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子回眸】党国的历史与我的生活（三）

（大饥荒）   三  三年大饥荒 毛、林在庐山会议结束的第二天（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八日）就在北京召开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一来肃清彭德怀在军中的影响，二来清除不可靠份子。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这是中共召开最高级会议的场所，会议应当开得很隆重，但是一百四十名与会的军队首脑中没几个积极份子，会开得冷冷清清。毛的打手康生扭转不了局面，便请毛亲自出马。毛看到高层军人不愿同彭划清界线，便决定利用与彭无直接交往的中层军人来当打手。他暗示将会议扩大到一千馀人，同时派出十八架飞机将各地的军人接到北京。 　　军人毕竟比政治家秉直、正派，会议仍然开得不顺当。大会批判过后是小组表态，总参谋部和军委办公厅合起来的那个小组，就没有人肯当打手。大家都还记得去年军委办公厅组织人们到河北安国县参观时，曾检阅公社的「老将班」、「铁姑娘队」，可是不到十分钟光景，接连有几位瘦弱的老人昏倒在地。他们还发现社员在饿肚子，公共食堂里只有几笼红薯乾和清如汤水的玉米粥。他们回到自己的车子想吃午饭时，发觉干粮全被饥饿的农民偷走了。一位老汉带著一个女孩朝这些「人民子弟兵」的高级将领们跪下，乞求道：「老总，可怜可怜俺这小孙女，行行好吧……」回想起这些场面，他们谁还愿意向为民请命的彭元帅落井下石呢？ 　　主持该小组会议的中共中央候补委员、解放军总参谋装备部部长万毅打破沉闷场面说：「直说了吧，现在有人尽做好梦，头脑发昏……全然不顾地下的老百姓吃苦受穷！我敢说，彭总的『意见书』一点没错！……赞成彭总意见的请举手。」 　　经他这么一鼓动，总参谋部的副总长们，各部门的部长们，办公厅的主任们，全都鼓足勇气举起了手。 　　鸡蛋碰不过石头，万毅立即被宣布为「彭德怀的狗腿子」关押起来。但不怕死的人还有。当林彪在大会咒骂彭德怀时，北京军区参谋长锺伟将军突然在台下大声喊道：「胡说！你们完全是无中生有，造谣惑众！」他大声为彭辩诬，并大喊：「彭德怀的『军事俱乐部』已经宣布成立了，那就宣布我锺伟是这个俱乐部的成员吧！也拿我去枪毙吧！」 　　不出五分钟，锺伟被扣上手铐架出了会场。他一路还在喊：「毛主席呀，你可不要上他们的当……你要警惕呀！」（注１：关于此次会议，参见马辂等著《国防部长浮沉记》。） 由于人心不服，各地一直有人为彭德怀鸣冤叫屈，因而也就一直有人成为新的牺牲品。如江苏常州有位原本授了大校军衔的老红军，在日记本中写了为彭鸣不平的话，不幸文革中被抄出，即刻进了监狱。四年后突然得到一份好饭菜，吃完刚放下筷子，看守们就趋前将他捆住，接著宣读逮捕令，再宣读判决书：「死刑、立即执行。不准上诉。」他欲抗辩，。可是脖子被麻绳勒住，接著就拉出去枪决了。这只是无数因彭而被冤杀的正直人士中的一例而已 　　南京第五军医大学的女教员陈德蕙，一九五八年时读报，见天津市有五个姑娘发誓，不达亩产一万斤绝不嫁人，她冲口便说：「哎呀，那她们大概这辈子也出不了嫁了！」当时人们笑过也就忘了，但是五九年反右倾，有心人将她的这句话翻出来，她就成了「右倾份子」。 被软禁在吴家花园的彭德怀无法了解正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全部事情，但他知道形势的走向。一九五九年十月，他在发行全国的党刊中陈伯达写的批判他的文章的空白处写道：「现在的情况是左倾……堵塞正确意见，一错再错。」「左倾者看不出……千万人将要遭到饥馑，甚至要饿死一些人。」（注１０：《彭德怀元帅丰碑永存》一书第六○○页。）                               ——丁抒《人祸》香港九十年代杂志社出版1995年修订版 1959年河南实产粮210亿斤，却高估产450亿斤，以此数征购粮食并安排一切，……于是浮肿病大量出现，大批大批人饿死。有的人饿得实在熬不过去，偷拿了队上一个玉米，被活活打死。个别人偷吃了死人肉。基层干部为了避免戴右倾帽子，守土有责，严密控制人口外逃、上访，不惜采取暴力加以控制；同时严厉制裁那些为了活命偷杀猪、羊、牛的人，定为“破坏社会主义”的罪犯，游街示众，捆绑吊打，判刑下狱，许多人被逼死、致残。 ——李锐《“信阳事件”及其教训——<信阳事件>序言》《炎黄春秋》2002年第4期 陈云：“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制定了一个新闻法，我们共产党人仔细研究它的字句，抓它的辫子，钻它的空子。现在我们当权，我看还是不要新闻法好，免得人家钻我们空子。没有法，我们主动，想怎样控制就怎样控制。” ——广东政协刊物《同舟共进》2003年2月号 1959年10月1日是新中国十周年生日，首都天安门广场举行阅兵式和七十万人的游行大会，庆祝国庆十周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花生亩产一万零五百多斤》。 民主本质上是一种手段，一种保障国内安定和个人自由的实用手段。它本身绝不是一贯正确和可靠无疑的。……我们的要点与其是独裁必然不可避免地消灭了自由，毋宁是计划导致独裁，因为独裁是强制推行各种理想的最有效工具，而且，集中计划要在很大程度成为可能的话，独裁本身是必不可少的。 ——[英]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1944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有人建议他向毛陈述竟见时，他说：「我是犯过『反冒进』错误的，不能说话，我还想保持我这张三十多年的党票子。」（注１0：引自一九六七年三月十日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的批判陈云大会上的发言。见文革时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批判陈云联络站的《大字报选》第二辑。） 