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音乐彰显美善——香港善乐堂林国璋牧师访谈（上）

林国璋简历 林国璋牧师，一九六一年生于香港。自小热爱音乐，先后考取英国皇家音乐学院八级钢琴，八级大提琴，八级声乐及八级乐理。十一岁念小学五年级时，在一次夏令营上决志全时间奉献作传道人。一九八零年受洗加入教会，一九八二年入建道神学院学习，一九八六年毕业任香港潮人生命堂教师，一九八七年任顺天基督徒团契教师，一九八九年任基督教从基堂传道，并入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学组进修。一九九二年，继续在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学习。一九九五年，任圣公会圣彼得堂宣教主任、圣公会主诞堂牧师助理。 一九九七年，林国璋在筲箕湾开创基督教善乐堂，二零零三年三月二日，被按立为牧师。善乐堂从林家一家三口开始，在十二年后发展成一家拥有一百多名会友的中小型教会。这间教堂堂聚集了一批音乐家会友，在圣乐事工方面做出显著成绩。善乐堂多次举办大型的圣乐演奏会，参与香港的许多布道会、圣诞晚会和音乐会的演出，并出版过多张原创的赞美诗专辑。善乐堂的会歌《祝福这地》中指出，他们的理想是“以音乐彰显美善”，因为“神本为善”，所以要“以神为乐”。善乐堂的异象是藉着音乐将人带到基督面前。而“善乐”之“乐”，既是“音乐”之“乐”，又是“快乐”之“乐”，正如林国璋牧师所言：“我深信，一切的美善皆源于上主，并且，我们信了耶稣，应该是快快乐乐的，于是便以‘善乐’为名，开始了善乐堂的事奉。”林国璋牧师还成立了专门教授残障孩童音乐的“Puzzle Group”，组建善乐弦声四重奏，及担任显理中学合唱团指挥，并先后在中华神学院及浸信神学院兼任讲师，希望藉音乐传扬基督救世的福音并爱与和平的信息。 在香港基督教界，朱耀明牧师是参与民主运动的先锋，天安门屠杀之后积极投入“黄雀行动”，救助大批流亡的学生领袖和知识分子。而林国璋牧师则是更年轻的一代牧者中最具六四情结的一位，当年他是中文大学的一名学生，作为香港大学生的代表，赴天安门广场赠送帐篷等物资。他曾经在天安门广场上住宿过一夜，在枪响之前三天因事返回香港，大屠杀遂成为他心中永远的伤痛和牵挂。今天，他的手机号码是“81008964”，教会办公室的电话号码是“25608964”，传真号码是“25138964”，在对数字的记忆的背后，更是对那些逝去的生命的怀念。同时，善乐堂接纳了多位泛民主派的议员和公共知识分子基督徒，如刘千石、黄毓民、程翔等人，并多次邀请支联会主席司徒华等人前来分享信仰经历。可以说，善乐堂是香港最为开放、最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的独立教会之一。 我与林牧师的相识，是在二零零五年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举办的基督教文化月的活动上，当时我被邀请担任讲员。在我的演讲之后，林牧师提了几个相当尖锐的问题，会后我们有了进一步的交谈。后来，我和方舟教会的传道人张前进弟兄应善乐堂的邀请再度访问香港，在林牧师的精心安排下，一周之内我们访问了香港的许多教会、神学院和机构，对香港教会和基督徒有了比较深入的认识，同时有机会向香港的弟兄姊妹分享我们的信仰历程和大陆当下的宗教信仰状况。再后来，林牧师与善乐堂的弟兄姊妹一起到北京访问方舟教会，并在音乐方面提供许多指导。