铁道部副部长），石志仁（专家）。 16、邮电部，部长：朱学范（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二副主席）；副部长：王诤（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电讯总局局长）。 17、交通部，部长：章伯钧（中国民主同盟）；副部长：李运昌（中国共产党，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热河军区司令员），季方（中国农工民主党，原苏北行署副主任）。 18、农业部，部长：李书城（民主人士，原武汉军事管制委员会高级参议）；副部长：罗玉川（中国共产党，原河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吴觉农（专家），杨显东（自然科学工作者，原武汉大学农学院院长）。 19、林垦部，部长：梁希（教授，原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副部长：李范五（中国共产党，原松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李相符（中国民主同盟，教授）。 20、水利部，部长：傅作义（起义将领）；副部长：李葆华（中国共产党，原中共北京市委员会副书记）。 21、劳动部，部长：李立三（中国共产党，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一副主席）；副部长：施复亮（民主建国会，教授），毛齐华（中国共产党，原上海市总工会秘书长）。 22、文化部，部长：沈雁冰（作家，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副部长：周扬（中国共产党，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丁燮林（自然科学工作者，教授）。 23、教育部，部长：马叙伦（中国民主促进会）；副部长：钱俊瑞（中国共产党，原华北人民政府高等教育委员会副主任），韦悫（教育工作者，原上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兼高等教育处处长）。 24、卫生部，部长：李德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部长：贺诚（中国共产党，原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卫生部部长），苏井观（中国共产党，原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卫生部副部长）。 25、司法部，部长：史良（中国民主同盟，律师）；副部长：李木庵（中国共产党，原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委员）。 26、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陈绍禹（中国共产党，原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委员：张曙时（中国共产党，原华北人民政府监察院副院长），许德珩（九三学社，教授），陈瑾昆（原华北人民法院院长）。 27、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李维汉（中国共产党，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副主任委员：乌兰夫（蒙族，内蒙古自治政府主席），刘格平（回族，原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副校长），赛福鼎（新疆维吾尔族，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代主席）。 28、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何香凝（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副主任委员（四人）：李任仁（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廖承志（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李铁民（中国民主同盟马来亚支部常务委员），庄希泉（中国民主同盟，工商界）。 29、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无党派民主人士，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主席）；副院长：陈伯达（社会科学工作者，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马克思列宁学院副院长），李四光（自然科学工作者，教授），陶孟和（社会科学工作者，教授），竺可桢（自然科学工作者，前浙江大学校长）。 30、情报总署，署长：邹大鹏（中国共产党，原中共中央社会部秘书长）。 31、海关总署，署长：孔原（中国共产党，原中共抚顺市委员会书记）；副署长：丁贵堂（专家）。 32、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中国共产党，新华通讯社社长兼人民日报社社长）；副署长：范长江（中国共产党，原上海解放日报社社长）；萨空了（中国民主同盟，光明日报社秘书长）。 33、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中国民主同盟，光明日报社总编辑）；副署长：叶圣陶（作家，原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主任），周建人（中国民主促进会，原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副主任）。 34、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中国共产党，原中国人民银行总经理）；副行长：胡景澐（中国共产党，原中国人民银行副总经理）。 上述政务院所辖34个委、部、会、院、署、行中，15个部门的正职领导不是共产党人。由于郭沫若兼任两个正职，所以实际上是14个民主人士担任民主联合政府15个部门的正职：郭沫若、谭平山、黄炎培、朱学范、章伯钧、李书城、梁希、傅作义、沈雁冰、马叙伦、李德全、史良、何香凝、胡愈之。还有34个民主人士在政务院所属部门担任副职：张奚若、彭泽民、马寅初、马叙伦、沈雁冰、潘震亚、陈其瑗、王绍鏊、沙千里、钟林、李范一、陈维稷、杨卫玉、王新元、石志仁、季方、吴觉农、杨显东、李相符、施复亮、丁燮林、韦悫、许德珩、赛福鼎、李任仁、李铁民、庄希泉、李四光、陶孟和、竺可桢、丁贵堂、萨空了、叶圣陶、周建人。 从前面《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中的展示的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人员名单，以及上面展示的政务院部门领导人名单，读者不难看出1949年刚成立时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名副其实的民主联合政府。产生民主联合政府的母亲——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选举产生了常设机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其人员组成，民主气氛更加强烈。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主席      毛泽东 副主席    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 常务委员  （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刘少奇、 周恩来、李维汉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李济深 （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王昆仑 （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蒋光鼐 （中国民主同盟）张澜 （中国人民救国会）沈钧儒 （中国农工民主党）章伯钧 （中国民主建国会）黄炎培、章乃器 （全国工商界）陈叔通 （中国民主促进会）马叙伦 （无党派民主人士）郭沫若、张奚若 （华北解放区）杨秀峰 （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夫 （中国人民解放军）朱德、林彪 （中华全国总工会）刘宁一 （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邓颖超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冯文彬 （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沈雁冰 （中华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梁希 （少数民族）吴鸿宾 （国外华侨民主人士）陈嘉庚 （特别邀请人士）邵力子 1949年6月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和9月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以及随后的高层人事安排，将中共1948年“五一”号召落实为真正的民主联合政府，影响很大。11月9日，中华民国政府在香港的中国、中央两个航空公司总经理代表4000名员工宣布起义，首批12架飞机飞抵北京、天津。同月12日，毛泽东主席复电表示欢迎和慰问。周恩来总理宣布两公司受中央人民政府管辖，并任命刘敬宜、陈卓林仍分别为两公司经理。远在美国的作家老舍、近在香港的翻译家傅雷，分别回归各自家乡北京、上海生活。殊不知十几年后的1966年8月、9月，老舍、傅雷皆受不了毛主席为了实现完全彻底自己一人独裁专政发动的文革浩劫的初步打击而自杀身亡。 20.3  民主联合政府逐步变成毛主席一人专政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当众宣布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毫无疑问是一个多党合作的民主联合政府。但是，民主联合政府中的中心人物——毛泽东主席并不满足于此，他的最高目标是由自己做主的一人专政。诗化语言来表述，就是“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通俗一点来讲，就是“数独裁人物，还看今朝”。 1949年11月9日，毛主席迈出了独裁之路第一大步，用中共中央决定的形式，要求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凡中共中央一切有关政府工作的决定，必须保证执行，不得违反。中共中央立即凌驾于民主联合政府之上，而中共中央的头头就是毛主席。 1954年9月，毛主席迈出了独裁之路第二大步，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形式，从宪法层次上确立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地位，他把众多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从民主联合政府中的配角身份，变为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政府中跑龙套的角色。 1957年6月，毛泽东迈出了独裁之路第三大步，把众多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从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政府中跑龙套的角色，变为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政府中花瓶似的舞台摆设。 1966年8月，毛主席迈出了独裁之路第四大步，把众多民主党派从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政府中花瓶似的舞台摆设身份取消了。民主党派从政治舞台上彻底消失。 1967年1月，毛泽东迈出了独裁之路第五大步，把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变成了毛泽东的一人专政，有一年多时间连中国共产党都处于完全瘫痪状态，由毛主席夫妇通过中央文革指挥一切，然后是几乎完全按照毛泽东思想重建的中国共产党。 毛主席晚年的所作所为，远远超越了少年时代的毛泽东所作《言志诗》所表达出来的独裁志向：“独坐池塘如虎踞，绿荫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青年时期毛泽东的独裁抱负（宇宙间可尊者惟我也，可畏者惟我也，可服从者惟我也）在中华大地得到实现：“在中国可尊者惟我也，可畏者惟我也，可服从者惟我也。” 20.3.1 政变——中共中央要求民主联合政府听令 在民主联合政府中的第一大党——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11月9日发出《关于在中央人民政府内建立中国共产党党组的决定》。建立党组是一种形式，一种手段，最关键的是，《决定》要求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凡中共中央一切有关政府工作的决定，必须保证执行，不得违反。 这是无声的、瞒天过海的政变。 呜呼！奉毛主席为主子的中国共产党实行一党专政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都成了中共中央的下属办事机构，听命于中共中央。一切国家大事，都由中共中央说了算。并非中国共产党人的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宋庆龄、李济深、张澜，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以及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何香凝、黄炎培、郭沫若、章伯钧、马寅初、张奚若、谭平山、蔡廷锴等等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奋斗多年的著名民主战士、民主人士、社会贤达，只能痛苦地生闷气了。 20.3.1.1中共中央听命于毛泽东 1953年5月19日，毛泽东对于偶然忽视自己在中共中央一掌遮天地位的刘少奇、杨尚昆，未经过自己就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文件提出书面批评：“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请注意。”“过去数次中央会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 20.3.2  揽权——毛主席强行插手政务院工作 1950年9月间，李克农告诉罗瑞卿，他在同毛泽东的一次谈话中，毛主席指出公安部不向他写报告，很气愤。罗瑞卿听后，感到不安，立刻进中南海去见毛主席。 罗瑞卿见到毛泽东，未等罗瑞卿开口，毛泽东即发问道：“罗长子──罗部长，你是我亲自选调进京的，公安部的一些事情怎么不给我写报告？” “写了报告呀……”罗瑞卿轻声辩解。 “写了？”毛泽东正色说道，“拿我的收条来看。” “报告是先送到周总理那里……”罗瑞卿轻声说，“公安部受辖政务院，我就直接送政务院了。” “公安部受辖政务院？”毛泽东极其严厉地反问，“难道不受党中央领导？不受我毛泽东的领导？” 罗瑞卿见毛泽东生了真气，心里着实惊惧起来：“主席，我以后……” “你先莫讲以后！”毛泽东挥手打断了罗瑞卿想要说的话，“先将眼下的事证实了！”随即招呼侍卫在侧的卫士长李银桥，“你给政务院打电话，让恩来把电话打过来。” 李银桥走近办公桌，拨通了政务院的电话。 在等周恩来电话的时间里，毛泽东不再同忐忑不安的罗瑞卿讲一句话；罗瑞卿身穿制服，虽然已是入秋的天气，但额头上依然不断地冒出汗珠来。 电话铃响起后，李银桥先拿了听筒，听出是周恩来的声音，便将电话筒递给了毛泽东：“是周副主席。” 毛泽东连看都不看罗瑞卿一眼，便在电话里质问周恩来：“恩来呀，罗瑞卿讲公安部的一些报告送到了你那里，甚么事不能直接送我呀？” 显然，周恩来在电话里替罗瑞卿分担了责任。毛泽东放下电话听筒后，点着了一支烟，手上拿着斯大林送给他的打火机摆弄着，看了看局促不安的罗瑞卿，然后说：“以后的每一份报告都要直接送给我，不直接送我不行！要晓得，我这里是有仓库的。” 罗瑞卿当即保证：“我一定照办！” 罗瑞卿走后，李银桥问毛泽东：“主席，你干嘛对他那么厉害呀？我看吓得罗部长都冒汗了……” “天热么，哪里是吓的！”毛泽东挥了一下手，脸上露出了一丝笑意，“银桥，我对你讲：像罗长子这样的人，是从野战军直接调上来的，不施以颜色不行。你要晓得，公安部可是一个很重要的大部呦！必须置于党中央的绝对领导之下，否则是危险的……” 20.3.3  杀鸡骇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 为了震慑中华大地上五亿多中国人的心灵，1950年春开始了杀鸡骇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 1950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指示》；7月23日，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右倾偏向的指示》；12月19日，毛主席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一个指示中指出：“对镇压反革命分子，请注意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1951年1月17日，毛主席又指示：“所谓打得稳，就是要注意策略。打得准，就是不要杀错。打得狠，就是要坚决地杀掉一切应杀的反动分子（不应杀者，当然不杀）。” 谁应杀？谁不应杀？基本上由毛泽东的奴才说了算。还有更离奇的，先做杀人计划，然后按计划杀人。 20.3.3.1 毛泽东要求奴才们做计划大杀反革命 1951年3月18日，毛泽东在转发天津市委书记、天津市长黄敬（毛主席夫人江青的前夫）关于天津镇反补充计划时写了下面的批语，要求奴才们学习天津做计划大杀反革命：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大中市委，省委，区党委： 各大中城市的镇反工作，过去几个月一般劲头很小……从二月起，先有北京市，现在又有天津重庆两市起来了，这是好现象……下面是天津的计划，这个计划是正确的。天津准备于今年一年内杀一千五百人（已杀一百五十人），四月底以前先杀五百人。完成这个计划，我们就有了主动。我希望上海、南京、青岛、广州、武汉及其他大城市、中等城市，都有一个几个月至今年年底的切实的镇反计划。人民说，杀反革命比下一场透雨还痛快，我希望各大城市、中等城市，都能大杀几批反革命。              毛泽东              三月十八日] 不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或者以共产党文件为准绳，来判定谁是反革命，谁该杀，而是凭空先做出杀人计划，然后寻找倒霉蛋，将其杀了。毛泽东的疯狂做法，要想不枉杀无辜，不产生冤魂，是不可能的。 20.3.3.2 镇反运动冤魂两小例 镇压反革命运动肯定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冤死鬼只能等毛主席死了以后再伸冤了。下面简单举两个例子供读者管中窥豹。 黄埔军校出身的万徐如，在镇反运动中被镇压了。毛主席死后，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万徐如得到平反，他生前住过的房子还挂上了“万徐如故居”的匾额。 朱自清（1898—1948），著名散文家、诗人、学者、民主斗士。现在中学语文书中，可以看见朱自清的传世文章《背影》、《荷塘月色》。朱自清的长子朱迈先（1918—1951），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朱迈先曾想奔赴延安学习，董必武根据朱迈先的能力，劝他不去延安；朱迈先接受中共组织安排，进入广西人为主的国民革命军第11集团军从事政治工作。1949年12月，在朱迈先等人的鼓动下，蒋熊及手下七万多军政人员，在桂林被解放军占领之前起义。1950年12月，朱迈先和蒋熊在镇反运动中被捕。1951年11月，朱迈先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直到1984年12月，朱迈先才平反昭雪。 20.3.4  消灭民主的反右派运动 毛主席要实现“数独裁人物，还看今朝”的远大梦想，实现完全彻底的独裁统治，需要一个复杂的政治魔术表演才能完成，消灭民主的反右派运动是非常关键的一步。 1957年，在别有用心、早有预谋的毛主席操纵指挥下，开始了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以杜绝国民提意见为目的，以文字狱为特征之一，引人入套、无中生有的反“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反右派运动，使得毛统区知识阶层的良知、自主精神被彻底镇压住，往后二十多年时间，身心俱受禁锢比一般奴隶还远远不如的知识分子群体，除了随声附和毛主席，间或进行禽兽一样的相互撕咬，只能过那种完全噤若寒蝉的生活。毛统区政治舞台上的民主党派，全成了行尸走肉。这个结果，早在毛主席的设计进程之中。1949年初，天津市军管会主任黄克诚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毛问黄：“你认为今后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什么？”黄答：“当然是发展生产。”毛纠正说：“不对！主要任务还是阶级斗争，要解决资产阶级的问题。” 20.3.4.1 毛主席导演反右派运动的两大原因 毛主席要实现个人独裁，首先要想办法实现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不着痕迹就增加毛主席在权力场上的势能，通过反民主的反右派运动，即可把那些与共产党分享政权的民主党派打成行尸走肉；其次要扭转因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造成的个人崇拜的萎势，通过反右派运动即可建立起毛主席令人恐怖的虎威，个人崇拜的邪门歪道之火一煽即起，再没有任何人敢于质疑、挑战。有了上述两方面的成功，实现毛主席的完全独裁就离此不远了。 通过消灭民主的、无中生有的反击“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右派分子，毛主席可以一箭双雕达到上述两个目标。 20.3.4.2毛主席引人入套的表演 1956年4月28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5月2日，毛主席在第7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对“双百”方针又作了进一步阐述，他说：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百家争鸣是诸子百家，春秋战国时代有许多学说，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他指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 1956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主席不但批准出台了没有毛泽东思想的新的党章，而且批准了包含有“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以国家主席的身份召集了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的规模是空前的，与会者达一千八百多人，当时正在出席、列席第二届政协第三次会议的全体人员都参加了会议。毛主席以“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为题发表讲话。他在分析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各种矛盾时指出：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民主的方法。他把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题，并提出一系列方针政策，如在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在毛主席的建议下，1957年3月6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而且破例邀请党外人士参加。会议邀请科学、教育、文学艺术、新闻、出版等方面的党外人士约一百六十多人，占了全部与会者的五分之一。会议的主要议题，是传达贯彻毛主席2月27日的“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讲话，研究思想动向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认真贯彻“双百”方针。 3月12日，毛主席在格调别致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不怕错误的议论，不怕有毒素的东西……对于错误的意见，不是压服，而是说服，以理服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不但是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好方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这个方法可以使我们少犯错误…… ”，同时宣布共产党内准备开始整风，主要是批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 在9省市宣传、文教部长座谈会上，毛主席开宗明义谈到言论自由：“有选举权的，宪法就规定他有言论自由，我们就得让人家说话。我可以批评他，他也可以批评我，这就是言论自由。有人问马克思主义可不可以批评？如果马克思主义被批评得倒，也该倒，证明那样的马克思主义是没用的。”在会见高等院校校长时，毛主席的开场第一句话即为：“马克思主义从来就主张百家争鸣的。” 4月30日，毛主席落下了他这场引人入套战略部署中对外而言最后的也是最浓重的一笔。那是“五•一节”前夕，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亲自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请大家帮助共产党整风。他说：“从中国共产党成立起，已有36年，过去作的是阶级斗争。”“现在是新时代新任务，阶级斗争结束，向自然开战。”“几年来都想整风，但找不到机会，现在找到了。整风总的题目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反对‘三个’主义，要党内外一起来，帮助党整风。”毛主席还亲切而幽默地说：“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希望对老和尚也提些意见。” 20.3.4.3 储安平讲话《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 1957年5月8日开始，中共中央统战部邀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座谈会，请大家提意见。储安平受几次邀请之后，于6月1日带着讲稿发表了真正有分量的讲话《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 解放以后，知识分子都热烈地拥护党、接受党的领导。但是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忘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我现在想举一件例子，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倡议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1949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两个党外人士，也还象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被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党外人士，是不是党外人士中没有一人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没有一个人可以被培植来担任这样的职务？从团结党外人士、团结全国的愿望出发，考虑到国内和国际上的观感，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以研究？ …… 以平视甚至俯视的眼光，公开给毛主席直接提意见已经犯了大禁忌，还说“给老和尚提意见”，储安平不是找死吗。毛主席可以摆姿态请人提意见，甚至可以当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的面亲切而幽默地说：“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希望对老和尚也提些意见。”反正是引人入套的把戏。 20.3.4.4 反右派运动的结果 根据毛主席按照比例分类人员的一贯混蛋逻辑，五十五万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被打成下贱种群的一部分——右派分子。据北京朝华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左”祸》一书披露，“反右”后20年内陆续被摘帽者多达552973人，其中被改正的达552877人，用552973减去552877人，只有96人未被改正。假定这96人是真正的必须整顿的“右派”，那么用552877除以96，等于“扩大化”了5759.1354倍。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都属于不能改正的大右派。其实像前面所述给毛主席提意见的储安平能算“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吗？根本算不上，章伯钧、罗隆基更加算不上。 20.3.4.5 十二岁右童分子张克锦坐监牢七年 反“右”运动初期，各单位号召大鸣大放，给党员提意见。当时，四川达县一家帽鞋生产合作社的职工冉某，给达县城关镇某领导提了意见，并请人画了一幅漫画。冉某因此被划为“右派”，不久跳大桥自杀身亡。至于漫画，最后查出是小学5年级学生、年仅12岁的张克锦所画。 张克锦并不认识这位镇领导，他的家人也与该领导没有任何瓜葛和恩怨。因他很小就表现出了绘画天赋，曾获得过少儿绘画大奖，有了一些名气，邻居冉某就请他帮忙画了一幅题为《一手遮天的×××》的漫画，讽刺该领导，这就闯了大祸。 1958年4月里的一天，张克锦正在教室里上课，突然看见窗外有人向他招手。他一看，是街道居民委员会分管治保工作的一个阿姨，很熟的。老师看见了，就让张克锦到教室外面去。 在教室外面，阿姨对张克锦说：“你跟我一起到城关镇去一下。” “我在上课，到那里去做啥子？”张克锦不解地问。 …… 阿姨有些生气地说：“娃娃家哪来那么多的话，叫你去你就跟着一起走嘛！” 张克锦只好闭上嘴巴埋着头跟阿姨来到城关镇。一到那里,便见礼堂里人山人海,还没有等张克锦回过神来已经被人双手反剪着推到台上。一片震耳欲聋的口号声中,张克锦吓得大哭起来。 一个12岁的孩子，当众批斗后接着被抓进了监狱！当时既没有向他出示逮捕证，也没有让他签字画押。在监狱之中，张克锦被戴上了“右童分子”的帽子，并且被关押了7年。 张克锦这顶“右童分子”的帽子，一直戴至21年后的1979年，中共中央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之时才被摘了下来。 鄙人听说过一些1958年未够18岁的小右派，而且与1942年出生的右派分子李家骙还成了忘年之交的朋友。他1958年当了右派分子，1959年反右倾运动以后，加重处罚，去了甘肃玉门赤金劳教农场接受改造，亲手抬过不少饿死的难友。为免饿死，1961年李家骙逃回河北三河老家农村，只是说受不了饥饿跑回来了，隐瞒了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历史。文革期间，瞒不住了，被迫回归五类分子（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群体，接受炼狱人生的折磨。比之远离了毛泽东时代的青少年，青少年右派分子李家骙实在太惨，但是，比之儿童右派分子张克锦的悲惨遭遇，青少年右派分子李家骙还不算很惨。 毛主席给右派分子所下的定义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五十多万划为右派分子之前并没有资产（工业生产资料领域、商业流通领域的财产）而在划为右派分子之后进入赤贫状态的人，居然长期被冠于资产阶级反动派右派分子，实在荒唐透顶。 20.3.4.6 毛主席收获惊人：一箭四雕 通过消灭民主的、无中生有的反击“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反右派运动，毛主席取得了一箭四雕的结果： 一、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地区政治舞台上的民主党派，变成了没有生气、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受到毛主席直接点名攻击的中国民主同盟、中国农工民主党，毫无疑问彻底完了，五个儿女被打成了“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右派分子的黄炎培，他当最高领导——主任委员的中国民主建国会，肯定也完了，其他那几个小不大点的民主党派，又怎么可能敢于存在民主意识呢？ 二、取得了一呼亿喏无杂音的效果，从此在毛主席的统治区，再没有出现任何敢于不赞扬毛主席统治的声音出现。头脑开阔清醒、多嘴多舌的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噤若寒蝉了，老实了，自动产生了三不讲：共产党党报上没登的话不讲，共产党领导没讲过的话不讲，同公布的数字不合的不讲，而共产党是听毛主席的。就算是地球村空前绝后的荒诞剧“放卫星”（实际是放空炮、放大屁）、悲惨剧“大跃进”（实际上文明大倒退），看得清的人们也都随声附和，跟盲从者一样发出赞扬的声音。 三、消灭了1956年赫鲁晓夫所作的秘密报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引起中共反思“个人崇拜”弊端的思潮和行动，可以重新冠冕堂皇、明目张胆地引导、实施对毛主席自己的个人崇拜。参见本书16.3《毛主席在1958年成都会议上推广个人崇拜》。 四、在1958年5月重新召集1956年9月中共八大代表而举行的形式上空前也许绝后的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根据1957年10月9日毛主席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讲话的精神，和他在这次大会上的意见，正式改变了1956年中共八大会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已经转变的分析（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这时，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认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并肯定了毛主席提出的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和资产阶级右派；另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和两个劳动阶级（工人、农民）的论断。 既可以说是无影无综又可以说是无所不在的敌人——阶级敌人回来了，毛主席又可以任意挥舞“阶级斗争”这根金箍棒了，按毛主席的话来讲，那真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20.3.5  被打成行尸走肉的八个民主党派 在1949年9月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之前，中华大地有很多党派组织，具体有多少，难以估计，因为那时侯人们有结社的自由。体量够大而且能够被确认为有资格参加新政协的党派单位十三个： 1、中国共产党；2、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3、中国民主同盟；4、中国民主建国会；5、中国民主促进会；6、中国农工民主党；7、中国人民救国会；8、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9、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10、中国致公党；11、九三学社；12、台湾民主自治同盟；13、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我不知道有些党派是什么时候死亡的，但我知道后来能够存在的民主党派只有8个： 1、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2、中国民主同盟；3、中国民主建国会；4、中国民主促进会；5、中国农工民主党；6、中国致公党；7、九三学社；8、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它们是幸存者。 1957年，毛主席通过消灭民主的反右派运动，把8个幸存的民主党派一个个打成行尸走肉，明面上看得见伤痕累累，暗地里连灵魂也没有了，这样一来，众多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从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政府中跑龙套的角色，变为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政府中花瓶似的舞台摆设，只是让观众看见政治舞台上还有民主党派而已。 下面简单展示一下八个民主党派的伤痕。 1、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得到消灭民主势力反右派运动总司令——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的钦命保护，免除了个人当上右派分子的厄运，但是，李主席没法保护自己的部下。 据1958年10月底的统计，民革全党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为2088人，占民革成员总数的12.7%，其中包括民革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39人（占全体中央委员人数的22.3%），民革中央团结委员63人（占全体团结委员总数的27.4%），省、直辖市民革委员会委员174人（占省、直辖市民革领导成员总数的26.2%）。如此众多的领导骨干和成员被划为右派，使民革各级组织的领导力量大为削弱，在反右派运动后的一段时间内，工作基本陷于瘫痪。而1980年，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对“右派”进行复查的结果，除几个人曾说过一些错话外，全部都是无辜被错划的。 2、中国民主同盟； 毛主席直接命令打倒了由他亲自捏造出来的、无中生有的“章罗同盟”，其实也就打倒了中国民主同盟。据民盟1958年1月的统计，共揪出“右派”分子3378人，占盟员总数的10.5%，其中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59人，占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总数的1/3；中央常委11人，占中央常委总数的35%；各省市主委、副主委30人，占30%；县分部主委76人，占32%。而据1960年1月民盟中央组织部的统计，全盟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为4450人，在全盟员中所占比例就更大了，达到13.8%。 3、中国民主建国会 在1957年反右派之前，中国民主建国会会员有26332人。民建中央委员中有28人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占民建中央委员总数154人的18.2%；民建成员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有3147人，约占当时民建成员总数24156的13%。 4、中国民主促进会 中国民主促进会主席马叙伦，眼见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露出说话不算数、翻脸不认人的阴谋家本相，惊恐之下堕落了，根据毛泽东捏造的“章罗同盟”及其性质，见风使舵地对章伯钧、罗隆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章伯钧、罗隆基等有浓厚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野心，他们可以为个人野心而冲突，也可以为个人野心而联合。” 中国民主促进会90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有10名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其中包括副主席林汉达。马叙伦的女婿、时任民进北京市委常委的寿墨卿也被错划为右派分子。 5、中国农工民主党； 章伯钧任主席的中国农工民主党，全党七千多党员，1265人被打成右派分子，占了总数的1/6。其他民主党派都无一例外地遭到严重打击。 6、中国致公党 1957年反右前，全党人数600多人。致公党内被划为右派分子的有34人，约占致公党成员的5.5％。 7、九三学社： 1957年夏季，九三学社社员有6225人。有400余人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九三学社的性质被规定为“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主要成分的资产阶级政党”，社的任务是“帮助社员进行根本改造”。 8、台湾民主自治同盟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主席谢雪红，被打成右派分子，被撤销台盟主席职务，被开除了中国共产党党籍，撤销了人大代表资格。全盟有数十人被打成右派分子。 20.3.6党外无党的毛帝王新时代 1926年7月开始的国民革命军北伐战争，经过几个月的战斗，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取得决定性胜利以后，1927年4月12日，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在上海实行清党反共的政变。7月15日，汪精卫等控制的国民党中央在武汉召开“分共”会议，决定同共产党决裂。七一五分共，标志着国共合作的完全破裂。此前一心与国民党合作的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受到党内的指责，靠边站了。郁闷的陈独秀，写了一首四言诗，入木三分地讽刺无情清除共产党的国民党，12月6日发表在《上海工人》双日刊上面，这就是《国民党四字经》： 党外无党，帝王思想； 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以党治国，放屁胡说； 党化教育，专制余毒。 …… 从1957年7月消灭民主的反右派运动开始，中国大陆地区就开始进入除了中国共产党“党外无党”帝王思想泛滥的毛帝王新时代——共和国时代公民应有的民主权利全面消失，“以党治国”的放屁胡说疯行；“党化教育”这种专制余毒长期发作。 1966年8月1—12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决定》规定：“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为了说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词的合理性，毛主席于8月12日说出了“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的话。这读起来顺畅的四句十六字，自然又成了毛主席诗词的一部分。我在《毛泽东诗词全集详注》看见了这首诗词，名字为《四言韵语•党外党内》。 综上所述，不管是中国共产党最早期的最高领导人陈独秀，还是中国共产党掌权时间最长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都认同“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1957年下半年开始的党外无党毛帝王新时代，对中华民族造成了史无前例、空前巨大的全方位伤害。 20.3.7 毛主席一人专政 1968年12月，挂名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的“中央文革扩大会议”召开了，通过了已经由毛主席批准的、由江青操纵的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用刑讯逼供的材料和伪证材料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凡是证明刘少奇没有问题的材料，一件也没有上台面）；并“一致通过决议”“将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消其党内外一切职务”。毛主席的铲除异己的行动盖上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图章”。 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终于召开了。距离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接近十三年，这是很不正常的（参见本书17.5《践踏中国共产党章程》）。通过中共九大，毛主席的独裁地位得到了正式的确认，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九大会议自始至终充满对毛主席狂热的个人崇拜。参见本书16.8《1969年中共九大崇拜毛主席达到新高度》。 二、毛主席的妻子、旗手、走狗江青的政治地位急剧上升。在1969年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江青连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也不是，可是九大结束的时候，她跨过了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三个殿堂，坐火箭直升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殿堂，得到一个非比寻常的政治地位。 三、把越来越离谱、越来越没有理智的毛主席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进党章。还把林彪作为毛主席接班人的地位写进党章。这是人类政党党章、帮会帮规中难得一见的奇文。一般而言，党章、帮规只定原则，不定具体的事情，谁当党主、帮主这样具体的事情不写入党章、帮规。当然了，“盖我即宇宙也”、“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独裁者毛主席就是不一样。九大党章还取消了中共党员的权利，这样中共党员就名实相符地成为奇怪政党（奇怪帮会）成员的身份，惟命是听、惟命是从于党主（帮主）毛主席、副党主（副帮主）林彪。 毛主席的一人专政独裁大厦正式建成，从此名正言顺过上了“我即党也”、“我即国家也”的超级独裁者的生活，充分享受“宇宙间可尊者惟我也，可畏者惟我也，可服从者惟我也”的五界超人生活，美乎哉。无论是神界的上帝，鬼界的阎罗，佛界的释迦牟尼，仙界的元始天尊，还是人界的刘少奇、彭德怀、邓小平，统统被毛主席扫到地上随意践踏。 1966年文革开始不久，毛泽东就摧毁瘫痪了中国共产党，这时称呼他是中国共产党领袖就明显是假的了，后来按照毛氏50字建党理论重新建立的中国共产党（参见本书11.5《毛主席的50字建党方针》），从人员组成到灵魂已经是另一个党派了。从上述1969年九大的怪状，也不难看出这是一个与1956年八大时候的中国共产党完全不一样的新党派。 在毛泽东统治下，计划经济体制下几乎一切凭票购买。2006年9月，鄙人到四川省大邑县安仁镇的建川博物馆聚落参观了两天，买了《建川博物馆聚落》一书，该书在《“文革”票证艺术馆》里介绍：“本馆藏有五十万件以上的票证，达上万个品种。”“粮、油、布、棉、肉这些基本的票证不足为奇，可是婴儿糖票、产妇蛋票、卫生纸票、缝纫针票、干屎票、清尿票、夜壶票、月经带票……会让你张开嘴巴合不上的。”由于布票额度太少，几亿中国人穿新衣服的机会微乎其微，穿旧衣、打补丁是常态。有爱美人士发明了只有领子的假领、只有袖子的假袖，穿进外衣里面确实外观上好了很多，因而风行一时。 假领、假袖、假领袖，都是毛泽东时代的特殊事物，都曾经真实地在毛泽东时代风光过，正好可以写成一副有趣的对联： 假领假袖假领袖 真事真实真事实 20.4  毛泽东遗愿—— 毛远新当中共中央主席 关于接班人的安排，毛主席先后留下了三个名单，第一个名单明确妻子江青是党的主席，后两个名单又把侄子毛远新排在了第一位，把江青排在了第三位。 据姚文元在回忆录中披露，1976年清明时节天安门事件后，毛泽东曾多次提及身后班子的名单： 党主席：江青； 总理：华国锋； 人大委员长：王洪文或毛远新； 军委主席：陈锡联。 毛泽东还将这一名单询问了政治局委员们的意见。 另据张玉凤回忆： 主席从（1976年）4月至7月中旬，思维还正常时，多次就身后党政军领导班子圈划，但未有定论，忧虑政局会有剧变。主席是圈了，提了五个人名：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 对此，毛远新和张玉凤都有记录资料。 主席在1976年7月15日曾召见毛远新、华国锋、江青、汪东兴和我本人，提出毛后政治局常委名单，毛远新、汪东兴、张玉凤作记录。名单顺序为：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及张玉凤。 江青听后，要主席再重复一遍，并问：洪文、春桥呢？ 主席当即指着江青说：“你好幼稚。”举手向左右方各砍一刀，说：“老帅、王（洪文）张（春桥）都不进！” 毛泽东最后提出的这个名单，不让王洪文、张春桥进常委，明显是要拆散“四人帮”，削弱江青的势力，让江青老老实实辅佐准太子毛远新“即位”。江青有野心，有主见，不听毛泽东的，坚持要自己当“女皇”。 1976年8月1日，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闭幕会上，江青要求讲话。华国锋把最后的“压轴戏”给了江青。江青大放厥词，不仅大骂万里，而且指责李先念是邓小平的黑干将，最令人震惊的是，江青竟然公开点名批评起华国锋来，说华国锋也跟邓小平跑。这就给了与会者也给全党一个信息，她的地位在华国锋之上。 “四人帮”被捕后，查获一份江青内定的领导人名单： 中央委员会主席：江青 副主席：华国锋、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 国务院总理：张春桥 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江青 副主席：张春桥、王洪文、陈锡联、丁盛 江青内定的名单，根本没有准太子毛远新的位置，连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都没有毛远新。这是“毛皇后”江青避免“毛太子”毛远新上来争权的权术安排。 为什么毛主席安排了身后的党主席为侄子毛远新却没有在生前直接实行呢？因为毛泽东是个谙熟欺世盗名之术的超级骗子，深知生前直接实行自己的亲侄子接掌中共中央主席就暴露出毛泽东家天下的本色了，因此需要无能力、无班底、无野心的三无人物华国锋过渡一下。 1976年1月21日，在毛远新请示说华国锋、纪登奎、陈锡联三位副总理提出请主席确定一个主要负责同志牵头处理国务院的工作，他们三个人做具体工作时，毛主席说：就请华国锋带个头，他自认为是政治水平不高的人。28日，毛主席正式提议由华国锋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在私下，毛远新激烈反对，认为华国锋能力太低，主持个会连话都说不清楚。毛泽东把手臂往下一压，说：“我就是要用这个没能力的。” 毛主席看中华国锋无野心、无能力、无班底，有这“三无”，毛主席死后，他只能把政权交回给毛泽东的家人——毛远新，或者江青。这是毛泽东的如意算盘。 1976年2月2日，毛主席决定让叶剑英养病休息，由陈锡联代替负责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叶剑英被实际停止中央军委的领导工作。这是权术高手毛主席避免华国锋与叶剑英结盟的一招。华国锋说：“当时谁也不理解毛主席为什么在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任命我为代国务院总理的通知中加了上述这么一句。” 20.4.1 华国锋令毛泽东的遗愿落空 毛泽东人算不如天算，天意、民心难违。 在中央军委工作二十多年，在军队中有强大影响力的叶剑英元帅，并不是任人摆布的奴才，而是大事不糊涂、关心民生幸福的儒帅，在聂荣臻元帅等人的暗中支持下，伺机而动。只要毛泽东死了，就不必投鼠忌器了。毛泽东眼中的三无人物华国锋，也不会拱手交权给毛家人，而是要除掉他们。1976年9月9日毛泽东死了，转机即现。 华国锋回忆说： {我早已考虑很久，下决心要搞掉他们一伙。9月10日，先找先念同志交谈当前形势、四人帮动向，认为与他们的斗争要早日解决，这是没法避免的，早比晚好。请他去看看叶帅，交换交换看法。9月13日，先念去参观植物园，顺便去西山看叶帅。开始叶帅对李来的意图搞不清楚，也不敢多说。二人互相问候后，便说到院中走走，看看园林。边走边说，回到屋中交谈，主要谈了四人帮的情况、看法，没深谈。 这以后我亲自和叶帅取得联系，交换看法，做准备工作。我们一致认为要采取非常手段解决。我与汪东兴几次研究，叫他做准备，挑选可靠人员。我也和吴德、吴忠谈过，叫他们防备迟群、谢静宜利用学生闹事。叶帅和聂帅、王震、杨成武等部队同志，也有酝酿准备。 后来发现张春桥的弟弟张XX是总政宣传部副部长，到坦克六师去活动，促使我们早下决心。在10月6日，通知晚8时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毛选五卷定稿问题，通知姚文元也参加。坐在怀仁堂会议室中的只有我和叶帅，汪东兴具体指挥行动。抓住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时，是我亲自分别向他们宣布中央决定隔离审查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妄图篡党夺权的罪行。 江青是在中南海住处抓起来的，同时抓了毛远新。北京卫戍区抓了迟群、谢静宜。事后便立即通知政治局委员到玉泉山开会。我叫叶帅主持，他要我主持先讲，我宣布了四人帮已被隔离审查，并且着重讲了四人帮阴谋反党夺权、疯狂活动的罪行……。叶帅介绍了对四人帮逮捕的经过，而且着重讲了全党、全军都坚决反对他们一伙的反党罪行。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对他们采取非常手段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宣传舆论部门都被他们控制了，还有上海一伙反党分子已经发了大批枪炮，为了避免流血伤亡，稳定全国局势，被迫采取的特殊手段。这是正常情况下绝不可采取的办法。 我先提议请叶帅担任党中央主席，他德高望重，两次挽救了党。叶帅则起来说提议要我担任党中央主席、总理、军委主席。他说这是毛主席指定你当接班人的，我已经79岁了，你年青比我小20多岁，你有实际工作经验，为人实在讲民主，尊重老同志。后来一致通过叶帅的提议。} 华国锋正式成为集党政军权——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主席于一身的新一代领导人。毛主席的遗愿——毛远新排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第一位，也就是当中共中央主席——迅速落空。 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联手逮捕毛主席的几条权势炙手可热、害人无数的亲信走狗，举国欢腾，这是民心所在。在毛泽东时代紧跟毛主席溜须拍马而人生精神萎缩到连自己的亲生儿子即将遇难也不敢吭声的郭沫若，这时纵情放歌：“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帮’！” 毛泽东的遗愿迅速落空，关键是看轻了华国锋的魄力与能力。华国锋有魄力，敢于决定做大事，有能力，能将大事做成。 原来华国锋在中央高层确实无班底，但是身居病重毛泽东一人之下的特殊地位，只要有魄力有能力是可以拼凑出班底来的。尤其是毛主席死后，名义上华国锋的地位已经最高，争取支持者更加容易。 华国锋私下当面称叶剑英是“8亿人民的老帅，德高望重”，取得暗掌军队的叶帅的好感与支持；很多问题先征求汪东兴的意见，取得这位掌握中共中央办公厅和中央警卫局权力的大内总管的支持；取得了山西同乡、农民代表陈永贵的支持；取得了工人代表倪志福的支持。9月下旬，华国锋、李先念、吴德曾分析过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内的力量对比，认为拥护华国锋的人在政治局中已经占多数。这些是私下进行的活动。 华国锋在公开场合无视毛泽东暗留的遗愿，公开反对毛远新留在中央工作。毛泽东死后，江青向华国锋提出，要毛远新留在中央工作，张春桥等也随声附和，但华国锋决定，毛远新回辽宁省工作。江青就与华国锋争论不休，反复提这个事。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反复与华国锋纠缠毛远新的去留问题，一直纠缠到第二天早上5点钟，华国锋捺着性子，只是耐心地听。最后华国锋问江青，讲完了没有，江青说讲完了，华国锋立即宣布：散会，毛远新还是回辽宁。 1976年10月6日晚上，毛泽东死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在有魄力有能力的华国锋的通盘运作指挥下，在叶剑英、汪东兴的鼎力支持下，江青、毛远新在中南海的住处被抓捕，使得毛泽东的遗愿迅速落空。 1981年1月25日，江青被判处死刑，缓期２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在另一个时间，毛远新被判刑17年。毛泽东的遗愿——毛远新当中共中央主席，延续毛家党国党主席帝王天下的迷梦，彻底灰飞烟灭。 华国锋无视毛泽东暗嘱的遗愿，使之迅速落空，其实也是出于自身生命安全的考虑。刘少奇、彭德怀、周恩来的下场，足以使华国锋不愿意自己置于毛泽东家人控制之下，那后果简直是不堪设想的。毛泽东一家人皆非善类，参见本书2.6.1《刘少奇主席，被毛所害老病无医》、2.6.2《彭德怀元帅，被毛所害痛不欲生》、2.6.3《周恩来总理，被毛所害提前离世》、15.1.1《毛远新下令杀害了张志新》，即可管中窥豹，见其本色。 20.5  毛泽东与袁世凯 在窃国方面的比较 毛主席是一个窃国大盗。一个融神偷、强盗于一身的高手。只是毛主席偷窃的水平实在太高，实施抢劫的力量实在太大，加上个人崇拜的漫天迷雾，亿万被盗、被抢的失主高兴地，或者痛苦地帮毛主席这个神偷、强盗，把自己的民主权利双手奉上，堆到毛主席的独裁权力之大山上。 袁世凯(1859.9.16—1916.6.6)，是著名的窃国大盗，但是与毛泽东(1893.12.26—1976.9.9)相比，袁世凯的窃国水平就实在太低了，为了方便读者将袁世凯与毛主席的窃国行为作一简单直观的对比，我先作一对联如下： 袁世凯明偷，明目张胆大张旗鼓原形毕露，遭到天下人耻笑：八十二天洪宪皇帝 毛泽东暗抢，暗渡陈仓偷天换日瞒天过海，得到亿万人歌颂：万万万岁伟大领袖 横批：窃国大盗 ————————— 1913年10月6日，袁世凯用手中的军警力量胁迫国会议员选举他为中华民国总统。1915年12月11日，受袁世凯控制的参政院投票拥护君主制，拥戴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1916年1月1日，袁世凯正式登基为中华帝国的皇帝。1916年，中华民国五年，改为洪宪元年。由于蔡锷为首的护国军和其他反对帝制的人们的努力，使得袁世凯内外交困，不得不在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从1月1日至3月22日，袁世凯做了82天皇帝。 毛主席没有举行袁世凯那样戴上皇帝冠冕的仪式，但是一言九鼎的威力犹有过之，得到的“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呼声犹有过之。如果把清朝执政六十年的乾隆皇帝得到的“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呼声转换成数据是正常人的身高，那么，毛主席得到的几亿中国人无数次发出的“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呼声，转换成数据肯定远远超过地球上最高峰珠穆朗玛峰的高度，也超过在太空中专门播放神化毛主席的《东方红》乐曲的人造卫星的高度。袁世凯得到的“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呼声转换成数据，估计连跳蚤一毫米的身高也不足。毛主席还有亿万中国人必须经常口诵的祝福：“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这个方面袁世凯就更加不能相比了。还有一首响彻神州大地的歌曲《万岁毛主席》：“金色的太阳升起在东方，光芒万丈……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嘿）万岁万岁毛主席！万岁万岁毛主席！”这方面袁世凯就不必谈与毛主席的比较了吧。 毛主席发出的最高指示、最新指示，比之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康熙乾隆这些皇帝们发出的圣旨，威力大多了。在一掌遮天、权倾天下、出声则九州震动方面，毛主席主席的梦想“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成真了。 中国革命，号称革封建主义的命，革了几十年，号称最最最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主席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他们统治的地区，个人崇拜是登峰造极的，封建主义是最严重的，张嘴喊“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主席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或者喊“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主席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无限忠于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张嘴就唱“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伸手伸脚就跳向毛主席表忠心的“忠”字舞；还有一早一晚必须面向毛主席像进行的“早请示，晚汇报”，等等。遍布毛统区的亿万人高呼“永远忠于毛主席”，比之朝堂上几十个大臣口呼“忠于皇上”，封建色彩之比较、肉麻程度之比较，何止高出千百万倍。革命革成这个样子，真够可笑、可悲的，革来革去也不知道革什么命，还都特别来劲，正经的闹剧对于此等不入流的闹剧也只能叹为观止，自愧不如。 窃国大盗毛泽东寿终正寝的时候，给自己的子孙后代遗留下了两笔巨大无比的财富： 一、公开的、最无私、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神位； 二、绝密的、最大的、天文数字的私有财产。 毛主席遗留下的公开的、神圣无比的神位，使得毛主席的后代在任何号称无产阶级革命的组织中都具有无与伦比的地位，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毛主席遗留下的绝密的、天文数字的私有财产，使得毛主席的后代可以永远永远住在不惧风雨、没有寒暑差别的别墅里衣食无忧地生活，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 为了放置毛主席的死尸，毛主席的政治领域继承人花费巨额中国人的民脂民膏给毛主席建立了一个巨大无比、坚固无比的神殿——毛主席纪念堂，放在北京市的市中心、游人众多的天安门广场供人们瞻仰、朝拜。表面上号称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高尚的人、一切为了无产阶级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毛主席，而实际上却是以权谋私搜刮并秘密拥有最大私有财产、二奶、三奶、X奶的俗人、小人毛主席，死后仍然继续蒙骗世人。这真是滑稽之至、荒唐之极的事情。 中国有句可悲的政治生态格言：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古时国小，比之现代中国，土地之大小差异，无异于小鸡比大鹅；人口数量之多寡差别，无异于一手所抓可做项链的珍珠数比之小米数。公元263年，蜀国有94万人口；1976年，中国有93717万人口（尚不包括台澎金马、香港、澳门的人口）。毛泽东这么一个史无前例、空前也许绝后的巨型窃国大盗，被誉为“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完全合乎“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的逻辑发展规律。实在令人感到中国文化中不辨是非真假弊端的可悲。 20.5.1  孙中山严词拒绝“万岁” 福建光复不久，孙中山乘回广东之便，坐联鲸号军舰到福建看看。 1912年4月20日，孙中山先生及其随员到达福州，船泊马尾，都督孙道仁上船迎接，请孙中山先生下轮船，换坐“甲板”船到南台登岸。孙中山有些生气地说：“刚才江面小船有‘欢迎孙大总统’、‘孙大总统万岁’的旗语，太不成话。共和国的总统卸任就是平民了，怎么还可称总统？至于‘万岁’两字本是封建专制皇帝硬要手下的官民称他的。我们革命的先烈为了反抗‘万岁’，牺牲了多少头颅？流了多少血？我如接受这个称呼，如何对得起许多先烈呢？如不取消，我不能熟视无睹，我不下船！”孙道仁惊惶谢罪，即叫随行人员把那些旗都改为“欢迎孙中山先生”，这样孙先生才出舱换甲板船进城。 20.6  沁园春•毛泽东本纪 毛泽东喜欢写诗词，打仗间隙也写。1936年2月，毛泽东写了《沁园春•雪》：“……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鲁迅先生在《捣鬼心传》中说：“打仗时做诗，虽若与治国平天下不相干，但在莫名其妙中，却能令人疑为跟着自有治国平天下的妙法在”、“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 ，真是具有非凡哲学意义的箴言。 鄙人在2002年撰写《国家养生学》的时候，为了方便对比历史人物的得失，以沁园春词牌写出了一系列高度浓缩历史人物一生的史诗，比如《沁园春•诸葛亮传》、《沁园春•李世民本纪》、《沁园春•洪秀全本纪》、《沁园春•毛泽东本纪》等。随着对历史人物研究的深入，史诗不断修改。下面把《沁园春•毛泽东本纪》给读者一阅： 渺小人物，参加共党，走向显赫。煽穷人造反，建国中国；偷越贵阳，逃脱围捕。感谢日寇，增长实力，打败了民国政府。最荒唐，侵略大韩国，民殃国祸。 政治运动肆虐，给中华民族灾无数。假反右运动，智者缄口；三面红旗，饿殍何多。撒钱外国，乱建别墅，民脂民膏三线腐。最残酷，文革十年难，罄竹难书。 读者若是全面阅读了本书，理解我写的《沁园春•毛泽东本纪》就应该没有问题了。 2008年4月初，我将上述《沁园春•毛泽东本纪》发表在聚友网我的空间（http//:www.myspace.cn/bolang100）博客上。视毛泽东为偶像的网民治敏，我劝他不要崇拜毛主席，结果他不但不接受我的意见，还写了一篇与我写的《沁园春•毛泽东本纪》针锋相对的《沁园春•毛泽东本纪》。下面是治敏写的《沁园春•毛泽东本纪》： 伟大人物，缔造共党，共和显赫。携穷苦民反，创新中国；巧越贵阳，智脱围捕。打击倭寇，增长实力，打败了独裁政府。最自豪，抗击美帝国，消弥国祸。 不畏列强肆虐，起中华英雄不胜数。妖魔不敢动，鬼蜮缄口；三面红旗，成就多多。援助友国，何来别墅?今朝官僚最贪腐。除酷吏，文革排万难，青史可书。 阅读了上述两篇不同作者写的《沁园春•毛泽东本纪》，读者当能够更好地体会毛泽东的真相是多么渺小，毛泽东的假象有多么伟大。                                                                       附录1 大旱与地震的关系 ——耿庆国经验公式——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中国成都西北边的汶川发生了8级大地震，造成了8万以上的人员死亡损失，令我痛心不已。我借此空间，介绍一点我从海洋出版社1985年版、耿庆国著《中国旱震关系研究》中学到的地震成因和地震预报的知识，以及耿庆国在1974年至1976年预报华北地区地震的结论和实际结果，希望人们能够正确理解和应用旱震关系预报地震、预防地震，减少可以减少的损失。 地震，作为地球内部（特别是地壳和上地幔）矛盾运动的结果，直接的因素是地应力的集中所致。耿庆国经过研究后认为：在大地震的孕育过程中，不仅有力学过程存在，而且同时伴随有热、电、磁等物理化学过程存在。在孕震过程中，在震源体积内及其前兆异常场区域中，可能有由地下放出的热能、电磁能、化学能以及载热、载电的物质流上升到地表，这些都可能造成了低空大气的异常现象。而地下旧有的断裂带和断裂带在孕震过程中产生的微破裂，有可能提供地下物质和能量上涌的通道。即在大地震孕育过程中，由于地热增高，使近地面出现干热特征，导致空气中水汽含量大大降低，平均绝对湿度变小，从而不但改变了云的状况，而且由于根本缺乏水汽条件，而不易产生降水；出现了地表面的干旱局面。孕震过程中造成干旱的原因，除地热变化这一根本原因外，地球内部电场和低空大气电场的相互作用，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综合起来简单一句话：大地震的孕育过程中会有气象效应存在，表现为大范围、长时间的干旱。量化来说——震前一至三年半时间内，包括震中区在内的广大地区出现的大面积干旱现象，不过是孕震过程中造成的气象效应，是孕震引起的气象变异。 通俗一点来比喻，地震孕育过程中的干旱气象，恰似女人怀孕不久出现的恶心呕吐现象。 旱区大小随震级大小而增减。震前旱区面积越大，旱后相应的地震震级越高。 耿庆国经过分析、处理中国大陆1956年至1970年间的41个大面积干旱后发生地震的实际资料，于1972年9月给出了有关震前干旱异常持续时间及大旱面积与地震震级之间关系的经验公式： Ms =1.5logT+3.5logS+0.5±0.5 Ms为里氏震级；T为干旱异常持续时间，单位为天；S为干旱异常区范围，即大旱区面积，单位10万平方公里（105平方公里）。 通过上述经验公式可以算出，如果干旱的时间是相对而言属于短时期的春夏秋连旱，那么发生6级地震所需的震前旱区面积为25.2万平方公里，发生7级地震所需的震前旱区面积为43.2万平方公里。 耿庆国关于旱震关系研究的结论及1972年给出的经验公式，在1972年华北和渤海地区113万4千平方公里大旱后，由1975年2月4日海城7.3级地震、1976年7月28日唐山7.8级地震、1976年7月28日滦县7.1级地震的事实进行了检验。 附录2 钟波给胡锦涛的一封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阁下： 您好！ 在您发表有关“八荣八耻”讲话即将一周年之际，鄙人给您提点意见。 您在去年3月4日全国政协民盟、民进联组会上说：“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坚持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简称“八荣八耻”。崇尚道德，很好。 但是“八荣八耻”排序第六位的“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配合不好，给我以螺纹形状不一或者螺距不一致的螺帽、螺栓配对的感觉——别扭，应该扩展为：“以诚实守信为荣、以弄虚作假为耻，以仗义疏财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若如此，则“八荣八耻”变为“九荣九耻”，做人的道德观念的集合更加完美。 上述意见，供您参考。 祝 愉快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钟波           2007年3月2日                                       附录3 毛新宇有责任 用法律为毛泽东讨清白 ——给毛主席的崇拜者支高招—— 香港《前哨》杂志2008年9月号转载《环球人物》刘畅的文章《汪东兴：毛泽东稿费上亿属造谣》，叙述了吴连登、汪东兴、张耀祠、刘元祥、郑长秋等毛主席身边的人非常气愤关于毛主席稿费的报道。 鄙人阅读了上述文章，决定给毛主席的崇拜者支高招，帮他们解除因为毛主席受到造谣污蔑而产生的心头之痛，否则，谣言不断流传，后果不堪设想。《前哨》杂志2008年12月号刊登了我的文章《毛泽东亿万稿酬追踪——毛新宇有责任用法律替阿爷讨公道》（此乃该杂志社所命名，我投稿原名为《给毛主席的崇拜者支高招》）。我支招的核心，就是让毛新宇拿起法律武器，为毛泽东讨清白。 进入2009年，我还没有听到毛新宇采取法律行动为毛泽东讨清白的消息；而翻阅《党史天地》杂志（中共湖北省委主管）2008年第11期，看见了陈贻林的文章《毛泽东稿费究竟有多少》，最后一段是这样的：“从汪东兴、郑长秋、吴连登三位同志的回忆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基本史实：一是毛泽东稿费的准确数额是124万元人民币；二是“文化大革命”中在国内出版的“毛著”与全国的著作人一样，没有分文稿费……” 我个人研究历史，依托在北京的国家图书馆为资料库，写出了史书《毛泽东：假象与真相》，由香港的夏菲尔出版有限公司于2008年11月出版了。后来增加了一些内容，改名为《毛泽东的假象与真相》。两书中与毛主席的存款直接有关的内容都有三小节：1.3《毛主席的存款惊人》；1.4《毛主席的富豪行为》；2.1.4《毛主席违规违法收取版税、稿费》。 从上述三小节内容，不难看出多年以前——2004年的时候，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主办的《党史文苑》杂志发表《毛泽东亿万稿酬的争议》，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河北省中共党史学会主办的《党史博采》杂志发表《毛泽东亿万稿酬处置内幕》，以及广州日报报业集团主办的《老人报》发表《关于毛泽东稿酬的争议》，等等，产生了多么严重的后果。 为了毛主席的真实形象不受造谣污蔑，建议毛主席的崇拜者拿起法律武器为毛泽东维权，控告刊登过关于毛泽东亿万稿酬处置内幕的书籍、报纸、杂志、网页，由法院审理后作出公平、公正、公开的判决，昭告天下，这比一帮老人访谈而来的辟谣文章，所得出的基本史实要有力得多了。 鉴于一般毛主席的崇拜者作为原告身份不够，应该请毛泽东的子孙后代出面为祖宗维权，毛泽东的孙子毛新宇博士作为原告最为合适。 现在已经不是无法无天的毛泽东时代，而是实行依法治国的改革开放时代，所以请毛主席的孙子毛新宇博士放心，虽然他那位权倾天下、一掌遮天的爷爷毛泽东已经死了三十多年，但是只要他的祖宗毛泽东清白，中国的法律就不容许别人诬蔑他祖宗毛泽东的清白。 毛新宇博士有责任采取法律行动，为已经去世多年的毛泽东主席讨清白。 我是一个历史研究者，希望看到历史真相，这样我写出来的历史书才能没有硬伤。 （钟波2009年2月1日于北京） 后语： 劝世良言——谴责害人大虫毛主席 一、毛泽东的死亡与中国人的解放 二、毛主席是人吗？ 三、被害人大虫毛主席祸害的人类 四、三点建议 一、毛泽东的死亡与中国人的解放 1976年9月9日，超级骗子、超级奴隶主毛泽东死了，中华大地上被毛主席奴役了二十多年的九亿多中国人，开始走向解放自己的艰难历程。有人说，将毛泽东死亡之9月9日定为中国人民解放日，我看也未尝不可。 毛泽东死后不到一个月，10月6日晚上，华国锋在叶剑英、汪东兴、李先念等人的强力支持下，采取断然措施，将毛泽东的妻子江青、侄子毛远新抓了起来，同时还抓了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华国锋的此一行动，使得毛泽东的遗愿——华国锋适时自动退让，让毛远新当中共中央主席，延续心照不宣的毛家王朝——落空了。切断毛氏王朝的延续，为中国人走出毛泽东时代的桎梏做出贡献，华国锋居功至伟。10月7日，华国锋正式坐上中共中央主席的宝座。 但是，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新一代中共中央，却于10月8日决定在天安门广场建立庞大、坚固的毛主席纪念堂，将毛泽东的死尸隆重供奉起来，使得毛泽东的阴魂依附在死尸上登上了随时可以借尸还魂的神坛。既得利益的奴才们，继续制造、散发崇拜其主子毛泽东的迷雾，使得毛泽东害人迷雾经久不散，限制、阻拦中国人的解放事业，直到三十多年后的2009年春天，仍然如此。 1977年8月，邓小平阻拦已经决定的延续此前几年招收工农兵学员的招生制度，恢复废止了11年的大学、中专招生以考试成绩为主的招生制度。恢复高考，使得无数的年轻人得到了通过认真学习文化知识解放自己的机会，邓小平居功至伟。 平反毛泽东时代留下的、堆积如山的冤假错案，胡耀邦居功至伟。 支持农民解决温饱问题的措施，支持农民走出公社化体制的樊篱，使得几亿农民逐步脱离公社社员的奴隶身份，赵紫阳、万里功不可没。 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第十七条出台，取消了作孽五十年、令正常人闻之胆寒色变的反革命罪。这是中国人自我解放的重要里程碑。从此，层层严密包裹的大量历史真相，如同化石上覆盖的泥土被长年月久的风雨侵凌，逐步暴露出来了，有心者也可以以比较放松的心态进行研究了。如果仍然有反革命罪如同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中国人头顶，我绝对不敢研究毛泽东时代的历史，更不敢撰写《浩劫史：毛泽东时代个人崇拜横行、政治运动横行、灾难横行》、《毛泽东的假象与真相》。 现在虽然很少有人胸挂毛主席像章，但是毛主席像其实比十年浩劫文化大毁灭期间更加深入民间、泛滥成灾，因为现在使用的1999年版人民币全部使用毛主席像为主图案，从1元到100元，6种纸币（1元、5元、10元、20元、50元、100元），每一张钞票上面都有毛主席像。恕我孤陋寡闻，我不知道人世间还有哪个国家的货币形象是如此单调统一、包含如此浓郁的个人崇拜意味的。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伟大成功，人民币走向了世界，毛主席像也走向了世界。2007年1月23日，我偶然发现我手中的100元人民币居然是2005年版，与1999年版的差别，就是多了防伪措施，也就是说更高级了。毛奴瞒天过海，通过中国货币这个载体，推动毛主席踏实地向万岁目标买进。 2009年3月20日下午4点，我在前门地铁站天安门广场出口被查扣，失去人身自由25个小时，原因是我外衣下面穿有闷雷衣（红色连衣筒裙，上面写有文字，通俗称呼是地状衣）。闷雷衣前面内容：“《毛泽东的假象与真相》无法出版，我的出版自由在哪里？我的人生出路在哪里？我的生活费来源在哪里？钟波2009年3月”。闷雷衣后面内容：“改革开放，平反了刘少奇、彭德怀等等堆积如山的冤假错案。改革开放，让九亿多中国人摆脱饥寒，获得温饱，走向小康。1976年，毛主席个人存款余额超过7600万元；湖南湘潭937600人，存款余额624万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赋予我的行动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均因为毛泽东死尸在天安门广场的存在而被束缚。 彻底走出崇拜毛泽东的迷雾，看清毛泽东的渺小真相，是中国人从思想上彻底解放自己的必由之路，任重而道远。 二、毛主席是人吗？ 人世间可能再也没有谁的生活方式像毛主席那样古怪了。 毛主席常说他“按月亮的规律办事”。有一次他与希望他改变生活习惯的保健医生徐涛谈论自己日夜生活规律不容改变的原因。 “你说老虎厉害不厉害？”毛主席问。 “厉害呀，有时还吃人。”徐涛答。 “老虎就是白天睡觉夜里出来，它也不见什么太阳，不是也很健康吗？”毛主席说。 由于毛主席按月亮的规律办事，这可苦了他手下的一大帮人。说不定三更半夜什么时候毛主席发出召唤，他们就得应召而来，聚在毛主席的床脚边开会，听毛主席坐在床上对他们发号施令。举例来说吧，1956年10月22日晚上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就是在毛主席的卧室，由背靠床头坐在床上的毛主席主持的。奉召而来参加会议的，除了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总书记邓小平，他们都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还有身份低一些层次的彭真、张闻天、王稼祥、胡乔木、田家英、吴冷西。 文革期间，每当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发表，都要欢呼游行，务求做到传达最新最高指示不过夜。三更半夜，市民们、农民们经常被震耳的锣鼓声和口号声冲消了睡意。觉多的人，只有感叹为什么“最新最高指示”总是在夜间发布的。普通老百姓无论如何想象不到，被灌输到他们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居然是按月亮的规律办事的。 毛主席按月亮的规律办事，生活起居、饮食、工作全无正常人的规律，按医学上一般规律，这种情形因为大脑皮层高级神经活动中枢的功能失调与紊乱，很容易导致高血压、溃疡病、心律失常或是甲状腺机能亢进一类疾病，这在医院中已是司空见惯的。可是毛主席却什么事也没有，而且身体强壮到七十多岁还可以畅泳浩浩荡荡的长江。保健医生徐涛感到不可思议。因为毛主席吃饭、睡觉时间没有规律，该吃的时候不吃，请吃饭次数多了还挨批评，卫士又不敢先吃，不少人得了胃病，因年轻顶了过去。但离开毛主席以后，有人的胃病根子会发作，马武义还得了胃穿孔，切掉三分之二的胃。而卫士从来没有听说毛主席有胃病。 像毛主席这样全无正常人类的生活规律，也不生人类独有疾病的动物，是人吗？毛主席到苏联不在贵宾别墅又宽又大的沙发床上睡觉，而是躺在地板上睡觉，是人吗？毛主席喜欢走没有路的野地，前面出现了带刺的荆棘也乐于走过去，是人吗？也许他根本就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条披着人皮昼伏夜出的害人大虫（害人虫之大者也。大虫也是老虎的别称，而毛主席推崇老虎、了解老虎、生活习性以及害人之残忍无情与老虎多有相似）。 与害人大虫毛主席一样习惯昼伏夜出的人形动物，是害人母大虫江青。 三、被害人大虫毛主席祸害的人类 受到害人大虫毛主席祸害的人类，除了二十多年在政治经济穷途末路中不断跋涉、撞墙的十亿以上（1949年底5.4167亿，1950～1976年共出生6.0948亿）中国人外，还有受到遵从毛主席命令的中国军队侵略直接祸害的一千多万韩国军民。 受到害人大虫毛主席祸害的人类，还有一百多万充当了毛主席侵略工具和炮灰的中国军人，还有为中国军人服务的中国民工；还有被中国军队打死、打伤的十六个国家[加拿大、美国、哥伦比亚、新西兰、澳大利亚、南阿联邦（现在名为南非）、阿比西尼亚（现在名为埃塞俄比亚）、英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法国、希腊、土耳其、泰国、菲律宾]参加联合国军反抗中国军队侵略的几十万人员。人类应该感谢上述十六个国家参与了联合国维护人类正义行动的军人。当然也不应忘记感谢瑞典、丹麦派出了医疗船，印度、挪威、意大利派出了医院到韩国，为联合国军服务。 害人大虫毛主席从物质上到精神上给中国人制造了罄竹难书的浩劫，下面两副对联都是画龙点睛式的表述： 三年自然灾害四年人祸灾害， 灾情重，重逾千里赤地 三个永远忠于四个无限忠于， 忠字舞，舞遍七亿神州 横批：千古浩劫 浩劫肆虐毛骨悚然， 四年人祸饿死五千多万中华儿女 祸水润泽东方大地， 八次接见激活一千多万破坏狂徒 横批：千古罪人 四、三点建议 令我纳闷的是，韶山毛氏族人对于毛泽东这么个与人斗其乐无穷、害人无数的害人大虫，似乎没有采取任何谴责措施，起码到现在2008年9月我还没有听说。如果我家乡姓钟的人里面出现类似毛主席这种害人大虫，我必然建议家乡的父老乡亲写明原因将他开除出钟家祠堂；在修族谱的时候将他的恶行适度描述一下表示谴责，以免将来再出现类似的害人大虫，丢钟家人的脸。 我在此郑重建议韶山毛姓人：把毛泽东开除出毛氏宗祠。对于我的上述建议，我相信1959年当面跟毛主席提了意见以后遭受来自毛泽东人祸更加严重灾难的众多韶山毛姓父老乡亲不会反对，1982年5月1日去世的毛特夫先生，也不会反对。 毛特夫的父亲毛新梅，比毛泽东年长7岁，毛泽东称他为“新梅六哥”。毛泽东曾说过，他与新梅六哥是“手足之弟兄”。毛新梅由毛泽东介绍1925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为共产党献出了生命。毛特夫1930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56年起任湘潭县县长，只因在1957年说了句“县委对政府工作包办得太厉害，以党代政是事实”，被打成毛主席捏造出来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右派分子”（荒唐的没有资产的资产阶级反动派之一），开除党籍、干籍，下放到湘潭县中路铺一个幸福院管食堂，每月仅发生活费15元。当时，毛特夫一家8口人，上有年近70岁的老母亲、中共早期烈士毛新梅的遗孀沈绍华，下有6个小孩，仅靠妻子杨静的月工资收入维持度日，因此家庭生活十分困难。后来，乡亲们将此事反映到毛主席那里。据说，毛主席听后感到有些过火，便自言自语道：“特夫是烈士后裔，怎么会反党！”停了停，又说：“不过，受受教育也好。”虽然毛特夫因为得到按月亮规律办事的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的特殊照射，每月工资升为64.5元，一家8口人的生活能基本维持了，但是一家人政治上陷入下贱种群的倒霉命运是逃不掉的。而在毛泽东时代，政治无处不在，随时触及人们的灵魂，有时也伤及人们的身体。在文革十年浩劫中，毛特夫头上增加了“叛徒”、“五一六”分子两顶无中生有的脏帽子。毛特夫的政治问题，直到祸害了亿万中国人二十多年的害人大虫毛主席死了一段时间以后，才于1978年得到平反昭雪，并恢复正县级待遇。但此时，他已经是一位半身不遂，身患多种疾病，年近古稀的老年人了。 我在此郑重建议中国共产党人：开除已经死了的毛泽东的党籍，收回对他的追悼词，与他划清界限。就跟1980年10月16日开除已经死了的康生、谢富治的党籍，撤销对这两个毛主席重用的杀手的《悼词》一样。 鄙人向中国共产党提出开除毛泽东党籍的建议，主要有三条理由： 第一条理由：毛泽东对中共组织的破坏，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1966年秋天开始，毛泽东视中国共产党章程为无物，肆意妄为，停止了整个中共组织活动一年多，部分地方甚至两年多。从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往下，数不清的共产党人受到迫害，无数共产党人被毛主席的红卫兵以及其他打手打入了地狱。有多少中共党员被毛泽东冤屈甚至迫害致死实在难以统计，应该清算毛泽东的反共产党罪行。 第二条理由：毛泽东的权力主义言论与行动，对中共形象的破坏是非常严重的。1967年1月22日，几乎所有毛泽东统治区的报纸，同时刊登经过毛主席审阅并挂名《人民日报》社论的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该文的核心“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权，就没有一切。千重要，万重要，掌握大权最重要！”言简意赅地写明了毛泽东思想的实质——权力主义。毛泽东的爪牙们为了夺权而采取的祸国殃民暴力行动，罄竹难书，受害者中国共产党何必替毛泽东背黑锅呢？ 第三条理由：毛泽东践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造成严重的祸国殃民后果，使得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形象如同抹上了一层臭污泥的大熊猫，难免令人生厌。难道中国共产党不想尽可能洗去身上的污泥吗？ 像毛泽东这种为了个人的权力不惜践踏一切人间道德，践踏党纪国法，简直无恶不作的唯我主义者、权力主义者，继续留在中共党内，中国共产党不难受吗？ 对于我的关于开除毛泽东党籍的建议，我相信经历过毛泽东时代浩劫的广大中共党员中的绝大多数在内心深处会赞成，我相信中国共产党的大人物刘少奇、朱德、彭德怀、贺龙、陈毅会举手赞成，被迫自杀的原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卫恒，也会举手赞成，被打死的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会举手赞成，被迫害致死的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海军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会举手赞成，侥幸度过浩劫岁月的中共小人物毛特夫、慕生忠、德吉金刚、吴成德，会举手赞成，1975年4月4日先被切断了喉管、挑断了声带，然后再遭到枪毙的中国共产党烈士张志新，肯定也会举手赞成开除毛泽东的党籍……。虽然没有身历毛泽东时代浩劫，但是在天之灵能够感受到自己的坟墓、家人在毛泽东时代受到折磨痛苦的中共早期领导人李大钊、彭湃、瞿秋白，我相信他们也会赞成开除毛泽东的党籍。 总而言之，中国共产党应该与毛泽东划清界限，只承担自己的责任，不要再头顶着害人大虫毛主席负重前行。像毛泽东这样反共、反人类的害人大虫，开除他的党籍，无疑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最佳选择。 我在此郑重建议地球人：不要崇拜毛泽东，要严厉谴责毛泽东。只要简单看看毛泽东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人情人性、法律道德、工业农业、军事外交、食住行玩、茶烟酒色等诸多领域的所作所为，您当明白他不但不值得您崇拜，而且您有充足的理由谴责他。 在政治上，毛泽东明面上要求实行“以阶级斗争为纲”，迫使中国人斗中国人没完没了；毛泽东骨子里实行“以崇拜毛主席为纲”，凡是不崇拜毛主席的人和事，必然受到收拾，受到打击。由于毛泽东长期实行以权谋私的以崇拜毛主席为纲，祸国殃民的政治运动层出不穷，摧毁了成千上万上亿中国人的爱国之躯，伤害了亿万中国人的爱国之心。 在经济上，毛统区十亿以上中国人长期穷困艰难度日，而毛泽东富可敌国。 古时候中华大地上的“国”，绝没有上亿人口的大国，几十万人的国不算小，上千万人的国不多，公元263年蜀国投降魏国的时候，蜀国人口才九十四万。1976年彭德怀、毛泽东家乡湖南湘潭人口937600，储蓄余额才624万元，全县个人存款不到毛主席个人存款7600多万元的百分之九，人均6.66元，不到毛主席个人存款的一千一百万分之一。1976年毛主席的存款超过同时期一千多万中国人的存款，成语“富可敌国”用在毛泽东身上毫无问题。 在思想上，毛泽东尊崇并实行唯我主义：“盖我即宇宙也”、“宇宙间可尊者惟我也，可畏者惟我也，可服从者惟我也”。唯我主义者毛泽东，奴役了十多亿中国人的思想，镇压了百万“反革命分子”，打倒了五十多万“右派分子”，打倒了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贺龙、许光达等等无数的中国共产党人。1976年4月清明节前后，一些中国人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发出了悲痛的呐喊：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这十个汉字，言简意赅地描述了毛泽东时代二十多年浩劫中成千上万上亿毛统区中国人的思想生存状况。 在文化上，毛泽东毁灭中国文化，由毛泽东的“思想”和“著作”独霸神州大地。古人云：士可杀而不可辱。在毛泽东思想奴役下，毛统区内无数的读书人所得到的羞辱罄竹难书，使他们生不如死，很多很多人选择自杀以结束这种看不到尽头的屈辱人生、黑暗人生，比如，大文人老舍、傅雷、范长江，大科学家赵九章、张宗燧、陈景润，小“右派分子”敖乃松、陆浩青、张沪，鄙人家乡墨池村的文人卢怀光，…… 在人情人性上，毛泽东对身边诸多得宠的女人送钱买笑，对遇到天崩地裂灾难的几十万唐山人一毛不拔；毛泽东造成四年时间五千多万人饿死而不悔，主宰十年人间浩劫而自诩为人生两大成就之一。 在法律道德上，毛泽东无法无天、无道无德，顺毛者未必昌，逆毛者难免亡。1959年8月，祸国殃民的毛泽东用捏造的罪名打倒了忧国忧民提意见的彭德怀。1968年10月，毛泽东以权势为主、捏造的材料为辅完成了打倒多年同事刘少奇的党内手续。彭德怀、刘少奇均被毛主席迫害致死，死得很惨，死前没有亲人送别，死后被毛主席的爪牙改名火化。 在工业农业上，毛泽东指挥全民大炼钢铁、深翻土地、过度密植，蠢到极点，祸害六七亿中国人进入长期空前大饥荒，拉大中国与世界文明的差距。 在军事上，毛泽东无法无天而又缺智少谋，遥控指挥中国军队侵略韩国，受到联合国军屡次反击还不思悔改，大量耗费中国人的生命、财产做极端缺德反人类的事情。 在外交上，毛泽东鼠目寸光，缺德之至、低能之至。毛泽东无视联合国宪章，藐视联合国的存在，把执行联合国公务的联合国军污蔑为侵略者；在自己已经当上了侵略者的前提下，藐视联合国关于停火谈判的决议，结果实至名归戴上了侵略者“桂冠”，长期孤立于地球村人类社会。 在食住行玩上，毛泽东耗费巨量民脂民膏。如果中国人的知情权不被剥夺、蒙蔽，知道在几亿中国人穷困至极的时候毛泽东如此奢侈享受，足以令他们怒发冲冠。 在茶烟酒色上，毛泽东恣意妄为，贪得无厌，其以权谋私贪享受的行为与其大公无私的假象反差极大，令人瞠目结舌。 总而言之，毛泽东是一个谎话连篇、好话说尽、坏事做绝、欺世盗名、欺天罔人的千王之王，他给地球人制造了巨大的灾难，给中国人制造了巨大灾难，给湖南人制造了巨大灾难，给湘潭人制造了巨大灾难，给韶山人制造了巨大灾难，给韶山毛姓人制造了巨大灾难。因此，韶山毛姓人应该谴责毛泽东，韶山人应该谴责毛泽东，湘潭人应该谴责毛泽东，湖南人应该谴责毛泽东，中国人应该谴责毛泽东，地球人应该谴责毛泽东，大家都应该谴责毛主席这条日常生活昼伏夜出、自称按月亮规律办事、自称与人斗其乐无穷、实际上祸害了成千上万上亿上十亿人类的害人大虫。 2008年7月5日，“杜莎夫人”蜡像馆柏林公展首日，进入该馆的第二个普通参观者不顾阻止，让阿道夫•希特勒蜡像身首异处，以抗议这个纳粹头目“现身”德国。柏林市议员弗兰克•齐默尔曼为这个男子汉的行为叫好。他说：“掉了脑袋的希特勒蜡像才是件艺术品。”德国法律规定，在德国艺术美化希特勒是违法行为。 希望中国人向德国人学习，深刻反思自己的“伟大领袖”对人类的祸害。 令人遗憾的是，2008年一些中国人却正在制作地球村最大的毛泽东塑像。长沙正在建设中的巨大毛泽东塑像，工程总建筑面积2300平方米，雕塑长、宽、高分别为83米、41米、32米，雕塑采用钢筋混凝土框剪结构，外表材料为花岗岩石材。巨大的毛泽东塑像，将艺术化体现毛泽东风华正茂、指点江山的伟人气概。 呜呼哀哉！！！一些当了二十多年毛奴的中国人，以及毛奴的后代，不但没有深刻反思毛泽东对人类的祸害，反而进一步制造毛泽东的伟大假象让世人盲目崇拜，实在不该啊。 希望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地球人谴责毛泽东比谴责希特勒更加强烈，因为希特勒对人类的祸害与毛泽东相比只是小巫见大巫而已。                                                 2009年3月29日于北京 第一篇 假象——公开的无产领袖 真相——绝密的超级富翁 1.1 毛主席说“我是无产阶级” 1.1.1 富翁毛泽东当众撒谎 没有存款 1.2  几亿人悼念“无产领袖” 1.3  毛主席的存款惊人 1.3.1 毛主席说“我看穷是 好事” 1.3.2 延安农民的穷困令 周总理震惊和愧疚 1.4  毛主席的富豪行为 “爷爷一生艰苦朴素，穿过的两件睡衣打着59个和67个补丁。 ”这是毛主席的孙子毛新宇发表的文章《爷爷激励我成长》中，最能体现毛主席无产特征的一句话。 毛主席果真无产吗？果真不舍得用钱吗？非也！非也！大谬不然也。实际上毛主席是惊人的超级特大富翁，钱花在身边女人、卫士身上的数量也是非常惊人的，简直是挥金如土。而他的破衣烂鞋，实际上也饱含民脂民膏（参见本书19.1《毛主席破衣烂鞋中的民脂民膏》）。 为什么世人只看得见毛主席的无产假象而看不见毛主席的超级富翁真相呢？因为有严格的保密措施，将可能穿透毛主席无产假象的超级富翁真相严密包裹起来，绝密地封存起来，绝对不让世人看见毛主席的超级富翁真相。在毛主席死了二十六年后——2003年7月，毛主席的特大富翁真相才在小范围解密，让少量的人见到了毛主席的超级富翁风采。 1.1 毛主席说“我是无产阶级” 毛主席自称是无产阶级，在物质上一无所有。请看《毛泽东人生纪实》的一段故事： [1966年夏，邢台突然发生地震，波及北京。 这一天，毛泽东正在中南海的住处办公。护士长慌忙走进来，一边说地震了！地震了！一边搀扶起毛泽东就往屋外走。刚走到门口，毛泽东又返回屋里去，把案头上放着的一包牛皮纸挟在腋下，这才随护士长走出屋外。 护士长看见毛泽东只挟了包牛皮纸就问：“主席！屋里那么多好东西您不拿，为什么就拿这包纸啊？” 毛泽东回头瞥了一眼“主席办公室”，感叹地对护士长说：“那些东西都不是我的，我身无长物，只有这些自己写的诗稿属于我的。我是无产阶级，一无所有啊！” ] 按照正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无产阶级指的是产业工人，农村的雇工劳动者不在此列。到了庸俗、功利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笔下，“无产阶级”不仅仅是产业工人，而且包括所有最贫穷的阶层：雇农、半佃户、手工业者、小商贩、苦力，甚至乞丐。毛泽东的阶级划分，不是从“社会生产的一定历史地位”及其同生产资料一定的关系出发，而是从收入和生活水准出发，这是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概念的庸俗歪曲。 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无产阶级，还是毛泽东思想的无产阶级，毛主席都不是，因为他既不是产业工人，更不是穷人，而是拥有大量私人钱财、挥金如土的超级特大富翁。 1.1.1 富翁毛泽东当众撒谎没有存款 毛主席不但在手下奴才面前撒谎，在外国人面前也随便当众撒谎。1961年9月，蒙哥马利第二次访问中国大陆地区。政治上幼稚而天真的将军，问毛主席准备的继承人是谁？毛主席说：“这个词不好，我一无土地，二无房产，银行里也没有存款，继承我什么呀？红领巾唱歌：‘我们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我看叫‘接班人’好……” 毛主席当时已有一百多万元人民币存款，但是张嘴就撒谎没有存款。请看《毛泽东人生纪实》的一段： {除工资外，毛泽东拥有大笔稿费。在五十年代，稿费数额就达人民币100多万元……把这笔巨款全部交到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保管。} 毛泽东的巨款并不交公，只是交给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保管而已。特别会计室不可能保存那么多现金，还是得到银行帮毛主席存起来。毛泽东在银行里有存款吗？答案毫无疑问是肯定的：“有”。那么，毛主席当众说自己在银行里没有存款，就是当众撒谎。 鄙人孤陋寡闻，除了知道中共中央办公厅有特别会计室，没有听说过哪个单位有特别会计室，实在搞不清楚当时中共中央办公厅的特别会计室是否专门为毛主席服务而设置的，若是如此，特别会计室运转所需的办公费用、人员工资等等支出应该加到毛主席所耗费的民脂民膏大山上。 1.2 几亿人悼念“无产领袖” 1976年9月9日，主宰中华大地九亿多中国人命运的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死了。连续数天，到处设毛主席灵堂，进行悼念活动。鄙人家乡广东省兴宁县，位于广州市东边，其时县城离广州公路里程377公里，坐汽车十二个小时左右才能到达，与毛主席的死尸更是远隔千山万水，到各单位毛主席灵堂悼念的人数，达到50多万。 9月18日，北京安排了百万人汇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极其隆重的追悼会。天安门广场下半旗志哀，横贯天安门城楼的横幅上写着：“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下午3时整，追悼大会开始。全体肃立，百万人默哀3分钟。由500人组成的庞大军乐团奏起哀乐。与此同时，除了港澳台地区外，中国所有工厂、矿山、列车、货轮和军舰，汽笛长鸣。更有甚者，除了港澳台地区外，中华人民共和国九百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到处同步举行毛主席追悼会。在不崇拜毛主席就难以生存的毛泽东统治区，除了年纪特别老的人和特别小的人，都必须参加毛主席追悼会。鄙人家乡兴宁县刁坊公社墨池大队的农民，集中在墨池小学分教处——原米筛小学的操场上，排成纵横整齐的方阵，庄严肃穆地收听大喇叭实时转播的电台广播，远隔四五千里参加毛主席追悼会。当时天气尚热，有的农民不堪紧张气氛和太阳晒烤，加上身体虚弱，中暑倒地，抬到场边即时受到严阵以待的赤脚医生的抢救。规模达到几亿人同时参加的追悼会，在人类历史上无疑是空前的，估计也是绝后的。 从表面现象上看，描述为“八亿神州共悲鸣，举国上下同哀悼”，说得过去。但是，人们内心实际感受如何，各人心事各人知。就我而言，我对于毛主席的死亡，绝对没有任何悲伤之感。我1960年一出生就跟随六亿多中国人一起挨饿（就在这一年，毛泽东统治区因为毛泽东人祸——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大炼钢铁运动、深翻土地运动等等，造成空前大饥荒，饿死两三千万人，净减少人口一千多万）；1967年上学以后经常饿着肚子也必须在课堂上唱《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等等肉麻颂歌；有时在家听我父亲唱：“我好好比笼中鸟，有翅难飞”；1974年不许我上高中，提早结束求学生涯回乡务农；1975年5月只能带着假证明偷偷摸摸到龙门县搞副业……要我对制造浩劫社会的元凶大恶、罪魁祸首毛主席之死感到悲伤，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对于被毛主席迫害死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刘少奇的亲属而言，对于被毛主席迫害死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彭德怀的亲属而言，对于不久前刚刚被毛主席吹出的批邓狂风吹翻在地的中国共产党人邓小平及其亲属而言，要他们对毛主席之死感到悲伤，我想也是绝对不可能的。在没有言论自由也不准许有思想自由的毛泽东统治区，人们绝对不敢交流不崇拜毛主席的非主流意识，否则极可能招来无妄之灾。 文革中造反起家，因为毛主席的赏识而在1973年8月中共十大会议上当上了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主持追悼大会。毛主席死之前安排的过渡性临时接班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在毛主席追悼大会上致悼词，节录两段悼词如下： [今天，首都党政军机关、工农兵以及各界群众的代表，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极其沉痛地悼念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毛泽东主席。 …… 毛泽东主席是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谋利益的光辉典范。毛主席把自己毕生的精力，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全部贡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给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给了共产主义的事业。象毛主席这样经历过种种革命风暴，战胜了种种艰难险阻，始终和工农劳动群众心连心，站在革命运动的前列，指导革命运动前进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历史上，是罕见的。毛主席在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上立下的丰功伟绩，是永存的。 ] 从上述追悼会的空前规模和少量节录下来的所谓盖棺论定的悼词，读者不难看见毛主席的假象——长期公开的、亿万中国人必须崇拜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无产阶级领袖。 1.3 毛主席的存款惊人 2004年12月12日，在广东省乐昌市我叔叔家翻阅旧报纸，我意外看见了一篇文章：《关于毛泽东稿酬的争议》（广州日报报业集团主办的《老人报》2004年11月18日第6版），得知毛主席生前有天文数字的存款，2003年7月才解密的。我非常惊讶，难以置信。通过查阅大量资料，比如在北京的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党史博采》杂志（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河北省中共党史学会主办）2004年第9期《毛泽东亿万稿酬处置内幕》、《党史文苑》杂志（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主办）2004年第5期《毛泽东亿万稿酬的争议》，我终于确信： 毛主席在1976年的时候有大量私人存款，并且存款量超过了足以令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穷困的十亿以上中国人目瞪口呆的7600万元，其中7582万余元，是毛主席假公济私、瞒天过海以“中共中央中南海第一党小组”名义开户存放的，以“毛泽东”之名开户存放的八九十万元，不足毛主席全部私人存款的百分之一点二。 毛主席在1976年就有超过7600多万元私人存款，是非常惊人的，比之2006年、2007年的7600多亿元私人财富，还要惊人得多，因为2006年、2007年有十亿元以上财富的人家多了去了（2006年10月发布的胡润百富榜显示，原毛泽东统治区范围出生成长的中国人，第一富人张茵有财富270亿元；有财富10亿元的陈忠孝、朱永兴等44人，仅得并列第325位。2007年10月发布的胡润百富榜显示，有10亿元财富的陈零越、朱永兴等68人，只能并列排在第654位），而1976年的时候，毛主席统治下的九亿多中国人中，有十万元以上存款的人家恐怕只有毛主席一家。在非常贫穷而又仇视私人财富的毛泽东统治区，毛主席居然拥有那么多私人存款，实在令人不可思议，也实在太惊人。 鄙人家乡广东兴宁，历史上并不是闭塞穷困之地，而是富有经商传统的文化之乡。清朝末年，现代共和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同盟会时，参加该会的兴宁籍留学日本学生多达14人。中华民国政府时期，兴宁被誉为“小南京”，外地则有“无兴不成市”之说。1976年终，兴宁县有838322人，个人储蓄存款余额622.4万元，全县个人存款不到毛主席个人存款的百分之九，人均7.42元，不到毛主席个人存款的一千万分之一。1976年兴宁全县农村信用社社员储蓄154.9万元，农村人口778114人，人均1.99元，不到毛主席个人存款的三千八百万分之一（<1/38000000）。明朝皇帝朱元璋的故乡、毛主席死后中国农村改革开放的发源地安徽省凤阳县，1976年人口492764，个人储蓄存款余额124.9万元，全县个人存款不到毛主席个人存款的百分之一点七，人均2.53元，约等于毛主席个人存款的三千万分之一。1976年凤阳全县农村储蓄存款余额22.9万元，农村人口448515人，每人平均存款0.51元，不到毛主席个人存款的一亿四千八百八十万分之一（<1/148800000）。 为了避免以偏概全，更公正地说明毛主席存款量的惊人，扩大范围比一比。 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十大将（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粟裕、徐海东、黄克诚、陈赓、谭政、萧劲光、张云逸、罗瑞卿、王树声、许光达），以及不在将帅之列的中共最高级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25人出生成长的家乡，分属现在的7个省2个直辖市22个县（四川仪陇、乐至、南充、广安，湖南湘潭、桑植、衡东、会同、永兴、湘乡、长沙、宁乡，湖北黄冈、黄陂、麻城，山西五台，广东梅县，海南文昌，江苏淮安，重庆开县、江津，上海青浦）。 我又到国家图书馆调阅了上述22个县的县志，发现其中9部县志既有1976年的个人储蓄数又有人口数，9县合计7224608人，个人储蓄存款余额3751.1万元。9个县个人存款总量不到毛主席个人存款的一半，人均5.19元，不到毛主席个人存款的一千四百万分之一。下面是这9个县1976年的人口、个人储蓄余额数据：彭德怀、毛泽东家乡湖南湘潭，人口937600，储蓄余额624万元；刘伯承家乡重庆开县，人口1252080，储蓄余额239.3万元；陈毅家乡四川乐至，人口795401，储蓄余额382.3万元；徐向前家乡山西五台，人口287256，储蓄余额499万元；粟裕家乡湖南会同，人口277162，储蓄余额100万元；徐海东家乡湖北黄陂，人口885686，储蓄余额610.5万元；罗瑞卿家乡四川南充，人口1268101，储蓄余额234万元；刘少奇家乡湖南宁乡，人口1113555，储蓄余额538万元；陈云家乡上海青浦，人口407767，储蓄余额524万元。 朱德、周恩来、邓小平家乡的史志，没有1976年的储蓄余额数据，3县人不能参加上述与毛主席比金钱的集体。三县相近年份的数据为：朱德家乡四川仪陇，1975年人口740171，储蓄余额161万元；周恩来家乡江苏淮安，1978年人口1093589，储蓄余额453.8万元；邓小平家乡四川广安，1977年人口1215781，1975年储蓄余额421.63万元。从上述数据，可以估算出三县1976年人均储蓄存款不足3.5元，不到毛主席个人存款的二千一百万分之一。（人口按每年增加1%估算，1976年人口3023358；四川仪陇、广安1976年储蓄量，按1975年上升10%估算；江苏淮安1976年储蓄量，当作1976-1978两年时间才上升10%进行估算。这样估算的储蓄量1053.44万，只多不少。） 在1927年湖南秋收暴动之后，1949年进驻北京之前，毛泽东曾经长期住宿过的地方有三个：江西瑞金、陕西延安、河北平山。 由于在延安、平山史志上找不到1976年的储蓄余额数据，我想让三块中共革命圣地人民联合起来与毛主席直接比金钱，就比不成了。不过我可以告诉读者：1976年，江西瑞金有408619人，个人储蓄余额292万元，全县个人存款不到毛主席个人存款的百分之四，人均7.15元，只有上升百分之六点三以后才能与毛主席个人存款的一千万分之一打个平手。延安农民人均年度纯收入，公社化至文革前45元，“文化大革命”时期52元；平山农民集体化以后1956年至1976年人均年度收入，最高68元，最低29元。延安农民的纯收入，其实未必都是钱，也许是难以兑现的账。参见本书1.3.2《延安农民的穷困令周总理震惊和愧疚》。 现在中国大陆各地都已经编纂、出版了现代版县志，有心了解1976年前后当地人口数及个人储蓄余额的人，到当地图书馆去查阅本地史志即可。 “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宁要一个没文化的劳动者，而不要一个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就是当时最精辟、最形象的政治语言，高度概括地说明了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如果想逃出奴在身的集体经济制度和奴在心的社会思想环境，那是不允许的，也是不可能的。农民逃出毛主席创造的人民公社体制管束下的奴隶地位，可以种植、养殖致富自己，那是毛主席死了若干年后的事情。 在毛泽东时代这种越穷越光荣、越穷越革命、穷困至极的畸形社会主义社会，以大公无私著称的无产领袖毛主席，实际上却是绝密地拥有高出一千多万人的私人存款联合起来的超级特大富翁，实在太惊人。形象一点来比喻，毛主席就是毛泽东统治区里如同大型食蚁兽站在亿万小小蚂蚁中的惊人超级特大富翁，体型差别实在太大。 1.3.1 毛主席说“我看穷是好事” 1957年11月，毛主席在莫斯科公开发表演讲反对改善人民生活：“有人说穷是坏事，我看穷是好事。越穷越要革命，人人都富裕的时代是不堪设想的……热卡太多了，人就要长两个脑袋四条腿了。” 说穷是好事，是政治表演，也是毛泽东思想的精华所在——越穷越要革命。但是，读者必须记住，穷别人是好事，可不能穷毛主席及其身边的人、家里的人，参见本书1.4《毛主席的富豪行为》、2.10《毛主席后辈的天堂生活》、2.11.1《毛主席夫人江青的天堂生活》。如果从“越穷越要革命”反推回来，富翁毛主席早就不要革命了，他只是尽力维护自己的权力地位而已。举例而言，1959年毛泽东人祸大饥荒已经显现，但是毛主席不但打到了忧虑民间疾苦、反映民间疾苦的彭德怀等人，还开展了无中生有、祸国殃民的反右倾运动，就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地位。结果使毛泽东人祸进一步恶化，造成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大饥荒。 1.3.2 延安农民的穷困 令周总理震惊和愧疚 1973年6月9日，周恩来视察延安，曾任中共延安地委副书记的土金璋大胆对他说： “总理，延安地区14个县，130多万人口，南边7个县群众生活还可以，北边7个县群众生活很贫困。最近我到子长县李家岔村去看了一下，那里的群众连苞谷面都吃不饱，其中有一家五口人合盖一床被子。” “战争年代都没有这么苦！这是为什么？”周恩来很震惊。 “这可能和政策有关系。老百姓在院子里种几颗南瓜、苞谷，也都被铲掉。” …… 周恩来说：“延安人民用小米哺育了我们，全国解放24年了，延安人民的生活还这么苦，我们对不起延安人民。” 毛主席要求“全国农业学大寨”，自家院子里种东西，绝对不是社会主义大寨模式的东西，那是资本主义的尾巴，属于铲掉之列，周恩来也不能逆毛主席之意而行。 陕北老乡真苦，一家六七口人，只有一两床棉被，孩子们就靠着烧热了的炕席过夜。除了年节，一年四季炕桌上的菜总是老三样：一碟盐，一碟辣子，一碟酸菜，客人来了，把那碟酸菜添得上了尖，就算招待客人了。为了省灯油，灯盏里常常是半截子油半截子水，水沉到底下，油浮在上头，有水的冷却作用，灯火不至于太旺。粮是队里种的，布是自己织的，现钱是很难分到手的。到年底分红的时候，有的队里把分钱户跟欠钱户一一相抵，就算平账了，因为欠钱户永远拿不出钱来，所以分钱户也就永远拿不到现钱，大家都习惯了。 参见本书15.2.2《毛主席驻扎过的王家湾，由富裕变成赤贫》，可以增加陕北革命老区农民在毛泽东时代穷困的历史知识。 1.4 毛主席的富豪行为 毛主席既然是超级特大富翁，花起钱来自然有超级特大富翁的派头。 从1965年至1976年2月，毛主席先后9次提取了38万元人民币和2万美元给了江青；从1967年至1976年5月，毛主席先后5次提取15万元给张玉凤，给护士吴某2.5万元。毛主席还曾先后两次送给汪东兴4万元。江青、张玉凤、护士吴某都是女人，汪东兴则是负责毛主席安全保卫的总头目。贴身女人与保镖头，无疑是要特殊打赏的。 1975年，毛主席还让手下人给贺子珍送去2万元，对于这位1928年取代“人间知己”杨开慧妻子位置然而到了1937年还是被自己抛弃的老情人，女儿李敏的母亲，行将就木的千万富翁毛主席赏点钱安慰安慰她，倒是不费什么劲。 虽然毛主席挥金如土，但是他说自己讨厌钱。请看《毛泽东人生纪实》的一段描述： [毛泽东经常在生活上关心身边的工作人员，在警卫人员为他开列的经济支出表中，专门有一项就是帮助生活困难的同志。 有一次，毛泽东正在看文件，见李银桥递来牛皮纸袋，就像接公文一样接过去，准备掏出来看。 “给老张的钱，主席过过目吧。” 话音未落，毛泽东神色有变，就像无意中抓了一只癞蛤蟆那么糟糕，一下子就把牛皮纸袋扔开了。 “拿开！交代了你就办，谁叫你拿来的？”毛泽东皱起眉头搓手，好像指头脏污了，“我不摸钱，以后你要注意呢！” 李银桥离开毛泽东到天津工作后，也时常回北京看望毛泽东。一次交谈中，毛泽东听说李银桥家乡遭了灾，便吩咐秘书从他的稿费中支出1000元帮助他。当秘书将装有钱的牛皮袋放到毛泽东的桌子上时，毛泽东远远地比划手势，说：“你拿去，可以解决一些困难。” “不行，主席，我不要，我不缺钱，我不能要。”李银桥连连摇头。毛泽东多次帮助过他，他实在不好意思。 “怎么，你是要让我摸钱吗？”毛泽东做出抓那只牛皮纸袋的样子。 “不，不，我要，我自己拿。”李银桥赶紧拿起了那装有1000元的牛皮纸袋。 毛泽东说：“这就对了。你还记得，我不摸钱，我就讨厌钱。” ] 本书1.3《毛主席的存款惊人》所述粤、赣、湘、鄂、川、渝、晋、皖、苏、沪10省市15个县到1976年底为止的人均储蓄存款余额，最高不到18元，最低2元以下，一千多万人平均不到5元，与之相比，超级富翁毛主席给江青、张玉凤、护士吴某、汪东兴、贺子珍，以及给老张、李银桥等身边工作人员的赏钱，都是惊人的巨款。 为了让世人更容易记忆表面上的无产阶级领袖毛主席实际上是超级特大富翁这一历史事实，鄙人不怕献丑，特奉献史诗性七言诗一首如下： 1976年特有钱的无产阶级领袖毛泽东 穷人区中谁最富？无产领袖毛泽东。 赏妻美金人民币，三十八万小意思。 十五万元张玉凤，护士吴某两万五。 临终存款剩多少？七千六百万有多。                                                 第二篇 假象——他为人民谋幸福 真相——他为自己谋私利 2.1  毛主席贪钱 2.1.1 毛主席贪钱的根本原因 2.1.2 毛泽东贪占勤工俭学的 捐款 2.1.3 毛主席不要脸地 收取版税、稿费 2.1.4 毛主席违规违法 收取版税、稿费 2.2  毛主席贪物 2.2.1 毛主席决定 “7501”瓷器的制作 2.2.2 “7501”瓷器制作过程 神秘严格、价值连城 2.2.3 毛泽东抢占别人的 “四旧”书籍 2.3  毛主席贪吃 2.3.1 毛主席在延安每天吃鸡 2.3.2  毛主席在中南海 秘密每天吃小鱼小虾 2.4  毛主席贪玩 2.4.1几十台火车头专职伺候 毛主席周游全国 2.5  毛主席贪色 2.5.1 毛主席有行宫没有后宫 2.5.2  《新婚夜笑话》 2.5.3  婚姻外搞女人是 毛泽东一辈子的爱好 2.6  毛主席贪保健 2.6.1  刘少奇主席， 被毛所害老病无医 2.6.2  彭德怀元帅， 被毛所害痛不欲生 2.6.3  周恩来总理， 被毛所害提前离世 2.6.4  毛主席夫妇，小病特医 2.7  毛主席贪房子 2.7.1 毛主席行宫实在太多 2.7.2 人民住房实在太窄 2.7.3  宋庆龄享受 “皇家”待遇心不安 2.8  毛主席贪茶烟酒 2.9 毛主席永远例外地享受人生乐趣 2.10  毛主席后辈的天堂生活 2.10.1  毛泽东儿媳凭什么 到苏联留学、进北大读书 2.10.2  孙中山孙女为什么 不准上大学 2.10.3  毛主席儿媳凭什么 到朝鲜祭夫 2.11  鸡犬升天 2.11.1 毛主席夫人 江青的天堂生活 2.11.1.1  江青与骏马 2.12 毛泽东是贪污分子、浪费分子、犯罪分子 在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中，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到地方人民广播电台，天天早上一开播，开始曲都是《东方红》；每天早晚的《新闻联播》，一开始也是放《东方红》；“文革”中开各种会，一开始也是唱《东方红》：“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 毛泽东果真为人民谋幸福吗？非也，假象是也。1942年最早唱《东方红》的李有源，陕西省佳县（即葭县）张庄农民。