一位四年前解甲归田的副军长杨增华特地从湖北农村跑到北京，找到朱德说：「总司令，我来讨个命令，乡里兴不得炼铁，也吃不得食堂了。把老百姓都搞苦了。你给我一句话，我就走。」 　　朱德将手搭在他肩上，为难地说：「我一定把你的意见向党中央反映，但是我们都无权违背中央的方针。」 　　「那我要给中央写信，」杨说，「我要问一问，是谁兴的这些尖板眼！」 　　「这不是你的事！」朱德不高兴了，「太太平平地过你的日子，种你的田吧！该说的话我都说干了。」 　　「没法子想了吗？」 　　「好自为之吧。」朱德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朱德知道人们在挨饿，却不能给杨增华停止炼钢、解散食堂的命令。他只是将自家省下的二百斤粮票送给杨，嘱咐他常常抱抱乡里的孩子，看见轻了还是重了。那位昔日的军长无可奈何，只是背著一提包尽管普普通通、乡下人却吃不到的白面馒头离开了北京。                               ——丁抒《人祸》香港九十年代杂志社出版1995年修订版 　　一九六○年春季的一天，人粗心细的彭元帅发现院墙外的榆树技上新长出的叶子被人捋光了。他虽来自不长愉树的南方。可是他知道榆树只剩光溜溜的树枝意味著什么。十七年前，即一九四三年春天，八路军总部所在的地区在日本侵略军的围剿下几乎断粮。有的部队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采野菜。总部所在的麻田村，村外有许多榆树。在那时，同各种野菜相比，榆树叶就自是珍品了，老乡们抢著摘不说，连八路军的男女战士也都上树采摘。当时任副总司令的彭德怀见了，大发雷霆，呵斥道：「不许与民争食，懂吗？」他的妻子当时也在场，为此曾委屈得流了泪。 　　现在彭元帅被软禁在吴家花园的院墙之内，院墙外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里是北京啊！北京大学就在几步之外，清华大学五分钟就可走到，颐和园万寿山抬头可望，中共中央所在地的中南海不过在半小时的车程内，可是这里的农民将榆树叶捋光拿去果腹了，其他地方的中国百姓在吃什么呢？ 　　彭知道了形势严重，当他的侄女去看望他时，他递给她一篮子自己在院子里摘的野菜，说：「你带回去吧，这都是吃得的……」 在湖南的另一个县——宁乡，刘少奇的姐姐刘少白早年嫁在地主家庭，五○年代土地改革后失去家产，遵刘吩咐留在乡中自食其力。一九六○年，她的儿子用米糠充饥，因屙不出屎而活活憋死。 　   地方上饿死人本与军队无关，但由于「反右倾」搞得高级将领们人人自危，也不敢说实话。有一个省的军区司令员一九六○年八月到省内一个县里去检查工作，了解到该县饿死了三万多人，但他回到省里却不说。有人问随该司令去那里的一位处长为何不反映情况，那位处长答道：「首长不敢反映，我也不反映。」（注１：见《罗荣桓元帅》第九三九页。）连不必对地方上死人负责的高级军官尚且怕说了实话而蒙上「攻击三面红旗」的罪名……                               ——丁抒《人祸》香港九十年代杂志社出版1995年修订版 据沙青调查所得，同安微一样，甘肃也是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之后的十一月，即「全国跃进浪潮日高夜涨」的时候开始大量饿死人的。榆树皮、杨树皮剥光了，连比黄连还苦的柳树皮也都剥了吃光了（河北太行山区还只是吃柳叶而已），被子里的棉絮也扒出来吃了。人死了便被尚馀一口气的人割了、煮了、吃掉。有的人甚至将外面逃到村子里的人杀了吃掉。更有人将自己尚活著的孩子杀了吃掉了。有一户农家，吃得只剩了父亲和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一天，父亲将女儿赶出门去，等女孩回家时，弟弟不见了，锅里浮著一层白花花油乎乎的东西，灶边扔著一具骨头。几天之后，父亲又往锅里添水，然后招呼女儿过去。女孩吓得躲在门外大哭，哀求道：「大大（爸爸），别吃我，我给你搂草、烧火，吃了我没人给你做活。」这是沙青亲闻的许多真实故事中的一个。 也许人们会问，当政的共产党此刻在做什么？难道官员们也饿死了？不，他们正忙于搞阶级斗争，召开「千人斗争大会」、「万人斗争大会」，到老百姓家翻箱倒柜、掘地挖墙搜刮粮食。「他们完全变成了一群野兽，把拿不出粮食的妇女，剥光衣服，用绳子扎起阴毛拉出去游街示众！」类似这样的灭绝人性的恶行，据事后省委派去放粮、调查的工作组统计，竟有一百二十八种。 「要么整死，要么饿死……有的人活活捆死、吊死、打死了。更多的人有粮不敢吃，有野菜不敢剜，有路不敢逃，只能老老实实地饿死。」（注６：以上均引自《依稀大地湾》，《十月》一九八八年第五期。）                               ——丁抒《人祸》香港九十年代杂志社出版1995年修订版 在一个极权主义的社会里，那些需要实行残忍和恐吓、蓄意的欺诈和间谍工作的位置是很多的。无论盖世太保、集中营的管理，还是宣传部，或者“冲锋队”、“党卫队”(或者它们在意大利和俄国的翻版)，都不是适宜发挥人道主义情感的地方。然而通向极权主义国家的最高地位的道路正是要通过这样一类位置。 ——[英]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一九六一年初，毛泽东的秘书、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田家英的一位朋友陆石自信阳去看望他，告诉他说：「群众宁可自己饿著，也没有去动一粒国家仓库的粮食。他们对我们党和国家的忠诚真称得上是『动天地而泣鬼神』，可那里的领导干部在干些什么哟，简直是作孽！」田家英表示赞同，说：「中国老百姓是世界上最好的老百姓。」 　　中国老百姓可惜过于好了，要是他们「坏」一些，在饿得走不动之前就聚众去抢粮库，不是可以免于饿死了吗？国家所以要建粮库，不就是为了备荒，不就是为了在饥馑发生时赈济人民吗？千百年来，每逢灾年，官府就要设「粥厂」救人，虽说四处有贪官，那些粥厂活人无数却是事实。可是如今数以百万的百姓濒于饿死，「领导干部」就是拒不开仓放粮，擅自放粮的则撤职查办。在这种情形下，人民自然有理由去抢。宁可饿死而不去抢被那些「领导干部」把持的粮库，实在是过于老实了。 安徽有一位小学教师，一九五八年因「右派言论」被开除，押送原籍乡村监督劳动。