此后，善乐堂成了方舟教会在香港最为亲密的兄弟教会。这几年来，我看着善乐堂一步步的成长，为他们高兴并感恩。善乐堂的成长模式和林牧师的牧养模式，非常值得中国大陆及华人世界中的教会和牧者学习。每次到港，我都会安排时间与林牧师见面并摆放善乐堂。二零零九年七月，我在途经香港期间，与林牧师有了几次长谈，最后一次甚至是在林牧师送我去机场的路上，遂整理成此文。     我今日成了何等人   余杰：跟每一个基督徒或者牧者谈话，都是从分享个人的见证开始的，而个人的见证是最能激励他人的。 林国璋：一个陌生人跟另外一个陌生人，分享个人化的经历，有什么意义呢？我首先想到保罗的话：“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我不愿强调我的家庭背景或我个人如何奋斗和上进等，因为这样做，或多或少会将神的恩典模糊了。但如果只讲神的恩典，可能让人觉得故作属灵。我希望在两者中取得平衡，希望从我这个平凡人身上，看到上主不平凡的恩典。我内心有这样的使命，每个人都应该有责任去让以后的人生活得更美好。每个人都有责任去为这个世界，增加一点欢乐，减少一点痛苦。 回顾我的人生，教会对我的影响大过家庭对我的影响。我在柴湾徙置区长大。我父母是五十年代末移居香港的，那时大陆人到香港相对比较容易，边境管理宽松。一时间，很多大陆移民涌入香港，香港人口剧增，原有的住宅和公共设施不胜重荷。一开始，许多人只能居住在棚户区，甚至有人露宿街头。 余杰：我在读有关香港历史的书时，看到了对这段历史的描述。当时香港的许多建筑在日据时代遭到破坏，而战后港府实行租金管制，发展商不愿投资兴建新楼宇。结果，新移民根本没有房子住。一九五三年圣诞夜，石硖尾棚屋区发生了一场大火，令五万多人一夜之间失去家园。这些住户大都是由大陆来香港的新移民。于是，港府开始关注此严峻问题，开始兴建一批徙置大楼供新移民居住。被称之为“屋村”的租金便宜的公共房屋，成为香港中下阶层的主要定居之所。这种房屋一般是一大家人分配一间，一间只有十多平方米，浴室和厕所是公用的，极为简陋挤迫，但比起原来的棚户来已经是极大的改善了。 林国璋：是的，我们家正是在大火之后迁入政府的屋村。那时，社区里有很多教会办的学校，教会也向居民提供廉价的医疗服务。我住在柴湾二十五座，天台有两所小学，永德学校和宣道小学。隔壁二十四座楼下，是天主教的海星学校，第二十三座天台是信义会的信爱幼稚园，地下是信爱学校。我就是从这所有“柴湾圣保罗”之称的幼稚园和小学毕业的。我家中有五兄弟姊妹，其中四位都是“信爱”毕业的，只有二姐是在第二十二座天台的生命堂小学毕业的。 有一次暑期圣经班，我大哥到生命堂聚会，然后我们全家都去，从此与生命堂结下了不解之缘。我们是客家人，这家教堂的成员多是潮州人，所以父亲虽然三十年间常去教会，但还是没有扎根下来，没有跟教会的会友产生密切关系，也没有受洗。后来，在我开拓了善乐堂之后，父亲成了善乐堂的会友，并在善乐堂受洗，前两年父亲过世，善乐堂还为他举办了追思礼拜。 余杰：那时的生活固然贫苦，但比起大陆的饥荒和血雨腥风的政治运动来，安宁的香港简直算是天堂了。香港摄影家余伟建便专门拍摄过正在消失中的屋村生活，他说：“那时的孩子们都跑到户外游戏，与兄弟姊妹或者村里的小朋友，在山边、球场、游乐场、街道、走廊、楼梯间，以至升降机前的空地上玩耍。屋村给予他们的最美好回忆，都集中在这些空间。”他还引用香港作家李孝聪的一段回忆：“在屋村成长，毕业后开始工作，然后结婚，迁入私人楼宇，这似乎是我们这一辈大部分人的共同经历。”作为六十年代在香港出生的新移民家庭的孩子，童年记忆大都是从屋村中开始的。 