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十感怀：首义在历史“偶然”中的意义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如果要问今天的中国人“双十节”为何？恐怕已没有多少人能真正道个明白。这个国民革命的“首义”之日，在红朝差不多成为了历史学家的“遗产”只生存于故纸堆里了；中共对历史记忆的抹杀殊为嚇人，却已成为事实——在今天的中国除了孙中山，对于先前的民主和国民革命，人们还能记得起什么呢？百年已近，所思为何？ 我是时常记起这个日子的。每年的这个日子是心中的一个思想隆日，虽归于平淡，却如烈酒的醇厚甘冽，虽不新鲜，却总能抚慰变得有些麻木的心灵：这心头的麻木一半来自红朝的创伤，一半是来自生活的波舛；而醇厚于心的国民革命的底影却仍一如既往的呈现出它的生动活泼来。今日之中国还有什么能比得上这个日子呢？ 60年红朝大兽在泡影迷乱之后复归平静。千里帝国人民命悬一线，天安门不比中山陵，万众仰目高呼万岁，帝都犹是皇朝，与满清似无二致；而历观双十之台湾，自由平和，与民生息，无谓庆典之外，实已成为“亚洲第一民主典范”；共和在中国是没有了，“首义”之遗物及思想政治承续，除了台湾复能何求？这就是两个中国。在今天这个世界，民主之世界潮流是一帮天朝迷尸族可以消灭得尽的吗？ 辛亥年尚未来到，“首义”的精神意义却渐次凸现。这个日子对百年后的中国来说可谓愈益发人于耽沉之中，愈益苏醒于沉睡之后拂晓之前；百年中国似仍不能走出历史因循的怪圈，“睁开眼吧，小心看吧。哪个愿臣虏自认？”红朝四代当然没有万岁。六十大兽的筵席散尽之后，人们从“首义”中不只会看到它最后谢幕，也已经看到新共和的在望。 “双十”这个日子当然比单十好。这是因为共和的大趋势很难以帝都少数人的意志为转移。“双比单好”不仅只是一个良好的愿望，也是一个吉利的开始或发韧。“首义”的意义对中国来说也是双重的：一是它的历史意义，二是它的现实意义。历史的意义是共和取代了君宪，革命取代了改良。它所昭示出的历史的和政治的意义发人深省于百年后的中国。 “首义”的意义当然更是现实的。民主共和必须要有真东西，真的假不得，假的真不行。60年“红四代”们的着秀表演既不“代表人民”，也不“代表老百姓”，只代表红朝自己，这是真的；红朝的威权和武力炫耀似不可一世，却只存在于天安门广场，如果说这就是红朝最后的凭借，也只存在于“红四代”们自己的虚荣心里，存在于皇城十里之内。——你看那“第四代领导人”不逾雷池半步的的循规就矩，“帝力”便可达千里之外？红朝的盛世是假的，其威权又有几多是真的？ 曾经思考革命的偶然和必然这个问题。在逼进“首义”这个日子时，它的答案却变得清晰起来。其实通观世界求共和之革命都是“偶然”的：“偶然”当然在概念上属于“必然”之中，但“必然”不能给出一个确定的时间和地点，偶然却会给出；在历史的“必然”逼进的时候，随时可能发生的“偶然”就开始突进并发挥作用了。 马悌厄的《法国革命史》为法国大革命的“必然”产生给出了几十万字的理由，这个理由当然是充足而属于“必然”之列，但历史学家只能事后研究，有了结论当然可顺推其理由。政治学家却似可从现实中预见可能发生的偶然事件，以此先行对社会进行政治上的的预演，对于后者来说，人是最关键的：历史学家着重于事件，政治学家却着重于人。因为历史不过是人的创造而已。 总的说来法国大革命“偶然”产生于1789夏，那是越来越多的“必然”的逼进：人民的要求变革从来不是一种奢求，而是一种必需，被统治者视为奢求的其实乃是人民的必需，这用统治者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生存权”胜过“发展权”。