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的困境（一）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阿齐兹抑制不住要讲话。他说他是巴基斯坦人，他说你是中国人吧，他说“九一一”是布什制造出来的阴谋，他还觉得毛泽东很了不起，他还说六年前去过广州，真是让他大开眼界——午夜时分，街上还是人挤人，坐在露天的摊位上吃喝、交谈，没人害怕炸弹和抢劫，他觉得这在巴基斯坦和欧洲都不可想象。如果专制能带来繁荣和安全，他宁可选择专制。“未来是你们的”，他大声说，“你们会超过美国的。” 他三十五岁，九年前从伊斯兰堡来到法兰克福，留着两瞥胡子，头发不长，茂盛而蓬乱，他握着方向盘，每说一句，就从后视镜看我的反应。这几天，出租车的生意尤其好，他总是载中国人。他问我马路旁的广告牌上的汉字是什么意思，广告牌上挤满了方块字：纸、书展、中国、活力、印刷、出版、新颖、主宾国……它们大小不一、密密麻麻地组合在一起。 随着阿齐兹热情而含混的英语，法兰克福逐渐展开。一座寒冷、生硬的城市。在盟军飞机的惨烈轰炸后，中世纪的古城痕迹尽被摧毁。德国人进行了一场现代主义实验，到处都是直线条的钢筋、玻璃墙大厦，倒是符合这深秋的阵阵寒意。莱茵河流经市区，它曾给法兰克福带来贸易，人们在这里交易土豆、海鱼、小麦、咖啡、信息……电子屏幕取代了河滩旁的讨价还价，但贸易精神从未消退。它是德国的金融中心，自从一九四九年以来，还是全球的书籍交易的中心。 法兰克福书展已进行到第六十年，它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书展，尽管书籍正在失去商业与文化中心的位置，它仍是全球重要的文化活动之一，出版人、作家与记者在每年十月的第二个星期蜂拥至此。自一九八八年以来，主办方开始每年邀请一个国家作为主宾国。它不仅是当年书展最重要的展出国，而持续一年的文化活动，对于那些要传播本国文化的国家来说，也是再好不过的机会。 中国是这一年的主宾国。这真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时刻。中国不仅要向世界展现自己的富裕、强大，还要证明自己文化上的吸引力。一年前她举办了奥运会，令人叹为观止的开幕式，世界第一的金牌数量，表明经济增长可以转化为身体素质和国家荣耀。近一个月前，她在天安门广场上进行了规模盛大的阅兵，物质实力也能转变为军事实力。而在法兰克福，她要谈论的是“软实力”，中国不仅通过生产、投资、坦克来影响别人，它还有书籍、电影、戏剧、思想…… “软实力”，一位美国学者创造的名词，但它仍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社会不正陷入对“力”的迷恋中吗？知识力、执行力、思想力、文化力、艺术力、影响力……你在书店里，人们的谈话中，报纸的文章标题上，不断看到听到各式各样的“力”，一些“力”勉强通顺，而另一些则毫无语法逻辑，仅仅是和某个名词强硬地结合在一起，荒诞却强硬。新造出的词汇，给人这样一种强烈印象——任何知识、思想、艺术都不具有独立的价值，除非它们能够转化成某种具体、可操作的力量，它也不具有自身逻辑，它可以被规划、设计与引导。 在二零零七年的中共十七大上，中国第一次明确将“文化软实力”写入报告。这像是一次一直被推迟的竞赛的最后发令枪。二OOO年，政府第一次明确提出“走出去”战略。最初它只局限在经济领域，中国经济不能仅仅依赖国内市场和资源，它必须展开跨国经营。它也是中国新一轮经济起飞和卷入全球化的前奏，此后中国与世界的交往迅速增强，世界工厂和饥渴的资源消耗者的身份，日益突出。但正是在这迅速密切的交往中，中国意识开始逐渐觉醒。经济生活无法独自展开，它同样受到政治与文化的影响。人们也发现，似乎他们引以为傲的经济成就，没给他们带来相应的尊重。 谈论“文化软实力”和“内在价值观”逐渐变成了时尚。它暗含着这样的意识，中国的物质能力和政治能力已经获得证明，如今它需要另一些东西。