林国璋：是的。那时父母忙于生计，跟孩子在一起的时间少。我们差不多是在教会里成长的。教会的导师大部分来自于建道神学院，这也使得我日后萌发了上建道念书的想法。他们都还是年轻的神学生，有强烈的宣教心态，也影响我从小便对宣教和差传有了概念。比如陈映灵牧师，他当时还在建道念书，在我的教会实习四年，整个周末，无论是团契、主日学、诗歌班、晨更会和主日崇拜等，都是他“一脚踢”的。他唱诗歌很好听，也拉得一手好的手风琴。还有教会的彭悟牧师，他经常探访弟兄姊妹，关心他们的需要。 每年教会学校都会举办夏令营，几个不同地方的分堂聚集在一起，还有培灵会、奋兴会等。一九七二年，我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便在夏令营上决志说，我要当传道人。 余杰：中学毕业后，你首先便选择念神学，而不是其他实用性的科目吗？ 林国璋：其实，一开始我并没有决定念神学院。当时，许多人看不起念神学院的人，认为他们是因为学业不好，上不了一般大学，才跑去念神学院，因为神学院门槛低，政府不承认学历，但毕业后在教会里可以得到一份工作。我的学业不错，不愿被人认为是这样的，所以我想先念一个一般的学位，再去念神学院。 我原来的计划是去美国夏威夷大学念社会学。一九八一年，夏威夷大学录取了我，我准备好材料去美国领事馆办理签证，但两次都没有批准。主要是因为我的父母都是低收入人群，我拿不出材料来证明我与香港有“强大的经济联系”，不能保证我学成之后一定会回香港。第二次被拒绝的时候，我的心里反倒很平安。我有一位同学去了七次才批准，但我决定不去第三次了。我发现，这是上主的安排，是上主不让我先去美国读书再回来念神学，而是要让我一毕业就进神学院。我有一个好朋友，我们一起立志要念神学的，他比我先一年去夏威夷大学，后来念到经济学博士，在那边有了很好的发展，便不回来了。我想，假如当年我去了美国，以后也很可能不回来了。上主借助美国领事馆的签证官之手，让我留下来学神学。后来，我结婚之后，去美国旅行，这才再次去美国领事馆申请签证，结果批准我十年多次往返的签证，我此后去过美国两次。可见，上主在我的身上有他美妙的计划，上主的计划超过人的计划。 余杰：你那么小就决志要全职奉献了，那时你是怎样做出这个决定的，你有没有理解这是什么含义？ 林国璋：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因为从小在教会学校念书，在这个氛围内长大，把自己视为教会的一份子。四年级的时候，我每周都参加教会的礼拜，除了学校的团契之外，还有教会的团契，很多时间都花在礼拜和团契之中。我对音乐的爱好也在教会中被发掘出来的。     余杰：那个时候，家庭条件并不好，家中当然不可能为你买一台钢琴。我听说过许多穷人家的孩子都有一个遥远的钢琴梦，我想那也是你的梦吧？ 林国璋：记得念小学一、二年级时候，我努力学习看简谱，自己发明了七个符号去记音，例如画一朵小花在“4”旁边，提醒自己这是唱“Fa”音。家人知道我喜欢音乐，但根本没有想到我会去学音乐，也没有能力在这方面帮助我、满足我。今天很多跟我学钢琴的学生，家庭条件优越，他们反倒不很珍惜学钢琴的机会。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一位很疼我的表哥，送我一台只有十二个音的“钢琴”，已经使我爱不释手。那台钢琴只有白键，“黑键”是涂上去的，不能发声。那时我用一只手指去弹很多诗歌。到我念小学四年级时，爸爸送我一台有二十三个音的电子琴。令我雀跃的是，那些黑键是突出来的，我终于可以弹那些半音了。