他于一九六○年十二月以「江南农人代表石山」的化名给毛泽东寄了一封信。信中说：「山上，河里的草根都吃尽了。」「我们同是中国人，我们决不是有意与你为敌，只要你把我们农人当人待，把粮食标准放宽点，大家一天两粥一饭能吃饱，不论农活怎样重，我们都愿跟你过下去。如果你不及时扭转这一倾向，到时休想我们不听话。」「我们主张的是：耕者有田，农家有权，谁种谁收，留售自由。谁敢剥削农人的血污，我们坚决不答应。」可惜，这样的信照例被公安部门扣住，没能送达毛的办公室。 海军航空兵某部飞行员杨德才，他在一九六○年一月初对其他飞行员说：「现在都饿死人了……不信到台湾没有出路。」三天后即驾驶一架米格十七逃往台湾，开了中共建国十年首次驾机叛逃的先例（但因超低空飞行坠海而未遂）。 湖南省郴县一位青年女工刘桂阳，回农村时见到父母没有吃的，愤而跑到北京，在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南海的北门张贴了十几条「消灭人民公社」一类的标语。而后走到警卫跟前，请他们转告中央，派人下去了解农村情况。寄希望于「中央」，这是多数人「安份守己」而不造反的一大原因。 在彭德怀蜗居的吴家花园，有一天，从山东来了一老一少母女俩——他们是步行乞讨了一个多月才来到京城的。那母亲一见到彭的一位警卫战士就哭喊道：「儿呀，你爹和你兄弟都饿死了。全村人把树叶都吃光了，都逃出来了……」 一九六○年底，湖北省长张体学打电话到北京，对他的红安县老乡、副总理李先念说：「李副总理，你就是砍我脑壳，也要给我两亿斤粮食！百姓们没法活了。」李先念沉默了半晌才开口：「你就是砍了我脑壳，我也拿不出两亿斤粮食……」（注２０：见所国心、董滨著《两百个将军同一个故乡》。） 一九六○年冬，朱德到了江西，来到他和毛泽东当初打江山时呆过的永新县，也即他三十年前与红军战士一起挑粮上山的地方，见一户农民吃的只是红薯叶子，便对陪行的永新县委书记说：「今天人民在吃红薯叶，我对不起永新县的乡亲们。」说罢拿起一只碗，也盛了一碗红薯叶。                               ——丁抒《人祸》香港九十年代杂志社出版1995年修订版  湖南省死的人比不上安徽、河南，但有些地方情形也相当严重。淑浦县向家垴村，附近山上光秃，无野果可采，人们只有乾等著饿死。一百多人的村子死去了一大半，青年、壮年几乎死光。一位青年一九四九年从该村参军，六○年回家探亲，发现父母已经饿死，村里没剩下几个活人，当即愤而自杀。 刘少奇在一九六一年四月回湖南宁乡老家做调查时，尽管干部做了手脚，例如通往他家乡人民公社机关的路旁的梧桐树的树皮已被饥民剥了吃掉，干部便在树杆上涂上黄泥，再用稻草裹住，还是有农民告诉他，枯木冲（村名，刘的老家叫炭子冲——入者注）饿死了「一、二十个」，「跑了」十几个。联想到刘少奇姐姐的儿子都饿死了，我们便可以估计，湖南全省饿死的人不会少于几十万。 　　刘少奇回乡之前，他的老乡，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谢觉哉一九六○年也回过一次宁乡县老家，除发现全县大树只剩了三棵外，便是看到了公社社员没吃的。可是县里干部却兴冲冲地向他报告：要大办养猪事业，准备养二百万头猪。谢当即不客气地打断他：「这听来有点荒唐，人都没得吃，哪儿来这么多饲料喂猪？」可以设想的是，要是各县的大人们把人民的死活放在心上的话，湖南死的人本不会那么多的。 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一九六○年代是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第一书记。六○年他曾一度下放到毛的老家湘潭兼职任中共湘潭地委书记。那年冬，他回北京向毛汇报情况，在见毛的前一天晚上，为了是否将饿死人的真实情况告诉毛这一点，他在自己的书房里抽烟、踱步，思想斗争了一夜，到最后他也没有把真相完全告诉毛。                               ——丁抒《人祸》香港九十年代杂志社出版1995年修订版 极权主义所特有的不是宣传本身，也不是它所使用的技术，在一个极权主义国家里，完全改变了宣传的性质和效果的事实是: 一切宣传都为同一目标服务，所有宣传工具都被协调起来朝着一个方向影响个人，并造成了特有的全体人民的思想“一体化”。这样做的结果是:在极权主义国家里，宣传的效果不但在量的方面，而且在质的方面都和由独立的与相互竞争的机构为不同的目标所进行的宣传的效果完全不同。如果所有时事新闻的来源都被唯一一个控制者所有效地掌握，那就不再是一个仅仅说服人民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灵巧的宣传家于是就有力量照自已的选择来塑造人们的思想趋向，而且，连最明智的和最独立的人民也不能完全逃脱这种影响，如果他们被长期地和其它一切信息来源隔绝的话。 我们现在必须加以考虑的，乃是极权主义宣传所引起的一种更为深远的道德影响。它们对于一切道德都是具有破坏性的，因为它们侵蚀了一个一切道德的基础，即对真理的认识和尊重。 ——[英]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1944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死者当然都有名有姓，但可以追寻出姓名的却不多。以下是因为稍有名声，当年死于劳改农场，平反后被人提及的几位右派份子：自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归来的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费明君，死于青海；从海外归来的中央歌剧院合唱指挥莫桂新，死于黑龙江兴凯湖；自台湾赴大陆的美学家吕荧，死于河北清河；自香港归来的作家、上海民乐团团长陈歌辛，死于安徽。 一九五八年七月一日，即中共三十七周年「生日」那天，全国各报刊登载毛泽东六月十四日接见河南封丘县应举合作社社长时向在座的人描绘的一幅美景：「不要很久，全国每人每年可以平均有粮食一千斤（其中人吃六百斤，其他留作储备粮、种子和喂猪），一百斤猪肉，二十斤油，二十斤棉花。」这个「不要很久」是多久，他没有说；而事实是，不到两年，死人千万的灾难便笼罩全国了。 　  