在1956年毛泽东强制农民进入集体化以后（参见本书11.2.2《破坏农业的农村合作化运动》），尤其是1958年强制农民进入公社化以后（11.3.2《公社化运动奴役农民》），张庄农民们穷得一塌糊涂。因为靠公社过不下去了，有一段时间张庄人盗墓成风。张庄离县城近，城里谁家白天埋了人，张庄人就在晚上把棺材板刨出来，加工成风箱、炕桌、小柜、凳子，拿到榆林城去卖，然后用卖得的钱在“黑市”买点粮食回来过日子。这当然要引起墓主的抗议和告状。但由于这是因为大家穷，没法子才干的，也不是盗什么金银财宝，再加上法不责众，县里也没办法。 1980年记者去李有源家时，看见了他的大儿媳。她告诉记者们，他们家在合作化以前生活不赖，但是后来不行了。1971年前，生活实在没法子了，她出去讨过饭。 下面通过毛主席贪钱、贪物、贪吃、贪玩、贪色、贪保健、贪房子、贪茶烟酒八部分，以及他的妻子、儿女、侄子鸡犬升天的天堂生活，来展示毛主席多方面谋私利的历史真相。 2.1  毛主席贪钱 毛主席统治中华大地二十多年，几亿中国人中，感觉到生活中衣食住行方面有明显提高的人，其比例肯定是微乎其微；绝大多数人，只知道长期缺衣少食，日常生活非常艰难，度日如年。但是，毛泽东一家人的生活，确确实实是大大地提高了，这根本性的差别，源自毛主席以权谋私贪来了大量的钱财。本书1.3《毛主席的存款惊人》讲述了毛主席有天文数字的存款，是穷困的毛泽东统治区内唯一的超级特大富翁。 2.1.1 毛主席贪钱的原因 毛主席为什么要疯狂贪钱呢？因为他深深知道钱财的力量——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而本质上他又是一个没有道德、肆无忌惮、肆意妄为的人。 毛泽东并非出身于大富人家，从小就知道缺了金钱生活艰难；由于得不到父亲的支持，毛泽东离开韶山到东山学堂读书的费用都是自己出面向亲戚和世交那里借的，甚至还多借了12块钱给父亲用作雇佣一年长工的费用，因为父亲以毛泽东这个劳动力走失为理由阻拦儿子毛泽东出去上学；后来到长沙读书，与同学相比之下就更显得毛泽东金钱窘迫；暑假留在学校每个月两块半钱的伙食费令他吃惊，幸得萧瑜帮助才逃脱如果回家度假必须帮家里干活的责任；1916年与萧瑜的一段乞讨生涯，虽然得到了自由自在遨游天地之间的乐趣，但也饱尝了身无分文的痛苦。出长沙小西门就因为无钱渡河而苦恼，只好采取先上船快到江心交钱的时候再耍无赖的方法过河，与摆渡的船夫发生冲突，受人奚落，甚至要打架，已经二十四岁身高体健的毛泽东说：“你如果要打架，我们决不在乎。” 1919年，毛泽东到了北京，生活无着落，得到了李大钊的帮助。毛泽东后来对美国人斯诺是这样说的：“李大钊给了我图书馆助理员的工作，工资不低，每月有八块钱。 ”但是与陈独秀、胡适、马寅初这些名流大书生相比，渺小的书生毛泽东得到的八块钱就实在是太少了（1919年，北京大学一些人的月薪：蔡元培600银圆，陈独秀300银圆，胡适280银圆，马寅初280银圆，杨昌济240银圆，李大钊120银圆），难于做到潇洒地养家糊口。 所以，深深地知道钱财重要性的毛泽东，只要有捞大钱的机会，就决不会放过。 2.1.2 毛泽东贪占勤工俭学的捐款 在1920年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中，毛泽东、蔡和森手持杨昌济先生的手书求见当时在上海的章士钊先生，希望他在资金上予以资助。章士钊先生当即在上海积极募捐，将募集的两万银元巨款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将其中的1万银元资助湖南的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另1万银元用于湖南的革命活动。 所谓用于革命活动，首先就是用于安排自己的个人生活、家庭生活。毛泽东跟妻子杨开慧生了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后还能够挥洒自如地参加革命活动，组织湖南农民暴动，上井冈山打游击，而家中一个老婆、三个儿子不但长期衣食住行无忧，还能够长期雇请保姆陈玉英，一直到1930年10月杨开慧受到率领造反队伍进攻长沙的毛泽东的牵连被长沙政府逮捕，这一个没有工作的年轻女人、三个年幼的孩子、一个被雇佣的保姆生活在一起的家庭得以正常运转，都是因为杨开慧手中有毛泽东留下来的丰厚的钱财。章士钊从社会上募捐而来赠送给湖南人赴法勤工俭学的巨款，被毛泽东移花接木用来安排自己在国内的生活，真够革命的，革了专款专用的命，革了公款公用的命。毛泽东这种贪钱的革命行为，真够恶心的。 掌握中华大地的大权后，毛主席非常明白，自己依靠特权虽然可以贪来很多很多非凡的享受，但也还是需要巨额私人钱财，好随时应付有特殊关系的女人、男人，而子孙后代更需要巨额私人钱财，才能保证他们在自己死后过上长期衣食住行无忧无虑的生活。 2.1.3 毛主席不要脸地收取版税、稿费 1950年后毛主席贪钱的途径，主要是不要脸地收取版税、稿费。 毛主席死后，他的夫人江青作为“四人帮”的一员被抓起来以后，对毛主席的稿酬遗产问题中共中央有个意见:毛泽东著作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留下的稿酬不是留给江青和亲属的。这是合乎道理的。 从知识产权的角度来看，毛主席个人坐拥巨额稿费、版税，肯定是有问题的。除了诗词是毛主席个人的作品，其他著作绝大多数都是职务著作，就跟发明专利中的职务发明一样，既是职务行为，也是群体智力劳动、体力劳动产生的结果，还是公家办公条件基础上的产品。举例来说，1957年6月19日《人民日报》等几十家报纸同时发表的文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1957年2月27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题为“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讲话的整理稿、修改稿，这文章的形成，秘书们、同事们无疑有所贡献，国家配置的办公软硬件系统肯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个时候，毛主席身边有五大秘书：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叶子龙、江青，其中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文笔很好。假如一个公司的总经理把公司的专利申报为自己个人的专利进行牟利，能行吗？肯定不行。毛主席著作的产权归属大多与此相类似。更深入一点来分析，毛主席的诗词，有些也不完全是毛主席个人的产品。比如《水调歌头•游泳》，就是一趟耗资巨大、完全彻底公费旅游的副产品（参见本书2.4《毛主席贪玩》）。 下面再举两个例子，说明一下挂名毛泽东的著作未必是毛泽东所作： 大名鼎鼎的文章《为人民服务》，原作者并不是毛主席，而是胡乔木。该文可以说是胡乔木对毛主席即兴讲话的报道，更应该说是胡乔木利用毛主席在张思德追悼会上讲了话这件事而来的文学创作，该文的灵魂：“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纯粹出自胡乔木。如果说1944年9月8日毛主席在张思德追悼会上的讲话是一个鸡蛋，那么9月21日延安《解放日报》报道《毛主席亲致悼词》的内容已经是一只小鸡的形象了。胡乔木孵鸡、养鸡功不可没。毛主席对胡乔木的才干极为赞赏，公开在刘少奇和周恩来面前夸奖自己的“笔杆子”，他说：“靠乔木，有饭吃。”后来在编《毛泽东选集》的时候，毛主席把胡乔木的文章改名为《为人民服务》收了进去，恰如把胡乔木养大的鸡放入毛主席的鸡笼一样简单。《毛泽东选集》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产生过程差不多。要说差别，主要是孵鸡、养鸡的时间更长——1942年5月2日毛主席发表讲话，胡乔木所写挂名毛泽东的文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到了1943年10月19日才在延安《解放日报》上面发表。胡乔木的文才之高，在中共中央无出其右者，不但毛主席戏说：“靠乔木，有饭吃”，邓小平赞誉胡乔木为“中共中央第一支笔”，刘少奇还找胡乔木写发言稿。1951年5、6月间，刘少奇找到因为胃穿孔动了大手术尚在家休养的胡乔木，请他代为起草7月１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将要由自己作的庆祝报告。 2.1.4 毛主席违规违法收取版税、稿费 毛主席能够贪来天文数字的钱财，主要还在于违规违法收取版税、稿费。 在毛泽东时代，法律在“新中国”是没有什么地位的，没有刑法，没有民法，没有刑事诉讼法，没有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不过是类似儿童游戏规则的摆设，大人毛主席及其爪牙随意践踏就是了（参见本书17.4《践踏〈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中共中央文件才是毛泽东时代权威的政治规则、经济规则。法院判案，主要法律依据就是中共中央文件，或者地方上中共组织的文件。 1960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批转文化部党组、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关于废除版税制、彻底改革稿酬制度的报告》：废除版税制，对目前一部分完全依靠稿费维持生活的作家一律实行工资制，稿费只作为生活的补助和鼓励创作的一种次要因素。那么，毛主席此后收入版税、稿费，都是违反中共中央文件规定的以权谋私，因为毛主席已经有工资，而且是共产党员为主子的党国中地位最高、级别最高（1955年党政军级别关系：元帅享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待遇，行政三级；大将享受国务院副总理待遇，行政四级；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是最高的行政一级）、工资最高的人。毛主席既不需要作为生活补助的稿费，也不需要鼓励创作的稿费，版税已经被废除，更是不必谈起。 1966年6月文革正式开始后，出版社遵照中共中央、中央文革的指示，连鼓励性的稿费也免了，毛统区变成了作者免费写稿的世界。直到1977年10月12日，国家出版局报经国务院批准，颁发了《新闻出版稿酬及补贴试行办法》，从1977年10月1日起实行，使废除11年之久的稿酬制度得到部分恢复。《办法》规定，根据作品的质量和字数，一次付给稿酬；对因抽调脱产写稿而减少收入的工农作者，除稿酬外还给以适当的补贴；专业作者和业余作者按照同样标准付酬。1979年9月6日，全国文联和国家出版局联合在北京召开座谈会，就文艺作品的稿酬问题交换意见。大家认为，在“文革”以来稿酬停发了11年的情况下，国家出版局于1977年10月发布了《新闻出版稿酬及补贴试行办法》，确是突破了一个禁区，但经过两年来的试行，这个稿酬办法已不能完全适应今天的形势，有必要进行补充和修订。1980年5月24日，中共中央宣传部转发国家出版局制定的《关于书籍稿酬的暂行规定》，自1980年7月1日起实施。1979年7月，曾经被大量民众秘密传抄的小说《归来》，在湖南省监狱中苦捱了四年多、1979年1月18日才平反出狱的作者张扬于北京结核病医院病床上进行修改后，选用秘密传抄过程中由读者起的众多名字中的一个——《第二次握手》，正式出版了，出版社一次性付给差点遭到文字狱杀身之祸的张扬1750元的稿费。《第二次握手》出版后三个月内即印行三百二十多万册，累计高达430万册的印数，经济上与作者张扬没有关系。如果没有1977年10月12日颁发的、突破禁区性质的《新闻出版稿酬及补贴试行办法》，张扬在1979年连一分钱稿费也不用想得到。 毛主席七千六百多万元的存款余额，百分之九十八以上来自文革期间违规（等于违法）从出版社抽取的版税。我不说毛主席的钱财来自稿费而说来自版税，这是有讲究的。请看商务印书馆《现代汉语词典》的几条词语解释：[版税]  出版者按照出版物所得收入的约定百分数付给作者的报酬。[稿酬]  稿费。[稿费]  图书、报刊等出版机构在发表著作、译稿、图画、照片等的时候付给作者的报酬。从这些解释不难看出：稿费与出版者从出版物中所得收入没有关系，是指发表稿件的时候一次性的报酬，通常说的“文稿每千字多少钱”，就是稿费；版税则与出版物所得收入挂钩，是长期性的，出版越多，版税累计越多。毛主席文革期间从那些出版物中所得到的收入，应该属于版税，而不是稿费、稿酬。 在其他人都不准得到版税、稿费的社会大背景下，为了满足酷爱钱财的毛主席对金钱的渴望，1967年3月，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文选》、《毛泽东诗词》稿酬的计算标准的建议：《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平装本、精装本每套稿酬一角；《毛泽东文选》稿酬每本二分五厘；《毛泽东诗词》每本稿酬三分；毛泽东著作单行本，不是新发表的，暂不订稿酬。该建议报送林彪审阅时，林彪不失时机地对毛主席拍马屁，批示道：请总理复议，毛主席的思想经典是无价之宝。现拟定的稿酬，是否不适当，再提高二倍，也属于不适当。送中央文革审议时，中央文革成员一致同意林副主席的批示。康生、江青、张春桥、谢富治等都说：只有林副主席站得高、看得远。江青、谢富治还说：调整至五倍、十倍，也不算什么！最后，这一建议送毛主席本人审阅。毛主席作了批示：还是以过去标准为宜，一些提议不合实际。毛主席虽然很喜欢大量钱财进入自己的钱库，但也很清楚自己统治下中国人的穷困程度，因此知道再往上提高多少倍榨取他们的活命钱就不切合实际了。后来，还是基本按国务院拟订的标准，有大变化的是毛泽东诗词的稿酬，统一提升到每本五分（当时毛泽东诗词每本售价为一角五分至三角）。文革期间毛泽东诗词发行了8570万册，每本提升两分钱版税可以多收入171.4万元。在山河一片红的毛泽东统治区，在不崇拜毛主席就随时可能招灾惹祸进监牢的政治环境下，人们购买并随身携带巴掌大的红宝书《毛主席语录》，以减少招灾惹祸的麻烦。在同时并存的活人数量没有超过十亿人口的文化大革命时代，《毛主席语录》发行量超过了十亿册，仅此一项，毛主席就榨取民脂民膏超过二千五百万元。亿万家庭、无数办公室有备无患的《毛泽东选集》，发行了三亿七千五百九十万套，毛主席榨取民脂民膏三千七百五十九万元。 从1953年至1965年底，毛主席收入国内版税和海外版权费共121.3万元，这其中1960年10月中共中央废除版税制以后毛主席得到的版税已经属于违规违法。除了自己日常生活开支，毛主席二十多年的工资十几万元远远不足于支付送给江青、张玉凤等人的六七十万元，必然已经动用了版税五十万元以上，因此可以认定，毛主席到1976年结余下来的存款七千六百多万元中，百分之九十九以上都是违规违法以权谋私榨取来的。 在中共中央废除版税，其他人甚至连一次性稿费都不准得到的毛泽东统治区，毛主席破坏中共中央决定，以权谋私榨取民脂民膏自己收入天文数字版税的行为，将民间俗语“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修改为“只许毛主席非法致富，不许万万人合法脱贫”。 毛主席酷爱钱财贪财腐败，其实还有另一方面，就是不执行额外收入按比例缴纳党费的规定，一举两得：既不用出血一样痛苦出钱，还可以不暴露个人财产的秘密。至于现代社会为了缩小贫富差距让高收入者上缴所得税，以权谋私、贪恋钱财的毛主席就更不沾边了。 毛主席虽然以权谋私榨取来了天文数字的钱财，却没有多少人知道。周恩来、毛泽东死后，只有汪东兴、张玉凤两个人知道：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中共中央中南海第一党小组”名下的存款7582万余元，也是毛主席私人的。以组织的名义开户绝密存放私人的钱财，这是毛主席假公济私的又一表现。毛主席七千六百多万元私人存款余额，百分之九十九以上是以权谋私榨取来的，不好让别人知道，所以保密非常重要。 毛主席的真相是秘密疯狂贪钱和秘密大量花钱，但是却在人前表现得非常憎恨钱，其在生活中的演戏表演水平，与大男人梅兰芳在舞台上扮演漂亮女人的表演水平相比，不遑多让。参见本书1.4《毛主席的富豪行为》、2.10《毛主席后辈的天堂生活》。 2.2  毛主席贪物 毛主席是一个看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现代“皇帝”，要求日常生活用瓷器精美绝伦。实际上就是奢侈透顶。 “解放”后不久，毛主席的下属就开始让红色官窑根据毛主席的旨意、爱好制作精美的生活用瓷器上贡，毛主席长期免费享受高级瓷器带给自己的生活乐趣。毛主席的生活用瓷品种很多，质量非常高，登峰造极之作是1975年的“7501工程”所制作的超级瓷器。 2.2.1 毛主席决定“7501”瓷器的制作 1974年初，湖南、山东、江西等历史上三大名窑所在地的省革命委员会接到了中共中央布置的一项任务，要求各地为毛主席特制一套生活用瓷，瓷器定名为“主席用瓷”或“中南海用瓷”。接到任务后，这三个省从省领导到瓷器艺人，倾尽所能，精心制作，在1974年10月按时拿出了各自的样品，并送呈北京中南海供选定。结果还是瓷都景德镇的技艺高人一筹，景德镇陶瓷研究所呈送的样品被选中。 景德镇样品依据的样本是明代正德年间官窑所产瓷器，采用的是薄胎白釉新工艺，可以说是古代和现代制瓷工艺水平的最佳组合。样品选定后，中共中央组织专家提出的修改建议是：传统釉上彩原料中含有铅，为保证毛主席身体健康，必须改用釉下彩工艺；毛主席政务繁忙，饮食时间不定，餐具一定要配保温杯保洁盖；瓷器所绘图案改为毛主席喜欢的梅花。报请毛主席本人批准。1975年元月，中共中央正式下文生产“主席用瓷”，为保密起见，取名为“7501工程”，这样“主席用瓷”就有了“7501”这个代称，这也是景德镇陶瓷研究所的1号科研项目。 2.2.2  “7501”瓷器制作过程神秘严格、价值连城 从1975年1月份起，景德镇陶瓷研究所用了近一年的时间圆满完成了“7501工程”任务，共生产了100余套，约上万件瓷器。为了保证按时高质量地制作出这批瓷器，景德镇陶瓷研究所集中了最优秀的制瓷高手，40多名工作人员均是出身好、政治素质高、技术一流者。为保证任何环节不出问题，除生产任务简称为“7501工程”和严格选拔生产设计人员外，还专门成立了工程指挥部，由当时的省革委负责人挂帅，生产现场也采取了极为严格的监控措施，江西省公安厅厅长多次前往督促，省公安厅派员在现场实行24小时监制，所有生产原料的选配和瓷器生产的全过程均有严格的要求。当时还有规定，没有工程指挥部首长的批准，任何人都不得擅自进入生产现场。 景德镇陶瓷研究所从100套成品中精选出6套，送呈到了北京中南海。这6套是“7501”瓷器中的绝品，包括有：釉上彩3套，每套约150件；釉下彩3套，每套约200—250件，总共6套近千件瓷器。余下的“7501”瓷器怎么处理呢？工程指挥部指示全部就地打碎销毁，不得保留，不得流通。 1998年岁末，太平洋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在北京举办的一场古玩瓷器拍卖会上，一套名为“7501”瓷的神秘瓷器吸引了众多买家的目光，经过激烈的竞拍，这套“7501”瓷88件以876万元的天价成交。 2004年版《中国瓷都•景德镇市瓷业志》开卷的彩图，有专门一页《中南海用瓷（毛泽东同志用瓷）》，里面有精美的“毛瓷”照片：水点梅花釉下彩酒壶、水点梅花釉下彩饭锅、水点梅花釉下彩汤碗、水点桃花办公用具，等等。在该书《镇窑遗存》中写道： {中南海用瓷  中南海用瓷生产于1975年，当时称“7501”工程*（页底注释：*“7501”工程资料由当时组织制作人之一的杨火印提供。）   为毛泽东主席专用瓷，由中国轻工业陶瓷研究所研究制作。当年，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的指示，毛主席用瓷要依据四个伟大来设计造型和花面，要前所未有，做成当今世界第一流的瓷器，或是超一流的瓷器。 “7501工程”是一种全新的高、精、尖的设计制作，所用原料都是顶级原料，全部采用手工制作工艺，胎釉为高白釉，胎体为半脱胎，而实际利出的胎体比半脱胎还要轻，是一种高超的利坯技艺。根据主席的生活习惯，所有的碗碟都设计了盖子。釉上花面采用了刘雨岑创造的“水点桃花”装饰技法，色泽清新丽雅。釉下花面使用梅花图案，折枝梅旁加了几片青翠的竹叶，感觉更加艳丽。…… 配套送出的毛主席用瓷现分开存放在北京的丰泽园、湖南的滴水洞、江西的“828工程”。其余的除中国轻工业部陶瓷研究所自己收藏了部分外，余者都散藏于民间。 } 《景德镇瓷业志》居然要用杨火印个人提供的资料才能写成这一段当代历史，显然有关“7501工程”的官方工程资料在超级瓷器完成后已经被销毁了。 毛主席很清楚，“7501工程”这种以权谋私烹饪民脂民膏、吞噬民脂民膏的行为是见不得人的犯罪行为，所以制作过程要保密，毛主席吃剩的残羹剩饭——九千件左右精美的瓷器，必须销毁，毁灭一切罪迹。 2.2.3毛泽东抢占别人的“四旧”书籍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一百多万狂热崇拜自己的红卫兵。第二天，毛主席幕后指挥红卫兵，开始了祸国殃民、罪大恶极的“破四旧、立四新”（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大立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运动，参见本书3.3.2《破坏一切》。破四旧的一项行动，就是非法抄家，顺手将不合毛泽东时代思想要求的古旧书籍抄来，或者焚烧，或者送造纸厂做造纸原料，或者送给有特殊爱好的上级领导。 根据毛主席开出的长长的书单，非法抄家得来的数千册古旧书籍变为毛主席的私人收藏。用紫外线照射消毒后，这些书便堂而皇之地摆上毛主席会客室的一排排书架。以这些书为背景，毛主席会见了来自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同他们合影留念。他们无一不为这些书所显示的毛主席的博学所倾倒。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博士感慨地说，他好似身在“学者的书斋”。外人有所不知的是，“书斋”倒像纳粹元帅戈林用来陈列从犹太人那里抢来的画的画廊，毛主席书斋的书，留着真正主人的斑斑血迹。 2.3  毛主席贪吃 毛主席以喜欢吃红烧肉著称，不怎么参加奢华的宴会，好似非常清廉。其实不然，这只是清廉的假象而已。若论清廉，应该是光明正大地生活，在供给制的时候，不享受超出正常供给的食物；在薪资制的时候，不享受自己没有付出代价而来的生活物资。细致分析起来，毛主席其实是个以权谋私贪婪吃喝的主席，吃成了中国共产党内的超级大胖子。 在毛泽东时代以崇拜毛主席为纲、政治挂帅、严厉惩办泄密者的社会环境下，贪吃的毛主席吃过什么东西，是绝对不可能泄露出去的。负责毛主席警卫工作的汪东兴，对给毛主席做厨师的人有言在先：“主席的生活、活动不能记，包括你们这些人也不要记，就是菜单也不要记。”这些人只能规规矩矩不记。 毛主席死了很多年后书里写出来的，都是靠脑子回忆的。从集中原来毛主席身边的厨师、生活管理员等各色人等回忆而成的2003年版《毛泽东保健饮食生活》中，我发现毛主席爱吃鸡成瘾。当然了，在中南海可吃的东西太多了，延安时期天天吃鸡，变成了中南海时期吃用鸡汤做的菜。从毛主席宴请金日成的家常菜，可知毛主席除了吃出了名的猪肉，吃牛肉、狗肉也很平常。 主席爱吃白汤鱼头 主席喜欢吃胖头鱼（即鱅鱼），一般吃的都是鱼头，大约在两斤半到三斤左右…… 做白汤鱼头的整个步骤，就是把鱼头煮完后捞在凉水里去了骨头，剩下的肉用油煎一下，油要多放一点，然后加上葱、姜，加点鸡汤炖，开锅时放点豆腐，豆腐需要先用水焯一下，放上盐、花椒面，然后把它们一起倒在砂锅里盖上盖，等锅开了，豆腐也好了。像这样的鱼头汤，一个星期给主席吃上一两回，他是很喜欢吃的…… 主席的小菜非常丰富 主席基本上每餐不少于两个小菜……主席吃的小菜相当多，一天六七个，基本上三天不重样。比如五香鱼、锅焙鱼、辣鱼、蛋鱼卷、蒜泥牛肉、炸鳝鱼等，他吃的面很广。 主席喜欢吃锅焙鱼，也叫火焙鱼。其做法是用火也可以，锅也可以。实际上这种鱼是在锅上焙熟的。这种鱼是北方的一种叫做小麦穗的鱼。做它时不用开膛，把鱼洗净后，放热油锅里用油过一下，捞出来后浇上事先做好的鸡汤，再加上些葱、姜、豆豉、辣椒，就放在锅里蒸，蒸一个小时就可以吃了。吃的时候就给主席夹到小盘里，他就连骨头都一起吃了。像这样的小菜，主席一天要吃三次。 主席吃青菜也有特点，他不喜欢吃干炒的青菜，就像空心菜、冬寒菜、菠菜这些菜做的时候都要加汤，就是火旺一点炒菜，炒得差不多了，加一勺子鸡汤下去，一炒就可以了。这样菜也有了，汤也有了，汤他有时喝有时不喝。像爆羊肉一般是不带汤的，但他要带汤，这样就必须把汤先做好，爆得快好时把汤一放炒几下就出来了。 …… 毛主席宴请金日成 毛主席多次宴请金日成。主席请他吃饭时，做的菜都跟平时差不多，都是些家常菜。一般来讲，主席吃什么，金日成就吃什么。也就是什么米粉肉阿，小笼牛肉啊、红烧狗肉啊、米饭等等，这些他都吃。请金日成吃饭时，一般给他加一份狗肉就可以了，因为朝鲜人比较喜欢吃狗肉。做狗肉时要放葱、辣椒、香叶、陈皮等调料，一般有辣椒，狗肉的土腥味就少了。 实际上，毛泽东不但喜欢吃各种各样的鱼类、猪肉、牛肉、狗肉，而且还喜欢吃飞禽及野味类。比如他爱吃的麻雀、鹌鹑等，不仅肉质鲜嫩，味道鲜美，还具有补五脏、益气血、增力气、壮筋骨和温肾助阳等食疗保健作用。 毛主席贪钱，将自己培育成了毛泽东统治区的超级特大富翁，1960年起高踞云端俯瞰众生穷苦。毛主席贪吃，将自己培育成了毛泽东统治区的超级特大胖子，1960年起以脑满肠肥之姿傲视华夏瘦弱。 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编《毛泽东遗物事典》第96页，有一张手写的菜谱，下面注明“1961年4月26日，厨师为毛泽东制订的西菜、西菜汤计划”，内容如下： 1、蒸鱼卜丁 2、铁扒桂鱼 3、煎桂鱼 4、炸桂鱼 5、软炸桂鱼 6、烤鱼青 7、莫斯科红烤鱼 8、吉士百烤鱼 9、烤青菜鱼 10、菠兰煮鱼 11、铁扒大虾、 12、烤虾圭 13、虾面盒 14、炸大虾 15、咖喱大虾 16、罐焖大虾 17、软炸大虾 18、生菜大虾 毛主席对于用西餐方法制作出来的鱼虾感到十分新鲜惊奇。 西餐中鸡的做法比中餐多。毛主席对西菜中鸡的做法很是推崇。1960年代初，工作人员制订西餐菜谱时，在鸡类上列出了这些一般人闻所未闻的西菜名称：黄油鸡卷（鸡排）、软煎鸡排、鸡肉饼、鸡肉元、大王鸡肉饼、鸡肉丝、罐焖鸡、红焖鸡、葱头焖鸡、青菜焖鸡、纸包鸡、鸡丁敏士、椰子鸡、奶油鸡等等。毛主席对上述西菜鸡并非样样都喜欢，但偶尔吃上一顿也觉得别有一番风味。 1960年代初工作人员制订西餐菜谱时，考虑到毛主席喜欢吃猪肉的特点，特别为其安排了小乳猪，这样便能做到肥瘦适中，面面兼顾。毛主席吃过的西菜中，还有下列猪肉类：烤猪排、烤猪腿、炸猪里几、炸猪排、烺馏猪排、法国猪排、意式奶猪等等。至于牛羊肉类，因为毛主席不是很喜欢，因而只是偶尔参杂一些品种进去。毛主席吃过的西菜中的牛羊肉有：羊肉串、烤羊腿、白烩羊肉、煎羊排、煎羊肝、牛扒、煎牛肉、咖喱牛肉、伏太牛肉、酸牛肉、烩牛尾等等。 毛主席喜欢喝汤。西餐中汤类品种丰富，而且各具特色风味。毛主席1960年代吃过的西菜汤有：奶油汤、牛尾汤、红菜汤、鸡杂汤、腰子汤、葱头汤、红花鸡汤、饺子汤、红鱼汤、卜菜泥汤、巴粒米汤、什锦汤、鸡蓉鲍鱼汤、鸡汤蓉汤、意国面条汤、龙须菜汤等等。 毛主席在1960年代对西菜感兴趣，但他很少正正经经吃过一顿纯粹的“西餐”。在毛主席看来，无论是口味还是营养，中国菜都远远超过西菜。当然，西菜中也有不少极品。因此，毛主席在吃西菜时，一般都是与中菜和合在一起吃，即是说，他每天的饮食还是中菜为主，其中也夹杂上几个西菜，或是西菜肉类，或是西菜汤类。 请读者注意了，1960年、1961年是中华大地因为毛泽东挥舞的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人祸而六亿多人长期挨饿、饿死五千多万人的高峰期，这两年净减少人口两千多万，不要说低人一等的几亿广大农村户口人大量饿死，就是最大程度保证供给的北京市，食物也是品种贫乏、数量有限。有条件时每天早晨要吃一个煮鸡蛋而被江青定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老舍，关心民生疾苦的著名作家老舍，向彭真市长提议：过年时，给大家伙弄点花生米吃吃怎样？而且，以他的幽默又悄悄加了一句：“我就顶爱吃花生米。”彭真苦笑：老舍真会给我出难题。难题归难题，过年时，真有了花生，每人二两。老舍还琢磨给大家伙弄个油饼吃吃，但是，琢磨来犹豫去，终于没敢提建议，怕给彭真市长出难题。 在毛泽东人祸大饥荒时期，全中国人的人民公仆——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竟然如此独享美味与营养物质，实在太不像话了。 2.3.1 毛主席在延安每天吃鸡 请看来源于黑龙江《老年日报》，在黑龙江报业集团网上可查阅到的文章——《陈云：毛泽东吃鸡是革命任务》的部分内容： [1937年1月13日，毛泽东随中央机关由保安迁往延安，直到1947年3月18日红军撤离，也就是说，毛泽东在延安整整呆了十年之久。 当时的延安，堪称中国内地最贫穷的地区之一。 …… 对于当时的延安民众而言，鸡肉已经是非常奢侈的“生活高级品”了。 由于生活艰苦，而我党又是以“平均主义”的旗号进驻延安以及其它革命根据地的，因此，毛泽东所享受的“特遇”自然引起民众以及党内的质疑。对此，时任中央组织部长的陈云出来为此事作说明。 陈云当时负责中共官员的工作分配，高级干部由毛泽东（有时也包括刘少奇）决定，中级干部由组织部（有时由陈云亲自谈话）决定，下级干部由所在单位决定。 据中共党史专家司马璐回忆：他最后一次到中央组织部，…… 当时，陈云写过一本小册子，叫《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是早年中共学习的必读文件。陈云当年作这项政治报告时，司马璐也坐在下面听。当时，司马璐坐在前面的地上。陈云讲完问道：“同志们有什么问题吗？” 一位比司马璐年纪略长的官员从他身边走过去向陈云递了一张条子，随后，陈云说：“刚才这位同志问，既然共产党是讲平等的，为什么我们大家的生活这么苦，毛主席却总有鸡吃？” 陈云接着做出回答说：“是的，毛主席总有鸡吃，这不是毛主席愿意的。毛主席希望和我们大家过一样的生活，但是同志们想想，毛主席的健康对中国革命多么重要！所以，毛主席不愿吃鸡，党中央的命令一定要毛主席吃鸡。和我们每一个革命同志一样，毛主席吃鸡也是一种革命任务。” 据司马璐后来说，在他的印象中，当时一般的党员对陈云都相当敬重，觉得他为人正派，他所见到的陈云为毛泽东吃鸡作解释的这段话，中共任何文件中都找不到了。 ] 其实陈云这是在为毛主席打掩护，用子虚乌有的中央命令，来掩护贪吃的毛主席每天奢侈地吃鸡破坏了共产党形象的历史事实。陈云能够成为中共高层的不倒翁，顺应毛主席的一切所作所为并且为之涂脂抹粉是不可缺少的基础。 2.3.2  毛主席在中南海秘密每天吃小鱼小虾。 请看毛主席的生活管理员吴连登所说： 在中南海，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中南海的湖里常年有几只用柳条编织的鱼篓，鱼篓里放上肉类等一些诱饵。这几只鱼篓是专门用来给毛主席捉小鱼小虾的。每天早晨，工作人员去将鱼篓中的小鱼小虾倒出来，趁着新鲜做给主席吃。毛主席每顿饭都会将这些小鱼小虾连皮一起吃掉。这是主席餐桌上常年不断的一道小菜。 有时候中南海的小鱼小虾不够吃，我就让玉泉山农场的工作人员在稻田里捕捞，以保证毛主席每天都能吃上新鲜的小鱼小虾。 专家点评：毛泽东餐桌上常年不断有小鱼小虾。……毛泽东的这一饮食爱好，对他的身体健康很有利，既可以补充钙质，又可以补充蛋白质。 2.4  毛主席贪玩 毛主席贪玩成性，用公费游山玩水是其强项，尤其喜欢到江河里面去游泳。除了没有在黄河下水游泳，可以说游遍了中国大陆地区有名的江海湖塘。不管走到哪里，只要有水他就要游，而且总是带着挑战者的神情下水，带着征服者的骄傲上岸。林克1954年担任毛主席的国际问题秘书工作后与毛主席的第一次接触，是在广州越秀山的游泳池畔。池水清清，树影婆娑，却无法拂去林克心中的忐忑。 毛主席最著名的一次公费旅游大江河，当属1956年5、6月间畅泳湘江、长江。 1956年5月，在广州游泳了珠江（一次在白鹅潭下水，在一群游泳健儿陪同下，穿过如意坊码头，闯进大坦沙河段，直抵海角红楼泳场，然后又转身顺流而归）后感觉不过瘾的毛主席，不顾其他人的反对，执意要到长江去游泳。经过两次派人实地考察长江可以游泳后，湖南省、湖北省领导人安排好了陪泳人员后（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匆匆赶回武汉准备，亲自组织游泳选手护泳，并且探水性，选地点），5月30日毛主席带领大批随员从广州坐专机飞到长沙畅游湘江，5月31日飞到武汉三次畅游长江（5.31、6.2、6.3）。毛主席这一趟完全彻底耗资巨大的公费旅游，还有一个重大个人收获是写出了气壮山河、潇洒如同神仙的诗词《水调歌头•游泳》：“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余。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乎！…… ” 在过足游泳的瘾头后飞回北京的专机上，毛主席不忘蒙骗身边的人，令听者之一的叶子龙一直刻骨铭心地记着：“我们必须抢时间、争速度，走到时间的前头，一寸光阴一寸金，人生的时间就这么多，我们要建设祖国，必须只争朝夕，把革命事业干到底。” 读者您认可毛主席这段时间畅泳珠江、湘江、长江的公费旅游是建设祖国吗？是干革命事业吗？我不认可，作十六字令二首以记之：“腐，飞来飞去公费游。谎言出，朝夕为民谋。”“爽，泽东畅泳大江河。诗词出，神仙逍遥游。” 酷爱游山玩水的毛主席，还曾经想到湍急的长江三峡游泳。1956年“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的湘江、长江神仙游一年后，1957年7月在上海逍遥的毛主席，给中共中央写了拟在三峡游泳的电报，电报内容如下： [中央，并请转罗瑞卿、王任重二同志： 我拟七月廿四日到重庆，廿五日乘船东下，看三峡。如果峡间确能下水，则下水过三峡，或只游三峡间有把握之一个峡。如不可能，则于船出峡口时下水到宜昌，或径到沙市。然后乘船到武汉。此事，已与瑞卿谈过。请中央考虑批准。如果中央同意的话，则（一）请瑞卿即带孙勇、韩队长等能游者十人左右，到武汉与已试航试泳一次之船队再去试行，反复几次。（二）王任重同志不要去，我拟于七月中旬到武汉和省委谈一些问题。            毛泽东              7月7日] 电报中提到的几个人物当时的身份： 罗瑞卿，公安部部长。王任重，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孙勇，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处警卫科副科长。韩队长，即韩庆余，中央警卫团一中队中队长。 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不是在公安部办公，而是时刻准备“带孙勇、韩队长等能游者十人左右，到武汉与已试航试泳一次之船队再去试行，反复几次”。做这种杂碎工作，罗瑞卿简直就是毛主席个人的私人跟班。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收到电报的当天，即1957年7月7日，给毛泽东复电说，关于在三峡游泳一事，常委提出先派人调查和试水，然后再作决定。后来，根据试水情况，中央常委没有同意。 为了毛主席的三峡游泳梦想，奴才干部们都干了多少劳民伤财的事情呢？请看《中央政治局不同意毛泽东在三峡游泳揭秘》的部分内容： [谢滋群说：“当时我们组建了一个调查组，不但做了深入、细致的调查，还绘制了很多图纸，王任重看了图纸，听了汇报以后，又指派我牵头，由长江航运局副局长邓少云、省公安厅副厅长吴国扬和朱汉雄同志参加，再次考察三峡。朱汉雄提出，鉴于三峡水流凶险、怪异，水上保卫任务需要空军部队的大力配合，充分发挥直升机机动灵活，不受制于急流、险滩的优越性，提供空中支援。我十分欣赏这个建议，王任重当即让马上找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刘丰协商。当日夜晚，直升机团团长就乘火车来到了武汉。” 接着，谢滋群就带领考察组进入三峡，在宜昌和奉节之间往返多次，用目测的方法对三峡水流作“船上观”。在整个考察过程中，直升机团团长忧心忡忡，他说，直升机来三峡执行这样重大的任务是我们的光荣，但是，从安阳到三峡，距离很远，直升机必须有它的落脚点。比如，它每天都要加油、要降落，从河南安阳起飞再回到安阳加油是不行的。直升机保护自身安全的任务也是很艰巨的，三峡从南岸到北岸扯了不少电缆、电线，碰上这些线就可能机毁人亡！ 考察组向公安部做了报告，罗瑞卿坐飞机来到武汉，他带着警卫骨干和游泳能手，坐飞机从天上越过三峡进行考察。谢滋群陪同前往，测出水的流速为6米/秒，“绝不能游！”但毛主席执意要游，王任重只好发电报到中央，中央政治局很快回复：不同意毛主席游三峡。此事才平息。 ] 毛主席除了贪玩名山大川、大江大河大海，也贪玩荒山野水。请看毛主席卫士长李银桥的一段回忆： [从韶山出来，毛主席乘专列北上。当专列行驶在湖南空旷的山野中时，毛泽东突然吩咐停车。他外出视察常有这种一时兴起的临时停车。 …… 铁道路基下有条小路，向右蜿蜒着伸向石岗。他没有走那条路，而是踏着野草碎石从左边向石岗走去。他不喜欢循规蹈矩。我们卫士和警卫人员紧随着毛泽东走，另有一些工作人员选择了那条小路。毛泽东走的是没有路的野地，出现了带刺的荆棘。有人怕轧破裤子，犹豫了。 “主席，那边有路，走那边吧。”摄影组的胡秀云建议。 “路是人走出来的。”毛泽东继续在荆棘里走着，说：“我这个人哪，从来不肯走回头路，办后悔事。” 胡秀云转身向那条小路走去。毛泽东望望她的背影，又转身问卫士们：“你们怎么办？” “我们跟主席走。” “那好，我们就试一试。”毛泽东把大手比划一下，概括了心里想的一切意思。我朦胧感觉，这一幕与现实中发生的一切似乎有某种关联，但它到底与什么事有关呢？ 毛泽东登上那座小山岗，对早已到达的人们说：“你们说说，咱们谁的收获大？” ] 看了毛主席这段无名山间的野趣游，我产生了三个联想。 一、毛主席祸国殃民。封锁铁路线，大段铁路线让行于毛主席专列已经是祸国殃民。铁路线上随时吩咐停车，随意延续封锁时间，更是祸国殃民。那时节，中国大陆所有铁路都是单线铁路，只是为了毛主席自己取得山间旅游的野趣，大段铁路的货运、客运长时间完全停止，铁路行车计划不得不事后大调整，很多货物延期到站，很多旅客在“临时停车”的车厢里烦躁难受地度过也许好几个钟头的分分秒秒，毛主席祸国殃民大矣。 二、毛主席存世的破衣烂鞋难以说明此人爱惜衣服艰苦朴素的习惯。好好的路不走，非得走荆棘丛生损伤鞋子可能轧破衣服的野地，说这种人爱惜衣物，谁信呀。他喜欢破衣烂鞋，不过是一种特殊爱好而已。猫喜欢吃腥，狗喜欢吃屎，而且狗特别喜欢吃人类厌烦、躲避的臭烘烘的人屎，我们能说狗具有艰苦朴素的美德吗？在我看来，无论是猫狗，还是毛主席，其实都根本不存在艰苦朴素的概念，只是素性而为。 三、毛主席是人吗？他习惯昼伏夜出，喜欢进入荆棘野地，是人吗？ 毛主席贪玩成性，滥用权力到处游山玩水，不但直接大量耗费民脂民膏，而且间接祸国殃民。但是，在有些拍马屁的人写出的文章、书籍里，这些以权谋私的行径通通不见，只见一个夜以继日为国家的繁荣强盛和人民的幸福安康废寝忘食工作的伟大领袖。下面抄录一段在北京的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部图书馆编写的《毛泽东人生纪实》2003年版的内容，让读者在此看看由该机构“纪实”出来的毛主席假象该有多么伟大： [中南海的灯光，彻夜通亮，那是毛泽东的办公室。从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到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他为了民族的安危、国家的繁荣强盛和人民的幸福，27年如一日，用超越人类生命极限的战斗精神顽强地进行着拼搏——夜以继日地工作、学习。] 呵呵，那简直是空前绝后的伟大。那个几百次投身到渤海、长江、湘江、珠江、钱塘江、邕江等江河湖海游泳的毛主席难道仅仅是真毛主席的化身不成？或者他有孙悟空的本领，拔根毛就可以变出自己模样的东西二十七年如一日常住中南海蒙骗身边的奴才，而真身到处游玩、游泳？这未免太神奇了吧。毛主席自我吹嘘，或者马屁精着力塑造的毛主席为人民谋利益人格伟大的假象，与他为自己谋私利人格渺小的真相，反差实在太大。 2.4.1  几十台火车头专职伺候毛主席周游全国 毛主席周游神州大地的专列，实际上分为三组列车——先锋车、主席专列、押道车，因此，需要三台火车头同时提供服务。 前面是先锋车，驻有一个警卫连，并置有安全测试的仪器设施，探测范围达四周60米。 后面是押道车，也驻有警卫武装，置有无线电通讯设施。 中间的专列才是毛主席使用的。第一节行李车厢装有从北京带来的‘吉斯’小轿车。吉斯防弹车看来笨重一些，但速度很快。毛主席办公那一节车厢，安放有一张大写字台，上面有笔筒、砚台及信笺；另外还有三对沙发；四周都是书架和书，是最有特色的。后面一节是毛主席的卧室。这个专列外表漆成墨绿色，与一般客车车厢并无二致，不过它却是防弹、防核辐射的。 中间的专列，长达12节车厢。随行的先锋车、押道车究竟有多少节车厢，我还没有找到公开的资料。 众多专职的火车头，分段负责牵引为毛主席服务的三组列车。据上海铁路局杭州机务段kc887号机车副司机华春南所说：“他自北而来，‘887’机车就开赴上海去挂他的专列；从南而来，‘887’机车则赶到金华去挂。每个区段，机车职责分明。我们杭州段的，开上海——金华区段。上海段的张生堂师傅，开上海——南京区段。” 这些专职的专列火车头，平时装好煤、装好水，随时准备伺候毛主席。一旦接到出发的命令，首先就要再过一次安全关。华春南说：“正因为拉的是毛主席专列，所以安全保卫工作特别缜密，已在煤车上的煤，要全部卸下来，由专业保卫人员一铲一铲重新铲上去，以防混有异物；水箱里的水要全部放掉，保卫人员钻进水箱，打着电筒细细检查一遍，安全关通过了，再注水；注水时也有专门人员在旁盯着。” 一旦毛主席下了专列到杭州风流潇洒，专列司机等等比较高级的毛奴们的日子就惨了——完全失去做人的自由。华春南说：“主席到杭州，专列都在市区内的城站停靠下车的，然后由我们再向东北方向开去，到近郊笕桥机场附近一条专用线上停靠。我们司乘人员与厨师、警卫人员一起吃住在车上，中断与外界一切联系，短则一周几天，长则几周、个把月乃至半年，一步也不能离车，直到再一次把专列开到城站，主席上车离开杭州为止。” 1971年9月毛主席杭州一行的时候，沪杭铁路沿线各站的第一大人物——中共的党支部书记或党委书记——都去锁定、看守所辖范围的岔道。 我从2007年出版的列车时刻表中查到，上海至金华西390公里，上海至南京301公里，三四十年前的里程，估计相差不会很大，那么从中可知一组专职火车头的服务范围就是三百公里左右。据此可以推断，北京至上海1463公里，安排四组或者五组专职火车头；上海至长沙1207公里，安排三组或者四组专职火车头；从北京到广州2294公里，安排六组或者七组专职火车头。光这三段线路，毛主席的专列就起码需要用十三组专职火车头，甚至可能要用十六组专职火车头，专职火车头的数量起码39台，也可能是48台。还有陇海线，还有东北地区，还有西南地区，为了毛主席周游全国，具体安排了多少火车头专职伺候毛主席，还得等待相关资料的公开。 2.5  毛主席贪色 先请看北京的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梅岭——毛泽东在东湖客舍》书中一段描述毛主席伟大假象的内容： {毛泽东并非怡情青山绿水，也并不沉醉于鸟语花香中。而是日日夜夜地考虑着国家大事，昼夜不停地工作着，十分敏锐地注视着国内外政治动态，凭借党的力量、党在群众中的威望和自己的智慧，屡屡化险为夷，使共和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政通人和、国泰民安。 …… 1974年9月，他原在杭州熟悉的两位普通退伍女兵来看望毛泽东，毛泽东热情接待，问长问短，临走时还安排她们去北京大学读书，一切费用都由毛泽东的稿费中开支。他真正与人民心连心。正是在这些平常的交往中，折射出一个当代伟大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熠熠光辉，展示出人民与领袖水乳交融的情景。 } 上述引文中我给加了下划线的部分，就是马屁精采用墨写的谎说塑造毛主席伟大假象的实例。前一段的假象性质，一指出即明朗，根本就用不着去驳斥。对于后一段谎说，我就批驳给大家看看。 能够与毛泽东水乳交融的是特别的人群——年轻姑娘——当中的几个、几十个，或者几百个、几千个、几万个。毛泽东与整个毛统区几亿饥寒交迫的人民水乳交融吗？缩小到省、缩小到县、再缩小到乡、再再缩小到村级范围来说，毛泽东与自己家乡韶山冲饥肠辘辘的人民水乳交融吗？毛泽东血缘最近的堂弟毛泽连，除了堂兄弟的关系，与毛泽东还有一层特殊关系。毛泽连的姐姐毛泽建，过继给毛泽东的父母以后成为毛泽东的妹妹，跟着毛泽东造反而于1929年被杀害。与毛泽东的关系非同一般的毛泽连，双目几乎失明，“建国”后有一段时间毛泽东每年给他寄去200元。这种资助到1958年祸国殃民的“吃饭不要钱”的人民公社时候就彻底终止了，不知是不是身受人民公社食堂之害的毛泽连提意见惹恼了毛泽东。晚年有七千多万元存款的毛泽东，对饥寒交迫中的堂弟毛泽连，一毛不拔，一分不助，可谓无情至极。毛泽东对其他乡亲同样也是一毛不拔、一分不助。毛主席与故乡韶山人没有水乳交融，仅凭毛泽东与两位年轻姑娘在武汉行宫里水乳交融，就说“他真正与人民心连心……展示出人民与领袖水乳交融的情景。”难道不是墨写的谎说塑造毛主席的伟大假象吗？ 我从上述毛主席与女人的故事，看出了毛主席见不得人的两点：好色之徒和以权谋私。 毛主席与她们是什么特殊关系？与毛主席没有特殊关系的女兵，退伍以后想见毛主席就能见得着吗？无数曾经为毛主席出生入死的将帅，想见毛主席都很难（1959年7月31日，在毛主席清算彭德怀不合作的时候，彭德怀说：“进北京后，跟主席处打过八九次电话，找不到，面谈机会少，得不到具体帮助。多年养成孤僻性格，无事不登三宝殿。”），普通女退伍兵想见就见，哪有那么简单的事情。且不说那些没有亲缘关系的将帅，就算是毛主席的亲生女儿李敏，1974年想见毛主席都见不着。毛主席权倾天下，他想见任何人，得到最高指示的任何人都得立即动身去见。问题的关键所在是，女儿李敏不如其他女人好玩。毛主席愿意与别人的女儿见面，水乳交融地谈笑，水乳交融地干些自己想干的任何事情，却不愿意与自己的亲生女儿相见。毛主席父女既然面都不见，水乳交融就免谈了吧。 能够得到毛主席如此特别关照的人民能有几个？她们为什么仅凭毛主席的安排就可以不经过当时的“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这个形式随便进入北京大学读书？那可是当时的年轻人梦寐以求的好事，比招工这等好事强百倍。为了离开上山下乡的苦地方、苦人生，就算能够得到招工回城的好处，很多女知青已经不惜牺牲当时的中国人仍然非常珍惜的贞操；能够离开农村，也是饥寒交迫的公社女社员的梦想。将两个与自己有特殊关系的女人安排进入北京大学读书，难道不是毛泽东亲自开天大的后门以权谋私吗？ 1974年2月15日，毛泽东对一份有关走后门的文件作出批示：“剑英同志：此事甚大，从支部到北京牵涉几百万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  1975年5月，毛泽东私下对晚年最受宠的生活秘书张玉凤说：“几十万人都走后门，又要这几十万人批林批孔。有走前门，就有走后门，几万年还会有。” 在毛泽东那些不传达给老百姓的言论、批示、行动中，走后门是不违规的事情，甚至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什么党纪、国法，什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玩蛋去。 在毛泽东时代，男女关系是充满危险的敏感雷区，连文艺作品中的男女正面人物，几乎都是无性生物，毛主席夫人江青等人钦定的八个革命样板戏（京剧《红灯记》、《奇袭白虎团》、《智取威虎山》、《沙家浜》、《海港》、《龙江颂》、《平原作战》、《杜鹃山》），就是这方面最好的见证文物，里面突出的正面人物，只有一个阿庆嫂是有配偶的（阿庆没有在戏中出现，只是表明阿庆嫂不是寡妇而已），没有一个谈恋爱的。不可能出版只能靠读者的热爱而地下传抄的小说《归来》（传抄中有读者起名为《第二次握手》）作者张杨，1975年1月第二次因为写小说被非法抓捕。“主审官”正言厉色地问张扬：“你明明知道不准写爱情了，为什么还硬要写？” 某个人倒霉的时候，比如没有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行为的人，被冤枉成了毛主席捏造出来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右派分子，他或者她就可能被无中生有的男女关系问题收拾得痛苦难堪，甚至自寻短见，成为所谓“自绝于人民的XX分子”。194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57年未满26周岁就开始遭受“右派分子”厄运的钟鸿女士，就差一点当了浩劫岁月子虚乌有男女关系祭坛上的牺牲品，只是她在井口看见井水面上的自己时，冥冥中听到了年迈父母和幼小儿子的呼唤，猛然一惊之下才没有投井自尽一死了之变成井底之蛙。如果某人在男女关系的生活问题上真的出了格，那可是犯了严重错误的问题了，受批评肯定少不了，受批判也不出奇，丢掉铁饭碗都有可能。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王近山，因为婚姻外搞女人，被撤销大军区副司令员职务、开除党籍，流放到河南省某农场，长期住在地面凹凸不平的两间半小平房里，多年后回北京报销医药费还遇到了麻烦，只是通过当年的老部下“走后门”，才解决了看病费用之忧。 2.5.1 毛主席有行宫没有后宫 毛主席是一个有点不同于旧时帝王的现代“皇帝”，有行宫没有后宫。 由于毛主席在杭州有两座行宫——刘庄和汪庄，而且喜欢长期住在人间仙境杭州西湖边，因此，在毛泽东时代，浙江省民间歌舞团的一大政治任务，就是选送年青漂亮的女演员给毛主席伴舞，女演员跳舞穿的高跟皮鞋和西服套装也由歌舞团免费提供。高跟皮鞋和西服套装是非常出格的装扮。在毛泽东时代，人们的服装就是灰色的中山装，或者蓝色的中山装，也有列宁装，外国人形象地称中国人为“灰蚂蚁”、“蓝蚂蚁”。毛主席并不是舞蹈家，也不是什么舞蹈爱好者，六十多岁、七十多岁的时候还热中于与年轻、漂亮的女演员跳舞，不过是个幌子而已，色翁之意不在舞也,在乎美女之间也。是否跳舞，毫无疑问决定于色翁毛主席是否发出召唤。女演员奉召而来跳舞，有时候刚跳几下毛主席就说“累了”，女演员就得扶他进去休息。至于在私密空间两人之间究竟会发生什么事情，外人就不得而知了。 毛主席最奇特的行宫，应该是他的专列。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书中第349页，有一张照片《毛泽东与专列列车员、文工团员在一起》。照片背景是野外的专列，主角自然是毛主席，十八个年轻女人（也许是十七个，因为站在最后面那个人也许不是女人）围在毛主席身边，坐在毛主席身边的两位，还把手搭在毛主席的肘湾里。我敢肯定，以前任何一个皇帝，绝对想象不到人世间居然还会出现如此绝妙的行宫。 2.5.2 《新婚夜笑话》 2002年8月我路过重庆，在朋友们的聚会中听到一个人朗读手机短信里的笑话： 一个毛主席的男卫士和一个毛主席的女护士结婚了。新婚之夜，男卫士发现女护士那里已经不是处女地，提出了疑问。女护士骄傲地回答：“这是毛主席战斗过的地方！”男卫士闻言立即翻身下床，举手敬礼，并且庄重发言：“向毛主席战斗过的地方致敬！我能够在毛主席战斗过的地方继续战斗真是无限光荣！我要沿着毛主席开创的道路奋勇前进！” 当时我听了这个笑话不以为然，觉得毛主席虽然在政治上没有道德，捏造罪名收拾彭德怀、刘少奇等等同事，把国家弄到一塌糊涂，在生活上却是艰苦朴素闻名的，而且充满感情地写诗怀念死去的妻子杨开慧，个人生活道德应该没有问题，这笑话未免离题、离谱了。但是，我现在的看法完全不一样了，因为我现在对毛泽东有了相当全面的了解。从1928年毛泽东的娇妻、骄杨、人间知己杨开慧在湖南的家中抚养毛泽东的儿子们的时候毛泽东就与江西的贺子珍同居生女，和毛泽东拥有千万私财并且以万元为单位拿钱给身边的女人们江青、张玉凤、吴某去花，以及毛泽东自己出钱并且亲自开天大的后门让两个曾经在身边的年轻女人去北京大学读书，可以看出上述笑话开始阶段源于生活——毛泽东好色的真实性，而当时毛泽东统治区的年轻人对毛主席个人崇拜的狂热性，则为故事的发展提供了源于生活的真实性。 就象姜昆、李文华表演的相声《如此照相》一样，《新婚夜笑话》也艺术地再现了毛泽东时代的某一个片段，因此，应该说那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小作品。 2.5.3 婚姻外搞女人是毛泽东一辈子的爱好 毛泽东与年轻漂亮的贺子珍（1909.9-1984.4，家名贺桂圆，因为漂亮而被江西永新人称为“永新一枝花”）的第一个女儿于1929年5月出生。就是说，毛泽东的这个早期二奶生的女儿一岁多会走路的时候，毛泽东的第二任妻子杨开慧（1901.11.6-1930.11.14，毛泽东称之为“人间知己、骄杨”）还自由地活在人世间，抚养两人所生的三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1930年10月24日，受到率领造反队伍进攻长沙的毛泽东的牵连，杨开慧被长沙政府逮捕。杨开慧拒绝了“发表和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的启事，你就可以马上得到自由”。11月14日，杨开慧被枪杀。杨开慧死了，烈士乎？烈女乎？杨开慧被界定为革命烈士，实在太勉强了，若界定为痴情烈女，肯定没错。 杨开慧为了已经抛弃自己在外面结婚生孩子的负心郎毛泽东当痴情烈女，我看实在是不值得。再说了，还有三个幼小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需要母亲庇护、养育，她死了，三个儿子立即成为孤儿，杨开慧选择死亡而不是发表和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的启事，实际上完全有负于作为母亲的感情与使命。杨开慧选择死亡，也许是长痛不如短痛的解脱之法吧，遥想负心郎毛泽东温香在抱，与别的女人双宿双栖，生儿育女，而自己只能独睡冷衾，孤寂、痛苦，确实不是好过的。后来被风流子毛泽东抛弃的贺子珍，没有像杨开慧一样一死了之，结果在苏联被送进精神病院，回中国后被雪藏于冷宫，虽然衣食无忧，但不能随便面见世人（中共上海市委只负责给她发工资，却不肯安排她任何工作），更不可能改嫁（毛主席写信要她顾全大局，贺子珍看了信后，明白了这封信的言外之意，她不能给毛主席添麻烦），只能几十年长期孤寂、痛苦了。 杨开慧早就知道毛泽东喜欢乱搞女人。就在他们俩结婚不久，毛又发展了两个女友，其中一个是杨的表妹。杨开慧知道后，气得用手打表妹，但是与毛泽东鲜有吵闹。 1923年11月，毛泽东填写诗词《贺新郎•赠杨开慧》来粘补他与杨开慧裂痕已深的关系，其中有这么两句：“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 ”4年多以后，毛泽东跟贺子珍同居、结婚、生孩子，我不知道这种事情是否也属于毛泽东与杨开慧误会的范畴。在风流子毛泽东心里，这点小事也许连误会都谈不上。但是，按人间道德来评判，起码可以说毛泽东对杨开慧负心薄幸，如果按人间一夫一妻制的法律来裁决，毛泽东犯重婚罪证据确凿，不存在任何疑问。 1937年底，在中共取得了最高地位以后的毛泽东，与延安地区如同凤毛麟角般烫头发、抹口红的英文翻译吴莉莉好上了，毛泽东成了舞场上的常客，气得贺子珍与吴莉莉动手，结果贺子珍的右眼被牛高马大的美国女人史沫特莱打得肿起像个大核桃，无法出门。史沫特莱是非常开放的美国女人，她怎么能容忍自己的雇员、开放的同类被一个情场落败的女人欺负呢？为了对付贺子珍的谴责，毛泽东搞了一个小小的阴谋，转移视线，但是贺子珍并没有受骗。后来，事情发展到这样的地步，以致陈云受毛主席的委托在中共中央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该委员会根据毛主席的要求宣判离婚。离婚之后，毛主席用自己的方法解决了问题，他把贺子珍送到苏联去就医、生孩子，把吴莉莉送回她的老家四川。 1938年，四十六岁的毛主席与年仅二十五岁、青春活力四射、性生活经历丰富、床上功夫了得、还没有生过孩子的女演员江青[曾用艺名蓝苹，1914年生，原名李云鹤，与毛主席同居、结婚之前已经与2个男人（裴明伦、唐纳）结婚，与2个男人（俞启威、章泯）公开同居。除了裴明伦这个商人的儿子没什么名气，后三位都是名人：俞启威后来改名黄敬，中共高干，1949年为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当天津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时，他被任命为第一任天津市市长，1952年8月离任天津市长，1953年4月离任天津市委书记，1958年神秘死亡；唐纳，原名马骥良，是上海电影界颇有影响的影评家；章泯，原名谢韵心，是上海话剧界声望很高的导演。1936年4月26日，三对上海来的男女青年赵丹、叶露茜、唐纳、蓝苹、顾而已、杜小鹃，在杭州六和塔举行了轰动一时的集体婚礼。痴情唐纳为了变心蓝苹两次自杀，更是让蓝苹成为著名新闻人物。1937年5月蓝苹成了破坏章泯家庭的第三者，导致章泯与结发妻子萧琨（诗人萧三的胞妹）离婚 ]同居、结婚，另起炉灶彻底抛弃了给他生育过6个孩子的贺子珍（1929年生女，1932年生男，1933年生男，1935年生女，1936年生女，1938年生男，男孩女孩各3个），用负心薄幸来评价明显已经轻了，应该说是绝情绝义。但是，中国大陆有很多书、很多文章赞美毛泽东的情操，赞美他与杨开慧、贺子珍感情多么好，而不谴责他先后抛弃她们的薄情寡义行为，觍脸拍马屁的人实在无耻。 为了塑造毛主席与贺子珍1937年分别以后难以忘怀的思念之情，有人特地编造了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毛主席与贺子珍的会面。只是由于江青电话通知即将从杭州赶到庐山，才使得毛主席与贺子珍再续前缘化为泡影。跟随毛主席身边13年的李家骥，在日记上写明8月11日到九江接江青上山。李家骥通过多方分析认为，他对流传的庐山会议期间贺子珍上山与毛主席会见，又因江青从杭州上山冲击这一会见的说法持怀疑态度。如果毛主席真想跟贺子珍见见面，谈谈心，机会俯拾皆是。贺子珍长期住在上海的高级别墅里，而毛主席也经常去上海，但是毛主席没有赐予贺子珍见面的机会。贺子珍是江西人，有时也回南昌看看亲戚朋友，而毛主席在南昌也有行宫——“828工程”，但是毛主席没有赐予贺子珍见面的机会。负心郎毛泽东有了贺子珍，忘了杨开慧，有了江青，忘了贺子珍，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早在与杨开慧结婚之前毛泽东就写得明明白白：“如好色者之性欲发动而寻其情人，决无有能阻回者，亦决不可有阻回者。”“吾人惟有对于自己之义务，无对于他人之义务也。” 2.6  毛主席贪保健 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联合编写的《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书中说： [毛泽东注重调查研究，他的足迹遍及祖国大江南北。从1949年至1976年27年间，毛泽东到各地巡视、开会、休息、养病共57次，约2851天，按每年365天计，在外地有近八年的时间。外出时工作人员总是为他带着小药箱，里面装着碘酒、龙胆紫、酒精等应急药品。] 毛主席如何足迹遍及大江南北进行调查研究，看前面2.4《毛主席贪玩》即可略知一二其中的真相，读者如果阅读了本书第十四篇《假象——热情神人；真相——冷血动物》，可以明确确认毛主席两次视察自己的家乡韶山时做到了听而不真闻、视而不敢见民间疾苦，对马屁精塑造的毛主席注重调查研究的假象就可以看得更透彻。 在这里，我主要是揭穿上文中简陋小药箱后面巨大的真相——毛主席庞大的高水平的保健医生队伍随时跟班出巡。就算毛主席精壮到可以连续多日多次畅泳湘江、畅泳长江的时候也不例外。在毛主席1956年5月、6月畅泳长江的时候，大船上有保健医生以防意外，还有一条紧跟的小木船上也有保健医生以防意外。什么赤脚医生，什么工农兵学员，毛主席是不可能用他们给自己看病的，保健更加不能用他们。 在张晶平著《师道：著名耳鼻咽喉专家——姜泗长院士传》书中，讲到了一直受造反派监督的姜泗长1974年12月突然成了绝密的毛主席保健医生以后的一段离奇经历。从该书中，附带透露出北京医院外科专家周光玉、麻醉科专家高日新、心内科专家吴杰，以及同仁医院眼科专家张小楼、中医研究院眼科主任唐由之、北京医院的内科主任陶恒乐参与其中，还有未曾透露姓名的牙医、老中医，一个没有透露专长的专家胡旭东。毛主席的保健医生队伍最多时有多少人呢？鄙人还没有找到数据。不过，毛主席后来说了：“人多，谁也不负责任，医生护士最多20人。”下面是鄙人根据该书第162页至179页的内容，按照方便读者理解的宗旨，将摘抄重新调配顺序以后的文字，有大变化的，是将“伟大领袖”转换成“毛主席”： 中南海怡人的风景，并没能掩饰住绝对严肃的政治气氛。为毛泽东主席看病—这是国家机密。除与毛主席保健有关的人员之外，不能流露出半点，这是政治纪律。 一位教授的儿子骄傲地对人说：“我的父亲给毛主席看病。”当即被当地公安机关抓起来。 后来姜泗长才知道，正因为那位教授向家人透露了为毛主席看病的国家机密，受到了有关部门的批评，也因此取消了他为毛主席做保健医生的资格。这样，姜泗长才从造反派的监督下解放出来接替他的工作。 1974年12月，一个寒冷的晚上，凛冽的北风吹打着门窗，姜泗长正伏案写“学习心得”。突然，一阵电话铃声响起：“带上毛主席的著作，第二天有政治任务。”电话那头传来总医院蒲副院长神秘而严肃的声音。 第二天一早，一辆黑色小卧车停在了南楼高干病房的门口，姜泗长早已等候在那里，带着全套《毛泽东选集》，钻进小车。车一直驶向西郊方向，司机没有说一句话，到哪里，不敢问，也不能问。 车终于停在了西郊机场，大厅门口一个身穿军服的人已经迎候在那里。不用自我介绍，穿军服的人已准确地走到姜泗长的面前。姜泗长并不认识他。跟在军人的后面，穿过一个又一个通道，来到了一架飞机旁：“姜医生，请上机吧。” 上了飞机，姜泗长发现了另外两个人，他们本不认识，三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四目相视而沉默不语。后来姜泗长知道同机的两位是北京医院外科专家周光玉和麻醉科专家高日新。他们同样不知道要去哪里，有什么任务。 姜泗长开始寻思，这次行动可能是为一位中国非常重要的人物治病。 两个小时后，飞机刚着陆，一辆红旗牌轿车已经停靠在飞机旁边。还没有等看清周围的一切便又钻进了另一辆黑色小汽车。车径直开进一个院子里，庄严神秘的气氛弥漫在周围，后来姜泗长知道这是长沙省委招待所。 “看见我，你们现在应该明白了请你们到这来的目的。”汪东兴笑容满面地出现在大家面前。汪东兴是8341部队的政委兼中央警卫局局长。明白人都知道，汪东兴出现在哪，毛主席一定在哪。 给毛主席看病！这个念头一闪，姜泗长自己都惊异不已，他感到奇怪极了。此时自己三个儿子分别在内蒙古插队、在银川烧锅炉、还有一个在北大荒……自己连儿子都见不到，却能见到毛主席。今天来给毛主席保健，这更是做梦都没有想过的事。他只有紧张，甚至说还有点害怕…… “你们今天先好好休息，下午张秘书给你们说说主席的情况。”汪东兴对大家说。 三位医生被服务人员领进各自的房间。这一夜，姜泗长失眠了。昨天，还是革命的监管对象，今天，又在毛主席的身边，真比梦还离奇。 第二天，在游泳池。大家终于见到了毛主席。 毛主席正在游泳池里游泳。不一会儿，毛主席上了岸，穿着浴衣坐在藤椅上。 汪东兴走到毛主席身边，一一介绍三位医生的情况。 “这是解放军总医院耳鼻咽喉科姜泗长主任。”汪东兴介绍说。 …… 主席又继续问：“你哪个姜（江）啊？” “姜太公的姜。”姜泗长答道。 “‘姜’这个字倒过来拆开了读很有意思……”主席说。 在场的人都听清楚了主席说的那三个字(“女王八”——钟波补齐张晶平女士为伟大领袖毛主席讳、为女人讳的省略)，这三个字让姜泗长听起来就不那么自在。姜泗长就这样开始了为毛主席当保健医生的生涯。 北京医院的心内科专家吴杰，比姜泗长他们早来几日。一天，他对新到的姜泗长悄悄地提醒道：“不要把行李打开，就放在箱子里，主席说走就走，常常在半夜，一般在出发前一两分钟通知，就像紧急集合，拖泥带水要误事的。” 没有两天，主席真的要出发了。果然，在几分钟内各路人员各就各位。 姜泗长无法和家里联系，他已经身不由己。一个星期以后，一个陌生人敲响了姜泗长的家门，说是来取姜医生的洗漱用具、换洗衣服以及专业书籍。 “失踪了数日的丈夫还活着！”吴幼霖终于得到了丈夫的消息。吴幼霖急忙把信拆开，在信中她看到这样的话：“我们每天吃腊肉……”看到这一句，吴幼霖就心里有了底。 两个星期以后，毛主席从长沙回到北京中南海。 一天，汪东兴对姜泗长说：“以后每两个星期，你可以回家看看。” 汪东兴又说：“如果有人问你，是不是在毛主席那里工作，你不能说是，说是就泄露了国家机密，说不是又不诚实，只有不吭气，不回答。” 在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汪东兴派车将姜泗长送回家。 失踪了两个月的姜泗长突然又出现在解放军总医院里，说也奇怪，他已明显地感到人们疑惑的神情，但却没有一个人问他这段时间去了哪里。 …… 一天接见完外宾后，毛主席显得很高兴，轻易不大喜欢照相的毛泽东，特意提出和保健组的同志们一起合影，大家拥围在主席身边。主席的视力下降，他已经看不清周围每个人的面孔，他扭过头来说：那个“长似江”（长似姜、长泗姜）呢？姜泗长听见主席喊他，急忙走到主席身边，主席拉着姜泗长的手，让他坐在他的旁边，历史的镜头记下了这一瞬间。 从《师道：著名耳鼻咽喉专家——姜泗长院士传》书中所叙述姜泗长的文革经历，读者既可以看出毛主席庞大的保健医生队伍非常高的水平，也可以感受到普通病人的生命在毛统区由护士转当医生执掌的手术刀下的风险。 害怕死亡贪保健的毛主席，不但自己有只花公家钱、自己一毛不拔的保健医生，他的家人也有只花公家钱、毛家人一毛不拔的保健医生随时服务。在毛新宇所著《爷爷激励我成长》有这样的内容：“记得爷爷刚离开我们的那天……妈妈和父亲的保健医生曹起龙教授坐在防震棚前，以手拭泪。”毛岸青的纯公费专职保健医生居然还是教授级的！与毛岸青相比，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的地位高出实在太多了，他们的医疗保健如何呢？请看2.6.1《刘少奇主席，被毛所害老病无医》、2.6.2《彭德怀元帅，被毛所害痛不欲生》、2.6.3《周恩来总理，被毛所害提前离世》。 2.6.1刘少奇主席，被毛所害老病无医 1968年夏，一天夜晚，刘少奇突然发高烧，因没及时治疗，转成肺炎，生命垂危。江青狠毒地说：“现在快要开刘少奇的会了，不能让他死，要让他活着看到被开除出党，给‘九大’留活靶子！”于是医护人员抢救。10月5日，刘少奇突然两次悲愤交加，失声痛哭。 1968年11月24日是刘少奇七十周岁的寿辰。江青、康生一伙有意在这天破例让他听广播，专放八届十二中全会打到刘少奇的公报，以此折磨这位70岁的病危老人。刘少奇听着公报，浑身颤抖，大汗淋漓，呼吸急迫，不断呕吐，血压陡然高到260/130毫米汞柱，体温骤然升至40℃。 1969年10月，中共九大过了半年，被非法软禁中的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清除出了中南海。患有糖尿病的刘少奇，已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因长期卧床，无人清洗，身上又脏又臭。10月17日晚，刘少奇被转移软禁地点。离开北京时，看护人员只给他套了一件上衣，连裤子鞋袜都没穿，就用一床被子往他身上一裹，放在了担架上。在专案组人员押送下，半死不活的刘少奇乘飞机飞到新的非法软禁地——河南开封。直至11月12日死在开封。刘少奇临终前后，身边没有一个亲属。 “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副组长，到火葬场亲自填写了火化申请单： 死者姓名：刘卫黄        性别：男 年龄：71                民族：汉 籍贯：湖南        死者职业：无业 死亡原因：病死  申请人姓名：刘原 性别：男        与死者关系：父子 申请人住址：8172部队 他们在办理手续时，还欺骗火葬场管理人员说，死者为“烈性传染病人”，要求夜间火化。 夜11点多，头部和面部全用白布裹得严严实实的刘少奇尸体，被抬上一辆罗马吉普车。因吉普车容不下刘少奇高大的身躯，死人的双脚还露在车门外面。 陪同人员都穿白大褂，戴大口罩，连从车上将遗体抬到火化炉前时，都不让火化工人插手，为掩人耳目，真是煞费苦心。 堂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刘少奇，不但死无葬身之地，而且死后连使用真实姓名的权利也被剥夺了。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这位曾经风光无限的国家主席夫人，直到1972年8月17日，才在被非法关押的地方知道夫君刘少奇的死讯，直至1979年初春，才结束了12年被非法囚禁的人生，直到1980年5月14日，才第一次见到了已经冷却了十年以上的夫君刘少奇的骨灰。 请注意，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刘少奇死的时候，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因为只有全国人大才有权罢免国家主席，毛主席一手操纵、一掌遮天的中共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没有权力撤消刘少奇的国家主席职务。在人类历史上，把国家元首的身份偷偷地写成无业人员，只有暗无天日的毛泽东时代才会发生。刘少奇比彭德怀、贺龙幸运一点，好歹没给改姓，还是用原来的姓。1969年6月9日贺龙元帅去世后，遗体、骨灰姓名被改写为“王玉”；1974年11月29日彭德怀元帅去世后，遗体、骨灰姓名被改写为“王川”。 刘少奇主席、彭德怀元帅、贺龙元帅这些一国显贵，被毛主席迫害致死后不但被改名，而且亲属们都不知道自己亲人的骨灰被专案组人员弄到什么地方去了。如此灭绝人性的事情，只有在毫无人性的人间地狱毛泽东时代才能发生。江青在1980年受审判的时候说：“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毛主席叫我咬谁我就咬谁，你们打狗也得看主人面呀！ ” 2.6.3彭德怀元帅，被毛所害痛不欲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彭德怀，从1959年8月起，经受毛主席所施加的莫须有罪名造成的精神癌症——忧国忧民却被迫沉默无言——的折磨，从1972年起，经受生物癌症——直肠癌的折磨，直至1974年11月29日死亡。 1973年4月10日16时，实际上的囚徒彭德怀一次便血800到1000毫升……直到大出血的第七天晚上，彭德怀才被送到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第九诊室就诊。经内外科会诊为直肠癌，已属晚期。 4月26日手术。切片检查确诊为恶性肿瘤。即进行根除，并做结肠造瘘。 半年过去，彭德怀的伤口仍然红肿，10月24日拍片检查，癌扩散至肺部。11月19日开始化学治疗。化疗一个多月，反应日益严重，呕吐出汗，大便从稀到水。 1974午元旦，彭德怀躺在病床上。没有人来看他，他自言自语：“又过去了一年。” 癌细胞迅速扩散到全身，进行了第二次化疗。 2月，彭德怀的右手指又开始剧痛，接着刀口疼，右肩疼，剧烈的疼痛折磨得他大汗淋漓，在床上翻滚。 7月5日的早晨，他挪动着不听使唤的腿到洗脸间，洗罢脸出来，向前一栽，差点撞到墙上，被哨兵一把抓住，扶着他坐在沙发上。旁边摆着昨天的《人民日报》，他打开看，第二版赫然醒目一行大标题：《批孔与路线斗争》。他知道“路线斗争”必有同他彭德怀的斗争。 他艰难地举起《人民日报》，把饱含痛苦的已经看不太清楚的眼睛睁大，在密密匝匝一大版文字中找他的名字。在一版的末尾，找到了他愿意看到的“彭德怀”三个字，看完批判他的长长一段黑文，气得连一句话都说不出，两手拿着报纸发抖。 彭德怀看完这段话后，终于喘上几口气，骂声“猪压的”。他对著《人民日报》说：“……百团大战是‘左’倾冒险，躲在山沟里不打日本鬼子才是正确的吗？……” 剧烈的疼痛造成全身抽搐。他从床上滚到地上，疼得实在忍受不了，就把自己的头往床边上撞。他哀求站在身旁的战士：“战士同志，疼得我一点办法也没有了，我实在忍受不了了，你帮我打一枪吧。” 哨兵和护士把他抬上床，被子也被扔到床上。他用那只还能动的左手对着牙齿继续撕咬被子，把被面撕得一条一条的。他把头埋在被里：“战士同志……你帮我打一枪吧！” 11月29日14时52分，彭德怀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身旁没有亲人，没有同志。 直肠癌在常见的10种恶性肿瘤里治愈率是较高的，如能早期诊断及手术，术后享有一般人的权利，合理安排饮食，保持健康充实的生活内容及正常的生活节律，及时化疗，可使病情变好。而这些，彭德怀根本无缘。一直等到1年后的1973年4月10日在囚禁点大便大出血时，才送医院检查，这时直肠癌已到晚期了。不给以直肠癌晚期患者彭德怀手术后及时化疗，此事的决策者有养虎为患的嫌疑。手术半年后癌组织扩散到肺部安家的情况下，11月19日才开始第一次化疗，就没有多大意义了，对病者身体而言，可以说是雪上加霜，此事的决策者有落井下石的嫌疑。在癌细胞已经扩散到全身安家的情况下，1974年1月给彭德怀做第二次化疗实际上就是落井下石。化疗对身体的伤害，鄙人有切身感受。 癌痛折磨得彭德怀痛不欲生，只是象征性地给几片止疼药，长期得不到真正能够有效止疼的药物——杜冷丁——注射止疼，迫使彭德怀在长期疼痛中煎熬，消磨掉彭德怀的求生欲望，加速彭德怀的死亡过程。 如果彭德怀在1973年得到合理的治疗，也许他就能够活过毛泽东时代，重见天日，如同马寅初先生一样。马寅初在1972年4月下旬发现患了直肠癌，在周恩来的关照下得到了强力专家组的合理治疗。此后马寅初再活了十年，未见癌症扩散，接近一百周岁才去世（1882.6.24——1982.5.10）。 2001年6月初，医生通过生物切片的分析，诊断鄙人为鼻咽癌患者，分析CT照片，确诊为四期病人，最晚一期的癌症患者。鄙人经历过化疗（血管注射化学药物治疗）和超剂量放疗（γ射线放射治疗）的考验，2001年8月13日出院。进入2009年，鄙人的生命力还是很旺盛。我认为我能够从癌症四期鬼门关返回正常人间的两大决定性因素是——治疗方法合适和保持精神愉快。 而彭德怀元帅得到的是什么呢？先是不治疗的养虎为患，过一段时间是落井下石的化疗，还有促使彭德怀精神崩溃的生活环境。造成彭德怀元帅如此悲惨境遇、结局的罪魁祸首是谁？毛泽东主席是也。 2.6.3周恩来总理，被毛所害提前离世 阅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周恩来年谱》1972年5月18日及往后，不了解内幕的读者会感到非常奇怪。为什么呢？因为在5月18日，“确诊患膀胱癌”，而后续没有任何关于治疗的信息。这是极可能致人死命的重大疾病啊，鄙人没有听说过这样对待疾病的人。到了8月4日，“因劳累过度病情有发展”，还是没有任何有关治疗的信息。真是奇哉怪也。阅读了辛子陵著《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您就可以找到答案了——毛泽东在背后捣鬼，目的就是让周恩来早点死去。历史是这样的： 1972年5月18日，周恩来被确诊为“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医疗小组与上海、天津的专家共同认为，患者病变尚在早期，如及早进行治疗，有百分之八、九十的治愈率，如错过时机，发展成为晚期膀胱癌，后果将是非常严重的。医疗小组给中共中央写了报告，制定了早期治疗方案，上报给中共中央办公厅。等了几天，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向医疗专家们传达了中共中央的（实际是毛泽东的）四条指示： 第一、要保密，不要告诉总理和邓大姐； 第二、不要检查； 第三、不要开刀； 第四、要加强护理和营养。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三七八页） 医疗专家们知道错过早期治疗的时机，等于让总理等死，以为他们的报告没写明白，要直接上书毛主席陈情。汪东兴出面阻拦，说中央这样决定“是保总理的”，“你们要听主席的，要跟主席的思路，主席正在考虑全面问题，可过一段时间再看。”这样，周恩来的病便拖下来了。 一拖九个月，1973年2月的一天早晨，周恩来小便时大量尿血，把整个抽水马桶的水都染红了。当医疗小组向汪东兴反映总理的病不容再拖时，这位大内总管坚决贯彻主子毛主席的意图，说什么“七老八十，做什么检查，不要慌嘛。”是叶剑英直接面陈毛泽东，毛主席才不得不批准治疗。但通过汪东兴继续搞小动作，告知医疗组，只准做膀胱镜检查，不准电灼。这是很内行的破坏治疗的意见。 1974年5月上旬，周恩来体内的癌病灶扩散转移。5月9日，医疗组组长、泌尿科专家吴阶平向中央陈情，力主马上住院手术。张春桥代表毛泽东表态：“目前手术不能考虑，这一条给你们堵死。”理由——周恩来“是党、政、军、内政的总管，他的工作别人无法代替。”手术问题一拖再拖。 直至1974年6月1日，确诊膀胱癌两周年之后，周恩来才住进305医院，做第一次大手术。手术后病情有所好转。8月7日、8日，尿血增加，病情出现反复，诊断为癌症转移。经毛泽东批准，于8月10日作第二次大手术治疗。 1972年周总理初病时毛主席考虑的所谓“全面问题”，说穿了就是让周恩来“先走一步”，以便他安排江青等人掌权（参见本书20.4《毛泽东遗愿——毛远新当中共中央主席》）。如果毛泽东先走了，以周恩来在国内外的巨大影响力和号召力，江青等人绝不是对手。为了实现家天下的迷梦，毛主席晚年的心理是非常阴暗的，品德是非常卑劣的。他绝不容许周恩来“晚走一步”。 为了实现周恩来“先走一步”，除了生物意义上蓄意阻拦治疗周恩来的癌症，毛泽东还对周恩来进行了三次大的精神打击。第一次是1973年底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周恩来的“投降主义路线”；第二次是批林批孔批周公；第三次是批《水浒》，又回到了所谓“投降派”问题上来，使周恩来在惶恐不安中加速走向生命的尽头。毛主席让周总理“先走一步”的阴谋计划一步步实现了。 1975年5月中旬，周恩来病重。 6月16日，《周恩来年谱》载：{就三月二十六日做第三次大手术后的病情及治疗情况致信毛泽东，告知这一段时间“恢复好，消化正常，无潜血”，但“膀胱出血仍未断”，癌细胞屡有发现。经与中央常委四人研究后，决定提前进行膀胱镜电烧治疗。信中提出：“我现在身体还禁得起，体重还有六十一斤。一切正常，可保无虞，务请主席放心。”信中还请毛泽东“早治眼病”，以利健康和工作。毛泽东圈阅了此信。当晚至次日凌晨，做治疗手术。} 周恩来要是一切正常了，那不是与毛主席要他早死的愿望背道而驰嘛，这可不行，毛主席必定采取行动施加新的精神打击。 8月14日，毛泽东对陪读人员就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一书发表看法，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又称书中农民起义军领袖宋江“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搞修正主义”，“让人招安了”。当天，姚文元得知后致信毛泽东，称毛关于《水浒》的评论“很重要”，对“现在和将来”、“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姚提出将毛的评论印发政治局在京成员和有关宣传、出版部门，以“组织或转载评论文章”。毛泽东在姚信上阅批：“同意。”之后，中共中央转发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谈话。 8月16日，周恩来嘱身边人员找出《鲁迅全集》中《评金圣叹》篇及各种版本的《水浒》书送阅。 8月下旬，江青召集于会泳等人开会说：“主席对《水浒》的批示有现实意义。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8月28日和9月4日，《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先后发表关于开展对《水浒》评论的社论，提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这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是贯彻执行毛主席学习理论、反修防修重要指示的组成部分”；“要从《水浒》这部反面教材中吸取教训，总结历史经验，学会在复杂的斗争中识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知道什么是投降派”。 9月2日，周恩来嘱秘书找来最近《内部参考》中反映各地学习毛泽东对《水浒》评论情况的材料送阅。 9月15日，周总理与人谈话中，就近期报刊宣传上开展对《水浒》评论事指出：他们那些人有些事情做得太过分了！最近评《水浒》、批投降派，矛头所指，是很清楚的。 9月20日下午，周恩来总理准备做第四次大手术。进入手术室之前，要工作人员找来自己于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报告》的录音记录稿，用颤抖的手签上名字，并注明签字的环境和时间“于进入手术室（前），一九七五、九、二一。”之后，躺在平车上询问：小平同志来了没有？邓小平即向前俯身问候。周恩来握住邓小平的手，用力说道：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进入手术室时，周恩来大声说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在场的邓颖超要汪东兴将此情况报告毛泽东。手术过程中，医生发现癌细胞已扩散至全身，无法医治了。邓小平当即指示医疗组尽一切努力，“减少痛苦，延长生命”。 既被毛泽东耽误了最佳治疗时机，又因为毛主席的多次打击心情不可能舒畅的周恩来总理，于1976年1月8日离开了人间，比毛泽东主席“先走一步”了。 一直身体很健康的朱德委员长，又是如何比毛泽东主席“先走一步”的呢？请看本书12.2.1《朱德被害提前离开人间的幕后黑手》。 2.6.4  毛主席夫妇，小病特医 1974年冬天，中医眼科医生唐由之参加了一次会诊。这次会诊，光眼科大夫就来了七八个，还有皮肤科的，心脏科的，呼吸科的，一共有好几十位。其后唐由之接连参加了几次这种见不到病人的会诊。其实会诊目的很简单，就是讨论如何给神秘病人毛主席做老年性白内障手术而已。 这种手术属一般性的小手术，但这手术是给“伟大领袖”毛主席做的，伴君如伴虎，医生们必须慎之又慎。 毛主席的保健医疗组经过反复讨论，最后在“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的主持下，决定由中医唐由之大夫做金针拔障术。西医的白内障手术，是切开病人的黑眼球边缘，手术一般要缝合五针，而唐由之采取的中医金针拔障术，则是在黑眼球与眼角中间处切口，切口不足2毫米，不需要缝针，而且伤口也容易愈合。这种方法从唐朝流传至今。 从第一次会诊开始到手术正式开始，唐由之准备了240多天。手术前，还让唐由之用10天的时间做药物过敏试验。很快第10天到了，但是毛主席始终没有发话。 1975年7月23日，大家一直等到了晚上11点种。大家都很紧张，怎么毛主席还不发话，到底今天做不做？大夫们推举唐由之去探询探询。唐由之进到毛主席的房间，问道：“主席，今天是第十天，我们已经准备得差不多了，您看做不做啊？”毛主席说：“你们都准备好了？”唐由之说：“准备好了。”毛主席说：“你准备当中有问题吗？”唐由之说：“有些问题。就是准备中间我给您冲洗泪道的时候看您在沙发上动了一动，我知道我没有麻醉好，您可能有些疼了。”毛主席一听抬起手哈哈笑了，手一挥便说道：“做！” 毛主席决定做手术了，大家开始异常紧张。一位心脏病专家，手里拿着冲眼睛的水壶，紧张得手发抖，“哐当”一声，水壶掉到地上。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医疗组的成员都让唐由之在自己的眼睛旁边做最后一次麻醉练习。 各就各位之后，晚上11点左右，唐由之和张玉凤把毛主席搀了出来，“日理万机”的周恩来、邓小平已经在手术室门口等着了。毛主席伴着乐曲走进了由他的书房改造成的手术室。为毛主席做手术专门从苏州和上海定制的所有手术器械早已准备就绪。 手术很顺利，大概只有四五分钟就做完了。手术非常成功。 这次小手术，由众多专家多次会诊，由带重病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决定方案，并且带领一群高官亲临坐阵，充分体现毛主席小病特医的医疗保健特色。 为毛主席虚假的美好形象涂脂抹粉的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编《毛泽东遗物事典》书中说：“毛泽东看病都是自己掏钱。” 读者您信吗？ 毛主席小病特医，其夫人江青也同样小病特医。1968年冬，江青患了重感冒，高烧不退。“日理万机”的周总理，出于对主子毛主席负责的精神，几次到钓鱼台11号楼看望江青，并与医护人员一起研究治疗方案。为了能够掌握江青的病情，及时采取措施，周恩来带上文件和办公用品，连续几天到钓鱼台11号楼办公，以便随时与医护人员进行沟通。 2.7  毛主席贪房子 在共和国政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范围内，无论是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或者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都应该是一个公仆。但是，这位有特权的公仆却占有大量的房子，其数量多得令人惊讶。据鄙人这么个草民已经得知的，仅仅在北京，毛主席除了在中南海占有菊香书屋、游泳池、“二0二”寓所三处大房子外，还占有香山双清别墅、新六所一号别墅、密云水库边的别墅。鄙人不知道的，肯定还有。在外地的别墅行宫论起来，就更加多得不得了啦。 2.7.1 毛主席行宫实在太多 众多行宫今犹在，不见当年毛主席。 毛主席在全国各地合计有多少别墅行宫？我不知道。互联网上文章《对伟人毛泽东，不许诬陷！只能实事求是！》显示：全国各地为毛泽东特别建造的“居住地”共有61处。 鄙人知道在庐山上毛主席有三座别墅：一座是蒋介石遗留的美庐别墅；一座是美国1949年以前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遗留的别墅；第三座别墅是在到处饿死人的1960年专门为毛主席动工兴建的，1961年建成。有关毛主席在庐山别墅的事情，我是从凤凰卫视的节目中了解到的。我2004年12月4日第二次观看凤凰卫视播放的《庐山风云（下）》时，做了一点笔记：“1960年开始建设庐林一号别墅”；“不怕炮击，不怕手榴弹”；“内部家具仿中南海毛主席居室的家具制造”；“有湖，方便毛主席游泳”；“1961年毛主席上庐山前移栽了不少大树”；“1970年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时，有一天晚上大雾，毛主席突然说‘走’，卫士在汽车前打手电筒照明，到了‘美庐’，停下，毛主席说‘到175’，汽车又开走了”…… 在杭州西湖边，毛主席有两座行宫——刘庄和汪庄。刘庄占地八百亩。我从一些图片上看，刘庄是一个类似苏州拙政园，有亭台楼阁、小桥流水的大园林。1960年毛主席对于刘庄内气派不凡的用铝合金窗条与金丝绒装饰起整个墙面的多功能厅，给予了四个字的评价：“富丽堂皇”。汪庄的“主席楼”，深紫色琉璃瓦屋顶的房子，配以楼前大片的草坪，颇有广州中山纪念堂外观的气派。 2008年1月3日，我从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CCTV-10电视节目百科探秘《7501传奇》的电视画面上看到：毛主席在南昌的行宫“828”招待所，内部非常宏大、豪华。 互联网上文章《对伟人毛泽东，不许诬陷！只能实事求是！》，列举了部分1960年建造的毛主席“居住地”：一、韶山滴水洞，又名“西方山洞”；二、武汉东湖梅岭；三、密云水库边的毛泽东别墅；四、上海西郊宾馆；五、庐山庐林别墅（现为庐山博物馆）；六、济南南郊宾馆。在1960年毛泽东人祸造成空前大饥荒、六亿多人挨饿、饿死两千多万人、净减少一千多万人口的这一年，居然在那么多地方为毛主席抓紧建造行宫，毛主席祸国殃民之恶劣，真正令人发指。 其他行宫所由何来，我到现在还不清楚，但是，韶山滴水洞行宫是执行毛主席一而再的明确指示修建的，这我已经非常明了。 1959年6月，毛主席回到韶山，曾在滴水洞口的韶山水库游泳。游罢上岸，毛主席指指翠绿的滴水洞山冲，对陪同前来的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说：“小舟，咯个地方很安静，我退休后，在这儿搭个茅棚给我住住好吗？”不久在庐山会议上，心中同情民间疾苦而且坚持自己悲悯情怀的周小舟被毛主席收拾了下去，周小舟没法执行毛主席的指示修建滴水洞行宫了。1960年5月中旬，毛主席回到湖南，又与继任周小舟地位的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谈起韶山有个滴水洞，这个地方很好。张平化尔后专程到实地查看，发现果然是个好地方：这里环境幽静，树木葱茏，空气清新，泉水清甜，安全保密，在山谷中建房子，飞机也无法侦察到。于是决定在此搞些建设。据说开始规划宏伟，准备在山谷里建一片片楼房，包括大礼堂和高级宾馆；在牛形山山顶建直升飞机场，从湘潭到邵阳的铁路干线上引一条支线，让火车直开滴水洞。但当时毛泽东统治区正处于严重的经济困难中，这个计划无法完全实现，只能收缩规模，修建了一、二、三号主体工程，一号仿毛主席中南海的住房模式，供毛主席使用，双回廊，内设主房、副房、会议室等。从一号通往二号的回廊，有数间偏房，为卫士、服务员所居住。二号是两层楼的客房，共有24间。三号有数层，就在进大门不远的山脚下，距一号和二号约有六百米左右，是毛主席的警卫中队、省委接待处的同志留宿地……据到过滴水洞别墅旅游的朋友讲，还有能够抵挡原子弹、化学武器的超级防空洞。 毛主席的滴水洞行宫，修建它的时候，被称为“二O三”工程，对外是绝对保密的。从1960年下半年开工， 1962年底竣工。从此，一个连的军队守卫着那片空房，直到1966年6月才盼到其主人去住了10天。毛主席对那“茅棚”十分满意，上上下下皆大欢喜，大家都忘了那是在湘潭县饿死了几万人、湖南省饿死了几百万人、全毛泽东统治区饿死了五千多万人的时候盖起来的（各地净减少人口数量，以及饿死人的数量，请看本书3.2.4《公开的人口赤字》、3.2.5《湖南湘潭、湘乡人口赤字》、3.2.6《人口数据打假》、3.2.7《饿死人世界纪录》）。更没有人问，要是用那修毛主席行宫的钱去换食物，当时可以使多少营养不良忍饥挨饿的人民免于饿死。而自从毛主席1966年6月住过10天之后，那片房子就永远空闲在那里了。 关于滴水洞行宫的一些细节以及毛主席在韶山滴水洞行宫的舒适生活，请看本书14.3《毛主席第二次视察韶山视而不见》。 改革开放时代，开放了很多特权阶层使用的禁区，很多人成为毛主席的韶山滴水洞别墅的游客，我不知道游客们是否会感慨——空置豪华滴水洞，不见主席毛泽东。 2.7.2 人民住房实在太窄 在毛泽东时代，长期忽视人民生活，城市里很少见到住房增加，人们的住房状况非常之差。1976年毛主席死的时候，全毛统区城市人的人均住房面积有多少呢？我还没有找到直接的资料，间接资料表明，人均住房面积肯定小于4平方米，因为1978年才3.6平方米。到1986年人均住房面积已经大幅上升到6平方米的时候，还有大量的住房困难户人均住房面积在2平方米以下。请看1987年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转发上海、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解决人均居住面积两平方米以下困难户住房的通知》的通知（（87）城房字第465号）： [各省、自治区建设厅（建委），北京、天津、上海市建委、房管局，各计划单列市建委、房管局： 现将上海、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解决人均居住面积２平方米以下困难户住房问题的通知》转发给你们，供参考。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级政府把解决人民住房问题列入重要日程，充分发挥中央、地方、企业、个人四个方面的积极性，城镇住宅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全国城市人均居住面积由1978年的3.6平方米，上升到1986年的６平方米（城市建设统计年报数）住房质量和居住环境也有了较大的改善。 但是，由于城镇住房原来基数低、欠帐多；城镇人口增长速度快，近期又处于青年婚龄高峰，大户型变小户型，以及住宅建设投资体制不合理和住房分配方面的不正之风等原因，致使城镇住房困难的问题还远没有解决，供需矛盾仍然十分突出。1986年城市缺房户为671.2万户，占城市总户数的23％，其中，人均居住面积２平方米以下的特别困难户有65.1万户，占城市总户数的2.2％。这些居民身心健康、工作、学习、生活和情绪都受到严重影响。群众对一部分人住房较多，而另一部分人居住条件却十分恶劣的情况反映强烈，意见很大。我们要注意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了解和关心群众住房的疾苦。认真贯彻执行国务院“要把解决无房、严重拥挤户的住房问题放在首位，做出规划，分期分批解决”（国务院国发〔1983〕193号文）的指示，并参照中央农村扶贫政策精神，在近几年，各地要首先解决人均居住面积在两平方米以下居民的住房问题。目前住房条件较好，已经解决了人均居住面积在两平方米以下困难户住房问题的城市，可以考虑解决２至３平方米住户的住房问题。请将解决这个问题的经验和存在问题及时告诉我们。] 不算庐山上的三座别墅、韶山滴水洞别墅，单说北京、上海、杭州、南昌、长沙、武汉等大城市为毛主席所建的住房、别墅、行宫，估计建筑面积远远超过一万平方米，比之当时城市人均4平方米以下的住房，毛主席贪房子实在贪得太多太多。 2.7.3宋庆龄享受“皇家”待遇心不安 宋庆龄是中国现代共和革命先驱孙中山的夫人。孙中山因为在推动打倒帝制、建立共和制国家方面功勋卓著，被国人尊称为国父，宋庆龄被国人尊称为国母。 宋庆龄与蒋介石政见不合，倒是与当时反对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心意相通。因此，宋庆龄成为一支倒蒋的重要力量。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选举宋庆龄为民主联合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1953年7月，宋庆龄到江西视察工作，特地来到阔别18载的庐山旧居——河西路51A号私人别墅（宋庆龄的姐夫孔祥熙是非常有钱的大富翁。1928年，宋霭龄出资在庐山兴建一座别墅，赠送给大妹宋庆龄，供她上山休息之用），看了后，满意地说：“我这幢房子保护得很好。现决定从今天起，将此房交给国家，由庐山管理局统管。”翌日又叫秘书向管理局补缴了从1949年至1953年的房地产税，并补发了看房工人的工资。接着，宋庆龄又在省、地为她举行的茶会上表示：“登山公路通车了，庐山管理局没有小车，我这次带来的一部黑色福特小轿车，也赠送给管理局使用。” 宋庆龄以极大的热情主持中国救济总会，将历年稿费的大部分收入，捐献给妇女和儿童慈善事业，自己全靠工资生活。她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我愿将私宅、私车捐为公有，做一个彻底的无产者。因为我有工资生活，其余钱交给救济总会使用，也能了却我的一桩心愿。” 作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宋庆龄因生活、工作需要，常在上海、北京两地往来，而她在北京的时间较多。最初她的北京寓所是在道路狭窄、环境嘈杂的方巾巷，有关部门要为她新建住宅，她婉言谢绝：“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需要很多钱，我不能占用国家资金。” 后来国务院于1960年安排她迁入西河沿居所。那里虽然环境好些，但房子潮湿，导致她的关节炎经常发作。1961年，周恩来亲自主持，在荒芜的旧王府为宋庆龄新建了一座中西合璧的两层寓所。1966年，宋庆龄给美国朋友格兰尼奇写信，吐露了这样的心绪：“我住在旧日醇亲王府花园里，溥仪就是在此出生。我确实在享受‘皇家’的待遇，但我并不快乐，因为还有许多比我更有价值的人，现在仍住在简陋的小屋里。”宋庆龄在这寓所度过了她生命中最后的20年。 2.8  毛主席贪茶烟酒 前面讲述了毛主席贪钱、贪物、贪吃、贪玩、贪色、贪保健、贪房子，毛主席乐在其中、享受在其中自不待言，这里着重谈谈毛主席贪茶、烟、酒。 毛主席喝的茶，是特级的茶，全国各地名茶皆享受，毛主席最爱是杭州龙井茶，每个月要耗费三四斤茶叶。 毛主席抽的烟，是特制的烟，毛主席抽烟非常厉害，抽顶级卷烟自不待言，还抽特制超级雪茄烟。请看《大揭密：毛主席的烟是怎么造出来的？》一文的部分内容： 中共第一代领导人中，好烟者众，在相当长的一面时间内，供烟任务由代号为“132”的特别小组完成。1964年夏天，德阳什邡卷烟厂在四川省轻工厅办公室接到授命：为中央首长卷制雪茄持供烟。 什邡种烟历史近200年，以质地优良的什邡烟叶为原料制成的什邡雪茄，被誉为世界三大名牌雪茄之一。什邡卷烟厂于1918年创办。从50年代末期开始，贺龙元帅抽的雪茄烟，就是该厂工人范国荣等人卷制的。而由什邡烟厂给中央领导生产的特供烟，便是由贺龙元帅提议，经中央办公厅和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研究以后决定下来的。生产特供烟是一上新课题，技术科最终搞出35个配方，样品测试后送交北京。不久厂方接到通知，按中央首长选定的一、二、十三、三十三号进行生产。 据说，毛泽东选定的二号烟。如今，什邡烟厂还珍藏着一幅毛泽东吸烟时的照片，桌上有一个白皮烟盒，上面标有“2号”字样。 特供烟卷制组设在厂长办公的小院内…… 特供烟组的工人一天做多少枝，上面过问不严，但如果一旦发生质量问题，定要查个水落石出。有一次，几枝燃不着的烟被国家卫生部封条盖章退回来，按照烟上的次号，很快查出是谁做的，并立即将其撤出特供烟组。 另一次，国务院开会，中央领导人正抽着，烟头弹出火花，将台布烧成一洞。电话立即打到成都军区，军区派员到厂查访，检验的结果是烟芯太细和外皮筋未铲平。厂里针对这两点改进工艺，类似情况再未发生。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送京的烟停止使用，中央办公厅决定将卷制组举迁北京。 1971年11月，经过严格审查后的黄炳福、范国荣、姜耀秀等以及家人抵京，落户在南长街80号。对面便是门牌号为81号的中南海。 这是一座内外套的双层四合院，原为匈牙利大使所居。…… 给这样一个新产生的小单位定什么名称，当时颇费了一番思索。基于不搞正式对外牌号又便于内部称呼联络，按中央领导当初选定的雪茄配方编号，取名为“132”，直截了当。 “132”工作由中央办公厅直接领导，生产原料仍由四川供辅助材料在当地购买，特供烟月产15至20条。……1973年，黄炳福经申请被批准回到什邡，烟厂又派出人员前往接替工作。1976年，“132”不再生产特供烟后，与北京烟厂派出的20多名学徒一起，为该厂生产“北京”牌雪茄。产品进入市场，不久正式并入北京烟厂。 《什邡雪茄_百度百科》网页(<A href="http://baike.baidu.com/view/1191019.htm">http://baike.baidu.com/view/1191019.htm</A>)显示：“中共北京市委召集北京市房管局、公安局、纪委以及烟厂的有关领导同志开会，宣布由中央警卫团的危德纯同志负责小组的思想政治工作，北京市公安局的柏宝英同志负责小组的安全保卫工作。小组还有从北京烟厂选来的两位辅助工，一名1939年入党的炊事员、两名锅炉工。会议为小组提出了“三保”要求，即保安全、保质量、保数量。” 该网页有一张毛主席坐在年轻人中神气惬意地抽雪茄的照片。 毛主席喝的酒，毫无疑问是顶级的酒。毛主席喝酒没有名气，完全被周恩来的喝酒名气盖住，但实际上也喜欢喝酒，而且是从低度到高度通喝，看当时兴趣而定。请看毛主席卫士李银桥对于他们在1947年3月被国民革命军所迫撤离延安以后的一段回忆： ……听他问酒，我忙回答:“要什么酒？白酒行不行？” “不要白酒。”毛泽东想了想，摇摇头，风趣地说，“钟松没有那么辣。” “那就拿葡萄酒？” 毛泽东想了想，又摇头说：“……嗯，有白兰地吗？” “有，还是外国货呢。” “我看就是白兰地吧。” 在2003年版《毛泽东保健饮食生活》书中，我看见了一个“毛泽东喝过的高丽参茅台酒”透明酒罐照片，可以看到酒罐里面尚余半罐多一点的茅台酒和高丽参。 论酒量，1940年9月，毛主席曾经在酒席上把印尼籍德国共产党人、医生毕道文劝醉了；1955年5月，毛主席与田家英喝酒，两人不断干杯，喜好喝酒的田家英喝高了。 论酒具，毛主席的酒具非常高级。在2004年版《中国瓷都•景德镇市瓷业志》书中，鄙人看见了制作精美的“毛泽东同志用瓷”照片：水点梅花釉下彩酒壶。 2.9  毛主席永远例外地享受 人生乐趣 在一个“历史发现”论坛，我看见了一篇文章《老人家永远是个例外（ZT）》，言简意赅地展示了毛主席永远例外地享受人生乐趣，抄录于下： [老人家有一些行为，可以说是“特立独行”： 老人家喜欢写旧体诗，但不赞成别人写。所以六七十年代，大陆报刊绝不敢发表旧体诗。 大陆上写旧体诗的仅他一人加上几个诗人奉和。 老人家喜欢跳舞，中南海舞会连连。但老人家主张一个人要脱离低级趣味。所以六七十年代社会上没有舞会。 老人家喜欢看古书（尤其资治通鉴这一类讲封建政治权术的书），但文革一起，先“破四旧”后“批孔批儒”，全部古代典藉全成毒草。许多专家学者被抄家，藏书被毁掉。大陆上有丰富私人藏书的仅他老人家。 老人家喜欢旧京戏，但文革一起，全国禁演。全国人民只能看八个现代样版戏。上影厂秘密摄制旧戏曲片给老人家一人看。 老人家稿费在1960年达百万元，文革初林彪江青商议将其稿酬标准提五倍。逝世时达七千万元，加利息则过亿（均见公开报刊），同时，为反对“资产阶级成名成家的名利思想”，文革中取消了全国所有作者的稿酬。 老人家喜欢看外国及台港进口影片，如李小龙影片。但文革中是禁演西方国家影片的。老百姓看片局限在少数几个友好国家影片（当时民谚“朝鲜片又哭又笑；越南片飞机大炮；阿巴片莫名其妙；中国片新闻简报”）。所以那时有个专业术语叫“内部片”—-只许高干看不许百姓看的进口欧美影片。 老人家认为“穷革命富变修”，担心人民“修了”，所以媒体宣传“一厘钱精神”，老百姓确也极节俭，少数富户家有三大件（收音机、自行车、手表）。多数百姓家中的“家电”只有手电筒。但老人家是不怕“修”的特殊人物，财产为大陆首富，有大陆上独一无二的私人游泳池，以及各地行宫。还有特制烟、特制红烧肉、主席专用瓷器、空调（这个词当时民众不但见所未见而且闻所未闻）等等。 全国宣传媒体对老人家的期望是“敬祝万寿无疆”，（对林彪的期望降一档为“永远健康”），对工人的要求是“为了拿下大油田宁可少活二十年”。对农民的要求是“先治坡，后治窝”。对军人的要求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对全体普通群众的要求是“单位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文革时全国推广“忆苦思甜”，所有的中国地主富农资本家都被宣传媒体描写成欺压贫民无恶不作的刘文彩—-还要特别强调这句话“天下乌鸦一般黑”。除了一个富农家庭。 文革中最高指示曰“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颇煽情，我辈小民很是兴奋，却未推敲一下：老人家是“卑贱”还是“高贵”？当然不会是卑贱（有被全国恭颂“万寿无疆”的“卑贱者”吗）。只可能是高贵者。 于是，虽然钦定规律“高贵者最愚蠢”，但老人家例外，他是高贵者中唯一不愚蠢的。于是，虽然钦定规律“卑贱者最聪明”，但老人家例外，他是聪明者中唯一不卑贱的。最终，这句话使我们恍然大悟，中国人如果聪明，他就要卑贱。如果愚蠢，他才能高贵。聪明兼高贵，全国唯一人也！ 可作类似分析的还有最高指示“知识分子是最没有知识的”，“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已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 可老人家是“知识分子”中的例外。老人家是“我们自已”中的例外。 ] 死了的毛泽东主席，在深知毛主席永远例外的华国锋主席等人决策下，仍然一如既往地例外享受尸身保鲜受人崇拜的乐趣。 2.10  毛主席后辈的天堂生活 在政治运动、阶级斗争如同狂风暴雨击打、摧残每一个毛统区中国人的灵魂的时候，毛主席的儿女不但不受摧残，还能独享摧残他人的乐趣。 1967年8月23日，《解放军报》社肖力（李讷，毛主席的小女儿，1966年大学毕业）等人根据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意见，贴出大字报《反复辟，反保守，誓将革命进行到底》，打倒了总编辑赵易亚。随后，肖力被指定为总编辑。 在那个浩劫世界，《解放军报》总编辑是地位很高的职位。1967年10月上旬，在《解放军报》三楼肖力的办公室，肖力向总政治部卢前安、魏建群、杜嘉等7人传达了林彪的“要彻底砸烂总政阎王殿”的指示。第二天，卢前安在总政礼堂的大会上，又向总政的同志作了传达。 在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文革浩劫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被迫害致死；早已经为共产主义革命理想献身的中国共产党早期领袖阶层的人物李大钊、彭湃、瞿秋白等等革命先烈，其坟墓与灵魂，其留在人世间的亲人，遭到了残害。 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最高领袖陈独秀，他的小女儿陈子美（1912—2004），是一名技术高明的妇产科医生。因为父亲的原因，陈子美被打入牛鬼蛇神的行列，几乎天天被造反派揪斗或强迫写反省。在被逼走投无路之际，生的欲望激起她逃生的决心。那时已经半百出头的陈子美，在一个漆黑的深夜来到深圳大鹏湾，用她卖了首饰的钱和所有的积蓄请人将她绑在一个锈迹斑斑的汽油桶上，便开始冒着生命危险，顶着大风大浪，在海上漂流了十多个小时，终于偷渡到了香港，脱离了人间地狱。敝人的二叔公钟佛慈，一个与毛泽东同龄的农村老人，年过七旬也必须参加莫名其妙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在学习班无端遭受那些深受充满暴力的毛泽东思想毒害而显得没有一点点文明教养的年轻人的斥责、谩骂，有点不想去了，所幸我的小堂叔钟詠钦比较高大、硬朗，而且放出狠话给父亲壮胆：“还是要去，你不用怕，谁敢打你，我就打回来。”使得我二叔公免去有些老人一样被人掌掴颜面的侮辱。 在长期政治浩劫中的不倒翁、毛主席的诗友郭沫若，一子郭民英于1967年4月苦闷自杀，一子郭世英于1968年4月19日被绑架，当晚郭沫若陪周总理会见外宾也不敢吭声。郭沫若舍车保帅，舍儿子保自己，终至郭世英被害。那些被打倒在地、再被踏上一只脚的刘少奇、彭德怀、张闻天、王稼祥等等，其亲属受残害、折磨自不待言。 相比较亿万没有言论自由、没有思想自由被奴役的毛统区中国人，毛主席的儿女在精神领域无疑处于自由自在的天堂之中。在物质领域，相比较长期饥寒交迫的亿万毛统区中国人，毛主席的儿女也处于衣食丰足、无忧无虑的天堂之中。 1975年，毛主席送给三个妻子所生的三个子女（毛岸青、李敏、李讷）各一份财产：一台20英寸彩电，一台电冰箱，八千元现金。 1975年的8000元，是巨额财产，毛主席送给儿女们的20英寸彩电、冰箱，更是不可思议的奢侈用品。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下面举两个例子简单比一下： ①文化大革命期间，邓小平被流放到江西省新建县拖拉机厂监督劳动，他想给被红卫兵迫害成了残废的儿子、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学生邓扑方找点事干，问一个老工人有没有坏了的收音机可以让邓扑方修理。老工人坦率地告诉他：“哪里有钱去买收音机呀！” ②1972年，福建省莆田县小学教员李庆霖冒死写信给毛主席，反映他的孩子插队落户在农村所遇到的生产和生活方面的困难，间接反映了那里农民生活状况的困窘。信中写道：“说来见笑，他风里来，雨里去辛勤种地，头发长了，连个理发的钱都挣不到。”（参见本书8.5.1《千百万城市青年走入穷途》）。 在中央电视台举行的1999年万众瞩目的春节联欢晚会上，小品《昨天、今天、明天》中的赵本山，骄傲地表示自己当年还是有一件家用电器的，那就是手电筒。相比较毛岸青、李敏、李讷的家用电器——20英寸彩色电视机和电冰箱，赵本山的家用电器——手电筒实在是太寒酸了。鄙人当年的家用电器也仅仅是手电筒。我家离兴宁县城不远，但是没有电，只能用煤油灯照明。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死后，关于他违规违法榨取来的版税遗产如何处理，中共内部是有争议的。毛主席遗孀江青，曾先后5次声称她有权继承毛主席的遗产，并提出要提取5000万元给两个女儿和亲属。但她的要求被拒绝了，说她没有资格和权利。毛主席的女儿李敏、李讷也申请过，也被婉拒了，其后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先后给她们二人拨下近200万元，购买住宅和留作家用。如果江青没有被华国锋、叶剑英等人采用断然措施打倒，而是当上了革命“女皇”，她要继承毛主席的遗产，那就一点问题也没有。 如果毛主席不违规违法地谋私利，他的儿女在穷困至极的毛泽东时代又怎么可能过上自由自在、无忧无虑的天堂生活呢？如果毛主席不违规违法地谋私利，他的儿女在改革开放时代怎么能够购买豪宅过上自由自在、无忧无虑的天堂生活呢？ 在李敏著、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我的父亲毛泽东》一书的封面上和扉页上，都有这么一段话：“父亲留下的遗产是可以使我与广大民众共享的思想，而没有半点儿的家私。因为我是毛泽东的女儿。”对于毛泽东家传的人而言，大概不说谎难受得很，闷得慌吧！！在北京的国家图书馆，我跟一个工作人员探讨李敏说谎这件事，他幽默地给我进行了解释：毛泽东留给女儿李敏的是一大块金钱，确实没有半点儿家私。恰如给了一大坨金子，确实没有给半枚铜钱一样。对于毛主席及其后代的行为，我想借用别人的一句话来形容也许最合适：“见过无耻的，但没见过这么无耻的。” 毛主席儿女的天堂生活，应该还包括对身体健康的保健护理。前面提到毛主席儿子毛岸青有吃公家饭的教授级保健医生，下面介绍一点毛主席小女儿李讷的生活。 1971年入冬以后，中南海的护士马晓先被派去照顾独占丰泽园菊香书屋的毛主席小女儿李讷。其实李讷也没有什么大病，只是发了一阵高烧。李讷痊愈后，到东北搞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马晓先全程陪同照顾。从东北回北京后，马晓先离开了李讷那里，有关方面从中国人民解放军305医院找了两个护士，去菊香书屋照顾李讷。然而，过了一段时间，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改制为警卫处后的副处长、中央警卫团团长亲自找马晓先谈话，说她走后派去的两个护士承担不了李讷那里的工作，还是得让马晓先回去照顾李讷。从这以后，马晓先和李讷一起生活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李讷很像毛泽东。她说：“我连头发一边多一边少都随我爸爸，而且哪边多哪边少也都和我爸爸一样。”李讷是在北京协和医院生孩子的，为她接生的，是我国最著名的妇产科专家林巧稚。孩子出生后，李讷回到中南海的家里，对孩子的护理工作，也是由马晓先来做。后来，为了更好地照顾李讷母子，中办方面又找了一位南方的老太太，住进了菊香书屋。工作出色的马晓先，直到1974年3月被调去难以伺候的江青身边工作，才离开了李讷。 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1949年10月1日就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按照“人民政府”对高官提供的特殊待遇，他每月有200元办公费，但他从未动用，他的一切开销，均从工资里支付。他的夫人虽已年老，但仍然洗衣扫地，操持家务。政务院事务管理局曾安排一个保姆帮他料理家务，但被张副主席婉言谢绝了。我估计毛主席领取办公费毫不含糊，因为我在塑造毛主席伟大形象的众多书中，毛主席穿旧衣是必提的，但是没有关于他不动用办公费的表述。毛主席在秉公对待自己、秉公对待家人的生活这方面，比张副主席差得实在太远，不但不替公家省钱，而且还随时随地占公家的便宜。 2.10.1  毛泽东儿媳凭什么 到苏联留学、进北大读书 1955年，毛主席安排儿媳妇刘思齐（后来改名刘松林）到苏联去留学。当刘思齐在莫斯科大学学习力学数学专业力不从心的时候，1957年8月9日毛主席写信给她“下决心在国内转学文科。一切浮言讥笑，不要管它”，让她回来进入北京大学学习俄罗斯文学。 毛泽东的儿媳妇凭什么到苏联留学？凭的是毛主席以权谋私开后门。毛主席滥用作为最大的人民公仆而得到的权力，为自己后辈的人生幸福开后门，为他们铺路搭桥。 1962年，毛主席的另一个儿媳妇邵华向毛主席提出想读书的要求，毛主席说：“这件事我让秘书同志来帮你办”。不久，邵华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毛主席最小的女儿李讷，1966年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 2.10.2 孙中山孙女为什么不准上大学 生于1936年的孙中山的孙女、孙科的女儿孙穗芳回忆说： 1955年，我从上海第八女子高中毕业，我三年高中的总平均成绩在90分以上，还被评为“五好学生”。在教师的指派下，我还负责帮助五位同学通过了毕业考试。虽然有这样的成绩，我却成为进入大学深造的同学中落选的人。在收到“不录取通知书”的前一天，我被一位派出所的人员叫去参加“斗争地主大会”。虽然那时已是1955年，“三反”、“五反”早已结束。在会场上，人们对“地主”拳打脚踢，叫嚷着要“枪毙他”。我是专门被叫来接受这个场面的“教育”的。有人对我咆哮：“你以为你是谁？你的出身是反对官僚资产阶级。”我被吓得不知所措。就在第二天，我接到了通知，我不能进入任何大学读书。此时，我对自己的未来非常悲观，却连哭都不敢哭。 这时，我想到了祖母宋庆龄，就从上海到北京去看她，她却因风湿病去了外地疗养。我在北京还有做建筑师的严星华和舅母王婉玲，以及以前在上海的老邻居朱培英一家，他的父亲朱学范当时是邮电部长。我到了舅舅家，舅舅当时正在苏联，设计莫斯科—北京饭店，舅妈的警觉性很高，我考不上大学乃因家庭出身不好，所以我到舅舅家的当天，舅妈就去派出所汇报了，这意味着我不能在她家里多呆。而朱伯伯也怕我出身不好会连累他们，还吩咐儿子不要和我来往。 我当时沮丧极了。在万般无奈之际，就写了一封信给祖母宋庆龄，把自己的苦衷告诉了他。祖母很快回了信，信上说：上大学不是人生唯一的道路。不过，她在信的最后一行提到：但愿我明年能进入大学。我把祖母给我的信寄给了高教部，不久，有一位干部来找我，她说：现在国家的政策是一时向左，一时向右。她许诺：这个学期入学太迟了，等到明年我将会获准进入大学读书。 次年，我进入上海同济大学读建筑系，这并没有使我的思想负担减轻。有人认为我是“花岗岩脑袋”，意为不积极接受改造。常常有人贴出一些“大字报”、“小字报”之类对我进行批判，他们逼我承认出身于反动官僚、资产阶级家庭，甚至在公开场合，我也时常遭到侮辱、欺凌。在同济三年，每学期我都被安排坐在班里学生党支部书记的旁边，作业时常被抽查，所有笔记本都要定期交出来，以便他们检查我的思想。期终考试我得了满分五分，但因为我的家庭出身不好，经过重新评分，结果只给了我一个二分——不及格的成绩。这对于在做学生的我，无疑是想判我死刑。而凡被认为是政治上、思想上进步的，即使得了不及格，也被拉成及格。二分必须补考，但系里又告诉我说，所有的教授都说我不用补考了。其实，我并不担心补考，我宁愿补考再拿五分。结果，在成绩单上，我的分数被填成三分，勉强及格。 由于我的出身，我的思想被认为有“毒素”，于是在1958年我被送到上海近郊农村劳动，住的地方潮湿阴冷，睡的是泥土地，这段时间造成我全身风湿性关节炎，至今没有治愈。让我干最脏最苦的活，被认为是最能改造我的思想的一个方式。因为我的出身，我得用劳动来清洗血液中上代传给我的“毒素”。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我经受的政治委屈和精神煎熬，如今真是不堪回首，犹如做了一场噩梦。 在推翻帝制、共和革命成功四十多年后，中国共和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他的孙女孙穗芳为什么在1955年不准进入大学读书？因为孙穗芳被毛泽东时代必须人分三六九等的制度归类于下贱种群（农村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及其家属，城市旧官僚、旧职员、资本家、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及其家属。1958年后增加了右派分子及其家属。1966年后增加了走资派及其家属），原因系她父亲孙科是国民政府的旧官僚。 孙穗芳尚属幸运，有祖母宋庆龄，从而得以在1956年进入了大学校门。成千上万没有孙穗芳幸运的下贱种群年轻人，只能在狗洞般低矮的低檐头下爬行。 2.10.3 毛主席儿媳凭什么到朝鲜祭夫 2006年5月27日，《人民日报》第8版发表毛主席的儿媳妇、志愿军烈士毛岸英的遗孀刘思齐（丈夫死了若干年后改名为刘松林，后改嫁）的文章《泪洒平台祭岸英》： 在中央领导和中央军委的亲切关怀下，在总参领导和负责具体工作的同志们的精心安排下，毛岸英烈士亲属代表团于５月11日和13日分两批抵达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平壤。我和邵华及我的孩子们一行９人是第一批，岸英的妹妹李敏、李讷，她们的孩子，邵华的孩子，以及毛泽民叔叔的后人是第二批。 …… 我几次扫墓，或者是跟随国家和军队的代表团出去，或者是自费参加旅游团出去。…… 我在祭文中，禁不住向岸英倾诉我的悲痛和思念。 我对岸英说：“岸英，你离开我已整整55年了，但我却仅仅给你扫过４次墓，今天是第五次。……我多么羡慕那些能常常在亡夫的墓前倾诉心中思念的妻子！……” 泪水伴着我读完祭文。为了能在人们散去之后，再返回来与岸英独处一会儿，我匆匆地走下了台阶，种植下朝方早已为我备下的那棵柏树苗，…… 在毛泽东时代，除了毛岸英的亲属，还有谁的亲属有机会到朝鲜去给自己的亲人祭奠？我没有听说过。无论是大名鼎鼎的烈士邱少云、黄继光、杨根思、罗盛教，还是解放军高级军官67军军长李湘、23军参谋长饶惠谭、39军副军长吴国璋、50军副军长蔡正国，他们的亲属都没有机会到朝鲜去祭奠。为什么？只因为毛岸英的父亲是有特权思想实施特权行为的毛主席，他敢于随意安排自己家里的人出国，而且还是公费。 2.11 鸡犬升天 在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以反封建、破四旧为最大表面标志的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固然是得到了充满封建色彩的、空前也许绝后的、最多的“万岁”、“万万岁”、“万寿无疆”祝福，到处享受只有他可以独享的高级别墅——行宫，他的妻子、他视同儿子的亲侄子、他的亲生儿女也是鸡犬升天。1953年夏天，毛主席指挥公家为他配置的王医生、罗秘书，带领孩子们到北戴河旅游胜地度暑假，不过是鸡犬升天一小例。 江青，毛主席的第四任妻子。1954年，江青的工资是十四级，没有叶子龙高。1968年3月，林彪出面将江青的行政级别一下子从九级提升到五级。十四级到九级是啥时变化的，我还没有查到资料，无法提供给读者。不过我可以告诉读者，无论具体是如何升的，这段时间江青从十四级干部升为九级干部，都是毛主席夫妇以权谋私利的超常大升迁。 在文革之前，江青并没有多少工作可做。她是毛主席的生活秘书，主要工作是床上伺候毛主席。江青闲得发慌，每天就由男卫士和女护士培着她打扑克消磨时间。1948年江青训斥毛主席身边除了她之外的其他工作人员的话：“你们的任务就替我们服务。我们高兴了，就是你们工作做好了。我们不高兴，就说明你们工作没搞好。”言简意赅地表述清楚了共产党人毛泽东、共产党人江青，与身边其他共产党人的所谓上下级关系，实质上就是主仆关系。无论是在陕西米脂县的杨家沟，还是在河北平山的西柏坡，伺候毛主席床上工作做得出色的江青，懒到连近在脚边的暖水袋都懒得自己去拿，按电铃让革命战士进来拿起来交给坐在炕床上的她。在杨家沟的时候，卫士张天义伤感地说：“形势刚好转，她就这样了。要是夺取了最后胜利，她……唉！” 到了毛主席酝酿、发动文化大革命，江青的工作重点转移了，毛主席床上的事情她管不着了，但是两人政治上结合紧密了。1966年5月28日江青当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副组长。虽然是副组长，实际上江青说了算，因为她是毛主席的妻子、旗手、代言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铸，私下对自己的夫人曾志说：“你不知道，江青对我们，经常像训孙子那样的训斥，总是用命令的口吻，真让人受不了！” 在1969年4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江青连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也不是。可是中共九大结束的时候，江青跨过了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三个殿堂，坐火箭直升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殿堂，得到一个非比寻常的政治地位。这次江青坐火箭，肯定是毛主席拍板定案。 毛远新，毛主席的亲侄子，1965年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1968年5月，毛远新一跃而为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兼沈阳军区政委。当时，辽宁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兼沈阳军区司令员是陈锡联，军区第一政委是曾绍山。论职位，论资历，毛远新都无法与陈、曾相比，但是，因为毛远新是毛主席与江青都视其为亲儿子的亲侄子，连陈锡联、曾绍山也对他恭恭敬敬，唯唯诺诺。毛远新实际上成了东北地区的太上皇。 1975年2月26日，毛远新决定屠杀质疑毛主席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种种做法的张志新。（参见本书15.1.1《毛远新下令杀害了张志新》） 1975年底，毛主席病情日重，讲话吐字开始含混。毛远新应召进京，担任毛主席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成了毛主席最高指示的发布官，其地位堪称“毛主席一人之下，全中国亿万人之上”。 李讷，毛主席最小的女儿，1966年北京大学毕业，1967年8月被指定为权势赫赫的《解放军报》总编辑。 在塑造毛主席伟大形象的2003年版《毛泽东人生纪实》书中，说毛泽东很重感情，但却特别反感任人唯亲的腐朽作风。对于那些可能求情的亲戚朋友的到访，他说：“我现在当大官了，如果翻脸不认人，人家就会说共产党无情无义，何况有些人过去还帮助过我，帮助过我们党呢。如果有求必应，那就成了国民党的样子了。我们共产党如果像蒋介石他们一样搞裙带关系，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久而久之，就会脱离群众，就会垮台。”他定了几条原则：“凡是要来北京看我的，一律谢绝。如果不听，偏要来，路费由他自己出，来了我也不见，公家也不接待。凡是要求我找工作的，我这里是‘四不主义’：不介绍、不推荐、不写信、不说话。”实行了如此不带人情味的措施，毛主席的家乡很少再有人来。 毛主席对亲戚朋友何等冷漠，对江青、毛远新、李讷何等关照，我写成一副对联：“薄情寡义待亲朋，鸡犬升天带妻女”进行概括。