惟一担心的是电池是常换的，更担心它会经常失灵，幸好教会有一个大哥哥是懂得修理的。 我成长的教会，从不缺乏司琴。因为教会的彭悟牧师很会发掘人才，交给当时的小学校长刘斯华负责教授钢琴。一个发掘，一个栽培，可谓“最佳拍档”。我一直想学琴，却又害羞不敢向校长提出，这样的心理状态持续了五年。一直到我念中三那年，在一次音乐会上碰到校长，才隐晦地向她提出想在放学后到教会练琴，校长答应了。三个月后，我又向校长提出跟她学琴的心愿，这样才开始我的钢琴岁月。我学琴很迟，后来我会对学生说：想学琴永远都不迟。 余杰：我在威斯康星大学做访问学者的时候，曾经住在一位美国老太太家。她六十岁才开始学钢琴，现在七十岁，每天弹奏，如同行云流水。让我感慨万分。作为一个穷人家的孩子，如果不是教会为你提供了免费学琴的机会，也许你的音乐才华就给荒废掉了。 林国璋：是的。小时候到教会，第一件事就是跑到钢琴边，轻轻一托，看看那钢琴有没有被锁上。那钢琴通常都是锁着的，万一没有锁，那就好极了，可以乱弹一通，直到有人发现和制止。想不到这竟成了我的“童年阴影”。到了今天，我仍然害怕琴键是盖上的。现在我的习惯是，不论家里的钢琴，还是教会里的钢琴，都是长期打开的。我认为，教会不能锁上钢琴，将钢琴锁上，也就将人才锁上了。我发现，不少教会贴上告示说——“此琴专为崇拜之用”，这种做法我认为是不对的，因为钢琴没有足够的使用率，声音是不会出来的。让更多的人使用钢琴，于琴于人都是好事。我呼吁大家，若是可以的话，将那告示撕去，让更多的人使用钢琴，让人才可以发挥。我也希望大家多留意那些常走近钢琴的朋友，尽一切可能帮助他们，培育他们，不要害怕他们把琴弄坏了，而将他们赶走。 余杰：因为音乐的关系，你与教会变得如胶似漆了。 林国璋：是的。自中三那年开始，我不单学弹钢琴，同时还爱上了弹吉他。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有吉他在身边，有林国璋的地方，就会有音乐。本教会的音乐活动已经不能满足我了。那时候，我有不少同学是到宣道会北角堂聚会的，我也是跟他们一起去参加其中一个诗歌班（比拉迦诗班）的排练。那时的“北宣”，在北角云华大厦三楼。比拉迦诗班的指挥是吴大年先生，他对音乐非常严谨，诗班唱的诗，都是经他精挑细选的，有些更是他自己编排的。我记得他曾经有一次邀请我用吉他伴奏一首诗歌。我在那个诗班学到很多。 中五那一年，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在我的中学举行“工业学校歌唱比赛”，由于在彩排时，彼此听到对方在唱圣诗，知道大家都是基督徒，因而认识了“九龙工业”的黎嘉让和黄耀明，原来他们参加了青年归主协会的“欢乐之声”事奉。黄耀明更主动邀请我参加，介绍乐队的领班叶锡安先生跟我认识。记得第一次到中心彩排时，叶锡安先生正在洗碗碟，我完全没有想到一位钢琴大师居然如此谦卑。他的琴技，让我惊讶，因为我在教会看见人弹琴，通常只会在中央C附近的两、三个八度上下活动，叶锡安先生却可以在琴键上，上下左右挥洒自如地弹奏，让人叹为观止。我在那里学到的，不单是弹钢琴的技巧，更是对事奉委身的态度。乐队里的成员，后来有一半的人当了牧师。 与此同时，我又看见一些队员因离开教会生活的根，而在表演上的事业迷失了。因此，我呼吁一些布道机构和培训单位，圣乐事奉是不能离开教会的根的，我不希望机构在培训人才的同时，却摧毁了人才。有一个音乐机构的主管曾很兴奋地说：“我这里的八十人，是全香港教会的精英，因为我是从四个人中选上一个的。”