两千万人大多数是在一九五九年十一月至六○年夏收前几个月青黄不接时死去的，六○年是否有「自然灾害」同他们没有关系。他们饿死时，《人民日报》正在发布社论，鼓吹「以更高的速度持续跃进」，正在为全国「跃进浪潮日高夜涨」叫好，而毛泽东正在政治局会议上号召「把世界各国都抛在后面」。…… 于是十月一日郑重宣布：「人民公社已使我国农民永远摆脱了那种每遭自然灾害必然有成百万、成千万人饥饿、逃荒和死亡的历史命运。」  刘少奇在一九六二年初著手纠正大跃进错误时，提到「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如果就造成国民经济困难的原因而言，这勉强能成立；但就饿死千百万人这点而言，则是不正确的。两千万农民基本死于人祸，与天灾无关。 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全国到处都在饿死人。可就在这时候，整个一九六○年，党的喉舌《人民日报》一如既往，还在侈谈「大跃进的高速度」，「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我们的伟大的理想」（注１１：一九六○年六月十四日社论。），还在那儿粉饰太平：「我国各地农村的公共食食堂，自从今年春季整顿以来，越办越好」，「已经进入健全发展的新时期。」（注１２：一九六○年六月二十一日社论。） 　　省委书记们可以掩盖真相于一时，但灾难那么大，没人有本事长期捂住，大约在一九六○年年中，各地的真实坏消息逐渐传到北京，中南海震惊了。灾难之严重远远超出了每个人的预料，每一天都有无法计数的农民在饿死，现在轮到政府的管家周恩来收拾烂摊子了。他知道，人民不能靠伟大的空话充饥，他有责任让人民有饭吃！ 　　当时，中国最大的几个城市上海、北京、天津、渖阳都只有几天存粮，有的城市库存竟只够支持一天，一个风雨就会造成断粮。党副主席、政府副总理陈云提议进口粮食，得到了周恩来的支持。按照杨少桥的说法，「吃进口粮，这在当时可是个禁区！」但那是什么「禁区」，却语焉不详。后来，赵紫阳曾说毛泽东「拒绝批准进口粮食」，至今未有公开资料透露其细节，我们只知道当时的外贸部副部长雷任民的一句笼统的话：「经周总理、陈云同志建议，党中央决定进口一定数量的粮食以渡危机。」 毛泽东身居中南海，不可能对局势一无所知，他不肯认错，但为表示与人民同甘共苦，他决定停止吃肉。…… 就在全国各处大批饿死人之时，有关方面为毛泽东在庐山又开工兴建了一所巨型别墅，仅主房建筑面积就达四千五百平方米，容一座小学还绰绰有馀，其装修之豪华更非亿万正挨饿的寻常百姓所能想像。这别墅比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时毛居住的原国民党政府总统蒋介石的别墅「美庐」大几倍，由庐山管理局党委书记亲自督战，几千名工人通宵达旦施工抢建而成。六一年八月毛泽东再上庐山开会住进去时，并没有因为有关方面在举国饿肚子的时候为他挥霍民脂民膏而愤怒。如果说庐山的别墅是下面搞的，与毛无关，那么韶山的「滴水洞工程」就不是这样了。 　　一九五九年六月底，毛泽东曾要求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在他的老家韶山冲「搭个茅棚」，使他「退休后」能落叶归根。不久周被毛定为「反党份子」下台，毛又让继任的张平化「修房子」，并指明修在滴水洞。张向其上级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请示，陶为讨好毛，竟决定拨款一亿元搞「滴水洞工程」（包括修建中共中央开会的场所和铁路专用线的费用）。只因湖南也在饿死人，财政紧张，工程不得不缩减。但工程规模仍不小，从六○下半年动工，直到六二年年底方完成。一个连的军队守卫那片空房，直到六六年六月才盼到其主人去住了几天。毛对那「茅棚」十分满意，上上下下皆大欢喜，大家都忘了那是在到处有人饿死，毛主席拒绝吃肉的时候盖起来的。更没有人去想，要是六○年用那「修房子」的钱去换粮食（换一千万斤小麦是不成问题的），可以使多少饥民免于饿死。而自从毛六六年六月住过几天之后，那片房子就永远空在那里了。 当时的中国，「路有冻死骨」不假，「在北京前门外的某些贫民区，例如龙须沟、金鱼池一带，几乎每天都有饿死冻死在街头的人，其中多数是从附近的农村逃荒来的。」（注１５：黄秋耘著《风雨年华》。） 在一九五九年三月，即张闻天夫人说「云南、海南岛都发出了饿死人的警报」时，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一个「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三月十一日发出。一九五九年郑州会议制定的文件原本没有这一款，毛泽东三月五日在会上说，「文件还要修改，里面……劳动力盲目流入城市也未讲」，以后才发了这个紧急通知。）该文件不仅要制止农民外逃，而且指示各省市将「盲目流入」城市和工业矿山地区的农民予以收容、遣返。 自这时起，中国的词典里多了一个新词：「盲流」。 在大片饿死人的农村地区采取把守交通要道、禁止饥民外出，使他们坐以待毙的政策却是人脑能想出的最残酷、最不人道的政策。毕竟在一九六○年初，中国还没有什么「自然灾害」，象前文说安徽三兄弟中的一个逃到江西生存下来那样，很多人是会找到活路、免于一死的。中共「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制造了大量不该发生的「非正常死亡」。相信至少数百万农民像安徽三兄弟被困死在家里的两个那样，是这种政策的牺牲品。 　　把关堵道，在边强地区就不那么容易。所以，在千万人饿死时，边疆部份人民逃离中国，寻到了活路。从一九五八年到六○年，云南不少边境居民逃到了国外。跑的人数不详，但六○年之后的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的说法是「边疆跑人多，震动很大」，「跑人问题，跑了那么多人，当然不对」，（注１６：见《光明磊落、耿直刚强——阎红彦传》。）可见问题相当严重。广东毗邻香港，起先人民逃往香港，途中被堵截抓住后均绑起往回押，有的人还未到收容站就倒下不起了。