其实关键的原因，在于那些亲朋不能帮助毛主席谋私利，所以他薄情寡义对待他们，顺便赚一个“大公无私”的好名声，何乐而不为。而江青、毛远新、李讷就完全不同，既是至亲，还能够帮自己谋私利，带他们鸡犬升天又何妨。简单举例来说，1966年文革浩劫大风起，江青作为毛主席的夫人、旗手、走狗，为毛主席谋私利打倒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刘少奇摇旗呐喊、罗织罪名、捏造罪状，立下何等功劳，让她坐火箭直升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殿堂，是毛主席对她的最好奖赏。十年间奖赏了江青38万元人民币和两万美元，对于超级富翁毛主席而言，不但不会有伤筋动骨的痛感，反而会有一种随手扔点骨头喂宠物狗的快感吧。江青在1980年受审判的时候说：“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毛主席叫我咬谁我就咬谁，你们打狗也得看主人面呀！” 2.11.1  毛主席夫人江青的天堂生活 与超级特权沾不上边的几亿中国人，肯定难以想象毛主席夫人江青享受的天堂生活。 钓鱼台，昔日为帝王游乐休憩的行宫，是北京著名的园林之一，迄今已有八百多年的历史。它始建於金代，章宗皇帝（公元1190至1208年）在此建造别墅“万柳堂”，成为盛极一时的游览地。明代，这里也曾是皇帝的别墅。清代乾隆皇帝在此修建了“望海楼”，并亲笔题诗立匾。1958年，为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庆典，进行了大规模修建，建成中外闻名的钓鱼台国宾馆，成了我国政治、经济、外交活动的重要场所。这是一座幽静高雅的园林别墅式建筑群。园内甬路弯弯，湖面粼粼，树木葱葱，荷叶田田。沿湖十六座别墅中的每一幢楼房，周围都是林木环抱，鸟语花香。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权力很大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主要是江青，看中了这一建筑豪华，环境幽静，风景秀丽，活动空间极大的国宾馆。文革小组的办事机构设在16号楼，组长陈伯达住在15号楼，顾问康生住在8号楼。江青先住在6号楼，后又住11号，再往后住10号楼。张春桥、姚文元合住9号楼。 江青每天下午一时左右起床（这叫早晨起床）。 江青起床前，先打铃通知护士。护士听到铃声，把事先准备好的漱口水、麦片粥用托盘端到江青的床边，轻轻放在她的床头柜上，然后，拉开半边厚窗帘，透进一点光亮。 江青穿着睡袍半躺在床上，护士帮助她漱完口、吃完粥，换上另一件睡袍，由护士搀扶到卫生间解大小便，洗手、洗脸。洗完以后，脱去睡袍，穿上衣服，到办公室看文件。 办公时，江青还吃一次水果。办公的时间多则一个小时，少则几分钟。然后，打铃通知警卫员准备散步。散步除步行外，坐汽车、骑马也算。散完步，到17号楼，不是打扑克，就是看电影，有时还打打乒乓球。 江青下午4时左右回住楼吃午饭，上床睡午觉。6时左右起床后，中央有会去参加会；没有会，看半个小时的文件，又到户外散步或骑马，到17号楼打扑克、打乒乓球。约8时左右回住楼吃晚饭。 晚饭后，江青通常是约上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到17号楼看外国电影。有时还约上影视界的导演、摄影师及著名演员陪看，说是叫他们学习外国的摄影、灯光和表演艺术。看外国的原声影片时，就请来外文翻译，边看边给她翻译。偌大的礼堂，往往只有四五个人看电影，有时只有江青一个人看。有时看一部片子，有时看两部片子，有时抽出几部片子中的几本看。 如果江青出去参加会议，无论回到住处时间多么晚，也要到17号楼看上一两部电影再回住楼睡觉。不想睡的话，再打一两个小时的扑克。大约凌晨4时左右入睡。 一年四季，每天早、中、晚工作人员都要向江青请安。 江青起床时不用力坐起，怕伤了心脏，要护士轻轻把她托起。从里到外的所有衣服包括贴身短裤，都要由护士给她按次序穿好拉平。穿好衣服以后，给她报风向、风力、气温。 给江青穿鞋袜时，她连脚也懒得抬动一下，护士只好跪在地上给她穿。穿快了，她说护士动作粗野，搞得她紧张出汗，于是就破口大骂，说对她没有温柔的感情；穿得慢了，她说护士故意磨磨蹭蹭，有意使她着急出汗，也破口大骂，说是用软刀子杀人。 上床睡觉之前，护士帮江青把所有的衣服、鞋袜脱掉，给她穿上睡袍和拖鞋，小心翼翼地扶她去卫生间，架着她坐在浴盆中特制的木墩上洗澡。洗澡的办法，是让护士拿着喷水蛇管，在其全身均匀喷洒。要求水温不凉不热，水流不急不慢。如果水速快了，她说刺得皮肤疼，水速慢了说是故意使她着急出汗，快慢她都骂人。 江青吃饭非常挑剔，饭菜要清淡，又要有营养。炒菜、烧汤不准用骨头，也不准放味精，说骨头汤里胆固醇高，说味精是化学制品，含有害物质。但是，她又要求菜、汤必须有骨头汤和味精的鲜美味道。鸡蛋只要蛋清，不能有一点蛋黄，说蛋黄有固醇高。雏鸡要半斤的，老母鸡要七至十斤的。鱼要切头去尾，只吃中间的。螃蟹只要公的不要母的，她说母蟹胆固醇高。菠菜要做菜泥，芹菜要抽掉丝，豌豆要剥老皮，绿豆牙要掐掉头和尾。饭菜的温度要求适度，既不能烫嘴，又不能不热。不但要吃中餐，而且要吃西餐。吃点心要法国式、德国式和俄国式的。 喝的水既不能稍微凉一点，也不能烫。有一次，江青要水要得急了，水温稍微高一点，就对护士破口大骂，说故意烫她，把水喷了护士一脸，还用力把水杯摔了个粉碎。 吃水果也要求有一定的温度。苹果和梨，要切成长条，泡在温水里，浸泡到一定温度江青再吃，温度稍不适口就骂个不停。 江青的衣服繁多，样式各异，有中式的、西式的、古式的，一应俱全，并经常翻新。光是大衣就有长的、短的、中的、单的、夹的、棉的，还分便装和军装。她的内衣不知有多少，身上稍有汗渍就要立即更换，每天要换十几次。春夏秋冬，天天如此。给她换内衣也够难的。护士帮她脱掉衣服以后，要用毛巾擦干身子，擦劲大了小了都不行。供她使用的毛巾足有四五百条，都要很松软的。江青无论走到哪里，护士总得背着一个大挎包，里面装的全是衣服和毛巾。 江青特别注意世界名人的穿戴。在电视上，她看到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夫人的衣服很特别，就非常羡慕。有一次，马科斯夫人来华访问，江青为了和她比美，特意叫服装研究部门仿照“唐三彩”，为她昼夜赶制了一件黑色绣花连衣裙和一双云头鞋，还叫有关单位给她特制了三种发型的假发和头套。 江青的住房要求高大、宽敞，还有大卧室、大办公室、大卫生间、大客厅、大餐厅，还有大放映室、大娱乐室。不论在北方或南方，她所住的房子内，冬天必须有暖气，夏天必须有空调，要求保持恒温。室内凡是她能活动的地方，都要求铺上地毯，连卫生间都要求铺满地毯。她说：“在地毯上走有脚步感，如果不小心摔倒了，也不会摔坏。” 江青住室、办公室的窗子玻璃要四层的，窗帘要三层的（纱帘、绸帘和厚绒帘）。室内墙壁、屋顶、窗帘、灯光、地毯以及各种家具等的颜色，都要求有一种柔和的感觉。住进之前，要求用紫外线消毒。 2.11.1.1  江青与骏马 江青生活中消耗的民脂民膏，比之毛主席消耗的民脂民膏，那是九牛一毛而已，然而就这微不足道的一毛，已经足够令我这个经历过穷困至极的毛泽东时代的人感到惊讶。且不说江青住房之大、之豪华，单单江青的玩物——马，就不得了。在钓鱼台国宾馆为江青养马，肯定要建设高级的马厩，安排专门的人员负责养马，马也肯定不是一般的马。马的数量肯定远远不止一匹，理由如下：如果只有一匹马，某一天这匹马状态不好，天天要骑马的江青骑不上马，奴才们还不被江青骂死？鄙人还没有找到江青宠物马的具体数量，只能提供两条参考线索。 线索一、1976年9月3日，江青带上四匹马，乘着有七个客车厢、两个货车厢的豪华专列，第二次窜到大寨。 线索二、刘冰著《风雨岁月：1964—1976年的清华》披露：1976年9月27日、28日，江青带着警卫部队和卡车运输的几匹枣红大马，窜到清华团河农场，一方面拍摄假装劳动的照片，表示她热爱劳动，另方面发表言论：“男的要让位，女的来管理。”“在氏族社会，是女的当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将来管理国家的还是女同志。”“女人也能当皇帝，到了共产主义也有女皇。”为自己当女皇造声势。 2.12 毛泽东是贪污分子、浪费分子、犯罪分子 文革期间几乎人手一册的红宝书《毛主席语录》，第二十部分是《勤俭建国》。抄录几条关于勤俭建国的毛主席语录于下： [要使全体干部和全体人民经常想到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但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 勤俭办工厂，勤俭办商店，勤俭办一切国营事业和合作事业，勤俭办一切其他事业，什么事情都应当执行勤俭的原则。这就是节约的原则，节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中国是一个大国，但是现在还很穷，要使中国富起来，需要几十年时间。几十年以后也需要执行勤俭的原则，但是特别要提倡勤俭，特别要注意节约的，是在目前这几十年内，是在目前这几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 任何地方必须十分爱惜人力物力，决不可只顾一时，滥用浪费。…… 财政的支出，应该根据节省的方针。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反对贪污和浪费的斗争，过去有了些成绩，以后还应用力。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是我们的会计制度的原则。 ] 鄙人读小学、中学时背诵过很多毛主席语录，到现在三十多年过去了，绝大部分已经忘记了，但是，“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和“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我是牢记住了。读者通过前面所叙述毛主席贪钱、贪物、贪吃、贪玩、贪色、贪保健、贪房子、贪茶烟酒八部分，当知道毛主席有非常严重的贪污行为，和非常严重的浪费行为。不言而喻，毛泽东主席是贪污分子、浪费分子、犯罪分子。                                                   第三篇 假象——他是人民大救星 真相——他是人类大灾星 3.1 抗联侵韩 3.1.1 毛主席支持朝鲜侵略韩国 3.1.2  抗击惩罚侵略者朝鲜的 联合国军 3.1.2.1 毛岸英死于滥用特权 贪吃和无知 3.1.2.2  毛岸英参军真相 3.1.3 中国军队一次再次侵略韩国 3.1.4  中国人永远的痛  3.1.4.1 彭德怀秉公招恨、肇祸 3.1.5 中国战俘回国后的浩劫人生 3.2 饿殍真多  3.2.1 大跃进真的饿死过人吗？ 3.2.2  不少地方人吃人 3.2.3  安徽亳县1960年三次调查人口数量 3.2.4  已经公开的全国人口赤字 3.2.5  湖南湘潭、湘乡人口赤字 3.2.6  人口数据打假 3.2.7  饿死人世界纪录 3.2.8  毛统区1960年净减少 一千多万人口的三大原因 3.2.9  “三年自然灾害”的说法是谎言 3.3 文革浩劫之一 3.3.1 破坏一切 3.3.2  非法杀人 3.3.3  逼供、诱供贺龙集团冤案  3.3.4  逼供、诱供 “五•一六”集团冤案 3.3.5  浩劫世界颠倒为常 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开始流传，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十几亿中国人耳熟能详、能唱，1970年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专门从太空中播放，红遍了中华大地的造神曲《东方红》歌中唱道：“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 本书上一篇，揭示了历史真相——毛泽东不为人民谋幸福，只为自己谋私利。在本篇，将揭示历史真相的另一面——毛泽东不是人民大救星，而是人类大灾星。 在毛主席这个大灾星高照中国大陆地区的时候，大陆地区的中国人就过着恐怖的暗无天日的生活。什么是恐怖的暗无天日生活呢？简单来讲就是天空中一片漆黑，而必须赤脚赶路的行路人脚下的路，不但地形复杂，而且荆棘丛生，甚至还有地雷陷阱，身体前后左右说不定什么时候还会突然冒出暗枪暗箭。毛主席造成的暗无天日环境是空前巨大的，不但当时一片漆黑，而且让人不能对光明抱有希望，毛主席明确要求“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明确表示要把祸国殃民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这种人间社会浩劫一次又一次地搞下去。年长一些的人，比如著名作家老舍、著名翻译家傅雷、著名女钢琴家李翠贞、著名革命家周小舟，年轻一些的人，比如著名乒乓球运动员容国团、著名女戏剧演员严凤英、著名女钢琴家顾圣婴、默默无闻的小书生敖乃松，等等，很多在毛主席制造的暗无天日的世界中看不到希望的痛苦而又脆弱的灵魂，只好自杀以求解脱。坚强如彭德怀、刘少奇、陶铸、张志新，等等，其生命也只能在暗无天日的世界上遭受不断迫害而消失。 毛主席祸害人类，其罪行罄竹难书。在这一篇，集中谈三件大事：1950年10月开始的抗联侵韩，1958年开始的毛泽东人祸大饥荒，1966年开始的文革动乱空前大浩劫。 3.1 抗联侵韩 联合国组织成立于1945年夏天，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没有结束。该年6月26日，在美国金山市，《联合国宪章》正式出生。《联合国宪章》开宗明义联合国的宗旨是为了人类和平：“我联合国人民同兹决心，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彼此以善邻之道，和睦相处，集中力量，以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 1988年9月，中国正式申请加入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特别委员会。自1990年开始，中国已经有十几次派人参与联合国的维和行动了。2006年7月26日凌晨，以色列轰炸了联合国驻黎巴嫩维和部队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一处观察站，造成4名联合国军事观察员死亡，其中包括中国军事观察员杜照宇。杜照宇中校是第8位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牺牲的中国军人。8月2日，杜照宇灵柩回到中国，受到隆重庄严的国礼迎接。 现在大陆地区的中国人，应该可以理解执行联合国决议的军人该有多么伟大了吧。 自联合国成立以来六十多年的生涯中，最难受、最痛苦的是1950年至1953年，因为这段时间执行联合国和平使命的联合国军军人大量伤亡。造成联合国军军人几十万人伤亡的罪魁祸首，就是毛主席，他确实是人类的大灾星。 毛主席造成联合国军伤亡惨重，可分为三个时段来表述：①1950年6月25日开始，得到毛主席多方面强力支持的朝鲜发动了侵略韩国战争，救助韩国的联合国军在朝鲜军队的打击下损失很大；②1950年10月19日开始，中国军队执行毛主席命令进入朝鲜抗击惩罚侵略者朝鲜的联合国军；③1950年12月31日开始，中国军队执行毛主席的命令一次再次侵略韩国，与维护人间正义、人类和平的联合国军死缠烂打。 3.1.1 毛主席支持朝鲜侵略韩国 在毛主席多方面强力支持下，1950年6月25日朝鲜发动侵略韩国战争。发动侵略战争以后，朝鲜又以谎言欺骗世界，说是韩国侵略朝鲜，朝鲜为了自保需要动员全民抗敌。 实力强大、计划周密，装备有坦克、大炮、战斗机等重装备的朝鲜人民军势如破竹，6月28日即侵占了韩国首都汉城。只有步枪、机关枪、小炮等轻武器的韩国军队兵败如山倒，虽然后来得到了联合国军的帮助，仍然步步败退，直至退至韩国东南一隅——釜山地区，苦苦支撑。 3.1.2 抗击惩罚侵略者朝鲜的联合国军 1950年9月15日，联合国军发动了在汉城附近地区的仁川登陆战，在被侵占地区的中北部打入了一支强大的楔子，逐步扭转了侵略者朝鲜人民军一直占绝对优势的战局。9月22日，在釜山狭窄的防御圈内苦苦坚持了两个月之久、差点被朝鲜人民军赶进大海的联合国军，反攻突破了朝鲜人民军的阵线，大举渡过了洛东江。9月23日，金日成下达了全线向朝韩边境三八线附近撤退的命令。9月29日，联合国军收复韩国首都汉城。 10月7日，联合国大会以47票同意、5票反对和7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八国提案”，为联合国军越过原来韩国与朝鲜的边境线——北纬三十八度线发放了通行证。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立即向金日成发出了敦促投降的最后通牒：“为了以最少的生命和财产的损失贯彻联合国决议，我作为联合国军总司令最后一次要求你们及你们指挥的军队，不管位于朝鲜的什么地方，都放下武器，停止敌对行动。”同时，由美国骑兵第一师和第二十四师、英国第二十七旅、韩国第一师所组成的部队越过三八线，开始向朝鲜进攻。到10月10日，联合国军北进的部队有：美国第八集团军第一军，第九军，第十军，和空降兵一八七团；另有英国第二十七、第二十九旅，加拿大旅，土耳其旅…… 10月19日，朝鲜首都平壤被联合国军占领。同一天，以彭德怀为司令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实际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正规部队，军人只是执行命令而已，个人主观志愿不起作用。有些军人认为到朝鲜去打仗是“多管闲事”，是“引火烧身”，但也只能服从并执行军令）悄悄渡过鸭绿江，只用了一个多月时间，两次战役，打败了十多个国家军队组成的联合国军。12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9军收复了平壤。西线联合国军迅速从陆路全面后撤至韩国境内。12月24日，东线联合国军也完成从兴南港全部撤出的行动，上了接运的军舰。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成功，很大一个原因是不宣而战，偷偷地大规模出兵，把毫无思想准备、缺少兵员物资准备的联合国军打了个措手不及，这比6月25日朝鲜突然侵入韩国，更加出人意料之外。因为作为面对十几万朝鲜军队压力的韩国军队而言，思想准备应该是有一些的，而联合国军怎么会想到自己在朝鲜执行联合国所赋予的公务的时候，居然会突然遭遇偷偷摸摸冒出来的几十万中国正规军呢？1950年11月2日，中国军队已经狠狠地打了联合国军一闷棍，毛泽东统治区的电台才公开承认中国军队在朝鲜的存在，谎称他们是为了保护水力发电地区的“志愿军”，联合国军受骗上当了，犯了严重的轻敌错误，再次进入圈套，结果挨了更狠的第二闷棍，带着伤病员、尸体退回韩国。 3.1.2.1 毛岸英死于滥用特权贪吃和无知 1950年11月24日早晨，无知的毛岸英无视防空军令，不到防空洞防止轰炸，而是利用毛主席儿子的特殊身份偷偷在房子里点火冒烟用非常非常稀缺的鸡蛋炒米饭吃，被联合国军轰炸机扔下的燃烧弹击中房子，在此关键时刻，无知的毛岸英躲到了床底下，被活活烧死。请看当时亲历此事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作战处副处长杨迪的回忆： 第二天（即11月24 日）拂晓前，我派参谋分头去检查防空落实情况，我自己也准备到重点地方去检查，这时，邓华副司令员派人来找我，对我说：“你到彭总那里去看看，看洪副司令是不是已把彭总拉进防空洞了？”我迅速跑向彭总的防空洞，正看着洪副司令推着彭总进防空洞，并说：“老总，我和您下三盘，今天非赢你不可。”…… 趁彭总和洪副司令正在摆棋子时，我赶快跑去向邓副司令报告。在我路过彭总办公室时，看到烟筒冒烟，立即跑进里面去看看，房里还有三个人正在用鸡蛋炒米饭吃。这些鸡蛋是前一天黄昏，我看到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部派到志愿军任副政治委员的朴一禹次帅（朝鲜金日成是元帅，下有三位次帅）给彭总送来一小筐鸡蛋（约10多个）。这在当时的朝鲜是极难得的，当时彭总已吃过晚饭，还没来得及吃。三人中我只认识成普同志，那两位同志我只知道一位是彭总的俄文翻译，一位是才从西北调来的参谋，他们的姓名我不知道。 我问成普：“老成，你们怎么敢用送给彭总的鸡蛋炒饭吃呢？赶快把火弄灭。”成普说：“我怎么敢呀，是那位翻译同志在炒饭。”我不高兴地说：“你要他赶快不要炒饭了，快将火扑灭，赶快离开房子，躲进防空洞去。” 成普说：“我们马上就走。” 说完，我就向邓副司令的防空洞跑去。 拂晓后，敌人的飞机编队飞临大榆洞上空，也不绕圈子就投弹，第一颗凝固汽油弹正投中彭总那间办公室，敌机群先将凝固汽油弹和炸弹投下后，绕过圈来就是俯冲扫射，然后就飞走了。 我迅速跑出来看看敌机轰炸情况，一眼就看到彭总办公室方向正着大火冒烟，迅速跑去，彭总办公室已炸塌。看到成普满脸黑乎乎地跑出来，棉衣也着了火，我要他赶快把棉衣棉裤都脱了，躺在地下打滚，将火滚灭。(凝固汽油弹，在当时是美空军的一种新式炸弹，用水扑灭不了) 我问成普：“你是怎么跑出来的？”成普说：“听到飞机投弹声，就从你让我打开的窗户门跳出来的。” 我急着问：“那两位同志呢？”成普说：“他们往床底下躲，没有出来。” 我着急地大声说：“他们怎么向床底下躲？一定被凝固汽油弹烧焦了。”我就要随来的参谋赶快去叫警卫营派部队来救火，叫医护人员来救人。 这就是毛岸英同志牺牲的真实情况。 随后，我迅速跑到彭总和洪副司令的防空洞，看到他们很安全就放心了。 我急喘喘地向洪学智副司令报告：“洪副司令，不好了，彭总办公室被炸毁了。” 洪学智副司令急着问：“里面的人都出来了吗？” 我说：“只有成普跳窗户出来了，还有两位同志没有出来。” 彭总和洪副司令一听那两位同志没有出来，就急了，洪学智喊着赶快派人抢救。我说：“已调部队和医务人员抢救。” 洪学智副司令很快向着火的房子跑去，我也跟着跑去。 火扑灭了，那两位同志牺牲在里面了。洪学智副司令很着急地说：“这可糟了，这可糟了！”我听了莫名其妙，又不好问。洪学智副司令要我赶快去报告邓副司令，他去报告彭总。 当邓华副司令等首长听了我的汇报后，都奔向那烧塌的房子，也很着急很悲痛地说：“这可糟了，这怎么交待呀！” 我仍是不明白彭总和其他首长们为何这样着急和悲痛。由此，我突然想起在11月13日志司开作战会议时，彭总严厉批评梁兴初军长，大家都很紧张，都不敢说话，我指地图稍偏了一点，彭总就批评我。唯独那位俄文翻译，年纪轻轻的，在当时会议那样严肃的气氛中，敢在彭总面前说这说那，彭总没有说他什么，而只坐着不吭声，邓华副司令等首长也没有制止他说话。我想，这位年轻同志大概不是一般的翻译。 …… 洪学智副司令请彭总进住流水洞后，彭总表情很沉重严肃，除了看电报看地图和研究正在进行的作战问题外，其余时间就一个人坐着不说话，发闷。其他志司首长也都不像过去那样有说有笑了，在一起只是研究作战问题。 就是平常有说有笑的丁甘如处长，也不说笑了。我实在憋不住了，就问他，我说：“丁处长，今早牺牲的两位同志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由于他们的死而使彭总等首长们都沉浸在悲痛中？还有你也很沉寂了，不和我们有说有笑了，这是为什么？” 丁甘如同志长叹一声，悄悄对我说：“炸死的那位俄文翻译，是毛主席的儿子毛岸英同志。那位参谋是彭总从西北第一野战军刚调来的高瑞欣同志。毛主席的儿子炸死了，这怎么向毛主席交待？老杨，这件事是绝对保密的，因为你是作战处副处长，来问我，我也了解你、信任你，不会乱讲，就告诉你。你一定要遵守纪律，这事在没有正式公开以前，你不准对任何人讲。” 我听后说：“呵，原来如此，请你放心，我绝对遵守保密纪律。”      毛岸英死了是悲剧，但绝非官方宣传的在值班的工作岗位上牺牲。 3.1.2.2  毛岸英参军真相 毛岸英参加抗击联合国军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不是官方宣传的毛主席主动送儿上朝鲜，只是服从组织安排而已。事情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 1950年10月3日，毛主席收到金日成十万火急的求救信：“……急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军作战。” 10月5日，毛主席做出了出兵援助朝鲜的决定。10月6日，解放军总参谋长聂荣臻指示总参作战部部长李涛立刻选调几名参谋人员和一名俄文翻译，并于10月8日随彭德怀赴沈阳，以便与苏联派到中国和朝鲜的军事顾问互通情报。当天，李涛选调了总参作战部一名处长（成普）、两名参谋（徐亩元、龚杰），另由军委办公厅外文处选调了一名俄文翻译刘某。10月7日，李涛当面询问了刘某的个人历史和家庭情况后，认为此人刚从俄文学校毕业不久，尚未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和考验，而我国出兵援朝和苏联军事顾问之间的互相联系是绝对机密的行动，万一泄密后果严重，于是他向聂荣臻建议，此人不宜在彭德怀指挥所工作，应考虑另选一名俄文翻译。聂荣臻再三考虑，当时离出发到沈阳只剩半天时间了，到哪里去挑选可靠的翻译呢？他忽然想起毛岸英会俄语且又绝对可靠。由于时间十分紧迫，聂荣臻也来不及请示毛主席就命李涛马上通知毛岸英到中南海居仁堂总参作战部面谈。可是李涛并不知道毛岸英在什么地方，他只听说在天津，后来才得知毛岸英在北京机器厂工作。经过一番周折，直到10月7日傍晚才将毛岸英接到中南海居仁堂。李涛向他交待了工作任务后，并告诉他明天随彭总出发到东北去。当征求毛岸英的意见时，他立即表示服从党的决定，然后即回毛主席宿舍和家人团聚。 10月8日，毛岸英随彭德怀飞抵沈阳。11月25日，毛岸英死于朝鲜。志愿军司令部当天就给中央军委发了电报，周恩来看了电报，深感惊讶和出乎意外，决定把电报压下，指示机要室人员要严格保密不得外传。一个多月以后，1951年1月2日，周恩来才将毛岸英牺牲的电报送给毛主席。毛主席非常悲痛。毛岸英牺牲的消息在中南海传开以后，在工作人员中引起了震惊和议论。在纷纷议论造成的巨大压力下，当时直接负责抽调指挥所人员的总参作战部部长李涛深感内疚和不安，于是，他给周恩来写了一封检讨信，并说明调毛岸英参加志愿军工作的全过程，该信全文如下： [副主席： 昨天证实毛岸英同志牺牲的消息后，不胜痛念与悼惜。这次派他随彭总赴朝的经过，特就我所知道以及经我办的情况向你报告并请求组织上给我以应得的处分。 彭总临行的前夜（10月7日夜）聂总长交待我给天津黄敬市长，要他立即通知岸英回京，以便第二天清早随彭总飞赴东北（我只知道是去东北）。正在我摇了几次电话未通之时，适李克农同志也来作战室了解情况，他见我在摇黄市长的电话找不着毛岸英，当他知道了要派毛岸英随彭总去东北的事情后，他便马上告诉我岸英不在天津，已经他派到北京机器工厂做工。克农同志并告诉我岸英的电话号码，适岸英同志外出，旋又经过叶子龙的机要室才把岸英接到居仁堂。克农同志还当面叮嘱岸英同志，告已改变了他的任务，要随彭总赴东北，岸英欣然接受了。以后便回主席家里去过夜，第二天便随彭总赴东北了。 这件事，我因系奉聂总长肯定的指示照办的，故此从未想过是否已得主席同意，或是否需要再正式通知主席等问题，至于是否可以改派旁人去则更未设想过。这件事情今天反省起来，内心极其自疚难安。岸英同志为抗美援朝事业而牺牲自属光荣，但在主席方面失一爱子，对他的精神上是极其重大的刺激，特别是肩负全世界和平人类以及劳动人民伟大事业的领袖，由于我们工作中的不慎重，造成他这种不应有的精神上的刺激，毫无疑问是种罪过。因此，我诚恳的要求党给我以应得的处分并请转致主席以深切的悼念之意。 此致 敬礼！                      李涛 一月三日] 几十万普通中国百姓的子弟伤亡在国外——朝鲜、韩国、越南，没听说谁深感内疚和不安。其中的根本差别在这里——毛岸英的命就比别人金贵，他一死连调他的人都得在纷纷议论中内疚不安，并“请求组织上给我以应得的处分”、“诚恳的要求党给我以应得的处分”，可见在这些人心里，毛岸英原是不该死也是不会死的。其实按原来设想——彭总指挥所位置设在鸭绿江北岸我国境内，确实是没有多少生命危险的。 李涛检讨的背面，可以看见毛主席特权思想的影响有多么深远。 3.1.3  中国军队 一次再次侵略韩国 1950年12月31日下午5时，遵从毛主席旨意的中国军队，在彭德怀指挥下越过朝韩边境，侵略韩国。中国战史称之为第三次战役。 1951年1月4日，中国军队侵占韩国首都汉城。1月7日，彭德怀命令停止追击。这时中国军队有3个军进入汉江以南（汉城在汉江的北边），接近北纬三十七度线，主力部队则位于北纬三十八度线以南、汉江以北地区。 1月28日，毛主席命令筋疲力尽、缺粮少弹的中国军队：“……我军必须立即准备发起第四次战役，以歼灭两万至三万敌军，占领大田、安东之线以北为目标……”大田、安东，已经是靠近北纬三十六度线的地方了。 3月20日，中国侵略军被维护人间和平正义的联合国军打回到三八线以北的朝鲜境内。 由于不服输，在毛主席调集兵力、物力大力推动下，也在毛主席的催促下，彭德怀指挥中朝军队在1951年4月22日发动了中国军队的第五次战役，再次侵略韩国，又侵占了韩国的一大片地方。但是已有准备的联合国军的反击力量更加强大，中朝侵略军在5月份被联合国军再次打回三八线以北的朝鲜境内山区。 3.1.4  中国人永远的痛 五十多年来，由于系毛主席家属的原因，毛主席的儿媳妇已经5次到朝鲜扫墓（参见本书2.10.3《毛主席儿媳凭什么到朝鲜祭夫》），还难于完全释放对横死亲人思念的痛苦。那几百万连一次扫墓机会都没有的中国军人死难者亲属们，其心中悲痛之累积，岂是太行、王屋两山可比，只能像得不到神仙帮助的愚公移山一样，子子孙孙永远挖山不止了。 3.1.4.1 彭德怀秉公招恨、肇祸 如果一切按照特权人物毛主席可以得到特殊照顾的惯例，死在朝鲜的毛岸英的尸骨是可以运回国内的，但是被秉持公心的彭德怀给阻拦了，招致毛主席的怨恨。 1954年12月25日，总干部部拟一电稿，拟将毛岸英的尸骨运回北京。秉持公心的彭德怀为此写信给周恩来：“我意埋在朝北，以志司或志愿军司令员名义刊碑，说明其自愿参军和牺牲经过，不愧为毛泽东的儿子。与其同时牺牲的另一参谋高瑞欣合埋一处，似此对朝鲜人民教育意义较好，其他死难烈士家属亦无异议。原电稿已送你处，上述意见未写上，特补告。妥否请考虑。”周恩来于25日在此信上批道：“同意彭的意见。请告总干部部另拟复电。”同时将此件送刘少奇、邓小平阅。后来当彭德怀得知毛岸英遗骨移葬于志愿军领导机关驻地桧仓烈士陵园，墓碑上列叙其生平，但是却没有那个比毛岸英对中国革命贡献更大的高瑞欣的墓时，彭德怀还很不高兴。 把毛主席的儿子看得跟普通老百姓的儿子一样，真诚待人、品德高尚的彭德怀，实在是太不了解品德低劣的大骗子毛主席了，为自己1959年被毛主席清算、打倒以及后面的浩劫人生埋下了深深的祸根。 3.1.5  中国战俘回国后的浩劫人生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0军第180师代政委吴成德，在1951年5月中国军队第二次入侵韩国的战事失利之时没有及时退却而被隔离在韩国境内的吴成德，在与联合国军和韩国军民周旋了14个月以后才被俘的吴成德，在战俘营中自称炊事员武德而拒不承认自己原来姓名、身份而搞得中方谈判代表交换战俘名单时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他的名字的吴成德，在战俘营中积极参加“共产主义团结会”活动、不怕镇压在10月1日坚决升起国旗的吴成德，回国后被自己人以叛党叛国的罪名开除了党籍军籍。 吴成德终日以泪洗面，归来后的公开欢迎与悄无声息的组织处理的巨大反差……他与“共产主义团结会”的所有成员一样，心灵上受到了双重的重创。 吴成德的那些跟他一起被俘归来的难友，绝大多数从昌图返家那一刻起，厄运就在紧紧地缠绕着他们。 凡是回家和工作的归来人员，没有一个不被当地的公安部门“内控”着，他们的人民内部矛盾随时都会变成敌我矛盾，他们过着一种心惊肉跳的日子。 “返回家园与家人团聚，过和平生活！”这是中国战俘1952年4月6日在敌方战俘营，从敌方广播中听到的“金彭声明”中的话，那可是朝鲜领袖金日成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向国际社会做出的庄严承诺。但是，在阶级斗争频繁，归国人员的政治待遇连所谓的地、富、反、坏、右都不如的情况下，他们只能过炼狱人生。 吴成德和6000多战友的生活从没有平静过，每一次运动，每一场风波，他们都要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被俘即叛变”，这是思维极端狭隘的毛氏左家庄思维逻辑，文革风暴来临时，归国战俘们更是雪上加霜。很多人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离家出走，但是在毛统区，任何地方都无法隐藏“战俘”的阴影。在战俘营火烧美军仓库的文化教员张光甫，由四川迁到鞍山；参与领导升旗斗争的连指导员时占奎，从山东逃荒要饭到内蒙古；以及从山西洪洞跑到新疆天山脚下做苦工的538团参谋长，他们都没有逃脱被“专政”的劫难。 再举几个归国战俘受苦受难典型之例。孙振冠很长时间背负着一个“国际间谍嫌疑”罪名；在敌人水牢中英勇不屈的韦光明，“文革”中被乱棒打死；即使是老红军出身的赵佐瑞和郭兆林，也成为“被控制使用对象”，一次朱总司令去本溪视察，他们被故意支开。 万恶的毛泽东时代结束以后，198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1980）第74号文件《关于对志愿军战俘归来人员进行复查处理的意见》下发了。还活着的归国志愿军战俘看见了光明，但是能否得到阳光的照射，还取决于各人的努力与命运。 从1981年春天开始，各地陆续有人得到了复查，恢复了军籍党籍，获得了正常复员转业军人的政治待遇。吴成德1982年8月得到了恢复党籍（从1937年9月算起）、恢复军籍（从1937年8月算起）、恢复副师职、准师级，决定为11级，收回部队、离休安置的查处结论。曾经连续4次坐牢、在监狱中熬过14年、又被群众管制6年的战士级别战俘丁先文，直到1987年，在四川省委落实办公室主任黄启璪的亲自过问和有关方面的认真负责办理下，才落实了政策。丁先文虽然在落实新政策后年过60岁才结婚，但他逢人就说：“错了就改的精神，只有真正的共产党，才能办得到……” 反过来推论，1954年错了以后一错再错一直不改的那二三十年，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了。 假如毛主席不那么好战成性、穷兵黩武、拒绝和平，这一小节及上一小节所叙述的中国人的痛苦几乎不存在，因为无论是死在韩国、朝鲜土地的中国军人，还是暗淡的归国战俘，他们绝大多数都是1951年元旦前夕发动侵入韩国战争以后的牺牲者和战俘。 3.1.6 韩国妈妈的坟墓 一个下着鹅毛大雪的冬天，山势又高又险的某个小山沟里来了两个人。年龄大的是美国人，年轻的是个韩国人。 坟上积了厚厚的雪，墓碑看起来非常简陋。年长的美国人对年轻人说：“这就是你妈妈的坟墓，鞠个躬吧……”年轻人“扑通”一声跪在雪地上。 故事发生在1952年。为了挽回朝鲜战争败局，“联合国军”增援了一批士兵，韦尔森就是其中一员，当时最激烈的一次战斗就发生在这里。 ……撤退途中，韦尔森离大部队越来越远。就在这时，他突然听到了婴儿的哭声，哭声是从一个雪窟窿里传出来的。韦尔森本能地扒开积雪，顿时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在一个母亲的怀里，婴儿大声地哭着。更令人吃惊的是，母亲一丝不挂。原来，这位母亲背着孩子避难的时候，被困在了这个山沟里。为了救活自己的孩子，母亲把自己所有的衣服都给了孩子，然后把孩子紧紧抱在怀里。虽然赤裸的母亲已经死去，但她怀中的孩子却活了下来。 韦尔森被这意外的景象深深感动了。他用野战工具在冰冻三尺的雪地上挖了个坑，把这位母亲埋葬了，然后抱着大哭的婴儿追随大部队去了。战争结束后，他领养了这个孩子，并把他带到美国去抚养。孩子慢慢长大了，韦尔森把当年发生的事告诉了他，并带着他来到山沟里找妈妈。 跪在坟前的年轻人泪水像断了线的珍珠一样。 过了一会儿，年轻人站起身，开始清理坟墓上的积雪。他大汗淋漓地把周围的积雪都清理完，把衣服一件件脱下来盖在了坟墓上，然后扑到坟墓上，说出了长久以来藏在心里的话：“妈妈，这么多年你多冷啊！” 3.2 饿殍真多 按照公安部门的户口登记，1960年底人口比1959年底净减少了一千万，习惯了隐瞒灾难真相、欺骗百姓的毛泽东时代政府，把它作为绝密保存了起来。直到1983年，这个绝密资料才公开。其实1960年净减少人口不止1000万，而且那几年饿死的人达到空前的五千多万，真是空前浩劫。制造空前浩劫的罪魁祸首，就是人类大灾星毛泽东。 3.2.1大跃进真的饿死过人吗？ 在互联网上，我看见了一篇2006年3月24日发表的文章《不但没有饿死三千万, 相反还胀死了不少人》，秉着奇文共欣赏的原则，抄录于下供读者一阅： 西方反华势力在全世界造谣,“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人”.国内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美国走狗也遥相呼应.可是事实上又如何呢? 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王教授说,请大家冷静的想—想，当时中国人口总数是6亿，假定真的饿死3000万人，平均每20个人中就有一人饿死。那将是：“饿殍遍地，野狗成群，四散逃生的难民，抛妻舍子，家破人亡，中国大地满目凄凉。”这是多么凄惨的景象。 现今55岁（大跃进时10岁）以上的人。估计约有4．5亿，他们是那个时代的见证人。 试问，他（她）们有谁见过那种景象呢？没有、没有一个人见过。因为那是谎言。 在4．5亿人众目睽睽之下说谎，可见谎言泡制者是多么的无耻！ 北京大学近代史专家刘先生,为查证此事,向全国各要民政部门发出了30000份问卷进行调查, 结果回复了29888份都回答,就他们当地的情况来看绝无此事. 河南省XX县民政部门的苏先生说,我亲身经历了大跃进,看到的情况正好相反,那几年,发生自然灾难后,由于党和政府但心粮食不够, 所以号召农民多种粮食,结果连高山上都种了粮. 那三年,粮食多得吃不完, 国家又没有足够的钱买下农民的粮食, 结果家家户户的粮食都堆积如山,面对历史上从来没有的粮食大丰收,农民舍不得让其烂掉,只好多吃大吃,有的一天吃四五吨. 刘先生拿出了过去在河南信阳拍摄的照片给我看, 我看到信阳地区的农民满面红光,在阳光的照耀下神采飞扬, 仔细看,他们都有点偏胖. 刘先生回答说, 由于粮食多得吃不完, 信阳地区好此农民吃得多, 结果好多都得了糖尿病, 有的村子,如王家村就有两个农民因吃太多撑死了. 我有个疑问, 我说,刘先生,人民日报曾经也登过说信阳地区饿死了不少人.刘先生很气愤的说,绝无可能,我是一个严谨的学者,我走访过几百个县的民政部门,也跟几千个村的农民交流过,都可以证明, 绝对不存在饿死人的情况. 刘先生拿出一本新书,对我说,这是我的专著"驳斥饿死三千人的弥天大谎",他说,我粗了的估计了一下,由于粮食大丰收,全国农民得糖尿病的大约有八百万左右,由于吃得过饱胀死的农民有八十九万左右.刘先生的话让我对西方反华势力的卑鄙无耻有了新的认识. 唉，如果历史事实真是这样，中国农民多幸福呵，可惜是假的。农民撑死是有的，但不是因为吃多了粮食，而是吃了观音土胀的，还有吃了糠拉不出屎的。 3.2.2  不少地方人吃人 先请看甘肃省通渭县襄南乡黑石头村劫后余生的巧儿女士的一段讲述： 掐苜蓿的人多得很，在我爬到最高的一块苜蓿地的路上，我看见所有的苜蓿地里都有人，长得好的地里有十几个人。经过严寒和饥饿，吃了一冬荞皮和谷衣的人们看见了苜蓿，就像春天赶到绿草地上抢青的羊群，抢着掐嫩芽芽。有的人掐下苜蓿就往嘴里塞，嚼得牙都绿了。 可是，我再也看不见庆祥和吉祥了，也看不见扣儿了。吉祥和庆祥去福利院了，扣儿早就没了。 扣儿殁得太惨了。 那还是我和我娘拆房子卖椽子的时候，庆祥和吉祥到家里来找我，说是拾地软儿去。那些天我们几乎天天拾地软儿（生长在高寒阴湿地区的一种菌类植物，生长在地面上，貌似木耳，但形体小，薄），还叫着扣儿。所以那天我们路过扣儿家的大门，庆祥和吉祥又跑进去叫扣儿了。 我没进去，自从扣儿娘拿灰爪打了我和我娘以后（扣儿娘想打死巧儿或巧儿她娘，然后吃人肉，没有得逞），我再也没进过她家的院子。我害怕扣儿娘。扣儿娘的眼睛红红的，水汪汪的发着亮光。人们都说，吃过人肉的就是那个样子。人们还都说，扣儿兄妹五个人，两个哥哥跟他爸讨饭去了，一个哥哥和一个妹妹死了，白天扔到山沟里了，晚上她娘又抱回来，煮着吃了。 扣儿，扣儿！庆祥喊着跑进扣儿家院子，我从大门口看见他往人住的正房跑去了。像是扣儿不在那间房里，庆祥又出来了，往院旮旯走去了，我看不见了。他弟弟在院子中间站着。但是突然之间庆祥飞一般地跑到院中间来了，拉了一把吉祥说了声走！吉祥差点摔倒，趔趄了几步跟着庆祥跑出大门来了。庆祥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眼睛睁得大大的，脸白得像是抹了石灰。我问咋了，他不回答，只喊跑，快跑！ 我莫名其妙地恐惧起来，也跟着跑。一直跑到喘不上气了，跑到人多的集市上，庆祥才停住脚步。我们都站着喘气，然后庆祥才说了他为什么疯跑！他说他进了正房没找到扣儿，出门一看灶房的门缝往外冒热气，他就又往灶房找去了。一推开门，扣儿娘正烧火哩，听见门响，转过脸来问他做啥？他说找扣儿拾地软儿去。扣儿娘说扣儿去舅舅家了。他有点不信，昨天还一起拾地软儿的，便问了一声扣儿啥时间走的？扣儿娘说今早走的。他又问跟谁走的？扣儿娘说，你问这么详细咋哩？庆祥说，他刚进灶房就闻到一股怪味道，那味道是灶上的锅里冒出来的，锅里咕嘟咕嘟。那气味香得很。但是说着话，他突然看见扣儿的毛辫子搭在水缸边上。他以为扣儿藏在水缸后边了，故意叫她妈说谎话骗他哩，就又喊了一声扣儿并且走过去看，但令他惊愕是水缸后边空空的，就是扣儿的辫子长拖拖地放在水缸盖上。他立即吓出了一身冷汗，腿都软了。后来扣儿娘又扭过脸问他：你站着咋哩？他看见扣儿娘被灶火照得红赤赤的眼睛，吓得他转身就往外跑。 这天我掐了满满一桶桶苜蓿。往常拾地软儿，几个人光顾玩了，今天就我一个人，掐苜蓿掐得快。 我每天回家一推开大门就喊一声娘。每当这个时候，娘总是答应一声： 哎，我的娃，你回来了吗？ 我回来了，我回答。有时候我娘还要说，把桶桶拿过来我看看，我的娃拾了多少地软儿。当我叫她看的时候，她拨弄着地软儿总要夸我几句，说拾了这么多地软儿呀，我的娃长大了呀，有本事了呀。无论我拾的地软儿多与少，她都这样说。 这天因为掐苜蓿掐得多，我有意要给娘炫耀一下，所以使劲儿推开大门，大喊了一声娘，娘却没有应声。 哎，娘怎么没声音呢，是这几天做裤子累了，这阵儿睡着了？这么想着，我就又大声喊道： 娘，我回来了！ 娘还是没有应声。 我心里察觉到有点不对头，噔噔噔几步就进了房子。 娘，你做啥呢？ 进了房子，我又问了一声，因为我看见娘跪在窗前的炕上，像是在从窗棂上往外看什么。几个月了，娘总是佝偻着脊背坐在炕上，手搭在盖着双腿的被子上，有气无力的样子。而她现在的姿式却很精神——她的身板挺得直直的，就像个很健康的人一样。 但是，我的心突然猛地一跳，胸腔里像是有个什么东西突然掉下去了，掉进无底的深渊里去了。 我看见了一样东西—— 一条布带带挂在窗棂上，布带带的两端系在一起。娘的脖子搭在这条布带带上。 娘！我急促地喊了一声，往前扑过去。我的膝盖在炕沿上碰了一下，但我没感到痛；我跪着爬了两步，抱住了娘的腰。我用力往上一举，娘的头就从布带带里退出来了。娘的身体轻得像一包棉花，一团羊毛，我都能抱起来嘛！ 娘没死，我绝对相信娘没死。当我把娘抱下来的时候，娘的脸色还像她平常一样，非常平静。娘的头在布条里套着的时候，她的膝盖还在炕上跪着。只不过她的身体比平常伸得直一些，脖子也抻得长长的；娘在没挨饿的年月里就是这样挺着身板走路，抻着脖子站立，她的脖子平常就显得光滑并且很长。 人们都说，上吊死去的人吐着舌头，面孔非常可怕，因为是憋死的，死前无意识的挣扎是很剧烈的。大人们吓唬小孩的时候都扮出吊死鬼的样子：吐舌头，睁圆眼睛。可娘的眼睛闭着，嘴也闭着，娘的舌头并没有吐出来，脸上的表情很是安详。 我把娘放在炕上，喊娘！娘！我一连声地喊娘，并且摇她的身体。但她一声也不答应，也不睁眼，也不动弹。后来，还是大嫂子经过门前，听见我的喊声走进来看了看，骂我： 瓜子（骂人傻瓜）！三妈走了，你还叫唤啥哩！ 我放声大哭起来。娘真是走了！我想给我娘换一换衣裳，但是她的腿已经僵硬了，弯曲着——还是跪着的那个姿态，怎么也拉不直。娘真的走了！娘的身体太弱了，跪着吊上之后，连本能的挣扎一下的力量都没有，就咽气了。这天晚上，大嫂子叫我到她家去睡，我没去，我说我要给我娘守灵，我一个人在娘的身旁坐了一夜。天亮之后，大嫂子把生产队长王仓有叫来了。王仓有和大嫂子用席子卷住我娘抬出去埋掉了。他们把我娘埋在我大的坟旁边。我听见王仓有说，孽障，这一家人大人没了，娃娃也没了，绝后（家庭没有了男孩子，在农村被称为绝后）了。过了一天，王仓有把我领到襄南公社的福利院去了。 在巧儿姑娘的母亲自杀之前，巧儿姑娘的奶奶、大伯父、大伯母、二伯父、父亲、哥哥已经被这一轮毛泽东人祸夺去了生命。巧儿的奶奶死于饥饿，饿得快死的时候吃了孙儿媳妇拿来的榆树皮做的馍馍，多活了三天，再没吃的了，就去世了。在她死之前，三个儿子、一个孙子都已经殁了：大儿子死在引洮工地，挖土方的时候崖塌下来砸死的；二儿子原在县城当教师，被打成右派分子后送到酒泉的一个劳改农场去了，农场来通知已经死掉了；三儿子在引洮工地干活挣出病以后，马车捎回来没几天就过世了。老人不断接受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精神折磨。巧儿的父亲，老奶奶的三儿子，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儿子死在自己的前面。1959年春，巧儿的哥哥从靖远大炼钢铁回到家，八九月谷子快熟的时候，耐不住饥饿的他钻进地里捋谷穗吃，被生产队长看见，拿棒子打了一顿，打得头像南瓜那么大，耳朵里流脓流血，在炕上躺了十几天就死掉了，那年他整十八岁，还没有成家。巧儿的大娘外出讨饭，听人说饿死在义岗川北边的路上了，叫人刮着吃了肉了。 通渭县第三铺乡槐树湾村的一位老奶奶，与巧儿的奶奶有相似的眼见一个个儿子死亡的痛苦，当她听到一个儿子因累而病得以从华家岭工地回家但是还是因饥饿而死亡的时候，在院子里跪下，把头磕得咚咚响，呼天抢地地哭：我这辈子做啥孽了，我的儿子一个跟一个地不行了。 邓自力（邓小平堂弟，1958年中共四川省泸州地委第一书记，1960年被冤枉为跟彭德怀一样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职下放农村劳动）著《坎坷人生》写道：“后来，卖人肉吃人肉的可怕的事也发生了。宜宾市就发生了将小孩骗到家中，整死煮熟后作为兔肉到街上卖的事。谣传吃人肉能治肿病，于是有肿病的人就从死人身上取下些肉煮食之。”“长宁是个烂摊子，二十多万人口就饿死了七万多。” 邓自力说“谣传吃人肉能治肿病”，其实不是谣传，而是有科学道理的。吃粮食、吃猪肉都可以治疗肿病，何况人肉？只是有违人不应该吃人肉的人性就是了。 大饥荒时期担任信阳专署秘书的余德鸿，忆述“信阳事件”时谈到：“人吃人的情况几乎是村村有之”。 鄙人还亲耳听人讲过发生在广东省英德县大镇公社父亲吃儿子的故事。饿得接近死亡的父亲，知道自己再不吃点有营养的东西必然死亡，自己死亡以后，也是饿得接近死亡的3岁儿子必然死亡，因此，他采取了非人性的行动，把幼小的儿子杀死，吃了，他自己的命保下来了。 中国有句古话：虎毒不食子。但是在毛泽东人祸的地区，母亲吃女儿、父亲吃儿子都出现了，真是人间浩劫啊。在缺少人性的毛泽东思想毒害下，在消灭人性的政治运动肆虐下，夫妻反目、父子相残早已经浮现为正常态，这时食物极度缺乏，父亲、母亲把自己的儿子、女儿吃掉以自保也就不足为奇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现人吃人的现象，刘少奇是很痛心的，他说：历史上人相食，是要上书的。我当主席时，出了这种事情。 3.2.3  安徽亳县1960年三次调查人口数量 梁志远，1930年生，安徽亳州人。1948年参加革命，195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三年“大跃进”期间，先后任亳县人委（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中共县委农村工作部生活福利科科长。他根据保留下来的近百万字的《农村工作笔记》，就“大跃进”在亳县的一些情况作了一次回顾，下面是节录其中的一小段： [1960年5月上旬，县委为了对死亡人数做到有数，要我安排一个大队进行人口死亡比例调查。我分姓名、性别、年龄、死亡时间、死亡原因等内容拟好提纲，交县委生活检查组王心斋等人去古城公社李沃大队调查。该大队原有3130人，1960年1月1日到5月8日共死亡771人（不含外流死亡在他乡的），占总人口数的25.3%。我向县委汇报后，县委认为“死亡比例太大，选点不准，重新选点调查”。接着由县委书记亲自选点，以十河公社十河大队为中等大队，我派县委生活检查组李运曾等人前去调查，结果该大队从1960年1月1日到5月15日共死亡901人，占总人口数2980人的29.15%。1960年底，我又在双沟公社王阁大队调查了偏重的大王、支庙等6个村庄，它们原有127户，共575人，两年死亡239人，占原有人口的41.5%，死绝的18户占原户数的13%。其中小李庄原有75人，死亡36人，占原有人口的48%；小许庄65人，死亡32人，占原有人口的49%。] 3.2.4 已经公开的全国人口赤字 按照1983年解开绝密才公开的人口数据，整个毛泽东统治区，1960年净减少人口1000万（67207万-66207万），1961年净减少人口348万（66207万-65859万）。各省人口灾难差别很大，有的省出现了人口赤字，有的省没有人口赤字。 下面展示十三个省区1960年的人口赤字数据： 河北12万（3791万-3779万）。江苏44万（4290万-4246万）。安徽384万（3427万-3043万）。山东185万（5373万-5188万）。河南161万（4979万-4818万）。湖北21万（3173万-3152万）。湖南123万（3692万-3569万）。广西33万（2205万-2172万）。云南17万（1912万-1895万）。贵州101万（1744万-1643万）。四川277万（6897万-6620万）。甘肃49万（1294万-1245万）。青海11万（260万-249万）。 上述13省区冀、苏、皖、鲁、豫、鄂、湘、桂、云、贵、川、甘、青合计，1960年净减少人口1418万。 我看过的一些不带统计数据的书籍、资料，都是把河南当作人口损失最大灾区来说事的，殊不知在公开数据的连续人口减少数量排行榜上，河南176万（1959年4979万—1961年4803万），排在四川622万（1957年7081万—1961年6459万）、安徽439万（1959年3427万—1961年2988万）、山东234万（1958年5422万—1960年5188万）、湖南184万（1959年3692万—1961年3508万）之后，只能列第五名。在人口连续净减少比例的排行榜上，河南3.53%，排在青海21.15%、安徽12.81%、四川8.78%、贵州6.88%、甘肃6.41%、湖南4.98%、山东4.32%之后，只能列第八名。 3.2.5  湖南湘潭、湘乡人口赤字 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彭德怀、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的家乡湖南省湘潭县，是毛泽东人祸大饥荒重灾区： 1958年净减少人口23062（743353-720291），比1957年底人口净减少3.1%；1959年净减少人口15428（720291-704863），比1958年底人口净减少2.14%；1960年净减少人口13663（704863-691200），比1959年底人口净减少1.94%。 1958至1960年毛泽东人祸大跃进期间，三年时间湘潭县净减少人口52153。 湘潭县旁边的湘乡县，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陈赓、谭政的家乡，1958～1962年5年内共出生48533人，死亡92823人，自然负增长44290人。 3.2.6  人口数据打假 以1964年7月1日0时为标准时间的第二次人口普查，不包括港澳台地区的全国人口数为694581759人，这应该是一个比较可信的人口数据。如果以万人为单位四舍五入人口数，1964年7月1日0时人口数可记为69458万人。普查人口数69458万，比之1963年底人口数69172万，结论1964年上半年增加了286万人，比之1964年底人口数70499万，结论1964年下半年增加了1041万人。1964年上半年人口增加量286万，仅仅是下半年人口增加量1041万的27.47%，明显是不合理的。由于下半年刚刚搞完了人口普查，可以推断1964年底人口数据的可靠性非常高，人口数据的虚假，肯定发生在这次人口普查之前。 1964年上半年，除了西藏之外的毛泽东统治区共出生13546122人，可以记为1355万人，怎么可能才增加人口286万呢？上半年不可能死了一千多万人。由于我在《中国人口死亡数据集》和其它资料上都没有找到1964年上半年的死亡数据，对1964年上半年的人口增加只能进行推理分析了。 1962年死亡率1.002%，1963年死亡率1.004%，1964年死亡率1.15%，1965年死亡率0.95%，1966年死亡率0.883%，1964年凸现为死亡率高峰年，这是难以想象的。中共主动安排1964年上半年结束的时间为人口普查的标准时间，可以想象1964年上半年中华大地已经完全走出人口减少的沼泽地，属于人口平安发展时期。我取1964年前面2年和后面2年的死亡率平均值0.95975%，作为1964年的死亡率，以1964年中人口普查的69458万乘于死亡率，得1964年死亡数666.6万，就算上半年死亡334万人，那么上半年实际增长1355-334=1021万，比下半年实际增长的1041万已经少了20万，但是比虚假的286万还是多了735万。由此可知1963年底毛泽东统治区的在册人口数69172万中约有死魂灵（在此借用果戈里著名小说《死魂灵》中死人在活人册的概念）735万。 这735万死魂灵，如果全部是1960年、1961年人口灾难高峰时留下来的，那么可以算出1960年、1961年毛泽东统治区实际减少人口1348+735=2083万。 死魂灵主要集中在华东区和中南区。山东、安徽、江苏、福建、江西、河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肯定有大量死魂灵。 因为1964年中人口普查数低于1963年底人口数，一眼可以看穿有大量死魂灵的是山东（1963年底5585万，1964年中人口普查5552万，1964年底5606万）、安徽（1963年底3232万，1964年中人口普查3124万，1964年底3181万）、福建（1963年底1678万，1964年中人口普查1676万，1964年底1704万）、河南（1963年底5036万，1964年中人口普查5033万，1964年底5099万）。这四省合计有死魂灵350万以上。 因为1964年上、下半年人口增长数差别很大而可以判定有死魂灵的是江苏（1963年底4441万，1964年中人口普查4450万，1964年底4512万），江西（1963年底2101万，1964年中人口普查2107万，1964年底2144万），湖南（1963年底3715万，1964年中人口普查3718万，1964年底3785万），贵州（1963年底1704万，1964年中人口普查1714万，1964年底1752万）。广东、广西由于行政区的变化，人口普查数据单独对谁都不行，我只能联合分析。广东、广西、海南合计：1963年底6313万，1964年中人口普查6364万，1964年底6470万。两广地区1964年上半年增加人口53万，下半年增加人口106万，这是不合情理的，可以想见1963年底的人口数约有五十万的死魂灵。 我家乡广东兴宁，1963年底人口数据613997中，我估计有死魂灵八千多（1963年底人口数613997，1964年中人口普查数614415，1964年底人口数623293，上半年增长418，下半年增长8878，这是不合情理的）。 其实还有不少出生不久就死亡而没有上户口也没有进入死亡统计的中国人。 3.2.7  饿死人世界纪录 《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是举世公认的权威书籍。中国国家图书馆有原版的GUINNESS WORLD RECORDS 2001，如果翻译成中文就是《2001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在该书第185页有这么一段文字： MOST PEOPLE KILLED IN A FAMINE Between 1959 and 1961, approximately 40 million people died of starvation in northern China. 把这段英文翻译成中文就是： 杀死人最多的一次饥荒 在1959年到1961年之间，在北部中国大约有4千万人死于饥饿。 —————– 据我的研究，得出结论：1958～1962年毛泽东统治区21个省区（川、甘、陕、鄂、豫、皖、苏、鲁、晋、冀、辽、吉、黑，滇、黔、湘、桂、粤、赣、闽、浙）饿死约5220万人。其中有土地在长江以北的13个省（川、甘、陕、鄂、豫、皖、苏、鲁、晋、冀、辽、吉、黑），1958～1962年饿死约3880万人，与吉尼斯世界纪录基本吻合。 3.2.8  毛统区1960年净减少一千多万人口的三大原因 1960年大量饿死人以致净减少一千多万人口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好大喜功的毛主席仍然热中于继续玩“跃进游戏”，念念不忘钢铁产量继续创记录，从而能够在外国人面前神气一把，在历史书上大书一笔。这是在他非常清楚当时整个毛统区到处缺粮、到处饿死人的时候玩游戏的行为。 1959年底，毛主席身边几名休探亲假的警卫战士，奉毛主席之命顺便调查和汇报农村实情，他们带回来农民吃的糠菜窝头。当已经捂馊的糠菜窝头交到毛主席手中的时候，毛主席受到震动。但是，1960年1月中共中央在上海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1960年继续“大跃进”。会议提出这样的论点：资产阶级能够实现大跃进，无产阶级为什么不能！现在有些人不相信我们，到1972年我们钢达到一亿五千万吨，把世界各国都抛在后面，他们才会相信我们。这种不顾国家生态灾难、人民生命灾难口气冲天的疯狂论点，除了毛主席，人世间好象没有第二个人能说得出来。 1960年7月，毛主席发出再发动群众大炼钢铁的指示，钢铁跃进人祸进一步发展，参见本书5.4《毛主席说“十年搞一亿吨，上天”》。 1960年大量饿死人以致净减少一千多万人口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二，是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毛主席倒行逆施地下令将已解散的食堂重又建立，并没收自留地和家畜、家禽，使下等毛奴的生存空间更加恶劣、狭小。说到底，他们饿死是由于毛主席造成的人祸而不是天灾。 1960年3月6日，中共中央批转《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要求各地仿行。贵州省委的报告说：全省农村公共食堂有13万多个，多数办得好，少数不好。看起来，现在富裕中农同我们作斗争的主要矛头是针对食堂，所以食堂是必须固守的社会主义阵地。失掉这个阵地，人民公社就不可能巩固，大跃进也就没有保证。省委决定整顿食堂，扩大规模。毛主席为主的中共中央的《批示》说，贵州省委这一报告，是一个科学总结，可以使我们在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事业中，在5年至10年内，跃进一大步。因此，应当在全国仿行，不要例外。 1960年3月18日，中共中央转发《八个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河南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和《1959年底全国农村公共食堂情况》，作出关于加强公共食堂领导的批示。 毛主席在《八个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一文中加写了一些批语：“像河南、湖南、四川、云南、贵州、上海、安徽七省市争取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到食堂吃饭，当然更好。”“中央认为，这个问题，必须坚决地逐步地实行解决，一律按照河南、湖南、四川、云南、贵州、上海、安徽七省市的办法去办为好。”“用植物秸、杆、根、叶大制淀粉，是一项大发明，全国一切公社，都应推行。” 1960年大量饿死人以致净减少一千多万人口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三，是1959年、1960年毛统区不但基本不进口粮食，反而大量出口粮食。1959年已经大范围饥荒，但是净出口了415.55万吨（出口415.75万吨，进口0.20万吨）粮食，进出口量之比为1：2079；而到了天天都有几万人饿死的1960年，仍然净出口了265.41万吨粮食（出口272.04万吨，进口6.63万吨），进出口量之比为1：41。大饥荒时期两年净出口的680.96万吨（136亿192万斤）粮食，如果送给饥民每人每天400克，足以让2332万人熬过两年的730天。但是，毛主席不给毛奴粮食，而是要求毛奴推广“用植物秸、杆、根、叶大制淀粉”食用。 直到1960年12月30日，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公开表示赞成陈云进口粮食的意见。对此，当时在粮食部工作的杨少桥有过回忆，他说：“进口粮食这个措施是我们当时不敢设想的，当时一些人认为吃进口粮是修正主义。决定进口粮食是由陈云同志提出、总理同意的，可能总理也跟主席讲了，并且很快就决定了。从决定进口到第一船进口粮运到天津只用了一个月时间，可见事情办得是很果断很迅速的。”1961年6月30日以前抢运到国内的215万吨粮食（43亿斤），就避免了京、津、沪、辽和重灾区粮食脱销的危险。 3.2.9 “三年自然灾害”的说法是谎言 由于毛主席好大喜功、任意胡为而造成的1960年前后饿死五千多万中国人的灾难，当政者使劲遮掩，杜撰了一个有时间有原因的组合式名字——“三年自然灾害”，从根本上否决了“人祸”的存在。到现在2008年，有些文章还在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必须告诉读者，“三年自然灾害”的说法，是谎言，是转移目标、张冠李戴、李代桃僵的谎言。 若问那三年有自然灾害吗？当然有。九百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华大地，不可能每一寸土地都风调雨顺。那么应该做总体性的统计分析。 金辉对根据全国120个水文站点历年的水文气象档案资料编制而成的《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等级资料表（1895—1979）》中的资料，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得出了非常直观、明确的结论：不论与其他任何灾年或是常年比较，1959～1961年三年灾难时期全国的气候都可以说是天公作美，甚或“历史上的最好时期”。 请看金辉所作的一些具体分析过程： 先定义旱涝指数，把正常或旱涝相当定为0度，偏旱定为1度，旱定为2度，偏涝定为-1度，涝定为-2度。120个水文站的总指数和平均指数越趋近于0，则说明全国的旱涝大趋势越接近于旱涝相当或是不旱不涝的正常年景。下面是1959、1960、1961三年的一些数据： 1959年总指数为-9，平均指数-0.075，其中旱的2度站为13个，它们是长治、洛阳、郑州、信阳、德州、临沂、荷泽、苏州、宜昌、汉中、安康、万县和昌都；偏旱的1度站为25个。2度站、1度站合计38个。涝的-2度站13个。旱、涝站合计26个，为总站数的1/5强。 1960年总指数为+11，平均指数+0.092，其中旱的2度站仅为8个，即大同、临汾、郑州、屯溪、邵阳、百色、汉中和铜仁；偏旱的1度站为44个。2度站、1度站合计52个，说明1960年偏旱的地区较常年为多。涝的-2度站14个。旱、涝站合计22个，不到总站数的1/5。 1961年总指数为-1，平均指数-0.008，其中旱的2度站15个，开原、沈阳、朝阳、赤峰、南阳、信阳、济南、安庆、郧县、沅陵、喀什、康定、重庆、铜仁和贵阳；偏旱的1度站29个。2度站和1度站合计44个，稍超出总站数的1/3。涝的-2度站12个。旱、涝站合计27个，不到总站数的1/4。 作为对比，在此之前的年份：1958年总指数为-21，平均指数-0.175；1957年总指数为+25，平均指数+0.208；1956年总指数为-55，平均指数-0.458；在此之后的年份：1962年总指数为-31，平均指数-0.258；1963年总指数为+13，平均指数+0.108；1964年总指数为-49，平均指数-0.408。 还可以比较一下真正大旱大涝的年份。大洪水年1954年，总指数为-79，平均指数-0.658；大旱年1965年，总指数为+95，平均指数+0.792；大旱年1972年，总指数为+97，平均指数+0.808。 通过上面的数据，不难得出如下结论：1959～1961年间，中国大地风调雨顺，旱涝态势相当正常。并且可以说，其正常的程度甚至令人吃惊。通观《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等级资料表（1895—1979）》，像1959～1961年间连续三年平均指数都没有溢出±0.1，再也找不着第二组来。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谎言该结束了。因为从1957年冬天毛主席推行大跃进运动开始就是毛泽东人祸，所以称之为“四年人祸灾害”肯定没有问题。 3.3 文革浩劫之一 大革文化命的十年，毛主席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带来了灾难，给中国人带来的，除了灾难，还是灾难。请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大辞典》第580～581页《“文化大革命”》条目下的记载：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由毛泽东错误发动……给中华民族带来严重灾难的政治运动。全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两次会议分别通过《5•16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对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和“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进行斗争，……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被鼓吹到狂热的程度……。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决议，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运动，是一场自上而下、空前绝后的“群众运动”——毛主席运动亿万中国人走入疯狂，走入浩劫——将人类这种动物做人的道德从亿万中国人的灵魂和肉体中同时铲除，将他们彻底变成没有灵魂的毛主席的工具——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有些人残留了一点做人的灵魂，面对这种人间浩劫就很痛苦了。 3.3.1  破坏一切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林彪照本宣读经过了毛主席审阅的发言稿。林彪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们的毛主席。毛主席是统帅。”钦定发言稿借用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大破“四旧”（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口号，煽动、支持红卫兵的破“四旧”行动。从19日开始，在毛主席幕后指挥下，北京首先发起“破四旧”行动，随即传遍毛泽东统治区。 “破四旧”运动对中华文明的破坏是巨大的，大量文化设施被破坏，大量文物被毁灭，非物质性的老字号全部被消灭，从名字开始外观全改，内部制度也改。 具体一小点来看，北京天文馆名为《中国古代天文神话》的壁画被铲除了，这是一幅从规模看在“新中国”首屈一指的壁画。 具体一点来看，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孔子故居、孔庙和孔林，共计被毁坏文物6000多件，其中古书2700多册、各种字画900多轴被烧毁，历代石雕1000多座被砸毁，属于国家一级保护的文物珍品70余件。 具体一区域来看，北京市1958年第一次文物普查中保存下来的6843处文物中，就有4922处被毁掉，占总数的71.93%。 放眼毛统区，沿京沪线来看：在北京，“东安市场”被改名为“东风市场”，“协和医院”被改名为“反帝医院”，“蓝天时装店”被改名为“卫东服装店”，“全聚德烤鸭店”被改名为“北京烤鸭店”……在天津，“劝业场”被改名为“人民商场”，“北洋纱厂”被改名为“四新纱厂”，纱厂商标“金三鼎”也被改成“工农”牌……在苏州，“采芝斋糖果店”被改名为“红旗商店”……在上海，“大世界”的招牌被拉下，“徐重道”、“雷允上”、“邵万生”、“吴良材”等老字号，纷纷更改店名……；转看沪广线：在杭州，以苏东坡名字命名的东坡剧院、东坡路和西湖苏堤等，都被换上了“具有革命意义”的名字，沿用了300多年旧称号的“张小泉”剪刀店被改为“杭州剪刀店”……在南昌，“黄庆仁药栈”被改名为“灭资药店”……在广州，“陶陶居”酒家的职工铲去了康有为提写的招牌，改成“东风楼”……面子面子 1966年8月至9月，北京市被非法抄家的有33695户，上海市被非法抄家的有84222户，苏州市被非法抄家的有64056户。从北京、上海、苏州的被非法抄家数据，我发现非法抄家的比例从上到下有愈演愈烈之势，到下面越发厉害。无数收藏在民间的金银财宝、古玩字画、古旧书籍，被狂热崇拜毛主席的红卫兵执行的非法抄家行动收集起来，或化私为公，或转换主人，或被砸被毁。不少红卫兵将抄来的金银首饰私入自己的口袋。在毛主席第二次、第三次接见红卫兵时，不仅游行队伍路过天安门广场出现了遗落的黄金，连天安门城楼上也留下过红卫兵失落的金砖。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市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抄走黄金10.31万两，白银34.52万两，现金5545.99万元，文物和玉器等61.36万件，古旧图书235.7万册 ……破四旧运动中很多人损失惨重，但是毛主席大有收获，参见本书2.2《毛主席贪物》。 在北京，大学者、大作家钱钟书先生的头发被人剃掉纵横两道，现出一个光秃秃的“十”字；他的夫人、著名作家、翻译家杨绛先生，遭到得势非凡的大姑娘手中杨柳枝的鞭打，8月27日晚上被剃光了半个头，成了所谓“阴阳头” 。在四川金堂县城厢镇，诗人流沙河先生一边被红卫兵逼着戴着三尺高帽游街，一边默念：“你们践踏国法!你们践踏国法！”劫难过后痛苦直书：“小小寰球，只有一个国家是这样，在每一个省、每一个市、每一个县、每一个镇，在同一段时间，用高帽子羞辱数十万人于阳光之下，岂但史无前例，而且世无双例。华夏子子孙孙，永其毋忘：这是国之耻！这是人之羞！” 流沙河先生所书还是轻的，他没书写“神州大地无数奉公守法的公民们被非法抄家、被非法殴打、被非法剃阴阳头、被非法羞辱、被非法杀害。”在“破四旧”运动中，有形有价值的物质被破坏，无形的文化传统被破坏，做人的道德、法律更是被破坏殆尽。 鄙人所作史诗性诗词《满江红•第二轮空前浩劫》曰： 小小广场，发酵出无数罪孽。破四旧，破坏一切，罪大恶极。非法抄家到处是，焚烧字画和书籍。看五千年文明扫地，毛欢喜。 多少事，本应实；说假话，逞一时。看泽东得志，肆意妄为。倒行逆施五七校，兔死狗烹下乡去。十年文革个人成就，毛惬意。 3.3.2  非法杀人 1966年，在毛主席8月18日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后，无法无天搞破坏的“破四旧”运动在毛主席的幕后指挥下疯狂流行于毛泽东统治区。 为了暴行顺利进行，毛主席在8月21日、22日给军队和公安人员分别下令，不准他们制止学生：“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放空枪进行威吓也绝对不允许”。8月23日，毛主席说：“北京乱得不厉害”、“北京太文明了”，当天下午红卫兵就到北京市文联制造打人、烧物的劫难。全国文联副主席、北京市文联主席、著名作家老舍，在遭到毒打和侮辱后，第二天到离家不远的太平湖投水自尽。 深刻领会毛泽东思想的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对下属说：“打死人的红卫兵是否蹲监？我看，打死了就打死了，我们根本不管。”“不能按常规办事，不能按刑事案件去办。”“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拘留起来，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过去规定的东西，不管是国家的，还是公安机关的，不要受约束。”“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跟他们取得联系，和他们建立感情，供给他们情报，把五类分子情况介绍给他们”，“和他们商量，当参谋。” 于是，在“破四旧”的队伍中，出现了这样的阵容：街道干部、派出所干警带路，红卫兵冲进去打人、抄家，警察在外面袖手旁观，以防被打者反抗。 在毛主席、谢富治的煽动和怂容下，北京市非法打死人的情况极为严重。从8月24日至9月10日为主的半个月内，共非法打死1772人，其中崇文区139人、东城区116人、西城区333人、海淀区124人。大兴县13个公社、48个大队，红卫兵非法杀害“四类分子”（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及其亲属325人，其中既有八十岁的老翁，也有出生仅仅38天的无知婴儿，有22户被杀绝。 1967年，湖南省南部的道县，遵照毛主席最高指示“专政是群众的专政”建立了很多“贫下中农法院”，两个多月的时间，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枪杀、刀杀、沉水、炸死、投岩洞、活埋、棍棒打、绳勒、火烧、摔死）杀死4193人，被迫自杀326人，合计4519人。 上面的例子，不过是管中窥豹非法杀人的罪孽而已。 3.3.3 逼供、诱供贺龙集团冤案 为了制造冤案，专案组人员可以进行无所不用其极的刑讯、逼供、诱供和制造假证，这在某个范围成了公开的秘密。下面介绍一点虽然有名但并不是非常有名的贺龙集团冤案的制造细节，让世人、后人见识一下毛泽东时代的历史风采： 专案人员在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的床头吊了一个300瓦的大灯泡，不交待“贺龙乞降通敌情况”就折腾得他整宿整宿不能睡觉；总参作战部长王尚荣被整天罚站，不准解小手，硬逼他交待所谓的“贺龙罪行”；装甲兵副司令员顿星云拒绝参与诬陷贺龙和许光达，被专案人员猛一拳打瞎了一只眼；成都军区司令员黄新廷通宵达旦罚跪，半边脸被抽打得黢青乌紫，骨瘦如柴，便脓流血；工程兵副司令员谭友林被连续几昼夜地突击审讯险些死于狱中…… 一位瘦小体弱的将军已经被罚站23个小时了，浑身一软便栽倒了。一个块头很大的专案人员走向前，拧住他耳朵将他拎起来，可手一松，他又像一摊泥似地瘫痪下去。一旁的好几个专案人员冲上去用翻毛大皮鞋猛踢他的小腿，疼得他抱住腿满地乱滚哇哇直叫，直到他喊了声“我交代”，那急雨般飞踢来的“翻毛脚”才收住劲。一个专案人员将一支笔往他手里一塞，诱供说：“好好坦白，那天是个节日！” “五一？” “妈的，不对！” “那就是‘七一’？” “还不对！再想想，是个很大的节日！” “那就是‘八一’了！对，‘八一’建军节，我们军队的重大的节日！” “还是不对！不过差得不很远了，再给你30秒钟考虑！” “难道是‘十一’？” “唔，到底是哪天？说！” “‘十一’，是‘十一’。” “好吧，那你写下来！” 专案组人员认为这是“斗争的需要”，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被迫害得最苦最惨的是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大将，那些打手故意将面条倒在楼梯上，逼迫许大将趴下去舔了吃，并放肆呵斥说：“你中央委员有什么了不起？你大将有什么了不起？我们想什么时候斗你就什么时候斗你！”他的专案组组长、装甲兵保卫部副部长薛振光，在审讯时攥紧拳头带头朝许光达当胸一拳，打手们纷纷赤膊上阵，几次打得许光达昏死了过去……专案组对许光达实行车轮式滚动审讯。一次，两个都身高一米八以上大块头，一左一右地反拧住许光达的胳膊，将他的腰摁弯了九十度，主审人硬要他承认是“贺龙兵变总参谋长”，许光达据理力辩，坚决不承认，那个姓党的打手一拳又一拳地猛打许光达的腹部，边打边狂叫：“我干脆让你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来算了！”两人中一人打累了，另一个上。几年之后，两打手之一就因为“反许有功”，被提升为副军长。……许光达的身体终于被彻底摧垮了！1969年5月23日，许光达已报病危。专案组仍加紧审讯。5月31日，许光达已卧床不起，专案组还将他拖下地向毛泽东的像请罪。1969年6月3日，许光达在既无医务人员看护、又未获准亲属陪护的情况下，死于病房厕所的马桶上。只隔6天，即6月9日，被折磨得骨瘦如柴不成人样的贺龙元帅于上午8时多送到三0一医院，于下午2时也离开了人世…… 都是如此这般专案组的罪恶纪录！！ 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同志的谈话中坦率承认：“我看贺龙同志（被）搞错了，我要负责任呢。”对贺龙“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贺龙不好呢”，“不过这个人经常身上有武器。” 3.3.4  逼供、诱供“五•一六”集团冤案 文革中无中生有的冤案多如牛毛，涉案人数最多的，是“五•一六”集团冤案，涉案被冤枉处理的人数高大几百万之多（具体数据未见披露），与之相比，涉案几十万人的“内蒙古人民党”冤案（34.6万人受诬陷。由于刑讯逼供，有11622人被迫害致死），涉案几万人的“冀东党”冤案（22600余人受到迫害，2670人被迫害致死），就是小巫见大巫了。下面简单介绍一下“五•一六”集团冤案的来龙去脉。 1967年9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经过毛主席审阅的姚文元的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文末有一段毛主席所加但是与该文本身毫无关系的话：“5•16的组织者和操纵者，是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彻底揭露”。文章发表后，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批判和清查“5•16”的运动。经毛主席批准，1968年中共中央成立了清查“5•16”专案小组。1970年3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查“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江青等人提出，凡是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人民解放军、指向革命委员会之一者，即为“5•16”分子。这样，就使得与首都红卫兵5•16兵团毫无组织关系的数百万干部和群众在清查运动中受到处理。1971年2月8日，中共中央又发出通知，对清查“5•16”运动提出新的要求。清查运动在许多单位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结束。 钱钟书先生、杨绛先生的女婿得一，就冤枉死于清查“5•16”分子的逼供过程中。杨绛回忆说： 我们“连”是1970年7月12日动身下干校的，上次送默存走，有我和阿圆还有得一。这次送我走，只剩了阿圆一人；得一已于一月前自杀去世。得一承认自己总是“偏右”一点，可是他说，实在看不惯那伙“过左派”。他们大学里开始围剿“五一六”的时候，几个有“五一六”之嫌的“过左派”供出得一是他们的“组织者”，“五一六”名单就在他手里。那时候得一已回校，阿圆还在工厂劳动；两人不能同时回家。得一末了一次离开我的时候说：“妈妈，我不能对群众态度不好，也不能顶撞宣传队；可是我决不能捏造个名单害人，我也不会撒谎。”他到校就失去自由。阶级斗争如火如荼，阿圆等在厂劳动的都返回学校。工宣队领导全系每天三个单元斗得一，逼他交出名单。得一就自杀了。 得一之死，可以管中窥豹清查“5•16”运动的可怕。 文革期间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所工作的孟祥才，被逼供、诱供成了“5•16”集团的政委。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通过他们几天的逼供，我隐隐感觉到他们已经掌握了别人“交代”的关于我的所谓材料，肯定给我安上了重要职务。凭我在大批部组织中的地位，大概应该是“部长”之类。我于是交代自己的职务是“宣传部长”，他们说我不老实，我又说是“作战部长”，还说我不老实，我想干脆说大一点：“参谋长。”仍然斥责我“不老实”。我就再给自己升一级：“副司令”。谁知还对不上号。这时我只得说：“你们认为我是什么就是什么吧。”我这种态度自然又被斥之为“十分恶劣”。可是我实在不知道他们要我当个“五•一六”的什么官，就只能以沉默对抗了。这时他们启发说：“你们‘五•一六’不是按军队编制吗？军队里边两个最大的官是什么？”我说：“一个是司令，一个是政委。”他们说：“对。傅崇兰是司令，你就是另外那个最大的官。”我心里既好气又好笑，你们早告诉我是“政委”，这连夜“熬鹰”的罪不就免受了么。我于是当上了“五•一六”的政委。 孟祥才是幸存者，他所在学部近十人死于非命。 3.3.5  浩劫世界颠倒为常 毛主席1965年6月26日发出指示:城市里的医院应该留下一些毕业一、二年，本事不大的医生，其余的都到农村去，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卫生部党委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提出《关于把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的报告》。《报告》说，今后要作到经常保持1/3的城市医药卫生技术人员和行政人员到农村，大力加强农村卫生工作。还好，《报告》对毛主席的指示虽有所执行还是打了折扣，如果完全按照大灾星毛主席的指示执行，毛统区的医疗事业就不必想进步了：硬件条件较好的城市医院留下一些软件不足的医生，软件条件较好的医生则被赶到硬件条件很差的农村去。一年后，医疗事业倒退的怪事发生了：1966年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规定：“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这一表述后来被概括为“斗、批、改”。毛统区发生大规模非法揪斗干部、群众、知识分子，否定科学、文化、艺术，破坏合理的规章制度等行动。专家、学者几乎全部被打倒。在医疗卫生系统而言，就出现了被打倒的医生擦洗厕所、护士给病人看病甚至上手术台给病人做手术、厕所清洁工当医院院长的怪事，请看因名人而曝光的两例： 1974年12月开始秘密进入毛主席保健医生队伍行列的姜泗长教授，几乎给所有的中共中央高层人物看过病，包括林彪、江青、康生，是一个水平非常高的医生，文革开始后姜泗长经历了扫地、擦洗厕所（不能戴手套，戴手套是资产阶级作风）、隔离审查、当护士的漫长岁月，他以前手下的护士则上手术台给普通病人做手术。 2003年面对突如其来的非典型性肺炎，因为仁心、仁术、实事求是而闻名全球的著名医生钟南山，就曾经在厕所清洁工院长的领导下工作。2005年以纯粹医生身份而不是官僚身份破例当选中华医学会会长后，钟南山接受采访时说：“那个时候在医院里头，一个厕所的清洁工可以当院长，那个我们也是拥护啊，因为他是在底层嘛，越是底层越革命嘛，这都是讲假话嘛，心里头不会那么想”。 随着文革浩劫的发展，人类大灾星毛主席祸害中国医疗事业的思想进一步贯彻到位，甚至还有所发展。1976年，安徽省凤阳县全县实行赤脚医生与医院卫生人员对流制度，医院医护人员到大队当赤脚医生，大队赤脚医生到医院当医生，时间一年左右，定期轮换。 第四篇 假象——领导全国抗日的领袖 真相——感谢日寇侵华的混蛋 4.1  日本侵华简史 4.1.1  日本侵华 给毛主席带来的好处 4.1.2  抗日：中国人一定要 记住的惨案 4.1.3 侵华日军 在湖南施暴的有形结果 4.2  对八路军平型关伏击战、 百团大战的否定 4.2.1  1945年清算百团大战 4.2.2  1959年清算百团大战 4.2.3  1967年清算百团大战 4.3  毛主席感谢日寇侵略中国 4.3.1千余日本战犯免予起诉 4.3.2 毛主席关照 提前释放日本战犯 4.3.3 毛主席强奸中国民意 放弃对日索赔 歌颂毛主席是抗日领袖、抗日英雄的书籍、文章很多，下面选互联网上文章《毛泽东在抗日战争中的伟大作用》的开篇与结尾，展示一下盲目崇拜者塑造出来的毛主席的抗日领袖、抗日英雄形象该有多么伟大： [在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到来之际，我们更加缅怀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奋斗终生，并做出最伟大贡献的民族之魂毛泽东。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要突出世界各国人民的作用，突出社会主义的作用，突出中国人民的作用，突出中国共产党的作用，要特别突出毛泽东的作用，这些突出应该成为左派的共识。 ……毛泽东是中国抗日战争的灵魂、发动机和指路明灯。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的日子里，我们更加深切地怀念我们的领袖毛泽东，他的英名和业绩，将与日月同辉。] 哈哈，毛主席太伟大了，可惜是假的。真的如何呢？ 毛泽东借日本鬼子侵略中国之势（毛主席说：“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国内有国，蒋、日、我，三国志”），壮大了以自己当主席的共产党力量，所以他非常感激日本鬼子侵略中国。 4.1 日本侵华简史 1868年日本明治天皇开始改革，史称明治维新，岛国日本的国家实力渐涨，地域辽阔的近邻中国，成为其侵略扩张国策之下的最大受害者。1894—1895年，日本侵略中国，中国打输了，双方签订了《马关条约》。中国赔了二亿两白银给日本，还割让了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和澎湖列岛给日本。由于俄国、法国、德国的干预，日本退还了辽东半岛，但是向中国索取了三千万两白银作为“赎辽款” 。白花花的二亿三千万两白银，相当于当时日本举国四年多的财政收入。 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队发动了侵略我国东北的事件，由于民国政府首脑蒋介石想集中力量剿共，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的策略，东北地区被中国守军东北军放弃，日本军队一个星期就几乎占领了整个东北地区，然后在1932年3月扶植起了一个傀儡——满洲国政府。 1932年1月28日，因为四个月前用一个星期占领了中国东北地区、此时号称四个小时占领上海地区的日军进犯上海。受到不执行上峰不抵抗命令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广东军的坚决抵抗，战争演变为持久的大规模阵地战。“一•二八”淞沪抗战，打击了日本的侵华气焰，迫使日本暂停了侵略步伐。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队在北平西南的宛平城挑起事端，中国国民革命军29军奋起反抗，史称七七卢沟桥事变。8月13日，日本军队向上海发起了进攻，国民革命军组织了淞沪抗战，投入兵力达60余万人，作战中伤亡达25万余人。11月12日，上海失陷。 1937年12月13日晚，中华民国首都南京失陷。侵略者日本军队在南京地区无恶不作，大肆奸淫掳掠。日本军人疯狂屠杀中国人，在持续三个月左右的时间里，杀死三十五万被俘的守军和无辜平民，全市房屋三分之一被烧毁。 由于中国幅然广大，迁都到重庆的中华民国政府，一方面所受来自东面的战火压力较小，另方面又在西部得到美国、英国从印度、缅甸送来的物资帮助，更无投降之意，使得日本的侵华战争旷日持久，日本人遂决定切断中国的生命线。1941年12月8日（夏威夷时间７日），日本联合舰队向美国珍珠港反动了突然袭击。12月23日，日军轰炸机空袭了缅甸首都仰光。1942年1月、2月，国民革命军第6军、第5军、第66军合计9个师10余万人陆续进入缅甸与日军作战。中国远征军在国外抗击日本侵略者征途之艰难险阻，更甚于在国内抗击日本侵略者。中国远征军第５军第200师，在缅甸同古保卫战中，面对４倍于己的日军的疯狂进攻，在师长戴安澜的指挥下，与日军展开了拼死争夺，毙伤日军4000人，自身伤亡2500余人。尽管如此，中国远征军在强大的日军持续打击下，遭到重大损失，最后仅剩４万余人，大部于1942年6月撤回国内。中国西南唯一的国际通道被日军切断，并且日军从中国西部侵入云南境内。 1944年4月至8月，日本军队打通了从北平到武汉到广州的南北交通线，中国的铁路线基本上全部落入日本军队的掌控之中。 1945年8月6日，美国在日本广岛投掷了第一颗原子弹。7日，美国又出动400架大型轰炸机对日本本土进行日夜轮番的轰炸。9日，日本长崎又遭到美国第二颗原子弹的摧毁；同一天，苏联军队从东、西、北三面长达4000多公里的战线上向驻扎中国东北的日本军队发动了猛烈进攻。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停战诏书》的形式，正式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 在美国军队、苏联军队的直接大力打击下，日本的侵华战争稀里糊涂画上了句号，中国人稀里糊涂得到了抗日战争胜利的结果。 4.1.1  日本侵华给毛主席带来的好处 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了湖南农民暴动，失败后转移到湘赣交界的罗霄山脉，与井冈山上土匪王佐结成一体。由于江西省内的国民革命军实力有限，进剿效果难以恭维，红军的地盘不断发展。在相继打败了不服管辖的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所辖部队以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从1930年11月开始调集大部队对江西的红军进行围剿。 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队侵略中国东北地区，中日两国之间的国际矛盾、民族矛盾急剧上升为民众关心的主要话题，国内政治势力之间的矛盾变成次要，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策略的国民政府无疑大失民心、有失军心，这样，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割据的地方压力骤减，有时间和精力玩点新花样了。1931年11月，中共建立了国中之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瑞金，毛泽东当上了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主席”从此诞生，逐渐取代了“毛泽东”。这是毛主席从日本侵华行动中得到的第一个实实在在的好处。 1932年国民革命军十九路军为主的“一•二八”淞沪抗战，迫使日本暂停了侵略中国的步伐，国际矛盾重要性下降，国内矛盾重要性上升，国民政府又可以集中力量剿共了。1933年9月，蒋介石亲任总司令，调集100万军队，向中央红军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围剿”。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转移。11月中旬，红军冲出湘江边的第四道封锁线后，8万多人的兵力已经减少到了3万余人。 1935年10月，各地逃脱国民革命军“围剿”的红军一、二、四方面军汇聚到陕北的部队，总共才3万人，其控制地盘上的人口才一百多万。 1936年2月，毛泽东、彭德怀率领工农红军改名而来的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一方面宣传“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主张，一方面招兵买马，一举两得。这是侵华日军在东北、华北的存在被毛主席利用来大做政治文章。 1936年12月，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策略的蒋介石，到西安督促东北军领袖张学良、西北军领袖杨虎城加紧“剿共”，12日被厌恶内战、希望抗日的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抓了起来，史称“西安事变”。蒋介石被迫接受了停止内战的主张，准备联合共产党的红军一起抗日。 1937年7月7日，侵华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讲话，表示“卢沟桥事变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不久共产党的红军被编入国民革命军序列，原来受政府军围剿的共产党军队，从此以合法的地位出现在世人面前。这是毛主席从日本侵华行动中得到的第二个实实在在的好处。 奉行毛主席的指示“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国内有国，蒋、日、我，三国志”、挂名国民革命军的共产党部队，追随日本军队的步伐，进入沦陷区开始了全新一轮的发展壮大。对于策划了平型关伏击战，并且组织了共产党属下武装力量百团大战狠打日本鬼子的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毛主席恨之入骨。 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的时候，共产党的八路军、新四军正规部队发展到了百万规模，占领了一亿人口的地方。这是毛主席从日本侵华行动中得到的第三个实实在在的好处。有了百万正规军，就有了与国民政府争天下的硬资本了。 日本侵略者其实还给共产党、毛主席送来了更有价值的软资本。中国古话“逐鹿中原”，言简意赅地表明了中原地区在中华大地的政治意义、军事意义无以伦比。在日本侵华战争中，抗击日寇的主要力量国民革命军，被日本军队逐步打到中国的西部地区，甚至到国外缅甸抗击日寇，而追随日寇占领地盘的毛主席领导的军队，却一直在中原地区活动，从而让毛主席在中原地区大得民心。这是毛主席从日本侵华行动中得到的第四个实实在在的好处。 4.1.2  抗日：中国人一定要记住的惨案 张卫波编著《抗日：中国人一定要记住的惨案》书中，叙述了侵华日军在1932年至1943年间制造的十一大惨案。鄙人将其少量节录于下： 一、东北血泪：抚顺平顶山惨案 1932年9月15日，农历中秋节，一路辽宁民众抗日自卫军大刀队，在攻打抚顺时，烧了抚顺市南郊平顶山的日军配给店等设施。日军对平顶山人民进行了惨无人道的报复。16日，全副武装的日军对平顶山的中国人进行了屠杀。据统计，在抚顺平顶山，共有3000多名无辜平民被日军枪杀，400多户人家几乎绝户，800多间民房被烧毁。除此之外，日军当天还在平顶山附近的栗家沟、东西千金堡屠杀了180余名百姓。 二、秘密武器：罪恶的细菌战 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侵华日军在中国的14个省（市）77个县（区），使用毒气2091次，造成80000多人伤亡，同时，至少有27万无辜平民因细菌战而死亡。 三、晋北血案：天镇城惨案 天镇城位于山西省最北部，地处山西、河北、内蒙三省（区）交界处。1937年9月21日及其后几天，2300余中国人饮刀喋血死于侵华日军的屠刀之下。 四、燕赵悲歌：阴雨霏霏成安城 成安县位于河北省东南端，全县108村，人口不足10万。1937年10月24日（农历九月二十一），日军攻破成安城。据统计，日寇残杀我无辜百姓5300多人，仅城内就有3718人被残害，22户被杀绝，1200间房屋被烧毁，财物被抢劫一空。 五、人间暴行：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 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占领了中华民国首都南京。一场空前劫难随之降临。日军占领南京后的疯狂大屠杀历时长达六个星期之久。除了集体屠杀中国军民达19万人以上之外，零散地屠杀也超过了15万人。他们两人一伙，三人一群，到处乱窜，逢人便杀，见房就烧，见财物就抢，捉住女人，先奸后杀。 六、鲁南烽火：临沂大惨案 1938年4月21日，在台儿庄大战遭到重创的日军第五师团所属国崎旅团攻陷临沂城，之后大肆烧杀。 惨无人道的日本侵略军在临沂城的血腥大屠杀持续时间之长、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西门里大公巷一少女，被日军轮奸后又用刺刀刺死。老营坊巷东一女青年，被敌人轮奸致残后死去。日军从南门里一杂货店院里的防空洞中搜出20余人，当场全部用刺刀刺死……全城被害群众计2840余人，加上沿途杀戮，共达3000人以上。日军在进行血腥大屠杀的同时，还纵火毁城。从火神庙以西、槽王庙前玉聚福街东、洗砚池以南，北到石碑坊、畅家巷至刘宅一带，大火一直延续六七天，整个城西南隅化为灰烬。南关老母庙前、阁子内外，房屋全被烧光。至于其他财产的损失，更无法统计。 七、粤东冤魂：惠州大惨案 在抗日战争时期，广东省惠州城先后四次沦陷，侵华日军占领惠州期间，大肆烧杀、奸淫、抢掠，无恶不作，仅1942年2月4日第三次沦陷的头三天，日军就屠杀居民3000人以上。惠州四次沦陷，日军总计屠杀居民5000余人。 八、烈火余生：潘家峪惨案 潘家峪位于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县城东北三十公里处，坐落在燕山山脉腰带山东麓。抗战爆发前，这里已经有220户人家，1700人。1941年1月25日（农历腊月二十八），日伪军进行了一次有预谋、有计划的大屠杀，杀戮我爱国同胞1230人，烧毁房屋1100间。 九、陪都血难：重庆大隧道惨案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由于南京、武汉相继陷落，重庆于是成为国民政府的战时首都。为了摧毁中国的抗战意志和决心，促使国民政府屈服投降，日军从1938年10月开始，对重庆进行了空前野蛮的轰炸。 到1943年8月，日机共空袭重庆达218次，出动飞机9513架次，投弹21593枚。在日机的疯狂轰炸下，重庆人民伤亡惨重。其中1941年6月5日晚上的防空大隧道惨案，窒息致死市民2000多人，是日机轰炸过程中大后方发生的最惨痛的事件之一。 十、窒息记忆：北疃毒杀惨案 北疃位于河北省定县城东南60里，北靠沙河，有200多户人家，是定县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地带。因此，在日军看来，北疃村是眼中钉、肉中刺，不去不快。1942年5月27日，日伪军共2000余人，围袭北疃村，并不顾国际公法，对我钻入地道躲避的平民百姓和部分县大队武装人员，施放毒气，兼之枪杀、刺杀、砍杀、烧杀，共残杀我国同胞800余人，这就是震惊华北的“北疃毒杀惨案”。 十一、湖滨浩劫：骇人听闻的厂窖惨案 厂窖又名汉太垸，原属汉寿县，后划归南县。它由众多小垸组成，总面积50多平方公里，位于烟波浩渺的洞庭湖西北岸、南县的西南角上，三面环水，形如半岛，为扼守洞庭西北水陆的要冲。这里土地肥沃，物产富饶，盛产稻米、棉花、菜油、鲜鱼，是典型的美丽富饶的江南鱼米之乡。1943年5月9日，日军15000余人合围厂窖地区，仅三天三夜，便惨杀我同胞3万人以上，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湖滨浩劫――“厂窖惨案”。 4.1.3  侵华日军在湖南施暴的有形结果 日本侵华，造成中国全方位、大范围的巨大灾难。由于感谢日寇侵华的毛主席出自湖南省，在此特辟一小节介绍一点湖南人遭受日本侵略的灾难。希望几千万湖南人当中仅仅只有一个毛主席是感谢日本鬼子侵略中国的混蛋、坏蛋。 陈先初著《人道的颠覆——日军侵湘暴行研究》，引用大量史料展示了很多日军奸淫湖南女人的悲惨故事，还有湘北、湘西、湘南以及长沙附近的浩劫，鄙人不可能一一抄录，仅仅抄录几组冷冰冰的数据如下： 临湘县，据统计，沦陷期间，境内被日军杀害者多达25905人，全县总人口比战前减少7万人。另外被抢走粮食32.2万担，棉花2.52万担，耕牛、生猪各5万余头。 岳阳县，据不完全统计，日据时期，全县被烧毁民房9.8万余栋，被杀死、烧死和奸淫致死者达4万余人，被掳失踪与受战祸拖延而冻死、饿死、病死、吓死的人，更难以统计。 湘阴县，遭受前所未有的损失，据战后湖南省政府统计，湘阴四次沦陷期间，共计死亡74940人，伤207206人，财产损失达法币17544541元。 平江县，遭受前所未有的损失，全县58个乡镇中，有53个乡镇被日军兽蹄践踏，据不完全统计，先后死于敌寇之手者达12853人。仅时丰乡普义村一个村，就有270人被杀害，30多名妇女被强奸，80多人次被抓扶役，另被毁坏房屋722间，抢走耕牛77头，生猪228头，损失价值达811000元（法币）。 在日寇制造的两次浩劫中，滨湖11县（华容、南县、安乡、汉寿、沅江、石门、澧县、临澧、常德、桃源）共死亡民众131900人，受伤38085人，被掳83497人，被奸35185人，因奸致死4237人。除民众受害外，另有房屋73383栋被焚，粮食损失16589483石，耕牛损失86512头。 攸县，据统计，从沦陷到光复，历时一年零四个月，其间日军各种暴行导致境内民众死伤者数达39647人之多，其中死亡18463人，财物损失则不计其数。这是攸县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劫难。 根据全省各县汇报数据： 湖南人口伤亡2622383人，其中伤1702298人，死亡920085人；财产损失12192210270264元，其中直接损失11504405560497元，间接损失687804709767元，其损失之巨，为全国各省之冠。 日寇投降之前一年多，长沙《大公报》1943年12月24日以大标题《敌寇暴行亘古未有  冤仇血债刻骨铭心》，报道日军在常德的暴行。 我希望中国人不要忘记中国人所受日本鬼子侵略、蹂躏的灾难，更希望湖南人不要忘记湖南人所受日本鬼子侵略、蹂躏的灾难，绝不能像毛主席一样认贼作父、成为感谢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侵略的大混蛋、大坏蛋。 4.2  对八路军平型关伏击战、百团大战的否定 在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打击日寇最有名的战斗有两场——1937年9月的平型关伏击战，和1940年8月发动的百团大战。在准备借助日寇打开国民政府地盘然后自己随后进入沦陷区扩展地盘的毛主席眼中，这两场战斗都是错误的，因而加以否定。毛主席说：“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国内有国，蒋、日、我，三国志。” 4.2.1  1945年清算百团大战 对于策划了平型关伏击战，并且组织了共产党属下武装力量百团大战狠打日本鬼子的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毛主席恨之入骨。1945年2月彭德怀回到延安，受到毛主席的当面责骂，还受到毛主席组织起来的人马的批评。 毛主席的猎犬兼看门狗康生，在1942年、1943年延安整风时收拾不够崇拜毛主席的人的时候已经充分展示了其凶恶特点。在1945年华北工作座谈会上，康生狗仗主势气势汹汹地向彭德怀发起猛攻：“你在抗战开始时执行的是王明路线，你不懂根据地建设的规律，不发动群众，你组织的百团大战，过早地暴露了我军力量，把日军力量大部吸引过来，帮了国民党蒋介石的忙……”群起而效之，几乎全场一致批判彭德怀指挥的百团大战。时隔半个多世纪以后，薄一波还深刻地为自己在华北工作座谈会上没有据理反驳表示愧疚、遗憾。他说：“我和杨尚昆、安子文同志都是参加了并且完全赞同百团大战的，可是在这种气氛下，未能起来据理反驳，内心深感不安和愧疚。” 华北地方军队同志座谈会（简称华北座谈会，或者华北工作座谈会），从1945年2月1日开始，断断续续共开会40余次，直到7月25日，彭德怀根据大家的批评再次做了自我总结与检查。至此，1945年清算百团大战的闹剧才算结束。 4.2.2  1959年清算百团大战 1959年7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毛主席清算彭德怀打击日本鬼子的旧账。 毛主席说：镇压反革命，杀一百万，极有必要。1957年右派进攻，反了右派，反造不起来了。打蒋介石十年，都打红了眼；抗日一来，蒋介石突然漂亮了。不知道这是暂时朋友，不久以后的敌人。 林彪说：平型关吃了亏，头脑发热，是弼时作的决定。 毛主席：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国内有国，蒋、日、我，三国志。 林彪：百团大战是大战观念。 毛主席说：“三个师只32000人，号称四万八。当时打大仗观念转不过来，本应该分散发动群众。” 彭德怀说：“百团大战后，才搞武工队。这一仗是帮了蒋介石的忙，但对以后整伪军有好处。华北会议，斗了我，以后对守纪律比较注意。 …… 毛主席亲自出手，林副主席帮手，还有一大群见风使舵落井下石的大人物，彭德怀被彻底打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舞台。 对于日本天皇在美国、苏联强力打击日本本土以及日本军队的压力下于1945年8月15日发布终战诏书，中国人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日寇投降了，毛主席一直是很遗憾的。 1959年8月17日，庐山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毛主席再次谈话，明白透露其借“抗日”夺权的策略：“（抗战胜利后国共和谈期间）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是为了争取时间，准备夺取政权。日本投降早了一点，再有一年我们就会准备得更好一些。” 4.2.3  1967年清算百团大战 1965年，文化大革命前夕，毛主席己经暗地里派他的走狗江青，秘密布置姚文元炮制批判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尽管当时毛主席的真实意图可能连姚文元都不很清楚，但文章的批判锋芒直指彭德怀。 为了完全避免倔强的彭德怀的反抗影响操作，毛主席撒谎说，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彭德怀、黄克诚、习仲勋等人不宜留在首都，提议分配他们到外地，挂职下放。 在毛主席用哄骗手段摆平了彭德怀让他接受去西南的同时，彭德怀专案审查委员会的栽赃陷害工作也加紧进行。专案委员会下属的专案办公室写出了《彭德怀反党问题审查报告》第五稿，并进行了讨论：“彭德怀和黄克诚这些人是反革命、阶级敌人”，专案审查委员会“实际上是审查反革命，审查他们的反党、里通外国、搞颠覆活动，要这样来写（审查报告）”，“审查委员会的任务不是证明谁正确，不是审查他们的翻案有无根据，而是进一步审查他们的反党罪行”。 彭德怀到成都前，中共西南局就确定了一条原则，有关军工生产建设的情况不让彭德怀了解，有关这方面的会议他不能参加，还不能让他参观军工厂。他外出时，得有一名局长陪同，以便监视他的活动情形。 1965年11月30日，彭德怀坐33次列车抵达成都。安顿下来后，他翻阅来成都前后积压未看的报纸，看到11月30日（正是他到达成都的日子）《人民日报》转载上海《文汇报》于11月10日发表的姚文元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看着看着，他一下把报纸摔在桌上，盛怒难当，说道：“简直是胡说八道!” 彭德怀被清除出了北京，毛主席可以放心发动祸国殃民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了，激活盲目的崇拜者采取疯狂行动，运动亿万中国人，那是毛主席的拿手好戏。 1966年10月24日召开中央汇报会上，毛主席将彭德怀和高岗、饶漱石扯在一起，认为彭德怀发动“百团大战”是搞“独立王国”。由于毛主席钦定了性质，毛主席的走狗们、爪牙们领会此最高指示，以此为理由，加紧了对彭德怀的迫害。 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社论说：“从1965年10月起，毛主席亲自发动的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海瑞罢官》的批判……为大规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作了舆论准备，打开了通路。” 在“文革”中，无限忠于毛主席的红卫兵批斗彭德怀，逼他承认罪行，问他为什么组织“百团大战”，说他的居心是为了暴露我军的势力，好给国民党蒋介石帮忙。彭德怀不承认，造反派将他打翻在地。彭德怀一边翻滚着，一边大吼：“我有罪，我的罪在于我打死了几万日本鬼子，我的罪是我打跑了蒋介石……” 1967年7月19日，无限忠于毛主席的红卫兵组织——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在批斗会上将彭德怀打成了重伤。彭德怀胸部疼痛，呼吸困难，痰吐不出来，不吃饭，不起床。 7月23日，二六七医院为彭德怀作出X光检查报告：一、右第五肋骨中段骨折；二、右第十肋骨末端可疑不全骨折；三、右胸角内少量积液（血）；四、左肺下叶部分不张；五、胸腰椎老年性增生性脊椎炎。彭德怀疼得哼哼不止，哭泣，一夜没睡觉。 7月26日，彭德怀再遭红卫兵的毒打。晚8时15分回到囚房躺下，自言自语地说：“这怎么得了啊！今天打得太严重了，扭得手痛，都木了。上次打的那骨头也都痛了。”“打！把我打死算了。他们拿棍子打我，把我背上打坏了，我脱了衣服你看看吧。” …… 4.3  毛主席感谢日寇侵略中国 毛主席感谢日本鬼子侵略中国。毛主席说：“那些日本人实在好，中国革命没有日本人帮忙是不行的。”日本人对毛泽东说：“对不起，侵略你们了。”毛泽东答：“不，你们帮了大忙了，日本的军国主义和日本天皇。”“我们搞了一个百万军队，占领了一亿人口的地方，这不都是你们帮的忙吗？”如此认贼作父的言论，毛泽东觉得仅仅与日本恩人谈了还不够意思，1970年12月18日与美国朋友斯诺谈话时重述了一遍。与斯诺的谈话记录出来以后，毛泽东批示“照发”，然后居然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在1971年“印发党的基层党支部，口头传达至全体党员，并认真组织学习，正确领会主席谈话精神。” 4.3.1千余日本战犯免予起诉 外交部1956-1960年形成的档案，经解密后60%已于2006年5月10日正式向社会开放。 在这批档案中，一份1956年7月15日发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免予起诉决定书》，披露了中国政府对犯下战争罪行的日本战犯未加起诉、从宽处理的缘由。 《决定书》指出，按照日本战犯所犯罪行，本应提起公诉，交付审判，予以应得的惩罚。“但是，鉴于日本投降后十年来情况的变化和现在的处境，鉴于近年来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关系的发展，同时，姑念该犯在关押期间悔罪表现较好，或者是次要的战争犯罪分子”，最高人民检察院根据中国有关对日本战犯按照宽大政策分别予以处理的精神及相关规定，决定对小羽根建治等328名在押战犯从宽处理，免予起诉即行释放。 记者了解到，最高人民检察院先后分三次发布对日本战犯免予起诉的决定书，对1017名日本战犯免予起诉，宽大释放。 4.3.2 毛主席关照提前释放日本战犯 毛主席于1956年11月18日接见日本冈山学术代表团时也谈到日本战犯问题，表示“目前中国老百姓对释放日本战犯的事，在感情上还不能接受，需要等待较长的时间，老百姓生活提高了，感情转变了，那时再行考虑。若是生病的，可以提前释放”。对于代表团团长提出“冈山县战犯木神原秀夫(细菌战犯，判13年)现在有很重的肺病，其妻携子三人在日本靠织毛衣过活，生活很苦，希望能提前释放。”对此，毛主席特别嘱咐外交部人员特别进行调查。日本代表团成员十分感激，表示他们不知道日本人民听到这样的消息将如何感激。 毛主席感谢日本鬼子侵略中国，日本人感谢毛主席宽待日本战犯。 4.3.3 毛主席强奸中国民意放弃对日索赔 为什么现代中国人那么恨日本鬼子，是因为侵略中国的日本鬼子造成了中国人的巨大伤害，从有形的物质伤害，到无形的心理伤害，让有良知的中国人铭刻于心。后来担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负责人的著名作家老舍先生，早在1938年初于汉口写的文章《此仇必报》中，说得明明白白： [什么仇都可解，惟有日本与我们这笔血账永不能忘记。……战争本是兵对兵，将对将；可是这次日本轰炸的是后方，杀戮的是民众，奸淫的是良家妇女，甚至于连老人、小孩也随手刺杀；这不是打仗，而是灭种灭族。此仇不报，难以为人。……起来吧，有血性的人们，挺起腰来，为死了的报仇，为人类扫除禽兽。] 老舍的言论，表达了广大中国人对日本侵略者的普遍民意。从上面两小节可以知道，日本战犯在1950年代就被毛主席指挥下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免于起诉了，送回日本去了。 1972年9月，遵照对日本鬼子感恩戴德的毛主席的旨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声明，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受到质疑的时候表示，此事不是他的个人意见，是毛主席和中央作的决定。一切决定于毛主席，中共中央不过是毛主席的一件衣服而已。穿哪件衣服，或者干脆不穿衣服，决定于毛主席。毛主席发出的最新最高指示，有时轰轰烈烈直接传达到大街小巷、广大农村，就是毛主席连中央文革这条裤衩也不穿赤裸裸直接指挥亿万中国人的丑恶表演。 日本人对毛主席的回报也是巨大的，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而这个政府，实际上是奉毛主席为主子，并且其全体工作人员都必须明确表示要永远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主席，而不是忠于国家、忠于人民的奴才政府。 四万万中国人，在美国人、苏联人的支持帮助下好不容易打赢了一次日本，得到一次极好的索取战争赔偿的机会，也是一次惩罚侵略者的机会，也是一次心里平衡的机会，就这样被毛主席为了个人报恩和政治交易强奸中国民意放弃了。 在感激日本鬼子的毛主席的愚弄与重压下，无数在日本侵华时期的直接受害者，或者愚昧地稀里糊涂过日子，或者被迫长期忍气吞声，直到毛主席死了十多年后，中国人对施害者日本人索赔的声音才逐渐响起。但是由于永远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主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已经宣布了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不出面支持正义的民间索赔行动，使得中国民间的索赔，显得特别人单势孤，结果自然是难上加难，无论是被抓到日本受苦受难劫后余生的劳工，还是被日本鬼子发泄性欲受尽侮辱的慰安妇，我没有听说有索赔成功的。 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是很难的，前有不愿承担责任的日本政府，脚下有缺钱行动的障碍。尤其是诉讼费用，开支何止百万，全靠民间集资，谈何容易。 2007年4月27日，日本最高法院以个人没有索赔权为由，驳回中国“慰安妇”、日本侵华期间中国受害劳工案等共5起诉讼请求。日本最高法院此次最终裁决的基本法律依据，就是毛主席强奸中国民意、代中国人做主、向自己的日本恩人买好的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中有关中国放弃战争赔偿的条文，所以驳回这些中国受害者原告提起的诉讼。 就算抗日战争结束六十多年后，当年侵华日军遗留在中国土地上的弹药和化学武器，仍然还在祸害中国人。2003年8月4日发生在齐齐哈尔的化学毒剂泄漏事件的元凶，就是侵华日军遗留的芥子气毒气弹，造成1人死亡，43人受伤。2007年5月4日，齐齐哈尔市发现两枚侵华日军遗留的芥子气毒气弹。所幸这次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第五篇 假象——理论的巨人 真相——实践的侏儒     5.1 中南海炼钢 5.1.1  北京制药厂大炼钢铁 庆功会上展出“豆腐渣钢锭” 5.2  村村点火炼钢 5.3  空前大矿难 5.4毛主席说“十年搞一亿吨，上天” 5.4.1 毛主席上天梦的破灭 在人间浩劫时期——十年文化大革命运动期间，毛主席的著作独霸毛泽东统治区的书坛，十年时间，《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发行了三亿七千四百六十八万套，毛泽东文选、著作单行本、语录、诗词共计发行了四十二亿三千四百八十多万册。哇！！！！真是不可思议的发行量，烘托出了一个理论巨人的形象。其实毛主席的很多著作，并不是出自他的手笔，而是别人所写，挂他的大名而已（参见本书2.1.3《毛主席不要脸地收取版税、稿费》）。 毛主席的理论巨人形象，实际上不过是以崇拜毛主席为纲的畸形社会的畸形表现而已。在不崇拜毛主席就随时可能招灾惹祸进监牢的政治环境下，人们购买并随身携带巴掌大的红宝书《毛主席语录》，以减少招灾惹祸的麻烦。亿万家庭、无数办公室也要购买、严肃摆放有备无患的《毛泽东选集》“四卷雄文”。 《道德经》作者老子、《孙子兵法》作者孙子，他们的著作虽然才五千多字，但是，我认为他们都是理论巨人，而挂名的著作字数比老子、孙子多出百倍以上的毛泽东，不是理论巨人。毛主席的理论巨人形象，是假象。 毛主席是治国实践的侏儒，这是真相。 1957年，毛主席通过引人入套、食言而肥、无中生有、反民主的反右派运动，把幸存下来的民主党派打成失去灵魂不再有自己话语的行尸走肉，中华大地进入了他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之外党外无党的毛帝王新时代。妄想当世界领袖的毛主席，1957年11月在莫斯科会议上发出了十五年超过英国的豪言壮语。1958年毛主席正式发动了以追求钢铁产量大幅提高为最显著目标的大跃进运动，他梦想首先在钢铁产量上超过英国，然后再超过美国。结果，大跃进运动、大炼钢铁运动实际上成了毛泽东人祸，漫延成灾，成了大饥荒，简直是饿殍遍野，但是，念念不忘钢铁产量大幅提高的毛主席，于1960年7月再次发出钢铁大跃进的指示，使毛泽东人祸发挥得更加惨烈。 下面展示几个大炼钢铁运动的花絮。 5.1 中南海炼钢 请看《红墙童话：我家住在中南海》的部分内容： {在1958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上，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决议。而当年鼓足干劲的8个月里，才生产出450万吨钢，还剩下不足4个月，却要生产620万吨钢，人的精神意志热度，已经超过了炼铸钢铁的热度。 要实现这个难于企及的指标，只能寄希望于运动和高潮。于是，毛泽东提出书记挂帅，其它行业“停车让路”，全民大炼钢铁。一座座土高炉、炒钢炉堆砌了起来，不仅遍布山间、田野、街道、学校，也建起在中南海里。 中央办公厅成立了炼钢指挥部，就设在了中直党委。中南海里的中办各单位，都有一名干部任炼钢负责人。秘书室的土炼钢炉，建在来福堂东，居仁堂西的甬道边。 离他们不远，是后楼的土炉子。后楼炼钢炉的炉长是鲁琦，炼钢总指挥是工业组的组长贾步彬。机要室建的土炉子最像模像样，号称“钢铁厂”，建在了西楼西墙外，机要室的主任叶子龙亲自挂帅当“厂长”。警卫局的土炉子也分为几处，万善殿、东八所附近都有。 炼钢需要原料铁，开始的时候，都靠各单位自己想办法搜扒，许多人把自家的一些金属器具捐了出来。但还不够，就到处踅摸，简直到了看见什么和金属沾边的东西都想往回敛的地步了。为了找废铁，秘书室的炼钢负责人，带着人把游泳池附近的一扇铁门给卸了。 门边的岗哨开始不让卸，秘书室的人说：“你们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啦，大炼钢铁被摆在什么高度啦，你还不支持我们？”哨兵不好再说什么，让他们抬走了门，当了炼钢的原料。 所有的人都有很高的热情，但对炼钢实在是一窍不通。首先是不会建炼钢炉，所有的炉子，中心就是一个坩埚，放入焦碳和碎铁，外面用耐火砖包上，在里面点火冶炼。坩埚很贵，因为叶子龙方方面面的人都熟悉，还是他通过关系搞来的。 焦碳点着后，火力不够，烧不红铁块，人们就轮流着抱着铁管子用嘴吹火，根本无济于事。又请木工做了木风箱装上，由几个人轮流拉风箱。总算把废铁烧红了，还是达不到熔化的温度，炼不成钢。 后来，秘书室的人，在静谷的旧院落踅摸废铁时，翻出了一台八马力的旧鼓风机，搬到了土炼炉前，接上电源，呜呜一吹，焦碳和废铁块渐渐被烧得白亮亮的了。人们仿佛看到了成钢的希望，所有的单位都设法找来鼓风机，几处有土炼炉的地方，昼夜呜呜呜响。一些住在中南海里的首长，被吵得难于工作和休息，但为了“元帅升帐”，首长也只好自己克服克服了。 火一烧起来就不能灭，要直到一炉钢炼出来，24小时不能离开人。为了方便炼钢，秘书室的人在怀仁堂前，用苫布搭了个大棚子，刚从土炼炉倒班下来的人，就在这里休息，家都顾不上回了。 …… 秘书室的干部就这么炼了10多天，中办炼钢指挥部一个劲儿打电话问，可一斤正经钢也没炼出来。请来懂行的人来指导，来人看了看说，这样根本炼不出钢。但他们根据现有的条件，提议可以炒钢。 来人讲了炒钢的简单原理和操作过程，原理谁也没真正理解，但操作过程还是大致能重复了。在来人的指导下，改造了炉子，就开始了炒钢。还是凭挂了“钢铁厂厂长”之名的叶子龙的关系，机要室弄来了一大货车的焦碳和铁料，都是比较好的原料，各单位都到机要室去分一杯羹。 炒钢是把砸碎的铁料和焦碳按一定比例放入炉中，达到一定的温度后，人们就手持钢钎来回翻搅，使碳渗到铁里，实现铁到钢的转化。后来中南海里各单位大都是变炼钢为炒钢。 “我们炒出钢来了。”中南海里的各单位纷纷向炼钢指挥部报捷。指挥部通知各单位，合格的钢由国家收购。秘书室的成绩不小，炼出的小钢锭卖了500多元钱。 当时天津生产的黑白电视机，600多元一台。秘书室的炼钢负责人提议，由中办再补助几十块钱，加上卖小钢锭的钱，为本单位添置一台电视机。当时的警卫局代理负责人罗道让随即同意了，秘书室值班室内的电视机，就是这样来的。 就在炒钢出了一些成品后，毛泽东到中南海内中办系统的几个炼钢点视察了炼钢的情况。他看到了合格的小钢锭，虽然没说太多的话，但人们看见他脸上洋溢着满意和兴奋。在机要室炼炉前，他还和全体炼钢的干部们合影留念。 在国务院那边住的孩子说：“国务院机关也砌了炉子，就在门诊部和工字楼附近。