我没有半点的羡慕，我却分享了我的异象：我希望每一间堂会都有自己的精英，自己的布道队，我们应该积极地去培训他们，巩固他们在教会服事的根基。 余杰：在华人教会界，音乐与神学分离了，既懂神学又懂音乐的牧者很少。在西方却不是这样，比如史怀哲，他既是神学家，又是音乐家，还是医生，深入非洲救人的身体，也救人的灵魂。我去过很多欧美的教会，他们的牧师在神学和音乐上都有极深的造诣，他们又都是一流的人文知识分子。可是，在华人教会中，此类有广博的知识积累和优雅的艺术修养的牧者却很少。这是华人教会的复兴的过程中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没有优秀的牧者，便没有稳固的教会。没有精通音乐的牧者，教会的圣乐事工便缺了一角。那么，在你的学习生涯中，神学与音乐有没有遇到过矛盾呢？ 林国璋：我刚进建道的时候，还比较天真，认为每个神学生都喜欢唱歌，精通音乐，后来才发现很多人都对音乐没有兴趣。但我有机会继续学习钢琴，二年级的时候还修了风琴课程。后来，还参与司琴，从周一到周五，每个早上的聚会都司琴，还有其他大大小小的聚会、祷告会、小组等。对我来说，这不仅仅是音乐工作，更是与他人的沟通和配合，比如，突然有人来请你司琴，他却没有准备好谱子，你还得立即找到谱子。比如，不懂音乐的同学，也听不出你弹得是好是坏，也就体会不出你为了准备这十分钟的音乐，练习了好几个小时的辛苦。作为司琴，还要思考如何让音乐在整个崇拜的活动中成为一个有机的部分，如何通过音乐让崇拜的气氛更加庄严与高贵。 后来，我还担任了合唱团的指挥。那时，音乐家费明仪（电影大师费穆的女儿）每周都来建道指挥合唱团。偶尔有不能来的时候，她便问：“有没有同学可以担任指挥呢？”有一位高年级的学长便大声回答说：“林国璋！”他有点捉弄我的意思。但费明仪立即说：“哪个是林国璋，好啦，你来指挥吧！”就这样，我开始了指挥工作。我对大家要求很严格，有些同学很欣赏我，也有人因此而臭骂我——原来他们可以漫不经心地利用这段时间看书，我却要求他们必须全身心投入。我在建道学习的四年，每天都与音乐有关，这也是对传道人的自信心的一种训练。 另外，我还跟一名美国宣教士的师母学了三年的风琴。这位师母非常耐心，虽然我时常出错，她也总是赞扬和鼓励。后来，我在教学生的时候，也学习她的这种忍耐和接纳，在老师的眼中，不应该有任何有关学生是“笨学生”，所谓的“笨学生”，只能说明老师没有尽心。 我念到三年级的时候，觉得压力太大，时间和精力不够用。有一次，简直想放弃学音乐了，便问师母说：“我的志向是教牧，是当牧师，是否还要继续学习音乐呢？”师母说，这两者并不矛盾，在美国的教会中，很多牧师同时又是音乐家，圣经和音乐就像两根拐杖一样。张棠牧师也告诉我说，懂音乐的牧师与不懂音乐的牧师就是不一样，会更有美感。他们的鼓励让我将音乐的学习坚持了下来。张牧师所说的“美感”确实很重要，学过音乐之后，对许多事物都有了一种审美的态度，教会中讲台如何摆放，我都有特别的感觉。     小教会的大使命   余杰：在开拓善乐堂之前，你在多家教会里都工作过，在这些教会里获得了哪些工作经验呢？ 林国璋：我从神学院毕业之后，在好几家教会工作过，最长的大约两年，最短的只有半年。坦率地说，有一些是负面的经验，所以，我在开始善乐堂的时候，努力将这些负面的经验转化为成长的动力。 当时，我是自己看报纸找工作，看有什么教会招聘传道人。应聘到一家教会，工作开展很顺利，但牧师不太高兴，认为我抢了他的风头。我在这间教会工作三个月之后，太太怀孕了，教友们都很关心我们这个家庭，牧师觉得被冷落，更不高兴。那时，我在教会讲到“九七大限”等问题，牧师说不能讲这些，会友会害怕的。 