后来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决定放百姓一条生路，指示「不要武装堵塞，不要捆绑」，结果至少有十万广东人逃离。一九六二年新疆边境伊犁、塔城地区七万多人逃往苏联的事件，固然与苏联暗中挑唆、诱惑有关，也有一定的民族因素，但根本原因还是因大跃进的人祸使那里的边民们也沦于缺吃少穿的境地，苏联人用面包、黄油一诱惑，对人民公社失望了的边民们连同县委书记、县长们便不要自己的家和国，逃亡了。                               ——丁抒《人祸》香港九十年代杂志社出版1995年修订版 一年前，毛在莫斯科作演讲：“有人说中国人爱和平。我们说不对！我们中国人好斗。依我们的意见，牺牲世界半数人口，消灭资本主义，换来社会主义……”用常规武器是打不掉半数人口的，毛显然指的是用核武器打掉半个世界，轰掉资本主义。主张与资本主义世界对着干的人民公社和随后的大炼钢铁运动，中共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疯癫，赫氏可能便已作出判断，不应继续帮助中共设计制造核武哭器了。但直到五九年五月，他宣布要在全世界面前树立和平形象，为和平作出新姿态之后，才作此决定。 仅仅在一九六一年之内，全国报废工程就折合人民币一百五十亿元。（注２１：引自成都《天府新论》一九八九年一月号中共四川省委党校韩西林的文章。）这刚好是中国对苏债务的一倍。 中国不是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即大批人饿死之前，而是迟至六○年底即无数农民已经饿死之后才决定进口粮食，并非因为向苏联还债而手头无钱，而是由于在「反右倾」、整肃一千万人的政治气氛中人人自危，不敢说真话，饥馑真相被掩盖，致使周恩来无法下决心。据当时的外贸部副部长林海云说：「一九六○年……必须从国外进口大量小麦。在严重危机面前，如果我们在国际市场上抛售黄金，以解决外汇紧缺问题，也不是不可以，但周总理不赞成这样做。他说，黄金不能卖！我们不仅没有卖黄金，而且还利用金价比较便宜的机会，每年买进几十万两黄金，年年买进，一直买到一九七○年。」（注２２：《不尽的思念》一书中林海云的文章。） 党的高层领导人中，无人有意推翻毛是事实，很多人对毛不满却也是事实。……                               ——丁抒《人祸》香港九十年代杂志社出版1995年修订版 魏京生回忆说：“六八年我下乡的时候，老乡带着我走从这村子经过，我看到这村子里的房子没有顶了只剩下些土墙了。他告诉我这个村子在三年困难时期人都饿死了，还讲了一些那个时期人吃人的故事，真是惨不忍睹，匪夷所思啊！我光听人说吃人肉，但到底有多少人靠吃人肉活下来了我也不晓得。有一次和一些当地的农民在一个饭桌上吃饭，我就说咱们桌上十个人，吃过人肉的能不能举一下手。结果除了我，另外九个人都举起了手，全都吃过，全是靠吃人肉活下来的，甚至有的来不及吃已经死的，看那个人晃晃荡荡快死了就把他杀了吃掉，那时候人已经完全进入那种动物的状态了，就是已经完全失去人性了。” ——新唐人电视台5集电视纪录片《魏京生》第二集“民主” ▲1960年3月，我怀孕了，要想加强营养是办不到的，就国家给的这29斤指标粮还吃不饱。一天三顿饭，早晚都是玉米面稀粥。中午两个玉米面增量法窝头或是代食品窝头（玉米面掺着棉花托儿磨成的面或玉米骨头磨成的面做成的窝头）和一份炒干萝卜条或干白菜胡萝卜。 ……在这困难期间，由于物资缺少，市场上不论是生活用品还是吃的食品，物价都相当的高。一辆自行车高达一百二三十元，一块三公分见方的熟猪肉，竟卖上五元钱，一个鸡蛋卖五角钱，油条三元钱一斤，这都是高价物品。平价的食品就是凭票证或由医院医生开的病号特供证来购买，别无其它办法。我们的户口和粮食关系都属于单位集体管理指标，票证不发给个人。在这种生活条件下，别说是孕妇，就是一个正常人都吃不饱，可想而知，我这个孕妇是如何苦熬过来的了。 ……那时候饿得人们总想着吃，有时在工作空闲时，大家议论着过去都吃过什么好吃的东西，互相争者，你说几句，他说几句，比开会学习发言可积极多了。这种精神大会餐，只能给人们带来一种精神安慰，一点儿也不能解决饿的问题。……由于胎儿营养不良，所以生下来时头上一根头发都没有，小脸瘦得一点点，抬头纹一道一道的，看上去好像个小老头，孩子是在1960年12月21日下午出生的，起名叫欣欣。在这产期当中，我就吃过老伴儿给我买的一条七、八寸长的鲤鱼，妈妈带来的那20个咸鸡蛋，和我自己买的指标鸡蛋、红糖、挂面（孕妇特供），其它任何营养品都没有。自从怀上欣欣后，孩子就缺乏营养，生下来后，我每天忙于工作，经常误了喂奶的时间，孩子总是饿着肚子在家里哭。想着想着，我就哭了起来，心里埋怨自己不该在这困难的年代生孩子，结果我和孩子糟了多大的罪！（当时出生率为中国一千多年来的最低） 当时，孩子有11斤的指标粮补贴给我，可我没有把这11斤粮食都吃到我一个人肚子里。因老伴儿一天在外边跑业务，不知要走多少路，再说，他的饭量又大，29斤粮食根本就不够他吃的，所以不如说孩子的11斤粮食是补给我俩吃的。有一次，老伴儿回家对我说，他出去跑业务时，看见前面拉萝卜的大车上掉下来一个大白萝卜，于是他就高兴地拾起来把它吃了。我听了很惊讶，在这寒冷的冬天，他能吃下一个又凉又辣的大白萝卜，可想而知，他的肚子饿到了何等程度！老伴儿回家对我讲述了此事时，看样子还觉着是一大收获似的。 自进入这瓜菜代以来，我和老伴儿从来没有为了吃不饱而吵过架。而是共同想办法，如何能吃得饱一点儿。有一次，老伴下班回来，拿回一个从路上捡来的高粱穗儿和一把豆子，当时就觉着比拾到钱还高兴。因为钱不能吃，高粱穗儿和豆子能充饥，于是就把高粱穗和豆子用捣蒜缸子捣碎，又掺上少量的玉米面蒸了四个小窝头。那天晚上，我俩高兴得好像是几岁的孩子过大年除夕似的。因为我们从来没在家里做过干粮吃，总是煮两顿稀粥，今天我们每人能吃上两个小窝头了，尽管窝头不大，可它究竟是干粮。 还有一次，公园里枣树上的枣儿快熟了，怕有人偷，于是就派各单位干部轮流参加义务劳动，夜里到公园去看管。那天，派到老伴儿去看枣儿，老伴儿边看枣，边把树上掉在地上未熟透了的枣儿拣了起来，第二天带回了家。这又是一次大丰收，掉下来的枣还没有熟透，一点儿都不甜，可是，它比代食品强多了。因鲜枣放不住，就把枣摊在屋里的地上晾着，后来觉着这样不行，还是放不住，于是用开水烫点少量玉米面，把枣粘在一起，做成枣儿窝头，上锅蒸熟。