人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很积极，把几个铁栅栏门，都弄去炼钢去了，结果把本来挺好的东西，炼成了废物。”} 在该书第289页，有一张照片，是毛主席站在一群人里看所谓“炼钢”的情景，照片说明是：“毛泽东观看中南海里的中央办公厅机关炼钢点。” 5.1.1  北京制药厂大炼钢铁庆功会上展出“豆腐渣钢锭” 在毛主席指挥的大炼钢铁运动中，最高级的政治中心中南海都要炼钢了，其他各行各业必须参与炼钢自不待言。 北京制药厂，为了生产与“药”毫不相干的“钢”，从正常的制药生产线上抽出了最优秀的人才，去轰轰烈烈地大炼钢铁。余下的工人为了放高产卫星——以示大跃进，整天整夜的加班劳动，上了早班接中班，上了中班接夜班，甚至早、中、晚三班接连着干。机器运转得太热了，需要休息，以免事故。而人劳累得发热了，似乎并不需要休息，因为这个年代需要革命的热情愈烧愈旺。 有一次，在制药厂大炼钢铁的庆功大会上，展出了一块用红绸布包着的巨大的钢锭。当厂领导当众揭晓时，千百个人的眼睛看见的是在耀眼的碘钨灯光下的一块坑坑洼洼的豆腐渣般的“钢锭”。是人看花了眼，还是被什么迷了心窍，人们竟然欢呼雀跃，好象看到了南非的宝石。正在制药厂劳动改造的右派分子张强华，也在人群中瞎起哄、凑热闹，用廉价的掌声表示内心的厌恶。 5.2  村村点火炼钢 在毛统区政治中心、文明古都北京市中心美丽的园林式建筑群落中南海，大炼钢铁尚且如上节所述热闹、胡闹，其他遍布山间、田野、街道、学校的炼钢炉的热闹、胡闹就不难想象了，用“村村点火”来描述，八九不离十。 1958年7月底，毛统区用在钢铁生产的劳动力仅几十万人；8月底，增至几百万人；9月底，再增至5000万人；10月间，到了6000万人；年底，参加大炼钢铁的男女老幼已达9000万人。7月间，全毛统区农村城镇新建炼铁用的小土高炉、小土焦炉为3万多座，8月到17万座，9月增至60万座，10月更猛增至100万座。 农村的人没有中南海无偿调拨生铁、焦炭的后门，因此，大炼钢铁运动祸国殃民的臭味随处可以闻到。生铁来自于社员家中的生铁制品，如铁锅、炉子、生铁盆以及部分生产队的小车架等。搜罗到生铁后，派专人用锤子砸碎，以供小高炉使用。所谓小高炉，就是在地上挖几条沟，填上木料、焦碳，再把装好的坩埚堆起来，用泥封好……当然，其实烧得好与坏都一样，结果都是在小高炉熄火后用脚一蹬完事，所以当时人们称小高炉为“一脚蹬”。蹬倒后的生铁、焦碳、泥土混合物，稍稍冷却后用小车推走。当时指挥员和检查团都不检查产品的质量和数量，只看报表，当时叫报捷。 一些西方新闻媒介也记录和介绍了当时毛统区大炼钢铁运动如火如荼的空前“盛况”。一位曾到过云南的外国旅游者报道： 我们穿过稻田来到另一个村庄，这里已草草建成4个奇形怪状的土制鼓风炉，到处是热烈沸腾、狂呼喧叫的场面。人们有的用筐抬矿石，有的给炉子添火，有的驱赶着牛车，有的倾倒白色热金属的大锅，有的来回晃动观察炉子，有的用手推车运原料——不过在我看来，从炉底掏出的成品看上去和从炉顶倒进去的原料完全一个样子，没有变化。 5.3  空前大矿难 炼钢铁，离不开煤炭。钢铁产量大跃进，煤炭产量也必须大跃进。煤矿中破坏规章制度、忽视安全的产量大跃进，引发矿难成为常态。 1960年5月9日，山西省大同煤矿的白洞矿发生空前巨大的煤尘爆炸事故。 1960年5月9日，又是老白洞矿组织的一个高产日。矿长殷国成和副矿长王泰、杨贵成，以及党委副书记李继武及党政工团主要领导，率领各科室45名干部下了井。13时45分，大地骤然抖动，老白洞矿15号井口喷出强烈的火焰和浓烟，其威力不亚于12级台风。井口房屋以及附属建筑物在一眨眼间全部被摧垮，井架上高高矗立的打钟房顷刻起火。随即，从16号井口也喷出浓烟，巨大的风力把打钟工和跟车工摔成重伤，井口房子被摧倒，地面配电所也由于掉闸而瘫；井上井下电源全部中断…… 600多条活生生的人类生灵顷刻间消失了。数以亿计由民脂民膏积累转化而来的国家财产化为灰烬。 据说这是迄今为止、古今中外采矿史上最大的恶性事故。 悲剧的原因比悲剧的本身更为不幸与悲哀。如果说遇难矿工是破除规章制度的牺牲品，其实不带任何感情色彩。1959年在大跃进的大破大立中，破除了井下禁止使用电焊、炮崩溜煤眼、明火放炮、带电作业等必须的规章制度，甚至荒唐地在井下组织电焊大比武！ 1961年的结案报告在左审查右审查中结案说：“反革命直接点火的线索至今尚未发现。”重大责任事故在政治事故未能确立起来的情况下才确立下来。 因为一些巧合，有些本该下井的却没有下井而有幸逃脱；有些本不该下井的却神差鬼使地下井遇了难……宋英成的探亲假按说5月10日才期满，但由于家里已经好几天没有饭吃了，他只好在5月9日提前回矿。尽管10日到期才可领上公共食堂的饭证，但队长了解他的苦衷后“龙颜”大开，破例地发给他一张9日的饭证。不过发饭证的同时又给他派了个临时任务，让他往井下工作面送电钻……姚某是个魁伟的男子汉，腰圆膀宽，五大三粗。但这在当时并不是什么优越的条件，因为饭量相同，那份饭别人吃个差不多而他就得挨饿了。饥肠难挨，他便冒险大胆去食堂偷了两个馒头，“不幸”被抓住扣下饭证。于是他索性来个“破罐破摔”耍起了无赖：没有饭证绝不上班！那天正好是1960年5月9日。 她，是遇难职工席某的家属，悲痛中什么都不顾忌了，什么都敢说了。“他妈的！大跃进、大跃进，迟一会儿下井都不行，把人跃进死了也就高兴啦！” 张某的妻子一听到爱人下落不明，站在高坡上就大哭大叫起来：“多快好省，饿着肚子下井！过去我不敢说，现在我敢说啦，你们枪毙我吧！” 5.4毛主席说“十年搞一亿吨，上天” 请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大辞典》的几条与钢铁有关的部分内容： 毛泽东关于再发动群众大炼钢铁的谈话    1960年7月毛泽东对李富春、薄一波、陈正人的谈话。主要内容有：办钢铁要大搞小土群、小洋群。浙江的情况只有4个钢铁厂，小洋群不够。各省都要布置一批小洋钢铁厂、小洋铁路。今冬要动员7000万人来干。1962年搞到3500万吨，可能更多一些。今年可能搞到2200万吨，如果今年有2200万吨，后年可以达到3800万吨。第二个10年可能搞到1亿吨。实力政策，实力地位，世界上没有不搞实力的，手中没有一把米，叫鸡都不来，我们处在被轻视的地位，就是钢铁不够。要继续跃进，不仅资本主义国家看不起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也不给技术，憋一口气有好处。10年搞1亿吨，上天。 关于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    1960年8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这是于同月10日闭幕的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文件。 关于保钢问题的紧急指示    1960年12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8月间中央发出保粮、保钢的指示后，钢的生产仍然没有好转，日产水平一直在5万吨左右。10月8日，中央书记处发出了狠抓钢铁生产的通知，从10月下旬到11月中旬，钢、铁、煤、运的生产上升，11月中旬钢的日产量突破了6万吨。但是，从11月21日开始，钢、铁、煤、运就出现了生产逐日下降的严重情况。原定全年钢铁生产计划似存在完不成的可能。《紧急指示》的主要内容有：今年能不能完成1860万吨钢的生产任务，是国内国外瞩目的一件大事，是一个政治性的问题。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抓紧时机，克服困难，集中力量抓煤、铁、钢、运，把钢的生产水平突上去，确保今年工业继续跃进的胜利。在中央保钢的号令下，经过大力突击，当年钢产量达到1866万吨。但是国民经济的失调和人民生活的困难更严重了。 1960年7月毛主席发出关于再发动群众大炼钢铁的谈话，是在旅游度假胜地北戴河海滨一号别墅如同神仙般逍遥度夏之时。这里有着天然形成的大面积的平缓沙滩，沙软潮平，海水清澈，盛夏时节平均温度仅23℃，温度湿润，凉爽宜人。到北戴河海滨游泳，游泳后坐在服务人员放置在海滩上的专用藤椅上休息，是游泳好手毛主席的度夏方式之一。 成千上万上亿的中国公民，营养严重不良还要去接受炼铁、炼钢炉火的炙烤考验，而他们的公仆毛主席，在凉爽宜人的海滨游泳之余命令他们大炼钢铁，此情此景，对比差距实在太大。1960年大陆地区亿万中国人的生活困难严重到了什么程度呢？参见本书3.2《饿殍真多》，可以感受一二。 也许有人会问：毛主席想一亿吨上天，动员亿万中国人去干，结果搞砸了，那责任也该由这亿万人分担吧？因为你们可以不去呀。这就是缺乏历史背景知识的幼稚问题和答案了。那时候的中国大陆，已经是一个超级巨大的奴隶社会，而且是极度变形、贫困的奴隶社会，而毛主席就是惟一的超级奴隶主，千百万共产党干部，包括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等，都不过是听从毛主席命令行事的奴才而已。五六亿农村户口中国人，被一大二公的公社化制度剥夺了私有的粮食和做饭的铁锅，这些最底层的奴隶，只能到公社食堂去才能得到一点点延续生命之火的粮食或者代食品，谁也不敢不听超级奴隶主毛主席的指示拒绝去大炼钢铁。参见本书11.3.2《公社化运动奴役农民》、11.3.4《大锅饭运动祸害亿万农民》。 认清毛泽东是超级奴隶主，除了毛泽东一家之外其余大陆地区几亿中国人全是失去自由的毛奴这么个历史事实，就容易理解1960年前后中华大地发生的毛泽东人祸了。 5.4.1 毛主席上天梦的破灭 毛统区年度实际钢产量： 1957年535万吨；1958年毛主席这个钢铁元帅压倒一切到达800万吨（另有300万吨不能用的土钢）；1960年毛主席“一亿吨上天”推动下达到1866万吨；1961年1月中旬将发高烧的钢铁计划调低到低烧1900万吨，实际产量下降到870万吨；1960年7月毛主席希望搞到3500万吨的1962年，实际跌落到667万吨（而更早的1958年8月28日，在毛主席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讨论批准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意见》中，具体安排如下：以1962年生产钢8000万吨为纲进行安排……）；大跃进、大炼钢铁十年后的1968年约906万吨（1029*0.88%=905.52）；毛主席死亡之1976年2046万吨，比之1958年毛主席的蠢人白日梦1959年就要达到的年产2700万吨钢、争取3000万吨钢（1958年8月28日，在毛主席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做出《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定》），还有相当一段距离。 1960年的时候希望“10年搞1亿吨上天”的实践侏儒毛主席，十六年后的1976年，只好带着年产2046万吨钢的实际数据遗憾离开人世。 中国的钢产量达到一亿吨的时候真的就上天了吗？说实话，这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死了以后，尤其是进入改革开放时代以后，中国大陆地区全面发展，钢产量也不断上涨，1996年超过了一亿吨（10123.68万吨），2003年超过了二亿吨（22233.6万吨），没有听说当时在位的最高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有上天的欣慰感叹。 毛主席把钢产量的增加视为人生的重大追求目标，从而无视亿万中国人的生活，以钢铁元帅升帐而其他行业停车让路的魔幻行为，祸国殃民，恰如一个白痴以为一个人身体越重就身体越好从而使劲吃饭一样。白痴不知道真正反映一个人健康状况好坏有很多方面的指标，身高、体重只是外观而已，深入一点有速度、力量、柔软、灵敏等等，再深入一点还要有心理健康、智慧健康。1976年6月以后奄奄一息再不敢见外国人的毛主席，就算他是中华大地当时最大的超级胖子，也绝对不能算是健康人了，更遑论是要上天的健康人。                           第六篇 假象——军事天才 真相——吹牛大王 6.1  自我吹嘘 6.2  军事神话 6.3  四渡赤水的假象与真相 6.3.1  荒唐的颂歌 《四渡赤水出奇兵》 6.4  盲目指挥  6.5  丢了土地又折兵 6.1 自我吹嘘 毛主席跟没有参加长征的陈毅说：四渡赤水是自己军事生涯的“得意之笔”。与毛主席一同走过长征路的聂荣臻元帅，通过陈毅元帅之口才知道毛主席有如此“精彩”的总结。1960年，当来访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名将蒙哥马利元帅赞誉毛泽东指挥的解放战争三大战役时，毛主席却表示，四渡赤水才是自己的得意之笔。 毛主席还敢于到国外大庭广众中凭空捏造地吹牛。1957年11月18日，在莫斯科举行的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毛主席发表讲话说：“朝鲜战争……美国总是不甘心签字，拖。最后，在一九五三年，我们在三八线上突破了二十一公里的防线，美国人吓倒了，马上签字。那么厉害、有那么多钢的美国人，也只得如此。” 6.2 军事神话 因为毛主席自我吹嘘四渡赤水是自己军事生涯的“得意之笔”，让不明真相的人以为不断突围撞墙而产生的回环曲折的四次渡赤水河是毛主席通盘运作的深谋远虑的指挥。经过马屁精们几十年精雕细刻的艺术创作，加上以讹传讹，四渡赤水就变得神乎其神了。下面是一段萧延中所撰《毛泽东的个性密码》中神话一样拍毛主席马屁的奇怪文章段落： [他做事情是不按常规做的，打仗的时候，经常出奇招，人们就是预料不到。比如四渡赤水，这样一种战役，是违反兵家常识的，是兵家大忌。你在水上漂，没有隐蔽物，一枪给你打翻了，即使打不着你，船打翻了，你不到岸也淹死了，所以不能在水上漂，你要找有隐蔽物的地方跑。但是毛泽东跑一次回来了，回来再跑。玩儿到第3次的时候，蒋介石已经下令了，消灭毛泽东于石达开葬身之地。命令都下了，毛泽东玩儿了个第4次渡赤水。大家都傻了，但是毛泽东就是经常干这种反常的事情。而毛泽东所做的很多重大的决策，在今天都成了经典。”] 读了上段文字，读者您能看得见赤水河边几万红军的影子吗？在对手的围追堵截中四处寻找出路的红军，消失了，如此重大的集体军事行动，到了萧延中的笔下，就成了神话小说中两大高手毛泽东与蒋介石的对决。 6.3  四渡赤水的假象与真相 鄙人从小到大所受教育，被灌输遵义会议确立了毛主席在中共的领袖地位，随后毛主席指挥红军，四渡赤水，调动敌人，从而力挽狂澜，带领红军走出包围圈，走出困境，从胜利走向胜利。现在大陆地区高中生必修的历史教科书还在延续拍马屁的说法：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在中央的统治，在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遵义会议以后，红军经过整编，提高了战斗力。毛泽东指挥红军，声东击西，四渡赤水，打乱了敌人的追剿计划，然后渡过金沙江，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 听我儿子说，为了通过考试，确保得到高中毕业文凭，上述内容必须背诵熟练。直到2007年春天我才知道，历史事实与之相去甚远。 参加了遵义会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云，在遵义会议后不久从贵州威信到鸭溪的行军途中写成《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节录如下： [（一）扩大会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 （D）扩大会最后作了下列的决定： （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扩大会完毕后中常委即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决议发出以后常委各同志——毛张陈——均到各军团干部会中传布决议。在一切会议中对于政治局扩大会决议是积极的拥护的。在由遵义出发到威信的行军中，常委分工上，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 从中央档案馆所存历史文物——陈云手稿《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可以清楚地知道，现在中学生必修的历史教科书内容：“遵义会议……在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是牵强附会拍马屁的，政治上的总负责人是洛甫，即张闻天；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还是周恩来；红军的目标是北上过长江，到成都西南或西北建立根据地。 下面请看另一位中共元老级大人物、参加了遵义会议的红军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元帅对遵义会议后红军行程历史的回忆： {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确定向四川进军。当时选定的渡江地点是在重庆上游宜宾到泸州一线。一月十八日会议刚开完，我们就离开遵义，一军团从集结地向西三军团经仁怀向北，五、九军团和中央纵队随后跟进，共同向赤水城进发。 ……开始一路上比较顺利。一军团首先攻占习水、土城等地，于一月二十五日到达赤水城郊，堆备攻城。但那时敌人闻讯我军北上，早已在川、黔、滇三省边界大修碉堡，集中兵力到川黔边境布防，封锁长江。赤水城本来就比较坚固，这时川敌又派大量部队增援，一军团到了赤水城外复兴场、旺隆场等地与敌人一个师又两个旅对峙，相持不下。中央纵队与三、五军团于一月二十六日到达土城，第二天四川军阀的先头部队，装备精良的“模范师”郭勋祺部和潘佐的三个团，共六个团赶到了土城。一月二十七日，军委主席朱德命令我三军团、五军团及干部团全部，“于明日拂晓包围迂回该敌而歼灭之。”一月二十八日和敌人在土城东北的丰村坝、青岗坡一带打了一场恶仗。由于我们指挥存在缺点等等原因，达一仗没有打好，部队受挫。 …… 态势于我很不利，于是军委下令退出战斗，西渡赤水河(即一渡赤水)内古蔺开进…… 我军一渡赤水以后，原拟经古蔺、叙永、兴文向长宁集中，然后在宜宾附近渡江，但我军非常疲劳，又在山间小道行军，速度很慢，敌人则依靠其有利的交通条件，先后调集了十个旅赶到宜宾南部长宁一线集中，于是我军又改道到威信(扎西)、镇雄一带滇黔边休整。二月中旬，我们发现川敌十多个旅正由北向南压来，云南敌人三个旅正向镇雄、扎西急进。于是军委决定我军掉头向东，二渡赤水，去打击在遵义、贵阳一带的王家烈部队和薛岳、周浑元纵队。二月十九、二十日，我军在太平渡到二郎滩之间渡过赤水河。 ……这时黔军有六个团，布置在娄山关一线，他们凭险据守，企图掩护遵义，以待薛岳的部队北援。我军决定先打击消灭黔军。经过激烈交战，一军团的部队二月二十四日再次夺占桐梓城，守敌退向娄山关。二月二十六日，三军团的部队二次占领娄山关。 敌人溃败以后，纷纷夺路南逃。一、三军团并肩向遵义方向展开了追歼战。我们一军团在黑神庙偷听敌人电话，得知遵义只有敌军约一个营，其他是娄山关撤退下去的部队，敌师长命令他们在遵义城外各处整顿，不准入城。于是我们命令一师和二师：“如三军团的部队在你们前面追击时，你们则随其后跟追，如三军团停止未追时，你们应超过他们迅速追击。”二月二十七日，一、三军团再取遵义城。这次三军团比我们先占遵义…… 经过我们一军团和三军团等友邻部队的奋勇战斗，在遵义以南先后打垮了由贵阳北上增援遵义的中央军——吴奇伟率领的五十九师(师长韩汉英)和九十三师〔师长唐云山)，并乘胜猛追，在烂板凳、刀靶水等地打了几个漂亮的追歼战。 在烂板凳附近，我们召集会议，命令部队追歼敌人。我说：“现在我们部队没有吃饭，敌人也没有吃饭，我们疲劳，难道敌人不是比我们更疲劳吗?我们一定要乘胜追击，把敌人赶到乌江去喝水。” 敌人这两个师，在江西就和我们作过战，知道红军的厉害。比如敌人的五十九师，就是第四次反“围剿”被我们在黄陂几乎全歼过的，不知道敌人怎样东拼西凑，又把这个师的番号恢复了。他们一听说红军来了，闻风丧胆，和我们一接火，逃得比兔子还快。 …… 我们追敌人一直追到鸭溪以南乌江大渡口。由于敌人砍断了浮桥，才幸免于全军覆灭。 这次战役，红军歼敌九十三师大部、五十九师一部还有王家烈的一些部队，俘敌近三千人，内有团长一名，还打伤敌旅长、团长三名。这是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 三月初，周浑元纵队在仁怀(即茅台)鲁班场一线，有向我遵义进攻的企图。我军决定趁薛岳纵队刚吃败仗尚在乌江以南的机会，向西北打击周浑元纵队。三月四日军委决定组成前敌司令部，由朱德任司令，毛泽东任政委，指挥作战行动。这次本来想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但周敌却在鲁班场附近筑堡固守不动，我们一军团到鲁班场打了一下。没有攻克。这时薛岳纵队重整旗鼓，又北渡乌江向我后面袭来。于是我军三月十日放弃遵义，军委机关与野战军会合以后，于十六日攻占茅台。在茅台休息的时候，为了欣赏一下举世闻名的茅台酒，我和罗瑞卿两个叫警卫员去买些来尝尝，酒刚买回来，敌机就来轰炸，于是我们就又赶紧转移。随后为摆脱追敌，我军即在茅台附近向西三渡赤水，再次向古蔺方向开进，周薛两敌在后紧追。在此紧迫之时，不意毛泽东同志指挥我们突然掉头向东，三月二十一日于二郎滩、太平渡一线四渡赤水。当我军西进古蔺时，敌人以为红军还是要北上，赶紧改变部署，没有想到红军四渡赤水，掉头南下，把北线敌人甩得远远的。我军在遵义到茅台之间直插乌江边。 一九三五年二月底，一军团一师三团，带着军团的工兵连，作为先遣队，掩护我军南渡乌江。三月三十一日，三团抵达刀靶水南的乌江边。当晚，先头营在暴风雨中乘竹筏渡过了江，从小道绕到了敌人江防营——薛岳部九十一师的一个营的侧后，击溃了这个营。工兵连架起了浮桥，红军渡过了乌江。 敌人万万没有想到，我军竟长驱直入，前锋直逼贵阳城下，吓得贵阳守军将四门紧闭，而我军却从贵阳城郊先东向贵定，以后又折回来于四月九日在贵阳到龙里之间一个很小的口子由东北向西南通过了贵阳。当时蒋介石就在贵阳，他历来是冒冒失失的，这次因为我军行动神速。他摸不清我们意图，还以为我们要打贵阳，所以未敢轻举妄动。} 读了上述聂荣臻元帅回忆录，我们可以肯定，现在中学生必修的历史教科书内容：“遵义会议以后，红军经过整编，提高了战斗力”纯属虚构。“毛泽东指挥红军，声东击西，四渡赤水”基本上属于虚构。红军第一次渡赤水河、第二次渡赤水河，都属于无奈之举，而且并不是毛泽东指挥；第三次渡赤水河肯定也属于无奈之举，是否毛泽东指挥存有疑问；毛泽东指挥的第四次渡赤水河确有可取之处，在此不能埋没毛泽东的才能闪光的地方。其实从灵活机动的军事角度而言，最精彩的不是第四次渡过赤水河，而是向南渡过乌江，貌似攻击围剿军统帅部所在地贵阳而实际上偷偷绕过贵阳而逃脱包围圈。如果从必须严格完成既定任务的角度去衡量，放弃了从泸州到宜宾之间北上过长江的目标是明显严重的错误。 毛主席四渡赤水神话的建立，始作俑者是欺天罔人的说谎大师毛主席，当然也少不了其他人拍马屁的神功相助。遵义会议后仍然担任中央红军最高军事指挥的周恩来贡献最大。且看周恩来1972年在中共中央召集的一次会议上的讲话节录： [遵义会议开了以后，要继续前进。这个时候争论又起来了，打仗如何打法也引起了争论。……在那种关头，只有坚定不移地跟毛主席走。这时问题就出来了，一个比较小的问题，但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就是从遵义一出发，遇到敌人一个师守在打鼓新场那个地方，大家开会都说要打，硬要去攻那个堡垒。只毛主席一个人说不能打，打又是啃硬的，损失了更不应该，我们应该在运动战中去消灭敌人嘛。……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从那个时候一直到渡金沙江，从一月、二月出发，到了五月，这是相当艰难困苦的一个时期。走“之”字路，四渡赤水河。] 有心研究军事、研究历史的读者可以参看地图，贵州省金沙县城（打鼓新场）在遵义正西偏南方约70公里，遵义正南偏西方约120公里是贵阳，贵阳到金沙约100公里。实际上已经在遵义及其北方娄山关、桐梓一线，并且刚刚在遵义会议上决定往遵义西北方泸州、宜宾之间进发以求渡过长江突出围剿军包围圈到四川建立革命根据地的红军，怎么会想硬啃遵义西方偏南与贵阳距离并不远的打鼓新场的围剿军呢？这如果不是神经病，是什么？是无中生有。 6.3.1  荒唐的颂歌《四渡赤水出奇兵》 前面我对毛泽东声称四渡赤水是自己军事生涯的“得意之笔”进行了打假。在“我99大型伴奏下载翻唱网站”，鄙人找到了荒唐的《四渡赤水出奇兵》歌词，展示给读者一览： （男领） 　  战士双脚走天下， 　  四渡赤水出奇兵。 　  ……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哪啊嘿 …… （男领）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男女合） 　  毛主席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用兵真如神，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哪啊嘿。 （男领） 　  毛主席用兵真如 （男女合） 　  神哪啊嘿……嘿！ 6.4  盲目指挥 1951年1月25日，联合国军反击中国侵略者的作战开始。1月27日，深知中国军队缺衣、缺粮、缺弹药、缺装备、疲惫不堪、境况不佳并且已经感受到战场压力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与志愿军后方“司令”——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和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金日成，以及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等人协商后，向毛主席建议拥护限期停战。1月28日，毛主席的回电令彭德怀失望：“……我军必须立即准备发起第四次战役，以歼灭两万至三万敌军，占领大田、安东之线以北为目标……发表拥护有限期停战的新闻是不适宜的，敌军正希望我军撤退一段地区封锁汉江，然后停战。……” 大田、安东，已经是靠近北纬三十六度线的地方了。 毛主席1951年1月28日的电报，就是盲目指挥的典型，结果不但丢失了侵略韩国得到的所有战果，而且被联合国军追击到了朝鲜境内，朝鲜的地盘缩小了。 6.5  丢了土地又折兵 在本书6.1《自我吹嘘》中，介绍了毛主席敢于到国外大庭广众中凭空捏造地吹牛：“在一九五三年，我们在三八线上突破了二十一公里的防线，美国人吓倒了，马上签字。”其实揭穿其吹牛真相的方法非常简单——看地图。 有心了解历史真相的读者可以看地图，一目了然即可看见1953年7月13日中国军队发动的最后一战——金城战役，整个发生在三八线以北地区，只是把联合国军往北突出的防线打平而已，战役结束，最南端离三八线还有三十多公里。毛泽东所说“我们在三八线上突破了二十一公里的防线”，毫无疑问是谎言。历史事实是这样的，中国军队利用停战协定基本谈成所产生的和平气氛，突然发动袭击，为朝鲜夺回了178平方公里的地盘。此役中国军队伤亡三万三千人，毙、伤、俘对方七万八千余人。连看地图即可一目了然看穿的谎言都敢于面对地球村各国听众当众乱撒，还有什么“丰功伟绩”毛泽东不敢随便往自己脸上贴金呢？ 如果将1953年7月27日22时生效的《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及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一方与联合国军总司令另一方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规定的中国军队与朝鲜军队控制地区，与1950年12月31日中国军队发动侵略韩国战争之前中国军队与朝鲜军队控制的地区相比，我粗略计算了一下，少了5400平方公里以上。这就是毛主席指挥中国军队发动侵略韩国战争，而且侵占了韩国首都汉城等大片地方仍然不接受联合国停火谈判决议，盲目指挥给朝鲜带来的地盘上的直观损失，而两年多时间战火对韩国、朝鲜土地上动植物生命包括人类生命的摧残，这些不直观的损失，就实在是难以估量了。 丢了朋友朝鲜五千多平方公里的土地，损失了几十万中国军人、朝鲜军民的生命，被联合国大会决议为侵略者，拖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的经济建设，其实仅仅说“丢了土地又折兵”是远远不够的，只是因为“丢了土地又折兵”与“赔了夫人又折兵”相似，拿它作标题用一下而已。 第七篇 假象——外交巨人 真相——外交侏儒 7.1 中华大地改变国家名称 损失很多外交资源 7.2 毛主席在莫斯科耍赖 7.2.1 毛主席放弃 中国在外蒙古地区的主权 7.3  毛主席估摸不到美国人的 侠义心肠 7.4  毛主席与联合国为敌  7.4.1 毛主席屡次拒绝执行 联合国停火谈判决议 7.4.2 共产党中国被联合国大会 决议为侵略者 7.5  毛主席送中国的领土给金日成 7.6  毛主席送中国人的活命钱粮 给阿尔巴尼亚 7.7  中华人民共和国空前孤立 7.7.1  输出革命火星四溅 7.8  毛主席的金钱外交 7.8.1 毛主席对外撒钱不得了 7.8.2  毛主席专机接客 因水门丑闻下了台的尼克松 先请看燕山大学网络上一篇有关党课讲座新闻报道的部分内容： [2007年11月22日下午4：50，在机械馆J3教室，机械工程学院第四期党校邀请燕山大学原党委书记聂绍珉老师，做了一场题为《当代大学生党员的素质》的主题讲座。同学们学习热情很高，都非常珍惜这次来之不易的向老书记学习的机会，不仅认真听讲，还细心作了笔记。 …… 聂书记从自身说起，他已经六十六岁了，亲身经历了战乱，对当时的情景记忆深刻，也亲身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那种苦难铭刻在心，在这种种灾难中，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走出阴霾，走出泥淖，带领全国上下走向光明。记得上海的跑马场外竖着一块牌子，“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它是当时中国地位的真实写照。但是，1949年10月1号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的一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宣告了我们的耻辱已经随着历史的车轮永远成为过去了。建国以后的第一件事，是废除了一千个不平等条约。] 我不知道燕山大学原党委书记聂绍珉几十年来完全被人所骗，还是他完全有心蒙骗燕山大学的大学生。他所说“三年自然灾害”，其实是一个纯粹的谎言（参见本书3.2.9《“三年自然灾害”的说法是谎言》），而“1949年10月1号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的一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其实也是无中生有，因为当天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读了《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并没有说这一句话。 聂绍珉说：“建国以后的第一件事，是废除了一千个不平等条约。”也是纯粹的谎言。这句谎言，让不明真象的大学生听众和读者，肯定以为看见了一个外交巨人。 从互联网上的《不平等条约_百度百科》网页，可知美国、法国、日本、德国、意大利、奥匈帝国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到1946年的时候已经摆平，只是英国留下香港岛和新界的尾巴，还有沙皇俄国的接班人苏联继续占领由不平等条约而得到的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 [1917年，德国和奥匈帝国因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成为中国的敌对国，而被废除不平等条约。1917年苏联自愿放弃其在中国的特权(事后未完全兑现，亦无退还条约中获得的领土)。1943年，美国和英国自愿放弃其在中国的特权。意大利和日本因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中国的敌对国失去他们的特殊地位。1946年，法国放弃其在中国的特权。中国收回了租界，收回了关税主权，废除了领事裁判权与最惠国待遇。] 我数了一下《不平等条约_百度百科》网页所列不平等条约的数量，仅仅是34个，而不是一千个。聂绍珉胡吹塑造虚假的毛主席伟大形象，实在可笑。 鄙人在此告诉读者，毛主席主政中国大陆以后，不但没有收回在苏联手中的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而且在斯大林的压力下还承认了外蒙古的独立，还与苏联签订了新的不平等条约。毛主席不但不是外交巨人，其实连普通外交家的外交能力都比不上，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外交侏儒。在外交侏儒毛主席的一系列目中无人的胡作非为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得罪了联合国，得罪了地球村中众多国家，1951年被联合国大会实事求是地戴上了侵略者“桂冠”，成为全人类真正爱好和平人民的公敌，亿万大陆地区中国人，只好以吃不着葡萄嫌葡萄酸的心态远望联合国“被美帝国主义操纵”。后来外交侏儒毛主席又与“同志加兄弟”的苏联老大哥反目成仇。文革初期热衷于搞世界革命，夜郎自大说什么“世界已进入毛泽东思想的新时代”，结果触怒地球村各地村民，中华人民共和国跌入空前绝后的孤立境地。 外交侏儒毛主席梦想当外交巨人，拿贫穷至极的中国人的民脂民膏收买一些小国家，此举直接损伤中国人的利益，祸国殃民尤为恶劣。 7.1  中华大地改变国家名称损失很多外交资源 一个公司，如果赶走老领导的新班子将公司的名称由A公司改成了B公司，去联系老客户的时候，人家如果不买B公司代表的帐，就难受了，尤其是老领导还在用A公司的名义做生意的时候。国家对外交往与公司对外交往颇多相似。 因为毛泽东是1949年10月1日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所以人们称他为开国元首，其实这是以损失大量外交资源为代价得到的“丰功伟绩”。改变国号的行为，导致丧失了不费吹灰之力名正言顺地继承中华民国一切外交地位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的机会，为二十多年时间里只能在联合国外面当听众打下了基础。 据李敖在凤凰卫视节目《李敖有话说》中所讲，1965年毛主席在接受法国《人道报》记者马嘉丽采访时表示，后悔不沿用“中华民国”国号，否则可以减少很多麻烦，比如进入联合国安理会。这也就是对外国人偶尔说说而已，对中国人，毛主席是绝对不说这种话的。 7.2 毛主席在莫斯科耍赖 1949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才两个多月，国内事情千头万绪不管了，毛泽东就到莫斯科给斯大林祝寿去了，外交能力低劣的他，采取了类似无赖孩子耍赖一样的非常规手段，才在1950年2月如愿以偿与苏联签订了条约。其实毛主席心里也不好受。 1956年2月13日，苏联出现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斯大林的神话气球漏气了。3月2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主席也发起了牢骚： [我在莫斯科整整待了两个月。这两个月很不好受。当然我们是去祝寿的。……但我此行的目的不单是祝寿，主要是要订立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我到莫斯科第一次见到斯大林就向他提出这个问题。当时苏联采取拖延的办法，一直不提这个问题。在开完斯大林的祝寿会以后，我在苏联没事干，我就发牢骚，骂娘，估计他们会听到的。我对苏联党的联络员说，我在这里没事。但是我做了很重要的事情，第一吃饭，第二拉屎，第三睡觉。每天做这三件事。他们让我参观，我不去，不答应签订同盟条约我哪里也不去。这样僵持到了1950年元旦那一天，斯大林才同意订同盟条约。……但是，在谈判中他们明显表现出对我们的不信任，至少不完全信任。中长铁路要中苏共同管理，旅顺口要做苏联的海军基地，在靠近苏联的新疆搞了什么合股公司，总之，新疆和东北三省他是不想放手的。] 1957年11月，毛主席率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苏联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在此期间，毛主席与波兰共产党第一书记哥穆尔卡谈话时，又说到当年访苏受委屈的事： [我第一次到莫斯科来，斯大林是不高兴的。本来我们到莫斯科来，并不完全是为了祝寿，还希望中苏两国订个条约。但是祝寿完了以后，斯大林就把这个事搁起来，不想跟我们订条约。有一次我生气了，就直接给斯大林挂电话，在电话里我说，我到这里来不完全是给你祝寿的，也希望我们订一个条约。现在我没有事情做，你看怎么办？这时斯大林火了，他把电话挂了。后来我又一次去电话，那边说斯大林不在家，你有事情可以找米高扬。这个时候我也火了，我就抓住苏共联络部派来跟我联络的同志大发脾气，狠狠骂了他一顿。他问我去不去参观，我说没有兴趣。……既然现在没有工作可做，那么我的任务就是三个：第一个任务是吃饭，第二个任务是拉屎，第三个任务是睡觉。我拍着桌子狠狠批评了他们一顿，目的就是要他告诉斯大林。后来斯大林也大发脾气，把我们代表团和他们政治局委员召集在一起开了一次会，狠狠批评了我们一顿。……后来他们想一想，还是签个条约好，因为不签条约我就不走。他们知道我是下了这个决心的。……我们也做了让步……斯大林还特别关照，不许外国人到东北和新疆。这些我们当时都忍了下来，当时也没办法改变。所以从1949年至1953年都按苏方要求做了……1950年初在莫斯科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后，我们举行了一个招待会，答谢苏联的招待。……斯大林也起来祝酒，说的都是好话，说中国如何如何好。因为我们是按照他的意思签订了一个同盟条约。他也按照我们的意思签订了一个同盟条约。跟斯大林这样的人要斗，你不斗他就要把你整下去。] 7.2.1  毛主席放弃中国在外蒙古地区的主权 值得玩味的是毛泽东所说：“我们是按照他的意思签订了一个同盟条约。他也按照我们的意思签订了一个同盟条约。” 跟斯大林这样的人打交道，要想占便宜，那无异于与虎谋皮。毛主席也未必有在具体条款上占便宜的想法。但问题是，既然斯大林极不愿意签订这项条约，只是在毛主席软磨硬缠、死皮赖脸耍赖之下万般无奈地坐到谈判桌前，那毛主席要在具体条款上谋求平等也决不可能，或者说，斯大林就势必要在具体条款上占尽便宜，因为他随时可以拂袖而去。签订条约这件事本身，斯大林表面上是极不愿意的，但终于坐到了谈判桌前，这就是毛主席说的：“他也按照我们的意思签订了一个同盟条约”；而在条约的具体条款上由斯大林说了算，这就是毛主席说的：“我们是按照他的意思签订了一个同盟条约”。 起初斯大林既不愿意签订条约，不能排除这是老奸巨滑稳坐钓鱼台的斯大林谈判战略战术实施的另类准备阶段，因为斯大林的外交思维非常发达，其发达程度是毛主席望尘莫及的。为什么我说斯大林外交思维很发达，读者只要知道斯大林在联合国给苏联争取到苏联、乌克兰、白俄罗斯三个席位就不难理解了。乌克兰、白俄罗斯在苏联（全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版图范围之内，其身份地位，只相当于中国的一个省，但是斯大林给它们弄上了联合国席位，这样，苏联在联合国大会上实际是就有了三个席位，投票的时候就有三张表决权票。斯大林与毛泽东在外交领域能力的高下差别，实际就是云泥之别，在是否维护自己所代表的国家、人民的利益方面，毫无疑问也是云泥之别。毛主席出卖国家利益、国民利益给苏联，出卖国家利益、人民利益给阿尔巴尼亚等小国家，出卖国家利益、人民利益给侵略过中国的富裕国家日本。 正因为“我们是按照他的意思签订了一个同盟条约”，所以斯大林一开始虽然极不愿意签订这条约，但最终还是很满意的。当时毛泽东在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上做出了多方面的重大“让步”，包括承认外蒙古的独立地位，才与苏方缔结了这项条约。但这又决不可以与近代以来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相提并论。此前的那些不平等条约，都是列强强加于中国的，而此番不平等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以及秘密的《补充协定》，则是毛主席死皮赖脸耍赖追求来的。被人暴力强奸和死皮赖脸耍赖与人通奸，在失去处女膜方面是一样的，但是在道德意义上是截然不同的。 毛主席说：“跟斯大林这样的人要斗，你不斗他就要把你整下去。”这决不可理解为毛主席在号召当时的中国人与苏联斗。这“斗”，仅限于毛泽东用死皮赖脸的方法把条约签下来。主子斯大林吩咐的：“不许外国人到东北和新疆”，奴才毛主席自然会坚决遵照执行，这里决没有任何斗的痕迹。1953年3月5日，斯大林死了。毛泽东写了文章《最伟大的友谊》，发表在《人民日报》3月9日第一版，表示纪念。毛泽东写的文章中的内容：“我们失去了伟大的导师和最真挚的朋友——斯大林同志。这是多么的不幸呵！这个不幸所给予我们的悲痛，是不能够用言语来形容的。”与毛主席后来亲口所说：“跟斯大林这样的人要斗，你不斗他就要把你整下去”相比，其性质差别如同硫酸与烧碱相比，形象一点来比，颇有点高高的喜马拉雅山与深深的马利阿纳海沟相比的感觉。 1956年3月苏共《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传到中共中央，在第一次为此召开会议讨论怎么办的3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主席最为激动： [提起斯大林，我们就有三肚子气——同志们都晓得，还是在中央苏区时期，王明在莫斯科遥控我们党……那时候的斯大林，就是王明、博古这些自称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党人”的太上皇…… 在抗日战争开始时期，又是斯大林支持王明的“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 当着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去了莫斯科，那是一次很令人生气的见面——开始时，他竟不同意签订友好同盟互助条约，逼迫我们放弃对外蒙的主权要求，还要长期租用东北的中长铁路和旅顺港 ……] 156万平方公里的外蒙古地区中国主权，毛主席在压力下被迫放弃了。 受斯大林压力而卖国，毛主席心里肯定非常痛苦，1956年在北京发牢骚、1957年在莫斯科发牢骚以后，1958年在北京与外交部长陈毅又提起这件伤心事：“我两次去莫斯科，头一次去，就不是以平等待我，那是什么兄弟党，是父子党……” 7.3  毛主席估摸不到美国人的侠义心肠 在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之初，其外交环境实际上是宽松不错的，北边有坚定的大朋友苏联，而东西南三面没有什么大的敌人。曾经侵略中国的日本，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生活在战胜国美国军队的掌控之中；退居中国大陆之外的小岛台湾以及周围一些更小的岛屿的中华民国政府，被老朋友美国抛弃了。 1949年12月23日，美国国务院发出28号密令：《关于台湾的政策宣传指示》。文件确定了美国官方关于台湾问题的统一对外宣传口径，同时文件确定了任何支持台湾的做法都是对美国利益不利的，都会使美国卷入一场危险的战争，都会使美国成为中国人民的对立面。 1950年1月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代表美国政府发表了《关于台湾的声明》，再次确认《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中关于台湾归还中国的条款，宣布美国无条件地认为台湾是中国的领土，美国对台湾没有野心。杜鲁门说：“美国亦不拟使用武装部队干预其现在的局势，美国政府不拟遵循足以把美国卷入中国内战中的途径，美国政府也不拟对台湾的中国军队供给军事援助和提供意见。”基于这个声明，美国宣布从台湾撤走侨民。美国在台湾只留有一个领事级的代表处，最高武官仅仅是一名中校。在中国大陆军队准备渡过台湾海峡攻占台湾的形势下，退居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以及国民革命军只能自求多福了。 从上述美国国务院的密令和美国总统的声明，可以判定：在1950年6月25日朝鲜发动侵略韩国战争之前，美国并不以中国大陆地区为敌。 1950年5月金日成为发动侵略韩国战争访问北京，征求毛主席的意见。毛主席同金日成他谈话时强调指出，他确信美国不会“为像韩国这样的区区之地”而卷入战争。毛主席还提到，中国政府将在沈阳地区部署一支部队，以便在韩国拉日本军人参与军事行动时，向朝鲜提供必要的援助。 站到椅子上还是看不见外交台面的外交侏儒毛主席，夜郎自大的政治侏儒毛主席，根本估摸不到朝鲜侵略韩国的行动不但触痛了美国保卫受到侵略的小朋友韩国的神经，而且触痛了美国保卫处在危险边缘的落魄老朋友中华民国的神经。 1950年6月26日，朝鲜侵略韩国的第二天，美国决定派兵进入韩国帮助韩国抗击侵略者朝鲜，27日，美国决定派出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沿海活动，保护中华民国政府。 由于毛主席不但派中国军队中的朝鲜族人帮助发动侵略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侵略大韩民国，命令中国军队抗击执行公务惩罚侵略者朝鲜的联合国军，命令中国军队侵略韩国，而且拒绝1950年12月14日联合国停火谈判决议，拒绝1951年1月13日联合国停火谈判决议，被1951年2月1日联合国大会决议为侵略者仍然毫不悔改，促使美国政府加强对老朋友——退居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的援助。 1951年2月，杜鲁门总统专门拨款5亿美元，作为对中华民国陆军的无偿援助。1952年又对台湾地区提供了大约3亿美元的援助。特别是1952年3月22日由参谋长联席会议起草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28号文件，标志着美国对台湾政策的根本性改变。文件强调了台湾在远东地位的“极端重要性”。这种政策随着朝鲜半岛战争的拖延而愈加走向极端，直到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签订，使得毛主席发出的“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号召化为泡影。 后来毛主席针对杜鲁门1950年1月5日声明，谴责美国“说话不算数” 。他不说说自己眼光短浅支持金日成发动侵略韩国战争，也不说说自己玩战火上瘾居然发动侵略韩国的战争，而且一而再地断然拒绝执行联合国关于实现停火、恢复和平的决议。 7.4 毛主席与联合国为敌 1950年10月毛主席决定派中国军队出兵朝鲜，抗击执行公务的联合国军，迈出了与维持地球村和平为宗旨的联合国为敌的重要一步。毛主席命令中国军队1950年12月31日侵略韩国，迈出了与维持地球村和平为宗旨的联合国为敌的第二大步。毛主席出乎常人意料之外出兵，从而打击执行公务惩罚侵略者朝鲜的联合国军一时成功，让毛主席的外交侏儒原形暴露无遗。 7.4.1  毛主席屡次拒绝执行联合国停火谈判决议 1950年12月14日，第五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亚洲13国提案。决议成立停战三人小组，先行实现停火，然后才能考虑其他问题。在12月14日下午会议上，大会主席安迪让宣布：印度代表劳氏与加拿大代表皮尔逊已接受在三人小组中工作的任命。三人小组的另外一人，就是联合国大会本届主席安迪让。 12月22日，外交部长周恩来针对联合国大会14日通过的决议发表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及其代表不准备与上述这个非法的“三人委员会”进行任何接触……} 1950年12月31日，中国军队按照毛主席的旨意发起了侵略韩国的进攻行动，自称第三次战役。汉城平民又一次大逃亡。 1951年1月4日，中国军队侵占韩国首都汉城。如果说1950年10月19日中国军队出兵帮助因为发动侵略战争而受到执行维持和平行动的联合国军惩罚的朝鲜兄弟，有点情与法难于两全的难处，不得已而为之，地球村很多人可以表示理解。侵略韩国，侵占韩国首都，性质就完全变了，与朝鲜人民军侵略韩国没有差别了——都是侵略者。 1月13日，即在中国军队取得侵略性质的第三次战役的胜利以后，联合国政治委员会讨论并通过了“朝鲜三人委员会”在1950年12月十三国提案基础上提出的关于解决朝鲜问题基本原则的“补充报告”。该报告建议：立即实现停火；举行一次政治会议以恢复和平；外国部队分阶段撤出，并安排朝鲜人民进行选举；为统一和管理朝鲜做出安排；停火之后召开一次由英、美、苏和共产党中国参加的会议，以解决远东问题，其中包括台湾的地位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如果按此办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收获实在大极了——不但没有受到作为侵略者应该受到的谴责，还能帮朝鲜兄弟得到实惠，更重要的是，由于好大喜功改变国名带来的外交领域断裂性的损失，可以重新接上了。 这个事先几个小时才通知美国政府的新议案，使白宫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因为面对中国军队侵略韩国的行动，联合国军采取了战略退却，放弃了汉城等很多地方，当时韩国首都汉城还在中国军队的掌控之中。正如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指出的，同意这个议案，将“失去朝鲜人（钟波注：朝鲜半岛的人几乎全是朝鲜族人，统称为朝鲜人，此处应特指韩国的朝鲜人）的信任，并引起国会和舆论界的愤怒”；不同意则会“失去我们在联合国中的多数支持”。但美国国务院最后决定支持这一议案，是“热切地希望并相信，中国人会拒绝这个决议”。正像艾奇逊期望的那样，毛统区的答复否定了这个联合国决议案。 外交侏儒、政治侏儒却又夜郎自大的毛主席不会接受停火谈判的联合国决议，因为他实在太矮小，一点也看不见接受联合国决议将带来的巨大收获，也看不见侵略者拒绝联合国停火谈判决议激怒其他地球村村民将带来的生存环境灾难。 1月17日，毛主席的工具周恩来宣布毛统区拒绝停火的决定：“……先停战后谈判的原则，只便利于美国维持侵略和扩张侵略，决不能导致真正的和平，因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不能予以同意。……” 实际上，更需要“喘息”的应该是在冰天雪地里缺衣少食、缺弹药、缺休整已经成为强弩之末的中国军队。 这是毛主席审时度势能力低劣的一个案例，也是毛主席把中国人生命当成炮灰的一个案例，还是毛式外交又一个典型的失败案例。 在毛统区于1951年1月17日拒绝联合国的和平谈判决议之前，主持正义的联合国军由12国（加拿大、美国、新西兰、澳大利亚、南非、英国、法国、荷兰、希腊、土耳其、泰国、菲律宾）军队组成。1月17日毛统区拒绝联合国和平谈判决议激起地球村村民众怒之后，又有四国派军队参加联合国军，它们是：比利时（1月31日入韩）、卢森堡（1月31日入韩）、哥伦比亚（海军4月30日入韩，步兵6月15日入韩）、埃塞俄比亚（5月5日入韩）。瑞典派出了医疗船、印度派出了医院到韩国，为联合国军服务。 7.4.2  共产党中国被联合国大会决议为侵略者 1951年2月1日，联合国大会以四十四票赞成、七票反对、九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谴责共产党中国为在韩国的侵略者”提案，中国军人实至名归戴上了丑陋的侵略者黑帽。在联合国军的反击下，中国军队不得不在3月14日放弃侵占了70天的韩国首都汉城，退回三个半月前发动侵略战争的出发地朝鲜。4月下旬，得到了国内大力补充实力大增的中国军队再次入侵韩国，又侵占了韩国大片地方，一千多万韩国人一而再地饱尝中国侵略者施加的战火蹂躏。 1951年5月18日，为了间接帮助联合国军执行公务，打击肆意与联合国军作战的中国人，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对中国大陆地区实行禁运的美国提案，47票赞成这个提案，8国（阿富汗、缅甸、印度、印尼、巴基斯坦、叙利亚、瑞典、埃及）弃权，苏联、乌克兰、白俄罗斯、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没有参加表决。没有任何一张反对票。 由于外交侏儒毛主席实在太矮，站在凳子上还是看不见联合国外交舞台，导致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不断产生重大失误，自绝于地球村人类社会。 关于禁运，1951年11月12日，美国国务院公报称：“已经有43个国家接受和积极贯彻了联大决议，它们原来都是向中国出口战略物资的主要国家。” 侵略者——中国大陆地区受到了人类社会的普遍抵制。 7.5 毛主席送中国的领土给金日成 我在网上发现很多网页都有下面的内容： [座落于中朝边界的长白山天池和白头峰，历来是我国的神圣领土。天池位于长白山之巅，乃火山爆发铸成的九峰围合而成，最高一座为白头峰，历史上中朝国界线在分水岭东下二十公里处，自南而北划定。即使在日本统治朝鲜时期，天池也在中国版图；且朝鲜建国时对此也是承认的。 在中朝蜜月中，朝方派员来华，提出分天池一角的要求，说什么天池是伟大的金将军革命事业的发源地，希望我国能理解朝鲜劳动人民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等等。我们这边大手一挥，就切了天池一半(一说有53％)过去，分水岭东侧的三座山峰也跟着一道送了出去。朝方接收后的第二天，白头峰便更了名，改成了“将军峰”。 “我们这边”能够大手一挥就把天池切一半并且加上几个高峰一起送给金日成的人，只有毛主席。 领土问题，疆域地图是最权威的资料。我到国家图书馆调阅了地图出版社1958年1月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集》（甲种本），在27—28页，在东经128度线东边，北纬42度线上下，可以看到“天池”完全在中国境内吉林省范围内，天池东边标高2744的白头山也在中国境内。 我自己有中国地图出版社2004年6月版《朝鲜韩国地图册》，在第9页，在东经128度、北纬42度的周围，可见一蓝色块，标注为“长白山天池”，中间自西南至东北一条线，应该就是中朝边界线了，天池东南有一山峰标记，标注将军峰，标高2749，在朝鲜境内。 通过对比疆域地图，可以确信毛主席送中国领土给金日成这件事是真的。 到旅游胜地长白山天池旅游的中国同胞们，你们不能尽兴游览整个天池和攀登长白山最高峰白头山（峰）的原因，是因为中国出了个卖国贼毛泽东。 7.6  毛主席送中国人的活命钱粮给阿尔巴尼亚 1961年春，苏联中断了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撤退了全部在阿的专家，断绝了对阿第三个五年计划（1961～1965）期间的全部贷款。因为一意孤行强力推广笑话百出、祸国殃民的“大跃进”和反人类的“人民公社”人祸而日益孤立于地球村政治舞台的毛主席，以结成“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统一战线”的名义，让毛统区政府除了向阿尔巴尼亚提供了几十万吨粮食以外，还提供了2.5亿外汇人民币的援款，承担了19个成套项目，帮助阿尔巴尼亚实现了濒于夭折的第三个五年计划。 在毛统区大量向阿尔巴尼亚提供粮食钱财援助的1961年，毛统区饿死一千多万人，净减少人口五百万以上。参见本书3.2.4《公开的全国人口赤字》和3.2.6《人口数据打假》。 7.7  中华人民共和国空前孤立 文革初期极左毛泽东思想的泛滥，极左外交方针的推行，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环境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空前孤立。 在1966年至1967年一年多时间里，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已建交和半建交的40多个国家中的近30个国家先后发生外交纠纷，国家关系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在亚洲国家中，同印度、印尼、缅甸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东欧国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更加疑虑和敌视。与非洲关系出现倒退，除驻埃及大使黄华外，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非洲国家的许多使馆由造反派掌权，干涉驻在国内部事务，引起这些国家的严重不满，其中不少国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了戒备措施，有的关闭其驻中华人民共和国使馆，有的中断了外交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拉丁美洲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和其他交往也受到影响。对欧洲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只与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关系比较密切，同其他建交的欧洲国家，基本没有互访活动。特别是同英国的关系，降到最低点。在此期间，正式派出政府代表团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大大减少，因各种问题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生争执的国家却大大增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形象及对外关系受到严重损害。 自作孽孤立自己的革命事业还在继续发展。 1969年3月22日，毛主席在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陈毅、李富春等人谈话时痛苦无奈地说：“我们现在孤立了，没有人理我们了。” 7.7.1  输出革命火星四溅 文革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行一条唯我独革，四面出击，打倒一切的外交路线。“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之说风行一时，外交工作进一步走向反对帝修反的所谓“革命外交”道路。 “中国是世界革命中心”的信念致使一些外事人员采取种种所谓革命行动，与“帝修反”进行面对面的抗争。1967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留学欧洲学生69人回国途经莫斯科，在列宁、斯大林墓前集体朗诵毛主席语录而被苏方军警围攻殴打。国内群众开始在苏联驻华使馆周围游行，红卫兵在北京机场围攻了苏联的准备撤回国的外交人员家属。1月至2月，在北京发生了多起红卫兵围攻捷克、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等国驻华外交官的事件；一些红卫兵还非法越过国境，到越南、缅甸等国去参加反抗美帝国主义和反对派的“实际斗争”。 1967年3月20日，林彪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中国对世界革命起决定因素。“中国一片红，就等于亚洲一片红”。根据毛主席指示，林彪这个讲话的录音向全军人员和全国红卫兵播放。中共中央并印发了这篇讲话。林副主席点火，毛主席煽风，毛主席夜郎自大的梦想“中国对世界革命起决定作用”被灌输到亿万毛奴的思想中。 1967年11月6日，经毛主席审阅发表的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一文，宣称“世界已进入毛泽东思想的新时代”。由此，外事工作一度突破了内外有别的原则，把宣传毛泽东思想作为外事活动的一项主要任务。《毛主席语录》在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广泛发行，毛主席像章也被作为革命的标志输出国外，在一些国家发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外人员强迫华侨学生或外国人佩戴毛主席像章、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口号和个人崇拜的做法，接受“文化大革命”的宣传等事件，引起驻在国的忧虑和反感。 7.8  毛主席的金钱外交 1948年3月29日，北平各学校学生两万多人集合在北大民主广场开会，纪念中国同盟会组织的广州黄花岗起义，九三学社负责人许德珩发表演讲： [黄花岗革命有什么值得我们今天来纪念呢？谁都知道清政府是腐败的、贪污的、卖国求荣的政府。这个政府对内压迫人民，对外卖身投靠，把整个国家弄得不成样子。这个政府的代表人物，我们可以举出西太后来。西太后统治中国，有八个字的名言，就是“宁赠友邦，莫与家奴”。她把中国人民都看作是她的奴隶，她要怎样，她也就怎样。她贪污，自私，顽固，反动…… ] 毛主席比之西太后，在贪污、自私方面不遑多让，在“宁赠友邦，莫与家奴”卖国方面也不遑多让。前面7.2.1《毛主席放弃中国在外蒙古地区的主权》讲述毛泽东出卖了外蒙古地区，下面讲一讲毛主席在金钱方面卖国求荣的事情。 7.8.1 毛主席对外撒钱不得了 毛主席是外交侏儒，但是他还梦想当世界领袖，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用中国人的民脂民膏对外国人进行收买，不但把朝鲜、越南等穷国养起来，还对比中国富得多的欧洲国家也大给特给。 罗马尼亚举办青年节，毛主席一口气就捐赠了三千吨植物油。1956年，毛主席赠送了三千万卢布的食品给匈牙利，外带三百五十万英镑的“贷款”。毛主席反复说，这笔“贷款”，是不需要偿还的。 1956年9月，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一书记霍查率阿党代表团参加中共八大，毛主席会见了阿党代表团。霍查对中国给予阿尔巴尼亚的帮助表示甚为感谢。毛主席说：帮助是不需要感谢的，左手交一个东西给右手，右手并不向左手表示感谢。 耿飙1969年出任阿尔巴尼亚大使后发现，受毛主席巨额援助的阿尔巴尼亚人的生活，比毛泽东统治区中国人强多了。从1954年开始，毛主席给了阿国经济、军事援助将近90亿元人民币。阿尔巴尼亚总人口才200万，到1969年止，平均每人受到假公济私的毛主席援助达4000多元。1970年8月，亚尔巴尼亚代表团到中国来商谈1971—1975年中国提供经济援助问题，先后提出的经济要求共32亿人民币，最后毛统区决定提供长期无息贷款19.5亿元人民币，其中现汇7000万元（折合1400万美元）。所谓无息贷款，实际上只是字面上哄中国人而已，比毛主席直白的左手交右手好听一点。 由进入了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的眼光来看，阿尔巴尼亚人得到的100多亿元肯定算不上多大，不会有人目瞪口呆。但是如果拿1969年或者1976年毛统区中国人的眼光来看，无论是阿尔巴尼亚到1969年止从毛统区陆续得到的90亿元，还是加上后续援助超过100亿元，都是比天还大的财富，肯定要目瞪口呆。 1969年底整个毛泽东统治区八亿多中国人的储蓄存款余额，总共才75.9亿元，不到90亿元的85%，其中农村6.7亿人的储蓄存款余额，才14.9亿元，不到毛主席送给阿尔巴尼亚200万人90亿元的17%。 1976年底毛统区农民7.7亿多人的储蓄存款余额，才36.9亿元；整个毛统区9.3亿多人的储蓄存款余额，才159.1亿元，加上毛主席假公济私以“中共中央中南海第一党小组”名义绝密存放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私人存款7582万余元，才159.9亿元。 毛泽东时代连续多年对外援助超过毛泽东统治区财政支出的百分之五，掏钱掏到贫穷的毛统区财政非常难受。1972年对外援助实际支出51.1亿元，占毛统区财政支出的6.7%，1973年对外援助支出达到57.98亿元，占毛统区财政支出的比重达到7.2%。正如周恩来所指出的，对外援助“手太松了”。手太松者谁？大败家子毛主席是也。 因为慷中国人之慨大撒中国人的活命钱财物资讨外国人欢心，因此，毛主席在很多小国家被推崇，甚至极端崇拜。如果不大撒中国人的民脂民膏到国外，大救星的好名声怎么能广布国外呢？这是外交侏儒毛主席以权谋私变为外交巨人的一大绝招。 7.8.2  毛主席专机接客因水门丑闻下了台的尼克松 在民主的美国，1972年民选连任总统的尼克松，因为被媒体曝光采取了非法妨害民主的水门事件，为免遭国会弹劾而撤职的羞辱，放弃了第二次总统任期一多半的时间，于1974年8月被迫主动辞职，灰溜溜地离开了美国的政治舞台。但是，毛主席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示同情尼克松。这也难怪，如果中国人也有美国人的民主，毛泽东早就从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滚蛋了。 尼克松离开白宫不久，毛主席就托红颜知己、菲律宾的马科斯夫人给他带话，问候他，请他来中国。尼克松的女儿朱莉（Julie）第二年来到中国受到惊人的热烈欢迎。毛主席对朱莉说：“马上给你父亲写信，说我想念他。”朱莉后来写道：“他的反应简直像个孩子，兴奋得不由自主地紧紧抓住我的手。”朱莉回美国后，中国驻美联络人员告诉她说，毛主席“把你看作一家人”。 1976年2月，毛主席派了一架大飞机波音707，载上中国外交部的礼宾司长，专程到美国洛杉矶去迎接已经没有任何政府工作人员身份的尼克松到中国来，与毛主席见面，享受毛主席安排的热情招待。恕鄙人孤陋寡闻，在人类外交史上，这种交往大概是是独一无二的。 毛主席把中国人的民脂民膏又另类挥霍了一把。                                           第八篇 假象——伟大的导师 真相——误人的导师 8.1  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 8.1.1  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8.1.2  东风压倒西风 8.1.3  敌人一天天烂下去 8.2  教育革命运动 8.2.1  知识越多越反动 8.2.2  教育必须 为崇拜毛主席服务 8.2.3 教育必须 与体力劳动相结合 8.2.4  大学中专停止招生 8.2.5 招收工农兵学员荒唐透顶 8.2.6 工宣队管理学校， 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8.2.7 正规大学枯槁待死、 业余大学杂草丛生 8.3  以阶级斗争为纲 8.3.1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8.3.2 八亿人口，不斗行吗？！ 8.4  要斗私批修 8.4.1  老百姓狠斗“私”字 一闪念 8.4.2 反对修正主义  8.4.3  打倒帝修反 8.5  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8.5.1 千百万城市青年走入穷途 8.5.2  兵团知青的灾难 8.6 荒唐的五•七指示  8.6.1 倒行逆施的五七干校运动 8.7 毛泽东思想 压倒爱因斯坦和相对论   “伟大的导师”这顶金光灿灿的帽子戴在毛主席头上，曾经是中华大地家喻户晓的事情。 文革期间，经常开会，人们在会场上必须高呼口号：“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而且很多地方都写上大标语“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人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歌颂“伟大的导师”毛主席。观一斑而知全豹，下面展示的是被赞誉为模范地宣传和贯彻毛泽东思想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部队海上文艺宣传队的一首朗诵诗《毛主席，我们祝您万寿无疆》的部分内容： 在那云海茫茫的 万里长空之上， 一轮鲜红的太阳 穿云破雾， 普照四方。 世界的乡村 舞动着红旗， 战斗的人民 高举起刀枪！ 啊，毛主席， 毛主席！ 我们最伟大的导师 这样的健康！ 您为我们 开辟了革命的航道， 您带领我们 迎接人类的解放， 我们心红眼亮 斗志昂扬， 我们永远跟着您 在大风大浪中前进， 我们祝福您 万寿无疆！ 如果算毛主席是导师的话，实际考察起来，他不但不是一个伟大的导师，反而是一个误人的导师。毛主席误导别人的人生，是故意的，绝对不是无心之失。大家应该知道，对独裁统治者来说，统治一个低文化水平、对外界一无所知的人群会更容易。因此，独裁者毛主席就愚弄、误导有几千年文明传统的亿万中国人走入低文化水平、对外界一无所知的境地，期望他的独裁式统治千秋万代传下去。 8.1 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 毛主席误导我们： 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毛主席语录》第14页） 敌人反对独裁，我们就要拥护独裁，整个社会由共产党独裁，共产党内由毛主席独裁；敌人反对非法杀人，我们就要拥护非法杀人；敌人反对损害人权的行为，我们就拥护损害人权——问案、审讯的时候随便搞逼供信，连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许光达等将军们都可以被逼供而打成重伤（参见本书3.3.4《逼供、诱供贺龙集团冤案》），批判会上随便打伤人，连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彭德怀都可以随便被打成重伤（参见本书4.2.3《1967年清算百团大战》）。 由于敌人的社会拥护公平、公正、公开、自由、平等、博爱、私德、公德等等普世价值，在毛主席误导下，毛泽东统治区就反对公平、公正、公开、自由、平等、博爱、私德、公德等等普世价值，使之变成一个没有公平、没有公正、没有公开、没有自由、没有平等、没有博爱、没有私德、没有公德，只有封闭、黑暗、不平等、相互仇视、无私德公德的浩劫社会。 8.1.1  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毛主席误导我们：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 …… 我说一切所有号称强大的反动派统统不过是纸老虎。原因是他们脱离人民。你看，希特勒是不是纸老虎？希特勒不是被打倒了吗？我也谈到沙皇是纸老虎，中国皇帝是纸老虎，日本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你看，都倒了。美帝国主义没有倒，还有原子弹，我看也是要倒的，也是纸老虎。 …… 帝国主义者的寿命不会很长了，因为他们尽做坏事，专门扶植各国反人民的反动派，霸占大量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军事基地，以原子战争威胁和平。这样，他们就迫使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正在或者将要对他们群起而攻之。 （《毛主席语录》第66、68、70—71页） 塑造一群无恶不作的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作为假想敌人，误导中国人群起而攻之，达到蒙骗和转移视线的目的，使得地球村中最穷的人——占地球村四分之一的毛泽东统治区中国人，以为全世界四分之三的其他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着大救星毛主席去解放。 8.1.2  东风压倒西风 毛主席误导我们： 我认为现在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世界上现在有两股风：东风，西风。中国有句成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 （《毛主席语录》第74页） 恕鄙人孤陋寡闻，没有听说中国成语里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 我在兴宁县刁坊公社墨池小学读书的时候，学过很多很多充满革命豪情的歌曲，下面是到现在还能唱出前面几句的彰显东风厉害的《东风吹，战鼓擂》： 东风吹，战鼓擂， 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 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 8.1.3  敌人一天天烂下去 毛主席误导我们： 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 在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举行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毛主席发表对国际形势的看法，指出：“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既然毛主席“总结”出规律来了，宣传部门就要配合宣传毛主席的指示，吹吧。请看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时事报刊处编写、江西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我们一天天好起来　敌人一天天烂下去》的部分内容： 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日益繁荣兴旺。在过去的一年中，社会主义国家经济飞跃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全面跃进，创造了钢和粮食翻一番的惊人奇迹…… 同社会主义阵营的情况相反，1958年对于帝国主义充满了灾难…… 一直就这样胡吹蒙骗我们。我上小学、中学的时候，自然也被灌输“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说什么“世界上四分之三的劳动人民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着我们去解放他们。 真实的历史是这样的，1958年冬天毛主席说出“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的时候，中华大地已经呈现了空前大饥荒的前兆——公社食堂普遍缺粮。这是1958年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大炼钢铁运动、深翻土地运动、大锅饭运动等等毛主席脑子里的胡思乱想、疯狂思想运动了六亿多中国人的必然结果。中华文明在地球村文明中越来越落后，差距越来越大。如果将毛主席误导中国人的话“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反转来用，变成“我们一天天烂下去，敌人一天天好起来”，就接近真实的历史了。 8.2  教育革命运动 教育革命运动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亿万中国人失去自己的思想，成为愚民，被毛主席这个超级奴隶主长期愚弄当奴隶、当工蚁、当工具也不自知。参看本书18.1.5《毛主席收获惊人》，可知当年愚民教育毒害之可怕。 从1951年5月毛主席捏造罪名、捏造罪行彻底打倒行乞兴学开通民智受到国人广泛赞扬的著名清朝末年历史人物武训开始（参见18.1.1《打倒武训》），现代中国的教育事业就被误人的导师毛主席引入了黑暗的歧途。 从1951年9月开始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让所有的知识分子改造思想，改造成忠于毛主席、忠于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参见18.1.2《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从此，从事教育行业的知识分子，谁敢随意对学生发表与毛主席说法不一致的言论呢？应该很稀少了吧。关系到中国人才未来健康发展的教育事业，基本上被误人的导师毛主席塞进了黑暗的隧道。现代大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对于教育的箴言：“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被误人导师毛主席实际上推行的“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给彻底掩盖了。 1957年3月17日，毛主席向周恩来等人写信，发出：“大学、中学都要求加强思想、政治领导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要削减课程，要恢复中学方面的政治课，取消宪治〈法〉课，要编新的思想政治课本……” 的命令。通过1957年反民主的反右派运动，毛主席把敢于向共产党、向毛主席提意见的民主人士、知识分子收拾得噤若寒蝉、哑口无言。有一段时间，连中学生的历史课也取消了。十多年充满共产党崇拜、毛主席崇拜、歪理邪说的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了一代充满崇拜毛主席的思想，充满破坏激情，缺乏正常人的思维、理智、感情的青年人，为文革准备了火药库，使毛主席轻而易举就把他们点爆而成为具有山呼海啸破坏力的红卫兵运动。 8.2.1  教育必须为崇拜毛主席服务 毛主席说：“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明确指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必须由党来领导。” 无产阶级政治是什么？鄙人到现在还是不明白。 “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句话如何理解，本人却深有体会，那就是灌输崇拜毛主席的思想，灌输崇拜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说难听一点，就是忠于统治者的愚民教育，作为陪衬，就是搞臭毛主席打倒的对象，搞臭共产党打倒的对象。 鄙人于1967年9月进入广东省兴宁县刁坊公社墨池小学读书。我们被灌输了许许多多崇拜毛主席的玩意。我已经不记得小学语文第一课是不是“毛主席万岁”，但我清楚地记得学英语的第一课是Long live Chairman Mao!（毛主席万岁!），第二课是Long live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中国共产党万岁!）小学第一课学习“毛主席万岁”的可能性最大，否则还有什么比“毛主席万岁”更重要的呢？我在小学、中学读书，都没有学过汉语拼音，所以可以排除小学第一课学拼音的可能性。 从颂歌《东方红》：“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主席。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和本书第十一篇所录颂歌《大海航行靠舵手》，以及本书14.1《肉麻颂歌》所录七首颂歌，读者即可略见当年教育为崇拜毛主席服务之愚民教育的酷烈。 崇拜毛主席，崇拜中国共产党，这就是毛统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精华所在、核心所在。只要崇拜毛主席、崇拜中国共产党的愚民思想统治了人们，那么就算亿万中国人都长期生活在饥寒交迫、没有思想自由、没有言论自由的人间地狱中，毛主席的统治、中国共产党的统治都将千秋万代传下去。 学生们除了要学会歌唱崇拜毛主席的歌曲，还要学会用歌曲搞臭被毛主席打倒的对象，比如《打倒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打倒刘少奇！打倒刘少奇！怒火在燃烧、铁拳高高举！刘少奇，反动透顶！刘少奇，罪大恶极，撤销他党内外的一切职务！永远开除他的党籍！打倒叛徒刘少奇！打倒刘少奇! 打倒内奸刘少奇！打倒刘少奇!打倒帝修反的走狗刘少奇！” 8.2.2 教育必须与体力劳动相结合 毛统区“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是从小学就开始实行的，中学生就任意使唤了，大学生的使用，更是肆无忌惮。 1958年9月，全毛统区高等学校，为了响应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根据毛主席的提议而来的决议“为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号召，有的学校在校内掀起了炼钢活动，有的学校则派大批师生走出校门支援钢铁战线。曾经冷遇毛泽东的北京大学，也按照毛泽东思想建造了自己的炼钢炉，这使毛主席特别高兴。可爱的北大校园里难看的土高炉没有达到任何有价值的目的，所产的钢铁质量都很差。北京大学还派出学生到外地炼钢，比如化学系的950名师生，被派往广西、湖南、湖北，参加群众性的土法炼钢运动。 鄙人于1972年夏在刁坊公社墨池小学读完小学5年后，接着成了刁坊公社墨池小学戴帽子中学部——墨池小学附中的学生。1973年3月的一天，墨池小学附中的全体师生，执行上级的命令，来到刁坊公社农科所参加集体劳动。这次劳动，完全用孩子们的人力平整土地，把高处的土搬到低处。有的孩子用锄头挖土，有的孩子用铁锵把土挖松，有的孩子用锄头把土装上畚箕，有的孩子则把畚箕上的土挑到低洼的地方倒掉。 由于千百万年的原生土很结实，挖起来很费劲，一锄头下去挖不松多少泥土。后来想到一个办法，那就是在断崖一样的挖土场的下方往前挖，让土块变成屋檐状，这样在离开边缘比较远的地方用铁锵插进去用力撬，就能将一大块土划拉下来。这个屋檐状的洞穴，挖得越深入，效果越好。突然，墨池小学附中挖土场的一片土屋檐坍塌了，把趴在地面上挖土屋檐的学生埋在了土下面，全场一片惊慌。大家七手八脚赶紧用手刨土，争取把埋在泥土下面的孩子救出来。经过一翻努力，终于把埋在泥土下的、我的非常要好的同班同学钟新荣挖了出来！万幸的是，他没死，只是全身发麻，送刁坊卫生院检查、观察。 我上初二的时候，我家乡刁坊公社得到上级拨款在宁江河上修大桥，我们都有硬指标任务，必须从山上的打石场挑石头到三里外的工地，工地上过秤登记的。我们劳动是无偿的，节省下来的资金买了汽车，跟我们学生没有关系，跟公社社员也没有关系。 8.2.3  大学中专停止招生 从形式上看，毛统区的教育革命运动在文革中登峰造极了：①取消了大学生招生、研究生招生。②缩短了学制，小学、初中、高中各缩短了一年。与我年龄相近成千上万上亿的人，读5年书算小学毕业，读7年书算初中毕业，读9年书算高中毕业。③中、小学生在校期间大量安排体力劳动。④城市初中毕业生、高中毕业生不可能读中专、大学，只能作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有后门的则可以去当兵、当工人、当干部，农村毕业生回生产队参加农业劳动更是顺理成章，我14周岁不到就是正式的农民了。③④两项是体现参加毛主席所说的三大革命运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中的“生产斗争”了。 8.2.4  招收工农兵学员荒唐透顶 有大学而不招收大学生，这在人类历史上肯定是独一份，毛主席真是独领风骚啊，感觉好极了。但是，时间长了，感觉似乎有点怪怪的，毕竟太独出了，就好象所有的人都穿衣服而自己不穿衣服一样，难免有了过于现眼的感觉。为了摆脱这种丢人现眼的窘况，那么还是招一点学生吧。 请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大辞典》第682页的部分内容：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     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转。《报告》的主要内容有：两校已具备了招生条件，计划于本年下半年招生。①学制：根据各专业具体要求，分别为2至3年。另办一年左右的进修班。②学习内容：设置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的政治课；实行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业务课；以备战为内容的军事体育课。各科学生都要参加生产劳动。③学生条件：政治思想好、身体健康、具有3年以上实践经验、年龄在20岁左右、有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干部。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工人、贫下中农，不受年龄和文化程度的限制。还要注意招收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④招生办法：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1970年全国部分高等学校试点招收了工农兵学员41870人。} 没有经过考试、仅仅是表面上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农兵学员，经过2至3年的学习，顶天也就是高中毕业生的水平，何况还有一些不受年龄和文化程度限制的工人、贫下中农，更重要的是还有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的政治课在那里把关呢。毛主席不用担心在大学出现明白人了，将来大学出来的全部还是紧跟毛主席的糊涂蛋，所以也就批准了，可以试一试嘛。试验合乎毛主席的思想了就从1972年起全面执行，一直执行到毛主席1976年死了，1977年8月被重新工作的邓小平阻止下来。 教育革命的产物之一工农兵学员，群体性水平实在太低，使实际的管理者感到伤脑筋。 1972年5月8日，国务院科教组转发了一份《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科教组关于高等学校试办补习班的报告》。报告中说，北京11所高校招收的工农兵学员文化水平参差不齐，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20%，初中程度的占60%，相当小学程度的占20%。某大学数学系的工农兵学员，竟闹出“1/2+1/2=1/4”（二分之一加二分之一等于四分之一）的笑话。如果这样的人也能上大学，那还叫什么大学？ 虽然招收工农兵学员的新制度从培养国家有用人才的角度讲非常荒唐，但是对于掌握大权的毛主席而言，又多了一扇可以随时开启的后门，为实现“有了权，就有一切；没有权，就没有一切”权力主义理想社会提供名正言顺的操作场所。 8.2.5 工宣队管理学校， 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从学校的管理体制上说，毛统区的教育革命运动在文革中也登峰造极了： 1968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通知》。《通知》提出：以优秀的产业工人为主体，配合人民解放军战士，组成毛主席思想宣传队，分期分批，进驻各学校。次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刊载《红旗》杂志1968年第2期发表的姚文元的文章。文章引述了毛主席的指示：“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在派驻工人阶级毛主席思想宣传队、解放军毛主席思想宣传队进驻城市学校的同时，在广大农村，派出贫下中农代表或毛主席思想宣传队管理农村地区的学校。 我家乡广东省兴宁县，虽然对北京城而言非常偏远，但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不会有任何含糊。1968年9月，由工宣队、军宣队、贫宣队（工人、解放军、贫下中农毛主席思想宣传队）进驻机关、工厂、学校和人民公社；1975年又加码，派出37名工人毛主席思想宣传队员和2632名贫下中农代表进驻44间中学和454间小学，实行“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 1969年1月27日，《红旗》杂志发表兰州市关于城市中学走工厂办学道路的调查报告《厂办校、两挂钩》。调查报告介绍兰州第五中学自1968年10月工宣队进校后，改为兰州铸造厂厂办中学，变全日制普通中学为半工半读学校。该校师生每周学习2天，另外4天，半天劳动半天学习。把原来的17门课合并为5门课（“毛泽东思想”、“工业基础”、“农业基础”、“革命文艺”、“军事体育”）。在此前后，河北、广东、四川、辽宁、湖北等不少地方的城镇中小学也由工厂接办，实行类似兰州的厂校合一、工厂办校或“定厂办学”。 1969年1月29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转发了毛泽东批示“照发”的驻清华大学工人、解放军宣传队的报告《坚决贯彻执行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给出路”的政策》。这个报告说：“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及其在清华的代理人蒋南翔为了推行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在清华大学把许多教授、讲师安插在各系的党政领导岗位上……”根据上述毛主席批示“照发”报告的估计，清华大学的大批教职工受到打击和迫害。据不完全统计，在“文化大革命”中，在不到6000名教职工中立案审查的达1228人，被定为敌我矛盾的178人，加上清查子虚乌有的“五一六分子”和所谓“清查反革命运动”等运动中受冲击批判的2000人，全校受立案审查和冲击批判的，竟占教职工总数的一半以上。 8.2.6 正规大学枯槁待死、 业余大学杂草丛生 毛统区正常的大学全面枯槁，近乎死绝了，不正常的业余大学却如同杂草般丛生。在我的家乡广东省，1969年在校大学生仅有5272人；1970年，全省普通高校仅有10所；1976年10月前，全省挂牌的工科性“七•二一”大学（名字源自于毛主席在1968年7月21日的指示）达1853所，农科性的“五•七”大学（名字源自于毛主席在1966年5月7日的指示）达586所，医科性“六•二六”大学（名字源自于毛主席在1965年6月26日的指示）有9所。这些学校绝大多数徒有其名。其他地方应该也是大同小异。中共安徽省凤阳县委，1975年12月决定在原“五七”中学校址兴办凤阳县“五七”大学。这些业余大学都是毛主席的奴才们贯彻主子毛泽东的糊涂思想的产物。这些徒有其名的大学能出人才吗？根本不可能，这跟草丛里不可能出产木材一样的道理。 1975年11月8日，张春桥找周荣鑫面谈教育形势。周荣鑫指出，当前学生不读书等问题急待解决。张春桥却说：“社会上有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教育革命的风”。“一个是培养有资产阶级觉悟的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一个是培养有觉悟的没有文化的劳动者，你说要什么人？我宁要一个没文化的劳动者，而不要一个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迟群1968年带领军、工宣队到清华、北大，路线是正确的。”张春桥责令周荣鑫作检查。张春桥不愧是毛主席思想的忠实执行者。张春桥与周荣鑫谈话的背景，是不久前毛主席的一次讲话：“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 神州大地的人才资源全面枯竭，在日新月异、迅速发展的地球村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恰似盲人骑着瞎了眼的马进入了深水池。毛主席知道这种严重情况吗？当然知道。1975年底，毛主席召见了教育家蒋南翔，当蒋进屋时，江青守护在毛主席身边，警告他向毛主席汇报教育形势“不得超过三分钟”。蒋过去曾任清华大学的校长，此时已从政治幻想中醒悟过来，他倔强而不满地说：“我的报告三十秒就足够了。”他毫不掩饰地对毛主席说：“大学生学中学的课本，他们的水平只能与小学生比。”毛主席，这位教育水平下降的幕后制造者叹了口气，喃喃地说：“如果这种情形持续下去，不仅要亡党，而且要亡国。”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死了。10月6日，毛主席的妻子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四人帮”被抓了起来，教育革命运动接近了终点。1977年冬，被登峰造极的教育革命运动停止考试招生11年之久的高等学校和中专学校恢复考试招生。 8.3  以阶级斗争为纲 1962年1月29日林彪出面，编造了毛主席对于饿死几千万人的空前浩劫没有任何责任的谎言（参见本书16.4《毛主席赞赏林彪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那就得找一些替罪羊。等到了1962年过去、大饥荒也已经基本解除，毛主席就着手把与几亿农民直接有关的基层干部推出去当替罪羊了。 1963年5月2-12日，在杭州召集的有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上，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10条》）。在会议之前，毛主席认为开展“四清”（清理帐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运动是必要的。通过清理大队、生产队干部四不清的问题，多吃多占的问题，来激起饥饿的人民公社社员们的愤怒，从而转移农民们的情绪方向，产生前几年的灾难责任在于顶头小领导而不在天边的大领导毛主席的错觉。 1963年9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简称《后10条（草案）》）。《后10条（草案）》规定：以阶级斗争为纲，抓住5个要点……地主、富农子女一律不能担任本地的基层干部，一般地也不宜负责会计员、记分员、保管员等重要职务。同地主、富农子女结婚的党员、干部，能不能当党员、当干部，主要根据本人表现。这些条文，增加了下面人斗人的混乱，也就增加了毛主席意在鱼目混珠、李代桃僵戏法的成功。 1964年9月中共中央印发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简称《后10条（修正草案）》）。《后10条（修正草案）》与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制造的《桃源经验》下发后，开展社教运动的社队，一切权力归工作队，形成了广大基层干部人人“过关”的局面。 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印发毛主席主持修改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23条》）。这个《23条》，在四清的内容上又升级了，改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最先的四清只是升级后的四清之一（清经济）而已。对于形势的判断，首先是“我国城市和农村都存在着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解决办法自然是“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了。 文革十年浩劫，非常重要的一条指导思想就是毛泽东思想精华——“以阶级斗争为纲”。 8.3.1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鄙人从1967年上小学不久就知道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以阶级斗争为纲”、“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前面讲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来历及毛主席的应用，下面介绍一下其他几条“阶级斗争”最高指示的来历。 1962年8月6日至8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当然了，政治局委员彭德怀是不准参加会议的了。会议的议题是讨论农业、财贸、城市等方面的问题。 8月6日，毛主席发表讲话，把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引向讨论阶级斗争问题为中心问题。这就避免了实际讨论农业、财贸、城市等方面问题可能给毛主席带来的尴尬，毕竟1958年以来的毛泽东人祸造成的大饥荒还没有完全结束，庐山会议打下去的彭德怀还有政治局委员的身份，仍然有东山再起的可能。 8月9日，毛主席在中心小组讲话：“……我们要搞一万年的阶级斗争，不然，我们岂不变成国民党、修正主义分子了？” 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了毛主席的讲话，并以此讲话精神为指导，为八届十中全会准备了文件。 9月24日至27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中央委员82人出席会议，中央候补委员88人，中央有关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负责人33人列席了会议。5位中央委员——彭德怀、习仲勋、张闻天、黄克诚、贾拓夫不准参加会议。 毛主席主宰了八届十中全会。24日，毛主席首先在会上讲话，进一步谈了阶级、形势、矛盾和如何对待国内党内的修正主义问题。毛主席说：“社会主义国家有没有阶级存在？有没有阶级斗争？现在可以肯定，有阶级存在，阶级斗争肯定是存在的。”“要承认阶级长期存在，承认阶级与阶级斗争，反动阶级可能复辟，要提高警惕……所以我们从现在起，就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开大会讲，开党代会讲，开全会讲，开一次会就讲一次。” 全会在毛主席关于阶级、阶级斗争的观点影响下，继北戴河会议，接着批判“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会议决定成立两个专案审查委员会，分别对彭德怀、习仲勋进行审查，并认为习仲勋、贾拓夫和刘景范（小说《刘志丹》的作者）是又一个“反党集团”。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接受了毛主席关于阶级、形势和矛盾的基本观点，并将它写进了经毛主席审定改写的公报中：“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千万不要忘记……” 1963年2月11-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期间，毛主席提出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论点。 毛主席使用“阶级斗争”进行权力斗争，比孙悟空用金箍棒打架还好使，确实是“一抓就灵”——毛主席用阶级斗争为武器，1959年巩固了打倒彭德怀的成果，1966年起达到个人崇拜新高度，打倒了刘少奇、邓小平等人，1976年再次打倒了邓小平。 8.3.2 八亿人口，不斗行吗？！ 毛主席语录：“八亿人口，不斗行吗？！”（《人民日报》1976年5月17日、6月17日等日子刊登在第一版报眼位置） 2008年8月8日我审阅这段文字的时候，十几亿中国人已经有三十年时间没有上演人斗人的悲剧、闹剧了，总体而言大家的日子越过越好，从反面证明了毛主席的“不斗行吗”的质疑实在是荒唐透顶。如果继续存在“不斗不行”的思想，和谐社会的理想就免谈了。 8.4 要斗私批修 毛主席误导我们：“要斗私，批修”。这是真的语录，而不是《毛主席语录》中的假语录（毛主席文章节录而已）。请看1967年10月1日林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八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节录： 毛主席最近指示我们，要斗私，批修。斗私，就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自己头脑里的“私”字作斗争。批修，就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去反对修正主义，去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斗争。这两件事情是互相联系的，只有很好地斗掉了“私”字，才能更好地把反修斗争进行到底。我们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用“斗私、批修”这四个字为纲，加强对军队干部、地方干部和红卫兵的思想教育。要开办各种学习班，中央办，地方办，各个革命群众组织也可以办，把全国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通过学习，帮助我们的老干部，新干部和革命小将，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头脑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提高思想政治水平，为人民立新功。 ……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既然毛主席发出了“要斗私，批修”的最高指示，而且林副主席代表毛主席进一步指明了方向——用“斗私、批修”这四个字为纲，“斗私批修”疯行中华大地。 我在国家图书馆看见了一些名字中带“斗私批修”的书籍——《要斗私批修》、《杀上斗私批修的战场》、《永远紧跟毛主席  斗私批修当先锋》……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杀上斗私批修的战场》第1页和第2页，是歌曲《斗私，批修》，写明“为林彪同志的讲话谱曲”。第31、32页是《狠斗“私”字触灵魂（数来宝）》，为了让读者感受一下当年宣传“斗私批修”的气氛，节录一点如下： 甲  毛主席发出“要斗私，批修”的伟大号召， 乙  文化大革命出现了新高潮。 甲  要斗私，要批修， 乙  无产阶级革命派跑在最前头。 甲  “要斗私，批修”几个大字闪金光， 乙  要紧紧抓住这个纲。 甲  “斗私，批修”是当前斗争的大课题， 乙  咱们要认真领会来学习。 甲  “斗私，批修”两件事， 乙  互相之间有联系。 甲  必须狠把“私”字斗， 乙  批修才能批得透。 甲  只有把“私”字斗掉了， 乙  修正主义才能被打倒！ 甲  提起“私”字可恨又可恼， 乙  它的危害真不少。 …… 甲  这个“私”真正坏， 乙  它是腐蚀革命的大祸害。 甲  这个“私”是土壤， 乙  修正主义在那里长。 甲  要反修得刨根，狠斗“私”字触灵魂。 乙  毛泽东思想武装咱，破私立公改造世界观。 合  紧跟伟大领袖毛泽东，当斗私的闯将，做批修的先锋。 8.4.1  老百姓狠斗“私”字一闪念  毛主席误导人们、要求人们视私心为罪恶，视私人财富为罪恶。我在家乡广东省兴宁县刁坊公社墨池小学读书的时候，学习过走火入魔的“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闹革命”，只有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才是正道。2003年7月我在吉林省四平市街头买到的文物——黑龙江省1968年小学四年级用语文课本，里面的课文《年四旺狠斗“私”字“一闪念”》可供旁证： 隆冬天气，塞上奇寒。连队正在进行紧张的收尾工程。年四旺手持瓦刀，顶着七级大风，爬到高高的脚手架上去砌砖。他的手脚都冻僵了，狂风刮得他打了个趔趄，一只脚滑了下去，几乎摔了下去。他扶着脚手架，稳住了身子，挥起瓦刀，顶着寒风紧张地干了起来。天气越来越冷，狂风摇撼着脚手架，年四旺坚定勇敢地站在最高处，大声朗诵着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夜里，他在想，白天登高作业的时候，我脑子里就闪过“万一摔下去怎么办”的私心杂念，后来是背诵了毛主席语录，才使自己振作起来的。一时的畏怯，不是别的，就是“私”字，这是思想革命化的敌人！如果心里没有“私”字，就没有什么可怕的。“私”字，即使是“一闪念”，也不能小看它啊！……年四旺就是这样用毛泽东思想狠斗自己的“私”字，狠抓那些常常连自己也不经意的“一闪念”，七斗八斗，千斗万斗，彻底斗掉头脑里的“私”字，真正做到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 在寒冷、大风的高空中作业的时候，连正常人脑子里闪过“万一摔下去怎么办”的想法都被认为是可怕的私心杂念，是敌人，这种社会该有多么可怕就不难想象了。 毛主席要求其他人“要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但是毛主席自己却贪钱、贪物、贪吃、贪玩、贪色、贪保健、贪房子、贪茶烟酒，贪祝福，简直是无所不贪。参见本书第二篇《假象——他为人民谋幸福；真相——他为自己谋私利》，及第十六篇《假象——嫌弃个人崇拜；真相——推广个人崇拜》，即可略见毛主席无所不贪的历史真貌。 8.4.2 反对修正主义 毛主席误导我们： 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都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向前发展，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停滞不前。停止了，老是那么一套，它就没有生命了。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是不能违背的，违背了就要犯错误。用形而上学的观点来看待马克思主义，把它看成僵死的东西，这是教条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这就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者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在现在的情况下，修正主义是比教条主义更有害的东西。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 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他们反对或者歪曲唯物论和辩证法，反对或者企图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或者企图削弱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 （《毛主席语录》第18—20页） 马克思主义既要随时发展又要反对修正主义，拿什么来评判呢？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是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第1页） 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 使用“马克思主义”这个名词，毛主席可以扫尽一切敢于挡道的同事。严格使用马克思主义经典的，那是教条主义，出格使用马克思主义经典的，就是修正主义，只要不合毛主席的利益，毛泽东之剑可以随时刺中对手。 8.4.3  打倒帝修反 毛主席误导我们： 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纸老虎，修正主义者也是纸老虎。 在毛泽东时代，有海外关系的人（有亲戚朋友在毛泽东统治区之外的人），必须小心谨慎地生活，不小心就可能莫名其妙地成了“特务”，那可是要坐牢的罪名。平民百姓听收音机也都可能被送进监牢，“收听敌台罪”可不是吃素的。美国、苏联、台湾的电台广播不准收听，因为那是“敌台”——帝修反的电台。 美国总统尼克松，是一个坚定的反共分子，按照毛泽东思想常识来判断，尼克松应该是一个死不改悔的帝国主义者、反动派。毛统区的一般人若是与尼克松建立私人联系，无异于找死。令人惊讶的是，毛主席与尼克松建立了非常特殊的私人关系，请看本书7.8.2《专机接客因水门丑闻下了台的尼克松》。 8.5  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1968年7月，“文革”初期风起云涌的红卫兵运动，随着毛统区夺权任务的逐步实现和各级革命委员会的建立，进入了尾声。而毛统区一千万左右“停课闹革命”或“留校闹革命”的大、中专学生，和六六、六七、六八届高中、初中毕业生，却仍然作为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四处冲击。如何安置这批为毛主席夺权有功的学生，变成了毛主席伤脑筋的问题。 1966年“文革”以来，生产受到很大冲击，1967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10%；1968年在1967年下降的基础上再降4.2%。整个国民经济出现全面衰退的形势，绝大多数的工矿和基层单位无法招收新工。同时，各类高等学校和专业技术学校也都全面陷于瘫痪，研究生、留学生的培养和选派工作也完全停顿。 兔死狗烹、弃若敝屣是毛主席处理功臣的惯用伎俩，误导别人更是毛主席的拿手好戏。 1968年7月，毛主席发出指示：“我们提倡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主要是到农村中去，……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于是，在整个毛统区掀起了一阵宣传“再教育”理论的热潮。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以《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吃闲饭》为题，发表关于甘肃省会宁县部分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报道。《人民日报》为之加的编者按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编者按认为，这是一种值得大力提倡的新风尚。希望广大知识青年和脱离体力劳动的城镇居民到农业生产第一线去。随后，毛统区各地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奔赴农业生产第一线的运动。 8.5.1  千百万城市青年走入穷途 到农村去“上山下乡”，几乎成了当时青年们的唯一选择，他们失去了升学成才的机会，他们求职谋生的门路被彻底断绝，被赶进了荒野（毛主席语录：“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当然有合适后门的人例外，这是权力主义社会的正常现象。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也给整个社会带来了严重的后果。整个“文革”期间，国家和企事业单位安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所支出的经费超过100亿元。在许多地区，由于安置人员过多，超过了农民的负担能力，出现了与农民争土地、争口粮、争工分的情况。这损害了农民的利益，程度不同地引起了农民的不满。对于大多数下乡知青来说，由于生产上不能自给，生活上无法自理，加上有些地区对知青实行同工不同酬的“土政策”，多数知青在生活上还要靠家里补贴，给家长带来了很大的负担和压力。 福建省莆田县的小学教员李庆霖，儿子李良模初中毕业以后，1969年走向了毛主席安排的上山下乡穷困路，穷得无钱看病，没有钱理发，生活中的一切花费都得依靠家里支持，这就够痛苦的了，另一个孩子面临重蹈覆辙的命运。1972年12月22日，不堪生活重压的李庆霖，冒死写信给毛主席，反映他的孩子在农村所遇到的生产和生活方面的困难： 我有个孩子叫李良模，是个一九六八年的初中毕业生。一九六九年，他听从您老人家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教导，毅然报名下乡。经政府分配在莆田山区——荻芦公社水办大队插队落户务农。 在孩子上山下乡后的头十一个月里，他的口粮是由国家供应的（每个月定量三十七斤），生活费是由国家发给的（每个月八块钱），除了医药费和日常生活中下饭需要的菜金是由知青家长掏腰包外，这个生活待遇在当时，对维持个人在山区的最低限度的生活费用，是可以过得去的。 当国家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口粮供应和生活费发给断绝，孩子在山区劳动，和贫下中农一起分粮后，一连串的困难问题便产生了： 首先是分得的口粮年年不够吃，每一个年头里都要有半年或更多一些要跑回家吃黑市粮过日子。在最好的年景里，一年早晚两季总共能分到湿杂稻谷两百来斤，外加两三百斤鲜地瓜和十斤左右的小麦，除此之外，就别无他粮了。那两百来斤的湿杂稻谷，经晒干扬净后，只能有一百多斤。这么少的口粮要孩子在重体力劳动中细水长流地过日子，无论如何是无法办到的。况且孩子在年轻力壮时候，更是会吃饭的。 在山区，孩子终年参加农业劳动，不但口粮不够吃，而且从来不见分红，没有一分线的劳动收入。下饭的菜吃光了，没有钱去再买；衣裤在劳动中磨破了，也没有钱去添制新的；病倒了，连个钱请医生看病都没有。其他如日常生活需用的开销，更是没钱支付。从一九六九年起直迄于今，孩子在山区务农以来，他生活中的一切花费都得依靠家里支持。说来见笑，他风里来，雨里去辛勤种地，头发长了，连个理发的钱都挣不到。此外，他从上山下乡的第一天起，直到现在，一直没有房子住宿，一直是借住当地贫下中农的房子。目前，房东正准备给自己的孩子办喜事，早已露出口音，要借房住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另找住所。看来，孩子在山区，不仅生活上困难成问题，而且连个歇息的地方也成问题。 毛主席：您老人家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我完全拥护；叫我把孩子送到山区去务农，我没意见。可是，当孩子上山下乡后的口粮问题，住房问题，生活中的吃油用菜问题，穿衣问题，疾病问题，住房问题，学习问题以及一切日常生活问题，党和国家应当给予一定的照顾，好让孩子在山区得以安心务农。 现在，如上述的许多实际困难问题，有关单位都不去过问，完全置之不理，都要由我这当家长的自行解决，这怎么行呀？有朝一日，当我见阎王去，孩子失去家庭支持后，那他将要如何活下去？我真耽心！ 今年冬，我的又一个孩子又将在初中毕业了，如果过不了明春的升学关，是否再打发他去上山下乡呢？前车可鉴，我真不敢去想它！ 李庆霖的信中，还提到在知青中招工、招生、招干时任人唯亲的不正之风问题。 李庆霖在这封信的末尾说： 毛主席：我深知您老人家的工作是够忙的，是没有时间来处理我所说的事。可是，我在呼天不应，叫地不灵的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地冒昧写信来北京“告御状”了，真是不该之至！  知青家长李庆霖给毛主席的信件，给我们留下了插队落户知青困顿生活绝对真实的、珍贵的历史资料。 由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本身是与现代社会背道而驰的瞎胡闹，所以无论采取什么措施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除非不搞上山下乡。随着一批批新毕业的学生不断地涌入农村，渐渐到了积重难返的程度。积重难返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回城风”的强劲冲击下，只能继续靠行政命令维持着。而在人们心目中，实际已归于破产。 8.5.2  兵团知青的灾难 兵团知青别有一番灾难。在兵团的知青，物质生活没有插队知青那么困顿，但是精神生活的环境则更加恶劣，有更多的知青被殴打、被强奸，死于人为的灾难和大自然的灾难。 国务院知青办简报第十一期有如下内容： {1、拷打批斗： 云南兵团不完全统计：吊打知青六十九起，仅一师批斗知青七百二十七人。有的知青被吊起来活活打死…… 2、奸污女知青（不完全统计） 黑龙江兵团：三百六十五起。内蒙古兵团：二百四十七起。云南兵团：一百三十九起。广州兵团：一百九十三起，其中师级干部二人，团级干部三十八人。 3、工伤事故： 黑龙江兵团：死亡五百五十三人。一九七O年八月，三名上海知青到兵团第三天，在没有进行过任何安全生产常识教育的情况下，派他们排除哑炮，全部炸死。一九七O年第三十九团打荒火，烧死二十一名知青。 内蒙古兵团：事故九百二十八起，造成一百二十六人死亡，伤七百五十六人。三十四团二连派人打草翻船，一次淹死九名知青。一九七二年五月，四十三团四连在一次草原失火中，烧死知青六十九人。 广州兵团：死亡二百一十人。 云南兵团：死亡二百九十七人。 新疆兵团：一九六九年来，仅自杀事件就达一百三十四起。…… 4、管理粗暴： 内蒙古兵团二十六团八连连长在大会上公开说：这里过去是劳改农场，他们是大劳改，你们是二劳改。 云南兵团二团有的连队规定：病假一天扣三角四分。开会不发言，记旷工一天。晚上不参加学习，罚款七元。偷一根甘蔗，罚二十元。 江苏兵团规定：大小便超过二十分钟，扣半天工资。 ……} 8.6 荒唐的五•七指示 1966年5月7日，毛主席写给林彪一封信。信中的主要内容有：“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同样，工人以工为主，…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公社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同月15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这封信，予以高度评价，认为：“毛主席同志给林彪同志的信，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献。” 毛主席的这封信就是名动神州、荒唐透顶的《五•七指示》。 8.6.1 倒行逆施的五七干校运动 1966年5月，毛主席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一般人大多卷入狂热的造反浪潮，无暇顾及贯彻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到1968年，无限忠于毛主席的各级革命委员会逐步建立，夺权斗争告一段落，“文革”转入了所谓的“斗、批、改”阶段。于是，对“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提到了议事日程之上。1968年5月7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组织大批机关干部和“走资派”，到安庆县柳河劳动改造。他们在那里办了所农场定名为“五•七干校”。5个月后，柳河“五•七干校”总结出一套办校“经验”。他们的“经验”引起了毛主席的重视。他特意为之做出批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 荒唐透顶的《五•七指示》，从此彻底变成祸国殃民的《五•七指示》和“五•七干校”，副产品是铺满荆棘的“五七道路”和有苦难言的“五七战士”。 1999年9月18日被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23位受奖人之一的钱三强，原子弹研究的技术总负责人、总设计师钱三强，被外国人称之为中国的核弹之父的著名科学家钱三强，以接近六十岁的年龄，从1969年10月到1972年4月，在陕西郃阳五七干校被监督从事原始农业体力劳动。中国科学院1969年5月在湖北省潜山县建立“五七干校”。大批科技人员和干部纷纷“下放”，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在1969年底至1970年初的高峰时期，中科院有2400多人在该地参加原始农业体力劳动。 在五•七干校中，有文化的人全部斯文扫地，无论是大作家巴金、大学者钱钟书，还是老革命汪道涵。其实他们还不算最惨的，据我阅读到的材料来看，活下来的人当中最惨的应该属于清华大学的胡兰芝，一家三口（自己、丈夫、儿子），在1958年放卫星记者的笔下曾经消灭了血吸虫的江西省余江县的下游，鄱阳湖边上的鲤鱼洲，全部得到了血吸虫病。 众多被逼死在五七干校的人，比如著名电影导演顾而已、诗人闻捷，其悲、其痛、其惨，活下来的人们自然难于与他们相提并论。 我没有查到整个毛统区有多少倒行逆施、祸害人间的“五•七干校”，我只知道广东省建立“五•七干校”313所，下放干部16万多人。 8.7毛泽东思想压倒爱因斯坦和相对论 在毛泽东时代，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科学领域、哲学领域当然也概莫能外。在网上流传的文章——《毛泽东：五千年文明史上最伟大的领袖》中，有如下吹捧毛主席的内容：“他的哲学思想，让科学家、哲学家感叹弗如。”事实如何呢？且看一段荒唐搞笑的历史——毛泽东思想压倒爱因斯坦和相对论。 在学问不受尊重的毛泽东统治区，在浅薄的毛泽东思想奴役下，伟大的爱因斯坦受到了荒唐搞笑的有组织的批判。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胡大年著《爱因斯坦在中国》书中，对此有篇幅较大、比较完整的讲述，我只摘要几点历史，读者即可管中窥豹了。 1968年3月，一个名为“‘批判自然科学理论中资产阶级反动观点’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在中国科学院正式成立。学习班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批判相对论，革相对论的命”。 