路易十六不知正是这种必需会使革命随时可能“偶然”的在它身边发生，或发生于巴黎或发生于外省，但它“必然”会发生而不会等得太久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是，人们的生存是一个不能等待的事。改良之不能继续正在于此，因为现实不能等待，而人们无不生活于现实之中。 双十“首义”的中国当然与路易十六的法兰西有所不同，但大致说来也不相上下。“首义”所不同的“偶然”也带有“中国特色”：“革命首先发生于外省”，在法国不一定，在中国却似是必然。历史之走到积弱积贫的晚清，旧体制已难于维持，它的不能维持也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旧政治的不能维持，二是旧军队的不能维持；当这两种惯性都开始停顿而不能维持的时候，“首义”才会在“外省”的武昌发生。 辛亥“首义”的“中国特色”在于帝国外省新军的破局。在一个民智未开、经济落后和政治腐朽的帝国，京城多的是君宪之咨议，外省多的是共和与革命；一个经济两极化的社会也自然会产生政治的两极化，两极化的不能调和或调和未果，使得京城的改良总比不上外省的革命。 中国社会有太多的“第三等级”。如果说凡尔赛宫尚有“第三等级”的代表，因而革命可以直接发生于巴黎的话，那么于中国却是这样的代表都没有。晚清中国政治中的咨议局也类似今天的政协这样的橡皮图章，它所能代表的也只是有钱人而已，穷人是没有份的。没有代言和代议，多数的穷人们就只剩下革命的一条路了。 中国社会中的多数始终没有自己的代言人，这是中国之所以会有革命的一个根本原因。一个政治分裂的社会似乎还超越于两极化之上，军队无非是这个政治分立的两极化社会的缩影；“首义”新军的革命在先便是多数的另一极的胜利：共和的多数取代改良的少数，这是中国社会的另一种“必然”；其“偶然”发生于武昌却又在外省和多数的“必然”之中。这可能就是帝国的革命特征之一，在皇权薄弱的地方开始——这当然并不是为了欺负三岁的宣统帝。 “首义”的政治意义对于中国来说是时常更新的。红朝之威权远可达致非洲，近可达致京几全部，但它就是不能达致人心之全部乃至半部，则正于它的体制的“必然”。它只是少数红朝红代们的“江山依旧”，而不是全国人的“日日更新”。也是基于此，红朝的维持也只在红军之内。为了这种维持它却必须不断维持一个更高的成本，当它全部所依仅只于此的时候，帝国就真正危险了。 人之不同于简单的商品或等同于成本的更重要的是他对公正和自由的追求，这是另一种“必然”。宣统帝也罢摄政王也罢之所以“完了”，就在于他们对人们生存和自由渴望的无动于衷（对中国人来说生存当然也属于自由的范畴）。这本是基本需求而非奢求，这本是权利而非权力，这种需求在改良做不到的时候只有用革命来完成了。 “首义”中新军革命的“偶然”对靠军队来维持统治的极权专制是一个莫大的讽刺。这也是红朝的一个悖论。在没有了人民以后以为有了军队就可安享太平，高居在上的八旗子弟诚然有红枪在手睥睨于下，认为老子给了你钱你就该替老子卖命，但“首义”武昌之新军是不买帐的，家天下而已！本应予我，夫惟恩赐？红朝之天下也不过如此，天下者大家之天下也。人民之天下也。“帝力于我何有哉？” 在“真改革或假改革都会导致革命”之外，其实还有另一个“必然”的命题，这个命题大概是社会主义专制国家很难逃避的命运，就象苏联的崩溃是“堡垒最容易从内部夺取”一样，中国革命也一样可能会发生于其国家机器和镇压机器内部：一是帝国的政治核心和最高权力，一是帝国的最强政治和最大机器，如“首义”的新军破局那样，在中国这始终是可能的。然而这样的“偶然”人们还不能给出具体的时间和地点，就象武昌首义的出乎人们意料一样。不过毕竟也是将来不久的事了。   初稿于十月十日定稿于十月二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