一个枣窝头比拳头还大，看上去都是枣，几乎看不到玉米面，那真是地地道道的枣窝头。一天老伴儿出差时，带上了两个枣窝头，在车站候车室拿着吃。有个人看见了，想用一元钱买老伴儿的一个枣儿窝头，如果按价钱来计算，一个枣窝头根本就不值一元钱，可老伴儿想，这一元钱不能充饥，因此拒绝了那个人的要求。 早在欣欣刚刚40天的时候，接到了老伴儿家的来信，说公爹病重，叫老伴儿回家去看望。这时正好我的产假还没到期，顺便抱着欣欣跟老伴儿一块儿回家，叫公爹看看他的孙子。到家后，见公爹没有卧床不起，比我们想像的要好得多，只是消瘦了许多，精神也不如从前了，这与三年困难生活有关系。 临回家时，在怀柔照了一张全家合影。回来没多久，又接到了老伴儿家拍来的电报，老公爹已病故。 为了吃饱肚子，老伴儿在我们住的房后面和房西边种了不少茄子、红薯和辣椒。尤其是茄子，收得还真不少。一到星期天，我们在家就煮茄子吃。那个时候的肚子怎么也吃不饱，吃饱了，还想吃。看来，吃的质量太差了，没有一点儿油水，副食跟不上。有些人患了浮肿病，他们凭着医生开的诊断书每天可在食堂享受特供的煮黄豆。 1962年，6月份快到麦收季节时，欣欣在托儿所患了麻疹，托儿所不让接回家，患了麻疹怕见风，如果受了风，转成肺炎，病情就严重了。 那几天，农村正在收割麦子，那天又是星期天，我和老伴儿商量，反正孩子也接不回来，咱俩去东小屯拾麦穗去。我俩过了滏阳桥，看见一个卖油条的，老伴儿说：“今天是星期天，咱俩也改善一下生活，买一斤油条吃，吃完了去拾麦穗。”一咬牙，花三元钱买了一斤油条。等我俩到麦田里一看，麦子收割完了，同时，地也收拾得干干净净，别说是麦穗，就连一个麦粒都见不着。这时，我俩才觉醒过来，在这样的荒年间，谁还舍得丢下麦穗叫别人拾走，觉得自己太荒唐了，又后悔不应该花三元钱买一斤油条吃，吃完了油条连一粒麦粒都没拾着，这三元钱白花了。                                                       ——摘自我母亲的回忆录 我参照中外多方面的资料，确认从１９５８年到１９６２年期间，中国饿死3600万人。因饥饿使得出生率降低，少出生人数为4000万人。饿死人数加上因饥饿而少出生人的数，共计7600万人。 在信阳，在通渭，在凤阳，在亳州，在罗定，在无为，在馆陶，在济宁，在四川省的不少地方，几乎家家都有人饿死，很多家庭人口全部死绝，有的村庄死得绝无人迹。正是应了毛泽东的两句诗：“千村癖藜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且不谈应该出生而没有出生的4000万人，饿死3600万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这个数字相当于１９４５年８月９日投向长崎的原子弹杀死人数的450倍。即大饥荒相当于向中国农村投下了450枚原子弹。这是投向日本两棵原子弹中较大和一棵。 这个数字相当于１９７６年７月２８日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数的150倍。也可以说大饥荒相当于发生了150次唐山大地震。 这个数字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死亡数字。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只有一千多万人，发生在１９１４－１９１８年，平均每年死亡不到２００万人。中国１９６０年一年就饿死1500万人以上。 大饥荒的惨烈程度远远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四千万到五千万之间。这四五千万人是在欧洲、亚洲、非洲广袤的土地上、七八年间发生的,中国这3600万人是在三四年间死亡的，多数地区死人是在半年之内集中发生的。 这是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灾荒都望尘莫及的数字：中国历史记载最高的灾荒死亡数字是1928－1930年全国22个省受灾。这次灾荒死亡人口超过了历史记录，但仅为1000万人。从１９２０处到１９３６年，17年灾荒合计死亡1836万人。李文海等人所著《近代中国灾荒系年》和《中国近代十大灾荒》认为上述数字过大，他们认为，1928-1930年的死亡人数不到600万，是最严重的一次；1931年长江大水死亡人数是14万。１９５８－１９６２年饿死人数是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灾荒死人数的好几倍。 逃往香港的难民和海外侨民的国内亲属传出了一些消息，一些西方媒体据此陆续发出了一些有关中国大陆发生饥荒的报道。这些报道是零星的，极不全面的，但中国政府一概斥为“恶毒攻击”、“造谣诬蔑”。为了扭转世界舆论，中国政府邀请了一些“友好人士”来华访问，希望借他们的笔“澄清事实真相”。对这些来华访问的人士，中国政府作了极其周密的准备，精心安排了各种行程，包括访问地点、接触人员以及接待外宾的台词等等。外宾访问时，与老百姓高度隔离，有的地方有意布置丰衣足食的假象。当时任新华社国内部副主任的方实，曾经承担过陪外宾到安徽考察的任务。在他85岁的时候，曾向我谈起安徽省委如何欺骗外宾的情况（见本书第四章）。受骗的外宾，回国之后，发表文章，以他们的“亲身经历”，赞扬中国的“伟大成就”，说中国不但没有饥饿，而且人民丰衣足食。英国记者格林（Felix Greene）在他1965年那本谈中国的名著《无知的帷幕》（A Curtain of Ignorance）中说，1960年他走遍严格实施粮食配给的中国，却没看见大量挨饿的事。在中国家喻户晓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就是受骗后再骗别人的外宾之一。这些外宾的文章又被新华社翻译过来，成为“出口转内销售”的产品，在《参考消息》和《参考资料》上发表，作为统一思想，压制国内的不同看法的工具。 ——原新华社高级记者、教授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香港]大风出版社2006年2月 回顾世界上可怕的饥馑史，在任何一个独立、民主、拥有相对的新闻自由的国家里，从来没有发生过重大的饥馑。