1969年10月，中科院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写成了一篇文章《相对论批判》。该文断言：“围绕相对论的争论，已经远远超出了一般学术讨论的范围，始终充满了两种宇宙观的搏斗，同政治斗争的联系极为密切。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必须以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彻底批判相对论的哲学谬误，重新审查它的物理内容，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 1969年10月，中科院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写成的《相对论批判》修改稿印发整个中国共产党势力范围，企图在整个毛泽东统治区掀起针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大批判，使得渺小的毛泽东思想企图压倒伟大的爱因斯坦哲学思想、科学思想的荒唐闹剧进一步现世。 1970年4月3日，陈伯达在北京大学召开会议，再次鼓动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进行批判。他要求专业科学工作者向中小学的“革命小将”学习，坚持让中小学生也参与批判相对论；并进而提出要采用召开万人大会的批判形式。 1969年，张春桥、姚文元为了与陈伯达竞争，指使在上海的亲信积极开展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批判。7月，在复旦大学成立一个写作班子，名为“上海市理科革命大批判写作组”。这一组织听命于上海市革委会。10月初，姚文元把上海市革委会写作组组长朱永嘉召到北京，策划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进一步批判。宣称“不把相对论之类的反动理论打倒，什么新科学、新技术都是建立不起来的”。 1972年9月，题为《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批判文章获得了姚文元的批准。 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批判，到毛泽东死亡之时还在进行。 毛主席对于爱因斯坦和相对论是啥态度？我一直找不到直接的资料。但是，从毛主席的三大文笔宠儿陈伯达、张春启、姚文元1969年秋天起竞相用毛泽东思想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行动，以及毛统区长期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批判，其实已经不难推测毛主席对于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态度了——用毛泽东思想压倒爱因斯坦和相对论。在中国科学院，正式成立“‘批判自然科学理论中资产阶级反动观点’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正式成立“相对论批判办公室”，用肤浅的毛泽东思想批判深奥的相对论，并且出版批判相对论的期刊，甚至要安排让中小学生也参与批判一般科学家都难以窥其堂奥的相对论，甚至要采用召开万人大会的批判形式批判相对论，这就是误人的导师毛泽东的哲学思想的具体表现。 毛主席的奴才们长期消耗大量民脂民膏，企图用渺小、庸俗、功利的毛泽东思想来压倒爱因斯坦伟大的哲学思想、科学思想，说起来真是蚍蜉撼树的搞笑闹剧。                     第九篇 假象——伟大的领袖 真相——自私的领袖 9.1  大跃进运动祸害中华民族  9.1.1 毛主席妄想当世界领袖 9.1.2  毛主席决意直接管经济 9.1.3 毛主席直接管经济的 讲话、指示 9.1.4  毛主席称霸世界的 野心言论 9.1.5 马屁文《还清白于毛泽东》 9.2  毛主席打倒彭德怀 9.2.1  毛主席打倒彭德怀的 四大历史原因 9.2.2  毛主席打倒彭德怀的 四大现实原因 9.2.3  毛主席打倒彭德怀 早有预谋 9.2.4 毛主席用海瑞刺激彭德怀 9.2.5  李云仲写信给毛主席 提意见 9.2.6 毛主席选场地捕大鱼 9.2.7  大鱼彭德怀撞网 9.2.8 毛主席翻云覆雨收网抓鱼 9.2.9 毛泽东与嘉靖皇帝的比较 9.3倒行逆施、雪上加霜的反右倾运动 9.4  文革浩劫之二  9.4.1无中生有、危言耸听的理由 9.4.2  毛主席“祝展开全国 全面内战！” 9.4.3 内战掠影 9.4.4文革“公安6条”之第2条 9.4.4.1  贫农大娘 说太阳毒而获罪 9.4.5  毛主席破坏祖国统一   在毛泽东时代，对毛主席最通俗的替代性称呼是“伟大领袖”。 从中国共产党一党的利益而言，毛泽东这个领袖功过参半：毛泽东的功劳在于不断打内战扩张共产党的地盘，甚至借助日本侵略者的势力扩充了共产党的力量；联合各方民主力量，打败了民国政府，建立了民主联合政府；用无声的政变，将民主联合政府变成共产党一党专政的专属工具；毛泽东的过失在于做了很多有损中共形象的丑事，甚至直接破坏中共组织、迫害中国共产党人达到令共产党人目瞪口呆的程度。 从中华民族全体利益而言，毛泽东根本就没有功劳可言。打内战、假抗日扩张一党势力，算哪门子的功劳？非法乱杀中国人，不管被杀的是非共产党人还是共产党人，都是有罪的。 以“天下为公，人民最大”（2008年5月27日，中国国民党主席吴伯雄率领中国国民党访问团到南京中山陵举行了拜谒仪式后的题词）来衡量、评判，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绝对不是一个“伟大的领袖”。从他为一党利益、为个人利益胡作非为来看，定性毛主席是一个“自私的领袖”肯定没有错。 9.1  大跃进运动祸害中华民族 1958年正式开始的大跃进运动，是妄想当世界领袖的毛主席一次头脑发热疯狂扩散的灾难历程，好大喜功、自私自利的毛主席的倒行逆施，给几亿中国人增加了雪上加霜的灾难，对中华民族造成了巨大的直接伤害（参见本书3.2《饿殍真多》），间接的伤害是拉大了中华大地上居住的人类与地球村其他地方人类的时代性差距。 9.1.1  毛主席妄想当世界领袖 通过1957年6月开始的反民主的、无中生有的反右派运动，毛主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里一掌遮天的领袖地位更加突出（参见本书20.3.3《消灭民主的反右派运动》、20.3.5《党外无党的毛帝王新时代》）。毛主席妄想当世界领袖的野心随之膨胀出来——第一步争取成为地球村共产党世界的领袖，第二步就是地球村人类世界的领袖。 1953年3月斯大林死之前，毫无疑问斯大林是共产党世界的领袖。但是，斯大林生前的专横伤害了很多国家的共产党人，包括苏联的共产党人、中国的共产党人。在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产生之后，共产党世界出现反思、批判斯大林的浪潮，共产党世界出现分裂之势，1956年10月发生的波兰事件、匈牙利事件就是不瞎的人即可看见的裂痕、浪涛，其实下面暗流涌动也很强烈。为了自己将来能够当共产党世界的领袖，毛主席不无遗憾先要把苏联重新树立为共产党的头，以便将来自己实力增加以后取而代之，事半功倍地避免将来再自树为头可能招致的麻烦。 1957年11月，莫斯科召开共产党世界最高级会议。表面上有64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参加，其实还有4个国家的党由于所处环境特殊而没有公开身份。毛主席率领庞大的代表团参加了这个会议。 到莫斯科以后，中共在提交中苏两党讨论的宣言草案时就提出“以苏联为首”的问题。苏共开始不同意，怕其他兄弟党反对，下不来台。毛主席拜会赫鲁晓夫的时候向他解释，我们所以坚持以苏联为首，是因为只有你们才能够领头 …… 为了表现他高于与会者的地位，毛主席拒绝了大会要求每个讲话人事先递交讲稿的规定,他说：“我没有讲稿，我要想到哪儿说到哪儿。”毛主席也是唯一一个坐在座位上，而不是站着讲话的人。 11月14日，毛主席第一次在全体大会上发言，着重讲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提出以苏联为首的道理。毛主席说：“我们有这么多人，这么多党，总要有一个头。”“既然要有头，是不是随便找一个头就行了呢？恐怕不行。”“我们中国是当不了这个头的，我们没有这个资格。因为我们经验少，虽然人口上是大国，但是经济上是个小国。”“所以中国党认为，还是有必要承认以苏联为首……现在这样做没有坏处。” 11月16日，毛主席第二次在全体大会上发言，他说：“我认为我们的宣言是好的，将来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个宣言的时候，就会觉得它很有意义。”“如果没有苏联共产党，那就成无政府主义了……由于我们这次会议充分发扬了民主，所以搞出了一个比较好的宣言。” 11月18日，毛主席第三次在全体大会上发言，他说：“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优势。”“西方世界被抛在我们后面了，我们做得好的话，就可以一直把它抛在后面。赫鲁晓夫同志说他们在15年内可以超过美国。我们想，中国也可以订个计划，用15年或更多一点时间赶上和超过英国……” 在地球村中，毛统区人口最多，这是毛主席手中最大的资本，现在妨碍他登上共产党世界领袖地位的最主要因素就是经济不如很多国家，因此，在中华大地发动大跃进运动成为妄想当世界领袖的毛主席必然的首选。 9.1.2  毛主席决意直接管经济 1957年，在打死共产党外的民主党派使之成为行尸走肉方面，在重树自己在中国共产党内独一无二的虎威、权势方面，通过引人入套、无中生有的反民主“反右派运动”，毛主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再没有人敢于质疑毛主席的意见了，反对就更加不可能。毛主席在精神领域肆意妄为了一把，决意在物质领域也肆意妄为一把。按毛主席私下与秘书叶子龙谈的话来讲，那就是：“和平时期的经济建设，难道比打败蒋介石的八百万军队还困难吗？我不相信！” 按毛主席拍桌子说出来的话来讲，那就是：“只有陈云能管经济，我就不能管？”  9.1.3 毛主席直接管经济的讲话、指示 大跃进的发芽、发育，应该从1957年9月说起。下面是摘录下来的一些毛主席当年有关经济的讲话、指示。 1957年9月20日至10月9日，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八届三中全会，毛主席作了题为《做革命的促进派》的讲话。会议还对1956年的反冒进再一次尖锐地提出了批评。毛主席讲话认为，“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扫掉了促进委员会，并提出要恢复这三个东西。这个批评，实际上是后来多次严厉批评反冒进和酝酿发动“大跃进”的开端。 10月13日，毛主席召集最高国务会议第13次会议，发表讲话。关于钢铁，毛主席预言：“经过三个五年计划，钢的年产量可以搞到2000万吨，今年是520万吨，再有10年大概就可以达到这个目标了。” 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经过了远在莫斯科出席世界共产党大会的毛主席作了修改的题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的社论，号召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在生产建设战线上“来一个大跃进”。这是“大跃进”口号第一次亮相。就在同一天，毛主席在莫斯科会见中国留学生时第一次公开提出争取15年超过英国。 12月4日，国家计委委务会议传达毛主席关于“二五”计划的指示。毛主席在指示中提到3点：（1）关于怎样贯彻多快好省的问题。（2）15年赶超英国的问题。（3）保证重点的方针问题。 12月31日，国家计委传达毛主席关于经济计划工作的几点指示：……（4）中央的领导方法是：大权独揽，小权分散；中央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中央有责。…… 1958年1月3日至4日，中共中央召开杭州会议。毛主席在讲话中批评了1956年的反冒进，提出要批评右倾保守。 1月11至22日，中共中央召开南宁工作会议。这次会议对1956年的反冒进，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毛主席说，反冒进使6亿人民泄了气，是方针性错误，是政治问题，以后不要再提反冒进的口号了。 1月28日至30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讲话，主要谈了我国工农业发展目标。毛主席说，群众热情甚高，完全有把握15年赶上英国。 1月31日，毛主席提出了《工业方法60条（草案）》。这个草案主要包括：……（2）要求生产计划制定三本帐。……（7）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口号。 3月8日至26日，中共中央成都工作会议。会议继续批判1956年的“反冒进”。毛主席在会上多次讲话，把“冒进”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把“反冒进”说成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在反复批判反冒进的基础上，毛主席在会上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毛主席在讲话中指出：任何一个阶级都是好大喜功的，“好大喜功，急功近利”是正确的。 4月15日，毛主席写作《介绍一个合作社》，在中共中央主办的《红旗》杂志第1期（创刊号）发表。毛主席在文章中说：“共产主义精神在全国蓬勃发展。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 毛主席预言，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 5月5日至23日，召开了空前绝后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中央工作报告再次批判了1956年的反冒进，批判了1956年至1958年生产战线上两头高、中间低的“马鞍型”。肯定了大跃进，认为这标志着我国正经历着“一天等于20年”的伟大时期。毛主席在会上多次讲话。关于经济发展，他说，如果5年达到4000万吨钢，可能7年赶上英国，再加8年就能赶上美国。他批评了一些不同意指标过高的意见。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先念等，在大会上就1956年的反冒进问题进行了自我批评。 6月17日，因为1956年反冒进而被迫多次检讨的薄一波，这时紧跟毛主席的疯狂跃进思想，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两年超过英国》的报告。毛主席盲目乐观地作了指示：“超过英国，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需要2到3年，2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只要1959年达到2500万吨，我们就在钢的产量上超过英国了。” …… 9.1.4  毛主席称霸世界的野心言论 1958年6月28日，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小组长座谈会上，毛主席说：“目前太平洋实际上是不‘太平’的，将来归我们管了才算是‘太平’洋。”林彪插话说：“X年后，我们一定要造大船，准备到日本、菲律宾、旧金山登陆。”毛主席接着说：“造船还要几年才行？一九六二年我们有XX一一XX万吨钢，有XX万台工作母机，生产能力就大了。”（数字在文献原件中略去） 8月19日，毛主席以同样野心勃勃的气概对中共省委书记们说：“将来我们要搞地球管理委员会，搞地球统一计划。”很明显，毛主席搞大跃進，就是要称霸世界。 1958年8月17—30日在北戴河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当年钢产量比上年翻番，达到1070万吨。8月28日通过《关于1959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问题的决定》。决定1959年粮食达到8000亿斤到10000亿斤，钢产量达到2700万吨，争取3000万吨；1960年使粮食产量达到13000亿斤左右，钢产量达到5000万吨左右；到1962年使粮食产量达到15000亿斤或者更多一些，钢产量达到8000万吨至1亿吨。 1950年12月至1951年4月，毛主席没有把联合国放在眼里，所以不断拒绝联合国停火谈判的决议，一而再地组织、命令中国军队侵略韩国，到了1958年8月计划钢铁产量翻番并且准备1962年达到八千万吨至一亿吨的时候，毛主席更不把联合国放在眼里了，准备将来自己来搞地球管理委员会、搞地球统一计划了。 9.1.5 马屁文《还清白于毛泽东》 1958年，好大喜功的毛主席高举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旗帜，发动和领导了大跃进运动、公社化运动，把他势力范围之内的几亿中国人运动得死去活来。但是，在马屁精笔下，大跃进运动、公社化运动伟大得不得了啊，请看拍马屁文章《还清白于毛泽东》的节录： 1958年兴起的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不是什么人轰起来的，而是全国人民的革命意志随着客观的历史进程而自觉地迸发和组织起来的，它形成了人们追求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的思想潮流。那是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是一个真正的太平盛世。那是一个火红的时代：……是一个一天等于二十年的火红的世界。 …… 马屁精先是制造一个假象，让不了解这段历史的人误以为毛主席与大跃进运动、公社化运动毫无关系，一步就达到了“还清白于毛泽东”；然后无中生有歌颂大跃进运动，颠倒黑白为毛泽东时代唱赞歌，进一步“还清白于毛泽东”，塑造毛主席的伟大假象。 按照上文中引为骄傲歌颂的、1958年响彻中华大地的疯狂口号“一天等于二十年”进行推算，毛主席高举三面红旗的一千多天，就等于人类进化二万多年。人类有文字记载的文明远远不足一万年，如果真是一天等于二十年，三面红旗的伟大确实空前绝后。实际的历史却是毛主席发动、领导的大跃进运动、公社化运动造成了中国人的大倒退，退到了长时期到处饥荒、饿死人的境地，甚至到了很多地方人吃人的境地。这种人为的灾难，在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空前也应该绝后。 9.2 毛主席打倒彭德怀 1959年8月，彭德怀被毛主席打倒，罪名是毛主席捏造出来的“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 9.2.1 毛主席打倒彭德怀的四大历史原因 一、彭德怀拒绝当毛主席的亲信 1935年10月，到了陕北的毛主席写诗赞扬彭德怀：“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这是毛主席笼络能征惯战的彭德怀的一种手段。谦虚的彭德怀并不领情，把最后一句改为“唯我英勇红军”就退回给了毛主席。彭德怀委婉而明确拒绝成为毛主席的亲信，这是得罪毛主席的事情。 二、彭德怀组织、指挥百团大战 毛主席要靠日本鬼子不断扩大侵略中国的步伐自己才能不断扩大地盘，彭德怀1940年组织的百团大战狠狠地打击了日本鬼子，无疑就成了毛主席的仇人。参见本书4.2《对八路军平型关伏击战、百团大战的否定》。 三、彭德怀阻挠毛岸英尸骨运回国内 在朝鲜战场上，彭德怀不但没有保护好毛主席的宝贝儿子毛岸英的生命（参见本书3.1.2.1《毛岸英死于滥用特权贪吃和无知》），而且阻拦毛岸英的尸骨运回国内（参见本书3.1.4.1《彭德怀秉公招恨、肇祸》）。睚眦必报的毛主席，必然要收拾彭德怀。 四、彭德怀独力支持建设青藏公路 1954年12月15日下午2时，一队近百台十轮卡车满载着粮食从青藏公路开到了拉萨。对于绝大多数拉萨人而言，这是破天荒第一次看见汽车。 1954年12月25日。上午10时40分，在拉萨河大桥，西藏工委领导张国华将军为康藏公路（西康至西藏）通车剪彩。11时15分，在布达拉宫西侧，张国华为青藏公路（青海至西藏）通车剪彩。 为什么后通车好多天的康藏公路先剪彩？因为康藏公路是国家重点工程，投资巨大，声势浩大，名声早传到国外去了；十一万筑路官兵和民工，苦修五年才成。而青藏公路呢？没有得到国家的一分钱投资，是国防部长彭德怀从国防军费里借钱给慕生忠，由慕生忠率领西藏运输总队的一千多人为主要力量（最后阶段有解放军工兵团的支援）用了半年多一点的时间修出来的。在高寒永冻的唐古拉山上，慕生忠还曾经遭受过简直是釜底抽薪的打击，在彭德怀的支持下才挺了过来。打个形象一点的比喻，康藏公路如同皇帝的大儿子，青藏公路如同大臣的私生子，地位的尊卑贵贱不言自明。 虽然青藏公路比后修通的康藏公路晚35分钟才剪彩，青藏公路还是让康藏公路（1955年9月西康省并入四川省以后，此路改称川藏公路）黯然失色。两路通车以后，优劣判然，尽管看毛主席脸色行事的有关部门歧视青藏公路也是枉然。1955年秋，康藏公路连续塌方，西藏参加国庆观礼的车队只能走青藏公路，1956年春陈毅率领中央代表团进藏参加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也只能选择青藏公路。这样两次具有重大政治色彩的行动依赖青藏公路获得成功，青藏公路在中共中央和社会各界引起反响。没有什么比车流的正常通过和载运吨位更能说明一条公路的价值的了。面对这样一种不可回避的现实，毛主席不得不做了进藏交通以青藏公路为主的批示。 彭德怀私自鼎力支持修建青藏公路的行为虽然于国有功，于民有利，但却是毛主席所忌讳、恼怒的。因为青藏公路不但抢了康藏公路的风头，而且简单地表明了什么是事倍功半，什么是事半功倍。认真比较两条进藏公路的投入产出比，说相差百倍也完全说得过去。 假如彭德怀是毛主席的忠实奴才，看毛主席脸色行事的人，他就会等康藏公路通车以后，再献计给毛主席，由毛主席再发动修青藏公路。那么不但不显出康藏公路的不足，而且显出毛主席的不断进步和伟大。 彭德怀自作主张，敢想敢干，冒着众多非议、巨大风险，借国防军费给人成功修通了青藏公路，把毛主席晾在那里当反面教员，这是毛主席不容许再次出现的。最好的办法，就是采取措施打击彭德怀，最终将彭德怀打出毛统区政治舞台。 9.2.2 毛主席打倒彭德怀的四大现实原因 一、彭德怀太正直 彭德怀太正直，眼里容不得以权谋私的沙子，这对于习惯了以权谋私的毛主席（参见本书第二篇《假象——他为人民谋幸福；真相——他为自己谋私利》）而言，彭德怀无异于毛主席眼中的沙子，毛主席自然要想办法排斥他，除非需要利用他在战场上超强能力的时候。 二、彭德怀关心民生疾苦 彭德怀关心民生疾苦，在后面9.2.7《大鱼彭德怀撞网》有描述，这里就不多说了。 三、三面红旗的失败造成了毛主席的权位危机 1958年以来，毛主席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使毛泽东统治区的亿万中国人进入了既身心劳累而又饿肚子甚至饿死人的浩劫之中。曾经拍桌子发出怒吼“只有陈云能管经济，我就不能管？”的毛主席，曾经自信地向经济领域发出挑战声音“我就不信，搞建设比打仗还难?!”的毛主席，骑虎难下，如果硬下，实事求是地承认自己不行，管经济管错了，仿照古代皇帝来一个罪己诏，丢面子不说，还可能遭到心有不满的部下们的攻击。 四、彭德怀现任国防部长 彭德怀现任国防部长，握有兵权，这对于深刻领会“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毛主席而言，无疑是极端危险的人物。 9.2.3毛主席打倒彭德怀早有预谋 如果毛主席没得龙椅坐了，以后就不可能再享受肆意妄为“数独裁人物，还看毛主席”的日子了。怎么办？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毛主席，这个斗人高手，这个中共中央主席，这个亿万中国人的大灾星，这个害人虫，还是有办法的，决定采用激将法，先让彭德怀之类的人自动跳出来，然后利用自己从个人崇拜中得到的巨大势能砸死他们。 1959年毛主席用激将法收拾彭德怀，跟1957年用引诱法收拾民主人士、知识分子，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其实应该说更胜一筹，因为早在1958年5月毛主席就埋下了地雷，等待引爆的时机而已。 1958年5月5日，在空前的中共八大第二次会议上，毛主席在会上讲，要准备对付党的分裂。一年多以后，在庐山会议上，毛主席批判彭德怀时说，去年讲准备对付党的分裂，就是针对你讲的。毛主席还有相应的收集彭德怀犯上言论的秘密措施。比如，1959年1月24日，彭德怀在全军科学研究工作会议上讲话。在回顾历史，讲到自己领导的平江兵暴没有失败的原因时，彭德怀作了一点借题发挥：“不从客观历史上去研究，结果就会夸大个人的作用。毛泽东是一个人，他在历史上有一定的作用，在关键问题上起决定作用，但对整个历史他不起决定作用。”彭德怀言明不要记录和录音，但被秘密录音并整理出讲话记录。庐山会议后，这个讲话被指控为“篡改军史”、“贬低毛主席的历史作用”。 9.2.4 毛主席用海瑞刺激彭德怀 1959年4月初在上海举行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毛主席批评了彭德怀，那场面真是充满刺激性。毛主席在批评国家计委时，忽然捎带批评彭德怀说：“彭德怀你恨死我了，因为我批评过你。” 彭德怀感到突如其来，沉默无言。4月5日，毛主席又讲了海瑞批评嘉靖皇帝的故事。他说：海瑞写给皇帝的那封信，那么尖锐，非常不客气；海瑞比包文正公不知道高明多少；我们的同志哪有海瑞那样勇敢；我把《明史•海瑞传》送给彭德怀看了。毛主席号召学习海瑞精神，要“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要敢讲话，不怕警告、撤职、降级、开除党籍，不怕离婚、杀头，要敢于坚持真理。  毛主席不说敢讲话、敢于坚持真理的人将得到什么好处，而是罗列了一堆灾难性的后果，其实是在含蓄地、威严地警告全党干部：不许讲真话，更不可坚持真理，否则，后果将非常严重——撤职、降级、开除党籍、离婚、杀头、一身剐。这就是激将法。这是毛主席真正的阳谋——毛奴说真话的结果，极大可能就是灾难；谁若是说真话、坚持真理得到了从毛主席这里发出的灾难，不能怪毛主席没有提醒。 真正诚心希望得到真话、真理的历史人物是怎么办的呢？毫无疑问奖励说真话提意见、坚持真理的人。 9.2.5李云仲写信给毛主席提意见 时任东北协作区办公厅综合组组长、原国家计委基本建设局副局长李云仲，写了一封长达一万多字的信，于1959年6月9日寄出给毛主席。李云仲的信，是响应毛主席学习海瑞精神的号召而出来的一封敢讲话的信。有点像《明史•海瑞传》中海瑞给嘉靖皇帝的信了。信中指出党犯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信中谈到的一些具体的事情，令我这个既当过农民、又是学工科出身、而且多年在工厂工作过的历史研究者感到愤怒不已，没有听说过如此愚蠢、蛮横地对待大自然、对待人类来发展经济、发展工农业的： 许多地方大量的大中型水库、灌溉、河流工程，在既无勘探设计，又无设备、资料的情况下就大规模施工了，结果有许多工程建成后毫无效果，或者成为半成品……为了要修一条100多里长的大灌渠，既未经勘探设计，又未经群众讨论，要挖掉即将收割的1万亩小麦……结果这条水渠，雨季一到全淤死了……大搞土法炼钢的运动，这是一条失败的经验。国家经济力量的消耗太大了。几千万人抛开一切，苦干了几个月，上亿吨的矿石，上亿吨的煤炭，上百万吨的钢铁材料，上百亿度的电力，几亿吨的运力……都白白消耗在没有效果的‘生产’上了，得到的却是毫无使用价值的土铁，这是对国家元气最大的消耗……1958年和1959年上半年的固定资产动用系数连50%也不到。（即100元投资花下去，能动用的不到50元）上百万吨钢材，几百万吨水泥、木材……被白白抛在几千个工地上，长期不能发挥效用…… 李云仲在信末还谈到如何树立节约与朴实的问题，批评近年豪华的高级宾馆、饭店建得太多，国庆几大工程也有些过分；关于会议的伙食标准太高，请客送礼之风，以及负责干部的特殊待遇等，信中也提出了批评意见。 9.2.6 毛主席选场地捕大鱼 李云仲这种小鱼撞网，使毛主席明白大鱼彭德怀撞网的时间已是指日可待。李云仲的信，也使得毛主席几天后的出行，谨慎小心，大热天只住蒸笼似的专列，不住停车地点附近随时伺候的别墅、行宫，随从们百思不得其解。毛主席这时候宁可受热也要远离被现代海瑞攻击的靶子——豪华舒适的高级宾馆、行宫。当然这种内在的原因是不能告诉任何外人的。 6月13日，根据毛主席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中央会议6月不开了。为了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经验教训，解决实际工作的问题，拟于7月初在郑州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6月21日，毛主席到了郑州，打电话给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提议召开省市委书记座谈会，地点在庐山，征求常委同志意见。常委同意不过是一个形式而已，哪有不同意毛主席所提建议的可能。23日杨尚昆先上了庐山。毛主席这个喜欢游泳的游泳好手，23日在武汉畅游了长江，24日在长沙畅游了湘江。24日晚，半夜，谨慎小心住在蒸笼似的专列上受酷热困扰睡不着的毛主席，突然告诉机要秘书高智早已做好的安排：“明天回韶山去。”“明天下午动身。”“这次回韶山，先住几天，看看乡亲们，然后上庐山开会。”毛主席把上庐山参加会议的人员向高智作了交待，并嘱咐他给杨尚昆打电话，通知各中央局、省、市、自治区领导开会，并由杨尚昆负责会议安排。 毛主席把拟于郑州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按照自己的个人意愿改到庐山上去召开了。4月初毛主席号召学习海瑞精神具有激将的战略意义，6月21日毛主席改变开会的地点则含有选择战场以便收拾人的战术意义。 下面解释一下庐山这个地点的战术意义。 在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的统治下，1958年河南省的虚报浮夸、共产风都是非常厉害的，有些甚至是毛统区之最。毛主席已经在郑州主持了两次旨在纠正错误的郑州会议（1958年11月2—10日，和1959年2月27日—3月5日），尤其是第二次郑州会议，毛主席已经切实感受到了源于自己的人祸灾难的严重性（许多省粮食已很紧张，出现成片地区挨饿甚至饿死人的情况。山东、安徽、甘肃、云南等省都比较严重，广东边境县已有到湖南抢粮的），以及开会环境的重要性。 假如举行第三次郑州开会，毛主席在与被激将法激发出来的对手进行决斗的时候将失去地利，因为被三面红旗狂风刮得到处东倒西歪的饥饿的河南人，肯定在感情上站在不赞赏三面红旗的现代海瑞的一边。庐山则有所不然，一个偏于一隅的风景名胜之地，三面红旗狂风若有若无的高山尘世，云遮雾绕的神仙之境，既可以用“神仙会”之名绕开“解决实际工作的问题”，又可以用“神仙会”之名随便提意见而别开生面地请君入瓮；参会人员住在分散的、交往不便的山沟里，既方便考察谁是对手的朋党，一网打尽，消除后患，也避免对手随便串门而增加额外的抵抗力量；既可以将毛主席与对手的决斗隐没在云雾中而不那么惊世骇俗，还可以胡编乱造决斗的细节欺骗世人。 毛主席选择庐山开会，可谓一箭多雕。 9.2.7 大鱼彭德怀撞网 1959年6月30日中午，彭德怀坐火车经过河南信阳地区，看到站台上的逃荒饥民，中饭吃不下去。 7月2日，号称“神仙会”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庐山正式开始，毛主席提出19个问题要大家讨论，第一个问题是“读书”，第二个问题是“形势”…… 7月3日参会人员按大区分小组讨论。西北组讨论会上，与毛泽东同样出自湖南湘潭的彭德怀说话了：“毛主席家乡的那个公社，去年搞的增产数，实际上没有那么多嘛。我去了解实际只增产13%。我又问了周小舟，他说那公社只增产14%，国家还给了不少贷款和帮助。主席去过这个公社，我曾经问过他，你了解怎么样？他说没有谈这个事。我看他谈过的！”彭德怀第一次发言就涉及毛主席，并且指出他做人不诚实。 往后几天，彭德怀在西北组继续放炮：“人人有责任，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1070’是毛主席决定的，难道他没有责任？”“过日子，国家也要注意，风景区、人工湖可以慢点搞，浪费很大。”“国家那样穷，好多省都给毛主席修别墅，搞什么名堂？这总不是毛主席让搞的。”“农村四个月不供油，办得到吗？完全是主观主义！我一回国看到这个电报，就打电话提意见，你们提了意见没有？抵制了没有？”“什么‘算账派’、‘观潮派’，……帽子都有了，对于广开言路有影响。有些人不说真话，摸领导人的心理。” 彭德怀在小组七次发言，对1958年以来的错误谈了许多批评性看法。同时感到会议中对讲错误有压力。7月10日，毛主席布置讨论修改《关于形势和任务——1959年7月2日至X日庐山会议议定记录（修正草案）》；并且于当天下午召集会议发表长篇讲话，先讲了会议初步安排到7月15日，延长不延长到那时再定。讲了大跃进以来得的是什么，失的是什么：“从具体事实来说，确实有些得不偿失的事。但是总的来说，不能说得不偿失。取得经验总是要付学费的。全国大办钢铁，赔了二十多亿，全党全民学了炼钢铁，算是交了学费。”“从局部来讲，从一个问题说，可能是十个指头，九个指头，七个指头，或者三个指头、两个指头，但从全局来说，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要找问题，可以找几千万件不对头的，但是从总的形势来说，就是这样：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 毛主席用时间有限和自己的糊涂认识、强词夺理来继续刺激彭德怀，好让这位耿直的元帅尽快将把柄递出来。 7月12日，彭德怀从周恩来那里开会回来，对随行参谋王承光说：“这次会议开了十多天，味道不大。小组会上尽讲些一般性问题，听不到思想性问题。我在西北小组讲了一点，简报上还没有看到，恐怕还不会引起大家注意。……我有些问题又不好在小组会上讲，想给主席写封信，让主席讲一下才有作用。”也是这一天，周小舟、周惠、李锐找到彭德怀，向他谈了毛主席前一天晚上找他们谈话的情形——毛主席说到“会议不应有什么压力，什么问题都可以谈”，还说“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 彭德怀在内心有话要说而找不着毛主席当面说，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以及从与自己意气相投的周小舟、周惠、李锐那里传过来的毛主席的热力联合作用下，便于13日开始起草，14日送给毛主席一封信，重点对1958年以来的错误及其经验教训提出了自己的意见。由于是私人信件，开头先写明“这次庐山会议是重要的。我在西北小组有几次插言，在小组会还没有讲完的一些意见，特写给你作参考。但我这个简单人类似张飞，确有其粗，而无其细。因此，是否有参考价值请斟酌。不妥之处，烦请指示。”  彭德怀这封有点像《明史•海瑞传》中海瑞给嘉靖皇帝的信送给毛主席，算是将自己的把柄送到了毛主席手里。大鱼入网，初定15日结束的庐山会议该延长了。 9.2.8  毛主席翻云覆雨收网抓鱼 7月15日上午，毛主席把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三位政治局常委召唤到自己所住的别墅美庐，告诉他们昨日收到了彭德怀的信，已经加上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作为标题，印发与会“各同志参考”。同时要调陈毅、彭真、林彪、黄克诚、安子文等上山参加会议。彭德怀说这封信是写给主席个人参考的，请求中共中央办公厅收回这封信。毛主席有意散发，中央办公厅岂敢逆毛主席之意而行。 讨论彭德怀信的过程中，国防部副部长、中央军委秘书长兼解放军总参谋长黄克诚，和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发言同意彭老总信的精神。21日，曾经在毛主席之前担任中共中央总负责人的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张闻天发言，系统阐述了他对“大跃进”以来的成绩和缺点、经验和教训的看法，明确表示支持彭德怀信中的意见和观点，不同意有些人的非难。 7月23日，毛主席讲话批判了《意见书》，指责《意见书》表现了“资产阶级动摇性”，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党纲领”，是“右倾性质”的问题。并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这个原则，我现在也不放弃。”“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组织红军去，另外组织解放军。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我劝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向要注意……这些同志，据我看不是右派，是中间派，不是左派。……他们不是右派，可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去了，距右派还有三十公里，因为右派欢迎这种论调。……这种同志采取边缘政策，相当危险。不相信，将来看。” 毛主席发出组织军队打内战的威胁，制造了一个如若不顺毛主席之意国家就将陷入内战的“势”，谁敢接招？谁愿意内战？毛主席同时又对可能同情彭德怀的人发出了警告“讲话的方向要注意……这种同志采取边缘政策，相当危险。不相信，将来看”，谁敢于继续在言论上不顺从毛主席的口气？在“道、法、术、权、势”五招中，毛主席这时候使出了最下等的“势”招——以“势”压人。多年个人崇拜出来的势能，可谓势不可挡。虽然有作战能力但是却没有自己拉帮结派亲信人马的彭德怀元帅，虽然是国防部部长却仍然要受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领导的彭德怀，顿时处于下风，经历过多年战争的解放军将帅不会有人跟随他与毛主席打内战，毛主席的势能太有威慑力了。为了避免内战，为了避免引火烧身，顺毛主席之意，成为大家都必须顾全的“大局”。毛主席“势”牌一出，庐山会议定调转向了。 李锐在《庐山会议实录》中说： 中午饭吃不进去。下午就开小组会，讨论毛泽东讲话。晚饭后，千不该万不该，又到小舟和周惠的住处去了。这当然是由于思想不通，满肚子意见要发泄，去找他们谈谈，平息一下情绪。小舟同我一样，比较激动。他怀疑毛泽东的这篇讲话，是否经过常委讨论。按照讲话精神发展下去，很像斯大林晚年，没有真正集体领导，只有个人独断专行。这样，终将导致党的分裂。我们都同意这种看法。周惠也感到毛泽东对一些问题的决定，反复变化太快。……我又说，这样的讲话不是“翻云覆雨”吗？小舟也认为这个讲话，是“一百八十度转变”，使人转不过弯来。他特别激动，想三人一起到毛泽东处辩论一顿，急吵一顿也好。我认为从讲话来看，正在气头上，去也没法谈。于是小舟要去找黄克诚谈。这时，我倒有个心眼觉得这样去谈，不就变成“小组织活动”了？会授人以柄。周惠也不想去。但拗不过小舟。他拨通电话，黄克诚不同意我们去。由于小舟的坚持，黄克诚只好说：“你们要来就来吧。”于是就发生了非常不幸的“二十三日夜事件”。 当然，黄克诚也是思想不通，心情极为沉重的。开完会回来后，他和彭德怀都吃不下饭，也都没说话。小舟将斯大林晚年的话讲了。说袁世凯称帝前，围着袁的那些人，专门印一种报纸给袁看，意谓毛泽东受了蒙蔽。我说了一句很愤激的话：他不能一手遮天。黄克诚劝我们不要激动，说毛泽东又不是慈禧太后，中央集体领导很好；自己有错误，多想想，可以作检讨。…… 7月26日，传达了毛主席进一步加温的指示：“对事也要对人”。会议急转直下，集中批判彭德怀等人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越来越集中搞彭德怀历史上的问题。彭德怀肯定不服，气氛有点僵。7月30日，聂荣臻元帅、叶剑英元帅劝彭德怀元帅“抛开信的本身，从全局利益来做检讨”。所谓全局利益，就是必须顺毛主席之意，否则造成毛主席拉队伍打内战的局面就损害了共产党的大局了。 7月31日和8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两次开会，批判彭德怀，算“历史总账”。在毛主席的清算之下，彭德怀参加中国共产党革命31年来，在各次错误路线中都犯了错误；见风使舵的林彪，说彭德怀是“野心家”、“伪君子”、“魏延”；彭德怀在上庐山前奉命出访苏联和东欧，被说成是“从国际取经”、“里通外国”；彭德怀和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在庐山会议上说了相近的观点，互相交换过意见，就被说成是组织“军事俱乐部”，进行分裂党的非组织活动；彭德怀在过去的一些缺点和错误，被翻出来算账，对他的功绩则一概加以抹煞。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接着召开八届八中全会。 8月2日，八届八中全会开幕，中央委员们早已经到山上待命了，前一天的开会决定不过是一个形式而已。八中全会一开始，毛主席就提出要讨论两个问题，一是“改指标问题”，二是“路线问题”。对第二个问题，毛主席说：“一上山，我就讲了三句话：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现在看来所谓“问题不少”，是“右倾机会主义向党猖狂进攻的问题不少，而不是那些别的问题”、“庐山会议不是反左的问题，而是反右的问题”。 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全会开展了对毛主席捏造的“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斗争，批判他们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地反对总路线，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无论是小组会还是大会，内容都是一边倒地揭发批判彭德怀和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不容彭德怀等人有一点辩护，甚至情绪激动也会受到谴责，客观是非荡然无存。又翻出一些新的政治问题。比如，1945年参加“七大”召开前的党章起草工作，彭德怀建议党章中不要写毛主席思想。他还两次提过一个建议，两次都是研究外国代表团来华会谈和接待问题。一次是在毛主席主持的会上，一次是在刘少奇主持的会上，建议是：苏联不再唱斯大林颂歌了，我们今后在欢迎外宾时不宜再唱《东方红》。 在毛主席的虎威和尖锐批评下，在大会小会的严厉批判下，在一些好心人规劝彭德怀“抛开信的本身，从全局利益来做检讨”诱导下，在巨大的压力下，彭德怀和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受批判者，只能采取“要什么给什么的态度”，一次又一次地检讨，给毛主席送去给自己定罪的“证据”。实际上这是毛主席亲自主持的没有毒打而显得比较文雅的逼供信。8月16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通过了《为保卫党的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和《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决定将彭、黄、张、周等分别调离国防、外交、省委书记职务。说通俗一点，就是把他们打出了中共的政治舞台。 9.2.9 毛主席与嘉靖皇帝的比较 毛主席使出激将法的时候说：“我们的同志哪有海瑞那样勇敢”。还特地把《明史•海瑞传》送给彭德怀看。结果，受毛主席激将学习海瑞上疏但是没有海瑞那么勇敢的彭德怀，得到了比海瑞悲惨得多的结果。 海瑞上疏，直指皇帝的过失（“一意修真是陛下之心惑  过于苛断是陛下之情偏”、“执一二之不当  疑千百之皆然”、“陛下之误多矣  其大端在于斋醮”、“用人而必欲其唯言莫违  此陛下之计左也”等）；彭德怀写信，是留有余地地提供自己的一些意见供毛主席参考（对“相当多地方还在搞大兵团作战，不分强弱，不计报酬；由于拆房建居民点，有些群众无处栖身；市场紧张……”都没有写。这是彭德怀考虑到收信人的接受程度而留有余地的）。海瑞没有受到批判，既没有必要违心检讨、检查，入狱以后也没有受到身体折磨，就是说没有受到身心折磨；彭德怀则因为长期遭受身心折磨而长期处于生不如死的的状态。 毛主席做人的良心道德，比之人称“嘉靖嘉靖，家家干净”的嘉靖皇帝，真是远远不如。毛泽东统治区的贫穷苦难，六亿以上的人长期挨饿而且仅仅在1958年至1962年就饿死五千多万人，又岂是“家家干净”四个字所能望其项背。 9.3倒行逆施、雪上加霜的反右倾运动 在庐山打倒彭德怀等人后，毛统区进一步全面开展了倒行逆施、雪上加霜祸害中国人的反右倾运动。历时半年左右的“反右倾”运动，错误打击毛统区中国人的规模是空前的。各个地方、各个部门在反右倾运动中整人大同小异。一些省区，比如四川省，采用“考试”方法判别干部是否“右倾”。在向县以上主要领导传达庐山会议精神之前，省委在县委书记、县长和省级机关正副处长以上干部中，以彭德怀信件为试卷，进行测验或口试，按照对彭德怀信件所持支持或反对的态度来确定是否“右倾”。一方面打击敢于反映自己认识的干部，另方面助长见机行事、弄虚作假之风。李井泉之流不愧是毛主席的好学生。 党政机关是“反右倾”运动的重点，国家机关和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到1959年底，斗争中列出的重点批判对象，共占两个机关党委党员总数的3%，被“重点帮助”的对象占总数4.4%，最后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党员占机关党员总数的0.36%。浙江省确定的重点批判对象，在省级机关处长以上党员干部中比例为4.6%，在县委委员中比例为4.5%，在公社党委书记中比例为5.2%。 在工矿企业，“反右倾”运动主要指向负责生产和技术的基层干部。在学校，“反右倾”运动的矛头指向了所谓“浸透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党员专家”。北京大学参加整风的128名党员教师中，有27人受到重点批判，占21%。清华大学174名党员骨干教师中有17人被列为重点批判对象，占9.7%。 在农村，以保卫“三面红旗”为主要内容，以富裕中农为主要批判对象，开展了以进行两条道路斗争为纲和社会主义教育为纲的整社、整风运动。请看豹子身上的一斑——我的家乡广东省。随毛主席的狂风摇摆的墙头草陶铸，在他统治下的广东省，从1959年9月下旬开始，首先召开县的三级干部会议，在批判基层干部的右倾思想，解决过社会主义关的基础上，各公社、大队再发动鸣放，然后揪出“错误严重”、“影响极大”的上中农代表人物，批判他们的所谓“资本主义”思想和行动。当时重点批判的基层干部占参加县社几级干部会议的30%；被批判的上中农，仅汕头的一个专区即高达3867人。 在部队，刚开始批判无中生有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时候，很不顺利，因为军人毕竟比政客秉直、正派。庐山会议8月16日结束，8月18日中南海怀仁堂就举行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一来肃清彭德怀在军中的影响，二来清除不可靠份子。一百四十名与会的军队首脑中没几个积极份子，会开得冷冷清清。毛主席看到高层军人不愿同彭划清界线，便决定利用与彭德怀直接交往较少的中层军人来当打手，扩大到野战军军长、政委及每个师来一名正职干部，军委办公厅处长以上全部参加。如此一来，参会人数由140人增加到1061人，另增508人列席会议，派出十八架飞机连轴转将各地的军人接到北京。8月22日，经过再次扩大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开幕。大会内容没变，先传达庐山会议精神，接着是彭、黄、张、周做检讨。会议以大会批判和小组讨论结合进行。 大批判过后的小组表态，总参谋部和军委办公厅合起来的那个小组，还是没有人肯当打手，两三天都没人发言。主持该小组会议的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总参装备计划部部长万毅中将说话了：“既然大会一再要求我们揭发批判，我们倒不如认真把彭德怀的‘意见书’学习学习，讨论讨论，看看他的意见有没有错，存在不存在‘右倾’、‘反党’问题。党的政策是有错必纠，知错就改嘛！希望大家实事求是，有什么说什么。”万毅的这番话，一下子把大家的话匣子打开了。他们列举了许多事例，说明彭德怀的“意见书”是有理有据的。比如，大家都还记得去年军委办公厅组织人们到河北安国县参观时，吃惊地看到站在他们面前的是被急促的钟声和尖利的哨声赶来的“老将班”、“铁姑娘队”和光脚露腚的“儿童团”。不到十分钟的受阅，就有几位瘦弱老人昏倒，有的妇女身下失禁，一些孩子哇哇地哭叫。他们还发现社员在饿肚子，公共食堂里只有几笼屉红薯干、一大锅稀拉拉的玉米面粥，连咸菜都没有。当他们回到自己的车上吃午饭时，才发现带的干粮早被偷走了。一位衣衫褴褛、满面污垢的老汉带着一个面黄肌瘦的小女孩朝这些人民子弟兵高级将领们跪下，乞求道：“老总，可怜可怜俺这小孙女，行行好吧……”回想起这些场面，他们谁还愿意向为民请命的彭元帅落井下石呢？万毅感慨地发表见解：“这些事例，说明了什么呢？它是否带有普遍性呢？直说了吧，现在有人尽做好梦，头脑发昏，膨胀，眼睛只看着天上的‘卫星’，全然不顾地下老百姓吃苦受穷！我敢说，彭总的‘意见书’一点没错！谁要是昧着良心批就叫他批去吧！赞成彭总意见的请举手。”万毅说出了很多人敢怒而不敢言的问题，“刷”！“刷”！“刷”！，小组成员一个接一个地把手举起来。 鸡蛋碰不过石头，万毅怎么碰得过毛主席呢。很快，万毅被宣布为“彭德怀的狗腿子”看管起来了。但不怕死的人还有。当听到林彪在大会上气冲冲污蔑彭德怀“他恨不得一下子吃了一军团！通通杀尽！因为一军团是英明领袖毛主席亲手缔造和亲自领导过的……”，北京军区参谋长钟伟突然在台下大声喊道：“胡说！你们完全是无中生有，造谣惑众！”他大声为彭德怀辩诬，并大喊：“彭德怀的‘军事俱乐部’已经宣布成立了，那就宣布我钟伟是这个俱乐部的成员吧！也拿我去枪毙吧！”不出五分钟，钟伟被扣上手铐架出了会场。钟伟被削官罢职，一撤到底，押解回老家劳动改造去了，直到“四人帮”垮台后，钟伟事件才得以平反。 整人继续进行，仅一个多月时间，全军就重点批判了847名干部。到11月底，全军共划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848人，其中团以上干部195人，占10.5%。还有许多人被划为“中右”和“二类”、“三类” 。据1980年平反时统计，军队中因反映实际情况或在党内提出不同意见，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戴上其他政治帽子的，达17212人。 那些敢于实事求是地反映情况的同志，有不少在批判斗争中被活活打死或被逼自杀。中共河南省光山县委副书记张福洪，被中共河南省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公然打死。 据1962年甄别平反时的统计，毛统区被重点批判及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中共党员干部，竟达到了365万多人，而当时的全国中共党员总数为2600万人。加上被定为阶级异己分子等类名目的反右倾运动受害者数目更大。据23个省、市、自治区和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的不完全统计，受批判、处分的党员、干部和群众共807万人。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的干部，绝大多数受到了撤消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等党纪政纪处分，被列为重点批判对象的老百姓也受到了围攻批判和其他形式的打击。 从上面的叙述可知，做毛主席的奴才、奴隶其实是有很多痛苦的，在各种各样一浪接一浪的政治运动中，可能违心整人，可能被人整，也有可能两者同时进行。除了江青、康生等有限的几条毛泽东高级走狗没有倒霉过，几千万奴才都是难以肯定明年今日自己是否还能平安的。大饥荒时期只受到饿饭威胁、良心折磨而没有政治劫难的刘少奇主席，到了1967年就彻底进入了自身被非法软禁外带妻离子散的人间地狱。 9.4  文革浩劫之二 文革浩劫，是人世间空前巨大的浩劫，前面3.3《文革浩劫之一》讲述了一些，下面再讲一些。 9.4.1无中生有、危言耸听的理由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并通过由毛主席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会议之前，毛主席先后领导进行了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错误批判，并制定了旨在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后称《五一六通知》）。 会议完全按照毛主席的意见，停止和撤销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职务。5月16日全体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在毛主席为主的独裁社会，由毛主席主持起草的东西让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不过是个形式而已。 为了制造出一个政变前夜万分危急的局面，在《五一六通知》的最后，毛主席无中生有凭空捏造出如下危言耸听的内容：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注意这一点。 从此，“揪出睡在身旁的赫鲁晓夫”，就成为文化大革命中最流行的口号。 睡在毛主席身旁的赫鲁晓夫是谁？刘少奇也。只是没有直接点刘少奇的名而已。 5月18日，深刻领会了毛主席思想意图的林彪副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长篇讲话。主要内容是两个方面，一是强调政变的危险，声称中共中央内部有人要搞政变、搞颠覆，以制造恐怖气氛，二是大肆宣扬毛主席是天才，鼓吹个人崇拜。林彪说：“这里最大的问题是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颠覆、防止‘苦迭打’”。“政变，现在成为一种风气，世界政变成风。”“世界上政变的事，远的不说，1960年以来据不完全统计，仅在亚非拉地区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中，先后发生61次政变，搞成了56次。把首脑人物杀掉的8次……六年中间，平均每年11次。 ”。还举了中国历史上许多政变的例子。然后就联系到现实说：“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了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他们想杀我们的脑袋……我们就杀他们的脑袋。”“你不杀他，他就杀你。”林彪在讲了一番杀气腾腾的话之后，谈锋一转，大谈“要以毛主席为中心来团结”。他用了一系列最高级的形容词对毛主席大肆颂扬，这部分鼓吹个人崇拜的内容请读者参看本书16.5《毛主席批示1966年林彪“天才论”讲话作为中央文件下发》。 既然毛主席、林副主席把形势说得如同天要塌下来那么严峻，处于青春躁动期而又深受愚民教育思想、教育体系浸泡出来的中学生，从5月29日开始，组织“保卫毛主席”、“保卫红色江山”的“红卫兵”、“红旗战斗小组”等群众组织。 6月24日，清华附中红卫兵贴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宣称：“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7月4日，又贴出《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该报引用了毛泽东1939年12月21日《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讲话》中的一段话：“马克思主义千头万绪，归根到底一句话：造反有理。”但这两张大字报遭到工作组的反对。 7月18日，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两张大字报《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和《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交给了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转呈毛主席。 8月1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幕。全会印发了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回信。信中肯定了“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并“表示热烈的支持”，“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的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8月3日，王任重受命把清华附中红卫兵召到钓鱼台，让他们看了这封信，红卫兵们顿感热血沸腾，惊喜万分。红卫兵作为一种政治力量迅速扩展遍及整个毛统区。 自私的领袖毛主席捣鬼有术，由愚昧的追星族红卫兵实施对中华民族的祸害，请看本书16.6《毛主席八次接见红卫兵》、3.3.1《破坏一切》、3.3.2《非法杀人》。 1967年5月16日，毛主席对外国人说：“你不借红卫兵的力量，什么法子也没有，一万年也不行。” 9.4.2 毛主席“祝展开全国全面内战！” 1966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73周岁生日，毛主席举行家宴，请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人参加。毛泽东举杯庆祝说：“祝展开全国全面内战！”同一天早上，曾经担任毛主席秘书的周小舟，1959年担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的时候在庐山会议上被毛主席打下去的周小舟，受不了文革浩劫的折磨而吃大量安眠药自杀身亡了。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看看毛泽东庆祝生日举行家宴时邀请的客人是什么德行，就可以想象毛主席这个主人是什么玩意了。毛主席家宴的全部6位客人以及家宴的女主人江青，这7人后来都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成为令国人齿冷的谈资。寿星毛泽东的祝酒词，明白无误地表明了毛主席这个男主人，和江青这个女主人，以及所有来客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都是朋比为奸、一丘之貉的身份—— 一群惟恐天下不乱之徒。一个国家的精神领袖，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居然在私下祝愿“展开全国全面内战”，而不是祝愿“国泰民安”，充分表明毛主席就是一个货真价实、如假包换的混世魔王。 毛泽东生日家宴后，新的动乱措施出台了。12月30日，江青、姚文元等人在清华大学群众大会上讲话，鼓动开展全面的阶级斗争。31日，王力在人民大会堂对回京集训的全体记者讲话，鼓动打派仗。他说：“工、农、商、学、文教、党政、军民以至街道里弄，统统要两派，要吵架。天津双方几万人吵架、打架，这样就很有希望。” 看来几天前在毛泽东的生日家宴上这群惟恐天下不乱之徒商量出来的扩大毛统区动乱局面的办法之一就是鼓动开展全面的“阶级斗争”，之二具体而言就是鼓动毛统区人民打派仗（肯定不包括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这个下贱种群，还有新出现的“叛徒”、“特务”、“走资派”，他们不属于人民的行列，他们早已经没有资格打派仗了）。毛统区人民都打派仗，吵架、打架，全国乱得一塌糊涂，毛泽东就可以指挥乘乱夺权，“名正言顺”地打倒国家主席刘少奇就不成问题了。 9.4.3 内战掠影 在自私的领袖毛主席1966年12月26日发表的生日祝酒词：“祝展开全国全面内战！”指引下，很多地方真的发展到开枪开炮的热兵器内战。 我小时候在广东兴宁老家的农村，就听说两派——红旗派与红联派打仗，乌鬼（皮肤黑而来的绰号）是红旗派很会打仗的首领。曾经有一派的人找到我父亲，希望这位曾经先后在国民革命军、解放军炮兵部队当过观测员的过时老军人，帮助开大炮炮轰对方的据点。 1967年12月18日，毛主席对外国人说：“用热兵器搞武斗是从6月开始的。” 1967年6、7月间，江西赣州地区的武斗，人员伤亡很大，断粮断水，交通全部堵塞。7月14日，毛主席在专列上与汪东兴等人谈话时轻松地说：“我看湖南，江西九江、南昌、庐山、赣州经过大武斗，形势大好，阵线也分明了。” 下面看看1968年7月16日至8月8日广西南宁内战片段： {7月16日，从中午十二时至晚上，广西“四•二二”控制区——解放路、灭资路、上国街、博爱街等，被解放军和“联指”炮击。 7月17日，解放军、广西“联指”和数县“联指”武斗队全面包围广西“四•二二”控制区——南宁市解放路一带，枪打炮击。双方互相投汽油弹……广西“联指”从邕江两岸据点向航运“工总”据守的船只开枪射击，一四三一号和一四0四号两艘船内装汽油一千四百二十六桶，共二百零三点六吨，另有航空机油二十四桶，因中弹全部燃烧。“联指”前后三次炮击邕江河边船舶，共烧毁船只一百六十六艘，一万一千八百八十载货吨位，一千零三十客位，五千二百三十八匹马力，其中钢质船六十四艘，木质船一百零二艘。当时船舶装载有物资三千六百多吨，全部烧毁，其中汽油、柴油四百五十四吨，大米七百吨，杉木二百四十立方米，干辣椒五十吨，药品和药材一百六十五吨，薏米一百七十二吨，桐油一百三十二吨等等。被烧毁船舶和物资总共损失约一千多万元。 7月21日，广西“联指”又从南宁桂剧院据点炮击百货大楼广西“四•二二”据点，东北面墙被炮击崩塌，二、三楼起火燃烧。 8月8日，部队和联指攻打解放路全部结束。解放路及其附近三十三条街（巷）被炮击焚烧成了一片废墟。广西“四•二二”全部覆没。 据不完全统计，围攻解放路和展览馆打死一千四百七十人，抓获“俘虏”九千八百四十五人。……被“俘”人员交各县拉回去“处理”七千零十二人，其中被打死二千三百二十四人……据一九八三年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时调查，解放军和广西“联指”攻打解放路一带，共烧毁三十三条街（巷），其中烧毁机关、学校、工厂、商店和民房共二千八百二十多座（间），建筑面积四十六万平方米，使街道的五个公社，一万多户，五万多居民无家可归，仅国家财产损失价值六千万元以上。}  文革期间四川内战也很惨烈。新华社记者孙振回忆说：{“文革”成了“武革”，除了飞机以外，大炮、坦克、机枪、步枪、地雷、手榴弹等等各式武器，全都用上了。就连我们四川分社办公楼墙壁上，都是弹痕累累。 } 9.4.4  文革“公安6条”之第2条 公安六条，即1967年1月13日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名义颁布的《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规定》共6条，所以简称“公安6条”。主要内容有：……②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动标语，喊反动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 在执行过程中，第二条规定实际上又扩大到凡是对江青、康生、陈伯达稍有不满的也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公安6条”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文件的形式发出，并在神州大地广泛张贴，产生巨大的影响，是造成“文化大革命”中大量冤、假、错案的主要原因之一。 9.4.4.1  贫农大娘说太阳毒而获罪 张增会父亲是贫协副主席，母亲也是贫农协会的干部。那天去生产队干活天气太热，这个农村妇女说：“这太阳咋这么毒，要把人晒死呀！”有人就打了报告。那大队来人核对。这个农村妇女照实承认，却不知灾难临头，她被戴上坏分子的帽子，这便和“地富反”一块成了“四类分子”。家里出了四类分子，一家人进入下贱种群的行列。 增会刚上初中八个月，班主任叫他去了说：“你们村干部来了，说你是四类子弟，学校不能再让你上学了。”班主任说完扭过头去也掉了泪，他真想留这个聪明好学的孩子，但他无能为力。增会想进入解放军这所大学校，报了名，政审说他是四类子弟，没有能到他向往的军队。 毛主席死后“四人帮”被粉碎了，乌云扫去，但增会母亲因为“骂毛主席”，没有人提给她平反。增会从这一年，为了母亲的平反，开始了漫长的上访之路。 他先找县信访局，又找县公安局。县里迟迟不办，他们不敢平反。 增会想到了北京，找到国务院信访局，中央办公厅……增会讲述了他母亲的一生，他母亲的冤枉，听的人无不为这母亲落泪……母亲的冤案终于在1978年麦收时平反。 9.4.5  毛主席破坏祖国统一 1965年7月20日，李宗仁携夫人坐飞机到达北京，在机场即受到周恩来总理等人的热烈欢迎。李宗仁何许人也？居然惊动“日理万机”的周总理亲自到机场迎接捧场？说起来李宗仁可不简单，他是1947年4月29日当选的中华民国副总统，1949年1月21日总统蒋介石“下野”以后的代总统。当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当众宣告正式成立的时候，李宗仁代总统还在华南地区指挥国民革命军抵抗解放军。说简单一点，李宗仁就是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第二号大人物，第一号大人物为蒋介石。 蒋介石父子当从国民党情报机构获悉居住在美国的李宗仁将回归祖国的情报后也立即展开了行动。李宗仁的回归和受到实实在在的欢迎，更加坚定了蒋介石的回归之心。毕竟他们都是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树高千丈、叶落归根”影响的人，叶落归根是中国老人最美好的归宿，何况生于1887年的蒋介石此时已经快八十岁了。 7月20日，正是李宗仁到达北京的这一天，蒋介石在自己的官邸日月潭涵碧楼，由蒋经国陪同，接见了国共之间的中间人——民主人士曹聚仁，在极秘密的状态下开始了商谈。蒋介石对曹聚仁说了几句奖勉的话。整个商谈自始至终只他们三个人。开始由曹聚仁介绍中共方面的条件，然后便逐条讨论、商谈，蒋介石父子也不断提出自己的意见，经过几次讨论，很快达成了6项条件。这6条，可以说是国共两党在海峡两岸对峙16年来历史性的突破。本来，这些商谈内容属高度机密，蒋曹当时约定不得泄露一个字。但随着时光的流逝，6条的内容还是渐为世人所知了，其大意为： （一）蒋介石偕同旧部回到大陆，可以定居在浙江省以外的任何一个省区，仍任国民党总裁。北京建议拨出江西庐山地区为蒋介石居住与办公的汤沐邑。 （二）蒋经国任台湾省长。台湾除交出外交与军事外，北京只坚持农业方面必须耕者有其田，其他政务，完全由台湾省政府全权处理，以20年为期，期满再行洽商。 （三）台湾不得接受美国任何军事与经济援助；如财政上有困难，由北京照美国支援数额照拨补助。 （四）台湾海空军并入北京控制。陆军缩编为4个师，其中1个师驻在厦门、金门地区，3个师驻在台湾。 （五）厦门与金门合并为一个自由市，作为北京与台北间的缓冲与联络地区。该市市长由驻军师长兼任。此一师长由台北征求北京同意后任命，其资格应为陆军中将，政治上为北京所接受的。 （六）台湾现任文武百官官阶、待遇照旧不变。人民生活保证只可提高不准降低。 曹聚仁与蒋氏父子在日月潭谈妥了这6项条件后十分兴奋，他回香港后，即将谈判情况及6项条件报告给中共中央。心想，只等北京方面同意后，台湾方面将派代表与中共代表作进一步谈判，如此，则祖国统一大业指日可待。 然而，当此事正在进行之时，自私自利的毛主席为了铲除个人独裁的障碍刘少奇等人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运动，蒋介石对国共重开谈判产生了疑虑并改变了主意，否定了与曹聚仁商妥的6项条件。 曙光已现的祖国统一大业，被自私自利的毛主席发动的文革浩劫给破坏了。                   第十篇 假象——伟大的统帅 真相——缺德的统帅 10.1  毛泽东黑心暗害红四方面军主力——西路军覆灭真相 10.2 毛主席憧憬核武器战争 10.3  以内战作筹码压倒彭德怀 10.4  炮击金门祸国殃民 10.5  转移视线的珍宝岛战争 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命令组成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程潜；委员：贺龙、刘伯承……。当然，毛泽东还是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毫无疑问，毛主席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几百万军人的最高统帅。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人必须高呼：“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人们必须歌颂毛主席是伟大的统帅。 我在此告诉读者，毛主席作为军队统帅，与“伟大”这个褒义词离得很远很远，他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缺德的军队统帅。简单举例来说吧： 1936年冬至1937年春，在别有用心的毛泽东指挥之下，原属于张国焘嫡系的红四方面军主力一步一步走向失败灭亡的深渊，毛泽东缺德矣； 1948年，毛泽东用二十多万长春人的尸骸围困长春，毛泽东缺德矣； 1950年—1953年期间，作为中国军队最高统帅的毛主席，命令中国军队一次再次侵略韩国，命令一百多万中国军人与维护联合国和平宗旨的联合国军死缠烂打，造成了联合国军几十万人的伤亡，犯下了严重的反人类罪行，缺德之至矣，读者可参看本书3.1《抗联侵韩》、7.4《毛主席与联合国为敌》、17.1《践踏〈联合国宪章〉》，在此就不多说了； 不甘心侵略战争失败的毛主席，利用不合情理的谈判条件——无条件全部遣返战俘（蔑视战俘自由选择去向的权利），拖延与联合国军的谈判时间，让中国军队与联合国军纠缠死战，不断造成人类的伤亡，何尝不缺德； 1957年，毛主席在莫斯科大放厥词，憧憬核武器战争，又何尝不缺德； 1959年，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以重新组织红军打内战为筹码，彻底压倒了给大跃进灾难提意见的国防部长彭德怀，使得毛泽东人祸进一步发展到惊人的程度，又何尝不缺德； 1969年主动挑起与苏联的珍宝岛战争，转移全国人民的视线，缺德之至矣。 伟大是褒义词，首先在道义方面应该是正面形象的人才能配得上。毛主席暗害自己的部下，感谢日本鬼子侵略中国，批评实实在在抗击日寇的彭德怀，并且把彭德怀指挥的百团大战当作彭德怀的罪行进行清算，毛主席这个统帅没有伟大可言，只能说他是缺德的统帅。 10.1 毛泽东黑心暗害红四方面军主力——西路军覆灭真相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泽东说： {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破产。 } 在《历史的回顾》中，徐向前说：“西路军自始至终是在奉中央军委的命令、指示行动的。” 这是两个有绝然差异的表述。有一真，必然有一假。我来做去伪存真的考证工作。 在毛泽东文章“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后面，1951年版《毛泽东选集》与1991年版《毛泽东选集》的注释大相径庭。先请看1951年版注释： “一九三六年秋季，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会合后，从西康东北部出发，作北上的转移。张国焘这时候仍然坚持反党，坚持他一贯的退却主义和取消主义。同年十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后，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的前锋部队二万余人，组织西路军，渡黄河向青海西进。西路军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在战争中受到打击而基本失败，至一九三七年三月完全失败。” 再请看1991年版注释： “……十月下旬，四方面军一部奉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十一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四个月，歼敌二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于一九三七年三月失败。” 1991年版《毛泽东选集》注释，说明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以及组建西路军是“奉中央军委指示”，而不是什么“张国焘命令”组织的，不言自明毛泽东所说的这段话不符合史实。毛泽东的这段假话，既栽赃陷害张国焘，无形中也推脱自己应负的责任。 还有一个方面，可以证实毛泽东在故意造假。《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标明写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在题注里称：“毛泽东同志的这部著作……当时曾在建立在陕北的红军大学作过演讲。据著者说，本书只完成五章……因为西安事变发生，没有工夫再写，就搁笔了。” 根据《毛泽东年谱》记载[10月27日开始为红军大学一科（上干队）讲“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直持续到西安事变发生 ]来判断，毛泽东开始写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当在10月27日之前，为演讲做的必要准备嘛。关于西路军失败的内容，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全文不到五分之二的位置。按线性比例推算，这段内容写于11月13日之前。11月8日命名西路军，几天之后何谈“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其实呀，就算是所谓毛泽东“搁笔”之时西安事变的时候，也还谈不上西路军的失败。 西安事变前两天，12月10日，毛泽东与朱德等以中革军委主席团的名义，致电徐向前、陈昌浩、董振堂、黄超及红五军团全体指战员，为纪念宁都暴动五周年“特对五军团全体英勇的指战员，致以无限的敬意，更望在董军团长领导下继续宁暴伟大的精神，坚决配合一、二、四三个方面军主力，粉碎敌人新的进攻，为创河西抗日根据地而奋斗” 徐向前回忆说：“西安事变来得那么突然，我们既震惊，又兴奋。总指挥部里，一片欢腾。永昌城内，锣鼓喧天，像节日般的热闹。” 西安事变以后，军委主席团电示徐向前等人，布置了一批战略任务之后说：“总之，西路军是负责奠定抗日后方和接通远方之重大使命。” 总之，在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之前，毛泽东将“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写进文章是造假，因为无论从战役大视野来看，还是从西路军本身实际来看，说西路军失败都是不符合事实的。 毛泽东早早把西路军尚未发生的“失败”作为张国焘“路线的最后破产”的标志，如此，西路军的失败可以算“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的例证。不搞垮西路军，反革命的“张国焘路线”就不会“最后破产”；“毛主席革命路线”也胜利不了，有预谋地指挥西路军败亡也就顺理成章了。 还有一种可能，原来文稿中并没有这一段内容，只是在张国焘1938年4月叛变中共之后，中共全面清算“张国焘路线”的时候，或以后，毛泽东加上这一段栽赃陷害张国焘的话，如此，毛泽东黑心暗害红四方面军主力的行为就多了一道坚实的防撞墙。1951年版《毛泽东选集》的注释，更是如同给防撞墙装上了高压电网。只要是生活在毛泽东势力范围之内的人，没人敢去触动这段历史事实，更不可能触动到这段历史事实。 下面探讨历史的因果：中央军委为什么要指示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为什么要组建西路军？西路军为什么会失败？阅读徐向前回忆录《历史的回顾》第十四章《血战河西走廊》，即可找到答案。徐向前回顾了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黄河的前因后果，下面是少量原文摘录： [ 西渡黄河 红军三大主力会宁会师前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规定的战略总任务是：团结内部，联合友军，粉碎蒋介石的剿共计划，首先造成西北抗日局面…… 首先造成西北地区的抗日局面，最关键的是红军占领宁夏及甘西，打通与苏联的联系。 …… 党中央和军委权衡轻重，决定提前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十月十一日，发布了《十月份作战纲领》…… 战局的发展，使我军渡河问题，刻不容缓……二十三日，我们令三十军渡河……遇浅滩受阻，未能成功…… 二十四日夜半……一举突破黄河天险，在河包口渡河成功。次日晚，三十军全部渡河，势如破竹，摧毁马家军防线，控制了纵横上百里的沿江地带…… 我们令九军向河边开进，接三十军后渡河……方面军总部随三十军、九军渡河，指挥作战。 同日，中央军委根据三十军渡河成功的情况，作出了先击破南敌，后全力北上的部署…… 这样，九军虽已开抵河边，但不得不待命行动。部署变来变去，我们很着急，只好令机关人员先过一部份。二十六日一时半，中央军委又电令九军渡河…… 河东河西两岸的红军，被敌割断……西岸红军（三十军、九军、五军及四方面军总部）北进一条山地带，开始了孤军奋战的艰难历程。 组成西路军 渡河后的我军，共二万一千八百人…… 宁夏战役计划，不能如期进行，使我们深为焦虑。第一，部队渡河时，每人只带了三四天的干粮。此地人户稀少，粮缺水咸，没有补充来源，决非大军久驻之地。第二，地形开阔，堡寨稀疏，不便我军集结隐蔽，却利于敌骑兵的运动和突击。我军三面临敌，背靠黄河，如固守待机，势必处于被动挨打、有耗无补、进退无路的地位。第三，如我们单独北进取定远营，通过腾格里大沙漠至少需四天以上的行程，部队缺粮、缺水、缺骆驼，很难完成任务……第四，据侦察，河东敌人有向宁夏增兵企图。如敌人北控宁夏门户石咀子，南扼永宁、中卫，不仅会使我眼前的战机丧失，也将使今后河东红军渡河行动，受到严重阻碍。因此，我和陈昌浩向军委建议，及早进行宁夏战役，勿失良机；否则，亦请明确指示河西部队的行动方向，现地待机，总不是办法。 十一月三日，中央军委电令河西部队西进占领永登、古浪一线…… 八日，中央军委决定放弃宁夏战役计划，提出了《作战新计划》…… 显然，这是一个带根本性的战略变动。不仅放弃了宁夏战役计划，而且改变了首先造成西北抗日局面的整个方针、部署。据此，河东主力红军开始进行脱离陕甘宁根据地的准备。对于如此重大的变动，我们事前事后均一无所知，直到近几年才弄清楚。（钟波注：毛泽东1976年死后，1980年前后徐向前才弄清楚四十多年前带根本性的战略变动。） 根据上述新的战略行动计划，八日，中央电令河西部队称西路军…… 第一次西进 …… 我们蹲在那里不进不退，正给敌人以进攻之机…… 我们不知道“新计划”的内容，所以对中央要西路军蹲在永凉地区，不进不退，很不理解。陈昌浩不顾实际情况，一味强调能在这里建立根据地，使我憋了一肚子气。李先念他们也很有意见。有天，先念来总指挥部，对陈昌浩说：在这里东不东，西不西，等着挨打怎么行？要东去，我打先锋。要西去，我也打先锋。陈昌浩说：你懂什么？多嘴！在这种情况下，二十四日，我起草了一份电文，向中央反映，请求重新考虑西路军的行动方针…… 二十五日中央复电，仍要我们就地坚持，打开局面……我们就只好根据中央指示，蹲在永凉地区，同马家军一决雌雄。 …… 第二次西进 …… 兵败祁连山 我军重返倪家营子后，马家军的围攻愈加疯狂…… 我们不断向党中央告急，请求速派援兵支援西路军…… 我们从倪家营子再次突围而出，进至临泽以南的三道流沟地区，又被大批追敌包围。 …… 西路军的两万多人，遭到几乎全军覆灭的命运，在我军历史上，绝无仅有……下面，我想把西路军失败的主要教训作些探索，以慰先烈，以诫自己，以鉴后人。 如前所述，西路军自始至终是在奉中央军委的命令、指示行动的。广大指战员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披坚执锐，喋血奋战，历时近五个月之久……西路军为什么终于惨遭失败呢？ 第一、任务问题 西路军担负的任务，飘忽不定，变化多端，并大大超出应有限度，是导致失败的根本原因。 孤军外线作战，任务不定，迟疑徘徊，实乃兵家之大忌。而西路军的情况，却恰恰如此。先是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渡河北进，鏖战一条山，待机策应一方面军西渡，共取宁夏；继则放弃这一计划，独立西进，准备打通新疆；再又停在永凉地区，不进不退，建立根据地；复则根据西安事变后的形势变化，忽而准备西进，忽而准备东进；后明确执行西进任务，刚至临高地区，又停止西进，就地建立根据地；继复为了策应河东，改为东返；再又奉命“固守五十天”……疲兵屡战，有耗无补，进退失据，一筹莫展。这对西路军的有限兵力来说，无疑具有致命的性质…… 第二、战场主动权问题 战场主动权问题，关系甚大。两军对阵，它是决定双方胜负存亡的关键一环…… 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我军的外线进攻，历来强调依托根据地，实行战役战斗的速决原则。实践证明，这是我们争取和保持作战主动性的有效手段。西路军则恰恰相反，不仅远离根据地，孤军深入敌军腹地，且旷日持久，与敌鏖战…… 第三、机断专行问题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句古话，指的就是军事指挥上的机断专行问题。寓于其中的经验教训，不知是用多少人的流血代价，才换来的……驾驭战局，指挥战争，如果不敢从实际出发，独立判断情况，定下决心，而是翘首望天，一切唯上，这叫盲目性、机械性。要想不受战争实际的惩罚，是不可能的。 西路军的失败，与战场指挥上的缺乏机断专行，密切相关。造成这种状况，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上级统得过死，未给战场最高指挥官以应有的自由权。西路军虽担负着一个独立作战方向的战略性任务，但每一步行动，均需请示报告，不折不扣地照上级指示去办。上面叫往西就往西，叫往东就往东，叫停就停，叫走就走，指挥员毫无机动自主的权力。有些指示明明行不通，但不问实际情况如何，硬要下面贯彻执行…… 另一方面，西路军一把手陈昌浩思想上有包袱，患得患失，当断不断……在西路军期间，陈昌浩自始至终以紧跟中央、“回到”正确路线上来而自居。对于上级的指示，奉为金科玉律，不敢越雷池一步，简直到了一切“唯上”的盲从地步。至于敌我力量对比如何，战场实际如何，哪些行不通的指示应向上级反映，哪些事关全军命运、战局胜负的问题需要机断处理，则一概置诸脑后。我们之间的两次争论，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他不仅不反躬自省，反倒要对我“开展斗争”哩！结果，使西路军失去战机，作茧自缚，步步被动，直至不堪收拾。我作为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路军总指挥，虽向上级和陈昌浩提出过不同意见，但不无顾忌。特别是在受到中央指责的情况下，心情忧闷，不想吭声，缩手缩脚，教训示很深刻的。] 徐向前没有明说，其实我们不难从字里行间看出，毛泽东通过中央军委命令这种形式，通过陈昌浩这个曾经反对毛泽东此时已经吓破了胆的奴才执行者——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将红四方面军主力折腾来折腾去，一步一步驱赶到彻底失败以致灭亡的深渊。可怜两万多红军将士，被毛泽东暗害了而不知。 毛泽东为什么要黑心暗害红四方面军主力呢？因为1936年10月红军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会合时，四方面军实力最大，远远超过毛泽东有把握掌控的一方面军，最关键的原因还在于最有把握控制四方面军的人物是张国焘。长征路上，张国焘就曾经准备依仗四方面军强大的军事实力硬夺中共中央的权，只是由于叶剑英私下通风报信使得中共中央机关提前出发而走脱，加上徐向前不同意四方面军的红军打一方面军的红军，才避免了红军的内战。 既能做到消灭红四方面军主力，削弱张国焘的力量，又能做到将红四方面军主力覆灭的责任推到张国焘头上，还能算作“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的例证，毛泽东害人、骗人水平之高确实非同一般。 毛泽东这位军队统帅，真够缺德的，实际上缺德之至矣。 10.2 毛主席憧憬核武器战争 1954年10月，毛主席对来访的印度总理尼赫鲁说：原子战争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大不了死几亿人，中国有六亿人口，死了三、四亿还有二、三亿人。世界革命成功了，死几亿人口算得了什么。毛主席这几句话把尼赫鲁吓得挢舌不下，因为在尼赫鲁看来，人的生命是最可宝贵的，无辜的死一个人也认为是不应该的，为了革命而不惜死几亿人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而毛主席认为，只要世界革命成功，死几亿人口也无所谓。 1957年11月，毛主席在莫斯科举行的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参加的会议上发表演讲：“要设想一下，如果爆发战争要死多少人。全世界二十七亿人口，可能损失三分之一；再多一点，可能损失一半。……我说，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二十七亿，一定还要多。”在场的意大利代表英格劳（Pietro Ingrao）后来对采访者说：大厅里听众感到震惊、生气，感到“人”对毛泽东无非是数字，死人他满不在乎，核战争他毫不介意，还挺欢迎。 10.3 以内战作筹码压倒彭德怀 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主席以发动内战相威胁，压倒了彭德怀。请阅本书9.2.8《毛主席翻云覆雨收网抓鱼》，在此不再赘述。 10.4  炮击金门祸国殃民 1958年8月23日，解放军福建部队奉毛主席之命，向驻守在金门岛的国民革命军进行大规模炮轰，炸死国民革命军金门防卫部3名中将副司令。10月6日和25日，毛主席撰写了两篇文告，以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名义发表，先后提出暂停炮击7天和单日打、双日不打的办法。 被8月23日突然炮轰而死的金门防卫部3位副司令（赵家骧、吉星文、章杰）中，吉星文最有名。吉星文（1908年—1958年），河南扶沟人，中国国民革命军中将，中国抗日战争名将。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中，指挥第29军219团在卢沟桥抗击日军二十余日。 能够从大陆地区发射到金门岛炸毁工事、炸死人的炮弹，绝对不是便宜的玩意。毛主席挥金如土的做法，令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黄克诚深感不解。黄克诚问毛主席：“既然我们并不准备真打，炮轰的意义就不大，打大炮花很多钱，搞得到处紧张，何必呢？”毛主席无言以对，只有指责黄克诚是“‘右’的参谋长”。1959年8月，黄克诚被毛主席打倒。昂贵的炮弹朝金门岛倾泻了二十年，直到毛主席1976年死后，炮击还持续到1978年12月31日。 10.5 转移视线的珍宝岛战争 1969年4月1日至25日，在中华大地占据统治地位已经二十年的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如同地下党一样秘密举行了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个有几千万党员的统治党居然搞到要秘密举行大会，看起来是非常搞笑的事情，细分析则有两重原因——内忧外患。 内忧是因为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把神州大地彻底搞乱了、搞糟了，毛主席希望的天下大乱达到了，铲除刘少奇的目的也已经达到了，但是天下大治的影子找不到，毛主席脸上无光啊。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事情，于是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大会之前发动了转移亿万中国人关注国内乱局视线的珍宝岛战争。 珍宝岛是位于黑龙江省中国苏联界河乌苏里江上的一个小岛，面积0.74平方公里。 如果从土地面积和战略价值而论，珍宝岛实在小得不足挂齿。比之毛主席1950年出卖的156万平方公里面积的外蒙古地区（参见本书7.2.1《毛主席放弃中国在外蒙古地区的主权》），珍宝岛面积仅仅是外蒙古面积的二百一十万分之一(1/2100000)，简化一点，就是1平方厘米与210平方米之比，一块可能比拇指印还小的地方与实用面积210平方米的超级大套房地板面积之比。如果把中国地图看成中国的面皮，外蒙古地区就是大面积的额头，珍宝岛不过是耳朵后面发际线上比针尖那么大的一颗痣还小得多的地方。 1969年3月2日起，通过别有用心的准备和特别新闻炒作，小小的珍宝岛成了亿万中国人瞩目的中心，而统帅中国军队捍卫珍宝岛领土主权的毛主席，立即威风凛凛，风光无限。 任何时候战争中死一些中国军人，对毛主席而言都是无所谓的。因为珍宝岛战争造成两国紧张关系升级随之而来苏联陈兵百万在中苏、中蒙边境，对毛主席而言也是次要的，关键是自己的形象高大了，威风了。至于党的九大会议嘛，秘密举行就是了，还更能达到团结一致的目标，对外民族矛盾压倒国内一切矛盾是也。 1969年2月底，毛主席为统帅的中国军队做好了周密的安排，做好了战争的准备。3月2日，以“珍宝岛”为新闻焦点的中苏武装冲突终于爆发。 下面节录几篇《人民日报》的内容。 1969年3月3日《人民日报》第1版以《苏联边防军侵入我黑龙江省珍宝岛地区制造极为严重的流血事件  我国政府向苏联政府提出最强烈抗议》为题，刊登了主要目的给中国人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的照会，照会全文如下： 苏联驻华大使馆： 一九六九年三月二日晨，苏联边防军侵入中国黑龙江省珍宝岛地区，开枪打死打伤我边防军人员多名，制造了一次极为严重的边境武装冲突。为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奉命向苏联政府提出最强烈的抗议。 三月二日九时十七分，苏联边防当局出动大批全副武装的军人、四辆装甲车和汽车，公然侵入无可争议的中国领土珍宝岛地区，对正在执行正常巡逻的中国边防军人，进行猖狂挑衅，首先开枪开炮打死打伤我边防军人员多名。我边防军在多次向苏边防军警告无效、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进行了自卫还击。这次严重流血事件，完全是苏联当局一手造成的。这是苏联当局长期以来蓄意侵犯中国领土，进行武装挑衅，不断制造流血事件中的又一次新的严重罪行。 中国政府坚决要求苏联政府惩办这次事件的肇事凶手，立即停止侵犯中国领土和武装挑衅，并保留要求苏方赔偿我方一切损失的权利。中国政府再次严正警告苏联政府，中国的神圣领土是不容侵犯的，如果你们一意孤行，继续挑起中苏边境武装冲突，必将遭到中国人民坚决的回击，由此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只能由苏联政府承担全部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一九六九年三月二日于北京 1969年3月8日《人民日报》第2版《珍宝岛是我们中国的神圣领土》报道说： 我们是珍宝岛地区的老渔民，祖祖辈辈都在珍宝岛上从事生产劳动。苏修叛徒集团说什么珍宝岛是他们的，这完全是胡说八道。 …… 苏修叛徒集团，睁开你们的眼睛看一看：今天的中国，可不是过去的清朝政府、蒋介石的旧中国，绝不任人随便欺侮了。我们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的伟大中国人民，不是好惹的！你们的狼子野心我们早就看透了，你们妄想用武装挑衅来威胁我们中国人民，这是痴心妄想，白日作梦，到头来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罢了！ 1969年3月11日《人民日报》第3版《多炼好钢　保卫祖国　痛击新沙皇》报道说： 苏修叛徒集团对我国进行武装挑衅的滔天罪行，激起我国工人阶级的极大愤慨。连日来，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广大工人群众，声讨苏修新罪行的浪潮汹涌澎湃，气势磅礴。 …… 苏修叛徒集团侵犯我国神圣领土珍宝岛的滔天罪行，激起了鞍钢广大革命工人的无比愤慨。四十里钢城怒涛澎湃，十几万钢铁大军吼声震天。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鞍钢工人阶级，连日来举行声势浩大的抗议集会和示威游行，愤怒声讨苏修新沙皇的新罪行。 1969年3月12日《人民日报》第1版《上海、天津等各大城市军民严正指出：苏修叛徒集团是反苏的最大罪犯　他们绝对逃不脱历史的严厉惩罚》报道说： 在上海、天津、广州、武汉、沈阳、西安、成都等各大城市，今天有几十万到上百万军民举行强大的示威游行，愤怒声讨穷凶极恶的苏修叛徒集团的法西斯暴行。…… 有着光荣的反帝革命斗争传统的上海广大革命工人说，珍宝岛从来就是我国的领土。苏修叛徒集团武装入侵珍宝岛，制造严重流血事件，…… 天津今天有六十五万军民在海河两岸和新港码头示威游行。当新港革命工人的游行队伍通过码头时，许多外轮海员鸣笛助威，表示支持。…… 1969年3月13日《人民日报》第3版《天山南北——愤怒的海洋》报道说： 苏修叛徒集团在出动武装部队入侵我国领土珍宝岛制造边境流血事件之后，又进一步掀起反华恶浪，更加激怒了祖国西北部边疆反帝反修斗争前线的新疆各族军民。 …… 在天山南北，从农业区到辽阔的草原，从城镇到几千公里的漫长边境线上，新疆各族军民声讨苏修叛徒集团反华罪行的怒火越烧越旺。他们说，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是最大的战斗力。我们一定更好地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更紧密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周围，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百倍提高警惕，加强战备，团结一致，共同对敌，随时准备粉碎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挑衅和侵略，叫来犯者有来无回，粉身碎骨！ 珍宝岛这么一块微不足道的地方，经过超级炒作，成为“更紧密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周围，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的超大型狗皮膏药。 1950年6月25日朝鲜发动侵略韩国战争，对外宣称受到韩国的侵略，自己反击侵略者，三天后就侵占了韩国首都汉城。1969年3月2日中苏战争起因宣传起来如出一辙，只是苏联不是韩国，中国对又小又边远的微不足道的珍宝岛的挑衅行动不过是玩玩而已。 据已经解密的文献显示，苏方对中方行动的最初反应是目瞪口呆，而且满腹狐疑。 1969年3月8日《苏联就1969年3月2日中苏边界冲突给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领导的报告》说：“据对苏方死亡士兵尸体的检查，伤口来自于近距离的枪击或刀扎”、“情况表明此事件之前中国政府已做了长时间的准备”。把这段内容与1969年3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的照会对比起来看，很容易就可以看穿毛泽东的奴才政府及奴仆军队蓄意挑起事端制造珍宝岛事件用以转移中国人视线的伎俩。                                           第十一篇 假象——伟大的舵手 真相——疯狂的舵手 11.1  一边倒彻底倒向苏联 11.2  社会主义改造总路线 11.2.1  毛主席对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阐述 11.2.2  破坏农业的 农村合作化运动 11.2.3  破坏工商业的 城市公私合营运动 11.3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11.3.1  大跃进运动中的 搞笑卫星一瞥 11.3.1.1奴才政客撰文 狂言农业增产 11.3.2  公社化运动奴役农民 11.3.3  大炼钢铁运动劳民伤财 11.3.4大锅饭运动祸害亿万农民 11.3.5  我家乡墨池村人的 饥荒生活 11.3.6  比墨池村惨得多的地方 11.4  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 11.5  毛主席的50字建党方针 11.5.1 清理阶级队伍—— 严凤英、容国团等大量被害 11.5.1.1 智勇才学识品兼备的第一个世界冠军容国团   11.5.1.2毛主席该负的责任 11.5.2 毛氏建党——吐故纳新，杀人凶手们成千上万参加中国共产党 1.5.3 新权贵献给毛主席的 表忠书、表忠电 11.6倒行逆施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11.6.1  唐山地震预报被封锁 11.6.2  拒绝国际社会一切援助 11.6.3  抹掉了唐山算得了什么 在毛泽东时代，《东方红》堪称肉麻颂歌的冠军，亚军是肉麻颂歌《大海航行靠舵手》： 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雨露滋润禾苗壮，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鱼儿离不开水呀，瓜儿离不开秧，革命群众离不开共产党，毛泽东思想是不落的太阳。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亿万中国人必须高呼：“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总而言之，毛主席被亿万人不断歌颂为“伟大的舵手”。 其实，毛主席根本就不是伟大的舵手，而是一个疯狂的舵手，使得中华大地这艘承载着不少于五亿人口（1949年底54167万人，1976年底93717万人）的巨型航船，在建设国民幸福、国家强盛的航道上，不断触礁、搁浅。经过毛主席这个空前的疯狂舵手二三十年的瞎折腾，五千多万人被折腾得饿死了，几亿中国人被折腾得死去活来，几亿中国人的温饱成了没有希望解决的问题，国家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自然环境被破坏得一塌糊涂。 11.1  一边倒彻底倒向苏联 中国共产党以及众多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参加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于1949年9月29日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于10月1日正式建立了民主联合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中国共产党主席的毛泽东，无疑是中华大地这艘航船的舵手。毛主席无视美国递出的友好橄榄枝，采取了一边倒倒向苏联的愚蠢决策。直到二十年后，才勉强与美国正式接上关系。这是舵手毛主席鼠目寸光导致的结果。由于一边倒倒向苏联，拜倒在老大哥的脚下，中国人的尊严就大打折扣了。 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长期主管中共情报的老资格情报专家，对于苏联专家以老大自居，指手画脚，不但瞧不起中国的情报工作，而且提出许多无理要求，感到不服。毛主席专门找李克农谈心，希望他从大局出发，无保留地向对方交底，哪怕脱了裤子，也要让人家看够。李克农理解毛主席指示的精神，但仍然坚持情报工作的保密原则，向毛主席说：“裤子、背心都可以脱，可总还要留条裤衩吧！不然太难看了。” 从毛主席的话，可见其作为中华大地五亿多人的大船舵手的思想有多么糊涂、多么疯狂；李克农的话，表明他在疯子毛主席领导下做事多么无奈。 11.2  社会主义改造总路线 1949年9月29日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在《序言》的结尾处说：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致同意以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政治基础，并制定以下的共同纲领，凡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各单位、各级人民政府和全国人民均应共同遵守。] 按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基础是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不沾边。但是，在疯狂的舵手毛主席指挥下，中华大地这艘大船的航向不久就要发生变化。以公有制为目标的社会主义改造总路线就要出台了。 11.2.1  毛主席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阐述 1952年9月，毛主席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10年到15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不是10年以后才过渡到社会主义。 1953年6月15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第一次提出了比较完整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他说：“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 毛主席以自我正确为标准对一些人提出了批评：“有人认为过渡时期太长了，发生急躁情绪，这就要犯‘左’倾的错误。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改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右倾的表现有三句话：‘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这种提法是有害的。……‘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种提法不正确。‘确保私有财产’……这是不对的。我们提出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比较好。所谓逐步者，共分15年，1年又有12个月。走得太快，‘左’了；不走，太右了。要反左反右，逐步过渡，最后全部过渡完。” 1954年召开的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于2月10日通过决议，正式批准了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实际是毛主席提出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的思想，在橡皮图章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上，作为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写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954年9月20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序言》的开头处说： [中国人民经过一百多年的英勇奋斗，……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民主制度，也就是新民主主义制度，保证我国能够通过和平的道路消灭剥削和贫困，建成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社会建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把毛主席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变成总任务写入了宪法，就要实行了。但是，疯狂的舵手毛主席是不可能按部就班办事的，他只知道急急慌慌地不断打舵轮。 毛主席推出并疯狂实施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我看改为“社会主义改造总路线”更合适。如果要求通俗易懂，还可以改为“农民个体变集体化、城市民营变国营化总路线”。 毛泽东统治区的历史书上说，1956年完成了农业、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 五十年后，在2006年的中国大陆地区，已经难于找到曾经风行神州大地的“国营企业”了。2006年中国的空前繁荣，离不开无数私营企业的重大贡献，当然也离不开私营企业家们殚精虑竭的努力。五十年过后来看，毛主席实行的那种所谓的社会主义，不要更好。实事求是来评价，1956年完成的农业、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其实是对生产关系的极大破坏。 11.2.2  破坏农业的农村合作化运动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自由散漫的农民们，本来只愿实行田间劳作的互相合作，而不愿将自己的土地、农具等生产资料入到合作社里去，因此对办合作社并不热心。土改后得到土地的贫苦农民，珍惜、爱护自己的土地，他们说：“分到了田，一粒谷子都是自己的，一定落力生产”。有的增加了犁耙田的次数，有的增加了耘草次数，工作更周到细致 ……这就是土地所有权的魅力所在。贫苦农民热心改良、耕作自己的土地而不热心合作社，中农更缺乏热心，原来的富农、地主，就不必论了。所以毛统区合作化进程不顺利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虽然合作化的进程并不顺利，但也基本上按中共中央的计划在发展。尽管合作化按计划在发展，急于求成、一心创造历史的毛主席却并不乐意。1955年7月31日，毛主席对以邓子恢部长为首的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说什么“象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 坚持按早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议行事的邓子恢成了罪人，而任意践踏共产党决议的毛主席反倒颐指气使，肆意训人。1955年7月31日的毛主席，已经走火入魔地疯狂冲刺进入了1953年6月15日自己鼓吹过渡时期总路线时所批评的左倾道路上去了。 在毛泽东时代，奴才干部的人生命运完全靠的是权力地位。为了保住既得的权力地位和争取得到更高的权力地位，奴才们自然迅速贯彻执行毛主席火烧屁股的指示，拼命跑步把毛主席要的东西拿回来，献给最高统治者毛主席。到1956年底，加入合作社的农户达到毛统区农户总数的96.3%，其中参加高级社的农户占毛统区农户总数的87.8%。原来预计到1967年完成的农业合作化，在1956年就提前十一年完成了。 1956年，毛泽东统治区内的亿万个体农民被迫参加了集体性的农业合作社，先是土地入股分红的初级社，不久就是实行“不劳动者不得食、按劳分配”社会主义原则的高级社，换言之“土地充公了”。亿万普通农民就象前几年在土改、复查中被剥夺土地等生产资料的地主、富农一样，也进入了无法保护和不能自由支配自己私有财产的低等人的行列。由于人丁单薄而明显吃亏的老农只能私下发出哀号：“那些不过日子的人倒好了，若知今日，不如把地早早卖掉，吃了喝了呢！这比强盗还厉害呀！一辈子积攒的土地一夜就没有了……” 农业合作化对农业的危害，这里拿安徽省凤阳县来简单说明一下。从1955年下半年合作化起，直到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凤阳农村经济连续遭到破坏。 11.2.3  破坏工商业的城市公私合营运动 在农村的集体化加速以后，毛主席转向城市的工商业。1955年10月29日，毛主席邀集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行委员会的委员，就如何更适当地进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举行座谈会。陪同毛主席出席会议的阵容可谓强大：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德怀，以及在京的中共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面对如此强大的团体力量，一盘散沙似的私营工商业者们还能做何选择呢？只能准备举手投降。1956年1月10日，毛主席到荣毅仁的申新九厂视察。1月20日，毛统区最大的资本家荣毅仁，在“上海市资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大会”上递交了上海市资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申请书。荣毅仁都投降了，其他资本家还敢不投降？在毛主席制造的强大压力下，资本家进行所谓的“公私合营”，资本家利用资本发展个人事业的权利既被剥夺，资本家的资产也被变相剥夺。 毛主席私下跟刘少奇、周恩来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只要把辣椒抹在猫的屁股上，猫就会主动舔着屁股把辣椒吃下去。辣在屁股上比辣在嘴巴里更难受。只要与农村、小城市那些被剥夺一切的地主、工商业者比较一下，大城市里的工商业者就会感激毛主席的宽宏大量，主动选择所谓的“公私合营”了。如果给脸不要脸，敬酒不吃就该吃罚酒了。不久“公私合营”的牌子也消失了，变成了“国营企业”。真正的企业家从此消失了。企业的领导人，最多只能算是一个贯彻上级计划的执行者而已。一些想离开所在位置而又门路不太通畅的企业领导人，故意让企业一塌糊涂，促使上级不满意而换人。毛统区工商业从此走入沙漠迷途。 11.3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1958年3月8日至26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由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会议继续批判1956年的“反冒进”。毛主席在会上多次讲话，把“冒进”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把“反冒进”说成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在反复批判反冒进的基础上，毛主席在会上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毛主席在讲话中指出：任何一个阶级都是好大喜功的，“好大喜功，急功近利”是正确的。 1958年5月5日至23日，空前而显得有点怪异的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正式通过了中共中央根据毛主席倡议而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这条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缺点，关键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既要“多、快”，同时又要“好、省”，其实跟“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没有多大差别。疯狂的舵手毛主席，毫无疑问要用“多、快”来满足“好大喜功，急功近利”的欲望了。 于是，不切实际地盲目求多、求快就压倒了一切。 鄙人写了一首七言打油史诗《三面红旗之总路线》，用来概括1958年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历史作用： 三面红旗迎风飘，亿万国人喝风忙。 异想天开总路线，鼓足干劲多快好。 好大喜功吹大炮，急于求成多快跑。 只有多快无好省，昏天黑地日日糟。 11.3.1 大跃进运动中的搞笑卫星一瞥 本书3.2《饿殍真多》，展示了大跃进运动灾难的悲惨结果；9.1.1《毛主席妄想当世界领袖》和9.1.4《毛主席称霸世界的野心言论》，展示了毛主席发动大跃进运动的内在原因；9.1.2《毛主席决意直接管经济》和9.1.3《毛主席直接管经济的讲话、指示》，展示了毛主席在大跃进灾难的形成中所起的作用。 下面展示一点大跃进运动中的搞笑卫星，这都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满足毛主席好大喜功嗜好的结果，希望读者也能从其荒诞中得到一点乐趣。 先请看《中华人民共和国风云实录》收录的部分农业产量卫星，顺便也展示一些其他方面的谎言卫星。 [1958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乘风破浪》。社论提出超英赶美和过度到共产主义的战略设想。准备再用20年到30年的时间在经济上赶上并且超过美国，以便逐步由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 1月4日，新华社报道：湖北省孝感县中心乡联盟农业社1957年有18.15亩一季晚粳稻，平均亩产稻谷2022斤，其中有3亩平均亩产2137.5斤，创全国一季粳稻平均面积产量最高记录。 2月27日，新华社报道：河北省蠡县人民奋战两年多，到春节期间，已在全县范围内基本消灭老鼠、麻雀、苍蝇和蚊子，成为“四无县”。重庆城区人民在春节前夕，苦战7天7夜，基本消灭了“四害”。 6月7日，新华社报道：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今年有5亩小麦每亩平均实产2105斤，它比去年湖北省房县双河农业社创造的全国小麦亩产最高记录1540斤多565斤。 6月11日，新华社报道：河南遂平县卫星农业社发出第二颗“卫星”，2.9亩小麦亩产3530斤。湖北光化县崔营乡幸福社11亩小麦亩产3215斤。 6月15日，新华社报道：湖北省谷城县星光社王明进的试验田里，小麦亩产4353斤12两。在夏收捷报中小麦亩产量一处比一处高。河南省临漳县红光社小麦以亩产3650斤赶上河南省遂平县卫星社的3530斤；湖北省光化县永胜社以亩产3664斤零15两赶过红光社；而星光社的纪录又远远超过永胜社。 6月17日，新华社报道：河南省商丘县双楼农业社1.2957亩小麦试验田，共收小麦5717斤，创造了亩产小麦4412斤的纪录，超过了湖北谷城县星光社的高额产量。 6月20日，新华社报道：河南省辉县南田庄社一亩多小麦亩产4535斤。 6月22日，新华社报道：湖北省谷城县沈湾乡先锋社徐道清等在小麦试验田中，创造了亩产4689斤的丰产记录。 6月29日，新华社报道：河北省安国县南娄底乡卓头村农业社创小麦亩产5103斤的丰产记录。 6月30日，新华社报道：今年全国夏粮总产量据初步统计将比去年猛增350多亿斤，达950亿斤。我国小麦总产量已超过美国，仅次于苏联，跃居世界第2位。 7月6日，新华社报道：山西省介休县联福农业社1亩4厘5毫大麦，平均亩产5702.6斤，创大麦高产记录。 7月11日，新华社报道：河南省西平县城关镇和平农业社第四队2亩小麦丰产试验田总产14640斤，平均亩产7230斤，这是河南省今年麦收中放出的第29颗“卫星”。福建省闽侯县城门乡林浦农业社2亩3厘7毫早稻实验田创早稻平均亩产3275斤的纪录。 7月25日，新华社报道：江西省波阳县桂湖农业社早稻试验田亩产9195斤。 7月27日，新华社报道：今年全国早稻空前大丰收。总产量达到800亿斤左右，比去年增产400亿斤左右。 7月30日，新华社报道：湖北省应城县春光农业社第24生产队队长甘银发和几个共青团员们合种的一块试验田，放出了一颗早稻高产“卫星”。1.613亩试验田，产干谷17093.12斤，平均亩产达10597.8斤。 7月31日，新华社报道：全国最先大胆提出搞水稻亩产万斤试验田的湖北省孝感县长风农业社，在1.21亩田里，收到了干谷18587斤，平均亩产谷15361斤。 8月9日，新华社报道：安徽省枞阳县石马乡高丰社创造了早稻亩产16227斤的新纪录。 8月12日，新华社报道:湖北省麻城县麻溪河乡建国第一社1.06亩早稻亩产干谷36956斤。这是早稻大批高产“卫星”中的“冠军”。福建省南安县海星社创花生亩产10535斤记录。 8月17日，《人民日报》报道，福建省晋江县龙湖乡英湖社创造了亩产花生13241斤的全国最高记录。 9月18日，《人民日报》报道，广西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用高度并禾密植法，获中稻亩产130434斤的高产纪录。 10月23日，《人民日报》报道，湖南省浏阳县红专人民公社红旗大队黄浒中队发射了红薯亩产56.757万斤的大卫星。 11月5日，新华社报道，山东省范县人民公社出现花生大面积高产卫星，亩产破万斤。450亩花生共收532.125万斤，平均亩产1.1825万斤。] 作为放卫星的总结，请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大辞典》第317～318页的部分内容： [关于各地农村“亩产”放卫星的报道（1958）   ……9月15日的《人民日报》又报道广东省北部山区连县1.73亩中稻平均“亩产”60437斤。……截至9月25日，报道的小麦亩产最高的为青海省柴达木盆地赛什克农场第一生产队创造的8586斤，稻谷亩产最高的为广西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创造的130435斤。这一系列报道天天升级，竞相放“卫星”。在这期间，《人民日报》还连续发表社论，批判“条件论”，宣扬“没有万斤的思想，就没有万斤的收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因而，浮夸风越演越烈。] 鄙人写了一首七言打油史诗《三面红旗之大跃进》，用来概括1958年大跃进运动的灾难： 三面红旗迎风扬，跃进歌声格外亮。歌唱可怜新中国，从此走向大饥荒。盲目盲从共产党，盲目力量毛领导。胡说八道泽东毛，谁敢不服就灭亡。 11.3.1.1 奴才政客撰文狂言农业增产 毛泽东时代，是一个政治随时触及灵魂的时代，也是一个奴才政客充盈的时代。在政治运动中，奴才们必须表态，随风倒的奴才政客面目就显示出来了。 1955年从美国归来的科学家钱学森，不久也进入了奴才政客的行列。1958年6月18日，《中国青年报》第四版刊登钱学森的文章《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全文如下： [“前年卖粮用萝挑，去年卖粮用船摇，今年汽车装不了，明年火车还嫌小!” 这是江西井冈山农民的一首民歌。我们的土地正在农民双手豪迈的劳动中，付给人们更多的粮食。六月十二日中国青年报第一版上发表了一个动人的消息：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继小麦亩产二千一百零五斤以后，又有二亩九分地平均每亩打下了三千五百三十斤小麦。 土地所能给人们的粮食产量碰顶了吗？ 科学的计算告诉人们：还远得很！今后，通过农民的创造和农业科学工作者的努力，将会大大突破今天的丰产成绩。因为，农业生产的最终极限决定于每年单位面积上的太阳光能,如果把这个光能换算农产品,要比现在的丰产量高出很多。现在我们来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两千多斤或三千多斤，而是两千多斤的20多倍！ 这并不是空谈。举一个例：今年河南有些特别丰产试验田要在一亩地里收一百六十万斤蔬菜。虽说蔬菜不是粮食，但到底是亩产一百六十万斤！ 所以，只要我们有必需的水利、肥料等等条件，加上人们的不断创造，产量的不断提高是没有问题的。今天条件不具备，明天就会创造出来，今天还没有，明天一定会有！] 亩产一百六十万斤蔬菜，鄙人换算了一下，就是每平方米面积产蔬菜二千四百斤，如果把蔬菜榨成汁，每平方米产的蔬菜汁超过一米高。没有榨汁的蔬菜一平方米堆放二千四百斤堆起来有多高呢？读者您发挥想象吧。 钱学森以导弹专家著称于世。世人对导弹的要求，最关键是精准。导弹专家钱学森居然能写出上述没有精准、荒谬之极的文章，关键是他已经变成了追风跟随毛主席的奴才政客。当了毛主席奴才政客的钱学森还是有收获的，就是被宣传为中国第一导弹专家，关于中国导弹的技术成就都算到他的头上，而且在毛泽东时代可以少受政治运动的苦。其他导弹专家就没有这份幸运了。2005年1月22日星期六CCTV-10在晚上21：00播出的《大家》节目中，专访了火箭控制系统专家梁思礼。在节目中梁思礼谈到，在文革初期虽然受到冲击，但不久就被保护了起来，主要是导弹研究的需要，也不排除自己是梁启超儿子这个原因。1968年，梁思礼的母亲去世，梁思礼想请假，军管会不同意，非常无奈、痛苦。