很多人已经意识到一个无穷尽的消费外来文化的国家，是难以获得真正尊敬的。它像是对多年前撒切尔夫人评价的某种回应，这位铁夫人十年前就对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不以为然，因为“他们输出的是电视机、微波炉和鞋子，而不是价值观\’。” 对于文化软实力的追求，变成了政府与社会的共同目标。它既能为每个人赋予新的骄傲，又能为政府带来新的权威。在过去一个多世纪的动荡和革命中，中国人一直追求的不正是“尊严”吗？我们寻求富强，是因为富强意味着被尊重。倘若革命能带来尊严，我们就革命，倘若强权能带来尊严，我们就笃信强权，倘若原子弹能带来尊严，我们制造原子弹，倘若金钱能带来尊严，我们就拼命生产与消费，倘若尊严要依赖文化和价值观，那就让我们开始一场文化建设和输出吧…… 尽管目标是模糊，软实力与价值观又难以定义，但解决方案却是清晰的。 与一九七八年开始的经济改革不同，那时的国家太虚弱了，变化要从民间开始，从每个农民随意播种自己的土地开始。而此刻，国家富有、强大也自信，它已全然将经济变革的成功归于自己账下，它准备向输出玩具、服装、微波炉一样输出文化，完成一次文化上的大跃进。 二OO四年十二月，第一所孔子学院在韩国汉城正式揭牌，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初步计划要在全球开办一百所，它将像歌德学院之于德国、塞万提斯学院之于西班牙的、文化协会之于英国一样，成为中国文化的展示平台。历史充满了嘲讽。那些世界各地孔子学院任职的老师们中，很多人对三十多年前的“批林批孔”仍记忆犹新。如今，他们要向这些陌生面孔，大谈中国传统文化。大规模出版集团的组建也轰然开始，就像多年前的大学合并将几所大学生硬组合在一样，不同的出版社被塞进一个名字里。对规模的迷恋，对产业化的笃信，是这些举措的背后逻辑，数字是检验它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它培养多少博士、发表了多少篇论文、每年出版多少本书籍，产值又是多少。于是“做大做强”成为这种逻辑最粗鄙、却有效的表达。对于文化软实力的理解，美国的软实力被简化成好莱坞产业，而它的言论自由、它鼓励独立思想的大学教育、它的多元文化生态，都被忽略不计。 贯穿着二OO八年春天到夏天的奥运会火炬传递风波，加剧了整个国家对软实力的渴望。“西方对我们充满偏见”，“我们对外展现不够”，“我们的公关不好”，这样的论调弥漫在整个社会，人们既愤怒又焦急，把深层的困境简化成技术问题。而这一年夏天奥运会取得的空前成功，加深了普通人和政府对技术能力的自信。他们可以把表演的规模、艺术家的创意、对社会资源的充沛调动、高科技的视听手段，组合为一幅震惊世界的画面。世界第一的金牌数量，则让被病诟多年的“举国体制”重获信心，似乎它带来的巨大的荣耀，足以遮住其可怕的代价。 北京八月的辉煌，加固了政府对软实力运用方式的信心。它要把这种方式，复制到世界上更广泛的地方。超过四百五十亿人民币被投入到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以及其它国有媒体机构。一个雄心勃勃的扩张计划已经开始，中国要有自己的《纽约时报》和CNN，它要在国际舆论空间争夺话语权。为就业而焦虑的大学生突然发现新华社、外文局开始到校园里召开宣讲会了，他们要投身于一场重塑中国形象的活动中。这也像是一场新的长征的开始。七十年前，住在延安窑洞中的毛泽东比他同代的任何人都更敏感地意识到，获取舆论支持的重要性。他获得了美国媒体的同情，赢取中国社会领袖的广泛响应，也让很多人在他论述民主、自由与民族独立的文章，看到了无尽的憧憬。他甚至可以让西方世界在中国最黑暗和混乱时刻，仍迷恋着红色中国。而现在，他在延安创造的策略，要通过全球电视网、互联网、巡回演出、展览获得更大的回响……（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