不管我们观察哪个国家，是埃塞俄比亚、索马里最近的饥馑，还是其他独裁政权下的饥馑；是苏联三十年代的饥馑，还是中国1958年至1961年大跃进失败后的饥馑；或更早一些，爱尔兰或印度在外族统治下的饥馑。在这个规律面前，我们找不到任何例外。虽然中国在经济的许多方面做得比印度好，但中国仍然出现过大范围的饥馑（而印度却从未如此），这场饥馑实际上是世界史上有记录的饥馑中最大的一次，在1958年至1961年间差不多饿死了三千万人民，而导致这场饥馑的错误的政府政策却被延续不变达三年之久。这些导致人民饿死的政策被推行下去而未受到批评，因为议会里没有反对党，没有新闻自由，也没有多党制下的选举。事实上，恰恰是因为缺少对执政党的挑战，才使得严重错误的政策虽然每年杀害了上千万人，也仍然能够持续下去。——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森 的确，造成中国几千万人饿死的根本原因是极权制度。当然，我不是说极权制度必然造成如此大规模的死亡，而是说极权制度最容易造成重大政策失误，一旦出现重大政策失误又很难纠正。更重要的是，在这种制度下，政府垄断了一切生产和生活资源，出现灾难以后，普通百姓没有自救能力，只能坐以待毙。 ……中国官方对大饥荒期间饿死人的问题讳莫如深。据当年在公安部负责人口统计的王维志向本书作者介绍，由于死亡人口过多，成了敏感的政治问题，各省的人口统计数字是绝密资料，只能让极少数人看。如山东省的人口数只能五个人看：省委正副书记、正副省长、公安厅长。当年担任粮食部副部长的周伯萍晚年对本书作者说：1961年，粮食部陈国栋、周伯萍和国家统计局贾启允三人受命，让各省填写了一个有关粮食和人口变动的统计表，经汇总以后，全国人口减少了几千万！这份材料只报周恩来和毛泽东两人。周恩来看到后通知周伯萍：立即销毁，不得外传。周伯萍等三人共同监督销毁了材料和印刷板。事后周恩来还打电话追问周伯萍：销毁了没有？周伯萍回答销毁了，周恩来才放心。在这以后，没有公布人口数字。从生产队到公社到县，都尽可能隐瞒或少报饿死人口。少报饿死人口不仅可以减小领导干部的政治责任，还可以领取这些已死的人的口粮，这种“吃空额”的情况，是普遍存在的。 ……根据以上分析和多方面听取意见，我估计，在大饥荒期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大约3600万人，应出生而没有出生的人数大约4000万人。大饥荒使中国人口损失大约7600万。 在饿死人最多的1960年，国家还有数百亿斤粮食库存，却没有大规模地开仓放粮救人。 在这期间，中共中央所做的事就是反右倾。这场政治斗争，加剧了灾难。对中国共产党挽救危局如此无力，罗隆基有一段精辟的谈话：“他们知道出了毛病，但到现在还不知道毛病出在哪里，检查纠正没有触及到基本问题，订的措施没有抓住要点，只会把事情愈搞愈糟，毛病愈出愈多……。共产党讲唯物，实际上最唯心，说的是客观规律，实际上最不尊重客观规律。他们现在拿着1848年的资本论，解决1958年的问题。这是一个什么制度？平心而论，我要对人类负责，就不能同意这个制度。”罗说：“物资供应如此紧张，不是一时的，而是永久的，是社会制度造成的。”这段话本来是罗隆基在私下说的，后来被人打小报告送到毛泽东手里。毛泽东把它当作反动言论。1959年7月19日，毛泽东批给庐山会议的参加者，作为反面教材。罗隆基还说：“目前物资供应如此紧张，是古今中外所没有过的大乱子。依我看，1956年就把事情搞坏了，私营工商业改造有毛病，大工厂只能解决大问题，日常生活问题要靠小工厂来解决，现在只见其大而不见其小。私营工商业改造以后，又来了个反右，反右以后又接着搞政治挂帅、大跃进、人民公社。”  半个世纪以后，人们才知道，罗隆基的这些“反动言论”，是远见卓识的金石之言。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当时合称为“三面红旗”。这是1958年令中国人狂热的政治旗帜，是造成三年大饥荒的直接原因，也就是大饥荒的祸根。 ——原新华社高级记者、教授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香港]大风出版社2006年2月 1999年9月，当年新华社常驻信阳记者鲁保国陪我到信阳了解当年情况，他回忆：“1959年下半年我乘长途汽车从信阳经罗山到固始，从车窗向外望去，看到路旁的沟里一具一具的尸体。车上的乘客谁也不敢谈论饿死人的事。在罗山县城西门外我看到一具尸体，就给罗山县委打电话反映了情况。光山县饿死人最多，死了三分之一，整家整家地被饿死，成了绝户。虽然到处有饿死人，但领导干部还是大吃大喝。我住在固始县委招待所，县委书记杨守绩请人吃饭，喝皮丝汤。” 我问鲁保国：“作为新华社记者有责任向中央反映情况，你为什么不写‘内参’呢？”他回答说：“亲眼看到说真话的人受那么多的摧残，我哪敢写‘内参’？” 由于反右倾，干部们都不敢说真话。信阳专署机关党委书记李文耀，其妻姓文，回老家看到煮人肉吃，她没有吃，带给孩子吃。李文耀的父亲饿得走不动了饿死在街头。但李文耀还是说形势大好，还积极批判张树藩、余德鸿。余德鸿说：“你老婆吃过人肉，你爹饿死了，你还批我，你有人性没有？” 就在信阳大量饿死人、人相食普遍发生的时候，《河南日报》还宣传形势一派大好，连续发表七篇“向共产主义进军”的文章。 余鸿德说：当年信阳库里有粮10亿多斤，当年产量29多亿斤，共40亿斤。守着这么多粮食还饿死人，真不应该。如果开仓放粮，就不会饿死人。后来还是信阳自己库里的粮食解决的，没有从外面调粮食。饥民看着粮库里有粮，也没有人想到抢粮食。有的农民坐在旁边等着政府开仓放粮，他们坐在粮库旁边喊：“共产党，毛主席，救救我们！”有人就饿死在粮库旁边。 尤太忠将军是光山县人，他老家饿死人最多。他回家探亲后回部队说了真话，挨了批评。湖北省长张体学是新县八里畈人，他家有亲戚饿死了，他回家看过，回去反映过情况没起作用。在那种体制下，连这样的高官说真话都没人听，老百姓就更没有地方说话了。 信阳到底饿死多少人？1960年6月的统计数是436882人，10月的统计数是549171人，12月的统计数是100万人：1999年以后，我在信阳、郑州、北京访问了当年信阳事件的当事人，他们几乎一致地认为，信阳事件中，非正常死亡人数至少是100万人，可能更多。 