我离开这个教会之后两个礼拜，有四个牧师来找我去当他们的助理。我仍然去了一家圣公会的教堂，因为我喜欢圣公会庄重的仪式和音乐。第一年的时候，牧师放手让我工作，第二年的时候，便开始拦阻我，制造各种障碍。这里面有私心，因为牧师将教会看作他个人的领地，不愿让别人来染指，即便是聘请的助理。他需要的只是一名秘书，而不是充满热情的、有心推动教会发展的年轻传道人。还有一个问题是资历和代沟，四十多岁的那代人压抑二十多岁的那代人，这在教会中是常见的现象。后来我在《时代论坛》上还看到了专门讨论这个问题的文章。 余杰：这些经历使你产生了独自拓展一家新教会的想法？ 林国璋：我一开始并没有明确的目标要建立一家教会。一九九七年的时候，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夫妇二人购入一个七百平方尺的商业大厦单位，本想着是用来存放书本的，因为家里太挤迫了。没有想到，我的好朋友林俊牧师给了我一个挑战，叫我用那地方作开荒之用。他说，你一直是跟着人作牧养工作，未曾试过自己做开荒，为什么不尝试开拓一间教会呢？你所在的这个地区居住着很多新移民家庭，他们也很需要福音啊。于是，尽管当时孩子刚好两岁，准备工作似乎还没有做好，我还是接受了这个挑战，我相信这是上主借林牧师之口向我发出呼召，便由此开始了善乐堂的工作。 不久，我向政府注册了两间公司，一间是教会（善乐堂），那时香港的教会大都以公司的形式注册，因为担心九七之后教会的发展受到限制；一间是音乐中心（林氏音乐学习中心），我决定以教琴维生活，赚取生活费，与此同时，义务全职牧养教会。 余杰：这需要何等大的信心，因为不拿薪水的牧师很少。看来，上帝让你成为音乐家，最终还是让你能够更加忠心地为教会服务。 林国璋：我在崇基学习的时候，神学和音乐几乎是在一起的，在神学院的三年里，我选修了音乐系的一些课程。由于我经常在音乐系出现，很多同学以为我是音乐系的学生。那段时间，我还到许多教会司琴，一般每次只有两三百元的车马费，连买谱子都要七八十元，所以靠这点钱是没有办法生活的。于是，上主给我开了一条路，就是教学生钢琴，使我解决了生活费和学费的问题。神学院毕业之后，我想继续到音乐系学习，音乐系的主任对我已经很熟悉了，让我不经过考试便入学，一般人四年才完成的课程，我两年半就完成了。 老实说，教钢琴的收入比在教会拿的薪水多得多。我虽然不算是钢琴家，但自信还是一名好的钢琴老师。在圣公会的教堂工作的时候，薪水不错，每天五点便下班，有很多时间可以教钢琴，那段时间是我的银行存款最多的时候。在教会工作的薪水是一万五；但这部分收入，我如果教钢琴的话，只要十多个钟头便可以赚到了。后来我开拓教会的时候，便决定：以教钢琴维持生活，不从教会领薪水。 在善乐堂的十二年，我没有领取过薪水，但也没有匮乏过。我的银行存款经常只剩下一点点，前几天还收到银行的通知，说我的账户上的余额已经低于最低标准，要收取手续费了。因为每月要扣除这边房屋的按揭，扣完之后就所剩无几了。幸亏妻子是公务员，她的收入比较稳定，家里的一切开支都由妻子负担，使我没有经济上的压力。妻子对我没有经济上要求，默默配合我的牧养工作，对弟兄姊妹也非常关心，是一位好师母。 余杰：教会一开始的时候，一定有很多困难和挑战吧？ 林国璋：一开始的时候只有我们一家三口，没有会众。于是，我们努力从身边的人开始，我爸爸来了，我的堂妹林咏宜来了，我的一位大学同学梁臻阶来了，一些跟我学琴的学生和家长也来了。到了这一年的年末，我有机会去附近的会理中学当了半年的音乐及普通话代课老师，后来有十多位学生跟我来到善乐堂。教会就这样建立起来。 