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信中的整人史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名家书札与文坛风云》，徐庆全著，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5月版 十多年前与一位老友闲话，谈到互联网对人类文明及生活方式的影响，有感于电子邮件将改变传统的通信方式，我说：“再过十年，名人尺牍将逐渐绝迹了。”果然，十年后的北京潘家园市场，名人书信已是洛阳纸贵。孔夫子旧书网上，这类藏品的拍卖也比比皆是，我甚至搜到了自己在上世纪80年代用毛笔写给一位前辈的书信，起拍价相当于一位中层白领的月工资，只好放弃了回购的念头。 吾友徐庆全多年从事历史研究，是一位染上了故纸癖的有心人。他大量搜集近现代文坛名家的信札并加以考证，这种考据癖有时也令人生畏，难免触及到某些偶像的尊严，有一回还惹上了大麻烦。但他依然乐此不疲。今年，我收到了庆全寄来的集子《名家书札与文坛风云》，全书连同书札及考证竟有48万字。一部书信研究集子，数尽四十载文坛悲欣，我读之心戚戚焉。 这本书涉及的文坛名人，有周扬、丁玲、赵树理、沈从文、张光年、夏衍、胡风、常香玉、耿庸、俞平伯、郭沫若、林默涵等数十人，兼涉毛泽东、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邓颖超、康生等中共高层人物对一些文坛公案的表态。近代以来，文坛恩怨纠葛，公案迭出，其幕后真相恍若云中神龙，见首不见尾。分散的书信或许仅为只鳞片爪，但经过庆全这样的学者稽考钩沉，探赜索隐，鳞爪缀成珠串，真相层层剥出，读之回味无穷。 上世纪30年代鲁迅与周扬等人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演化为胡风与周扬的宗派之争；而胡风在50年代对周扬等的反批评，竟被领袖上纲到“胡风反革命集团”，成为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文字狱”，甚至连周恩来、周扬等都始料未及。其中耐人寻味的，是聂绀弩在致周扬的信中对老友胡风的揭发。这些揭发在当时看来也很致命。其中有点“黑色幽默”的是：被聂信中“四条线索”之一扯出的文艺青年彭燕郊，与胡风只是一般关系，却被扣上“胡风分子”帽子开除公职，在街道监督劳动25年；80年代落实政策时发现，当年的“分子帽”未获公安部门批准。类似的案例在“反右”时也发生过，个人的有效生命，就这样阴差阳错地卷入“绞肉机”…… 迷信需要事实来破除。聂绀弩并未因这封揭发信而摆脱厄运，很快也受到隔离审查，导致了他的大彻大悟，自承“比胡风分子还胡风分子”。两年后聂家夫妇在“阳谋”中落马，重要的原因就是为胡风鸣冤。此后他噩运连连，被送北大荒劳改，回京后又因做“反诗”被老友告密，锒铛入狱。告密事件今年被爆料后，在媒体和网络上引发了热议；可谁又能想到，被伤害者也曾伤害过他人…… 我想起了被胡风及许多“胡风分子”视为“犹大”的舒芜，人们将这一冤案归咎于他交出了胡风的书信。而舒芜不久也身陷“阳谋”，且终其一生都处于“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境地。历史的吊诡恰在于，舒芜上交书信前一年（1954年），胡风就在《三十万言书》中揭发了舒芜的言行，检举他是通过缝隙打进党内的“破坏者”。 在一个“人人害我，我害人人”的体制下，所有的人都被洗脑，被权力玩弄于股掌之间。本书披露的秘辛揭示，丁玲与周扬的嫌隙，又铸成了文坛第二桩大公案——“丁、陈反党集团”。“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现世报来得好快，周扬及“四条汉子”等没能挺立多久，“文革”大难降临，也齐刷刷被人整倒。 夏衍在身陷囹圄之际，曾将清代《剃头歌》剥皮改写成《狱中吟》：“闻道人须整，而今尽整人。有人皆可整，不整不成人。人自由他整，人还是我人。试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不仅夏公悟了，陆定一、周扬在复出后的不俗表现，也是对自己跌宕起伏一生的大彻大悟。聂绀弩晚年更写下“错从耶弟方犹大，何不讨廷咒恶来”的名句，坚持历史的终极问责。 书中收录的书信，还披露了陈寅恪《论〈再生缘〉》一书大陆版的夭折经过，以及陈氏遗稿在“文革”中被抄走、劫后复得的故事，读之令人扼腕。此外，80年代的两场文艺风波及相关的论争和事件，中共高层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等人的意见等，都被收入其中。 互联网时代来临，纸质书信的研究行将谢幕，后之来者要搜集研究的，大部分将是电子邮件了。没有精美的信笺，没有飘逸的书法，只有敲击键盘码出的标准方块字；甚至为了不留痕迹，打个电话就算传达了旨意，免得给历史留下话柄。探求真相的研究，难度也将与时俱进。 2009年10月12日风雨读书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