梁思礼的长子梁左军，与奶奶感情非常好，受不了奶奶去世的打击，精神分裂，最后跳楼自杀。1974年，梁思礼下放五七干校养猪，从猪的配种开始，一直到催肥，用心用力，成了养猪专家。 1958年7月15日，曾经在3月举行的成都会议上当面当众对毛主席表示“对主席就是要迷信”的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奴才政客陶铸，撰文《驳“粮食增产有限论”》，刊登在中共中央主办的《红旗》杂志1958年第5期最前面。文章说：自然界的蕴藏力是广漠无垠、无穷无尽的；水稻在广东一年可以种3造，达到亩产1万斤也应当是可以的。在本书13.3.2《采用深翻等措施计划亩产十万斤的“七七试验”》末尾，鄙人还抄录了一点上述陶铸文章的其它内容。 11.3.2  公社化运动奴役农民 1958年，在毛主席的倡导下，中华大地农村掀起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 3月，在成都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了《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中共中央文件下达后，全国农村掀起了并社高潮。 7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三期上，毛主席的秘书陈伯达发表的文章中使用了“人民公社”这个名称。7月16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四期上，陈伯达引用毛主席的话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层单位”。河南省遂平县嵖岈山附近的27个农业合作社，共计9369户，4月份刚由小社合并为大社，这时一马当先改称为人民公社——卫星人民公社。 8月6日，在视察河南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时，毛主席说：“看来，‘人民公社’是一个好名字……”同时指出，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曰大，二曰公”。8月9日，在山东视察时，毛主席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以领导。”8月13日，《人民日报》刊登消息：毛主席发出“人民公社好”的号召。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 为了推动人民公社运动的发展，毛主席派陈伯达等人8月到遂平县卫星人民公社，帮助起草了《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案）》。其要点为：各个农业合作社并入公社后，应该将一切公有财产交给公社；农业社社员转入公社时，应该交出全部自留地，并且将私有房基、牲畜、林木等生产资料转为公社所有；公社实行集中领导，将全公社划分为若干生产大队，每一大队又划分为若干生产队；生产队是组织劳动的基本单位，生产大队是管理生产的单位，盈亏由公社统一负责。 在《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下达的同时，9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七期刊登了《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案）》，接着全国各报刊相继转载，作为楷模向全国推广。 9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先把人民公社的架子搭起来》的社论。 到1958年10月底，仅仅两个月时间，除港澳台地区和西藏外，全国农村基本上全部实现公社化。全国共建立人民公社26578个，参加农户12325万户，占全毛统区总农户的99.1%，平均每社4637户。 毛统区的农民，从此进入了政社合一（政府与农民的生产合作社政社合一，实际上是共产党、政府、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共产党指挥，终极而言便于毛主席指挥）的人民公社体制——头戴五彩花冠的奴隶制社会。几亿中国农民，失去私有财产、失去人身自由，成了失去个人生活、必须参加强制性体力劳动否则没有饭吃的奴隶——下等毛奴。 有了奴隶制一样的人民公社体制，毛主席就可以强迫无数毛奴们干活了。只要看看本书11.3.3《大炼钢铁运动劳民伤财》、11.3.4《大锅饭运动祸害亿万农民》、13.2《深翻土地运动》，就可以大概知道现代奴隶制有多么可怕了。 1958年中华大地上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地球村其他村民眼里，就是疯狂、搞笑、祸害人类的玩意，当时就遭到很多人的质疑、嘲笑、漫骂，丢尽了中国人的脸。但是，疯狂的舵手、始作俑者毛主席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毛主席在1959年8月11日为了收拾彭德怀而发表的讲话中说：“共产党不挨骂，算什么共产党？！比如骂人民公社，从杜勒斯起就骂了差不多一年了，国内资产阶级、地富反坏骂，富裕中农不赞成，兄弟国家怀疑。” 鄙人写了两首七言打油史诗《三面红旗之人民公社》，用来概括1958年开始的人民公社的灾难： 其一 人民公社泽东定，一大二公为纲领。 大即公社规模大，合作社们大合并。 公即公有程度高，私产变公真要命。 农民失去自主权，挫伤生产积极性。 其二 人民公社最荒唐，一平二调大食堂。 自欺欺人放卫星，放开肚皮寅吃卯。 社员砸锅去炼钢，公社食堂缺油粮。 神州无粮吃糠菜，饿死路边无人葬。 11.3.3  大炼钢铁运动劳民伤财 本书5.1《中南海炼钢》，通过在中南海的领导干部们参加烟尘滚滚的炼钢运动，特写了1958年9月起大炼钢铁运动在中共最高领导机关以及国家最高领导机关的胡闹；5.2《村村点火炼钢》，远镜头、近镜头展示了中国农村到处浪费胡闹的景象；5.3《毛主席说“十年搞一亿吨，上天”》，展示了好大喜功的毛主席1960年下半年进一步给中国人制造的部分灾难。下面具体介绍一点安徽省凤阳县1958年大炼钢铁的资料： [建成平炉3000余座，1立方米高炉875座，1.5立方米高炉163座，6.5立方米高炉2座，冲天炉18座，红炉129座，炼钢炉3290座之多。 …… 因平时对广大群众安全教育不够，加上我们的安全设备条件又较差，所以在工作中曾发生中煤毒、烧伤、打烂、压死等伤亡事故，并在临淮南岗指挥所小溪河炼铁营因失火造成烧死、烧伤22人的事件。 ] 上面说了劳民、伤民、死民，下面说说伤财。 1959年7月23日，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说： [我有两条罪状：一个，1070万吨钢，是我下的决心，建议是我提的。结果9000万人上阵，补贴40亿，‘得不偿失’。第二个，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有推广之权。北戴河决议也是我建议写的。……人民公社，全世界反对，苏联也反对。 ] 11.3.4大锅饭运动祸害亿万农民 为了更好地发挥人民公社指挥农民、奴役农民的功能——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和生活集体化，迫使他们为钢铁产量翻番等大跃进奇迹出力，在农村人民公社的架子基本上全部搭起来的1958年10月底（参见本书11.3.2《公社化运动奴役农民》），又一个祸国殃民的措施——公社食堂化——大锅饭运动进入了全面推广阶段。 请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大辞典》第337页的“办好公共食堂”词条内容： [办好公共食堂  1958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社论的主要内容有：办好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实现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和生活集体化的有效措施，是培养农民集体生活习惯和集体主义、共产主义思想觉悟的一个关键问题。公共食堂要在农村和城市普遍地建立起来，成为我国人民的新的生活方式。社论发表以后，各地纷纷成立公共食堂。同年11月10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饭好菜也好——再论办好公共食堂》，要求解决吃菜问题。社论说：农村生活是大大改善了，这是事实。在吃饭有了保证的情况下，提出吃菜问题，正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准最起码的要求。江苏有个很好的口号：“鼓足干劲生产，放开肚皮吃饭”。只有饭菜又多又好，才能放开肚皮吃它个痛快。这两篇社论中关于公共食堂的观点和要求严重脱离了客观实际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后来，公共食堂越办问题越多，最后不得不停办。] 短短七个字“最后不得不停办”，包含了疯狂舵手毛主席无穷尽的无奈、几亿农民数不尽的痛苦在其中。 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上，共产党的领导人对几年来出现的失误和错误作了分析。毛主席很会推卸责任，他说，这个社会主义谁也没干过，未有先学会社会主义的具体政策而后搞社会主义的。我们搞了十一年，现在要总结经验。刘少奇则明确地指出：“这几年发生的问题，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和错误呢？……我们在执行总路线、组织人民公社、组织跃进的工作中间，有很多的缺点错误，甚至有严重的缺点错误。”“农民饿了一两年饭，害了一点浮肿病，死了一些人，城市里面的人也饿饭，全党、全国人民都有切身的经验了。回过头来考虑考虑，总结经验，我看是到时候了，再也不能这样继续搞下去了。” 会议结束前，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讨论和试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都要详细研究这个修正草案。《指示》还明确宣布，中共中央以前的规定，“例如供给制问题和食堂问题等，同这个修正草案规定得不一致的地方，应该以修正草案为准”。修正草案最受农民欢迎的一条，就是办不办公共食堂完全由社员自愿。 有了毛主席为首的中共中央的松绑，全国各地公共食堂在1961年5月底、6月初相继解散。随着各家各户回家重新煮饭，社员可以利用碎米、糠皮、潲水等喂猪、养鸡鸭……这对于克服困难，渡过难关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按照打了折的数据，1961年净减少人口348万，就比1960年净减少人口1000万少了一大截。 到1961年夏天才由毛主席为首的中共中央松绑农村的公共食堂，对于几亿农村人来说，实在来得太迟了。为什么祸国殃民的公共食堂延续了那么长的时间？只要看看本书3.2.8《毛统区1960年净减少一千多万人口的三大原因》之二——毛主席坚持公共食堂不准农民自家做饭，读者您就可以管中窥豹地知道毛主席起了什么关键作用。 11.3.5  我家乡墨池村人的饥荒生活 在我家乡广东省兴宁县刁坊公社墨池大队，我听幸存的长辈讲公社化时候的生活，简单总结就是——使劲吃了几十天，饿了三四年。 我家居住的乐善第，俗称钟广福、下钟屋，是我曾祖父堂兄弟们联合建造的，在公社化以前，只有钟家人常住。公社化以后，为了方便管理这些如同工蚁的劳动者，大队干部将村人称为“眼镜”的卢俊庭（曾用名卢俊煌）一家，从他家单独的有十几间房子的仰光楼宅院里赶出来，迁居到下钟屋，与我们钟家的人算是同一个生产队的社员。生产队是真正的生产队，只管生产，只管劳动，放开肚皮吃大队的公共大食堂。使劲吃了两个多月以后，就按人头配粮了。 一个高中生的配给，开始每星期3斤米（吃六天），每天半斤米，然后降到2斤，每天3两3钱，最后降到每月6斤12两（当时是16两称，共3375克），星期天也不另加。一天不足113克米过日，那真是十分凄凉。 1958年冬，我家乡墨池村就进入了比毛主席的家乡韶山冲三餐不够一餐吃更凄惨的境地，男女老少大量得水肿病。我爷爷一个远堂兄钟在湄，在1959年饿死了。我爷爷一个远堂叔钟赞燊，一个读书人、教书匠，在毛主席人祸造成粮食极端缺乏的时候怎么办呢？为了充填饥饿至极的肚肠，真正是饥不择食，什么都吃。不但吃猪食的糠，连现在的猪都不吃的老而干硬的番薯藤也吃。老人一边有气无力地用刀剁番薯藤，一边有气无力地喊“毛贼”（按照兴宁客家话的发音，“贼”与“泽”同音），发泄一点胸中的愤懑。老教书匠终于在1962年饿死。“眼镜”卢俊庭先生，在下钟屋自己居住过的房间墙上，留下了一些止饥丸配方。在饥饿中，他还留下了一首史诗：“设法渡过四月荒，糙米如珠泡清汤。日里钵内映翠鸟，夜里碗中出月光。”钟家人比较命硬，饿死不多。其他屋的人，那就难说了。墨池村光裕堂（公社化以后叫巷二生产队）的卢福经，他的母亲1959年饿死，他的父亲1960年饿死。 11.3.6  比墨池村惨得多的地方 卢福经的父母饿死了，很悲惨，但是，比之老家在河南省信阳地区淮滨县防胡公社吴砦大队小余庄生产队的余德鸿，卢福经不算惨，余德鸿的父母亲及二伯父母、三伯父母及堂弟路路均相继饿死。河南省淮滨县防胡公社吴砦大队死亡人数占总人口的52%，其中小余庄生产队12户75口人共死亡38口；冯庄大队小李生产队13户死绝了9户；黄岗大队马楼村400多人饿死300人左右；杨围孜大队王庄生产队207人饿死了107人，死绝了6户。李先念副总理去信阳视察了，回到北京讲，他去过的村庄，妇女没有一个不穿白鞋的。 中共山东省惠民县麻店公社书记说：全公社大部分社员群众都得了水肿、干瘦病；4594名中青年妇女（16—45岁），有2188名闭经，占总数的47.6%；子宫脱垂的84人；由于没有吃的，营养不良，3岁的孩子（1957、1958年生的）不仅不会走，不会坐，连头都抬不起来。群众说：“受苦受难被活活饿死的都是咱老百姓，上什么天堂呀，都下地狱了……” 与饿死人重灾区相比，广东省兴宁县刁坊公社墨池大队饿了三四年却没有饿死很多人，也许就属于天堂了。 11.4  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 1966年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应该是一次非常大的转舵，而且多次猛往祸国殃民的方向打轮，欲观其大者，请看本书9.4.1《无中生有、危言耸听的理由》、9.4.2《毛主席“祝展开全国全面内战！”》、11.5《毛主席的50字建党方针》、11.6《倒行逆施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11.5  毛主席的50字建党方针 毛主席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对整个中华民族而言是浩劫，对中国共产党而言也是浩劫。文革开始之前，还从来没有过全体共产党人停止组织活动的，毛主席发动和指挥的文革开始不久，全面停止中共组织活动，而且时间长达一年多，有些地方甚至两年多。从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往下，无数共产党人被毛主席的红卫兵以及其他打手打入了地狱。 1967年10月27日，毛主席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发出《关于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批示》。毛主席在《批示》中指出：“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这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行党的建设的方针，后来称为“50字建党方针”。《批示》还说：“党组织不应当再容纳所谓叛徒、特务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再过组织生活。” 11月5日，毛主席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九大和整党问题。主要内容有：“打了一年多仗，搞出了不少坏人，现在要打出一个党来。”“文化大革命就是整党、整团、整政府、整军队，党、政、军、民、学，都整了。”“我赞成康生的意见，一个是叛徒、特务，一个是文化大革命当中表现很坏而又死不改悔的人，不能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这就很宽了。”“我们的党要吸收新鲜血液。工人、贫农、红卫兵中的积极分子要吸收到党里来。旧血液中二氧化碳太多，要清除掉。……一个党也要吐故纳新，不清除废料，就没朝气。”“恢复组织生活，不要恢复老样子。” 11月27日，江青代表毛主席在北京工人座谈会上讲话。她说：“在整党建党过程中，在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都要逐渐地清理队伍，有党内，也有党外。党内的，就是要清除叛徒、特务及犯了严重错误死不改悔的人。”这是第一次提出所谓“清理阶级队伍”的问题。其实也是为贯彻落实毛主席的“50字建党方针”提出了具体措施。此后，从上海开始“清理阶级队伍”，打击了大批干部。 12月2日，毛主席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名义发出《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的意见和问题》指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用毛泽东思想来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彻底批判刘、邓的修正主义建党路线……”要把所谓混进党内的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清除出党，要把“造反派”和富于“造反”精神的人吸收入党。 11.5.1 清理阶级队伍—— 严凤英、容国团等大量被害 1967年11月至1969年，根据江青讲话和毛主席的批示，毛统区各地区各单位均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由于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夸大敌情，捕风捉影，滥施专政，以致迫害了很多无辜的人，造成大量冤假错案。例如，我国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严凤英，乒坛3杰：傅其芳、姜永宁和容国团，都是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迫害致死的。广东省被作为“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等“阶级敌人”的有6.5万人。在海丰，比毛泽东还要早就从事农民运动的著名共产党人彭湃烈士的家属被打为“反革命分子”，他的儿子彭洪被迫害致死，侄儿彭科被杀害。与此同时，在农村出现了乱打乱杀的严重事件，广东省非正常死亡3万多人。在我家乡广东省兴宁县，被杀“残渣余孽”（五类分子及其家属，或者是有父亲随中华民国政府撤退时到了台湾的遗孤、遗属）就有七百多人。 乒坛3杰——傅其芳、姜永宁和容国团，都是从当时英国管辖的香港回归祖国的，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乒乓球运动作出过卓越的贡献，但是，在所谓分清敌我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他们都被迫害致死（1968年4月16日，傅其芳含冤自尽；5月16日，姜永宁含冤自尽；6月20日，容国团含冤自尽，终年30岁）。在他们三人中，容国团成就最大、名声最大，下面介绍一下。 11.5.1.1  智勇才学识品兼备的的第一个世界冠军容国团 容国团于1957年从“清朝时期就割让给了英国的”香港回到自己心中的祖国，为了得到世界冠军，大胆立志，刻苦训练，提出“人生能有几回搏”这句口号，用于激励自己和队友。后来，“人生能有几回搏”成为中国乒乓球队的灵魂。1959年4月5日，容国团在世界锦标赛上夺得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乒乓球世界冠军，实际上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世界冠军。从此，乒乓球这个洋玩意逐渐融入中国人的生活，并且成为中国人的拿手好戏，中国逐渐成为举世公认的乒乓球运动大国以至乒乓球运动王国。 2009年4月5日，在庆祝中国乒乓球首夺世界冠军五十周年活动中，容国团故乡广东省珠海市的容国团纪念馆揭牌了，众多乒乓球界成功人士参加了纪念容国团活动。中国第一个女子乒乓球世界冠军邱钟惠缅怀说：“容国团打球是用脑子，我们则是用手，他很聪明。他还爱静，文艺细胞比体育细胞好，很会欣赏音乐，评论文艺，虽然念书不多，但喜欢写诗。不过，他从不给人看，只是知道他在写。他的书法也写得非常好，可以说他很有才气。世界的著名音乐家，他都非常熟悉，一听，他就知道是谁在弹奏。我们不是有一段比较‘左’吗？说他资产阶级情调。他说‘你们知道我听的是什么吗？是世界名曲！不是黄色音乐！’唐诗他也背得滚瓜烂熟，他是很有品位的人。” 容国团这么一位集智慧、勇气、才能、学问、见识、品位于一身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界冠军，在疯狂舵手毛泽东掌舵领的航船上被折腾得痛苦不堪，只好自杀以求解脱。 11.5.1.2  毛主席该负的责任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后，数不清的各界精英从世界各地回归故国，拳拳爱国之心感人至深。他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非常遗憾，这些人后来基本上都受到了非人的迫害，容国团、傅其芳、姜永宁的结局是成千上万回国人员悲惨遭遇的一个缩影。这种结局，彻底伤害了港澳台同胞的心和海外侨胞的心，从此，再没有听说有什么人从大陆以外的地区回归到大陆然后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人类的活动。倒是在毛泽东时代过后，中国人可以比较自由地出国的时候，数不清的人跑到国外去安家落户，以取得外国的居留权为人生幸事。想尽办法回国与想尽办法出国，这之间反映的爱国情怀的差别无异天渊之别，这种逆转，一切责任都应该由毛主席个人承担。 11.5.2 毛氏建党——吐故纳新，杀人凶手们成千上万参加中国共产党 下面以广西为例，管中窥豹贯彻毛主席50字建党方针的结果。广西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于1968年8月26日正式成立，并于11月6日提出整党建党工作。自治区革委会负责人作报告说：清理阶级队伍结合整党建党，吐故纳新。在整党建党中发展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军人和其他积极分子入党。从此，各单位通过“整党建党”、“吐故纳新”，把一批老干部、老党员，当作“叛徒”、“特务”、“走资派”、“反革命”等开除出党，把在“文革”中的杀人凶手、造反起家、对“文革”所谓有功之臣突击拉进中国共产党内。据后来不完全统计，仅仅在广西自治区，在“文革”中突击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就有二万多人是入党后杀人的，有九千人是杀人后入党的，还有与杀人有牵连的共产党员一万七千多人。 11.5.3 新权贵献给毛主席的表忠书、表忠电 1968年7月15日，广西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组织了一次大会，第二天7月16日《广西日报》头版报道《大会通过了给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表忠书》，下面节录该表忠书的头尾部分展示一下： [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在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片大好形势下…… 毛主席呀，毛主席！天大地大不如您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您老人家亲。千言万语，千歌万曲表不尽我们对您老人家的忠心：我们永远永远忠于您！永远永远忠于您的光辉思想！永远永远忠于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千万颗无限忠于您的红心迸发出一句话：最最衷心地祝愿您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1968年12月26日，毛主席75周岁生日，广西新权贵又给毛主席发了一封表忠电，全名为《给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表忠电》，下面节录该表忠电的头尾部分展示一下： [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邕江两岸传喜讯，颗颗红心向北京。在世界进入以您的光辉思想为伟大旗帜的新时代，……这是您的光辉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向您庄严宣誓：永远以林副主席为光辉榜样，无限忠于您，无限忠于您的光辉思想，无限忠于您的革命路线。生为您的革命路线而战斗，死为您的革命路线而献忠……让您的光辉思想的伟大红旗，千秋万代，永远飘扬在广西的上空！永远普照全中国！永远红遍全世界！ 最最敬爱的毛主席呀，蘸尽东海万顷水，写满蓝天千里云，写不完您对我们的无比恩情。伐净青松作针，绣满祖国山河，绣不尽我们对您的无限忠心。我们最最衷心祝愿您啊！各族人民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 1969年4月举行的中共九大，新权贵们集体大跳“忠”字舞，引领中国人走入“忠”字舞时代，怎一个“愚”字了得。 11.6倒行逆施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1969年中共九大以后第二次“大跃进”的失败，以及毛主席的走狗林彪1971年9月13日折戟沉沙，让毛主席的狂热降温不少。正所谓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毛主席还是要用讲求实际、能力出众的邓小平。 文革初就被毛主席打倒的天字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1973年重新回到毛主席的身边，3月先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12月再恢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 在毛主席的笼罩下，能干的邓小平只能做一些治标不治本的工作，但也慢慢使一塌糊涂的毛泽东统治区恢复了一些秩序。邓小平两年多治标不治本的工作，慢慢接近了不治本难以为继的状态。做人良心尚在、关心国计民生的邓小平，为了进一步推动工作，于1975年5月29日在钢铁工业座谈会上提出：“毛主席最近三条重要指示，一条是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要反修防修，再一条是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还有一条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就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这三条重要的指示，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分割的，一条都不能忘记。”邓小平的话简称为“三项指示为纲”，这就跟毛主席的“以阶级斗争为纲”产生了冲突。毛主席不乐意了，几个月以后说话了：“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毛主席发起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先党内，后党外，再到整个统治区。 其实毛主席还曾经尝试让邓小平进一步贴近自己，毕竟邓小平人才难得。1975年11月20日，毛主席建议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作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邓小平推辞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合适，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再一次动摇了对邓小平的信任，批评邓小平：“他这个人从来不讲阶级斗争，总是黑猫白猫的。”“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说不翻案，靠不住呀！”决定发动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11.6.1  唐山地震预报被封锁 1976年7月28日3时42分，河北省唐山地区发生了大地震，唐山市被夷为一片废墟,累计死亡24.2万多人，重伤16.4万人。 这是天灾，也是人祸。天灾，指的是唐山大地震自然要发生，地球板块要运动，板块之间碰撞、挤压产生并累积起来的应力总是要释放的，我们人类无可奈何；人祸，指的是当权者怕影响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有意封锁地震预报消息，使得可以减少甚至避免的人员伤亡损失的地震预报，没有告之将要受灾的人们。 在唐山地震之前几个小时，中共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刘子厚等一群河北省权贵还在北京的京西宾馆开会，一个已经延续了一个多月的争权夺利的会议，根本顾不上关系到老百姓生死的地震问题。而国家地震局年长的、历尽政治运动风霜的权贵和知识分子，生怕不够准确的地震预报影响了压倒一切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而给自己带来厄运，着力打压地震预报，不管是唐山地区属于非正规的、半民间性质的群防群测预报网的努力和声音，还是正规的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京津组的预报，还有北京市地震队著名专家耿庆国的预报，统统打压。主管华北震情的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副主任梅世蓉的意见是：“四川北部为搞防震已经闹得不可收拾，京津唐地区再乱一下可怎么得了？北京是首都，预报要慎重！” 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京津组组长汪成民，无可奈何之下只能在一个会议的晚间座谈时间，以个人身份而不是代表地震局，通报了“7月22日到8月5日，唐山、滦县一带可能发生5级以上地震”的震情预报。听信汪成民信息的河北省青龙县科委主管地震工作的王春青、青龙县领导冉广岐，采取了必须在26日之前将震情通知到全县每一个人的措施，结果，离唐山只有115公里的青龙县城，在大地震中无一人死于地震灾害。 在唐山大地震发生后，汪成民痛苦、郁闷，从北京进入了唐山灾区，眼见了此次地震对人类生命造成的巨大灾难，亲历了救人的艰难，到达指挥部后，通过电话向国家地震局正式提出：“请立即封存所有历史数据，以备审查。”忍辱负重的中国知识分子臭老九，只能采取这么一点保护自己的措施。 1976年8月20日，河北省科委发出一份《地震群防群测简报》，首次披露了青龙预防了唐山大地震的事实。但没过多久，简报就被收回了。中共为了进一步掩盖地震预报被捂住的事实，将敢于而且准确预报了地震的群防群测网被撤销了。二十多年后终于开口讲出这些的河北省地震局唐山监测中心台业务组组长刘占武说：我总有一种犯罪感。 下面说说当时的临震预报。 1976年7月27日18时，距离唐山大地震仅有9个小时的时候，开滦马家沟矿地震台的马希融，向开滦矿务局地震办公室发出强震临震预报：“地电阻率的急剧变化，反映了地壳介质变异，由微破裂急转大破裂，比海城7.3级还要大的地震将随时可能发生。” 7月27日晚上，北京地震队的著名专家耿庆国正在三里屯岳母家。家里人说屋外晾的衣服爬满了蚂蚁，耿庆国低头一看，地上一层潮。为预报此次地震已经奔走多日的耿庆国立刻做出判断，这是地下水往上涨，要地震！他马上跑到三里屯派出所，借用那里的电话跟地震队进行了最后的沟通。 “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是一个决策部门，大震迫在眉睫，但我们过不了那道关。” 耿庆国说：“按照当时的地震（预报）水平，虽然报不准7月28日，但7月底8月初的时间段是可以报出的；虽然报不准7.8级，但5级以上是可以报出的；虽然报不准唐山这个确切位置，但是京津唐一带是可以报出的。事实上唐山地震前6个小时就出现了地声、地光，如果给老百姓打个招呼，减轻人员伤亡是可能的。”  所有的有关大地震的临震预报，都被把关的毛主席的奴才阻拦了，封锁了，华北地区上亿的中国人，在被封锁预警信息的情况下受到了震源在唐山的大地震的震动，四十万以上的人被埋在地震造成的废墟中，有些人即时死亡了，大量的人在重压下等待救援、等待死亡。这种等待，是漫长的、无奈的痛苦过程。 耿庆国的临震预报，并不是心血来潮，而是他长期研究中国地震规律的一种常态反应。 耿庆国是一位非常伟大的地震研究专家。毛泽东时代既然可以肆意上演批判伟大科学家爱因斯坦的闹剧（参见本书8.7《毛泽东思想压倒爱因斯坦和相对论》），忽视、封锁伟大专家耿庆国的地震预报意见也不出奇。关于耿庆国研究成果的伟大，参见本书附录1：《大旱与地震的关系——耿庆国经验公式》。 11.6.2  拒绝国际社会一切援助 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发生后，地球村人类社会广泛关注。 美国驻中国大使盖茨在地震当天28日即表示愿意提供中国人所希望提供的任何帮助。 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在29日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华国锋的电文中说：这个世界组织准备帮助灾区人民为克服这场自然灾害的影响而进行的斗争。 英国外交大臣克罗斯兰29日在下院宣布：在唐山发生强烈地震以后，英国已表示愿意向中国提供紧急援助和医药物资；我们准备尽力帮助。已故的温斯顿•丘吉尔勋爵的孙子，在野的保守党党员温斯顿•丘吉尔建议立即提供援助，包括派一支工兵部队去帮助重建水的供应。 日本外相宫泽30日在内阁会议上报告：对于中国大地震，我国将采取迅速发出救灾物资的方针。这个报告得到了通过。外务省今天已动手准备发出药品、衣物、帐篷等物品。外相还指示孝川大使，要他向中国政府转达：一俟中国方面做好接受的准备，就将发送。 毛统区政府30日明确表示谢绝外援。 对于中国共产党和毛统区政府而言，人员伤亡多一些是没有什么关系的，要是让灾难中的中国人接触到外国人满怀善意提供的救灾物资，接触到满怀善意帮助救灾的外国人，毛统区二十多年长期实行的丑化外国形象的愚民教育不就像气球被戳了一个洞一样吗？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所以，坚决拒绝一切国际社会愿意提供的善意的救灾帮助。 11.6.3  抹掉了唐山算得了什么 唐山大地震发生后，必然影响到倒行逆施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开展，这可不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大辞典》书上载：“四人帮”指使《人民日报》于8月11日发表社论《深入批邓，抗震救灾》；“四人帮”唯恐“以抗震救灾压革命、压批邓”，甚至说：“整个唐山才100万人口，全国有8亿人口，有960万平方公里，抹掉了唐山算得了什么！” “四人帮”者谁？毛主席的忠实走狗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是也。   第十二篇 假象——实事求是的领导人 真相——祸国殃民的独裁者 12.1  好大喜功的官僚主义者 12.2  脸皮厚而无形的失败者， 心肠黑而无色的杀人犯 12.2.1 朱德被害提前离开人间的幕后黑手 12.3  制造神州大动乱的叛乱者 先请看一本旨在将其塑造的毛主席伟大艺术形象传之久远的书《孩子，给你讲一个——毛泽东的故事》中的一个故事《实事求是》的开头部分： 实事求是 1958年秋天以来，韶山这个不上两千人的山冲，出了好些稀奇古怪的事，砍树不用锯和斧，用炸药包炸；深耕细作，就把田挖几尺深，牛下田时，泥巴平牛背；亩产明明只有六百来斤（一季禾），硬要说一千五，二千斤。连老实出名的贺实老倌，也喊要进京去告状。 告状的机会终于来了。1959年6月的一天大清早，贺实老倌正在南岸塘下的一丘田里砌禾圳。他跟泥巴坨打了五十多年的交道，称得起田秀才了。他干了一阵事，直起腰来吐吐气时，看见好多人在田边。有的挥手指指点点，有的蹲下捋着一犀谷穗数着。他自言自语地说：“吃饱了饭没事做，天天检查来检查去。”正要弯腰，忽然一个洪亮的喊声：“贺实老倌——” 贺实老倌顺声望去，听口音蛮熟，看面容不陌生，武高武大的个头，咯是哪个呢？猜测之间这人已走近贺实老倌，说：“你不认得我啦，一起看过牛罗！” 贺实老倌揉了揉眼皮，惊醒般地喊道：“啊，你看我这眼神儿，主席回来了！”他拨开稻子，几步迎了上去。还没来得及揉干手上的泥巴，毛泽东就握住了他的手。贺实老倌感到全身发热，舌头变成了瓶塞子，讲不出话来。 毛泽东问：“实老倌呀，人好不？屋里好些人吃茶饭？生活过得好不好？” 贺实老倌激动得眼泪直流，两片嘴唇笑得合不拢，回答说：“搭帮你老人家，翻了身，生活过得好，过得好。” …… 《实事求是》的故事，塑造了一个实事求是的毛主席，但这不是真相而是假象。 下面是鄙人基于真实的历史知识对上述《实事求是》一文的真假判断： 一、时代背景的表述基本是真的。在毛主席敢想敢干思想指导下，“砍树不用锯和斧，用炸药包炸”有可能；在毛主席的深翻土地思想“一部分还要更深些，例如深达四、五、六、七尺”指导下，“深耕细作，就把田挖几尺深，牛下田时，泥巴平牛背”也有可能；在胡吹的亩产量卫星几千斤、几万斤、十几万斤的大跃进时代，“亩产明明只有六百来斤（一季禾），硬要说一千五，二千斤”很平常。 二、贺实老倌“也喊要进京去告状”是假的，在那种没有言论自由、人身自由的毛泽东时代，不管是贺实老倌还是其他人，“喊要进京去告状”简直就是找死。当着毛主席的面都没有勇气说真话，无疑“喊要进京去告状”是假的。 三、毛主席在1959年6月底回韶山，这是稻穗出来的时节，不可能做“砌禾圳”这种农活。我生长在农村，而且也当过农民，知道农活的顺序。“砌禾圳”，应该在做田的时候，也即是在插秧之前。拿人来比喻，进学堂读书，应该在少年而不是在晚年。 四、1959年已经公社化，而且是高峰期，干活集体干，上下工统一指挥，哪里有大清早一个人去干活的呀？ 五、1959年6月，毛主席已经65周岁半，而且离开故乡已经32年，人世沧桑，人人面貌大变，他居然隔老远就认得小时候一起看过牛的同伴，还能出口亲热叫出名字，这有可能吗？ 综合上述二、三、四、五条，可以判断《实事求是》故事是瞎编的。关于毛主席1959年6月回韶山的实际情况，请看本书14.2《毛主席第一次视察韶山听而不闻》。 毛主席经常将实事求是挂在嘴上、写入文章中，可实际上又屡屡办最不实事求是的事。1959年6月毛主席视察韶山听而不闻，在7、8月的庐山会议上，打倒了具有强烈实事求是精神的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 12.1 好大喜功的官僚主义者 毛主席是一个好大喜功的官僚主义者。在本书9.1.3《毛主席直接管经济的讲话、指示》、11.3《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展示了从1957年9月至1958年8月毛主席官僚主义言论的一部分。下面接着展示1958年9月的小部分毛主席官僚主义言论。 1958年9月10日至29日，毛泽东先后视察了湖北、安徽、江苏、上海等地。 在湖北，毛主席分别视察了武汉、黄石一批钢铁企业。毛主席指示说，象武钢这样的大型企业，可以逐步地办成为综合性的联合企业，除生产多种钢铁产品外，还要办点机械工业、化学工业和建筑工业等。毛主席还指示说，这样的大型企业，除工业外，农、商、学、兵都要有一点。 在安徽省，毛主席视察了4个钢铁厂，并指示说：“发展钢铁工业一定要搞群众运动，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 9月29日，回到北京的毛主席对新华社记者发表了谈话，对那种以为工业方面搞大规模群众运动是不正规、农村习气和游击作风的意见进行了批评。毛泽东提出了批评，谁还敢提意见就等于找死了，祸国殃民的工业方面大规模群众运动——九千多万人上阵的大炼钢铁运动——毛泽东式好大喜功官僚主义的成果，就肆无忌惮地肆虐中华大地了。 毫无疑问，毛主席是一个祸国殃民的独裁者，一个独享各种各样特权的超级官僚主义者。但是，原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副会长梁柱却颠倒黑白地写文章《毛泽东——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与“官国”传统决裂的人》吹捧毛主席：“毛泽东极端憎恶特权的思想和作风，他是官僚主义的不可调和的敌人。”“他萦萦于心的是天下的苍生，最痛恨的是那种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官僚主义作风。 ”马屁精梁柱拍马屁真够无耻的。 12.2  脸皮厚而无形的失败者， 心肠黑而无色的杀人犯 在李宗吾所著奇书《厚黑学》中，把脸皮厚、心肠黑的高手分为三段。第一段：“厚”如城墙，“黑”如煤炭。第二段：“厚”而坚硬，“黑”而光亮。第三段：“厚”而无形，“黑”而无色；至“厚”至“黑”，天下后世，却以为不“厚”不“黑”。 根据鄙人的历史知识判断，毛主席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个在脸皮厚和心肠黑两方面都达到了第三段的绝顶害人高手。 毛主席把九百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华大地破坏得残破不堪，把十亿以上中国人折腾得痛苦不堪，居然还恬不知耻、别有用心地戴上“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之类空前的高帽，强迫接近十亿中国人口诵上述“四个伟大”，口喊“三个永远忠于”（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四个无限忠于”（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无限忠于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毛主席四无限”（对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忠诚、无限崇拜）来表忠心，脸皮实在是至厚。 毛主席用捏造的罪名打倒、消灭彭德怀、刘少奇等等成千上万的战友，把中华大地上十多亿中国人推入二十多年浩劫之中而不准自拔，心肠实在是至黑。 毛主席脸皮至厚、心肠至黑，但是毛统区却一直在歌颂毛主席是“人民大救星”、“伟大领袖”、“伟人”，歌颂毛泽东时代是“流金岁月”，不但毛主席生前如此歌颂，毛主席死后三十多年仍然有人群如此歌颂，令人不得不感叹毛主席这个脸皮厚而无形、心肠黑而无色绝顶高手骗术的神奇，也不得不感叹芸芸众生的迟钝、愚昧和可怜，当然还得感叹某些别有用心者的卑鄙无耻。 请看一段毛主席对于失败的厚脸皮辩白： 1959年7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毛主席发起了对实事求是彭德怀的总攻。毛主席首先“翻旧帐”，历数彭德怀在历史上的“错误”：从井冈山到抗战时期的王明路线，再到高饶事件。这既是直接向彭德怀算账，也是间接警告其他的人——不要惹我毛泽东，否则终有以我为主算账的时候。然后毛主席转到彭德怀信中所谈得失问题。毛主席说：“失、得之间，反映灵魂深处如何？9000万人上阵炼钢，比6000万人要好。有一点损失，我也一点不痛心。横直没有经验。从根本上说，是得多于失。没有失，哪来的得？ ” 按照毛主席狡辩的蠢蛋逻辑推理一下，如果六亿人上阵炼钢那就更好了。 毛主席避实就虚谈灵魂深处的收获。如果真要谈灵魂深处的反映，其实9000万人上阵炼钢的失败给几亿中国人造成的心灵创伤，岂是得到了肤浅的失败经验可比？ 为什么我说毛主席的越多人上阵炼钢越好的逻辑是蠢蛋逻辑？因为炼钢是很专业的事情。几亿人的全民当中只要有很小比例的人学习、学好就行了，连百分之一的人都不用。 2003年，中国大陆地区产钢22233.60万吨，其中年产钢500万吨以上的钢铁企业（集团）有13家，它们产钢9683.63万吨；年产钢在200—500万吨和在100—200万吨的企业（集团）各有20家，我在此按其中值估算，这40家企业共年产钢10000万吨；上述53家钢铁（集团）2003年产钢19683万吨左右，占2003年产钢量的88.5%左右。2003年重点大中型钢铁企业年末从业人员人数170.40万人，就算完成其余11.5%产钢量的企业效率非常低，只有前者效率的五分之一，这一块的从业人员就有110.71万人，170.40+110.71=281.11万人，对于有十三亿多人口的中国大陆地区而言，不到0.22%，而钢产量是世界第一的二亿二千多万吨呀，是毛主席死时1976年钢产量2046万吨的十倍有余。 毛主席一生，害死人无数，也可以说是杀人无数，当然他不用象李逵那样费力气抡板斧，自有奴才、走狗、爪牙去实施杀人——直接杀，或者施加手段迫使被害人提早离开人间，最神奇的是迫使被害人精神死亡变成行尸走肉。 毛主席杀人无数，但是我很少见到有人谴责他心肠黑，所以我说毛主席达到了心肠黑的最高水平——心肠黑而无色。 鄙人所作史诗性诗词《厚黑绝顶高手》曰： 脸皮至厚不见厚，心肠最黑不显黑。前无古人大骗子，千王之王毛泽东。元凶大恶成伟人，浩劫岁月变流金。毛奴漠视多年难，颂歌犹唱毛泽东。 12.2.1  朱德被害提前离开人间的幕后黑手 2008年5月2日，我在国家图书馆调阅了《中国近百年历史图集（1840—1978）》，看见了一张1976年6月21日朱德会见外宾的照片，照片上可见朱德精神很好。当天晚上越捉摸越不对劲，因为朱德逝世于7月6日，那么就是说6月21日身体、精神都不错的朱德半个月后就逝世了，当中必然有意外。5月4日，我到国家图书馆重新调阅了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的《中国近百年历史图集（1840—1978）》，第620页有如下内容： [在周恩来患病期间与逝世之后，特别是在一九七六年六月十五日，中国又宣布不再安排毛泽东与到访的外国贵宾会见之后，朱德显然以国家元首的身份，代替毛泽东会见外宾了。但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中国突然宣布朱德在七月六日逝世。他逝世前两个星期还会见外宾。] 在这段文字的右边，就是朱德身体显得很健康，满面笑容站着与外宾握手的照片，照片说明如下：“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一日，朱德会见澳洲总理弗雷泽，这是他逝世前会见的最后一位外国贵宾。” 我到阅览室查阅了《朱德年谱》，找到朱德出人意料死亡的原因了——就在6月21日这一天，别有用心的人用意外的冷气把虚岁九十一岁的老人家冻病了： [6月21日  会见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这是朱德最后一次出席外事活动。 Δ  由于当日接见外宾的时间推迟，朱德事先没有得到通知，在放有冷气的房间里等待了将近一个小时，回到家中，便感到身体不适，咳嗽并伴有低烧，经医生诊断是感冒。 6月25日  因病情加重，入北京医院治疗。 7月初  对到医院看望他的李先念说：“我看还是要抓生产，哪有搞社会主义不抓生产的道理呢？” …… 7月6日  下午三时一分，在北京医院逝世。] 6月21日朱德会见外宾的时间推迟了，谁决定的？这绝对不可能是外宾决定的，那么就是国内有关方面负责人决定的了。朱德是什么身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按照宪法就是国家元首。在国内会见外宾的时间别人随意改变了居然没人通知他这位九十高龄的国家元首，这多么蹊跷。更可怕的是在大热天的夏至时节，让毫无思想准备和衣着准备的高龄老人被迫“享受”冷气，结果把朱德冻病了，不久就逝世了。 真是因缘巧合，2008年5月4日这天的《北京晚报》第29版连载的朱德孙子朱和平所著《永久的记忆》节录，其中《接见外宾被“冻”感冒》有下面的内容： 我记得清清楚楚，那是1976年6月21日，这也是爷爷最后一次会见外宾。早晨，爷爷一起床就觉得身体不舒服。我们都觉得爷爷既然病了，就不要去参加外事活动了，应该好好休息。但是爷爷不顾我们的劝阻，坚持要去，他说：“这是国家大事，我怎么能因为身体不舒服，就随便不去了呢？” 爷爷这次会见的外宾是澳大利亚联邦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这是弗雷泽1975年竞选获胜出任总理后一次重要的出访。爷爷按安排的时间提前来到人民大会堂，在开放着冷气的休息室等待客人。会见的时间到了，客人还没有来，不知是什么原因，也没有外交部人员来说明情况，爷爷只好耐心等下去，他感到浑身发冷。过了好一会，爷爷才被告知，会见的时间推迟了。 爷爷带着病体，坚持到会见活动结束。回到家中，越发感到不舒服。经过医生诊断，是患了感冒。到了25日晚上，又出现了腹泻。 上述两段史料，都没有点出导致朱德委员长被冻感冒的表面原因：是因为最初通知朱德委员长的时间与通知澳大利亚使馆的时间有差异？还是有关领导临时通知澳大利亚使馆改期而不通知朱德委员长？无论是哪个表面原因，内在原因都值得深思。朱和平文章中另一些内容联系起来推理就更加顺畅了： [临走的那天，我去跟爷爷告别，他老人家虽然已住进了医院，但仍然以顽强的毅力学习和工作着。看我来了，爷爷很高兴，又听说我要按时归队，他就更高兴了，他说： “军人嘛！就得这样才行！” 我坐在爷爷身边，对他老人家说：“爷爷您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应该多注意休息。” 这话爷爷有点不大乐意听，说：“身体不好不能成为不工作的理由，和平，我年纪大了，为党工作的机会不多了，要抓紧时间。我的生活组织上会照顾好，你回去以后，要把全部精力用在学习和工作上！” 我知道他老人家此时此刻的心情，轻轻地点点了头。于是我告别爷爷，回到部队。                          我万万没有想到，我刚刚回到部队，就接到了家里的电话，让我马上回去，说爷爷病情加重了！等我赶到爷爷身边时，爷爷已经不能说话了。 当时专门为爷爷成立了医疗组，组长是中央军委副秘书长苏振华，副组长李素文。成员有姚连蔚、吴桂贤、刘湘屏等。刘湘屏是当时的卫生部部长，谢富治的老婆，同江青关系密切。她在三楼住，每天都要来看爷爷一次，奶奶说：“她的态度和神情，都使我感到她对朱老总缺少真诚的关心。有一次，我听见她问负责朱老总医疗的主管医生：‘还能拖多久？’”] 谢富治、江青都是毛主席的忠实走狗（关于谢富治是毛主席的走狗，参见本书3.3.2《非法杀人》；关于江青是毛主席的走狗，江青在1980年受审判的时候说：“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毛主席叫我咬谁我就咬谁，你们打狗也得看主人面呀！”），刘湘屏肯定也可以归类于毛主席的走狗之列。与江青关系密切的刘湘屏，肯定是要为毛主席、江青做事情的，“关心”朱德的生命，属于她这位卫生部部长的强项。 综上所述，我认为，朱德生命历程中的突然转折、陨落，是权力场上有人不乐意看见朱德的风光，采取措施迫使他从权力场上消失，从人间消失，目的也确实达到了。 权力场上不乐意看见朱德风光而又能让朱德消失的人是谁？毛主席。原因可简单归纳为出于毛主席对朱德的嫉妒与恐惧。 先说毛主席对朱德的嫉妒。 毛主席身体早已不好，但是为了保持国际知名度，出风头，抓一点世界舞台的光环，他坚持会见外宾，可这些会见有损他的形象。泰国领导人说他们进房间时毛主席在“打呼噜”。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描绘道：毛主席说话吭哧嘟哝，头歪倒在沙发背上。从当时的照片上可以看到，毛主席脸如蜡像，两腮下坠，口角流涎。直到1976年5月底，毛主席看到他接见巴基斯坦总理布托的照片后，决定再不见外国人了。他这时也知道丢人了。 朱德生于1886年12月1日，毛泽东生于1893年12月26日，朱德比毛泽东年长七岁有余。当毛主席因为身体虚弱在自己的房间里都不敢见外宾的时候，朱德委员长还能那么健康地到人民大会堂会见外宾，心眼狭小的毛主席若不产生嫉妒心理才怪了吶。 再说毛主席对朱德的恐惧。 毛主席很希望别人对自己一生所作所为给以肯定性评价。他非常清楚自己一生做了很多很多坏事，最大而又最明显的两件坏事，毫无疑问就是毛主席发动、领导的大跃进运动导致的饿死五千多万中国人的空前浩劫，以及毛主席发动、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空前浩劫。这两件事在朱德心里都不是什么好事。毛主席惧怕自己死后被朱德彻底翻盘。 在1959年庐山会议毛主席收拾写信给他提意见试图阻拦浩劫进程的彭德怀最紧张的时候，朱德找毛主席谈过一次话，他对毛主席直言指出会议的不足之处：“我觉得这次会议发言民主风气不够。”毛泽东听了先是一愣，想了一会儿，说了一句：“你对一半儿，我对一半儿。”庐山会议后，被毛主席打倒的彭德怀门庭冷落，但好友朱德却常常去看望这位与他并肩战斗时间最长的战友。1974年，彭德怀去世时，临终想见朱德，一次一次地向看押的看守请求，可谁也不告诉朱德。直到彭德怀死后，朱德才知道彭德怀临终的心愿。他顿时老泪纵横，泣不成声，对着空荡荡的房间大声叫嚷：“你们为啥子不让我去看彭老总，要死的人，还能做啥子，还有啥子可怕的。” 您再看看有病住在医院之时的朱德，仍然关注民生，念念不忘抓生产，就可以知道毛式社会主义抓“革命”（当时正在运动几亿中国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不抓生产在朱德心中是什么评价。 您只要知道朱德历任红军总司令、八路军总司令、解放军总司令，您即可知道朱德在解放军内的分量。朱德还是长时期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虽然文革后副主席的头衔被毛主席剥夺了，其实还是权力场最高层有位置的大人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还是全国人大委员长——国家元首。 若是毛主席先死了，朱德会对毛主席的一生所作所为给以肯定性评价吗？根本不可能。假如朱德在毛泽东死后还活跃在权力场上，他收拾毛主席妻子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将比叶剑英更加坚决、果断、有力量。 出于极端嫉妒和极度恐惧，毛主席采取措施除掉朱德是合乎逻辑的事情。 通过1976年6月21日对朱德实施冷气冷冻，身体远比毛泽东健康的朱德就进入了医院，在别有用心的领导和专家的“特别”关照下，朱德提前离开了人间。 关于心肠黑而无色的杀人犯毛主席残害多年的战友、同事，请参看本书2.6.1《刘少奇主席，被毛所害老病无医》、2.6.2《彭德怀元帅，被毛所害痛不欲生》、2.6.3《周恩来总理，被毛所害提前离世》。 12.3 制造神州大动乱的叛乱者 毛主席为了个人私利，悍然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煽动奴才们相互恶斗，挑起全国性的大武斗，破坏社会和平，制造全国性的空前大恐怖。 以毛主席的妻子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被抓起来之后，叶剑英在一次讲话中沉痛地说：“文化大革命死了两千万人，整了上亿人，浪费了八千亿人民币。” 该如何给毛主席定罪呢？我看可以定罪为叛乱罪。读者不要以为我是开玩笑，这是根据历史事实和法理做出的判断。 先请看历史。 1966年5月16日，毛主席主持撰写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后称《五一六通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了，从此中华大地进入毛主席人为制造的动乱之中。8月12日，在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主席打压了反感动乱的刘少奇、朱德、陈云三位副主席，提升了积极支持动乱的林彪、康生等人；8月18日，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动乱升级，很多人被非法打死，著名作家老舍、著名翻译家傅雷、著名女钢琴家李翠贞等等被迫自杀，直到11月26日，毛主席共八次接见红卫兵一千多万人，使得动乱不断扩大，动乱在九百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华大地上成为了常态。但是，制造动乱的罪魁祸首毛主席觉得还是不够混乱。12月26日，毛主席举行家宴庆祝73周岁生日，毛主席举杯祝愿说：“祝展开全国全面内战！”随后推出了进一步的动乱措施。除了港澳台地区，可以说中国各省皆有开枪开炮的热兵器内战，本书9.4.3《内战掠影》，只是南方几个省内战的掠影而已。 下面再摘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纪事本末》中《“文攻武卫”口号与全国武斗升级》里面一点内容，以便读者多感受一点内战的气氛： [在四川，1967年……从5月4日起，宜宾武斗不断，5月15日，宜宾进行大规模武斗，成都万人支援。重庆进行大规模武斗，动用了各种常规武器，用高射炮平射朝天门码头，大批工厂停产。……1967年7月20日，武汉发生了轰动一时的“七•二0”事件，湖北全省在“七•二0”事件以后被打伤、打残、打死者多达18.4万人，仅武汉市被打伤打残66000人，打死600余人。] 再请看法理。 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 1227—1274），是欧洲中世纪一个重要的政治思想家。他的政治思想，对后世影响非常大。虽然阿奎那离现代中国人空间非常遥远、时间非常久远，但是他的思想以及承载思想的著作还在现代中国流传，在国家图书馆就收藏有阿奎那的著作。 在《阿奎那政治著作选》的《抵抗暴政的权利》一节中，阿奎那对暴政进行了学术性的定义“暴政的目的不在于谋求公共利益，而在于获得统治者的私人利益，所以它是非正义的。” 阿奎那还定义了比暴政更严重的罪行——暴君的叛乱罪： 事实上，当一个暴君在受他支配的臣民中间制造倾轧和纷争，以便更容易地统治他们的时候，他本人就犯了远为严重的叛乱的罪行。 那么，一个共和国的领导人在他领导的公民中间制造倾轧和纷争，以便更容易地支配他们，毫无疑问他本人就犯了远为严重的叛乱的罪行。所以，我说毛主席是制造神州大动乱的叛乱者。 第十三篇 假象——史无前例的天才 真相——空前绝后的蠢蛋 13.1  消灭麻雀运动 13.1.1  北京300万人总攻麻雀 13.2  歌颂“农业八字宪法” 13.3  深翻土地运动  13.3.1  毛主席关于深翻土地的亲笔批示 13.3.2  采用深翻等措施计划 亩产十万斤的“七七试验” 13.4  一干就干大的  13.5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13.6  高贵者最愚蠢  13.6.1  蠢蛋毛主席 使中华大地一切遭殃 1966年，《解放军报》元旦社论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 1966年5月18日，林彪说：“毛主席的言论、文章和革命实践都表现出他的伟大的无产阶级的天才。”“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毛主席同意林彪的肉麻吹捧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发。 1966年9月18日，林彪在关于把学习毛主席著作提高到一个新阶段的讲话中指出：“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毛主席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天才。” 在毛泽东时代，被奴役的几亿中国人，被反反复复无数次灌输了毛主席是史无前例天才的假象。而实际上，毛主席是空前绝后的蠢蛋。 何谓蠢蛋？钟子曰：“识差却自以为是，谓之蠢，大者，是为蠢货，极至，则为蠢蛋”。下面叙述一些发生在毛泽东时代的大事，让读者见识一下毛主席这个蠢蛋的历史真相。 13.1  消灭麻雀运动 六亿多中国人为了响应毛主席发出的号召，全民出动消灭四害。这种场景着实地令毛主席兴奋。他把自己与中国几千年前的孔圣人相比，“几千年来，包括孔夫子在内都没有除四害的志向。”但是，对麻雀发起攻击是不明智的，因为生物界是复杂的，麻雀不只是吃粮食，还吃那些吃粮食的害虫。害虫像龙卷风一样袭击农民的庄稼。毛主席默默地接受了“四害”的新定义，把麻雀取消，让臭虫顶替麻雀成为四害之一。 上面简略一段话，包含了多少毛主席的愚蠢在其中。被蠢蛋毛主席所害的，除了几十亿麻雀，还有大量其它的鸟类，还有几亿中国人。 1955年11月，毛主席在杭州和天津，分别同14位中共省委书记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商定了《农业十七条》（即《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又称《农业四十条》的前身）。毛主席领衔的这些肯定不是农业专家、动物专家、植物专家的共产党党棍，所定《农业十七条》第13条为：“除四害，即在7年内基本消灭老鼠（及其他害兽），麻雀（及其他害鸟，但乌鸦是否宜于消灭，尚未研究），苍蝇，蚊子。” 在酝酿《农业十七条》过程中，农业部一位责任人曾约见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室研究员、鸟类学家郑作新，就该不该消灭麻雀听取意见。郑作新表示：国内有关麻雀的研究资料很少。麻雀在农作物收成季节吃谷物，是有害的，但在生殖育雏期间吃害虫，是有相当益处的。对付麻雀的为害，不应该是消灭麻雀本身，而是消除雀害。 鸟类专家郑作新的理性意见，没有被习惯独裁的蠢蛋毛主席采纳。 1956年1月，毛主席与他人商量后，将17条扩充为40条，拟出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草案初稿。1956年1月23日，以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名义正式提出了《1956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又称《农业四十条》，其中第27条规定：“除四害。从1956年开始，分别在5年、7年或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 麻雀被定性为害鸟，并被毛主席圣旨判以极刑后，各地展开了捕雀运动。有的地方规定了捕雀的定额，为了交足麻雀腿，群众不管什么小鸟都捕杀，包括许多明显的益鸟。1955年冬，甘肃省就有百万青少年齐出动、七天消灭麻雀23.4万只的报道。 在这种形势下，许多科学家仍顶住巨大的压力，坦陈麻雀既有有害的一面，又有有益的一面，不要提消灭麻雀，最好提消灭雀害或控制雀害。 1956年10月，在青岛举行的中国动物学会第二届全国会员大会上，中科院实验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朱洗首先发言，发言中引用了大量史料，尤其是1878年出版的经典著作《自然界的奥妙》一书中“麻雀篇”的许多科学资料。他说，1744年，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也称腓特烈大帝），因为讨厌麻雀每天唧唧啾啾叫个不停，而且还偷吃樱桃园里的果子，就下令悬赏消灭麻雀，谁杀死一只麻雀就可以得到六个芬林的奖金。于是大家争相捕雀，结果麻雀没有了，果树上害虫没了天敌，越繁殖越多，把果树叶子都吃光了，结不出一个果子来。腓特烈大帝不得不收回成命，并且被迫去国外运来麻雀，加以保护和繁殖。朱洗在继续引用美国纽约以及附近城市、澳大利亚为扑灭害虫从国外引进麻雀的成果后说：我们如果公平地衡量利弊得失，应该承认麻雀在某些季节确实有害，更多的时间是有益的。他郑重地提出：是否应该消灭麻雀尚应考虑。 鸟类学家郑作新接着发言，重申他多次在不同场合以不同形式表达过的两点意见：一、防治麻雀应是消除雀害，而不是消灭麻雀本身；二、麻雀在饲雏期间是吃虫的，在这一阶段是有相当益处的。他说：对麻雀的益害问题不能一概而论，应该辩证地对待。在农作地区，它吃谷物是有害的，但在城市、公园、山区、森林地带，它是否同样有害，尚属疑问。在农业发展纲要中关于除四害的规定，说的是在一切可能的地方消灭麻雀。为明确起见，似乎应该改为在一切麻雀可能为害的地方消除雀害。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薛德焴、复旦大学教授张孟文、西北农学院教授兼院长辛树帜、福建师范学院教授丁汉波等几位动物学家认为，定麻雀为害鸟的根据不足，建议在没有得到科学结论之前暂缓捕杀麻雀，政府不要轰轰烈烈地发动消灭麻雀运动；同时呼吁有关部门组织力量，对麻雀的益害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会议过后，力主为麻雀翻案的薛德焴连续发表文章，历数国外保护麻雀和扑灭麻雀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并在分析麻雀的生活习性和食性后认为：麻雀之益不能一笔抹杀。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张作人，在《对麻雀问题提一点参考的意见》一文中说：“其实这是行政上的事务，是一种想增加农业生产的行政事务，应当加以修正”。 但是，这些生物学家的反对意见毫无作用。 1958年，毛主席的蠢思蠢想大暴露的“大跃进”时代，全民围剿聚歼麻雀运动全面展开。据不完全统计，从3月到11月上旬，8个月的时间中全国捕杀麻雀19.6亿只！《人民日报》认为，这是人类向自然开战，征服自然的历史性伟大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艺工作者也奉命讴歌“这场人类征服自然的历史性伟大胜利”。 不过，无视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不重视科学，忽视生态平衡的中国人，必然要受到惩罚。1959年春，上海、扬州等城市树木害虫大发生，有些地方人行道树的叶子几乎被害虫吃光。生物学家更加强烈要翻麻雀冤案。但是，奉“决不走回头路”为人生信条的蠢蛋毛主席，却有完全不一样的看法。1959年7月10日下午，在庐山会议上讲到《农业四十条》时，他不满地说：有人提除四害不行了，放松了，还要搞；麻雀现在成了大问题，还是要除。 1959年庐山会议，毛主席除掉了他捏造出来的彭德怀反党集团，进而又开展了无中生有的反右倾运动。面对庐山会议后的“反右倾”强大浪潮，朱洗、冯德培、张香桐等几位科学家，置个人安危于不顾，继续为麻雀鸣冤。所幸的是，他们的强烈反对意见此时实际得到中国科学院有理智领导的支持（鄙人估计不包括如同墙头草一样随风歌颂消灭麻雀的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吧），他们十分策略地决定以党组书记张劲夫的名义、以反映科学家不同意见的方式写了《关于麻雀益害问题向主席的报告》，1959年11月27日送请胡乔木转报毛主席。 由有关国家机关和诸多科研单位人员组成、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主任童第周任负责人的“麻雀研究工作协调小组”，于1960年3月4日正式成立了。看中国科学院的架势，是一定要弄个科学结论的了，毛主席感到继续坚持消灭麻雀就未免显得实在太蠢了，他金蝉脱壳地在1960年3月18 日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中提出：“再有一事，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子’。” 但是，并不准人们说打麻雀打错了。1960年4月6日，谭震林在二届人大二次会议所作《为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而奋斗的报告》时，以假乱真地涂脂抹粉：“麻雀已经打得差不多了，粮食逐年增产了，麻雀对粮食生产的危害已经大大减轻；同时林木果树的面积大大发展了，麻雀是林木果树害虫的‘天敌’。因此，以后不要再打麻雀了……” 一些生物学家从1955年冬开始为麻雀的命运抗争，在跨六个年度近五年后的1960年春，才迫使蠢蛋毛主席放弃了在消灭麻雀这件事情上的肆意妄为。麻雀的劫难终于结束。 但是，在1966年开始的“文革”浩劫之中，却开始了科学家们的惨剧。这些科学家被扣上利用麻雀做文章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大跃进”，反对最高指示……等种种罪名，受到残酷迫害。朱洗先生在1962年已经病逝，但此时仍被扣上把伟大领袖毛主席同普鲁士腓特烈大帝相提并论、公开反对毛主席的罪状，因此，竟令人发指地受到掘坟、砸碑、曝尸骨的惩罚！直到1976年毛主席死后的1978年11月26日，人们才为他重新安葬。 13.1.1  北京300万人总攻麻雀 前面提到1958年消灭19.6亿只麻雀，那可不是简单的事情，真正是惊天动地、劳民伤财、祸国殃民的大事。请看《中华人民共和国风云实录》第538和541页的部分内容： [北京300万人总攻麻雀    4月19日，首都围剿麻雀总指挥部发布总攻令，从今天起，近300万人苦战3天，全面围剿麻雀。 围剿麻雀的作战方针，是根据麻雀的习性和弱点决定的。主要采用轰、毒、打、掏兼施并用的综合战术，在3天的作战中，每天早5时至8时半，下午4时至7时半，组织人力轰赶，上午8时至下午4时进行搜捕，晚8时至10时进行掏窝。据不完全统计，全市划分了大小500个战区，设置了近1000处施放毒饵的诱捕区和近500处火枪歼灭区。全市集中了约8000支火枪，供应70万颗爆竹和近2000斤毒饵。 19日清晨4时左右，首都数百万剿雀大军拿起锣鼓响器、竹竿彩旗，开始走向指定的战斗岗位。830多个投药区撒下了毒饵，200多个射击区埋伏了大批神枪手。5时正，围剿麻雀总指挥王昆仑副市长一声令下，全市8700多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里，立刻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枪声轰响，彩旗摇动，房上、树上、街上、院里到处是人，千万双眼睛监视着天空。假人、草人随风摇摆。无论白发老人或几岁的小孩；无论是工人、农民、干部、学生、战士，人人手持武器，各尽所能。被轰赶的麻雀在天罗地网中到处乱飞，找不着栖息之所。一些疲于奔命的麻雀被轰入施放毒饵的诱捕区和火枪歼灭区。有的吃了毒米中毒丧命；有的在火枪声里中弹死亡。 为了摸清“敌情”，围剿麻雀总指挥部派出数十辆摩托车四处侦察。解放军的神枪手也驰赴八宝山等处支援歼灭麻雀。市、区总指挥、副指挥等乘车分别指挥作战。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派出14个摄影队，拍摄首都人民大战麻雀的情景。 21日晚10时，围剿麻雀总指挥王昆仑在广播中宣布：首都全民动员，一致行动围剿麻雀的战役胜利结束。据北京市围剿麻雀总指挥部截至晚12时为止的不完全统计：从19日至21日3天共消灭麻雀401160只。很多地区已经看不到麻雀。] 在《人民日报》1958年4月22日第一版《首都人民除四害战斗一大胜利三天歼灭麻雀四十万只》的报道中，特别提到： [中国科学院有两千多科学家和工作人员参加了战斗。鸟类学家郑作新一面指挥一面轰赶。科学家华罗庚、钱学森等今天早晨不到五点就带着“武器”进入了“战区”。] 众多科学家，包括公开反对除麻雀的顶尖级鸟类学家郑作新，以及从美国回来的顶尖级科学家华罗庚、钱学森，也必须花费时间、精力参加这种缺乏理智害鸟害人害己的活动，这种毛主席独裁地做主一切领域的社会主义社会之可恶，于此可见一斑。 《北京晚报》2007年12月9日第28版蔡良的文章《回忆全民斗麻雀》说： [喜鹊、鸽子、乌鸦是人们不愿意消灭的鸟类。但是，在1958年，它们也在惊慌之中，部分地成为麻雀的陪葬品。 ……某政治家说，假若科学研究证明麻雀有益。那时，我们可以从美国进口麻雀。] 蔡良文中透露发出“我们可以从美国进口麻雀”声音的某政治家，舍蠢蛋毛主席其谁？ 13.2  歌颂农业“八字宪法” 1958年，毛主席系统地提出了农业生产“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管、工。从此“八字宪法”笼罩在中华大地上。由于蠢蛋毛主席是亿万中国人必须崇拜的最高领袖，因此，人民必须对毛主席所圈定的“八字宪法”进行歌颂。请看当年的几首歌词，感受一下紧跟毛主席的气氛： “八字宪法”歌（对口快板） 合：农民种田几千年，积累无数好经验。毛主席亲自来总结，“八字宪法”保丰产…… 甲：万物本是土中生，庄稼离土种不成。土厚耕深庄稼好，根粗叶壮穗头沉， …… …… “八字宪法”真正好 共产党，好领导，号召哪样哪样好，“八字宪法”一公布，农业跃进起高潮。“八字宪法”真正好，一个字儿一个宝，八件宝贝巧使用，农业产量定提高。 ——上海 “八字宪法”赞 贯彻“八字宪法”，能长铁杆庄稼， 十级大风吹不倒，百日无雨不害怕。 ——北京 红心飞向红太阳 块块木牌闪金光，“八字宪法”耀眼亮， 鲜红指标社员心，红心飞向红太阳。 ——山西 深翻百亩太阳红 半夜家家闹出工，铁锄犁锹响叮咚， 一阵歌声一阵笑，深翻百亩太阳红。 ——湖北 土地大翻身 土地大翻身，遍地出黄金， 黄金出多少？要看劳动人。 ——河北 深翻歌 千锹挖，万镐刨，震得地球摇几摇， 今年决定深翻土，明年地里拾金条。 深翻地，热情高，干劲歌声冲云霄， 今秋多流一滴汗，来年遍地是珠宝。                        ——辽宁 13.3  深翻土地运动 毛主席制定的“农业八字宪法”，第一个字是“土”，这是蠢蛋毛主席认为农业增产因素的重中之重，与现代农业科技把种子改良放在第一位相比，显然错了。现在有很多无土栽培的植物，能产生非常好的经济效益，蠢蛋毛主席绝对是想不到的。为了贯彻蠢蛋毛主席制定的“农业八字宪法”中的重中之重“土”字诀，中国人遭了殃，中华大地遭了殃。 1958年8月17日至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对于农业，毛主席说：“农业的主要方向是深耕” 。 9月11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北戴河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文件《关于深耕和改良土壤的指示》。《指示》的主要内容有：深耕是农业增产的技术措施中心，是今后努力的主要方向。各地区在今后两三年内，必须把一切可能深翻的土地，全部深耕一遍；并且每3年轮流深耕一次，周而复始。深耕的标准是1尺以上，丰产田2尺以上。土层太薄的田地，要在两三年内采取“借客土”办法，把土层加厚到1尺以上……。《指示》下达后，各地农村都调动了大批劳动力，掀起了所谓“让土地来个大翻身”的浪潮。 在鄙人家乡广东省，中共广东省委于1958年10月6日晚召开电话会议。省委在电话会议中指出：深翻土地、改良土壤是争取明年农业生产更大跃进的最重要的措施。省委决定全省立即抽调四百万劳动力，组成深翻土地和改良土壤的专业大军，以公社为单位集中起来，马上投入战斗，包干负责完成深翻土地和改良土壤的任务。这支大军秋收时也不停止工作，秋收后还要扩大到六百万人。各级党委还要组织深翻土地和改良土壤指挥部，负责进行指挥，保证任务的完成。 请看一个深翻土地的基层单位——广东省罗定县连滩公社在上级领导瞎指挥下的作为： 在1958年秋收大忙时，为了突击搞深翻，采取“大兵团作战”的办法，全社集中3000多个劳动力，搞了四十天，花了10万多个劳动日，深翻了100多亩田，结果5000亩熟禾无人收割，损失稻谷50万公斤，400亩花生发芽，烂掉几万公斤。 连滩公社投入的三千深翻土地劳力，是广东省深翻土地劳力底数四百万的0.075%，不难折算出蠢蛋毛主席的深翻土地思想瞎指挥之下给广东省的实际损失该有多大。整个毛统区的损失有多大呢？我实在不敢想象，但是我可以提供一段史料供读者参考，1959年2月10日《人民日报》第一版社论《鼓足干劲，迎接春播！》中说：“经过深翻地的面积将近三亿亩。” 13.3.1  毛主席关于深翻土地的亲笔批示 1958年11月初，在一份别人拟写的，已经贯彻了蠢蛋毛主席8月17日指示“农业的主要方向是深耕”，而且对中共中央文件《关于深耕和改良土壤的指示》有进一步提高的《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一九五八—— 一九七二）》的文件初稿“从一九五八年起，所有的耕地每三年轮流深翻一次，深度从一尺到三尺”的后面，蠢蛋毛主席亲笔加上了一段更加走火入魔、蠢不可及的文字“一部分还要更深些，例如深达四、五、六、七尺。 ” 据鄙人所知，移栽大树的树坑底部会有一些翻过的土，但是没有深翻土地深达四、五、六、七尺的，种植根系并不大发达、强壮的庄稼，居然要深翻土地深达四、五、六、七尺，也只有毛主席这个独裁大蠢蛋才能提出并且做出这种白日梦似的决策。从这个决策可以看出，毛主席是一个空前绝后的大蠢蛋。 由于深翻土地一来太费工，二又不增产，因此对深翻土地的批评越来越多。1959年7月开始的庐山会议上，一部分同志就提出批评，批评中央没能当机立断停止这个运动。 一些科学家也转弯抹角公开表明他们反对毛式深翻土地的态度。1959年9月5日《人民日报》第7版发表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育种栽培研究所的一篇文章——《关于今年秋播小麦技术措施的几点意见》： ……根据大量的观察资料，不论耕深从六至七寸以至于六至七尺，根系的密集层一般仍在零至六至九寸的土层以内，85％以上的根系也都在零至一点五尺的范围。这是因为土壤中氧气分布随深度的增加而递减，根系生长需要氧气，在缺氧的情况下，好气性土壤微生物如氨化菌、硝化菌、固氮菌、纤维分解细菌、矽酸盐细菌等的活动受到抑制，养分的转化过程发生障碍，根部组织的呼吸作用和代谢机能遭受破坏。另一方面，随着耕地深度的加深，劳畜力负担和机具损耗都急剧地增加。在南方稻麦两熟田如果翻得太深，第二年种水稻时平田花工很多，而且造成地面不均匀，稻苗生长不一致；同时在过深的烂泥中耕作比较困难，工作效率低，不利于水稻丰产栽培。 针对这种情况，特别是考虑到目前劳畜力和机具性能的限制，不论南、北方，一般旱地耕深以六至八寸为宜，水田以六寸左右比较适当；丰产方如有条件可深耕到一尺左右。…… 但是，在蠢蛋毛主席一言堂的浩劫社会，任何直接质疑毛泽东思想的言论都会给自己招灾惹祸自不待言，拐弯抹角质疑毛泽东思想的言论也是没有好结果的。1959年10月13日，《人民日报》第2版发表题为《坚持深耕深翻》的社论。社论反驳了三大“荒谬议论”：“深耕深翻不但不能增产，还要减产。”“深耕深翻虽然可以提高产量，但是不施大量肥料还是不能发生作用。”“深耕深翻花费劳力畜力太多，在目前劳力畜力普遍不足的情况下，不宜普遍提倡深耕深翻。” 13.3.2  采用深翻等措施计划亩产十万斤的“七七试验” 在毛主席制定的“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当中，最容易验证其有效性的是“土”字（是否深翻土）、“肥”字（是否多施肥）、“密”字（是否密植）、“管”字（是否管理到位）。 由于蠢蛋毛主席说了“农业的主要方向是深耕”，中共中央就出来文件《关于深耕和改良土壤的指示》，并且在1958年9月11日发表于《人民日报》。9月16日，根据中共河南省委、新乡地委关于深翻土地的指示，中共获嘉县委要求全县农村深翻土地1—3尺，以提高农业产量，实现农业大跃进。在这场运动中，中共中央联络部下放到获嘉县城关公社宋庄大队的21个青年干部，喊出“小麦亩产超万斤”的口号，在这年冬搞起一块“七七试验田”，计划亩产十万斤。 “七七试验田”的主要内容是：选7分地，深翻7尺，施化肥700斤，施农家肥7大汽车，耙7遍，下种子700斤，计划收粮7万斤。他们将从外地运来的几千斤腐烂的动物皮渣，与人粪尿、农家肥混合搅拌成为混合底肥，边垫地边翻地，边施底肥，整整用了半个多月的时间，才将整个试验田深翻一遍。 按计划收粮7万斤计算，每分地必须下一百斤种子，超出正常下种量百倍，采用木耧根本无法播种。他们经过研究，决定将700斤种子全部进行撒播，一直撒了几遍，才将麦种撒完。用浮土覆盖麦种后，再用提灌形式进行浇灌。小麦出苗后，麦苗稠得像汗毛马鬃一样，下放干部们也急了，又发动二十名群众拔苗。过了一段时间，麦苗密度还大，又用镰刀将麦苗的上半截儿割了一次，喂养大队饲养的牲口。 次年，麦子起秆后全部倒伏，不多日，压在下面的麦子就发黄腐烂。下放干部们又到盛产竹子的博爱县运来大量细竹竿，采用分垄梳篦和捆绑搭架的方法，将倒伏的麦子全部扶了起来。为改善麦垄间通风条件，他们还调用全大队仅有的7台人工喷粉器，分班轮流向麦垄里鼓风。他们还别出心裁地拉起手风琴，向试验田演奏歌曲，打开当时还很稀罕的收音机，天天向麦子播放音乐，以达到音乐催长的目的。他们想了许多的办法，但是终究未能实现小麦高产。小麦收获后，7分试验田只收了163斤枇麦，连种子也远远没有收够。 1958年至1959年认真贯彻蠢蛋毛主席制定的“农业八字宪法”，实行深翻、密植、多施肥、管理特殊等措施的“七七试验”，留下了失败的惨痛教训。但是，生于1960年的鄙人及同龄人们，在中小学读书期间还是被要求熟记背诵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农业八字宪法。 毛主席对自己制定的“农业八字宪法”的“土”字的理解及实施，我找到了直接的证据；对于“肥”字、“密”字，我只找到了间接的证据。在奴才政客陶铸1958年7月15日所撰写的文章《驳“粮食增产有限论”》中，有下面的内容：“过去每亩施肥几十担就算是大事了，现在一亩田下它几千担甚至万担以上，都是平常事。”“通过以密植为中心的一连串的生产技术改革，我们的增产速度将以更快的步伐向前跃进”。 13.4 一干就干大的 1958年8月9日，毛主席到了山东省进行视察。当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谭启龙汇报说历城县北园乡准备办大农场时，毛主席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毛主席在历城县北园乡北园农业社视察了大片藕田和丰产稻田。他一边看水稻，一边向社主任李书成询问水稻的品种、深耕、密植等情况，李书成一一作了回答。当毛泽东问到计划产量时，李书成说：“50亩高额丰产田，原来计划亩产2万斤，现在我们要争取产4万斤，过去一亩只产二、三百斤。”毛主席听了高兴地说：“好，你这个人，不干就不干，一干就干大的。” 毛泽东真是百分之百的大蠢蛋，如此没谱的话他居然听进去以后还那么高兴，给以赞颂。难道李书成以前没想增加产量？这时候才想？中国人种粮食种了好几千年，到李书成能掌握的时候才每亩二、三百斤，现在计划亩产4万斤，突然增加两三百倍，难道不值得怀疑？就凭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农业八字宪法，粮食产量就成倍、成十倍、成百倍地增加产量？那毛主席岂不成了古往今来最神奇的农业圣人？毛主席之蠢其实也可以理解——名令智昏之至也。如果没有毛主席这个好大喜功的蠢蛋当中国大陆地区的最高领导人，1958年毛统区也就根本不可能出现那么多遗笑天下的“粮食高产卫星”（参见本书11.3.1《大跃进运动中的搞笑卫星一瞥》）。 自古以来的昏君，都不是真正昏庸不知事的人，而是那些能力不足而又喜欢自作主张的人。毛主席能够成为当之无愧的蠢蛋昏君，主要原因有三条：一是自得其乐的“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二是缺乏基本常识，那种缺乏程度，简直就跟圈养在猪圈里的“蠢猪”一个水平；三是自作主张，强制推行自己的意志。毛主席不但对农业不懂装懂、对工业不懂装懂，对很多领域都是不懂装懂。 13.5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请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大辞典》第588页的部分内容： [毛泽东给江青的信（1966.7）    7月8日毛泽东从武汉写给在上海的江青的一封信。它不是普通的家信，内容包括了毛泽东对整个“文化大革命”的战略设想……。他说：“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 老子曰：治大国若烹小鲜。意思是治理大国要象烹饪柔弱的小鱼那样小心，不要过多翻转，否则即可能肉烂骨散。老子的智者高论，比照出“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始作俑者毛主席是个不折不扣的蠢蛋。隔几年就把自己的文明通过天下大乱毁灭一次，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最大的蠢蛋，舍毛主席其谁？ 13.6 高贵者最愚蠢 1958年大跃进时期毛主席发出的名言：“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在毛泽东时代可谓家喻户晓。“卑贱者最聪明”很难说是正确的，在毛泽东时代几亿卑贱如奴的农民，被毛泽东人祸送入大饥荒浩劫，还要歌颂超级奴隶主毛主席的伟大，很难把“最聪明”的帽子戴到他们头上。但是，“高贵者最愚蠢”用在毛主席自己身上真是再合适不过。当毛泽东成为几亿中国人中地位最尊贵的人的时候，也是他最愚蠢的时候。 在中华大地权力最高峰待了十年以后的毛主席，变成了一个一百之内数数都数不清楚的蠢货。当他已经68岁的时候，却认定自己才66岁。有他写的字条为证。 1960年12月26日，是毛主席67周岁生日，当天他给身边的人写了三张字条，最后一张有下面的内容：“十二月二十六日，我的生辰，明年我就有67岁了，老了，你们大有可为。”在李银桥、韩桂馨著、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第362页，可以看见这张字条。按照中国传统计岁习惯，出生第二年就是两岁，年年上升，如果毛主席不是愚货，这时候他应该知道自己早已经68岁，条子上应该写“明年我就有69岁了”。如果按西方计岁习惯，毛主席此时应该写“从今天开始我就有67岁了”。毛主席写“明年我就有67岁了”，明摆着他用的是中国传统计岁方法。 13.6.1  蠢蛋毛主席使中华大地一切遭殃 在空前绝后的蠢蛋毛主席肆意妄为下，中华大地山遭殃、水遭殃、树木遭殃、河流遭殃（例如，为了达到毛主席要求的1958年钢铁产量翻番目标，河南省几百万人进驻大别山砍伐森林，个别山区县树木被破坏殆尽；长江上游的四川省森林区，被毁林木达几十万亩，加剧了水土流失，增加了长江泥沙含量，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后果。到处拦河建水库。完全漠视水文水利专家黄万里的意见：“你们说‘圣人出，黄河清’，我说黄河不能清。黄河清，不是功，而是罪。” 为了实现“圣人出，黄河情”，黄河上修建了三门峡水库，1960年9月建成蓄水不久就由于库区泥沙淤积进而造成渭河河口形成“拦门沙”，淤积末端迅速上延，渭河河床大幅抬升，影响到西安及关中平原和渭河下游工农业生产的安全。1975年8月淮河水系石漫滩水库、板桥水库等诸多水库垮坝，是对毛泽东时代人为破坏河流的最直观报复。水库垮坝所致的大水与通常的洪水具有极为不同的特性，这种人为蓄积的势能在瞬间的突然释放，具有无法抗御的巨大的毁灭力量。板桥水库往下的汝河沿岸，14个公社、133个大队的土地遭受了刮地三尺的罕见的冲击灾害。洪水过处，田野上的熟土悉被刮尽，黑土荡然无存，遗留下一片令人毛骨悚然的鲜黄色。遂平县文城公社，全公社36000人口中，有18000余人遇难；该公社魏湾大队1700余人中有近千人丧生；该大队三小队256口人中仅存96口，有7家人绝户！河南省有29个县市、1700万亩农田被淹，其中1100万亩农田受到毁灭性的灾害，1100万人受灾，85600多人死难，致使纵贯中国大陆北京至广州的京广铁路线冲毁102公里，中断行车18天，影响运输48天，直接经济损失近百亿元。正行驶到这里的一列客运列车，被突如其来的巨大洪水冲翻，司机和车上的乘客无法逃脱，全部被淹死在车厢中。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说：“中央领导已经决定这次水灾不作公开报道，不发消息，特别是灾情不作公开报道，而且还要保密。”当时记者写的东西，所有都不准公开见报，有的甚至连内参也没有刊登）、湖泊遭殃（围湖造田，洞庭湖等很多湖泊大面积缩小），矿山遭殃（大跃进产生空前大矿难）、土地遭殃（深翻土地、水土流失），飞翔在天的动物遭殃（消灭麻雀运动），行走在地的包括人在内的动物遭殃（层出不穷的政治运动折磨人，全国农业学大寨开山造田使野生动物生存空间大幅减少；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饿死五千多万中国人，经济损失1200亿元，耽误时间8年；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整了上亿人，整死了两千万人，损失了8000多亿元人民币），田地里种植的包括水稻、小麦在内的植物遭殃（高度密植庄稼，使它们缺少足够的生存空间难以成长；大炼钢铁运动、深翻土地运动又把成熟的粮食荒在田地里烂掉）。 毛泽东人祸大饥荒年代的1960年10月20日，新华社报道，一个声势浩大的小秋收运动，正由北到南全面展开，各地党委加强领导，调查资源，安排劳力，见缝插针，大搞突击，把能吃、能穿、能用、能烧的野生动植物都收回来。野生动植物全遭殃。                         第十四篇 假象——热情神人 真相——冷血动物 14.1 肉麻颂歌 14.2 毛主席第一次视察韶山 听而不闻 14.3  毛主席第二次视察韶山 视而不见 14.1 肉麻颂歌 歌颂毛主席的肉麻颂歌，主要有三大类，一是把他歌颂为太阳一样光照人间的热情伟人，二是歌颂他的“丰功伟绩”，三是把他歌颂为最亲的人。本书6.3.1《荒唐的颂歌〈四渡赤水出奇兵〉》抄录的《四渡赤水出奇兵》歌词，属于第二类的一个代表。下面展示一点第一类、第三类的肉麻颂歌。肉麻颂歌实在太多，也可以说是多如牛毛，下面只选录七首我现在还能唱的颂歌的歌词，《东方红》与《大海航行靠舵手》就不在此地展示了。 一、《北京的金山上》： 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 毛主席就是那金色的太阳。 多么温暖，多么慈祥， 把我们农奴心儿照亮， 我们迈步走在社会主义幸福的大道上， 哎，吧扎嘿！ 二、《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 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 您的光辉思想永远照我心 春风最暖，毛主席最亲 您的光辉思想永远指航程 您的功绩比天高 您的恩情似海深 心中的太阳永不落 您永远和我们心连心…… 三、《毛主席的著作像太阳》： 毛主席的著作像太阳 字字句句闪金光 照得战士心里亮 工作学习有方向 照得战士心里亮 工作学习有方向 四、《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 蓝蓝的天上白云飘 白云下面马儿跑 挥动鞭儿响四方 百鸟齐飞翔 要是有人来问我 这是什么地方 我就骄傲地告诉他 这是我的家乡 这里的人们爱和平 也热爱家乡 歌唱自己的新生活 歌唱共产党 毛主席啊共产党 抚育我们成长 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 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 钟波点评：如果草原上真的升起了不落的太阳，草原上的动植物将再也得不到夜间露水的滋润，久而久之草原将成为荒漠、沙漠，白云下面马儿跑、百鸟齐飞翔的草原也就只能在梦中见到了。幸亏草原上没有真的出现不落的太阳。不幸的是，在毛泽东时代二十多年时间，以崇拜毛主席为纲、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毛泽东思想，如同不落的太阳，长期炙烤中国人的思想与心灵，使得亿万中国人长期在炼狱中煎熬。 五、《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敬爱的毛主席敬爱的毛主席 您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您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我们有多少贴心的话要对您讲 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给您唱 千万颗红心向着北京 千万张笑脸迎着红太阳 敬祝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敬祝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六、《桥工想念毛主席》 长江水呀水流长 急浪滚滚下海洋 桥工想念毛主席想念毛主席 就像葵花向太阳向太阳 桥工想念毛主席想念毛主席 就像葵花向太阳向太阳 七、《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 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 河深海深不如阶级友爱深 毛主席思想是革命的宝 谁要是反对它 谁就是我们的敌人！！ 我必须说：“中华文明五千载，未见肉麻如此唱；人类思想千百万，罕见宗教如此狂。” 14.2毛主席第一次视察韶山听而不闻 1959年6月25日，毛主席回到家乡韶山，住进韶山招待所一号楼“松山一号”。第二天，他面见众乡亲，晚上请父老乡亲吃饭，饭后留下部分老人开座谈会，他听到了什么民间的声音呢？请看赵志超著《毛泽东十二次南巡》的部分内容： “你们每天吃多少粮食？”毛泽东见李家横屋的门框上贴着“食堂”二字，便问道。 “每人每天一斤半老秤。”李文贵答。实际上只老秤12两，他见公社干部在场，便多讲一点。 “咯一点粮食！你们看，难怪不饿得刮瘦？”毛泽东指着一个前来看热闹的面黄肌瘦的社员说。（老秤1斤=16两。吃的粮食加大一倍说出来，毛主席都知道不够，实际老百姓的人生痛苦达到什么程度就可想而知了。——钟波批注） 公社干部和旁人默默不语。 …… 社员邹长卫因为“大食堂”伙食吃不饱，他端了个饭钵来到谢家屋场向主席告“御状”。毛泽东见他手里拿个饭钵，便问：“你每餐吃多少饭？”邹答：“每餐吃四两米。” 毛泽东说：“现在餐餐还有三、四两，总比过去吃百家饭（指讨米）好。” 邹长卫不作声了。（毛主席强词夺理，邹长卫只能忍气吞声。——钟波批注） …… 毛霞生的父亲叫毛福村，外号“神六花”，是毛泽东少年时的朋友，大革命时期参加过“雪耻会”。 “你在队里担任什么职务？”毛泽东问毛霞生。 “担任生产队长，食堂管理员。”毛霞生答。 “那好，你讲真话，亩产多少斤？”见毛霞生不敢讲，毛泽东劝慰道：“不要怕。”“亩产800斤。”毛霞生终于憋足勇气答道。 “是一稻800斤，还是两稻800斤？” 毛霞生迟疑地道：“一稻。” “要讲真话啊！两稻才800斤哩。” 毛霞生脸红了。“主席，一稻只有400斤。” “那怎么讲800斤呢？” 毛霞生指着在场公社、大队干部说：“是他们要我这样讲的，我要是讲真话，你走了，他们会批评我的。” …… “你们现在每人每天吃多少粮食呢？”毛泽东问道。 “十六两秤，全劳力每餐半斤，中劳力每餐四两，妇女、小孩每餐三两。” “你当队长，干活要带头。你说，每天到底要吃多少粮食呀？” “主席，说实话，我每天的粮食一餐吃了还不够啊！” “我们韶山原来是一身一口，七担一斗，就是说一个人一年要7担2斗稻谷。每担谷折合125斤谷，一人一年要吃925斤粮，才勉强满足口粮要求。现在这点粮食，当然不能满足人们的要求啰。”毛继生插话道。 …… 心直口快的毛顺清终于开了腔：“意见是有，如今讲不得，讲了要挨批评，挨斗争。” “我保险，哪个敢？”毛泽东为他壮胆。 有了“尚方宝剑”，加之喝了几杯酒，毛顺清的胆子大了，话也多了：“原先梨田要过铁板，踩田要过脚板，你老人家在家作田的时候，咯大一兜禾。”说到这里，他站起来打了个手势，接着说：“有句老话，一脚踩到底，石谷八斗米。如今插板板寸，脚都进不得，产量降低了。听说是您老人家要搞的，我们没得办法，您到底是怎么讲的？” “我没有要这样搞。今天下午在田边，我还同大家商量如何合理密植的问题。我问大家，插六七寸，六八寸，四九寸是不是更好些。” “密植密植，越插越密，没有个边。”毛顺清插了一句话。 …… 有人说：“韶山过去粮食比较足，山上种玉米、红薯，种经济作物，可现在不种了，为什么不种呀？让农民饿肚子！”又有人说：“田里产量不高，干部硬要插板板寸；过去一直是稀植，产量比现在高一些。”还有人说：“农民粮食不够吃，还要交各种各样的粮，什么征粮，购粮，爱国粮……剩下的就不多了，好些人连饭都吃不上！基层干部瞎指挥，横招蛮，不交粮或交不起，就打人骂人。主席，要是您不回来，我们都快饿死了呀！” 毛泽东收敛了笑容，但很快脸上平静下来，并示意乡亲们继续讲下去。 “现在吃食堂，搞集中，男男女女要分开住。历来是各家各户，夫妻一起居住，互相照顾。现在男女要分开，像个什么世道。请问到底是主席要搞的还是谁要搞的？”又是毛顺清发言。 “要让夫妻住在一起，使群众满意。”毛泽东答道。（毛泽东避而不谈是谁要搞“男女分开”，估计是他的主意了。毛泽东1958年有过废除家庭的想法，几次讲过这样意思的话。——钟波批注） “我还想讲一点，”毛顺清继续说：“毛主席呀！食堂粮食硬是少了一点，要吃两斤米一天才行！” “你们不能多种点蔬菜吗？蔬菜半年粮嘛。” “集体出工，都吃食堂，蔬菜种得不多……” 毛顺清还想讲下去，被另一位老人毛裕初打断了：“你歇歇气，让我也讲几句。”他吸了口旱烟，一边往凳脚上敲去烟灰，一边慢条斯理地说：“去年以来，浮夸风很严重，说亩产几万斤，十几万斤，深耕要翻几尺。我们不同意，就说我们是老保守，如今对老人太不尊重了。有‘保守’倾向就要挨批评，挨斗争。韶山还好一点，听说外地更厉害！” 毛主席1959年回到家乡见到饥肠辘辘、面黄肌瘦的父老乡亲，并且了解到了自己统治下家乡韶山人生活极度艰难的现实，骗子的本性使得毛主席写出了黑白颠倒地给自己涂脂抹粉的《七律•到韶山》“……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因为有不怕牺牲的壮志，“人定胜天”的思想让日月都换了新天。看吧：稻菽千重浪，粮食大丰收啊，英雄们踏着夕烟回家。多么美妙的画面，可惜是假的。到了睁眼瞎说歌功颂德的人那里，介绍毛主席的《七律•到韶山》写作背景是这样的：“1959年6月，毛泽东主席回到了离别32年的故乡韶山，目睹故乡的翻天覆地变化，激情满怀、感慨万千地写下了《七律•到韶山》。” 1959年6月第一次视察故乡韶山二十多天以后，听而不闻韶山民间疾苦呼声的毛主席，在庐山上打倒了自己早有预谋要打倒的、敢于为民说生活困难的彭德怀。随后，毛泽东统治区开展了莫名其妙的“反右倾运动”，毛主席批示强化公社食堂，农村饿死人的灾难益发普及、严重。参见本书3.2《饿殍真多》。 14.3毛主席第二次视察韶山视而不见 1966年6月，毛主席第二次视察韶山。 毛主席上次视察时安排的滴水洞行宫早已经建好（参见本书2.7.1《毛主席行宫实在太多》），长期有解放军部队守卫，韶山乡亲根本不可能进来打扰。最重要的是，这次回来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既有威吓（在毛主席进入韶山地界以后，有几个扒柴的细妹子，好奇地朝汽车里张望了一下，其中有一个姓毛的姑娘连蹦带跳地嚷起来：“毛主席！毛主席回来哒！”回到家里，她把这个喜讯告诉了父亲毛继生。一会儿，几个公安人员进了毛继生的家，严肃地提醒说：“你们不要乱讲！”），也有欺骗和隔绝措施（浩浩荡荡的跟班、随从、保卫部队，趋炎附势恭听命令的下级群体，他们突然之间大量出现在穷乡僻壤的韶山，足于泄露毛主席的行藏。毛泽东的表哥，童年时的挚友文运昌先生，听说表弟毛泽东回来了，兴奋不已，拄着拐杖，从唐家坪来到韶山。文老看到韶山宾馆一些首长在开会，便走进去问：“听说我的表弟毛泽东回来了，怎么不跟我见见面嘞？”首长们默不作声。文老继续说：“听说毛主席住进了滴水洞，我一定要见见他！”这时，一位领导只好用统一的口径当面撒谎蒙骗：“文老先生，毛主席没有回来，回来了他还不是第一个要看望您呀！”文运昌没给蒙住，仍不死心，他又艰难地来到滴水洞。刚刚走到韶山水库外边的警戒线，就被拦住了。就这样，文运昌没精打采地回了唐家坪。），确保土生土长的草根阶层韶山人不进入毛主席的视野，因为毛主席既不屑于见到他们，同时也害怕见到他们。 为什么说毛主席回到韶山却害怕面见故乡人呢？道理很简单，毛主席做了极端缺德的事情，没有胆量、没有脸面见故乡的父老乡亲。在1960年前后几年饥寒交迫而死的五千多万中国人中，毫无疑问有一些是湘潭人（参见本书3.2.5《湖南湘潭、湘乡人口赤字》），也许是七老八十的老人，也许是婴儿、儿童、少年，或者是青壮年。毛主席做了那么多严重对不起中国人包括家乡湖南人、湘潭人、韶山人的缺德事情，当然害怕见到故乡韶山那些顺理成章把他当作邻居的乡亲。邻居能够以平视甚至俯视的眼光看邻居，因为任何人小孩时代的哭闹、撒泼、打架、拉屎、撒尿都会留在邻居的观感之中，有些还会当作趣闻讲给子孙后代听，因此，在邻居的眼里、心里，没有理性的、盲目的个人崇拜是没有多大地位的。 第二次视察韶山的毛主席，进入韶山滴水洞行宫非常满意。毛主席沿着1号楼边走边看，抬首望望葱绿的群山，高兴地说“这个洞子天生一半，人工一半，怕是花了不少钱哪！既然修了，就要管理好，不要破坏了。”毛主席高兴极了，连声说：“咯是个好地方！咯是个好地方！”被亿万人歌颂为“大救星”的毛主席，独享六七亿中国人挨饿、五千多万中国人饿死的空前浩劫时期自己以权谋私建造的豪华别墅，自以为得意而不以为耻，真不愧是脸皮至厚不见厚、心肠最黑不显黑的“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 时值盛夏，气温较高，鉴于滴水洞行宫没有冷气设备，特地从长沙用卡车拉来几个大木桶和几块冰（每块重200斤），分放在木桶里，用电扇把冰块吹融变成冷气，使室内温度降低。毛主席吹着凉风，喝着滴水洞龙口的泉水，品味着韶峰名茶，觉得既甜又香。 从1966年6月18日下午到达至28日上午离开，第二次视察韶山的毛主席，在滴水洞行宫惬意地住了整整10天。韶山乡亲们，连毛主席的影子也没见着，韶山人连一杯酒、一枝烟、一粒糖、一分钱也甭想从归乡的游子、超级富翁毛主席这里得到，就算是毛泽东的表哥文运昌、堂弟毛泽连也白搭。 冷血动物——萎人毛泽东，在第二次视察故乡韶山的时候视而不屑见、不敢见韶山人。         第十五篇 假象——伟大解放者 真相——超级奴隶主 15.1 几亿中国人思想自由、 言论自由的消失 15.1.1毛远新下令杀害了张志新 15.1.2超越法西斯暴行的受害者 15.2  几亿中国人经济自由的消失 15.3  几亿中国人人身自由、 居住自由、迁徙自由的消失 15.3.1 公社制度，把农民 像牲口一样死死拴在槽上 15.2.2 毛主席驻扎过的王家湾， 由富裕变成赤贫 15.4 江青狗仗主势胡改农民名字 鄙人从上小学开始，就被不断灌输毛主席非常伟大的玩意。据说毛主席领导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推翻了压在中国人头顶上的三座泰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解放了全中国，解放了亿万中国人，他是伟大的领袖、伟大的解放者。 在毛泽东时代，亿万中国人必须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必须高喊“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必须高唱“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万岁万岁毛主席！”毛主席得到的“万岁”，比之中国历史上所有帝王得到的“万岁”还要多得多，从表面上不难看出毛主席在实施惟毛主席独尊的帝王主义。我深根究底研究后认为，毛主席其实是在实施空前可恶的奴役人们身心的奴隶主义。一般的奴隶社会，奴隶主奴役奴隶之身而已，而毛主席奴役中国人，不但奴役其身体，还奴役其心灵。 巴金先生在《真话集•十年一梦》中，表述了他所经历和理解的“奴在心者”：“没有自己的思想，不用自己的脑子思考，别人举手我也举手，别人讲什么我也讲什么，而且做得高高兴兴，——这不是‘奴在心者’吗？” 巴金先生属于比较高级的被奴在心者。十几亿中国人，除了港澳台地区居住的之外，都是被奴在心者，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奴隶。最低等的被奴在心者，是那些下贱种群的人——五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及其家属，他们也要学习毛主席著作，也要高喊毛主席万岁。他们被奴在心，是非常非常痛苦的。 15.1  几亿中国人思想自由、 言论自由的消失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1949年9月29日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是民主联合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临时宪法性文件。《共同纲领》第五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权。” 1949年11月9日，一场无声的政变（参见20.3.1《政变——中共中央要求中央人民政府听令》），民主联合政府——中央人民政府就变成了奉毛主席为主子的中国共产党下属的机构。从此，一切国家大事，由中共中央作决定，实际上就是毛泽东说了算。 1950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指示》。1951年3月18日，毛泽东要求下面学习天津做计划大杀反革命：“我希望各大城市、中等城市，都能大杀几批反革命。”（详见本书20.3.3《杀鸡骇猴的镇反运动》，以及20.3.3.1《毛泽东要求下面做计划大杀反革命》）在毛泽东的不断努力加温推动下，杀害了大量中国公民。毛泽东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说：“镇压反革命，杀一百万，极有必要。” 极可能杀头而且可以无限上纲上线的反革命罪，如同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在几亿中国人头顶的“反革命”罪，使得中国人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空间急剧变小，再经过以崇拜毛主席为纲的思想改造、思想教育（参见本书18.1.2《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国人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微乎其微了。 1954年，中国共产党的“橡皮图章”全国人大，通过了毛主席主持的班子撰写出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取消了共和时代的中国人天生应该具有而且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白纸黑字明确写了出来的思想自由。 通过1957年6月开始的反民主的无中生有反右派运动（参见本书20.3.3《消灭民主的反右派运动》），通过1959年9月开始的反右倾运动（参见本书9.3《倒行逆施、雪上加霜的反右倾运动》），共和时代中国人天生应有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就没有了。 到了毛泽东时代后期，当如同天外来客般稀少的外国人问起的时候，只有一条“家庭有几口人”的答案“可如实回答”。其他问题，都必须按照有关规定的标准答案回答：“文化革命”是“很有必要”，“五七干校”、“上山下乡”是“大有好处”或“很受锻炼”；有关工资、家庭收入的答案是“生活很好”或“够用”，不能说出具体多少钱。据说根据工资水平可以推算出国民生产总值，可以推算出工农业生产状况，可以推算出军工情况，可以推算出国防实力……因此，每人的工资多少事关国家机密，不得告诉外国人。 15.1.1毛远新下令杀害了张志新 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干部张志新，从1968年起对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种种做法表示怀疑。张志新为真理而战的斗争精神，吓坏了“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他歇斯底里地叫嚷：“这样的人得整起来！”1969年9月24日，张志新在盘锦胡家农场红旗村五七干校被捕，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受到残酷迫害。1970年8月20日，她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害怕张志新这颗燎原的火种，害怕她所坚持的真理。那个死党气急败坏地说：“多活一天多搞一天反革命，杀了算了！”1975年4月3日，张志新被判处死刑，她要看一看判决书，遭到了拒绝；临刑前的上诉期也被取消了。4月4日张志新在辽宁惨遭杀害。在被枪毙以前，为防止张志新临刑前高呼口号，四个壮汉压住张志新的手脚，割断了张志新的喉管，挑断了张志新的声带。1979年3月31日，中共辽宁省委召开大会，为张志新彻底平反昭雪，追认她为革命烈士。 决定杀害张志新的“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是谁呢？他就是毛主席当儿子一样看待的亲侄子毛远新，1976年担当毛主席的联络员传话指挥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毛远新。 1975年2月26日，中共辽宁省委常委召开扩大会议，审批张志新案件。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毛远新、魏××、苏×等17人。会上，蔡文林作了《关于现行反革命犯张志新的案情报告》。魏××说：“真是反动透顶。”毛远新说：“判无期以后，一直相当反动，看来是死心塌地。”魏××说：“干脆吧。”毛远新最后说：“在服刑期间，这么嚣张，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多活一天多搞一天反革命，杀了算了。” 15.1.2超越法西斯暴行的受害者 1979年陈禹山在采访时发现，张志新不是第一例行刑前被割喉管的“罪犯”，而是辽宁省的第三十多例。对行刑犯人割喉管这个超越法西斯的“创举”，是辽宁公安局的一个法医根据当时辽宁当权人物的意旨而提出的。有许多犯人行刑前不是大声呼冤，就是要学革命烈士呼口号，有的“反革命犯”还高呼“毛主席万岁”，这被认为影响极坏，割喉管被设想出来。其时主持辽宁党政军全面工作的毛主席的亲侄子毛远新等当权人物同意了这一“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创造性的“新生事物”。 第一个“享受”割喉管“待遇”的，是沈阳皇姑区克俭小学青年教师贾承厚，因为曾给校长提过意见，被校长串通学生诬告他强奸女学生，判处死刑。贾始终不服，大呼有冤，于是被割断喉管后再枪决，死时只有20来岁。死后其家属在狱中拿回他的遗物，发现被子中缝有一张伸冤状，详细叙述了冤案经过与伸冤理由，“三中全会”后终于昭雪平反。 1977年12月14日在江西省赣州市遭到枪毙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起因于文革开始不久反对林彪而历尽劫难的李九莲；1978年4月30日在江西省新建县遭到枪毙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因为支持李九莲翻案而陪绑成为现行反革命分子的钟海源，都是后来得到平反的冤案。她们死前所受的身体折磨，与1975年4月4日枪毙之前被割开了喉管、挑断了声带的女士张志新大同小异，都是惨绝人寰：李九莲的下颚和舌头，早被一根尖锐的竹签刺穿成一体，死后由于亲属怕株连而没有及时收尸，当晚遭到一个变态佬割去乳房、阴部的进一步残害；钟海源在枪毙之前被选定为一个高干子弟进行肾移植的理想肾源（年轻女性的肾最理想），因此受到了更加惨无人道的处理：活体取肾。钟海源先受到给牛马注射用的大金属针筒的三次强力注射进口药物，保持肾的特殊活性，以后枪手开枪打其右背，然后遭到活体取肾。 1970年被活体取肾的反革命分子黎莲姑娘，与反革命分子钟海源被活体取肾大同小异。在送去刑场的囚车里，四个人高马大的武装警察一下将黎莲扳转身，脸和身子紧贴车壁上。衣背往上一撸，一把锋光闪闪的手术刀就在她的右腰处划开了一个巴掌大的口子……没几下，一个滴着殷红鲜血的肾，落在洁白的瓷盘上。医院的一间手术室急等这个肾，它将要马上移植到一位领导干部身上。 15.2  几亿中国人经济自由的消失 1955年，毛主席猛力推行所谓的社会主义改造（参见本书11.2.2《破坏农业的农村合作化运动》、11.2.3《破坏工商业的公私合营运动》），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国家所有成为不成文的铁律，中国人从经济领域发展个人事业的权利被剥夺了。1958年，毛主席大力推广公社化，五六亿农村人，不但土地等生产资料归了公社，甚至连自己住宿的房屋、做饭的炊具等生活资料也不能自由支配了（参见本书11.3.2《公社化运动奴役农民》、11.3.4《大锅饭运动祸害亿万农民》），彻底丧失了经济自由权，只能如同奴隶一样被呼来喝去地干活，比如被迫参加毛主席发动的祸国殃民的大炼钢铁的体力劳动、深翻土地的体力劳动（参见本书11.3.3《大炼钢铁运动劳民伤财》、13.3《深翻土地运动》）。 15.2.1 公社制度，把农民像牲口一样死死拴在槽上 离开了随时随地可能因言获罪的毛泽东时代，到了可以比较随便地讲话的1980年代中期，山西一位农民斗胆评论人民公社制度。他说，公社制度把我们农民像牲口一样死死拴在槽上。拴在槽上也可以，却不给草料吃。不给草料吃，又不让我们去找草料吃……平和的语气，带泪的微笑，心酸的回忆，饱含了农民对自己民主权利遭到侵害发出的抱怨，也饱含了农民对自己经济权益遭到掠夺无可奈何的控诉。 据农业部人民公社管理局的统计，1978年全国人民公社社员从集体分得的收入，人均七十四元六角七分(RMB74.67)。许多地方，农民辛苦劳动一年，扣除了口粮，竟没有任何现金可以分配。本来，自留地、家庭副业，尚不失为集体经济的一项必要补充，农民从这里还可以寻找到购买油、盐、醋、火柴，以及孩子们上学的最简单的费用，却被当作资本主义限制了，没收了。更有甚者，全国许多地方，农民们一家人连多养两只鸭、三只鸡，多栽几棵树的一丁点自主权，都被当成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叫农民到哪里去寻找生存的空间？参见本书下一节15.2.2《毛主席驻扎过的王家湾，由富裕变成赤贫》，以及1.3.2《延安农民的穷困令周总理震惊和愧疚》，可以更好地感受人民公社社员在长期束缚之下的极端穷困。 15.2.2 毛主席驻扎过的王家湾， 由富裕变成赤贫 1980年6月，新华社几个记者到陕北安塞县王家湾公社，拜访了1947年接待过毛主席的王家湾行政村代表主任、时任公社党委委员的高文秀。这位1935年入党的老党员，其时已经七十二岁。 记者先看了看高文秀儿子住的窑洞，大小几口正在吃饭，但是不同年龄的人饭都不一样：最小的吃面疙瘩汤，大一点的吃“渣渣饭”（一种把高粱连皮和苦菜一起煮成的又苦又涩的饭），大人吃糠拌苦菜。窑洞里除了一盘炕，一个锅台，几只缸罐外，空空荡荡。揭开缸盖一看，大都空空，只有一只缸里还有一点高粱，锅台上还剩半盆面。 走到上一层的窑洞里，只见一个干瘦如柴的老头，缩着脖子斜靠在炕壁上。公社副书记老雷说，他就是高文秀，已卧病不起多时了。记者打量了一下，炕上还算有一片烂毡，角上堆着两条破被。其余也就一无所有了。一听说来人是北京新华社派来的记者，高文秀的老泪就顺着脸上的皱纹淌下来，哽咽着说：好，好，难为你们还惦记着俺们…… 在一阵沉默之后，记者问老人：这些年日子过得咋样？他无力地摇了摇头，一声长长的“唉——”停了一阵才说：“不瞒你同志，已经饿了十好几年啦。去年还算好，一口人分了三百来斤粮，自留地上又弄来四五十斤，饿是饿不死了，比前些年吃树叶的日子好过些了。” 说到这里，老汉又痛苦得说不出话来。老雷在一旁代为叙述：最困难的，要算1973年到1976年的那几年，一口人一百来斤口粮，不到过年早就光了，靠糠和谷壳、麸子对付到开春。苦菜刚一露头，就挖得吃了。苜蓿成了主要食物，根本舍不得喂牲口。苜蓿吃光了，就只得打树叶充饥，槐树花叶、柠条花、枸杞叶子、臭椿叶子都摘来煮着吃。有的社员实在饿得不行了，只好去偷荞麦叶子。家里凡能变卖的东西，都换了粮吃，好多人家还断盐。差不多的人都是面黄肌瘦。吃了树叶，拉的屎带血，自己都不敢看一眼…… 这些情景，实在太惨了。为了不再刺激卧病的高老汉，记者赶紧改变话题，问起当年毛主席来到王家湾的情景。这一问，老人忽然张大了模糊的泪眼，闪出了感奋的神色，说：“那时候好啊，比现在好多啦。”接着，他慢慢拉开话闸，回忆起当年的情景： “1947年4月13日后晌，来了一支俺们的部队，大约三百来人。俺那会当代表主任，有几个军人就来找俺，说部队要在这里住几天，看看有啥困难？俺说吃的粮没麻达（不缺的意思），酸菜也有，就是你们牲口多，草料怕供不上。一位被大家叫罗大队长的说：只要有米有菜就行，柴草我们自己解决。后来，部队一住住了五十八天。头二十多天，部队就吃自己带来的一点米和俺们筹的粮，等到5月初蟠龙镇打下了，大部队才送来了洋面。那会子王家湾村十七户人家，一百多口人，能容下这么多人吃饭，你们想，要是我们没有余粮咋能成？就说俺家，那会八口人，在村里是穷户，一年也要打十四五石粮，洋芋还不算在内，腌的酸菜，晒的干瓜片、干红豆角也吃不完。 “毛主席、周总理、任弼时同志那年就住在薛如宪老汉家的大屋里。起先俺们只知道住的是大首长，不知是谁，后来，被俺村薛富荣老汉认出来了。他在瓦窑堡开会时见过毛主席……” 从高文秀老汉的回忆中，记者们明显地感到，此时1980年王家湾人的生活，真是不如三十多年前了。第二天，记者们访问了1947年跟随中央机关的新华社副总编辑范长江等人住过的地方——王家湾大队高川生产队后，这种感觉越发强烈了。 高川生产队离王家湾约莫三里地，由于有一点沟台地，在王家湾公社算是最富的队了。记者们找到范长江1947年住的高长生家时，果然见比高文秀家好得多，炕上铺的白毡，被褥、穿着也较干净，吃的饭也好一点。但是高长生老汉一谈起来，还是流露着对老边区生活的无限怀恋。他说：当年俺家一共八口人，有两条牛，三头驴，一百多只羊，两头肥猪一群鸡，一年打五六十石粮食，平均一人二千多斤，咋也吃不完。老范他们来的时候，俺家光余粮就存了三十石（一万多斤），腌的酸菜四五大缸。养羊多，抓的羊毛也多，除了卖钱，就擀毡、织毛衣、毛裤、毛袜，打毛口袋，缝老羊皮袄，穿得暖烘烘。还时常用粮换布，三升米换一尺老布。肉也多，老历六月六、七月十五、八月十五、九月九，都要宰几头牛，过年时宰的更多，腌猪肉要吃到老历五月。等到六月六，就吃“新麦泡羊肉”了。 一说到眼前，高长生就皱了眉头。他说：1979年，俺家六口人，从队里分到一千八百斤粮，自留地打八百斤，总共二千四百斤，一人四百斤。这算是这几年分得最多的了。羊，被割尾巴割光了，“四人帮”捣乱最厉害的1976年，只剩下了一只，现在虽有六只了，还不及当年一个零头。打从“文化大革命”以来，就没分到过钱。他说，比起王家湾，我们日子还算好，要是跟老边区时比，远远比不上。 1947年为毛主席争天下作出过贡献的曾经是丰衣足食的山村，在不管农民死活的超级奴隶主毛主席的统治下，长时期食不果腹，一贫如洗，这是多么触目惊心的灾难。 在此增加一点题外话：1947年追随毛泽东转战陕北的范长江，在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期间被迫自杀身亡。 15.3 几亿中国人人身自由、 居住自由、迁徙自由的消失 1949年9月29日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五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有……人身、居住、迁徙……的自由权。” 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第八十九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第九十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 1955年、1956年毛主席主导的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合作化运动，将几亿农民赶进了集体化的樊笼，部分思想比较活泛的农民预见到农村前途黑暗，就离开农村另谋出路。农家子毛主席相当了解中国农民的人性弱点——天性善良胆小怕事，害怕与势力强大的官家对抗，简单而言就是“草民怕官”，因而自有简单粗暴的方法收拾他们，那就是画地为牢，用充满歧视思想的户口制度，将他们的活动空间限制在不大的无形监牢中，终生钉在小块土地上。毛泽东这位农民的儿子，以自己的粗暴辜负了农民，辜负了包括他家乡韶山的农民父老乡亲在内的几亿中国农民。 1957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几亿农村人的“人身自由、居住自由、迁徙自由”被限制了。 1958年1月9日，由毛主席签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标志性文件，标志着太平洋东岸九百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居住的中国人被硬性分成了两大类：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城市户口高人一等、农村户口低人一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四条规定： “……农村以合作社为单位发给户口簿；合作社以外的户口不发给户口簿。户口登记簿和户口簿登记的事项，具有证明公民身份的效力。” 农村人如果不加入共产党创造的生产资料公有的合作社，连合法身份也成了疑问，因为他们寻找不到可以显示自己身份的户口簿。那时的农村人，除了集体掌握的户口簿，没有任何可以证明自己身份的证件，想出门就不方便了，其不方便，比之日本侵华时期沦陷区人们使用“良民证”即可通行，还要不方便得多了。每次农村人要出门，都要到权力部门开证明，证明持有该一纸证明的人是某某地方的人，现在因什么原因外出到什么地方办什么事。