人多了，自然又碰到地方不够用的问题，每个主日早上，我都要将一些杂物搬到走廊去，以便腾出更多的地方来可以坐。最后，我们决定先购买同一座楼的一楼全层地方，那里有一千多平方尺，楼价是三百多万。那时，我们只有十几二十多人聚会，又以学生居多，哪里有钱可以买楼呢？于是，我们开始了大规模的筹款运动。短短半年间，就筹得一百多万，开始有了新堂聚会。 余杰：我参加过你们的敬拜，觉得很有特色，你们不受宗派仪式的限制，在音乐方面尤其出色。有些宗派的教会，传统的包袱太强，每个步骤都循规蹈矩，即便有创见的牧师亦只能缩手缩脚。你们不同，你们是一个新兴的独立教会，有很大的发展和尝试的空间。 林国璋：由于我们是一个独立教会，没有什么宗派教会规条所牵制。我在不同宗派的教会工作过，可以将以前在不同宗派所体验到的好东西都放进善乐堂里。于是，善乐堂有福音派比较看重的讲坛事奉，有礼仪教会优美的崇拜安排，有灵恩教会热切投入的唱诗，这些优良的传统平衡地在善乐堂中使用。相反，一些负面的事奉经验，我也极力避免发生，特别在一些权力的问题，我用耶稣的原则：“谁愿为首？就学做众人的仆人。”因此，我跟弟兄姊妹说，想知道教会谁的权力最大，看谁洗厕所就知道了。 我们善乐堂有一定的实验性，至今仍是如此。我们的仪式也经常在调整之中，而不是一个凝固化的模式。前段时间，我们全家去法国的泰泽机构退修了一个礼拜，从他们的崇拜中学习到了很多好东西。回来之后，我将他们的许多短歌翻译成广东话，在教会的崇拜中使用，大部分弟兄姊妹都很喜欢。我认为，教会应当有变化，有活力，在遵循某些传统的前提下，要善于吸收别人的好的经验。 余杰：这么多音乐人才，你是如何将他们聚集在一起的呢？音乐家都极具艺术气质，都很骄傲，个性张扬，互相轻视，这些特点都需要在教会中被打磨。你在教会里是如何教导大家彼此配搭的呢？ 林国璋：上帝让我学习音乐，一方面是让我的音乐技能在教会的服事中能够用到，另一方面让我利用教钢琴来维持生活，可以没有经济上的压力。上主让我先念了七年的神学再学音乐，我就懂得欣赏和发现教会中有音乐才华的会友，让他们的才华尽情地发挥出来。我们教会中有很多音乐家，我认为他们都比我好，比如唱歌的林思聪，比如写歌的林思汉。感谢神，让我有一种“每一个都比我好”的心态。神将一批音乐方面的人才聚集在这里，让我们有同工的机会，这是何等美好的一件事情。我们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一个人构不成一幅图画，只有大家加起来才是一幅完美的图画。我们追求的是融合，对不同的人才要有接纳和欣赏的态度。我还鼓励大家发挥其他方面的才能，比如写作，比如绘画等等。 在我们的群体生活当中，怎样才能有一个群体的见证，同时又保持每一个人的个性和独特性呢？教会不是一间工厂，把我们制作成一模一样的人。大家看善乐堂的乐手，每人都演奏不同的乐器，有钢琴、大提琴、小提琴和竖琴等。我们这个群体能够让弟兄姊妹的恩赐和个性都被发挥出来。也许有人很羡慕善乐堂有很多艺术家，当中有很多的恩赐。但当我参加别人的教会的时候，我也很羡慕。我愿意做“厨师”，将各种不同的味道调配在一起，去协助不同的演奏者发挥他们的特性。 我还经常强调说，要把教会当作自己的家，要彼此服事。比如，如果在教会中看到地上有一张废纸，是将它捡起来，还是假装没有看到，这个细节就可以看出来你有没有把教会当作自己的家。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别人对自己的关心，都希望被人服侍，享受服务。但如果我们都用同样的心态在教会中与他人相处，只想被关心，但问题是谁服务大家呢？