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十条规定： “……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的证明，向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迁出手续。” 如果没有那些得到机会微乎其微的可迁出证明，农村人只能祖祖辈辈在一个地方当农村人，迁徙自由就彻底没有了。城市户口的人实际上也分三六九等，比如北京市户口的人可以迁往其他地方，小城市的人想迁往中等城市、大城市，绝大多数也只能在白日梦中实现。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十六条规定： “公民因私事离开常住地外出、暂住的时间超过三个月的，应当向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延长时间或者办理迁移手续；既无理由延长时间又无迁移条件的，应当返回常住地。” 1958年1月9日毛主席签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当天生效以后，几亿中国人的人身自由、居住自由、迁徙自由就消失了。几亿中国人成为毛主席画地为牢的牢笼中的奴隶，奴隶们在牢笼中为超级奴隶主毛主席创造财富——上缴粮食，大炼钢铁，等等。 15.4 江青狗仗主势胡改农民名字 1974年6月22日，江青一行人来到天津市宝坻县小靳庄。到了某个地方，江青一般会说，“是我们的主席派我来的”，“我带来了毛主席的问好”。那天上午11时许，江青照例如是说，小靳庄的社员激动得不知所措，齐声高呼“毛主席万岁”。 在小靳庄，江青还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不厌其烦地为人改名。面对每一个人，江青几乎都有“正名”的冲动。轮到又一个“半边天”王淑贤开讲，刚自报家门，江青就怂恿她造自己名字的反，说是又有淑又有贤，《三字经》里全有，要改成“王树先”或“王先”，由王淑贤挑一个。 又有“半边天”于瑞芳，江青觉得“瑞”字特别要不得，同样透着《三字经》气味，于是为她改名“于芳”。老贫农魏文忠刚报告“我叫魏文忠”，江青就批评他的名字太封建，后来，这个老农自己给自己改名为“魏文中”。 还有一个人叫王孝岐，这个名字把江青吓了一跳：“啊呀！你这个‘岐’字改了吧，周文王啊！”最终，王孝岐获得了一个完全革命化的名字，“王灭孔”。 江青在小靳庄最著名的改名，发生在一个名叫周福兰的妇代会主任身上。周福兰也是负责接待江青的人员之一，江青见面就问她的姓名，又问是哪几个字，周答：“幸福的福，兰花的兰。”江青说：“你这个名字太封建了，我可要造反了。”周诚惶诚恐，江青就为她改名“周抵周”或“周克周”，说是要“抵抗奴隶主头子周公”，或者“克制周公”，“用咱们这个周，克制他那个周”。这些被江青命名的新名字，在随后公开出版的《小靳庄诗歌选》和《小靳庄批林批孔文选》里，都曾经反复出现。 在超级奴隶主毛主席夫妇看来，奴才、奴隶用什么名字，当然得随主子之意。毛主席也给奴才奴隶改名。举个例子吧。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问给他戴红卫兵袖章的女红卫兵叫什么名字，回答：“叫宋彬彬。”毛主席又问：“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答：“是。”毛主席说：“要武嘛。”宋彬彬的名字就改为宋要武，这对她而言是非常荣耀的事情（参见本书16.6.1《宋要武（宋彬彬）：〈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             第十六篇 假象——嫌弃个人崇拜 真相——推广个人崇拜 16.1  个人崇拜的毒雾害人—— 大愚若智 16.2  毛主席嫌弃个人崇拜的假象 16.3  毛主席在1958年成都会议上 推广个人崇拜 16.3.1  跟风崇拜者柯庆施、 陶铸飞黄腾达 16.3.2不崇拜者彭德怀动辄得咎 16.4 毛主席赞赏林彪 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 16.5  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实质是“向毛主席学习” 16.5.1  《雷锋成长日记》中 崇拜毛主席内容一瞥 16.6  毛主席批示1966年林彪 “天才论”讲话作为中央文件下发 16.7  毛主席八次接见红卫兵 16.6.1 宋要武（宋彬彬）： 《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 16.8 毛主席推广“早请示、晚汇报” 16.9中共九大崇拜毛主席达到新高度 16.1  个人崇拜的毒雾害人—— 大愚若智 个人崇拜有什么害处呢？据我看，著名漫画家华君武先生反思自己在毛泽东时代的紧跟思想、紧跟行为之后的总结最为言简意赅——大愚若智。在个人崇拜迷雾的毒害下，必然使迷雾中的人群出现群体性痴呆症，群体性的大愚若智，一切听从个人崇拜出来的半人半神的鬼东西的摆布。华君武是大愚若智的患者，雷锋也是大愚若智的患者，还有成千上万上亿大愚若智的患者。颇有自己独立思想的著名翻译家傅雷，也难于幸免，终于中毒，成为大愚若智患者。傅雷在1957年3月18日深夜写给在国外的儿子傅聪的信中有下面的内容：“伟大的毛主席远远的发出万丈光芒，照着你的前路，你得不辜负他老人家的领导才好。” 不久傅雷就成了毛主席引人入套的猎物——莫名其妙、无中生有的右派分子。 毛主席自由自在地在个人崇拜迷雾上面、迷雾之中呼风唤雨、肆意妄为，迫使迷雾中的中国人，在饥寒交迫困境中，一段时间为毛主席的白日梦“钢铁产量连年翻番”、“农业的主要方向是深耕”出大力、流大汗，一段时间为毛主席人为制造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相互羞辱、相互撕咬如同野狗打架，让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毛主席乐得如痴如醉。 崇拜毛主席的很多中国人，在迷雾中如同野兽一样得到了撕咬别人的快感，更多的中国人在迷雾中被别人咬得痛苦不堪，只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基本上家家户户吃不饱、穿不暖，长期生活在饥寒交迫困境中。巴金先生在毛泽东时代结束以后，痛苦地反思个人崇拜，写了大量的随想，集结而成《随想录》，在2005年作家版的最前面，是代替序言的《没有神》：“我明明记得我曾经由人变兽，有人告诉我这不过是十年一梦。还会再做梦吗？为什么不会呢？我的心还在发痛，它还在出血。……没有神，也就没有兽。大家都是人。” 16.2  毛主席嫌弃个人崇拜的假象 真假参杂的《毛泽东人生纪实》一书,有专门一节《“讨嫌”个人崇拜》。下面节录一点给读者一阅： [……毛泽东反对提“毛泽东主义”，反对个人崇拜……对晚年愈演愈烈的个人崇拜，毛泽东也一向嗤之以鼻。 1967年夏季，中国大地正在进行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一天，毛泽东翻开报纸，突然他的手停住，问在场的人： “谁封我四个官啊？” 他手指着报纸上的林彪在五一节用毛笔提写的“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毛主席的话本来很幽默风趣，但在场的人却没有笑的——人们都不敢笑。因为这涉及到党的副主席、军队的副统帅呀。 毛泽东非常烦躁。他说：“什么永远健康，难道还有不死的人吗？” 接着，他转过身，目光炯炯，语重心长地说：“你们不要宣传这些，要讲马克思主义万岁！讲马列主义万岁。不要宣传个人，否则将来要吃大亏。” 1970年在与斯诺的谈话中，他说：个人崇拜是“讨嫌”。对“文革”期间出现的大量塑像，毛泽东以戏谑的口吻说：“你们在家中睡觉，让我在外面受风吹日晒雨淋，好不残忍哪。”] 读了上面这段文字，不了解内情的人也许会同情甚至可怜毛主席。其实历史的真相远远不是这样简单的。毛主席不但非常欣赏别人对自己的个人崇拜，而且亲自出面鼓吹对自己的个人崇拜。假如1970年毛主席真的跟斯诺说了那样的话，不过是如同沉醉了几十年的酒鬼醉翁戏说“讨嫌”茅台的酒香、长期沉湎于花街柳巷的风流鬼戏说“讨嫌”花魁的胭脂而已。 如果毛主席真有讨嫌个人崇拜之心，他要在毛泽东时代覆灭个人崇拜之火并不难。只要他将反对个人崇拜的言论公之于大众，并且惩罚推行个人崇拜的人，一切疯狂崇拜毛主席的东西都将烟消云散。这一切都没有，只是私下戏说“讨嫌”个人崇拜，表演一番，为后人留下一点以假乱真的素材而已。 到1967年夏季的时候，林彪1966年8月31日在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时候正式推出的“四个伟大”（林彪说：我代表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已经被亿万人高喊了无数次，怎么毛主席突然反感起“四个伟大”了呢？因为毛主席这时嫉妒林彪得到的祝福——“永远健康”四个字。鄙人清楚地记得，“永远健康”的祝福是送给林彪副主席的，而“万寿无疆”祝福才是送给毛主席的。那时我们必须经常高喊：“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毛主席没有对“万寿无疆”烦躁、反感，却对“永远健康”非常烦躁、反感，真实表明了毛主席深深的嫉妒之意。请看《人民日报》1967年6月17日头版的报道《毛主席和林彪同志观看〈智取威虎山〉》的部分内容： 新华社十六日讯　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今晚观看了上海京剧院演出的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 八时，毛主席健步来到剧场。这时，乐队高奏《大海航行靠舵手》，观众们挥动红色宝书《毛主席语录》，长时间地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演出开始时，一位报幕的演员走到台前，激动地高声颂道：“首先，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全场观众再次连续高呼：“毛主席万岁！” 由于毛主席嫉妒林彪得到“永远健康”祝福，感受到危险的林彪，写信给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中心意思是在各种宣传形式中，要“突出主席”，而不要突出他，宣传他，不要喊祝他“永远健康”的口号。他要求把这封信印发给全党、全军和所有群众组织。 我去查阅了1967年的《人民日报》，发现6月18日往后，林彪仅仅在12月4日第四版得到了一次“永远健康”的祝福，具体内容是这样的：“全军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教导员黄祖示：林副主席的题词，说出了我们革命战士最大最大的心愿，使我激动得热血沸腾，千言万语并作一句话：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而毛主席得到的“永远健康”祝福有多处。比如7月10日第一版，有如下内容：“霍查同志祝毛主席身体永远健康”，该文的标题是《霍查同志接见我红卫兵代表团  祝毛主席身体永远健康。请代表团向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转达阿尔巴尼亚人民的最崇高的革命敬礼。》12月26日是毛主席的生日，第五版文章《红心向着毛泽东》说：“敬祝毛主席永远健康长寿！” “我戴上这枚像章，就表示毛主席在我身旁，我祝愿他老人家永远健康长寿！” 下面展示几件毛主席推广个人崇拜的历史事实。 16.3  毛主席在1958年成都会议上 推广个人崇拜 通过1957年无中生有、消灭民主的“反右派运动”（参见本书20.3.3《消灭民主的反右派运动》），言而无信、食言而肥、肆意施展空前文字狱功夫的毛主席，以权谋私建立起了谁也不敢惹的权势与虎威，彻底摆脱了1956年苏共秘密报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带来的消极影响，以崇拜毛主席为纲、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闹剧、悲剧、惨剧，又可以大张旗鼓地在中华大地上演了。 在1958年3月中共中央成都工作会议上，毛主席横霸而巧妙地为对自己的个人崇拜正名，同时也把反对对自己个人崇拜的人打了一棍子。他说：赫鲁晓夫一棍子打死斯大林也是一种压力，中国党多数人是不同意的，还有一些人屈服于这种压力，要打倒个人崇拜。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反对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打死斯大林有些人有共鸣，有个人目的，就是为了想让别人崇拜自己。有人反对列宁，说列宁独裁，列宁回答得很干脆：与其让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毛主席还说了：“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 。 16.3.1  跟风崇拜者柯庆施、陶铸飞黄腾达 既然虎威空前的毛主席态度鲜明地倡导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的“正确的个人崇拜”、“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批评了“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的反对个人崇拜目的，借列宁之口，明确表示了“与其让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的心声，谁敢不知死活地说崇拜毛主席是不正确的呢？应声虫则又可以大张旗鼓地拍马屁崇拜毛主席了。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说：“我们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目的程度”。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说：“对主席就是要迷信。”率先响应崇拜毛主席的柯庆施、陶铸，不久就得到了奖赏。 1958年5月25日，毛主席就让柯庆施就当上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且差点让他当上了国务院总理，只是由于柯庆施的实际个人能力比之周恩来实在差距太大，而周恩来又服服帖帖地不断写检讨，使得毛主席起用柯庆施、弃用周恩来的想法最终没有落到实处。1961年中共中央成立中央局，柯庆施当上了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陶铸当上了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在1966年5月23日也成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且在8月12日由毛主席亲自确定陶铸为中共第四号大人物。此时柯庆施已死，无法享受更高的权势地位了。 16.3.2不崇拜者彭德怀动辄得咎 彭德怀是不崇拜毛主席的正人君子。1959年1月24日，彭德怀当众讲：“毛泽东是一个人，他在历史上有一定的作用，在关键问题上起决定作用，但对整个历史他不起决定作用。”半年后庐山会议上，彭德怀被毛主席以捏造的“反党集团”、“军事俱乐部”罪名打倒，有作为的人生嘎然而止，进入漫长的受折磨痛苦人生。 1965年10月24日，彭德怀即将离开软禁地吴家花园，中共中央专案组派人前去挂甲屯调查，写出一份《彭德怀在挂甲屯的一些活动》的报告，结尾一段这样写道：“由于彭德怀利用群众的封建落后进行拉拢，加上小恩小惠，处处装出关心疾苦的样子，迷惑了相当一部分人，成年人称他为‘彭老头’、小孩子们都叫他‘彭爷爷’。有的群众说，‘彭老头来了以后，挂甲屯有了福’，‘彭老头是好人，国家都解决不了的问题，彭老头给解决了(指安电灯)’，尤其是吴家花园周围的人，一提起‘彭老头’、‘彭爷爷’，真有点感恩不尽的味道，有的老太太甚至表示永世不忘。” 1966年3月25日，彭德怀在石棉县安顾场渡口，面对汹涌咆哮的大渡河，不禁缅怀当年英勇抢渡的红军战士和舍出身家性命为红军摆渡的船工。红军胜利北上了，当年的船工呢？听说只有一位船工帅仕高还健在，彭德怀很高兴，特地去看望他，详细询问他解放后的生活状况。听说老船工生活上还有困难，临别时彭德怀送给老船工10元钱。 这件事后来被“揭发”，作为彭德怀“是伪君子，施行小恩小惠”、“收买人心”的例证，那位老船工也无辜受累。这使对老船工倾注了无限感激之情的彭德怀无法忍受，大声喝道：“人家是拼着命给红军干的!”“我们给什么能把人家收买得了啊!” 彭德怀怀着感恩的心情送给一个曾经为红军冲出困境出过大力的老船工十元钱，被指责为“是伪君子，施行小恩小惠”、“收买人心”，我不知道毛主席送给生活秘书张玉凤十五万元、护士吴某二万五千元该算什么。也许马屁精会说：“是无产阶级领袖的高风亮节!” 彭德怀的结局非常之惨，参见本书2.6.3《彭元帅痛不欲生》。 16.4  毛主席赞赏林彪在1962年 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 1958年冬天开始，毛泽东统治区进入毛主席人祸大饥荒时期，四年时间饿死五千多万人。1962年1月，人祸灾难还没有过去，中共举行了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参加的七千人大会。刘少奇说：“1958年以来产生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林彪说：“现在这些困难，恰恰是由于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可是我们有些同志，不能够很好体会毛主席的思想，把问题总是向‘左’边拉，向‘右’边偏。”“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林彪肉麻地睁眼瞎说夸赞毛主席伟大、颠倒黑白寻找灾难原因的讲话，与会议的空气不协调，但是毛主席欣赏不已。古代赵高为清除异己指鹿为马，成就了千古骂名，现代林彪为主子摆脱窘境而睁眼瞎说欺世盗名，该当何罪？ 毛主席怀着难以抑制的喜悦心情对会议参加者罗瑞卿说：林彪同志的讲话水平很高，这样的话你们说得出来吗？罗瑞卿答：我说不出来。 鄙人所作史诗性诗词《满江红•第一轮空前浩劫》曰： 小小毛区，五千多万人饿死。毛肆意，空前浩劫，史无前例。睁眼瞎说夸伟大，颠倒黑白找原因。看六亿神州变地狱，谁悲泣？ 多少事，从来实；说瞎话，终无益。想芳名青史，实事求是。指鹿为马臭千古，欺世盗名逞一时。要洗去墨写的谎说，还真实。 深刻理解毛主席非常喜好个人崇拜，灵魂苟活在毛主席阴影下的周恩来，以一种不同于林彪的方式拍毛主席的马屁。1964年7月，按照周恩来的倡议，在北京开始排练吹捧中共革命、号称“史诗”的超大型音乐舞蹈表演剧《东方红》。按照周恩来的意见，《东方红》脚本，对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早、规模最大、1927年8月1日由他和叶挺、贺龙、朱德、刘伯承等人领导的南昌起义只提了一句。罗瑞卿不知道这是周恩来的意见，几次对《东方红》的创作人员说：“对‘八一’南昌起义，为什么不表现？‘八一’是建军节，这是毛主席肯定了的嘛。”有一次，罗瑞卿提出这一看法时，周恩来也在。周恩来立即说：“不能突出‘八一’，非突出不可，那就把我作为批判对象。”他这么一说，罗瑞卿也就再不提此事了。结果可想而知，音乐舞蹈剧《东方红》就基本上变成纯粹歌颂毛主席“丰功伟绩”的东西。 16.5  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实质是“向毛主席学习” 1964年3月5日，毛主席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 雷锋是什么人呢？是个崇拜毛主席、学习毛主席的典型。 1962年 8 月，雷锋被倒退的汽车不慎撞倒的晒衣桩打中了头部，不治身亡。在去世之前，雷锋就是崇拜毛主席的一方名人，不但自己写文章歌颂毛主席，而且还被安排到各单位介绍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方法和心得体会。下面请看1958年雷锋写的一首现代诗，里面就充满了对毛主席的歌颂与神化： 歌颂领袖毛泽东 河流奔腾向海洋， 海上升起了红太阳。 伟大的领袖毛泽东， 领导我们走向胜利和解放。 您领导我们生产建设， 把困难贫穷埋葬。 您领导我们战胜敌人，  把祖国变得繁荣富强。 实事求是地讲，毛泽东一辈子也没有“把困难贫穷埋葬”、“把祖国变得繁荣富强”。 由于雷锋有写日记的习惯，他死后人们发现日记里也有很多非常崇拜毛主席的记载，因此，在崇拜毛主席为纲的畸形社会，雷锋事迹不断往上报，终致毛泽东在1964年3月5日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 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逻辑上推理下去，其实质就是毛泽东题词“向毛主席学习”。 16.5.1  《雷锋成长日记》中崇拜毛主席内容一瞥 下面抄录《雷锋成长日记》中《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的一小部分内容，读者即可感受到雷锋对毛主席的崇拜气息扑面而来： [敬爱的毛主席，我看到您写的《纪念白求恩》这篇文章，深受教育，被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1960年2月15日 我学习了毛主席著作以后，懂得了不少道理，脑子里一豁亮，越干越有劲，总觉得这股劲儿永远也使不完。……     ——1960年3月X日 （一）学习毛主席的立场、观点、方法。 （二）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分析当时历史背景。 1．分析每篇文章对当时革命运动起了什么作用。 2．主席为什么分析这个问题。 3．主席在文章中提出几个什么观点。 4．主席的方法论是什么。 5．联系个人写心得体会。   ——1960年11月X日 今天我没去看剧，在家学习毛主席著作。……       ——1961年2月16日 今天我学习了毛著，主席有一段话，对我的教育最深刻，启发很大。……       ——1961年3月3日 毛主席著作对我来说好比粮食和武器，好比汽车上的方向盘。人不吃饭不行，打仗没有武器不行，开车没有方向盘不行，干革命没有毛主席著作不行。       ——1961年4月X日 向第六届团代会汇报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提纲： （一）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习？怎样学习的？ （二）学习了毛主席著作后，战胜了和泥的困难（冬天）。 …… （十）表示今后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决心。 …… 4．学习毛主席著作与学习国内外形势、党的任务方针政策相结合。          ——1961年4月29日 今天是国庆节，我格外地高兴。在这伟大的节日里，我加倍地惦记着英明的领袖——毛主席。 敬爱的毛主席呀！毛主席，我天天想，月月盼，总想见到您……      ——1961年10月1日 ] 16.6  毛主席批示1966年林彪“天才论”讲话作为中央文件下发 1966年5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林彪发表讲话：“毛主席在全国、全世界有最高的威望，是最卓越、最伟大的人物。毛主席的言论、文章和革命实践都表现出他的伟大的无产阶级的天才。”“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我们现在拥护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以后我们也拥护毛主席……毛主席活到那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如果有谁作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毛主席审阅了林彪的讲话，批示下发了。挂名中共中央的批示说，这个讲话“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件”。“林彪同志把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最高。”要求全党“认真学习，认真讨论，认真领会，把它运用到文化革命和一切行动中去。”从而使这篇讲话在当时发生了广泛的影响。 16.7  毛主席八次接见红卫兵 1966年8月18日，罕见地穿上解放军军装、戴上军帽，并且戴上了“紅衛兵”袖章的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与天安门广场上的一百多万红卫兵和群众一起，举行了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庆祝大会结束后，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浩浩荡荡通过天安门广场的群众和师生。这一天的活动，史称“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 此后每隔半个月左右，毛主席又连续7次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天安门广场上的红卫兵，至11月26日止，8次合计“接见”红卫兵1300多万人，助长了深受愚民教育之害的广大青少年对毛主席个人崇拜的恶性发展。 16.6.1 宋要武（宋彬彬）：《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 1966年8月21日《人民日报》第2版发表了红卫兵宋要武（宋彬彬）的文章《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全文如下： [十八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我看见了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我心里激动极了。当时，我向主持大会的一位同志要求献给毛主席一个红袖章，以表达全体“红卫兵”战士对毛主席的无限信仰，无限热爱。他把我带到了主席跟前。我满怀激情，把“红卫兵”的袖章戴在了我们伟大领袖的臂上。 毛主席高大魁梧，红光满面，身穿一套绿军装，戴着一顶绿军帽，鲜艳的红领章红到了人的心坎上。看见主席这么健壮，我心中感到有说不出的幸福，真想高喊：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毛主席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叫宋彬彬。”主席又问：“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我说：“是。”主席亲切地说：“要武嘛。” 回来后，我心中一直平静不下来，耳边总回响着毛主席的声音：“要武嘛。”这句话深深地触动了我，使我看到了自己离主席的要求差得太远了，给我指出了前进的方向。文化大革命以来，我干的并不好，却见了毛主席。我能亲手给他老人家戴上了红袖章，我感到无比的幸福，也感到十分惭愧，但我干革命的决心也因此更足更足了。我一定不辜负毛主席的期望，要武，要闯，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解放前，我们的革命老前辈就是跟着毛主席，紧握枪杆子，闯江山，打天下，用革命的暴力打出了一个新中国。这就是枪杆子里出政权。“要武嘛”，这个真理过去存在，现在存在，将来也存在。这个真理对中国适用，对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也都适用。 今天，在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要向革命前辈学习，也要武。毛主席身穿绿军装接见百万群众，这也就是要武的精神。毛主席向来教导我们：“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毛主席还教导我们，要“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就是要我们发扬敢闯、敢干的革命造反精神。过去，修正主义的教育制度紧紧地束缚着我们，想把我们革命的棱角都磨光磨圆，把我们磨成不敢造反的文质彬彬的书呆子。今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我们起来造反了，我们要武了！从“彬”到“武”，这反映了人们思想的一个大变动，反映了革命的小将在成长，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事情。 从这三个字里，我们看出了毛主席对革命的下一代寄托了无限的希望。最最敬爱的毛主席，请您放心吧！我们是革命的后来人，我们要做旧世界的叛逆者。我们要造反，我们要革命。我们要冲破一切束缚，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把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砸个稀巴烂。 我们知道，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平坦的，在前进的路上还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是，为了毛主席，为了革命，刀山火海我敢上，惊涛骇浪我敢闯。只要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发扬“武”的精神，天下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我们要在游泳中学习游泳，在斗争中成长。革命的重担我们要挑，革命的大权我们要掌。我们向毛主席保证：资本主义休想在中国复辟。我们不但要让中国在我们这一代手中不变色，而且让它在我们下一代手中也不变色，让它千秋万代红下去，要让红光照遍全世界。 中国的未来是属于我们的，世界的前途是属于我们的。我们一定要发扬“武”的精神，跟着毛主席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前进，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红卫兵”  宋要武（宋彬彬） （原载二十日《光明日报》）] 因为毛主席说“要武嘛”，要武精神迅速普及，彻底破坏文明的“破四旧”运动狂潮迭起。“要武”不但成了宋彬彬的新名字，而且成了很多中学的名字，甚至还成了农村里的村名。1967年2月20日《人民日报》第4版刊登文章《闯出个红彤彤的新农村》，作者是扬州市要武（原双桥）大队十姐妹民兵班班长王瑞英。 16.8  毛主席推广“早请示、晚汇报” 1967年11月13日，毛主席的警卫部队8341部队向毛主席报送《关于北京市针织总厂支工情况的报告》。《报告》中第一次提到了“上班前向毛主席请示”、“下班后向毛主席汇报”等做法。15日，毛泽东批示：“看过，很好”。17日，中共中央转发。除了毛主席势力范围之外鞭长莫及的港澳台地区之外，全国实行。 每天早上，开始学习或工作以前，立正站在毛泽东像前，仰望画像，手握红宝书《毛主席语录》贴胸，由一人带领齐声高呼“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边喊边把“语录本”一起举向上前方，按节奏摆动。之后，由领头人代表大家高声向毛主席画像报告：“敬爱的毛主席，今天我们要遵照您的……教导，决心……”。最后宣布解散，各就各位，这一过程叫做“早请示”。“晚汇报”的程序与“早请示”基本一样。当时鄙人已经过了7周岁，看着好玩也参加过生产队的早敬活动。我家乡叫“早敬”，不叫“早请示”，带有“敬神”的意味。 16.9中共九大崇拜毛主席达到新高度 1969年4月1日至24日秘密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将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提搞到一个新的高度。会议自始至终充满对毛主席狂热的个人崇拜。对毛主席个人崇拜的大颂大赞，在会议文件中比比可见。会上，毛主席每次出现，每次发言都会引起长时间的欢呼。有的代表因喊“毛主席万岁”喊哑了嗓子，拍麻了手，激动流泪过多而伤了眼睛。代表们又大跳“忠字舞”，连一些年逾古稀的老人也不例外。扩展到民间，整个毛统区大跳“忠宇舞”，普通百姓家的大门上大多写上精美的“忠”字。中共九大的各种文件及中央委员会成员的产生全部是“一致通过”的，没有出现任何不同意见。                                                     第十七篇 假象——拥有文化的巨人 真相——践踏文明的魔王 17.1 践踏《联合国宪章》 17.2 践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共同纲领》 17.3 践踏《中华人民共和国 土地改革法》 17.3.1  台湾地区土地改革 17.4 践踏《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7.5 践踏《中国共产党章程》  17.6  数破坏魔王，还看老毛 在一篇名为《毛泽东：五千年文明史上最伟大的领袖》文章中，有下面的内容： [他的诗作，王者之作，气势无比，李白杜甫不能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他的书法，唯我独尊，气势如弘，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他的文风，纯粹的群众语言，大白话，但哲理深刻，一句顶一万句。只有他才能说出这种话。 他不信神，把中国人从几千年来的神权、皇权思想中解放出来。] 如果上述内容是真的，毛主席确实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上最伟大的文化巨人了。可惜实际上全是假的。请看我对上述内容的点评： [任何人只要知道二十五六岁时候的毛泽东在《伦理学原理》一书中写下了目空一切的批注：“盖我即宇宙也”、“宇宙间可尊者惟我也，可畏者惟我也，可服从者惟我也”，这种目空一切的人写出目空一切、气势无比的诗作，就一点都不奇怪了。李白杜甫在目空一切这方面比之毛泽东，肯定是望尘莫及，但是，李白杜甫诗作的文学艺术水平、人文关怀水平比之毛泽东，无疑遥遥领先。 毛泽东的书法——毛草，在毛泽东时代是唯我独尊的，不少人模仿毛草，据说江青模仿很成功，可以以假乱真代毛主席签字。为什么毛草在当时唯我独尊？因为毛主席唯我独尊。离开毛泽东时代以后如何呢？毛草还唯我独尊吗？如果拿整个历史长河的书法而论，毛草实在没有多大地位吧，如果还说是唯我独尊，只能归类于胡扯八蛋。 “一句顶一万句”，是林彪拍毛主席马屁的一个高峰，还有更高的高峰——“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 在毛泽东时代，毛主席就是亿万中国人必须崇拜的神，而且必须无条件接受他的皇权统治。“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林彪言简意赅地将毛主席的神权、皇权统一起来。] 将神权与皇权集于一身而又目空一切的毛主席，无法无天地践踏人类文明度过了后半生二十多年。毛主席践踏过的成文法，择其大者而言，就有《联合国宪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国共产党章程》，下面就谈谈毛主席践踏上述五部大法的历史。 17.1 践踏《联合国宪章》 关于毛主席践踏《联合国宪章》，请看本书3.1《抗联侵韩》、7.4《毛主席与联合国为敌》，此处不再赘述。 17.2 践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有思想、言论……的自由权。” 践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毛主席，把中国人天生应该有而且《共同纲领》特意写明的思想自由权、言论自由权消灭了（参见本书15.1《几亿中国人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消失》）。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十八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国家机关，必须厉行廉洁的、朴素的、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工作作风，严惩贪污，禁止浪费，反对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 对于骨子里喜欢金钱的毛主席而言，接受这个旨在倡导廉洁、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十八条，实在不爽。 1954年毛主席主持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时候，将具有清廉政府工作人员重大意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十八条的内容全取消了，精神也消失了，无论是倡导的“廉洁、朴素”，还是反对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这五个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都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是无所不贪的毛主席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践踏。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对土地和土地所有权多有关注。《共同纲领》“第三条　……有步骤地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第二十七条　……凡已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必须保护农民已得土地的所有权。凡尚未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必须发动农民群众，……实现耕者有其田。”从1955年毛主席猛力推行农业合作社起，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就逐渐挥发掉了，“耕者有其田”成为一句空话，最终农民变成公社的奴隶，这是毛主席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践踏。 17.3 践踏《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 1950年6月30日公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第一条：“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 1954年出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八条规定：“国家依照法律保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和其他生产资料所有权。” 1956年，土地所有权基本上全部转换到了毛主席猛力推行但是却破坏生产关系的高级农业合作社里。 1958年，毛主席大力推行奴役农民的人民公社运动，能够移动的农村户口劳动者、生活资料、生产资料大范围无偿调拨使用，不能够移动的土地所有权就不必提起了。 197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9个字从几亿中国人视线中消失很多年以后，突然再次出现了。在简单到极点的1975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土地所有权”蒸发了，彻底消失了，“土地”两字也只出现了一次：“第六条  ……国家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对城乡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实行征购、征用或者收归国有。”十几二十年时间农民与土地所有权一点不沾边的事实得到了1975年出台的宪法的默认。 17.3.1  台湾地区土地改革 唐太宗曰：“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下面介绍一下蒋介石统治区进行的土地改革，作为一面镜子，让读者自己去比较一下毛泽东统治区土地改革的成功与失败。 1949年，台湾地区开始土地改革。依照《台湾省私有耕地租用办法》的规定，县市组织设置三七五减租委员会，除督导宣传、调处纠纷、评定正产物收获总量外，并执行策划其他有关地租事项，如租约年期的规定、鼓励及保护增产等。 台湾地区政府接着制定了《耕地三七五减租条例》，于1950年6月7日正式公布施行。 1951年，台湾地区拟订了《台湾省放领公有耕地扶植自耕农实施办法》。具体而言，就是将公有（国有、省有、县市有、乡镇有）土地放出去，由种地的农民领回去耕种，农民每年交纳摊还的地价，最长不过十年的时间，该耕地就成了农民自己拥有所有权的土地。 1953年，台湾地区颁布《实施耕者有其田条例》，实施耕者有其田。 由于台湾地区的政府不断协助农民承购土地，台湾自耕农的比例不断上升，截至1984年止，自耕农占农户总户数的比例已经高达82%，半自耕农11%，佃农（即地主保留土地仍依三七五租额缴租的农户）仅7%。 17.4 践踏《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54年9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十四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四年”从来没有实行过。按照宪法，到1974年，全国人大应该完成了五次换届，实际上才完成了两次换届——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59年4月召开；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64年12月召开，往后足足十年光阴，再没有开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毛主席践踏《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十四条昭然若揭、不言自明。 1957年反民主的“反右派运动”，毛主席及其走狗们将五十五万多中国公民打成毛主席捏造出来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右派分子”，实际上就是毛主席践踏《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的自由”。 在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期间，千百万家庭遭到非法抄家，千百万人遭到非法殴打、羞辱，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刘少奇都受到非法身体伤害，老婆孩子全遭劫难不知去向、不知死活，国家主席刘少奇本人被非法软禁、折磨，直至1969年死亡以后被毛主席的爪牙改名为刘卫黄而偷偷地火化，他的老婆王光美、孩子刘源等人十年以后才见到凉透了的刘主席骨灰，实际上就是毛主席践踏《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八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 17.5 践踏《中国共产党章程》 1968年10月，中共中央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这次全会，主要目的是为了完成打倒刘少奇的组织手续。为了毛主席一切顺利，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肯定是不准出席的了。这实际上践踏了1956年中共八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三条之五:“在党组织对自己作出处分或者鉴定性的决议的时候，要求亲自参加。”出席这次扩大的中央全会的共有133人。包括刚从软禁状态中放出来的胡耀邦等人，八届中央委员准许参加这次全会的只有40人，不够还活着的87个中央委员的一半。在开幕会上，违反《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三十三条依次递补的党规，从候补中央委员中，随毛主席之意挑选了10个候补委员为中央委员，另外还有剩下的9个候补中央委员，总共59个第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参加这次中共中央扩大的全会，比当时还活着的中共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165人的零头还少一些，具体而言不到36%，也不到这次中共中央扩大的全会参会人数的45%。被扩大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等共74人，占会议成员总数的55%还多。这些连候补中央委员身份都没有的人，不仅同中央委员一样有表决权，而且一些人还被毛主席指定为组长、副组长，比如江青等人。后来发现扩大而参加中共中央全会的74人当中，有1人当时还不是中共党员。我看这次会议叫“中央文革扩大会议”比较靠谱。毛主席糟蹋中国共产党真够无法无天的。 其实到1968年都不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毛主席早就把《中国共产党章程》践踏得如同烂纸浆了。 1956年9月中共八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三十一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五年。”第三十三条：“党的中央委员会任期五年。” 从来没有实行过。 若按中共党章，1961年就应该召开中共九大了，1966年就应该召开中共十大了。1968年10月还开什么挂名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一切皆由毛主席的私心随心所欲而来。由于毛主席1958年起制造了空前人祸，大失民心、党心，如果1961年召开中共九大，毛主席是否还能继续走在“掌握大权最重要”的以权谋私之路上，很不保险，所以中共九大不能按时举行了。以后随着刘少奇、邓小平名望的上升，在没有把他们打下去之前，中共九大只能无限期延期举行。借助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文革大动乱把刘少奇、邓小平等一大群中共高层人物打下去以后，江青在一次接见群众组织代表时揭示了以前不开九大的奥秘：开会的时机要有利于“以毛主席为首的司令部”。……一个个被斗倒批臭，问题自然都解决了，再开九大，进入中央的自然都是“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了。 17.6  数破坏魔王，还看老毛 毛主席写的诗词中，最著名也是最显目空一切特点的，莫过于《沁园春•雪》：“……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范文澜把这首词译成白话文，发表在1946年10月20日《人民日报》上：“……中国国土这样的好，引起无数英雄争着要。可惜那，得到胜利的皇帝，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武功虽然很大，对文化的贡献却嫌少。名震欧亚的成吉思汗，只懂得骑马射箭打胜仗。这些人都过去了，算算谁是真英雄，还得看今朝。” 毛主席对人类文化、文明有何正面贡献可言？没有。只有负面的贡献——那就是让知道真相的人明白毛主席的骗术有多么高明，被骗的结果多么可怕，小心上当受骗。 我在此借用毛主席诗词《沁园春•雪》的结尾，改动六个字，用来评价破坏人类文明的毛主席“俱往矣，数破坏魔王，还看老毛。”                                             第十八篇 假象——共产主义者 真相——惟我主义者 18.1 以崇拜毛主席为纲 18.1.1 打倒武训 18.1.2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18.1.3  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 18.1.4  肃反运动 18.1.5  取消中国人的思想自由 18.1.6 毛主席收获惊人 18.2  打肿中国人的脸毛主席充胖子 18.3  不解决中国人的吃穿用问题 搞什么“三线建设” 18.4  掌握大权最重要 18.5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无耻是无耻者的护身符 18.5.1  对付批评的 毛氏万能挡箭牌 1848年2月，人类历史上共产主义运动的标志性著作——《共产党宣言》第一次以单行本形式在伦敦出版了。1920年8月，最早的中文全译《共产党宣言》出版了，翻译者陈望道。在这本《共产党宣言》上，马克思不叫“马克思”，而是“马格斯”，恩格斯不叫“恩格斯”，而是“安格尔斯”，因此，封面印着“共产党宣言”、“马格斯、安格尔斯合著”。 《共产党宣言》宣称：“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 《共产党宣言》还描绘了一幅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前景：“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中国共产党以共产主义作为追求的最高理想，作为中共长时期的最高领袖，毛主席自身如何实行“消灭私有制”呢？说来令人惊讶，彻底反其道而行之——毛主席充分享受私有的乐趣，而且更令人齿冷的是享受化公为私的私有乐趣。毛主席不但独一无二地享受贪物、贪吃、贪玩、贪色、贪保健、贪房子、贪茶烟酒的乐趣，而且贪钱成为了港澳台之外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十几亿中国人中最最有钱的人。（参见本书1.3《毛主席的存款惊人》和第二篇《假象——他为人民谋幸福；真相——他为自己谋私利》） 在毛泽东时代，所有中国人的自由发展愿望都被取消，只有毛主席一个人例外。亿万中国农民确实曾经被毛主席钟情的人民公社化运动所迫实行连做饭的铁锅、锅铲都归公的共产主义运动，但是《共产党宣言》所示共产主义社会“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不见踪影。只有超级奴隶主、惟我主义者毛主席得到了自由发展。（参见本书第十五篇《假象——伟大解放者；真相——超级奴隶主》） 1917年至1918年之间毛泽东写在《伦理学原理》一书中的批注：“盖我即宇宙也”、“宇宙间可尊者惟我也，可畏者惟我也，可服从者惟我也” ，实际上就是毛泽东最直白的惟我主义宣言。从“我即宇宙也”，很容易引申出“我即党也”、“我即军队也”、“我即国家也”、“我即人民也”，有了祸根“宇宙间可尊者惟我也，可畏者惟我也，可服从者惟我也”的思想，只要有机会就实行“中国共产党内可尊者惟我也，可畏者惟我也，可服从者惟我也”、“中华大地可尊者惟我也，可畏者惟我也，可服从者惟我也”、“地球上可尊者惟我也，可畏者惟我也，可服从者惟我也”，随意践踏一切人间规则，就一点都不奇怪了。 看透了毛主席是惟我主义者，那么对他一些不可思议的行为就一目了然了。 为了实现惟我主义者的世俗理想——惟我独尊，毛主席推行心照不宣的“以崇拜毛主席为纲”，为了方便打击不够驯服的人，毛主席推行广而告之的“以阶级斗争为纲”。 以崇拜毛主席为纲，其余都是目，纲举目张，这就是毛泽东时代支撑社会的脊梁。以阶级斗争为纲，其余都是目，纲举目张，则是毛泽东时代面对世人的脸面。无论是脸面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是脊梁以崇拜毛主席为纲，都是祸国殃民的。 毛主席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惟我主义者。他实行“宇宙间可尊者惟我也，可畏者惟我也，可服从者惟我也”的惟我主义，卑鄙无耻地肆无忌惮祸害人类二十多年。 18.1 以崇拜毛主席为纲 以崇拜毛主席为纲，说白了就是在全面愚民的基础上崇拜毛主席，所以关键是消灭民智，实行愚民政策。愚民的第一步，是强行改造知识分子的思想，强迫他们脱胎换骨变成驯服的奴才，为培养缺心眼只知道死心塌地崇拜毛主席的年轻一代追星族出力。文革前期为毛主席充当打手毁灭中国文化的主力军——红卫兵，就是疯狂追星族的代表群体。 18.1.1  打倒武训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序曲，是毛泽东夫妇联手，将行乞兴学、道德高尚、广受民间好评的武训诬蔑成罪大恶极的坏人，铲除这座旨在开通民智的灯塔。 武训（1838.12.5－1896.5.24），山东堂邑人，原名武七，“训”字是后来清朝政府嘉奖他“行乞兴学”、“为天下后世训”而替他取的名字。武七出身贫苦，父母早亡，深受不识字之苦。二十岁时立下誓言，要苦行修学，普及识字，开通民智。他讨饭、打短工、变戏法，居不求安，食不求美，终身不娶，服褴褛，卧无枕，锱铢累积，受尽非人的苦难。1888年50岁时办起了第一所“崇贤义学”，免费让贫苦孩子入学。第二年，他又在馆陶县办起了第二所义塾。临终前的1896年，武七在临清办起了第三所义塾。武训的精神广为后人敬仰效仿。1944年，大教育家陶行知说：“武训精神可用三无与四有来回答。一无钱，二无靠山，三无学校教育。有此三无，照一般想法，那能做什么事？可是他有四有，即：一有合乎大众需要的宏愿，二有合乎自己能力的方法，三有公私分明的廉洁，四有尽其在我，坚持到底的决心。”1951年2月，从1947年7月开始拍摄、孙瑜编导、赵丹主演的电影《武训传》公映后，北京、天津、上海三城市的报刊上发表歌颂电影及武训本人的文章40余篇，号召人们学习“武训精神”。2月21日晚，在中南海小礼堂由周恩来和胡乔木出面召集，放映了电影《武训传》，参加观看的有100多位中共中央负责人。在长达3个小时的放映中，获得了不少掌声。朱德表现得最活跃，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还和导演孙瑜握手，肯定道：“很有教育意义。”总之，对于武训和《武训传》是“好评如潮，口碑载道” 。 电影《武训传》的主题歌《武训赞》，孙瑜作词，章钧谱曲，歌词内容如下： 大哉武训  至勇至仁 行乞兴学  苦操奇行 一囊一钵  仆仆风尘 一专一瓦  累积成金 街头卖艺  市上售歌 为牛为马  舍命舍身 世风何薄  大陆日沉 谁启我愚  谁济我贫 大哉武训  至勇至仁 行乞兴学  千古一人 在孙瑜著《武训传》结尾处，还有这样一段话——女教师说：“我们纪念武训，要发奋用功来迎接文化建设的高潮；要认识他的勇敢的、典型的中华民族的崇高品质；要学习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忘我精神。”  这应该是影片结尾处女教师在武训祠前面对孩子们说的话。 如果中国社会按照开通民智的思路发展下去，毛主席至私之“以崇拜毛主席为纲”根本就没法实行下去，所以毛主席必然出手诬蔑武训、陷害武训、封杀武训，以儆效尤。不说别的，就冲《武训赞》开头四个字“大哉武训”、结尾四个字“千古一人”，毛主席就必然要将武训消灭掉——千古一人的大哉人物由你武训当了，我毛泽东往哪里摆？1951年灭掉了“千古一人”的武训，到1966年毛主席享受林彪的称赞：“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毛主席是世界最大的天才。”该是多么舒畅。 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毛主席撰写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人民日报》同期还在“党的生活”专栏发表短评，通告了中共中央对批判电影《武训传》的组织要求：每个看过这部电影或看过歌颂武训的论文的共产党员，都不应保持沉默，都应当积极起来自觉地同错误思想作斗争。如果自己犯过歌颂武训的错误，就应当作严肃的公开的自我批评。昆仑影业公司得到指示，立即通电各地，停映《武训传》。毛主席的文章和相关措施如同一串晴空霹雳，震得人们莫名其妙、惊慌失措、失魂落魄。 毛主席刮起的狂风之大，甚至把郭沫若这么一个在科学文化考古方面、文学创作方面都有巨大成就的大家、著名的无党派民主人士，变成如同墙头草一样的东西——随风倒。在毛主席的社论发表10天以后，曾经高度评价武训为“圣人”、赞扬武训勤苦推行普及教育的“武训精神”的郭沫若，时任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主席、中央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于6月1日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了《联系着武训批判的自我检讨》。在文章中，郭沫若首先对于往日自己对武训的歌颂，作了自我批评，然后对武训展开了违心的批判，特别指出了由于“武训和我们的时代相隔较远，历史的真相模糊了，而又不会加以研究”，就容易被武训表面上一些刻苦行为所蒙蔽。他认为，武训的以身作则是一种“奴化教育”，“事实上是比奴化教育本身，尤其值得诅咒”。殊不知毛泽东时代亿万人必须忠于毛主席的教育，才是真正的奴化教育，使得亿万中国人不但奴于身，而且奴于心。 1951年6月，人民日报社和文化部联合组织武训历史调查团，赴山东进行了20余天的调查。所谓调查，主要是个形式，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证实毛主席5月20日社论已经捏造出来的结论。在调查团中，最关键的成员是毛主席的夫人江青。调查团成员、当时堂邑县委书记段俊卿回忆说：“江青一到堂邑就明确告诉县委，调查就是为了证明武训是坏人。”县委没办法，只好作动员，明确告诉被调查者“只能拣坏的说”。当调查团一再强调武训是坏人时，老百姓不理解，有人问：“怎么土改斗完了地主，又斗开武训了？” 毛主席很重视调查团上报给他的“调查记”，在各个部分都改写，还加了一些段落。最后由毛主席修改定稿。毛主席定稿的《调查记》，极尽诬蔑武训之能事。《调查记》最后结论说：“武训是一个以‘兴学’为手段，被当时反动政府赋予特权而为整个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1951年7月23至28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武训历史调查记》，后来又单独出版了小册子，从而把对武训和《武训传》的批判推向了最高潮，也为武训和《武训传》的性质定了案。袁晞以历史资料为根据，总结起来一句话：“毛泽东坐在家中信笔一改，武训便被扣上了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三顶大帽子。” 有心看看毛主席创作《武训历史调查记》真相的人，阅读袁晞著《〈武训传〉批判纪事》即可。 18.1.2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 打倒武训作为序曲唱罢，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正式上演。这种思想改造运动，实际上是践踏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宪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行为，因为《共同纲领》第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有思想……的自由权。” 1951年9月，毛泽东统治区开始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大知识人，在劫难逃，小知识人，也难逃劫难。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要求这些有知识的人向居于优势地位的中共党组织表示忠诚，老实交代清楚自己的历史，开展自我批评，接受外来的批评，学习毛主席思想。是否改造好了，关键是看能否通过充满个人崇拜思想，已经奴在心的群众的关口。从大知识人到小知识人，整个毛泽东统治区的知识人，都受到了一次奴在心的思想改造。好些知识人受不了奴在心为目标的思想改造的折磨而自杀。 当时是南开大学学生的康国雄回忆说：“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先由校方召开动员大会，把同学们都发动起来，批判一些有声望的教授，同学们按照上面的意图准备发言内容，上纲上线批判一通。不管批得对不对，牵强附会似是而非的观点都可以在批判会上发挥，因为对方没有发言和辩护的权利。” 带着崇高的报国之心和满腔的报国之情，抛弃美国的优厚待遇于1950年3月回到祖国的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在数学界首当其冲，经过半年多的折磨，低头检查了九次才通过。小知识人——中学教师米嘉瑞，只因同事认为他有些骄傲，在思想改造运动中便被扣上帽子，连续批斗3天后，精神失常，最后竟被逮捕而死于狱中。 开通民智的思想被封闭，为以后祸国殃民的、疯狂的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预先平整了土地。1954年毛主席主持修订宪法的时候，将中国人天生应该有而且《共同纲领》特意写明的思想自由权取消了。 18.1.3  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 当然还是有改造不好的知识分子，毫无疑问胡风先生是一个。 鲁迅的密友胡风，杰出的文艺理论家、批评家和诗人，早在“解放”前就提出与挂名毛泽东著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同的文艺观点。1954年7月，胡风向中共中央送了一份27万多字的报告《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就文艺问题继续陈述自己的意见。该报告凝聚了胡风对违背文艺发展规律的理论原则与领导方式的深刻剖析和强烈愤慨。胡风戳痛了以崇拜毛主席为纲的社会脊梁，难逃倒霉命运。 毛主席凭空断言胡风等人是“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这个反革命派别和地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于是，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演变成了政治上、组织上的“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在揭批、清查过程中，有2100余人受牵连。到1956年底，有78人被定为子虚乌有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其中23人被定为骨干分子，被实行了专政。 鄙人家乡广东兴宁墨池村，也有一个反胡风运动的受害者——卢怀光。抗战前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5月曾经担任中共兴宁县临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的文人卢怀光，虽然他跟胡风没有什么通信联系，但是被毛主席胡吹出来的“反胡风”狂风波及之下吹进了监牢，失去了人身自由。虽然卢怀光最终脱身于“胡风分子”陷人坑，但是如同断线的风筝，公职没了，虽经努力，难以续上。失去了共产党党籍回到农村劳动改造的文人卢怀光，在文革期间面对被“革命群众”活埋的威胁后，死于自杀。 18.1.4  肃反运动 1955年5月，毛主席捏造了胡风反革命集团，以此为引子，开展了“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进而扩大为整个毛统区的肃反运动（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运动）。1955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指示》作出了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或其他坏分子均占5%左右的估计。这次肃反运动，经过两年多一点的时间，到1957年基本结束。在1800多万职员和人员中，确定10万多名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冤枉了多少人，难说得很了。肃反运动，为后续的反右运动预埋了地雷。在1957年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中，专门规定了一项：“攻击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的，应划为右派分子。文人杜高，逃得脱被肃反的厄运，终于逃不出右派分子的厄运。 18.1.5  取消中国人的思想自由 通过1950年3月开始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参见本书20.3.3《杀鸡骇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通过1955年5月开始上演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通过1955年7月开始的肃反运动，通过1957年6月开始的消灭民主的反右派运动（参见本书20.3.3《消灭民主的反右派运动》），通过1959年9月开始的无中生有反右倾运动（参见本书9.3《倒行逆施、雪上加霜的反右倾运动》），中国人的思想自由被彻底取消。 18.1.6  毛主席收获惊人 实行以崇拜毛主席为纲的愚民政策，毛主席收获惊人。本书8.4.1《老百姓狠斗“私”字一闪念》所述狠斗“私”一闪念的年四旺，就是典型的愚民。这种愚民，很多过了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的几十年仍然执迷不悟。广州《老人报》2007年8月8日第8版文章《那一年我九死一生》的作者晓歌女士，毫无疑问属于不醒悟的一族。她在文章中写道： [1969年初，我报名去江西峡江县插队。刚要走，却查出扁桃腺肿大化脓。匆匆入院做手术，出院后一周就下乡插队了。当时身体十分虚弱，连稀饭都难以下咽，但我没有任何的犹豫，心已飞往革命根据地。 到生产队后，我便和同学们一起出工。扛毛竹、插秧、翻土、挑牛粪。我开始腹泻，无论服什么药都无济于事，腿脚肿起来了。那时我才十七岁，靠“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支撑着，又觉得自己“出身不好”，更要经历脱胎换骨的改造，所以坚持天天带病出工。 两个月下来，我竟瘦掉了三十斤，还开始拉带脓血的大便，下腹隐隐作痛。有一天晚上，我突然又吐又泻，发起了高烧，还不停地说胡话，神志不清。女知青们吓坏了…… 第二天清早，大队民兵营长把我从山坡上的知青屋背下来，拖拉机上面放着一张竹床，垫了三床被子，他们又给我盖了三床被子，但我仍在打寒颤，连抬抬头挥挥手向大家示意的力气都没有…… 到了公社卫生院，我很快得到了抢救。我父母闻讯后，焦急万分，哥哥来赣将我接回了上海。回沪后换了好几家医院，过了两个多月才查出我肠子里长了个瘤子，随后开了刀。 手术后，我没有听从家人的劝告，很快就返回江西。…… 一晃三十年过去了，那时候拼体力拼青春留下的疾患随着更年期的到来越发加重了。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身体这么差？我知道那是知青生涯留下的，但我仍不愿诋毁那令人刻骨铭心的岁月……。我们虽然丧失了在课堂上学习文化科学知识的最佳时机，但在艰苦的生活中得到了磨练…… 那一段人生经历，对我来说，是一笔终身的财富，是一段珍贵的阅历，是一门深刻的课程，令人永远难忘。] 以崇拜毛主席为纲的愚民政策，将亿万中国人变成单向思维只会考虑工作，不会正常考虑生活的工蚁式体力劳动者。晓歌女士从小到大一直受愚民教育，不顾自己的身体状况极差也要积极参加体力劳动，就是毛式愚民政策的典型成果。青春少女如同无头苍蝇一样只知道拼体力拼青春干活，实际生活中受苦受难的她，过了三四十年仍然赞美而不愿“诋毁”那个无数人经历而且自己亲身经历无谓九死一生劫难的岁月，此女崇拜毛主席思想中毒之深肯定已经到了病入膏肓的程度了。 18.2 打肿中国人的脸毛主席充胖子 先请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大辞典》第663页一条内容： [毛主席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伟大方针的胜利——欢呼我国成为一个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社会主义国家   1969年5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蔡正”的文章。文章透露，从1950年到1958年，中国先后发行过6次公债，发行总额为38．4亿元，加上应付利息9．8亿元，还本付息总数共计48．2亿元，已在去年年底全部还完。在中国建设初期，特别是在抗美援朝期间，苏联曾向中国提供过援助借款，本息总共14．06亿新卢布。此项外债，中国一直按期归还，已经在1965年初提前全部还清。] 1965年初提前全部还清外债，这是自私的毛主席好大喜功打肿中国人的脸由毛主席冒充胖子的成就，遭灾难的是穷困的亿万中国人。 1960年，正是中华大地每天成千上万饿死人的时候。7月16日，苏联以中国不信任苏联专家、不尊重苏联专家建议以及向苏联专家散发反苏文章为由，照会中国政府，决定单方面决定召回全部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毛泽东即于18日在北戴河会议上大谈自力更生问题。虽然苏联照会并未提出还债问题，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却指示周恩来算一下要多少年还请苏联欠帐。周恩来把帐算出来了：尚欠79亿卢布。他说，按80亿卢布算，过去我们每年还他5亿左右的样子，如果按5亿左右算，我们要16年才能还清。如果提高一点，每年按8亿算，那我们要10年才能够还清。其实我们欠苏联的债务152亿卢布里面，真正经济建设所用只占四分之一，其他四分之三都是抗联侵韩的时候苏联卖给我国的军火费。 毛泽东说，各地方、各部门要下决心把东西挤出来。延安时期那么困难，我们吃辣椒也不死人，现在比那个时候好得多了，要勒紧裤腰带，争取五年内把债务还清。于是政治局决定，各省成立外贸小组，把钱挤出来还债。 如此困难的时候把钱财、物资集中起来提前还债，真是打肿中国人的脸让毛主席充胖子。 实际上苏联不但没有逼债，而且还帮助我国渡过难关。 ①被动借粮。1961年，周总理出差到东北，看到东北粮食困难，提出向苏联交涉，就近向苏联的远东借二十万吨粮食。这样做了，使东北的粮食困境及时得到缓解。 ②主动借糖。中华人民共和国贸易部长叶季壮，1961年4月在莫斯科发表讲话，对于苏联政府“提出不计利息现在借给中国五十万吨糖，以后由中国以同等数量归还”表示感谢。《人民日报》1961年4月10日第3版《中国对外贸易部长叶季壮的讲话》摘录于下： [苏联政府同意我们1960年贸易业务中的欠账在今后五年内分期偿还，并且不计利息。还提出不计利息现在借给中国五十万吨糖，以后由中国以同等数量归还。我们认为，这些对于我们克服暂时困难来说，是重大的帮助和支持。我们永远珍视、并且衷心感谢苏联共产党、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给我们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援助。] 大饥荒刚结束不久，1963年12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宣布，我国不仅克服了困难，而且，“在我们最困难的这几年，正是我们偿还外债最多的几年”。惟我独尊的毛主席多有成就。 不顾中国人的饥寒交迫而提前还债，已经离谱，更离谱的是不顾中国人的饥寒交迫而撒钱到外国给毛主席买名声，参见本书7.8.1《毛主席对外撒钱不得了》。 18.3  不解决中国人的吃穿用问题 搞什么“三线建设” 国家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在于改善国人的生活，如果国人的生活长期不能得到改善，经济发展实际上就失去了意义。 1964年5月10日、11日、13日，毛主席连续三天听取国家计委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编制汇报。国家计委这个计划是以解决吃、穿、用为第一位的，事先听取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的意见，现在是征求毛主席的意见。 事隔14天，毛主席提出了一个新的设想：搞三线建设。这可是一个大的战略构想，是大调整、大行动。改变了首先解决老百姓吃、穿、用的计划方针，提出以国防建设第一，加速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的指导思想。至于农业的发展，毛主席提出主要靠大寨精神，因而减少了对农业的投入。 毕竟是活人，奴才们也希望过上“吃穿用”宽松一点的生活，因而6月份他们就做出了抓“吃穿用”与三线建设并重的努力，毛泽东思想受到了一点点抵抗。 8月6日，毛主席利用美国驱逐舰与越南海军8月2日在北部湾发生激战这件事，在中国政府抗议美国侵略越南的声明稿上批示：“要打仗了，我的行动得重新考虑。”8月中旬，毛主席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两次指出，要准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侵略战争。现在工厂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不利于备战。这次会议决定，首先集中力量建设三线，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保证。第一线能搬迁的项目要搬，明后年不能见效的项目一律缩小规模。于是，调整后的“吃穿用加三线”的“三五”计划指导思想再度发生变化，放弃“吃穿用”全力确保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终于确立。 8月30日，关于三线建设的第一份文件——《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正式出台。首先，报告确立了今后不在一线，而是转入二线、三线建设的战略方针。其次，报告制定了一线的重要工厂、学校、机关向三线迁移的重大措施。最后，报告提出了三线建设“靠山、分散、隐蔽”的选址原则。 在毛主席的三令五申下，“三五”计划进行了重新调整。毛统区的大批资金逐渐投入了三线；东南沿海的不少工厂、科研单位一分为二，一部分搬迁三线，一部分留在原地；几百万建设者离开家乡，从四面八方奔赴三线。此后的十年中，投资总额近2000亿元、占毛统区同期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43.4%，大中型项目占48%。由于过分强调备战，贯彻“靠山、分散、进洞”的愚蠢方针，缺乏全面规划，造成投资近一半未发挥作用，劳动生产率、资金利润率都很低，损失严重。自1973年起，逐步压缩三线投资。 毛主席为什么不解决中国人的吃、住、用困难却要搞三线建设呢？根本原因是毛主席很自私。从1949年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到1964年已经进入了第十六个年头，快满十五周年了，往后的五年计划居然还是以解决吃穿用为第一，这种事情怎么能青史留名呢？太没有面子了吧。既然在解决国人衣食问题上无论如何都无法与唐宗宋祖相比，那么就学习秦始皇吧。虽然有民怨代表作孟姜女哭长城的悲惨故事，秦长城还是作为秦始皇的大功绩写在历史书上的。毛主席就弄一个改变工业布局的三线建设留点名声吧。1964年冬开始的浪费巨大、劳民伤财、祸国殃民的三线建设，跟1958年开始的浪费巨大、劳民伤财、祸国殃民的大跃进运动没有什么本质性的差别，都是唯我主义者毛主席好大喜功带来的灾难结果。 看不见现代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科技知识短缺、人文关怀意识缺失的侏儒型惟我独尊者毛主席，不但把现实存在的国人改善生活的要求完全抛在一边，而且大规模破坏他们的生活，还把从亿万中国人那里抽取出来的民脂民膏集中起来扔进荒山野岭，腐烂掉了。 18.4  掌握大权最重要 毛主席是惟我主义的极权主义权力狂，这应该是毫无疑问的。请看《中华人民共和国风云实录》第1091页的部分内容： {两报一刊号召“夺权”    1月16日，《红旗》杂志第2期发表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号召夺权。文章传达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 22日，《人民日报》发表经毛主席审定的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更加明确地要求展开全国全面的夺权斗争。社论说：“一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展开夺权斗争的革命风暴，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下，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席卷全中国，震动全世界。”……社论指出：“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权，就没有一切。千重要，万重要，掌握大权最重要！……”社论还说：“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展开全国全面的夺权斗争”，是“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伟大历史任务。”} 上述史料谈到1967年1月16日发布了毛主席关于夺权的“最新指示”，1月22日发表了更加有分量的夺权社论。毛主席审定了夺权号角似的《人民日报》社论，这肯定没有错，但是我认为毛泽东的作用不仅仅是审定那么简单。这篇文章，要么就是毛泽东亲自写，要么就是奴才秉承毛主席的旨意起草后由毛主席修改而成，无论具体情况如何，该文核心“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权，就没有一切。千重要，万重要，掌握大权最重要！”只能来自毛主席，其他人就算有这份狂想，也没有这份胆量、没有这份权力写出来。 这篇挂名《人民日报》社论的文章，在头一天1月21日就由新华社通告天下，让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的报纸同时刊登在头版显著位置，展示了毛泽东时代“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权，就没有一切。千重要，万重要，掌握大权最重要！”的历史风采。 《江西日报》1967年1月22日发表《人民日报》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内容比较有意思，充分体现毛主席一言堂的特色： [新华社北京二十一日电   《人民日报》二十二日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全文如下： ……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权，就没有一切。千重要，万重要，掌握大权最重要！……] 毛主席无所不贪，充分体现了毛主席实践“有了权，就有了一切”的惟我主义人生追求。 18.5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无耻是无耻者的护身符 毛主席使用卑鄙无耻的欺骗手段、权力手段、权势手段，在中华大地肆意践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国共产党章程》等等成文法，随心所欲肆意以无中生有捏造的罪名打倒彭德怀、刘少奇等等生死战友，其实毛泽东就是卑鄙无耻的小人。最卑鄙无耻的毛泽东的一生，为“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无耻是无耻者的护身符”做了最好的注解。 18.5.1  对付批评的毛氏万能挡箭牌 毛主席后半生做了那么多错事，失败也非常明显，使得中国共产党的事业不断遭受惨重损失，为什么他个人的惟我主义能够进行到底？关键是毛主席有一套对付批评的挡箭牌，能够将所有针对他个人的批评挡住，这样他就可以收拾那些敢于提出批评的人。从田奇庄、王卫星著《毛泽东建国后如何对待批评》，可以略见毛氏万能挡箭牌的概貌，部分抄录于下： 毛泽东对付批评有自己独到理论。 一是指头论。面对批评，毛泽东总是用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关系说事。强调不能用个别否定整体，否则就是别有用心。 二是群众运动天然合理论。他总是强调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要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保护群众积极性。群众运动如果能在科学、法治的轨道上运行当然好。问题在于，群众运动一旦起来，大都会否定科学，践踏法律。其实毛泽东只是利用所谓群众运动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红卫兵打倒刘少奇后被赶到农村就是证明。 三、方向论。毛泽东动不动就强调必须看大方向、看主流，不要纠缠枝节问题。实际上是既不让批评小问题，更不让批评大问题。一些道德品质十分恶劣的官员，只要善于窥测方向，站到极左路线一边，就能得到提拔重用。实事求是的官员，道德水平再高也会遭殃。 四、敌我论。查批评者的家庭出身、一贯表现、社会关系和历史问题，甚至把平时的牢骚怪话上纲上线，随时可以将一个人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笔者七十年代初曾在一家国有煤矿当采煤工，采区支部书记有句口头禅：谁也不要觉得自己了不起，把你的豪言壮语总结总结，你可以成为劳模标兵；把你的牢骚怪话总结总结，就可以把你打成反革命，谁不服就试试。 五、立场论。一事当前先看阶级立场。同样一句话，贫下中农说出来是认识水平问题，黑五类说出来则是立场态度问题。路线斗争立场则更上一层楼：贫下中农红五类如果同情或站在所谓错误路线一边，照样会严惩不贷。 第十九篇 假象——艰苦朴素的伟人 真相——奢侈浪费的人渣 19.1  毛主席破衣烂鞋中的民脂民膏  19.2  毛主席食住行玩耗费巨量的 民脂民膏 19.3  太空播放造神曲《东方红》 耗资巨大 毛主席自己有天文数字的私人存款，拿成千上万的金钱给妻子、二奶、三奶、X奶、保镖头目去花（参见本书1.3《毛主席的存款惊人》、1.4《毛主席的富豪行为》），这本来也属于人之常情，但是，头戴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大帽的毛主席却又要表现无产的样子，时常穿破衣、破鞋、破浴衣来标榜朴素，甚至见外国贵宾也穿破衣、破鞋，对外显示一个艰苦朴素的假象。2003年毛主席诞辰110周年前后，那些破衣、破鞋又作为毛主席艰苦朴素的物证风光了一把。挂名作者毛岸青的《纪念父亲诞辰110周年》，把毛主席的艰苦朴素写到了极点： [您不但在饮食上保持着节俭的习惯，在穿着上也十分俭朴。平时只有两套外衣替换着穿。内衣到了补得不能再补的程度才不得不换上件新的。一双深褐色皮鞋，只有在参加大型会议或会见外宾时才舍得穿上。在您身边工作的叔叔阿姨们后来回忆说，这双皮鞋是您主持开国大典时穿过的，后来鞋面上出现了几条裂纹，颜色也褪了不少，鞋后跟的外侧磨去了约一厘米厚。工作人员多次提出做双新皮鞋，您总回答说：“还能穿，还能穿！”] 猫喜欢吃腥，狗喜欢吃屎，毛泽东喜欢睡硬木板床，喜欢穿破衣烂鞋，这是天性使然，不必说这种天性好或者不好。毛泽东在陕北的时候，睡不惯火炕，走到哪儿都是睡门板。有一次住老乡家，房东的门板卸不下来，他不得不睡一次火炕。房东家的孩子是县里的干部，回到家里听说了，埋怨母亲一番，当即锯了门轴，夜里卸下门板当床，毛泽东比头一天少吃一次安眠药便睡着了。毛泽东到全国各地旅游，都是睡硬木床，从来不睡那种柔软富于弹性的沙发床、席梦思。毛泽东从来不穿新鞋，一双新鞋拿来，总是先叫警卫人员或卫士代他穿一段时间，鞋子旧了，他才要回来自己穿。 再举个例子说说毛主席与一般人不同的特殊爱好：1950年12月16日，毛泽东到达苏联莫斯科给斯大林拜寿，住在苏方安排的贵宾别墅——孔策沃别墅，当晚把两位漂亮的苏联女服务员吓得直往外跑，因为毛主席没有躺在又宽又大的沙发床上睡觉，而是躺在地板上睡觉。第二天，中国大使馆为毛主席送来了一张专门为他新加工的木板床。这实际上是中国人的民脂民膏化水的事情，也是有损国家形象的事情。 19.1 毛主席破衣烂鞋中的民脂民膏 2005年12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新宇的文章《爷爷激励我成长》，再次宣扬毛主席的艰苦朴素：“爷爷一生艰苦朴素，穿过的两件睡衣打着59个和67个补丁。” 但是，毛主席的破衣烂鞋中有大量的民脂民膏。举例来说吧。 例一、1966年6月毛泽东住进了韶山滴水洞行宫，带去了旧被单、旧草席和补丁拖鞋。秘书将破鞋交给韶山的工作人员，让他拿去补一下。工作人员一看，这是什么拖鞋呀！鞋底早磨穿了，已经修补过好几次，不能再补了。秘书告诉他：“我说不能再穿了，主席却坚持说补好还能穿。”工作人员只好照秘书的吩咐，把鞋带到长沙，请技术比较好的师傅修修。可是，在长沙一连找了三四家鞋店，补鞋的师傅提起来弹弹灰，都是摇摇头，一句话：“换双新的吧，这拖鞋没法子修了。”工作人员既不便讲是毛主席的拖鞋，又不能不予修补。最后，他们找到一位耐得烦、功夫细的老鞋匠，好说歹说，又当下手又递烟，总算补纳好了。拿回滴水洞后，毛泽东穿了很满意。 为了修补毛主席私人的一双破拖鞋，拿公家钱吃公家饭的人开着公家的汽车到处寻找补鞋匠，费尽心机才完成任务，虽然事情不大，实际上损公肥私。 例二、1972年，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从外地捎回北京一件破睡衣，请总后勤部的服装研究所给补一补。鄙人听说以前补一件破了的龙袍花了很多银子，节俭的皇帝很生气怎么可能比制作一件新龙袍还费钱，内务人员解释了原因：要补得不露痕迹，那么需要特殊的织工，特殊的材料，特殊的处理等等一系列特殊措施。我不知道总后勤部的服装研究所补毛主席这件破睡衣花了多少代价，但很明显，毛主席的要求肯定非同一般，否则也不必千里迢迢捎回来请总后勤部的服装研究所给补一补了。如果毛主席要求一般的话，随便一个内务人员随时随地可以补好破衣服。 就为满足毛主席穿破衣破鞋的嗜好，多大的劳民伤财都必须坚决执行！如果毛泽东没有穿破衣烂鞋的特殊癖好，可以随便送几万块钱、几十万元给身边的女人们去花的超级富翁毛主席，根本就不会去穿破衣烂鞋。穿上打了大量补丁的破睡衣，毛泽东乐在其中，毛新宇肯定知道，却睁眼瞎说他爷爷多么艰苦朴素。狗喜欢吃正常人类避而远之的人屎，我们不必说狗有什么美德，有多么伟大；毛泽东喜欢穿正常人类能远之则远之的破衣烂鞋也一样没有什么美德。倒是我们应该谴责为了满足毛主席穿破衣烂鞋的特殊嗜好而劳民伤财的行为。 19.2 毛主席食住行玩耗费巨量的民脂民膏 参见本书2.3《毛主席贪吃》、2.4《毛主席贪玩》、2.7《毛主席贪房子》，即可知毛主席的食住行玩耗费巨量的民脂民膏，在此就不赘述了。 19.3  太空播放造神曲《东方红》耗资巨大 1970年4月24日，中国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重达173公斤，目的就是到太空中播送造神曲《东方红》，向地球人播送，也向浩瀚的宇宙播送。 可以当镜子相对照的是，1958年1月31日，美国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仅重14公斤，携带了科学仪器上天，发现了环绕地球的密集辐射带——后来被命名为“范艾伦辐射带”。这一发现，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磁层物理学。 美国早十二年发射的14公斤（有的书籍、报纸、网页说是8.2公斤，我搞不清楚究竟是14公斤还是8.2公斤）的小卫星，为人类认识宇宙、认识自然做出了贡献；中国后十二年发射的173公斤的大卫星，对人类认识宇宙、认识自然没有任何贡献，只播放歌颂毛泽东是人民大救星的歌曲。从根本上讲，毛主席似乎没有对人类文明有任何实质性贡献的实际想法，他只知道假公济私地索取、享受有形的钱财物资、无形的崇拜歌颂，和欺世盗名地盗取美名。中国的人造卫星到太空中播放《东方红》乐曲，就是毛主席欺骗苍天、蒙骗人类的欺天罔人盗取美名行为。 唐朝吴象之《少年行》诗曰：“一掷千金浑是胆，家无四壁不知贫。”那么毛主席的老年行为可写为：“一掷万金主留名，国困民穷奴仆命。”吴象之所写少年一掷千金是虚拟的、夸大的，我所写毛主席一掷万金是实际的、缩小的，因为一掷这个能够播送造神曲《东方红》的173公斤重的卫星上天，万两黄金也不够。如果精打细算，仅仅播送《东方红》乐曲的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并不需要那么重。然而好大喜功的毛主席希望卫星重一些，他说：“我们要抛就抛大的……不干美国鸡蛋大的。”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挥霍、糟蹋民脂民膏多一些无所谓，关键要轰动。在如此不爱惜民脂民膏的思想指导下，比苏联的第一颗人造卫星重、比美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重的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就轰动地升上了天空，并且在太空中不断播送《东方红》乐曲。                         第二十篇 假象——共和国的缔造者 真相——共和国的窃国贼 20.1  中华民国已经是共和政体 20.1.1  戴季陶撰文鼓吹杀 总统袁世凯、总理唐绍仪，无罪 20.1.2  诗歌《自由颂—— 悼大总统孙文》 20.2  民主联合政府—— 中央人民政府是如何成立的 20.2.1  1944年中共关于民主 联合政府主张的提出 20.2.2  1945年毛泽东与外人 高调谈民主 20.2.3  1948年“五一”节中共号召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20.2.4  国内外中国人对中共 “五一”号召的热烈响应20.2.5  1949年毛主席高呼 “民主联合政府万岁！” 20.2.6  民主联合政府共同纲领 20.2.7  1949年民主联合政府 20.3  民主联合政府逐步变成毛主席一人专政 20.3.1  政变——中共中央要求 民主联合政府听令 20.3.1.1 中共中央听命于毛泽东 20.3.2  揽权——毛主席 强行插手政务院工作 20.3.3杀鸡骇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 20.3.3.1 毛泽东要求奴才门 做计划大杀反革命 20.3.3.2  镇反运动冤魂两小例 20.3.4  消灭民主的反右派运动 20.3.4.1 毛主席导演 反右派运动的两大原因 20.3.4.2毛主席引人入套的表演 20.3.4.3 储安平讲话 《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 20.3.4.4 反右派运动的结果 20.3.4.5 十二岁右童分子 张克锦坐监牢七年 20.3.4.6 毛主席收获惊人： 一箭四雕 20.3.5  被打成行尸走肉的 八个民主党派 20.3.6党外无党的毛帝王新时代 20.3.7  毛主席一人专政 20.4  毛泽东遗愿—— 毛远新当中共中央主席 20.4.1 华国锋令毛主席的 遗愿落空 20.5  毛泽东与袁世凯 在窃国方面的比较 20.5.1孙中山严词拒绝“万岁” 20.6  沁园春•毛泽东本纪 在1976年9月18日举行的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追悼大会上，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致悼词，悼词中说：“毛泽东主席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和英明领袖。”这是所谓盖棺论定的定论。我在此告诉读者，悼词中说毛主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和英明领袖”，是完全彻底错误的。为什么不能把共和国“英明领袖”的帽子戴到毛泽东头上，因为他长期祸国殃民，在本书前面已经多有表述。下面集中谈谈为什么不能把共和国“缔造者”的帽子戴到毛泽东头上。 严格论起来，毛泽东不但不是共和国的缔造者，而且还是共和国的窃国贼。 举个通俗一点的例子在此参照一下。一个众多股东有份的有限公司，因为种种原因，换了董事会，换了经理人员，后来者还将公司名称改了一下，能说他们是公司的缔造者吗？不能。只有公司最早期的创建者才能称之为缔造者。与此类似，中华大地上实行一切公民平等的共和制共和国的缔造者，是孙中山、黄兴等人。而毛泽东将一个一切公民应该平等的共和制社会，变成了他一人独裁专政、亿万人分为三六九等的超级奴隶社会，毫无疑问毛主席就是一个窃国贼。 盗墓贼盗墓，往往偷偷摸摸地钻在地底下进行，公开挖掘盗墓的不多，除非人迹罕至，无人监督，或者盗墓贼足够强大，敢于肆无忌惮。1928年孙殿英指挥部队挖掘慈禧墓，无疑是骇人听闻的盗墓大案。孙殿英也许是古往今来最胆大的盗墓贼。 窃国贼窃国，往往伪装好人，重权在握以后，取而代之。王莽是古时候一大窃国贼，袁世凯是近代一大窃国贼，现代的毛泽东无疑是空前巨大的窃国贼。 一个由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们所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建立的共和制的民主联合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被毛泽东变魔术一样变没了，原来中央人民政府势力所及的地方，则变成了毛主席自己一个人可以无法无天、肆无忌惮地长期独裁的天地。 毛主席无疑是古往今来统治人口最多的独裁者，古往今来最大的窃国贼，同时他也得到了古往今来所有皇帝、独裁者、窃国贼中最多的歌颂和祝福。十多亿被毛主席剥夺了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居住自由、迁徙自由、经济自由如同奴隶一样的中国人，必须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必须高喊“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必须高唱“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万岁万岁毛主席！”如果把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皇帝、执政六十年的乾隆皇帝得到的“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呼声转换成数据是正常人的身高，那么，毛泽东得到的十几亿中国人无数次发出的“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呼声，转换成数据肯定远远超过地球上最高峰珠穆朗玛峰的高度，也超过在太空中专门播放神化毛泽东的《东方红》乐曲的人造卫星的高度。 古人云：“窃钩者诛，窃国者侯。”毛主席将“窃国者侯”演绎到了空前辉煌的境界。 20.1  中华民国已经是共和政体 1911年10月10日（辛亥年八月十九日）武昌新军起义,各省响应,形成全国规模的辛亥革命。12月29日,在南京举行的17省代表会议上,孙中山被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912年1月1日（辛亥年十一月十三日）,孙中山由上海赶赴南京，约下午5时到达南京。当夜11时，于总统府举行就职典礼。军乐奏后,由各省代表景耀月报告选举情况,谓:“今日之举,为五千年历史所未有,我国民所希望者,在共和政府之成立及推倒满洲专制政府,使人人得享自由幸福。孙先生为近代革命创始者,富有政治学识,各省公民选定后,今日任职,愿孙先生始终爱护国民自由,毋负国民期望。”并请孙中山宣誓。 孙中山（孙文）即大声宣述誓词:“颠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 孙中山首次在南京向全国人民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建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成了临时参议院,结束了中华大地两千多年以帝王为主的帝王制,建立了民主共和制度,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1912年2月12日（辛亥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清朝皇帝接受袁世凯的条件，下旨逊位，中华民国终于完全取代过去的帝王体制。隔日，2月13日，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向临时参议院推荐袁世凯接任。 人们称孙中山先生为中华民国（The Republic of China）的国父，因为他长期鼓吹并实际上开创了政权分立制衡的现代共和制。 五权宪法是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对于宪法的创见，是孙中山的重要思想。孙中山在十九世纪就有这种酝酿，1906年12月2日始正式见于文字。五权宪法乃指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监察权、考试权，各自独立运作并互相监督制衡。 1921年3月20日，孙中山演讲五权宪法，他说“五权宪法是兄弟所创造，古今中外各国从来没有的”。他认为传统西方宪法在政府机关采取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三权分立的制度仍有流弊，因此认为应该再加入考试权与监察权。他说这是“破天荒的政体”。 五权制学说基础是孙中山的“权能区分”学说，即是“人民有权，政府有能”。 政权归于人民，但中国国情不便全面行使直接民权，由国民大会代表人民行使政权。 国民大会可以选举并罢免总统，对监察与考试两院院长行使同意权，另有修宪权。 政府只能行使“治权”，设置总统，作为元首，由国民大会选出。 总统提名行政院长，行政院为最高行政机关，对立法院负责。行政院长之提名需要立法院投票，由总席次超过二分之一的多数可决为同意，总统才能正式任命。总统发布政令必须经由行政院长副署。立法院近似西方国会，行使立法权与预算权。另外将西方国会的调查权分出，由新设的监察院行使，并赋予监察院中国古代的弹劾权，以及现代国会的审计权。监察委员类似古代的御史，由各省与各直辖市议会间接选举产生。另外把政府公务员考试与人事考核权由行政权分出，另设考试院，主管全国公职考试命题典试等业务。司法院则仍行使司法权，内设大法官会议，专司解释宪法。司法院下另有最高法院，为三级三审的终审机关；以及公务员惩戒委员会，监察院通过弹劾之公务员的惩处，由此委员会主管。司法院也负责管理各级法院。 1947年制定的中华民国宪法大致采取了这种政治体制。 总而言之一句话，中华民国的政体已经是共和制的政体，绝对不是帝王制一人极权专制的政体。而毛泽东时代的后期，整个中华大地完全是毛主席一人极权专制。 20.1.1戴季陶撰文鼓吹杀总统袁世凯、总理唐绍仪，无罪 1912年5月20日，戴季陶在《民权报》上发表了一篇署名为“天仇”的短文： [         杀 熊希龄卖国，杀！ 唐绍仪愚民，杀！ 袁世凯专横，杀！ 章炳麟阿权，杀！ 此四人者，中华民国国民之公敌也。欲救中华民国之亡，非杀此四人不可。杀四人而救全国之人，仁也；遂革命之初志，勇也；慰雄鬼在天之灵，义也；弭无穷之后患，智也。 革命初成，不少健儿，以全国之国民，而无人敢诛此四贼，以救全国人民之生命财产，以保五千年之荣誉之历史乎？吾殊不敢以此诬我国民也。] 5月22日，上海租界巡捕以“戴天仇鼓吹阅报者杀袁唐熊章应即提究”的罪名拘捕了戴季陶。第二天，戴季陶被保释了。6月13日，租界会审公廨公开宣判：“捕房以鼓吹杀人具控到案，迭经讯明，应以中华民国新刑律第二百十七条妨害秩序罪，减五等处断，着罚洋三十元。” 就在戴季陶被捕的当天，上海日报公会提出抗议：“查言论自由，凡文明之国无不一律尊重，即报章之中有措词稍涉激烈者，亦宁置之而不为过。”“此次无故逮捕是何理由，根据何种法律？”5月23 日、24日，《天铎报》又以《戴天仇被捕记》、《戴天仇被捕再志》为题连续报道。 最值得一提的是，被戴季陶扬言要“杀”的唐绍仪，也以国务总理的名义致电上海，公开为戴季陶说情：“言论自由，为约法所保障。”无论在这之前，还是在这之后，恐怕都没有比唐绍仪此举更能感动民族言论史的一幕了。 唐绍仪（1860——1938），又名绍怡，字少川，广东香山唐家湾人。父亲唐巨川是上海的茶叶出口商。唐绍仪自幼随父到上海读书，较早学习外语并接触洋务知识。1874年，唐绍仪经清政府选派到美国留学，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文科学习。唐绍仪留美七年，深受西方文明熏陶，对西方民主共和制度崇仰备至。1911年12月，唐绍仪出任北方议和总代表，为中国走向民主共和之路作出了一定的贡献。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唐绍仪任首届内阁总理，为在中国真正实行民主共和制度，做了巨大的努力。 20.1.2   诗歌《自由颂——悼大总统孙文》 自　由　颂 ——悼大总统孙文—— 上下五千年 华夏 也曾 纵横四海 鼎盛天下 又何时 风云急转 江河日下 只因独裁太久 险些亡我 中华 势危急 诸路英雄齐奋起 孙文振臂一声吼 帝制从此不再有 可叹先生早逝去 常使英雄泪满巾 往事已然成追忆 千秋功过 自有后人评说 数风流人物 论国父地位 除却中山 只孙文 抚今追昔 放眼世界 独有民主风光好 神州岂可无自由 继承总统未竟志 重振华夏只一途 民主！　　　　　　　　　　　　　　　　　　　曾民主：　于中山陵 2007年9月 20.2  民主联合政府——中央人民政府是如何成立的 人皆有母，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母亲？ 中华民国三十八年九月二十一日至九月三十日在北平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母亲。政协会议九月二十七日决议自即日起改名北平为北京，纪年改用源自基督教而又已经基本上通行于全世界的公元纪年。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1949年9月29日通过了代宪法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全文发表于1949年9月30日《人民日报》第二版。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确定国号、国都、纪年、国歌、国旗、国徽；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并赋之以行使国家权力的职权；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选举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委员。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授权中央人民政府筹备并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闭幕的第二天——1949年10月1日，下午2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北京举行第一次会议，宣告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下午3时，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当众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于本日成立了。”毛主席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 自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政府背叛祖国，勾结帝国主义，发动反革命战争以来，全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情况之中。幸赖我人民解放军在全国人民援助之下，为保卫祖国的领土主权，为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为解除人民的痛苦和争取人民的权利，奋不顾身，英勇作战，得以消灭反动军队，推翻国民政府的反动统治。现在人民解放战争业已取得基本的胜利，全国大多数人民业已获得解放。在此基础之上，由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们所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业已集会，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了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陈毅、贺龙、李立三、林伯渠、叶剑英、何香凝、林彪、彭德怀、刘伯承、吴玉章、徐向前、彭真、薄一波、聂荣臻、周恩来、董必武、赛福鼎、饶漱石、陈嘉庚、罗荣桓、邓子恢、乌兰夫、徐特立、蔡畅、刘格平、马寅初、陈云、康生、林枫、马叙伦、郭沫若、张云逸、邓小平、高崇民、沈钧儒、沈雁冰、陈叔通、司徒美堂、李锡九、黄炎培、蔡廷锴、习仲勋、彭泽民、张治中、傅作义、李烛尘、李章达、章伯钧、程潜、张奚若、陈铭枢、谭平山、张难先、柳亚子、张东荪、龙云为委员，组成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决定北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于本日在首都就职，一致决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本政府的施政方针，互选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并责成他们从速组成各项政府机关，推行各项政府工作。同时决议:向各国政府宣布，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特此公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          [新华社北京一日电]                                   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6人，其中3名副主席宋庆龄、李济深、张澜不是共产党人。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56人，其中27名是民主人士、社会贤达，所占比例近50％。他们是：何香凝、赛福鼎、陈嘉庚、马寅初、马叙伦、郭沫若、沈钧儒、沈雁冰、陈叔通、司徒美堂、李锡九、黄炎培、蔡廷锴、彭泽民、张治中、傅作义、李烛尘、李章达、章伯钧、程潜、张奚若、陈铭枢、谭平山、张难先、柳亚子、张东荪、龙云。 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就是这样诞生的。这是一个充满民主气息的民主联合政府。人们不禁要问：民主联合政府这个概念是如何提出的？人们如何推动民主联合政府的实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召开，是否符合民主政治的要求？ 让我们进一步回顾历史吧。 20.2.1  1944年中共关于民主联合政府主张的提出 1944年9月15日，在国民参政会上，共产党人林伯渠正式提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由各抗日党派、各抗日军队、各地方政府、各抗日民众团体组成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他指出，只有坚决地变革国民党的政治和军事机构，才能团结全国人民，认真地准备反攻力量，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因此，必须立即召开紧急国是会议，讨论解决改组国民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问题。9月17日，《新华日报》全文刊登林伯渠的报告。随后，共产党又以书面形式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方案。 中国共产党关于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打动了国民政府外面在野人士的心，尤其是一些心忧天下但是抱负难展名士的心，因此在国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各民主党派、各界民主人士纷纷集会和发表文章，表示赞同和支持共产党的主张。9月24日，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共产党的代表张澜、沈钧儒、冯玉祥、董必武等500余人在重庆举行会议，要求实行民主，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10月1日，宋庆龄、郭沫若、张澜等72人发起追悼文化界爱国先进战士邹韬奋的大会。邹韬奋因国民党迫害，颠沛流离，备受摧残，于1944年7月24日在上海病逝。参加邹韬奋追悼大会的各界人士近千人，一致谴责国民党践踏民主、迫害爱国人士的罪行，提出要向法西斯独裁统治作斗争。重庆、成都、昆明等地大学的师生纷纷举行国是座谈会，一致要求改组国民党政府及其军事统帅部，成立民主联合政府。10月10日，中国民主同盟发表《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要求“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之联合政权，实行民主政治”。海外侨胞也发表宣言，举行集会，拥护关于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同一天，周恩来在延安发表《如何解决》的演讲，阐明了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具体步骤和方法。 民主联合政府主张的提出，使各界民主进步力量在民主联合政府的口号下集聚起来。 20.2.2  1945年毛泽东与外人高调谈民主 1945年7月1日，中国民主同盟常委黄炎培与章伯钧、左舜生、傅斯年等6位国民参政员接受中国共产党邀请，从重庆飞抵延安。他们受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吴玉章等人的热烈欢迎。在短短三天内，毛泽东同他们多次倾心交谈。 7月4日，毛泽东邀请黄炎培到杨家岭他家里叙话。在窑洞客厅里毛泽东问黄炎培对几天的考察有何感想。 黄炎培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亲眼所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1945年9月，英国路透社驻重庆记者甘贝尔书面提出十二个问题，请因国共两党谈判逗留重庆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回答。甘贝尔提的第十问：中共对“自由民主的中国”的概念及界说为何？十一问：在各党派的联合政府中，中共的建设方针及恢复方针如何？十二问：你赞成军队国家化，废止私人拥有军队吗？对这三个问题，毛泽东做了如下回答：  ——“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是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按：指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提出的“言论和表达的自由”、“信仰上帝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以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 ——除了军事与政治的民主改革外，中共将向政府提议，实行一个经济与文化建设纲领。这个纲领的目的，主要是减轻人民负担，改善人民生活，实行土地改革与工业化，奖励私人企业（除了那些带有垄断性质的部门应由民主政府经营外），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欢迎外人投资与发展国际贸易，推广群众教育，消灭文盲等等。这一切也都是与孙中山先生的遗教相符的。 ——我们完全赞成军队国家化与废止私人拥有军队，这两件事的共同前提就是国家民主化。通常所说的“共产党军队”，按其实际乃是中国人民在战争中自愿组织起来而仅仅服务于保卫祖国的军队，这是一种新型的军队，与过去中国一切属于个人的旧式军队完全不同。它的民主性质为中国军队之真正国家化提供了可贵的经验，足为中国其他军队改进的参考。 毛泽东这个书面答路透社记者问，上了中国共产党主办的《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的重要位置，甚至头版头条。1945年9月27日《新华日报》在第二版头条刊登这篇答问，标题是：《毛泽东同志答路透社记者　中国需要和平建国》；10月8日《解放日报》的头版头条以“本报重庆讯”的名义，用同样的标题全文转载这篇答问。不容置疑，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报刊是非常重视这篇答问的。哈而滨东北书店1948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也收录了这篇答问。 20.2.3  1948年“五一”节中共号召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1948年4月27日，毛主席在给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刘仁的信中，即让他明确告诉北平的民主人士，我党准备邀请他们来解放区开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代表会议。讨论的事项包括：“（甲）关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问题；（乙）关于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合作及纲领政策问题”“会议的名称拟称为政治协商会议”。这里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把加强与会各党派、各团体的合作及加强这一合作而制定为各方认同的“纲领政策”，作为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两大任务。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劳动节口号二十三条，其中经毛主席亲自改写的第五条：“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正式向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发出号召。 为了促进新政协的实现，毛主席于5月1日又致信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先生和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沈钧儒先生，征求他们的意见。该信全文如下： [任潮、衡山两先生： 在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订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国内广大民主人士业已有了此种要求，想二兄必有同感。但欲实现这一步骤，必须先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一个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讨论并决定上述问题。此项会议似宜定名为政治协商会议。一切反美帝反蒋党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均可派代表参加。不属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反美帝反蒋党的某些社会贤达，亦可被邀参加此项会议。此项会议的决定，必须求得到会各主要民主党派及各人民团体的共同一致，并尽可能求得全体一致。会议的地点，提议在哈尔滨。会议的时间，提议在今年秋季。并提议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本月内发表三党联合声明，以为号召。此项联合声明，弟已拟了一个草案，另件奉陈。以上诸点是否适当，敬请二兄详加考虑，予以指教。三党联合声明内容文字是否适当，抑或不限于三党，加入其他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联署发表，究以何者适宜，统祈赐示。兹托潘汉年同志进谒二兄。二兄有所指示，请交汉年转达，不胜感幸。 谨致 民主革命敬礼 毛泽东 五月一日 ] 20.2.4 国内外中国人对中共“五一”号召的热烈响应 看到了中共的“五一”号召，会见了前来香港拜访的中共代表潘汉年，阅读了毛泽东的信，李济深非常高兴，当即对潘汉年表示支持毛泽东的提议，并立即与沈钧儒联系。沈钧儒也对中共的“五一”号召和毛泽东的信极为重视，表示要立即响应。 1948年5月3日，李济深召集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讨论中共“五一”号召，大家一致表示赞同。5月5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李济深（1885—1959，广西苍梧人）、何香凝（1879－1972，女，广东南海人），中国民主同盟的沈钧儒(1875—1963，浙江嘉兴人)、章伯钧（1895—1969，安徽桐城人），中国民主促进会的马叙伦（1884—1970，浙江杭州人）、王绍鏊（1886—1970，江苏吴江人），中国致公党的陈其尤（1892—1970，广东海丰人），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彭泽民（1877—1956，广东四会人），中国人民救国会的李章达（1890—1953，广东东莞人），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的蔡廷锴（1892－1968，广东罗定人），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谭平山（1886—1956，广东高明人），和无党无派民主人士郭沫若（1892—1978，四川乐山人），11个比毛泽东年长的著名民主人士，加上一个比毛泽东小两岁的章伯钧，联名致电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1893—1976，湖南湘潭人），表示完全赞同中共中央的倡议，认为这一主张是适合时势与人民要求的，并且符合各民主党派的宗旨。同日，他们还向国内外各报馆、团体及全国同胞发出联合通电。 看看《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诞生纪事暨资料选编》一书中的部分目录，读者可感受到1948年中共“五一”号召得到了国内外中国人多么热烈的响应。 各民主党派与民主人士李济深等响应中共“五一”号召致毛泽东电（一九四八年五月五日） 各民主党派与民主人士李济深等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通电（一九四八年五月五日）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声明（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五日） 中国民主同盟响应中共“五一”号召致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报馆暨全国同胞书（一九四八年六月十四日） 中国民主促进会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宣言（一九四八年五月） 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宣言（一九四八年五月） 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宣言（一九四八年五月） 中国致公党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宣言（一九四八年六月九日）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拥护中共“五一”号召告台湾同胞书（一九四八年五月七日） 在港各界民主人士冯裕芳、柳亚子、茅盾等一百二十五人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声明（一九四八年六月四日） 留港妇女界何香凝、刘王立明等二百三十二人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宣言（一九四八年六月） 中国美术工作者协会理事郭沫若、马叙伦等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声明（一九四八年五月） 新加坡华侨响应中共“五一”号召致毛泽东电（一九四八年五月四日） 马来亚灵丹州侨团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通电（一九四八年五月七日） 马来亚霹雳州侨团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通电（摘要）（一九四八年五月五日） 马来亚槟榔屿七十一个侨团响应中共“五一”号召致中共中央及毛泽东、朱德电（一九四八年五月） 马来亚柔佛州东甲属华侨促进祖国民主联合会响应中共“五一”号召致毛泽东电（一九四八年五月十九日） 暹罗（泰国）华侨促进祖国民主联合会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通电（一九四八年五月十六日） 旅法参战华工总会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通电（一九四八年五月） 加拿大云高华华侨民众社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宣言（摘要）（一九四八年五月） 古巴华侨拥护民主大同盟总干部执委会响应中共“五一”号召致毛泽东电（一九四八年五月） 下面是各民主党派与民主人士李济深等，1948年5月5日在香港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通电全文： [国内外各报馆各团体并转全国同胞公鉴： 南京反动政府，窃权卖国，史无先例。近年与美帝互相勾结，举凡政治、经济、军事、国命所系者，无不俯首听命。破坏政治协商会议，撕毁五大协议，遂使内战延绵，生灵涂炭。今更伪装民主，欲以欺蒙世界。甚至忘国之大仇，同意培植日本侵略势力，使之复活。吾国目前已等于美帝之附庸，全体同胞恐亦将为未来世界大战之牺牲品。同人等日深焦虚，力图对策，盱衡中外，正欲主张，乃读中国共产党“五一”劳动节口号第五项：“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除电达中共表示同意外，事关国家民族前途，至为重要。全国人士自宜迅速集中意志，研讨办法，以期根绝反动，实现民主。用特奉达，至希速予策进，并盼赐教。 李济深、何香凝（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沈钧儒、章伯钧（中国民主同盟），马叙伦、王绍鏊（中国民主促进会），陈其尤（致公党），彭泽民（农工民主党），李章达（中国人民救国会），蔡廷锴（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谭平山（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和郭沫若（无党无派）。] 建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中共1948年“五一”号召，以及国内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国外华人社团对“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号召的热烈响应，对于解放军在1948年冬东北会战、1949年春徐蚌会战中战胜国民革命军无疑有绝大的帮助，因为他们的响应，推动民心进一步倒向解放军。1949年2月3日傅作义拱手交出北平城，就是民心推动的结果，更说明毛主席也好，民主人士也罢，都非常清楚民心的作用。1949年5月1日，毛主席对柳亚子说：“打仗没有什么妙计。如果说有妙计的话，那就是知己知彼，根据实际情况，作出正确的决策。还有，就是先生说的，人民的支持是最大的妙计。一百万军队要渡江，又没有兵舰、轮船，如果没有人民的大力支持，是不能成功的。 ……” 20.2.5 毛主席高呼“民主联合政府万岁！” 1949年6月15日，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充满民主色彩： [诸位代表先生： 我们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会，今天开幕了。这个筹备会的任务，就是：完成各项必要的准备工作，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全国人民希望我们这样做，我们就应当这样做。 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一九四八年五月一日向全国人民提议召开的。这个提议，迅速地得到了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的响应。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都认为：必须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必须召集一个包含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的代表人物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成立，并选举代表这个共和国的民主联合政府，才能使我们的伟大的祖国脱离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命运，走上独立、自由、和平、统一和强盛的道路。这是一个共同的政治基础。这是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团结奋斗的共同的政治基础，这也是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的政治基础。这个政治基础是如此巩固，以至于没有一个认真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民主人士提出任何不同的意见，大家认为只有这一条道路，才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正确的方向。 …… 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召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全中国人民是如此热烈地盼望我们召开会议和成立政府。我相信，我们现在开始的工作，是能够满足这个希望的，并且不需要多久的时间就能满足这个希望。 中国民主联合政府一经成立，它的工作重点将是：（一）肃清反动派的残余，镇压反动派的捣乱；（二）尽一切可能用极大力量从事人民经济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同时恢复和发展人民的文化教育事业。 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 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万岁！ 民主联合政府万岁！ 全国人民大团结万岁！ ] 毛主席当着众多民主人士的面高呼“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万岁！民主联合政府万岁！全国人民大团结万岁！”通过公开的电台广播、报纸刊载，通过民主人士私下的传播，对于破坏处于劣势抵抗解放军进攻的国民革命军，无疑有重大影响，因为很多国民革命军的军人都反感独裁，反感内战，向往民主，向往团结。 民主人士李济深、蔡廷锴、蒋光鼐等人，原来其实就是国民革命军的高级军官。 李济深（1885—1959），广西苍梧人。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举行北伐，李济深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上将总参谋长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后方留守主任，并代行总司令职权（总司令蒋介石在前方指挥作战）。此外，还兼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广东省政府军事厅厅长、黄埔军校副校长、第四军军长等职，总揽广东党政军全权。所部第四军两个师和叶挺（1896—1946年，广东惠阳人）独立团，由副军长陈可钰（1882-1944，广东清远人）率领，参加北伐，攻无不克，使第四军获得“铁军”光荣称号。 蔡廷锴(1892－1968)，广东罗定人，1932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军长兼副总指挥。蒋光鼐(1887－1967)，广东东莞人，1932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总指挥，淞沪警备司令。在蒋光鼐、蔡廷锴指挥下，以广东人为主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1932年1月28日即时抗击侵略上海的日本军队。“一•二八”淞沪抗战由此开始。日军凭借陆海空三军优势，气势嚣张，对我军阵地及民宅、商店狂轰滥炸，发动了四次总攻，均遭败绩，四易主帅，死伤累万。“一•二八”淞沪抗战，沉重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气焰，弘扬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为以后的全面抗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20.2.6 民主联合政府共同纲领 在1949年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29日通过了代宪法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共同纲领》正文共七章六十条，下面是鄙人删除一部分内容、保留一部分内容的《共同纲领》，读者阅读之可以感受一下其中的民主气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     序言 ……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组织人民自己的中央政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致同意以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政治基础，并制定以下的共同纲领，凡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各单位、各级人民政府和全国人民均应共同遵守。 第一章　总纲     第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     第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依法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第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权。 第二章　政权机关 第十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 第十三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其组织成分，应包含有工人阶级、农民阶级、革命军人、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     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并付之以行使国家权力的职权。     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得就有关国家建设事业的根本大计及其他重要措施，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中央人民政府提出建议案。     第十四条  ……凡在军事行动已经完全结束、土地改革已经彻底实现、各界人民已有充分组织的地方，即应实行普选，召开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     第十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国家机关，必须厉行廉洁的、朴素的、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工作作风，严惩贪污，禁止浪费，反对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 第三章　军事制度     第二十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统一的军队，即人民解放军和人民公安部队，受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统率，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 第四章　经济政策     第二十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     第二十七条　土地改革为发展生产力和国家工业化的必要条件。凡已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必须保护农民已得土地的所有权。凡尚未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必须发动农民群众，建立农民团体，经过清除土匪恶霸、减租减息和分配土地等项步骤，实现耕者有其田。     第三十条　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人民政府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扶助其发展。 第三十七条　关于商业：保护一切合法的公私贸易。…… 第三十八条　关于合作社：鼓励和扶助广大劳动人民根据自愿原则，发展合作事业…… 第五章　文化教育政策     第四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     第四十四条　提倡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经济、政治、文化及国际事务。奖励优秀的社会科学著作。 第四十九条　保护报道真实新闻的自由。禁止利用新闻以进行诽谤，破坏国家人民的利益和煽动世界战争。…… 第六章　民族政策     第五十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和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反对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禁止民族间的歧视、压迫和分裂各民族团结的行为。    第七章　外交政策 第五十五条　对于国民党政府与外国政府所订立的各项条约和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应加以审查，按其内容，分别予以承认，或废除，或修改，或重订。 20.2.7  1949年民主联合政府 前面展示了民主联合政府最高层的人员组成和民主联合政府的共同纲领，下面再看看1949年10月20日《人民日报》刊载的政务院高层人员配有照片的名单，可知民主联合政府思想进一步落实到位。 政务院，总理：周思来（中国共产党）；副总理（四人）：董必武（中国共产党），陈云（中国共产党），郭沫若（无党派民主人士），黄炎培（民主建国会）。 政务委员（十五人）：谭平山（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谢觉哉（中国共产党），罗瑞卿（中国共产党），薄一波（中国共产党），曾山（中国共产党），膝代远（中国共产党），章伯钧（中国民主同盟），李立三（中国共产党），马叙伦（中国民主促进会），陈劭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王昆仑（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罗隆基（中国民主同盟），章乃器（民主建国会），邵力子（国民党民主派），黄绍竑（国民党民主派）。 秘书长：李维汉（中国共产党）；副秘书长（五人）:齐燕铭（中国共产党）、许广平（中国民主促进会）、郭春涛（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孙起孟（民主建国会）、辛志超（中国民主同盟）。 遵照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第三次会议通过了政务院下辖34个委、部、会、院、署、行的正、副职负责人。下面是《人民日报》10月20日刊载的政务院所属各部委领导成员名单（我给各单位加了一个序号）： 1、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董必武（中国共产党，原华北人民政府主席）；副主任（四人）：彭真（中国共产党，中共北京市委员会书记），张奚若（无党派民主人士，教授），陈绍禹（中国共产党，原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主任），彭泽民（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 2、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中国共产党，原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副主任（二人）：薄一波（中国共产党，原华北人民政府副主席），马寅初（无党派民主人士，浙江大学校长）。 3、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郭沫若（无党派民主人士，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主席）；副主任（四人）：马叙伦（中国民主促进会），陈伯达（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马克思列宁学院副院长），陆定一（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部长），沈雁冰（作家，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4、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谭平山（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央常务委员）；副主任（二人）：刘景范（中国共产党，原陕甘宁边区政府代理主席），潘震亚（律师，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法学院院长）。 5、内务部，部长：谢觉哉（中国共产党，原华北人民政府司法部部长）；副部长：武新宇（中国共产党，原晋南行署主任）；陈其瑗（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6、外交部，部长：周恩来（中国共产党）；副部长：王稼祥（中国共产党，原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部长），李克农（中国共产党，原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章汉夫（中国共产党，原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外侨事务处处长）。 7、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中国共产党，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政治委员）；副部长：杨奇清（中国共产党，原华北人民政府公安部副部长）。 8、财政部，部长：薄一波（中国共产党，原华北人民政府副主席）；副部长：戎子和（中国共产党，原华北人民政府财政部部长），王绍鏊（中国民主促进会）。 9、贸易部，部长：叶季壮（中国共产党，原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副部长：姚依林（中国共产党，原华北人民政府工商部部长），沙千里（中国人民救国会，原上海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 10、重工业部，部长：陈云（中国共产党，原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副部长：何长工（中国共产党，原东北人民政府委员，东北军区军工部部长），钟林（专家），刘鼎（中国共产党，原华北人民企业部副部长）。 11、燃料工业部，部长：陈郁（中国共产党，原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燃料工业处处长）；副部长：李范一（工商界，原汉口第一纺织公司总经理），吴德（中国共产党，原中国共产党唐山市委员会书记）。 12、纺织工业部，部长：曾山（中国共产党，华东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副部长：钱之光（中国共产党，财政经济工作者），陈维稷（民主建国会，原中国纺织建设公司总工程师），张琴秋（中国共产党，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生产事业部部长）。 13、食品工业部，部长：杨立三（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后方勤务部部长）；副部长：宋裕和（中国共产党，原华东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14、轻工业部，部长：黄炎培（民主建国会）；副部长：杨卫玉（民主建国会），龚饮冰（中国共产党，原上海中国银行经理），王新元（民主建国会，原中国纺织建设公司青岛分公司副经理）。 15、铁道部，部长：滕代远（中国共产党，原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铁道部部长）；副部长：吕正操（中国共产党，原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铁道部副部长），武竞天（中国共产党，原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铁道部副部长），石志仁（专家）。 16、邮电部，部长：朱学范（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二副主席）；副部长：王诤（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电讯总局局长）。 17、交通部，部长：章伯钧（中国民主同盟）；副部长：李运昌（中国共产党，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热河军区司令员），季方（中国农工民主党，原苏北行署副主任）。 18、农业部，部长：李书城（民主人士，原武汉军事管制委员会高级参议）；副部长：罗玉川（中国共产党，原河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吴觉农（专家），杨显东（自然科学工作者，原武汉大学农学院院长）。 19、林垦部，部长：梁希（教授，原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副部长：李范五（中国共产党，原松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李相符（中国民主同盟，教授）。 20、水利部，部长：傅作义（起义将领）；副部长：李葆华（中国共产党，原中共北京市委员会副书记）。 21、劳动部，部长：李立三（中国共产党，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一副主席）；副部长：施复亮（民主建国会，教授），毛齐华（中国共产党，原上海市总工会秘书长）。 22、文化部，部长：沈雁冰（作家，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副部长：周扬（中国共产党，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丁燮林（自然科学工作者，教授）。 23、教育部，部长：马叙伦（中国民主促进会）；副部长：钱俊瑞（中国共产党，原华北人民政府高等教育委员会副主任），韦悫（教育工作者，原上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兼高等教育处处长）。 24、卫生部，部长：李德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部长：贺诚（中国共产党，原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卫生部部长），苏井观（中国共产党，原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卫生部副部长）。 25、司法部，部长：史良（中国民主同盟，律师）；副部长：李木庵（中国共产党，原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委员）。 26、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陈绍禹（中国共产党，原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委员：张曙时（中国共产党，原华北人民政府监察院副院长），许德珩（九三学社，教授），陈瑾昆（原华北人民法院院长）。 27、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李维汉（中国共产党，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副主任委员：乌兰夫（蒙族，内蒙古自治政府主席），刘格平（回族，原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副校长），赛福鼎（新疆维吾尔族，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代主席）。 28、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何香凝（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副主任委员（四人）：李任仁（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廖承志（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李铁民（中国民主同盟马来亚支部常务委员），庄希泉（中国民主同盟，工商界）。 29、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无党派民主人士，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主席）；副院长：陈伯达（社会科学工作者，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马克思列宁学院副院长），李四光（自然科学工作者，教授），陶孟和（社会科学工作者，教授），竺可桢（自然科学工作者，前浙江大学校长）。 30、情报总署，署长：邹大鹏（中国共产党，原中共中央社会部秘书长）。 31、海关总署，署长：孔原（中国共产党，原中共抚顺市委员会书记）；副署长：丁贵堂（专家）。 32、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中国共产党，新华通讯社社长兼人民日报社社长）；副署长：范长江（中国共产党，原上海解放日报社社长）；萨空了（中国民主同盟，光明日报社秘书长）。 33、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中国民主同盟，光明日报社总编辑）；副署长：叶圣陶（作家，原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主任），周建人（中国民主促进会，原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副主任）。 34、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中国共产党，原中国人民银行总经理）；副行长：胡景澐（中国共产党，原中国人民银行副总经理）。 上述政务院所辖34个委、部、会、院、署、行中，15个部门的正职领导不是共产党人。由于郭沫若兼任两个正职，所以实际上是14个民主人士担任民主联合政府15个部门的正职：郭沫若、谭平山、黄炎培、朱学范、章伯钧、李书城、梁希、傅作义、沈雁冰、马叙伦、李德全、史良、何香凝、胡愈之。还有34个民主人士在政务院所属部门担任副职：张奚若、彭泽民、马寅初、马叙伦、沈雁冰、潘震亚、陈其瑗、王绍鏊、沙千里、钟林、李范一、陈维稷、杨卫玉、王新元、石志仁、季方、吴觉农、杨显东、李相符、施复亮、丁燮林、韦悫、许德珩、赛福鼎、李任仁、李铁民、庄希泉、李四光、陶孟和、竺可桢、丁贵堂、萨空了、叶圣陶、周建人。 从前面《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中的展示的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人员名单，以及上面展示的政务院部门领导人名单，读者不难看出1949年刚成立时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名副其实的民主联合政府。产生民主联合政府的母亲——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选举产生了常设机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其人员组成，民主气氛更加强烈。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主席      毛泽东 副主席    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 常务委员  （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刘少奇、 周恩来、李维汉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李济深 （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王昆仑 （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蒋光鼐 （中国民主同盟）张澜 （中国人民救国会）沈钧儒 （中国农工民主党）章伯钧 （中国民主建国会）黄炎培、章乃器 （全国工商界）陈叔通 （中国民主促进会）马叙伦 （无党派民主人士）郭沫若、张奚若 （华北解放区）杨秀峰 （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夫 （中国人民解放军）朱德、林彪 （中华全国总工会）刘宁一 （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邓颖超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冯文彬 （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沈雁冰 （中华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梁希 （少数民族）吴鸿宾 （国外华侨民主人士）陈嘉庚 （特别邀请人士）邵力子 1949年6月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和9月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以及随后的高层人事安排，将中共1948年“五一”号召落实为真正的民主联合政府，影响很大。11月9日，中华民国政府在香港的中国、中央两个航空公司总经理代表4000名员工宣布起义，首批12架飞机飞抵北京、天津。同月12日，毛泽东主席复电表示欢迎和慰问。周恩来总理宣布两公司受中央人民政府管辖，并任命刘敬宜、陈卓林仍分别为两公司经理。远在美国的作家老舍、近在香港的翻译家傅雷，分别回归各自家乡北京、上海生活。殊不知十几年后的1966年8月、9月，老舍、傅雷皆受不了毛主席为了实现完全彻底自己一人独裁专政发动的文革浩劫的初步打击而自杀身亡。 20.3  民主联合政府逐步变成毛主席一人专政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当众宣布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毫无疑问是一个多党合作的民主联合政府。但是，民主联合政府中的中心人物——毛泽东主席并不满足于此，他的最高目标是由自己做主的一人专政。诗化语言来表述，就是“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通俗一点来讲，就是“数独裁人物，还看今朝”。 1949年11月9日，毛主席迈出了独裁之路第一大步，用中共中央决定的形式，要求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凡中共中央一切有关政府工作的决定，必须保证执行，不得违反。中共中央立即凌驾于民主联合政府之上，而中共中央的头头就是毛主席。 1954年9月，毛主席迈出了独裁之路第二大步，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形式，从宪法层次上确立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地位，他把众多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从民主联合政府中的配角身份，变为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政府中跑龙套的角色。 1957年6月，毛泽东迈出了独裁之路第三大步，把众多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从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政府中跑龙套的角色，变为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政府中花瓶似的舞台摆设。 1966年8月，毛主席迈出了独裁之路第四大步，把众多民主党派从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政府中花瓶似的舞台摆设身份取消了。民主党派从政治舞台上彻底消失。 1967年1月，毛泽东迈出了独裁之路第五大步，把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变成了毛泽东的一人专政，有一年多时间连中国共产党都处于完全瘫痪状态，由毛主席夫妇通过中央文革指挥一切，然后是几乎完全按照毛泽东思想重建的中国共产党。 毛主席晚年的所作所为，远远超越了少年时代的毛泽东所作《言志诗》所表达出来的独裁志向：“独坐池塘如虎踞，绿荫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青年时期毛泽东的独裁抱负（宇宙间可尊者惟我也，可畏者惟我也，可服从者惟我也）在中华大地得到实现：“在中国可尊者惟我也，可畏者惟我也，可服从者惟我也。” 20.3.1 政变——中共中央要求民主联合政府听令 在民主联合政府中的第一大党——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11月9日发出《关于在中央人民政府内建立中国共产党党组的决定》。建立党组是一种形式，一种手段，最关键的是，《决定》要求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凡中共中央一切有关政府工作的决定，必须保证执行，不得违反。 这是无声的、瞒天过海的政变。 呜呼！奉毛主席为主子的中国共产党实行一党专政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都成了中共中央的下属办事机构，听命于中共中央。一切国家大事，都由中共中央说了算。并非中国共产党人的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宋庆龄、李济深、张澜，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以及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何香凝、黄炎培、郭沫若、章伯钧、马寅初、张奚若、谭平山、蔡廷锴等等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奋斗多年的著名民主战士、民主人士、社会贤达，只能痛苦地生闷气了。 20.3.1.1中共中央听命于毛泽东 1953年5月19日，毛泽东对于偶然忽视自己在中共中央一掌遮天地位的刘少奇、杨尚昆，未经过自己就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文件提出书面批评：“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请注意。”“过去数次中央会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 20.3.2  揽权——毛主席强行插手政务院工作 1950年9月间，李克农告诉罗瑞卿，他在同毛泽东的一次谈话中，毛主席指出公安部不向他写报告，很气愤。罗瑞卿听后，感到不安，立刻进中南海去见毛主席。 罗瑞卿见到毛泽东，未等罗瑞卿开口，毛泽东即发问道：“罗长子──罗部长，你是我亲自选调进京的，公安部的一些事情怎么不给我写报告？” “写了报告呀……”罗瑞卿轻声辩解。 “写了？”毛泽东正色说道，“拿我的收条来看。” “报告是先送到周总理那里……”罗瑞卿轻声说，“公安部受辖政务院，我就直接送政务院了。” “公安部受辖政务院？”毛泽东极其严厉地反问，“难道不受党中央领导？不受我毛泽东的领导？” 罗瑞卿见毛泽东生了真气，心里着实惊惧起来：“主席，我以后……” “你先莫讲以后！”毛泽东挥手打断了罗瑞卿想要说的话，“先将眼下的事证实了！”随即招呼侍卫在侧的卫士长李银桥，“你给政务院打电话，让恩来把电话打过来。” 李银桥走近办公桌，拨通了政务院的电话。 在等周恩来电话的时间里，毛泽东不再同忐忑不安的罗瑞卿讲一句话；罗瑞卿身穿制服，虽然已是入秋的天气，但额头上依然不断地冒出汗珠来。 电话铃响起后，李银桥先拿了听筒，听出是周恩来的声音，便将电话筒递给了毛泽东：“是周副主席。” 毛泽东连看都不看罗瑞卿一眼，便在电话里质问周恩来：“恩来呀，罗瑞卿讲公安部的一些报告送到了你那里，甚么事不能直接送我呀？” 显然，周恩来在电话里替罗瑞卿分担了责任。毛泽东放下电话听筒后，点着了一支烟，手上拿着斯大林送给他的打火机摆弄着，看了看局促不安的罗瑞卿，然后说：“以后的每一份报告都要直接送给我，不直接送我不行！要晓得，我这里是有仓库的。” 罗瑞卿当即保证：“我一定照办！” 罗瑞卿走后，李银桥问毛泽东：“主席，你干嘛对他那么厉害呀？我看吓得罗部长都冒汗了……” “天热么，哪里是吓的！”毛泽东挥了一下手，脸上露出了一丝笑意，“银桥，我对你讲：像罗长子这样的人，是从野战军直接调上来的，不施以颜色不行。你要晓得，公安部可是一个很重要的大部呦！必须置于党中央的绝对领导之下，否则是危险的……” 20.3.3  杀鸡骇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 为了震慑中华大地上五亿多中国人的心灵，1950年春开始了杀鸡骇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 1950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指示》；7月23日，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右倾偏向的指示》；12月19日，毛主席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一个指示中指出：“对镇压反革命分子，请注意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1951年1月17日，毛主席又指示：“所谓打得稳，就是要注意策略。打得准，就是不要杀错。打得狠，就是要坚决地杀掉一切应杀的反动分子（不应杀者，当然不杀）。” 谁应杀？谁不应杀？基本上由毛泽东的奴才说了算。还有更离奇的，先做杀人计划，然后按计划杀人。 20.3.3.1 毛泽东要求奴才们做计划大杀反革命 1951年3月18日，毛泽东在转发天津市委书记、天津市长黄敬（毛主席夫人江青的前夫）关于天津镇反补充计划时写了下面的批语，要求奴才们学习天津做计划大杀反革命：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大中市委，省委，区党委： 各大中城市的镇反工作，过去几个月一般劲头很小……从二月起，先有北京市，现在又有天津重庆两市起来了，这是好现象……下面是天津的计划，这个计划是正确的。天津准备于今年一年内杀一千五百人（已杀一百五十人），四月底以前先杀五百人。完成这个计划，我们就有了主动。我希望上海、南京、青岛、广州、武汉及其他大城市、中等城市，都有一个几个月至今年年底的切实的镇反计划。人民说，杀反革命比下一场透雨还痛快，我希望各大城市、中等城市，都能大杀几批反革命。              毛泽东              三月十八日] 不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或者以共产党文件为准绳，来判定谁是反革命，谁该杀，而是凭空先做出杀人计划，然后寻找倒霉蛋，将其杀了。毛泽东的疯狂做法，要想不枉杀无辜，不产生冤魂，是不可能的。 20.3.3.2 镇反运动冤魂两小例 镇压反革命运动肯定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冤死鬼只能等毛主席死了以后再伸冤了。下面简单举两个例子供读者管中窥豹。 黄埔军校出身的万徐如，在镇反运动中被镇压了。毛主席死后，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万徐如得到平反，他生前住过的房子还挂上了“万徐如故居”的匾额。 朱自清（1898—1948），著名散文家、诗人、学者、民主斗士。现在中学语文书中，可以看见朱自清的传世文章《背影》、《荷塘月色》。朱自清的长子朱迈先（1918—1951），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朱迈先曾想奔赴延安学习，董必武根据朱迈先的能力，劝他不去延安；朱迈先接受中共组织安排，进入广西人为主的国民革命军第11集团军从事政治工作。1949年12月，在朱迈先等人的鼓动下，蒋熊及手下七万多军政人员，在桂林被解放军占领之前起义。1950年12月，朱迈先和蒋熊在镇反运动中被捕。1951年11月，朱迈先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直到1984年12月，朱迈先才平反昭雪。 20.3.4  消灭民主的反右派运动 毛主席要实现“数独裁人物，还看今朝”的远大梦想，实现完全彻底的独裁统治，需要一个复杂的政治魔术表演才能完成，消灭民主的反右派运动是非常关键的一步。 1957年，在别有用心、早有预谋的毛主席操纵指挥下，开始了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以杜绝国民提意见为目的，以文字狱为特征之一，引人入套、无中生有的反“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反右派运动，使得毛统区知识阶层的良知、自主精神被彻底镇压住，往后二十多年时间，身心俱受禁锢比一般奴隶还远远不如的知识分子群体，除了随声附和毛主席，间或进行禽兽一样的相互撕咬，只能过那种完全噤若寒蝉的生活。毛统区政治舞台上的民主党派，全成了行尸走肉。这个结果，早在毛主席的设计进程之中。1949年初，天津市军管会主任黄克诚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毛问黄：“你认为今后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什么？”黄答：“当然是发展生产。”毛纠正说：“不对！主要任务还是阶级斗争，要解决资产阶级的问题。” 20.3.4.1 毛主席导演反右派运动的两大原因 毛主席要实现个人独裁，首先要想办法实现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不着痕迹就增加毛主席在权力场上的势能，通过反民主的反右派运动，即可把那些与共产党分享政权的民主党派打成行尸走肉；其次要扭转因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造成的个人崇拜的萎势，通过反右派运动即可建立起毛主席令人恐怖的虎威，个人崇拜的邪门歪道之火一煽即起，再没有任何人敢于质疑、挑战。有了上述两方面的成功，实现毛主席的完全独裁就离此不远了。 通过消灭民主的、无中生有的反击“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右派分子，毛主席可以一箭双雕达到上述两个目标。 20.3.4.2毛主席引人入套的表演 1956年4月28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5月2日，毛主席在第7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对“双百”方针又作了进一步阐述，他说：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百家争鸣是诸子百家，春秋战国时代有许多学说，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他指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 1956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主席不但批准出台了没有毛泽东思想的新的党章，而且批准了包含有“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以国家主席的身份召集了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的规模是空前的，与会者达一千八百多人，当时正在出席、列席第二届政协第三次会议的全体人员都参加了会议。毛主席以“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为题发表讲话。他在分析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各种矛盾时指出：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民主的方法。他把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题，并提出一系列方针政策，如在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在毛主席的建议下，1957年3月6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而且破例邀请党外人士参加。会议邀请科学、教育、文学艺术、新闻、出版等方面的党外人士约一百六十多人，占了全部与会者的五分之一。会议的主要议题，是传达贯彻毛主席2月27日的“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讲话，研究思想动向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认真贯彻“双百”方针。 3月12日，毛主席在格调别致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不怕错误的议论，不怕有毒素的东西……对于错误的意见，不是压服，而是说服，以理服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不但是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好方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这个方法可以使我们少犯错误…… ”，同时宣布共产党内准备开始整风，主要是批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 在9省市宣传、文教部长座谈会上，毛主席开宗明义谈到言论自由：“有选举权的，宪法就规定他有言论自由，我们就得让人家说话。我可以批评他，他也可以批评我，这就是言论自由。有人问马克思主义可不可以批评？如果马克思主义被批评得倒，也该倒，证明那样的马克思主义是没用的。”在会见高等院校校长时，毛主席的开场第一句话即为：“马克思主义从来就主张百家争鸣的。” 4月30日，毛主席落下了他这场引人入套战略部署中对外而言最后的也是最浓重的一笔。那是“五•一节”前夕，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亲自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请大家帮助共产党整风。他说：“从中国共产党成立起，已有36年，过去作的是阶级斗争。”“现在是新时代新任务，阶级斗争结束，向自然开战。”“几年来都想整风，但找不到机会，现在找到了。整风总的题目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反对‘三个’主义，要党内外一起来，帮助党整风。”毛主席还亲切而幽默地说：“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希望对老和尚也提些意见。” 20.3.4.3 储安平讲话《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 1957年5月8日开始，中共中央统战部邀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座谈会，请大家提意见。储安平受几次邀请之后，于6月1日带着讲稿发表了真正有分量的讲话《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 解放以后，知识分子都热烈地拥护党、接受党的领导。但是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忘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我现在想举一件例子，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倡议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1949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两个党外人士，也还象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被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党外人士，是不是党外人士中没有一人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没有一个人可以被培植来担任这样的职务？从团结党外人士、团结全国的愿望出发，考虑到国内和国际上的观感，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以研究？ …… 以平视甚至俯视的眼光，公开给毛主席直接提意见已经犯了大禁忌，还说“给老和尚提意见”，储安平不是找死吗。毛主席可以摆姿态请人提意见，甚至可以当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的面亲切而幽默地说：“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希望对老和尚也提些意见。”反正是引人入套的把戏。 20.3.4.4 反右派运动的结果 根据毛主席按照比例分类人员的一贯混蛋逻辑，五十五万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被打成下贱种群的一部分——右派分子。据北京朝华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左”祸》一书披露，“反右”后20年内陆续被摘帽者多达552973人，其中被改正的达552877人，用552973减去552877人，只有96人未被改正。假定这96人是真正的必须整顿的“右派”，那么用552877除以96，等于“扩大化”了5759.1354倍。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都属于不能改正的大右派。其实像前面所述给毛主席提意见的储安平能算“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吗？根本算不上，章伯钧、罗隆基更加算不上。 20.3.4.5 十二岁右童分子张克锦坐监牢七年 反“右”运动初期，各单位号召大鸣大放，给党员提意见。当时，四川达县一家帽鞋生产合作社的职工冉某，给达县城关镇某领导提了意见，并请人画了一幅漫画。冉某因此被划为“右派”，不久跳大桥自杀身亡。至于漫画，最后查出是小学5年级学生、年仅12岁的张克锦所画。 张克锦并不认识这位镇领导，他的家人也与该领导没有任何瓜葛和恩怨。因他很小就表现出了绘画天赋，曾获得过少儿绘画大奖，有了一些名气，邻居冉某就请他帮忙画了一幅题为《一手遮天的×××》的漫画，讽刺该领导，这就闯了大祸。 1958年4月里的一天，张克锦正在教室里上课，突然看见窗外有人向他招手。他一看，是街道居民委员会分管治保工作的一个阿姨，很熟的。老师看见了，就让张克锦到教室外面去。 在教室外面，阿姨对张克锦说：“你跟我一起到城关镇去一下。” “我在上课，到那里去做啥子？”张克锦不解地问。 …… 阿姨有些生气地说：“娃娃家哪来那么多的话，叫你去你就跟着一起走嘛！” 张克锦只好闭上嘴巴埋着头跟阿姨来到城关镇。一到那里,便见礼堂里人山人海,还没有等张克锦回过神来已经被人双手反剪着推到台上。一片震耳欲聋的口号声中,张克锦吓得大哭起来。 一个12岁的孩子，当众批斗后接着被抓进了监狱！当时既没有向他出示逮捕证，也没有让他签字画押。在监狱之中，张克锦被戴上了“右童分子”的帽子，并且被关押了7年。 张克锦这顶“右童分子”的帽子，一直戴至21年后的1979年，中共中央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之时才被摘了下来。 鄙人听说过一些1958年未够18岁的小右派，而且与1942年出生的右派分子李家骙还成了忘年之交的朋友。他1958年当了右派分子，1959年反右倾运动以后，加重处罚，去了甘肃玉门赤金劳教农场接受改造，亲手抬过不少饿死的难友。为免饿死，1961年李家骙逃回河北三河老家农村，只是说受不了饥饿跑回来了，隐瞒了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历史。文革期间，瞒不住了，被迫回归五类分子（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群体，接受炼狱人生的折磨。比之远离了毛泽东时代的青少年，青少年右派分子李家骙实在太惨，但是，比之儿童右派分子张克锦的悲惨遭遇，青少年右派分子李家骙还不算很惨。 毛主席给右派分子所下的定义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五十多万划为右派分子之前并没有资产（工业生产资料领域、商业流通领域的财产）而在划为右派分子之后进入赤贫状态的人，居然长期被冠于资产阶级反动派右派分子，实在荒唐透顶。 20.3.4.6 毛主席收获惊人：一箭四雕 通过消灭民主的、无中生有的反击“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反右派运动，毛主席取得了一箭四雕的结果： 一、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地区政治舞台上的民主党派，变成了没有生气、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受到毛主席直接点名攻击的中国民主同盟、中国农工民主党，毫无疑问彻底完了，五个儿女被打成了“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右派分子的黄炎培，他当最高领导——主任委员的中国民主建国会，肯定也完了，其他那几个小不大点的民主党派，又怎么可能敢于存在民主意识呢？ 二、取得了一呼亿喏无杂音的效果，从此在毛主席的统治区，再没有出现任何敢于不赞扬毛主席统治的声音出现。头脑开阔清醒、多嘴多舌的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噤若寒蝉了，老实了，自动产生了三不讲：共产党党报上没登的话不讲，共产党领导没讲过的话不讲，同公布的数字不合的不讲，而共产党是听毛主席的。就算是地球村空前绝后的荒诞剧“放卫星”（实际是放空炮、放大屁）、悲惨剧“大跃进”（实际上文明大倒退），看得清的人们也都随声附和，跟盲从者一样发出赞扬的声音。 三、消灭了1956年赫鲁晓夫所作的秘密报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引起中共反思“个人崇拜”弊端的思潮和行动，可以重新冠冕堂皇、明目张胆地引导、实施对毛主席自己的个人崇拜。参见本书16.3《毛主席在1958年成都会议上推广个人崇拜》。 四、在1958年5月重新召集1956年9月中共八大代表而举行的形式上空前也许绝后的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根据1957年10月9日毛主席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讲话的精神，和他在这次大会上的意见，正式改变了1956年中共八大会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已经转变的分析（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这时，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认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并肯定了毛主席提出的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和资产阶级右派；另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和两个劳动阶级（工人、农民）的论断。 既可以说是无影无综又可以说是无所不在的敌人——阶级敌人回来了，毛主席又可以任意挥舞“阶级斗争”这根金箍棒了，按毛主席的话来讲，那真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20.3.5  被打成行尸走肉的八个民主党派 在1949年9月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之前，中华大地有很多党派组织，具体有多少，难以估计，因为那时侯人们有结社的自由。体量够大而且能够被确认为有资格参加新政协的党派单位十三个： 1、中国共产党；2、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3、中国民主同盟；4、中国民主建国会；5、中国民主促进会；6、中国农工民主党；7、中国人民救国会；8、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9、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10、中国致公党；11、九三学社；12、台湾民主自治同盟；13、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我不知道有些党派是什么时候死亡的，但我知道后来能够存在的民主党派只有8个： 1、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2、中国民主同盟；3、中国民主建国会；4、中国民主促进会；5、中国农工民主党；6、中国致公党；7、九三学社；8、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它们是幸存者。 1957年，毛主席通过消灭民主的反右派运动，把8个幸存的民主党派一个个打成行尸走肉，明面上看得见伤痕累累，暗地里连灵魂也没有了，这样一来，众多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从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政府中跑龙套的角色，变为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政府中花瓶似的舞台摆设，只是让观众看见政治舞台上还有民主党派而已。 下面简单展示一下八个民主党派的伤痕。 1、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得到消灭民主势力反右派运动总司令——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的钦命保护，免除了个人当上右派分子的厄运，但是，李主席没法保护自己的部下。 据1958年10月底的统计，民革全党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为2088人，占民革成员总数的12.7%，其中包括民革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39人（占全体中央委员人数的22.3%），民革中央团结委员63人（占全体团结委员总数的27.4%），省、直辖市民革委员会委员174人（占省、直辖市民革领导成员总数的26.2%）。如此众多的领导骨干和成员被划为右派，使民革各级组织的领导力量大为削弱，在反右派运动后的一段时间内，工作基本陷于瘫痪。而1980年，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对“右派”进行复查的结果，除几个人曾说过一些错话外，全部都是无辜被错划的。 2、中国民主同盟； 毛主席直接命令打倒了由他亲自捏造出来的、无中生有的“章罗同盟”，其实也就打倒了中国民主同盟。据民盟1958年1月的统计，共揪出“右派”分子3378人，占盟员总数的10.5%，其中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59人，占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总数的1/3；中央常委11人，占中央常委总数的35%；各省市主委、副主委30人，占30%；县分部主委76人，占32%。而据1960年1月民盟中央组织部的统计，全盟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为4450人，在全盟员中所占比例就更大了，达到13.8%。 3、中国民主建国会 在1957年反右派之前，中国民主建国会会员有26332人。民建中央委员中有28人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占民建中央委员总数154人的18.2%；民建成员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有3147人，约占当时民建成员总数24156的13%。 4、中国民主促进会 中国民主促进会主席马叙伦，眼见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露出说话不算数、翻脸不认人的阴谋家本相，惊恐之下堕落了，根据毛泽东捏造的“章罗同盟”及其性质，见风使舵地对章伯钧、罗隆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章伯钧、罗隆基等有浓厚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野心，他们可以为个人野心而冲突，也可以为个人野心而联合。” 中国民主促进会90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有10名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其中包括副主席林汉达。马叙伦的女婿、时任民进北京市委常委的寿墨卿也被错划为右派分子。 5、中国农工民主党； 章伯钧任主席的中国农工民主党，全党七千多党员，1265人被打成右派分子，占了总数的1/6。其他民主党派都无一例外地遭到严重打击。 6、中国致公党 1957年反右前，全党人数600多人。致公党内被划为右派分子的有34人，约占致公党成员的5.5％。 7、九三学社： 1957年夏季，九三学社社员有6225人。有400余人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九三学社的性质被规定为“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主要成分的资产阶级政党”，社的任务是“帮助社员进行根本改造”。 8、台湾民主自治同盟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主席谢雪红，被打成右派分子，被撤销台盟主席职务，被开除了中国共产党党籍，撤销了人大代表资格。全盟有数十人被打成右派分子。 20.3.6党外无党的毛帝王新时代 1926年7月开始的国民革命军北伐战争，经过几个月的战斗，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取得决定性胜利以后，1927年4月12日，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在上海实行清党反共的政变。7月15日，汪精卫等控制的国民党中央在武汉召开“分共”会议，决定同共产党决裂。七一五分共，标志着国共合作的完全破裂。此前一心与国民党合作的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受到党内的指责，靠边站了。郁闷的陈独秀，写了一首四言诗，入木三分地讽刺无情清除共产党的国民党，12月6日发表在《上海工人》双日刊上面，这就是《国民党四字经》： 党外无党，帝王思想； 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以党治国，放屁胡说； 党化教育，专制余毒。 …… 从1957年7月消灭民主的反右派运动开始，中国大陆地区就开始进入除了中国共产党“党外无党”帝王思想泛滥的毛帝王新时代——共和国时代公民应有的民主权利全面消失，“以党治国”的放屁胡说疯行；“党化教育”这种专制余毒长期发作。 1966年8月1—12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决定》规定：“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为了说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词的合理性，毛主席于8月12日说出了“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的话。这读起来顺畅的四句十六字，自然又成了毛主席诗词的一部分。我在《毛泽东诗词全集详注》看见了这首诗词，名字为《四言韵语•党外党内》。 综上所述，不管是中国共产党最早期的最高领导人陈独秀，还是中国共产党掌权时间最长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都认同“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1957年下半年开始的党外无党毛帝王新时代，对中华民族造成了史无前例、空前巨大的全方位伤害。 20.3.7 毛主席一人专政 1968年12月，挂名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的“中央文革扩大会议”召开了，通过了已经由毛主席批准的、由江青操纵的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用刑讯逼供的材料和伪证材料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凡是证明刘少奇没有问题的材料，一件也没有上台面）；并“一致通过决议”“将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消其党内外一切职务”。毛主席的铲除异己的行动盖上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图章”。 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终于召开了。距离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接近十三年，这是很不正常的（参见本书17.5《践踏中国共产党章程》）。通过中共九大，毛主席的独裁地位得到了正式的确认，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九大会议自始至终充满对毛主席狂热的个人崇拜。参见本书16.8《1969年中共九大崇拜毛主席达到新高度》。 二、毛主席的妻子、旗手、走狗江青的政治地位急剧上升。在1969年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江青连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也不是，可是九大结束的时候，她跨过了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三个殿堂，坐火箭直升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殿堂，得到一个非比寻常的政治地位。 三、把越来越离谱、越来越没有理智的毛主席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进党章。还把林彪作为毛主席接班人的地位写进党章。这是人类政党党章、帮会帮规中难得一见的奇文。一般而言，党章、帮规只定原则，不定具体的事情，谁当党主、帮主这样具体的事情不写入党章、帮规。当然了，“盖我即宇宙也”、“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独裁者毛主席就是不一样。九大党章还取消了中共党员的权利，这样中共党员就名实相符地成为奇怪政党（奇怪帮会）成员的身份，惟命是听、惟命是从于党主（帮主）毛主席、副党主（副帮主）林彪。 毛主席的一人专政独裁大厦正式建成，从此名正言顺过上了“我即党也”、“我即国家也”的超级独裁者的生活，充分享受“宇宙间可尊者惟我也，可畏者惟我也，可服从者惟我也”的五界超人生活，美乎哉。无论是神界的上帝，鬼界的阎罗，佛界的释迦牟尼，仙界的元始天尊，还是人界的刘少奇、彭德怀、邓小平，统统被毛主席扫到地上随意践踏。 1966年文革开始不久，毛泽东就摧毁瘫痪了中国共产党，这时称呼他是中国共产党领袖就明显是假的了，后来按照毛氏50字建党理论重新建立的中国共产党（参见本书11.5《毛主席的50字建党方针》），从人员组成到灵魂已经是另一个党派了。从上述1969年九大的怪状，也不难看出这是一个与1956年八大时候的中国共产党完全不一样的新党派。 在毛泽东统治下，计划经济体制下几乎一切凭票购买。2006年9月，鄙人到四川省大邑县安仁镇的建川博物馆聚落参观了两天，买了《建川博物馆聚落》一书，该书在《“文革”票证艺术馆》里介绍：“本馆藏有五十万件以上的票证，达上万个品种。”“粮、油、布、棉、肉这些基本的票证不足为奇，可是婴儿糖票、产妇蛋票、卫生纸票、缝纫针票、干屎票、清尿票、夜壶票、月经带票……会让你张开嘴巴合不上的。”由于布票额度太少，几亿中国人穿新衣服的机会微乎其微，穿旧衣、打补丁是常态。有爱美人士发明了只有领子的假领、只有袖子的假袖，穿进外衣里面确实外观上好了很多，因而风行一时。 假领、假袖、假领袖，都是毛泽东时代的特殊事物，都曾经真实地在毛泽东时代风光过，正好可以写成一副有趣的对联： 假领假袖假领袖 真事真实真事实 20.4  毛泽东遗愿—— 毛远新当中共中央主席 关于接班人的安排，毛主席先后留下了三个名单，第一个名单明确妻子江青是党的主席，后两个名单又把侄子毛远新排在了第一位，把江青排在了第三位。 据姚文元在回忆录中披露，1976年清明时节天安门事件后，毛泽东曾多次提及身后班子的名单： 党主席：江青； 总理：华国锋； 人大委员长：王洪文或毛远新； 军委主席：陈锡联。 毛泽东还将这一名单询问了政治局委员们的意见。 另据张玉凤回忆： 主席从（1976年）4月至7月中旬，思维还正常时，多次就身后党政军领导班子圈划，但未有定论，忧虑政局会有剧变。主席是圈了，提了五个人名：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 对此，毛远新和张玉凤都有记录资料。 主席在1976年7月15日曾召见毛远新、华国锋、江青、汪东兴和我本人，提出毛后政治局常委名单，毛远新、汪东兴、张玉凤作记录。名单顺序为：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及张玉凤。 江青听后，要主席再重复一遍，并问：洪文、春桥呢？ 主席当即指着江青说：“你好幼稚。”举手向左右方各砍一刀，说：“老帅、王（洪文）张（春桥）都不进！” 毛泽东最后提出的这个名单，不让王洪文、张春桥进常委，明显是要拆散“四人帮”，削弱江青的势力，让江青老老实实辅佐准太子毛远新“即位”。江青有野心，有主见，不听毛泽东的，坚持要自己当“女皇”。 1976年8月1日，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闭幕会上，江青要求讲话。华国锋把最后的“压轴戏”给了江青。江青大放厥词，不仅大骂万里，而且指责李先念是邓小平的黑干将，最令人震惊的是，江青竟然公开点名批评起华国锋来，说华国锋也跟邓小平跑。这就给了与会者也给全党一个信息，她的地位在华国锋之上。 “四人帮”被捕后，查获一份江青内定的领导人名单： 中央委员会主席：江青 副主席：华国锋、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 国务院总理：张春桥 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江青 副主席：张春桥、王洪文、陈锡联、丁盛 江青内定的名单，根本没有准太子毛远新的位置，连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都没有毛远新。这是“毛皇后”江青避免“毛太子”毛远新上来争权的权术安排。 为什么毛主席安排了身后的党主席为侄子毛远新却没有在生前直接实行呢？因为毛泽东是个谙熟欺世盗名之术的超级骗子，深知生前直接实行自己的亲侄子接掌中共中央主席就暴露出毛泽东家天下的本色了，因此需要无能力、无班底、无野心的三无人物华国锋过渡一下。 1976年1月21日，在毛远新请示说华国锋、纪登奎、陈锡联三位副总理提出请主席确定一个主要负责同志牵头处理国务院的工作，他们三个人做具体工作时，毛主席说：就请华国锋带个头，他自认为是政治水平不高的人。28日，毛主席正式提议由华国锋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在私下，毛远新激烈反对，认为华国锋能力太低，主持个会连话都说不清楚。毛泽东把手臂往下一压，说：“我就是要用这个没能力的。” 毛主席看中华国锋无野心、无能力、无班底，有这“三无”，毛主席死后，他只能把政权交回给毛泽东的家人——毛远新，或者江青。这是毛泽东的如意算盘。 1976年2月2日，毛主席决定让叶剑英养病休息，由陈锡联代替负责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叶剑英被实际停止中央军委的领导工作。这是权术高手毛主席避免华国锋与叶剑英结盟的一招。华国锋说：“当时谁也不理解毛主席为什么在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任命我为代国务院总理的通知中加了上述这么一句。” 20.4.1 华国锋令毛泽东的遗愿落空 毛泽东人算不如天算，天意、民心难违。 在中央军委工作二十多年，在军队中有强大影响力的叶剑英元帅，并不是任人摆布的奴才，而是大事不糊涂、关心民生幸福的儒帅，在聂荣臻元帅等人的暗中支持下，伺机而动。只要毛泽东死了，就不必投鼠忌器了。毛泽东眼中的三无人物华国锋，也不会拱手交权给毛家人，而是要除掉他们。1976年9月9日毛泽东死了，转机即现。 华国锋回忆说： {我早已考虑很久，下决心要搞掉他们一伙。9月10日，先找先念同志交谈当前形势、四人帮动向，认为与他们的斗争要早日解决，这是没法避免的，早比晚好。请他去看看叶帅，交换交换看法。9月13日，先念去参观植物园，顺便去西山看叶帅。开始叶帅对李来的意图搞不清楚，也不敢多说。二人互相问候后，便说到院中走走，看看园林。边走边说，回到屋中交谈，主要谈了四人帮的情况、看法，没深谈。 这以后我亲自和叶帅取得联系，交换看法，做准备工作。我们一致认为要采取非常手段解决。我与汪东兴几次研究，叫他做准备，挑选可靠人员。我也和吴德、吴忠谈过，叫他们防备迟群、谢静宜利用学生闹事。叶帅和聂帅、王震、杨成武等部队同志，也有酝酿准备。 后来发现张春桥的弟弟张XX是总政宣传部副部长，到坦克六师去活动，促使我们早下决心。在10月6日，通知晚8时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毛选五卷定稿问题，通知姚文元也参加。坐在怀仁堂会议室中的只有我和叶帅，汪东兴具体指挥行动。抓住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时，是我亲自分别向他们宣布中央决定隔离审查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妄图篡党夺权的罪行。 江青是在中南海住处抓起来的，同时抓了毛远新。北京卫戍区抓了迟群、谢静宜。事后便立即通知政治局委员到玉泉山开会。我叫叶帅主持，他要我主持先讲，我宣布了四人帮已被隔离审查，并且着重讲了四人帮阴谋反党夺权、疯狂活动的罪行……。叶帅介绍了对四人帮逮捕的经过，而且着重讲了全党、全军都坚决反对他们一伙的反党罪行。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对他们采取非常手段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宣传舆论部门都被他们控制了，还有上海一伙反党分子已经发了大批枪炮，为了避免流血伤亡，稳定全国局势，被迫采取的特殊手段。这是正常情况下绝不可采取的办法。 我先提议请叶帅担任党中央主席，他德高望重，两次挽救了党。叶帅则起来说提议要我担任党中央主席、总理、军委主席。他说这是毛主席指定你当接班人的，我已经79岁了，你年青比我小20多岁，你有实际工作经验，为人实在讲民主，尊重老同志。后来一致通过叶帅的提议。} 华国锋正式成为集党政军权——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主席于一身的新一代领导人。毛主席的遗愿——毛远新排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第一位，也就是当中共中央主席——迅速落空。 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联手逮捕毛主席的几条权势炙手可热、害人无数的亲信走狗，举国欢腾，这是民心所在。在毛泽东时代紧跟毛主席溜须拍马而人生精神萎缩到连自己的亲生儿子即将遇难也不敢吭声的郭沫若，这时纵情放歌：“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帮’！” 毛泽东的遗愿迅速落空，关键是看轻了华国锋的魄力与能力。华国锋有魄力，敢于决定做大事，有能力，能将大事做成。 原来华国锋在中央高层确实无班底，但是身居病重毛泽东一人之下的特殊地位，只要有魄力有能力是可以拼凑出班底来的。尤其是毛主席死后，名义上华国锋的地位已经最高，争取支持者更加容易。 华国锋私下当面称叶剑英是“8亿人民的老帅，德高望重”，取得暗掌军队的叶帅的好感与支持；很多问题先征求汪东兴的意见，取得这位掌握中共中央办公厅和中央警卫局权力的大内总管的支持；取得了山西同乡、农民代表陈永贵的支持；取得了工人代表倪志福的支持。9月下旬，华国锋、李先念、吴德曾分析过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内的力量对比，认为拥护华国锋的人在政治局中已经占多数。这些是私下进行的活动。 华国锋在公开场合无视毛泽东暗留的遗愿，公开反对毛远新留在中央工作。毛泽东死后，江青向华国锋提出，要毛远新留在中央工作，张春桥等也随声附和，但华国锋决定，毛远新回辽宁省工作。江青就与华国锋争论不休，反复提这个事。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反复与华国锋纠缠毛远新的去留问题，一直纠缠到第二天早上5点钟，华国锋捺着性子，只是耐心地听。最后华国锋问江青，讲完了没有，江青说讲完了，华国锋立即宣布：散会，毛远新还是回辽宁。 1976年10月6日晚上，毛泽东死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在有魄力有能力的华国锋的通盘运作指挥下，在叶剑英、汪东兴的鼎力支持下，江青、毛远新在中南海的住处被抓捕，使得毛泽东的遗愿迅速落空。 1981年1月25日，江青被判处死刑，缓期２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在另一个时间，毛远新被判刑17年。毛泽东的遗愿——毛远新当中共中央主席，延续毛家党国党主席帝王天下的迷梦，彻底灰飞烟灭。 华国锋无视毛泽东暗嘱的遗愿，使之迅速落空，其实也是出于自身生命安全的考虑。刘少奇、彭德怀、周恩来的下场，足以使华国锋不愿意自己置于毛泽东家人控制之下，那后果简直是不堪设想的。毛泽东一家人皆非善类，参见本书2.6.1《刘少奇主席，被毛所害老病无医》、2.6.2《彭德怀元帅，被毛所害痛不欲生》、2.6.3《周恩来总理，被毛所害提前离世》、15.1.1《毛远新下令杀害了张志新》，即可管中窥豹，见其本色。 20.5  毛泽东与袁世凯 在窃国方面的比较 毛主席是一个窃国大盗。一个融神偷、强盗于一身的高手。只是毛主席偷窃的水平实在太高，实施抢劫的力量实在太大，加上个人崇拜的漫天迷雾，亿万被盗、被抢的失主高兴地，或者痛苦地帮毛主席这个神偷、强盗，把自己的民主权利双手奉上，堆到毛主席的独裁权力之大山上。 袁世凯(1859.9.16—1916.6.6)，是著名的窃国大盗，但是与毛泽东(1893.12.26—1976.9.9)相比，袁世凯的窃国水平就实在太低了，为了方便读者将袁世凯与毛主席的窃国行为作一简单直观的对比，我先作一对联如下： 袁世凯明偷，明目张胆大张旗鼓原形毕露，遭到天下人耻笑：八十二天洪宪皇帝 毛泽东暗抢，暗渡陈仓偷天换日瞒天过海，得到亿万人歌颂：万万万岁伟大领袖 横批：窃国大盗 ————————— 1913年10月6日，袁世凯用手中的军警力量胁迫国会议员选举他为中华民国总统。1915年12月11日，受袁世凯控制的参政院投票拥护君主制，拥戴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1916年1月1日，袁世凯正式登基为中华帝国的皇帝。1916年，中华民国五年，改为洪宪元年。由于蔡锷为首的护国军和其他反对帝制的人们的努力，使得袁世凯内外交困，不得不在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从1月1日至3月22日，袁世凯做了82天皇帝。 毛主席没有举行袁世凯那样戴上皇帝冠冕的仪式，但是一言九鼎的威力犹有过之，得到的“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呼声犹有过之。如果把清朝执政六十年的乾隆皇帝得到的“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呼声转换成数据是正常人的身高，那么，毛主席得到的几亿中国人无数次发出的“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呼声，转换成数据肯定远远超过地球上最高峰珠穆朗玛峰的高度，也超过在太空中专门播放神化毛主席的《东方红》乐曲的人造卫星的高度。袁世凯得到的“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呼声转换成数据，估计连跳蚤一毫米的身高也不足。毛主席还有亿万中国人必须经常口诵的祝福：“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这个方面袁世凯就更加不能相比了。还有一首响彻神州大地的歌曲《万岁毛主席》：“金色的太阳升起在东方，光芒万丈……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嘿）万岁万岁毛主席！万岁万岁毛主席！”这方面袁世凯就不必谈与毛主席的比较了吧。 毛主席发出的最高指示、最新指示，比之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康熙乾隆这些皇帝们发出的圣旨，威力大多了。在一掌遮天、权倾天下、出声则九州震动方面，毛主席主席的梦想“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成真了。 中国革命，号称革封建主义的命，革了几十年，号称最最最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主席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他们统治的地区，个人崇拜是登峰造极的，封建主义是最严重的，张嘴喊“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主席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或者喊“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主席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无限忠于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张嘴就唱“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伸手伸脚就跳向毛主席表忠心的“忠”字舞；还有一早一晚必须面向毛主席像进行的“早请示，晚汇报”，等等。遍布毛统区的亿万人高呼“永远忠于毛主席”，比之朝堂上几十个大臣口呼“忠于皇上”，封建色彩之比较、肉麻程度之比较，何止高出千百万倍。革命革成这个样子，真够可笑、可悲的，革来革去也不知道革什么命，还都特别来劲，正经的闹剧对于此等不入流的闹剧也只能叹为观止，自愧不如。 窃国大盗毛泽东寿终正寝的时候，给自己的子孙后代遗留下了两笔巨大无比的财富： 一、公开的、最无私、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神位； 二、绝密的、最大的、天文数字的私有财产。 毛主席遗留下的公开的、神圣无比的神位，使得毛主席的后代在任何号称无产阶级革命的组织中都具有无与伦比的地位，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毛主席遗留下的绝密的、天文数字的私有财产，使得毛主席的后代可以永远永远住在不惧风雨、没有寒暑差别的别墅里衣食无忧地生活，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 为了放置毛主席的死尸，毛主席的政治领域继承人花费巨额中国人的民脂民膏给毛主席建立了一个巨大无比、坚固无比的神殿——毛主席纪念堂，放在北京市的市中心、游人众多的天安门广场供人们瞻仰、朝拜。表面上号称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高尚的人、一切为了无产阶级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毛主席，而实际上却是以权谋私搜刮并秘密拥有最大私有财产、二奶、三奶、X奶的俗人、小人毛主席，死后仍然继续蒙骗世人。这真是滑稽之至、荒唐之极的事情。 中国有句可悲的政治生态格言：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古时国小，比之现代中国，土地之大小差异，无异于小鸡比大鹅；人口数量之多寡差别，无异于一手所抓可做项链的珍珠数比之小米数。公元263年，蜀国有94万人口；1976年，中国有93717万人口（尚不包括台澎金马、香港、澳门的人口）。毛泽东这么一个史无前例、空前也许绝后的巨型窃国大盗，被誉为“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完全合乎“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的逻辑发展规律。实在令人感到中国文化中不辨是非真假弊端的可悲。 20.5.1  孙中山严词拒绝“万岁” 福建光复不久，孙中山乘回广东之便，坐联鲸号军舰到福建看看。 1912年4月20日，孙中山先生及其随员到达福州，船泊马尾，都督孙道仁上船迎接，请孙中山先生下轮船，换坐“甲板”船到南台登岸。孙中山有些生气地说：“刚才江面小船有‘欢迎孙大总统’、‘孙大总统万岁’的旗语，太不成话。共和国的总统卸任就是平民了，怎么还可称总统？至于‘万岁’两字本是封建专制皇帝硬要手下的官民称他的。我们革命的先烈为了反抗‘万岁’，牺牲了多少头颅？流了多少血？我如接受这个称呼，如何对得起许多先烈呢？如不取消，我不能熟视无睹，我不下船！”孙道仁惊惶谢罪，即叫随行人员把那些旗都改为“欢迎孙中山先生”，这样孙先生才出舱换甲板船进城。 20.6  沁园春•毛泽东本纪 毛泽东喜欢写诗词，打仗间隙也写。1936年2月，毛泽东写了《沁园春•雪》：“……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鲁迅先生在《捣鬼心传》中说：“打仗时做诗，虽若与治国平天下不相干，但在莫名其妙中，却能令人疑为跟着自有治国平天下的妙法在”、“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 ，真是具有非凡哲学意义的箴言。 鄙人在2002年撰写《国家养生学》的时候，为了方便对比历史人物的得失，以沁园春词牌写出了一系列高度浓缩历史人物一生的史诗，比如《沁园春•诸葛亮传》、《沁园春•李世民本纪》、《沁园春•洪秀全本纪》、《沁园春•毛泽东本纪》等。随着对历史人物研究的深入，史诗不断修改。下面把《沁园春•毛泽东本纪》给读者一阅： 渺小人物，参加共党，走向显赫。煽穷人造反，建国中国；偷越贵阳，逃脱围捕。感谢日寇，增长实力，打败了民国政府。最荒唐，侵略大韩国，民殃国祸。 政治运动肆虐，给中华民族灾无数。假反右运动，智者缄口；三面红旗，饿殍何多。撒钱外国，乱建别墅，民脂民膏三线腐。最残酷，文革十年难，罄竹难书。 读者若是全面阅读了本书，理解我写的《沁园春•毛泽东本纪》就应该没有问题了。 2008年4月初，我将上述《沁园春•毛泽东本纪》发表在聚友网我的空间（http//:www.myspace.cn/bolang100）博客上。视毛泽东为偶像的网民治敏，我劝他不要崇拜毛主席，结果他不但不接受我的意见，还写了一篇与我写的《沁园春•毛泽东本纪》针锋相对的《沁园春•毛泽东本纪》。下面是治敏写的《沁园春•毛泽东本纪》： 伟大人物，缔造共党，共和显赫。携穷苦民反，创新中国；巧越贵阳，智脱围捕。打击倭寇，增长实力，打败了独裁政府。最自豪，抗击美帝国，消弥国祸。 不畏列强肆虐，起中华英雄不胜数。妖魔不敢动，鬼蜮缄口；三面红旗，成就多多。援助友国，何来别墅?今朝官僚最贪腐。除酷吏，文革排万难，青史可书。 阅读了上述两篇不同作者写的《沁园春•毛泽东本纪》，读者当能够更好地体会毛泽东的真相是多么渺小，毛泽东的假象有多么伟大。                                                                       附录1 大旱与地震的关系 ——耿庆国经验公式——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中国成都西北边的汶川发生了8级大地震，造成了8万以上的人员死亡损失，令我痛心不已。我借此空间，介绍一点我从海洋出版社1985年版、耿庆国著《中国旱震关系研究》中学到的地震成因和地震预报的知识，以及耿庆国在1974年至1976年预报华北地区地震的结论和实际结果，希望人们能够正确理解和应用旱震关系预报地震、预防地震，减少可以减少的损失。 地震，作为地球内部（特别是地壳和上地幔）矛盾运动的结果，直接的因素是地应力的集中所致。耿庆国经过研究后认为：在大地震的孕育过程中，不仅有力学过程存在，而且同时伴随有热、电、磁等物理化学过程存在。在孕震过程中，在震源体积内及其前兆异常场区域中，可能有由地下放出的热能、电磁能、化学能以及载热、载电的物质流上升到地表，这些都可能造成了低空大气的异常现象。而地下旧有的断裂带和断裂带在孕震过程中产生的微破裂，有可能提供地下物质和能量上涌的通道。即在大地震孕育过程中，由于地热增高，使近地面出现干热特征，导致空气中水汽含量大大降低，平均绝对湿度变小，从而不但改变了云的状况，而且由于根本缺乏水汽条件，而不易产生降水；出现了地表面的干旱局面。孕震过程中造成干旱的原因，除地热变化这一根本原因外，地球内部电场和低空大气电场的相互作用，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综合起来简单一句话：大地震的孕育过程中会有气象效应存在，表现为大范围、长时间的干旱。量化来说——震前一至三年半时间内，包括震中区在内的广大地区出现的大面积干旱现象，不过是孕震过程中造成的气象效应，是孕震引起的气象变异。 通俗一点来比喻，地震孕育过程中的干旱气象，恰似女人怀孕不久出现的恶心呕吐现象。 旱区大小随震级大小而增减。震前旱区面积越大，旱后相应的地震震级越高。 耿庆国经过分析、处理中国大陆1956年至1970年间的41个大面积干旱后发生地震的实际资料，于1972年9月给出了有关震前干旱异常持续时间及大旱面积与地震震级之间关系的经验公式： Ms =1.5logT+3.5logS+0.5±0.5 Ms为里氏震级；T为干旱异常持续时间，单位为天；S为干旱异常区范围，即大旱区面积，单位10万平方公里（105平方公里）。 通过上述经验公式可以算出，如果干旱的时间是相对而言属于短时期的春夏秋连旱，那么发生6级地震所需的震前旱区面积为25.2万平方公里，发生7级地震所需的震前旱区面积为43.2万平方公里。 耿庆国关于旱震关系研究的结论及1972年给出的经验公式，在1972年华北和渤海地区113万4千平方公里大旱后，由1975年2月4日海城7.3级地震、1976年7月28日唐山7.8级地震、1976年7月28日滦县7.1级地震的事实进行了检验。 附录2 钟波给胡锦涛的一封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阁下： 您好！ 在您发表有关“八荣八耻”讲话即将一周年之际，鄙人给您提点意见。 您在去年3月4日全国政协民盟、民进联组会上说：“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坚持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简称“八荣八耻”。崇尚道德，很好。 但是“八荣八耻”排序第六位的“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配合不好，给我以螺纹形状不一或者螺距不一致的螺帽、螺栓配对的感觉——别扭，应该扩展为：“以诚实守信为荣、以弄虚作假为耻，以仗义疏财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若如此，则“八荣八耻”变为“九荣九耻”，做人的道德观念的集合更加完美。 上述意见，供您参考。 祝 愉快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钟波           2007年3月2日                                       附录3 毛新宇有责任 用法律为毛泽东讨清白 ——给毛主席的崇拜者支高招—— 香港《前哨》杂志2008年9月号转载《环球人物》刘畅的文章《汪东兴：毛泽东稿费上亿属造谣》，叙述了吴连登、汪东兴、张耀祠、刘元祥、郑长秋等毛主席身边的人非常气愤关于毛主席稿费的报道。 鄙人阅读了上述文章，决定给毛主席的崇拜者支高招，帮他们解除因为毛主席受到造谣污蔑而产生的心头之痛，否则，谣言不断流传，后果不堪设想。《前哨》杂志2008年12月号刊登了我的文章《毛泽东亿万稿酬追踪——毛新宇有责任用法律替阿爷讨公道》（此乃该杂志社所命名，我投稿原名为《给毛主席的崇拜者支高招》）。我支招的核心，就是让毛新宇拿起法律武器，为毛泽东讨清白。 进入2009年，我还没有听到毛新宇采取法律行动为毛泽东讨清白的消息；而翻阅《党史天地》杂志（中共湖北省委主管）2008年第11期，看见了陈贻林的文章《毛泽东稿费究竟有多少》，最后一段是这样的：“从汪东兴、郑长秋、吴连登三位同志的回忆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基本史实：一是毛泽东稿费的准确数额是124万元人民币；二是“文化大革命”中在国内出版的“毛著”与全国的著作人一样，没有分文稿费……” 我个人研究历史，依托在北京的国家图书馆为资料库，写出了史书《毛泽东：假象与真相》，由香港的夏菲尔出版有限公司于2008年11月出版了。后来增加了一些内容，改名为《毛泽东的假象与真相》。两书中与毛主席的存款直接有关的内容都有三小节：1.3《毛主席的存款惊人》；1.4《毛主席的富豪行为》；2.1.4《毛主席违规违法收取版税、稿费》。 从上述三小节内容，不难看出多年以前——2004年的时候，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主办的《党史文苑》杂志发表《毛泽东亿万稿酬的争议》，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河北省中共党史学会主办的《党史博采》杂志发表《毛泽东亿万稿酬处置内幕》，以及广州日报报业集团主办的《老人报》发表《关于毛泽东稿酬的争议》，等等，产生了多么严重的后果。 为了毛主席的真实形象不受造谣污蔑，建议毛主席的崇拜者拿起法律武器为毛泽东维权，控告刊登过关于毛泽东亿万稿酬处置内幕的书籍、报纸、杂志、网页，由法院审理后作出公平、公正、公开的判决，昭告天下，这比一帮老人访谈而来的辟谣文章，所得出的基本史实要有力得多了。 鉴于一般毛主席的崇拜者作为原告身份不够，应该请毛泽东的子孙后代出面为祖宗维权，毛泽东的孙子毛新宇博士作为原告最为合适。 现在已经不是无法无天的毛泽东时代，而是实行依法治国的改革开放时代，所以请毛主席的孙子毛新宇博士放心，虽然他那位权倾天下、一掌遮天的爷爷毛泽东已经死了三十多年，但是只要他的祖宗毛泽东清白，中国的法律就不容许别人诬蔑他祖宗毛泽东的清白。 毛新宇博士有责任采取法律行动，为已经去世多年的毛泽东主席讨清白。 我是一个历史研究者，希望看到历史真相，这样我写出来的历史书才能没有硬伤。 （钟波2009年2月1日于北京） 后语： 劝世良言——谴责害人大虫毛主席 一、毛泽东的死亡与中国人的解放 二、毛主席是人吗？ 三、被害人大虫毛主席祸害的人类 四、三点建议 一、毛泽东的死亡与中国人的解放 1976年9月9日，超级骗子、超级奴隶主毛泽东死了，中华大地上被毛主席奴役了二十多年的九亿多中国人，开始走向解放自己的艰难历程。有人说，将毛泽东死亡之9月9日定为中国人民解放日，我看也未尝不可。 毛泽东死后不到一个月，10月6日晚上，华国锋在叶剑英、汪东兴、李先念等人的强力支持下，采取断然措施，将毛泽东的妻子江青、侄子毛远新抓了起来，同时还抓了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华国锋的此一行动，使得毛泽东的遗愿——华国锋适时自动退让，让毛远新当中共中央主席，延续心照不宣的毛家王朝——落空了。切断毛氏王朝的延续，为中国人走出毛泽东时代的桎梏做出贡献，华国锋居功至伟。10月7日，华国锋正式坐上中共中央主席的宝座。 但是，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新一代中共中央，却于10月8日决定在天安门广场建立庞大、坚固的毛主席纪念堂，将毛泽东的死尸隆重供奉起来，使得毛泽东的阴魂依附在死尸上登上了随时可以借尸还魂的神坛。既得利益的奴才们，继续制造、散发崇拜其主子毛泽东的迷雾，使得毛泽东害人迷雾经久不散，限制、阻拦中国人的解放事业，直到三十多年后的2009年春天，仍然如此。 1977年8月，邓小平阻拦已经决定的延续此前几年招收工农兵学员的招生制度，恢复废止了11年的大学、中专招生以考试成绩为主的招生制度。恢复高考，使得无数的年轻人得到了通过认真学习文化知识解放自己的机会，邓小平居功至伟。 平反毛泽东时代留下的、堆积如山的冤假错案，胡耀邦居功至伟。 支持农民解决温饱问题的措施，支持农民走出公社化体制的樊篱，使得几亿农民逐步脱离公社社员的奴隶身份，赵紫阳、万里功不可没。 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第十七条出台，取消了作孽五十年、令正常人闻之胆寒色变的反革命罪。这是中国人自我解放的重要里程碑。从此，层层严密包裹的大量历史真相，如同化石上覆盖的泥土被长年月久的风雨侵凌，逐步暴露出来了，有心者也可以以比较放松的心态进行研究了。如果仍然有反革命罪如同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中国人头顶，我绝对不敢研究毛泽东时代的历史，更不敢撰写《浩劫史：毛泽东时代个人崇拜横行、政治运动横行、灾难横行》、《毛泽东的假象与真相》。 现在虽然很少有人胸挂毛主席像章，但是毛主席像其实比十年浩劫文化大毁灭期间更加深入民间、泛滥成灾，因为现在使用的1999年版人民币全部使用毛主席像为主图案，从1元到100元，6种纸币（1元、5元、10元、20元、50元、100元），每一张钞票上面都有毛主席像。恕我孤陋寡闻，我不知道人世间还有哪个国家的货币形象是如此单调统一、包含如此浓郁的个人崇拜意味的。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伟大成功，人民币走向了世界，毛主席像也走向了世界。2007年1月23日，我偶然发现我手中的100元人民币居然是2005年版，与1999年版的差别，就是多了防伪措施，也就是说更高级了。毛奴瞒天过海，通过中国货币这个载体，推动毛主席踏实地向万岁目标买进。 2009年3月20日下午4点，我在前门地铁站天安门广场出口被查扣，失去人身自由25个小时，原因是我外衣下面穿有闷雷衣（红色连衣筒裙，上面写有文字，通俗称呼是地状衣）。闷雷衣前面内容：“《毛泽东的假象与真相》无法出版，我的出版自由在哪里？我的人生出路在哪里？我的生活费来源在哪里？钟波2009年3月”。闷雷衣后面内容：“改革开放，平反了刘少奇、彭德怀等等堆积如山的冤假错案。改革开放，让九亿多中国人摆脱饥寒，获得温饱，走向小康。1976年，毛主席个人存款余额超过7600万元；湖南湘潭937600人，存款余额624万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赋予我的行动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均因为毛泽东死尸在天安门广场的存在而被束缚。 彻底走出崇拜毛泽东的迷雾，看清毛泽东的渺小真相，是中国人从思想上彻底解放自己的必由之路，任重而道远。 二、毛主席是人吗？ 人世间可能再也没有谁的生活方式像毛主席那样古怪了。 毛主席常说他“按月亮的规律办事”。有一次他与希望他改变生活习惯的保健医生徐涛谈论自己日夜生活规律不容改变的原因。 “你说老虎厉害不厉害？”毛主席问。 “厉害呀，有时还吃人。”徐涛答。 “老虎就是白天睡觉夜里出来，它也不见什么太阳，不是也很健康吗？”毛主席说。 由于毛主席按月亮的规律办事，这可苦了他手下的一大帮人。说不定三更半夜什么时候毛主席发出召唤，他们就得应召而来，聚在毛主席的床脚边开会，听毛主席坐在床上对他们发号施令。举例来说吧，1956年10月22日晚上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就是在毛主席的卧室，由背靠床头坐在床上的毛主席主持的。奉召而来参加会议的，除了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总书记邓小平，他们都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还有身份低一些层次的彭真、张闻天、王稼祥、胡乔木、田家英、吴冷西。 文革期间，每当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发表，都要欢呼游行，务求做到传达最新最高指示不过夜。三更半夜，市民们、农民们经常被震耳的锣鼓声和口号声冲消了睡意。觉多的人，只有感叹为什么“最新最高指示”总是在夜间发布的。普通老百姓无论如何想象不到，被灌输到他们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居然是按月亮的规律办事的。 毛主席按月亮的规律办事，生活起居、饮食、工作全无正常人的规律，按医学上一般规律，这种情形因为大脑皮层高级神经活动中枢的功能失调与紊乱，很容易导致高血压、溃疡病、心律失常或是甲状腺机能亢进一类疾病，这在医院中已是司空见惯的。可是毛主席却什么事也没有，而且身体强壮到七十多岁还可以畅泳浩浩荡荡的长江。保健医生徐涛感到不可思议。因为毛主席吃饭、睡觉时间没有规律，该吃的时候不吃，请吃饭次数多了还挨批评，卫士又不敢先吃，不少人得了胃病，因年轻顶了过去。但离开毛主席以后，有人的胃病根子会发作，马武义还得了胃穿孔，切掉三分之二的胃。而卫士从来没有听说毛主席有胃病。 像毛主席这样全无正常人类的生活规律，也不生人类独有疾病的动物，是人吗？毛主席到苏联不在贵宾别墅又宽又大的沙发床上睡觉，而是躺在地板上睡觉，是人吗？毛主席喜欢走没有路的野地，前面出现了带刺的荆棘也乐于走过去，是人吗？也许他根本就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条披着人皮昼伏夜出的害人大虫（害人虫之大者也。大虫也是老虎的别称，而毛主席推崇老虎、了解老虎、生活习性以及害人之残忍无情与老虎多有相似）。 与害人大虫毛主席一样习惯昼伏夜出的人形动物，是害人母大虫江青。 三、被害人大虫毛主席祸害的人类 受到害人大虫毛主席祸害的人类，除了二十多年在政治经济穷途末路中不断跋涉、撞墙的十亿以上（1949年底5.4167亿，1950～1976年共出生6.0948亿）中国人外，还有受到遵从毛主席命令的中国军队侵略直接祸害的一千多万韩国军民。 受到害人大虫毛主席祸害的人类，还有一百多万充当了毛主席侵略工具和炮灰的中国军人，还有为中国军人服务的中国民工；还有被中国军队打死、打伤的十六个国家[加拿大、美国、哥伦比亚、新西兰、澳大利亚、南阿联邦（现在名为南非）、阿比西尼亚（现在名为埃塞俄比亚）、英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法国、希腊、土耳其、泰国、菲律宾]参加联合国军反抗中国军队侵略的几十万人员。人类应该感谢上述十六个国家参与了联合国维护人类正义行动的军人。当然也不应忘记感谢瑞典、丹麦派出了医疗船，印度、挪威、意大利派出了医院到韩国，为联合国军服务。 害人大虫毛主席从物质上到精神上给中国人制造了罄竹难书的浩劫，下面两副对联都是画龙点睛式的表述： 三年自然灾害四年人祸灾害， 灾情重，重逾千里赤地 三个永远忠于四个无限忠于， 忠字舞，舞遍七亿神州 横批：千古浩劫 浩劫肆虐毛骨悚然， 四年人祸饿死五千多万中华儿女 祸水润泽东方大地， 八次接见激活一千多万破坏狂徒 横批：千古罪人 四、三点建议 令我纳闷的是，韶山毛氏族人对于毛泽东这么个与人斗其乐无穷、害人无数的害人大虫，似乎没有采取任何谴责措施，起码到现在2008年9月我还没有听说。如果我家乡姓钟的人里面出现类似毛主席这种害人大虫，我必然建议家乡的父老乡亲写明原因将他开除出钟家祠堂；在修族谱的时候将他的恶行适度描述一下表示谴责，以免将来再出现类似的害人大虫，丢钟家人的脸。 我在此郑重建议韶山毛姓人：把毛泽东开除出毛氏宗祠。对于我的上述建议，我相信1959年当面跟毛主席提了意见以后遭受来自毛泽东人祸更加严重灾难的众多韶山毛姓父老乡亲不会反对，1982年5月1日去世的毛特夫先生，也不会反对。 毛特夫的父亲毛新梅，比毛泽东年长7岁，毛泽东称他为“新梅六哥”。毛泽东曾说过，他与新梅六哥是“手足之弟兄”。毛新梅由毛泽东介绍1925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为共产党献出了生命。毛特夫1930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56年起任湘潭县县长，只因在1957年说了句“县委对政府工作包办得太厉害，以党代政是事实”，被打成毛主席捏造出来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右派分子”（荒唐的没有资产的资产阶级反动派之一），开除党籍、干籍，下放到湘潭县中路铺一个幸福院管食堂，每月仅发生活费15元。当时，毛特夫一家8口人，上有年近70岁的老母亲、中共早期烈士毛新梅的遗孀沈绍华，下有6个小孩，仅靠妻子杨静的月工资收入维持度日，因此家庭生活十分困难。后来，乡亲们将此事反映到毛主席那里。据说，毛主席听后感到有些过火，便自言自语道：“特夫是烈士后裔，怎么会反党！”停了停，又说：“不过，受受教育也好。”虽然毛特夫因为得到按月亮规律办事的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的特殊照射，每月工资升为64.5元，一家8口人的生活能基本维持了，但是一家人政治上陷入下贱种群的倒霉命运是逃不掉的。而在毛泽东时代，政治无处不在，随时触及人们的灵魂，有时也伤及人们的身体。在文革十年浩劫中，毛特夫头上增加了“叛徒”、“五一六”分子两顶无中生有的脏帽子。毛特夫的政治问题，直到祸害了亿万中国人二十多年的害人大虫毛主席死了一段时间以后，才于1978年得到平反昭雪，并恢复正县级待遇。但此时，他已经是一位半身不遂，身患多种疾病，年近古稀的老年人了。 我在此郑重建议中国共产党人：开除已经死了的毛泽东的党籍，收回对他的追悼词，与他划清界限。就跟1980年10月16日开除已经死了的康生、谢富治的党籍，撤销对这两个毛主席重用的杀手的《悼词》一样。 鄙人向中国共产党提出开除毛泽东党籍的建议，主要有三条理由： 第一条理由：毛泽东对中共组织的破坏，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1966年秋天开始，毛泽东视中国共产党章程为无物，肆意妄为，停止了整个中共组织活动一年多，部分地方甚至两年多。从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往下，数不清的共产党人受到迫害，无数共产党人被毛主席的红卫兵以及其他打手打入了地狱。有多少中共党员被毛泽东冤屈甚至迫害致死实在难以统计，应该清算毛泽东的反共产党罪行。 第二条理由：毛泽东的权力主义言论与行动，对中共形象的破坏是非常严重的。1967年1月22日，几乎所有毛泽东统治区的报纸，同时刊登经过毛主席审阅并挂名《人民日报》社论的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该文的核心“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权，就没有一切。千重要，万重要，掌握大权最重要！”言简意赅地写明了毛泽东思想的实质——权力主义。毛泽东的爪牙们为了夺权而采取的祸国殃民暴力行动，罄竹难书，受害者中国共产党何必替毛泽东背黑锅呢？ 第三条理由：毛泽东践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造成严重的祸国殃民后果，使得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形象如同抹上了一层臭污泥的大熊猫，难免令人生厌。难道中国共产党不想尽可能洗去身上的污泥吗？ 像毛泽东这种为了个人的权力不惜践踏一切人间道德，践踏党纪国法，简直无恶不作的唯我主义者、权力主义者，继续留在中共党内，中国共产党不难受吗？ 对于我的关于开除毛泽东党籍的建议，我相信经历过毛泽东时代浩劫的广大中共党员中的绝大多数在内心深处会赞成，我相信中国共产党的大人物刘少奇、朱德、彭德怀、贺龙、陈毅会举手赞成，被迫自杀的原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卫恒，也会举手赞成，被打死的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会举手赞成，被迫害致死的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海军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会举手赞成，侥幸度过浩劫岁月的中共小人物毛特夫、慕生忠、德吉金刚、吴成德，会举手赞成，1975年4月4日先被切断了喉管、挑断了声带，然后再遭到枪毙的中国共产党烈士张志新，肯定也会举手赞成开除毛泽东的党籍……。虽然没有身历毛泽东时代浩劫，但是在天之灵能够感受到自己的坟墓、家人在毛泽东时代受到折磨痛苦的中共早期领导人李大钊、彭湃、瞿秋白，我相信他们也会赞成开除毛泽东的党籍。 总而言之，中国共产党应该与毛泽东划清界限，只承担自己的责任，不要再头顶着害人大虫毛主席负重前行。像毛泽东这样反共、反人类的害人大虫，开除他的党籍，无疑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最佳选择。 我在此郑重建议地球人：不要崇拜毛泽东，要严厉谴责毛泽东。只要简单看看毛泽东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人情人性、法律道德、工业农业、军事外交、食住行玩、茶烟酒色等诸多领域的所作所为，您当明白他不但不值得您崇拜，而且您有充足的理由谴责他。 在政治上，毛泽东明面上要求实行“以阶级斗争为纲”，迫使中国人斗中国人没完没了；毛泽东骨子里实行“以崇拜毛主席为纲”，凡是不崇拜毛主席的人和事，必然受到收拾，受到打击。由于毛泽东长期实行以权谋私的以崇拜毛主席为纲，祸国殃民的政治运动层出不穷，摧毁了成千上万上亿中国人的爱国之躯，伤害了亿万中国人的爱国之心。 在经济上，毛统区十亿以上中国人长期穷困艰难度日，而毛泽东富可敌国。 古时候中华大地上的“国”，绝没有上亿人口的大国，几十万人的国不算小，上千万人的国不多，公元263年蜀国投降魏国的时候，蜀国人口才九十四万。1976年彭德怀、毛泽东家乡湖南湘潭人口937600，储蓄余额才624万元，全县个人存款不到毛主席个人存款7600多万元的百分之九，人均6.66元，不到毛主席个人存款的一千一百万分之一。1976年毛主席的存款超过同时期一千多万中国人的存款，成语“富可敌国”用在毛泽东身上毫无问题。 在思想上，毛泽东尊崇并实行唯我主义：“盖我即宇宙也”、“宇宙间可尊者惟我也，可畏者惟我也，可服从者惟我也”。唯我主义者毛泽东，奴役了十多亿中国人的思想，镇压了百万“反革命分子”，打倒了五十多万“右派分子”，打倒了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贺龙、许光达等等无数的中国共产党人。1976年4月清明节前后，一些中国人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发出了悲痛的呐喊：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这十个汉字，言简意赅地描述了毛泽东时代二十多年浩劫中成千上万上亿毛统区中国人的思想生存状况。 在文化上，毛泽东毁灭中国文化，由毛泽东的“思想”和“著作”独霸神州大地。古人云：士可杀而不可辱。在毛泽东思想奴役下，毛统区内无数的读书人所得到的羞辱罄竹难书，使他们生不如死，很多很多人选择自杀以结束这种看不到尽头的屈辱人生、黑暗人生，比如，大文人老舍、傅雷、范长江，大科学家赵九章、张宗燧、陈景润，小“右派分子”敖乃松、陆浩青、张沪，鄙人家乡墨池村的文人卢怀光，…… 在人情人性上，毛泽东对身边诸多得宠的女人送钱买笑，对遇到天崩地裂灾难的几十万唐山人一毛不拔；毛泽东造成四年时间五千多万人饿死而不悔，主宰十年人间浩劫而自诩为人生两大成就之一。 在法律道德上，毛泽东无法无天、无道无德，顺毛者未必昌，逆毛者难免亡。1959年8月，祸国殃民的毛泽东用捏造的罪名打倒了忧国忧民提意见的彭德怀。1968年10月，毛泽东以权势为主、捏造的材料为辅完成了打倒多年同事刘少奇的党内手续。彭德怀、刘少奇均被毛主席迫害致死，死得很惨，死前没有亲人送别，死后被毛主席的爪牙改名火化。 在工业农业上，毛泽东指挥全民大炼钢铁、深翻土地、过度密植，蠢到极点，祸害六七亿中国人进入长期空前大饥荒，拉大中国与世界文明的差距。 在军事上，毛泽东无法无天而又缺智少谋，遥控指挥中国军队侵略韩国，受到联合国军屡次反击还不思悔改，大量耗费中国人的生命、财产做极端缺德反人类的事情。 在外交上，毛泽东鼠目寸光，缺德之至、低能之至。毛泽东无视联合国宪章，藐视联合国的存在，把执行联合国公务的联合国军污蔑为侵略者；在自己已经当上了侵略者的前提下，藐视联合国关于停火谈判的决议，结果实至名归戴上了侵略者“桂冠”，长期孤立于地球村人类社会。 在食住行玩上，毛泽东耗费巨量民脂民膏。如果中国人的知情权不被剥夺、蒙蔽，知道在几亿中国人穷困至极的时候毛泽东如此奢侈享受，足以令他们怒发冲冠。 在茶烟酒色上，毛泽东恣意妄为，贪得无厌，其以权谋私贪享受的行为与其大公无私的假象反差极大，令人瞠目结舌。 总而言之，毛泽东是一个谎话连篇、好话说尽、坏事做绝、欺世盗名、欺天罔人的千王之王，他给地球人制造了巨大的灾难，给中国人制造了巨大灾难，给湖南人制造了巨大灾难，给湘潭人制造了巨大灾难，给韶山人制造了巨大灾难，给韶山毛姓人制造了巨大灾难。因此，韶山毛姓人应该谴责毛泽东，韶山人应该谴责毛泽东，湘潭人应该谴责毛泽东，湖南人应该谴责毛泽东，中国人应该谴责毛泽东，地球人应该谴责毛泽东，大家都应该谴责毛主席这条日常生活昼伏夜出、自称按月亮规律办事、自称与人斗其乐无穷、实际上祸害了成千上万上亿上十亿人类的害人大虫。 2008年7月5日，“杜莎夫人”蜡像馆柏林公展首日，进入该馆的第二个普通参观者不顾阻止，让阿道夫•希特勒蜡像身首异处，以抗议这个纳粹头目“现身”德国。柏林市议员弗兰克•齐默尔曼为这个男子汉的行为叫好。他说：“掉了脑袋的希特勒蜡像才是件艺术品。”德国法律规定，在德国艺术美化希特勒是违法行为。 希望中国人向德国人学习，深刻反思自己的“伟大领袖”对人类的祸害。 令人遗憾的是，2008年一些中国人却正在制作地球村最大的毛泽东塑像。长沙正在建设中的巨大毛泽东塑像，工程总建筑面积2300平方米，雕塑长、宽、高分别为83米、41米、32米，雕塑采用钢筋混凝土框剪结构，外表材料为花岗岩石材。巨大的毛泽东塑像，将艺术化体现毛泽东风华正茂、指点江山的伟人气概。 呜呼哀哉！！！一些当了二十多年毛奴的中国人，以及毛奴的后代，不但没有深刻反思毛泽东对人类的祸害，反而进一步制造毛泽东的伟大假象让世人盲目崇拜，实在不该啊。 希望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地球人谴责毛泽东比谴责希特勒更加强烈，因为希特勒对人类的祸害与毛泽东相比只是小巫见大巫而已。                                                 2009年3月29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