人们会说，牧者传道应当服务大家。但我们也看到，现在很多牧者传道患上了忧郁症，原因是他们的付出与回应根本不相称。所以，如果大家认为牧者传道应当服侍大家，大家也应当用同样的心去服侍他人。我们的教会应当是彼此服侍、彼此相爱的教会。 余杰：我到过善乐堂多次，发现你们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家庭融合，因为是小教会，所以家庭的氛围特别强，让人感到很温馨。这就很像大陆的许多家庭教会一样——我很喜欢“家庭教会”这个名字，教会就应当像家庭一样。我不太欣赏美国流行的巨型教会的模式，动辄上万人的教会，过于追求数量。未来中国城市教会的主流模式，也许不是大型教会，而是中小型教会。像我们方舟教会也是这样，多年来，家庭与家庭之间建立起密切的关系，不仅是朋友、会友，更像亲人一样。媒体很关注那些大型教会，追逐着报道大型教会的规模和人数，却忽视中小型教会的存在，这种态度过于势利。其实，无论就服务社区而言，还是教友生命的建造而言，中小型教会都更有其优势所在。 林国璋：我们一开始便走中小型教会的路线。小教堂是否一定要发展成为大教堂呢？上主是祝福是否单单以人数为标志呢？我的看法不是这样。我们是年轻的教会，在规模上也是比较小的教会，但我们要善用上主给予的恩赐，我们同样可以成为美好的见证。 善乐堂有一些音乐人，但我们从来不以音乐人的教会自居。团契可以是一群志同道合、职业相近的人的组合，但教会不能，教会应该接纳所有的人。如果我们过于强调音乐方面的特色，就会拦阻没有音乐才能的人来教会。所以，我常常鼓励大家不要单单陶醉在“小圈子”之中，不同背景的会友要多交流，要有开放的心，要将陌生人都变成熟人。 我们全家都融入教会，包括我们的孩子，教会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我也不想将教会当作自己的财产，打上“林国璋”的烙印。我们教会成立十二年了，我今年也四十八岁了，如果工作到六十岁便退休的话，还有十二年。回顾已经过去的十二年，真是转瞬之间，未来的十二年很快也会如此过去。我希望教会能够装备好，香港有很多我们这样的小型教会，到了第二代、第三代就出现问题。中小型教会如何传承下去呢？关键就是要保持开放的心态，要不断让新人进来，让年轻人进来。不能永远只是创会时候的那几家人。我们既要有服务社区的意识，也要有拓展神的国度的大使命。 余杰：我在你们的年刊上看到近年来教会的财政情况，发现你们的财政并不宽裕，你们并不是一个“财大气粗”的教会，但经济的困难并没有影响到你们的事工与发展。可见，上帝的恩典永远是够用的。 林国璋：善乐堂是一所“贫穷”的教会，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教牧是义务的，即便如此，教会每月的收支多数是亏蚀，会友多是青年学生，又有一些新移民朋友、低收入家庭等。但这只是事实的一半，我们其实有一千万的资产。我们用两百零五万买的四楼，现在估价已值四百万了，最早买的一楼值六百万，加起来就是一千万的资产。虽然我们还欠银行的钱，但已经到“岸”了，再多五、六年应该可以还清债务了。未来几年，教会将培养一批弟兄姊妹正式成为执事，学习教会管理。十年前的青年学生，现在多半成为专业人士，前途无可限量。所以说善乐堂是一间穷的教会，我只会同意一半。穷不是我们的借口，《贫穷常在，主同行》这首诗歌让我们有很多的鼓励：“流浪狂野，却把水，甘心送赠。”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