农民挨饿，还向外封锁消息，不让向外面写信，所有的邮局都由公安局控制了。中共信阳地委让邮局扣了12000多封向外求助的信，有一个党支部23个党员饿死了20个，剩下3个党员给河南省委写了一封血书，请求省委救救他们村里的农民。这封信也被省委秘书长扣压，并下令查处。光山县一位农民找医生看病，医生说，这个病好治，有两碗粥就好了，结果这个医生被逮捕法办了。为了防止饥民外出走漏消息，各县县委常委分片包干，分头布置，严防死守。县城四门持枪守卫，公路要道设岗把关，县境沿边流动巡逻，汽车站由警察把守，长途汽车要求党员队长驾驶。各公社按县里要求，派民兵在村头设卡，如发现有人外出，就夺走随身携带的东西，甚至剥下衣服，进行拷打。信阳靠近铁路，南北有两个火车站。铁路公安局两个局长，分别把车站看住了，农民只能在家里等死了。 把外流社员一律称作“流窜犯”，强行收容关押劳改。信阳市设立了数百个收容站，先后共堵截外流人员19万人，被强制收容后又不给饭吃，饥饿、拷打和虐待，使各收容站人员大量死亡。 光山县白雀公社杨砦大队的干部，组织10名基干民兵拦截逃荒群众。从1959年11月到1960年春节，共殴打来往社员40多人，其中打死12人，剥掉了195人的衣服。潢川县设立收容所67处，把外逃者抓到里面后过三关：一审讯，二搜查，三毒打，然后是强制劳动，不给饭吃。这67个收容所共收容外逃人员9330人，在收容所里毒打致死、致残2195人。城关公社一位绰号叫李瞎子的人说，他在城关收容所里，就看到死了300多人，每天抬出的死人少则3人，多则10人，有的还没断气就抬出去扔了。城关公社社员娄家绪说，1959年冬，省委检查团要来的时候，孤检查团发现收容所里有死人，前一天就抬出去87个，其中有4个没有断气。 为了掩盖真相，不惜残酷打击向外面透露情况的人。1960年8月以前，息县全县反映没有粮食吃的人民来信58件，其中6件匿名信当“反动信件”交公安局侦破，有一封是写给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匿名信，经对笔迹定为汝南银行干部郑连邦，立即将他逮捕。1960年3月12日卫生所的干部王启云写信给党中央，反映饿死人的严重问题，要求中央仿照“包文丞陈州放粮”，公安局侦破后，对王启云进行残酷的批判斗争。 信阳地区妇联主任李瑞英（专员张树藩的夫人），到西平县看到饿死人，还听说有吃死人尸体的情况，想向在华北局工作的老战友李雪峰反映。为了不被人发现，她先给李雪峰的夫人翟英写了一封短信：“你们在家吗？如果在家请速回信，我有重要事情告诉你们。”这封信第二天就退回来了。李雪峰是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兼北京军区政委，像他这样的高级干部都没有通信自由，可见极权制度的严酷。光山县邮局发现一封寄往北京的匿名信，内容是反映光山饿死人的情况，公安局就追查写这封信的人。邮局柜台的营业员回忆，发这封信的人是一个女的，脸上有麻子。公安局就在全县范围内抓女麻子，让所有的女麻子都到公安局报到，一个一个地检查，结果还是没有找到。事后才知道，写信的人是一位在郑州工作的女子，回到家乡光山县（一份资料说是潢川县）探亲看到饿死人，才写了这封信。 我1999年到河南调查时，在一些老人中传说张铁匠冒死上访的故事。后来在档案馆中我才得知这件事的详情。张铁匠即河南省民政厅办公室副主任张富，铁匠出身。他1959年12月到信阳调查生产救灾情况。他先后两次把所了解的情况向省委书记宋致和和省委常委兼省监委书记刘名榜汇报过。张富在潢川县了解了仁和、双柳两个公社。仁和公社杨楼大队有1900多人，当时死了300多人，双柳公社从1959年10月1日到12月26日死亡2363人。张富把所了解的上述情况写成书面材料，打印后分送潢川县委、省民政厅和刘名榜，并于12月底向宋致和与刘名榜作了口头汇报。 春节期间，张富又以拜年为名，到刘名榜家中反映信阳死人的情况。刘名榜装作打盹，只说了一句：“工作上有错误，以后写个报告吧！”张富很着急，准备向中央反映。张富找到省检察院副检察长肖剑波，表示了向中央反映情况的意思。肖怒气冲冲地说：“下面不是你说的那个情况。谁欺上瞒下？你到中央去告谁？”第二天，张富偶尔见到了刘名榜，刘问张：“你为什么要到中央告状？你知道底下的问题没解决吗？什么事都要你过问！”张富准备去北京，受到阻止。先是民政厅的处长找他谈话，威胁他，接着民政厅党支部副书记找他谈话，并紧盯着张富一步也不离开。还对张富说：“省监委来电话，不让你去中央，已经通知了公安部门，你想走也走不了。”后来民政厅赵厅长劝张富休息。第二天，张富去火车站买票，又受到阻止。 饿死的人越来越多，不顾各种阻力向中央反映情况的人也越来越多。1960年4月初，身为监委书记的刘名榜看到已经掩盖不住了，不得不向中央监委反映了固始县饿死人的情况。 为了掩盖饿死人的情况，农民饿得走不动了，还不能在外人面前显出饥饿的样子，有的地方（如光山县）不让走不动的饥民走路拄拐棍。捂是捂不住的，有的信件还是转到了中央。中央派人到信阳调查。7、死人事件暴露后还极力捂盖子…… 1960年，中国出口粮食272．04万吨。这些“贸易粮”折合原粮326万吨，相当于一千万人一年的口粮。当年还出口了大量的油类、鲜蛋、肉类、水果等当时极为稀缺的食品。这一年进口粮食只有6．63万吨。1960年大量饿死人后，1961年进口粮食580．97万吨。出口粮食减少到135．5万吨。 ——原新华社高级记者、教授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香港]大风出版社2006年2月 ……事实和理论必须和关于价值标准的意见一样成为一种官方学说的对象。而且，传播知识的整个机构——学校和报纸，广播和电影——部被专门用来传播那些不管是真是假都会强化人民对当局所做决定正确性的信心的意见;而且，那些易带来疑窦或犹豫的信息将一概不予传播。人民对这个制度的忠诚会不会受到影响，成为决定某条信息应否被发表或禁止的唯一标准。在极权主义国家，各个方面存在着的情况，可能引起永远是和其它地方在战争时期存在于某些方面的情况一样。凡是可能引起对政府的智慧产生怀疑，或者可能造成不满的东西都是不会与人民见面的。同其它国家的情况作不利的对比的根据，关于实际采取的方针是否可能有替代性方案的知识，可能说明政府没能履行诺言或没能利用机会来改善现状的信息——所有这一切都在被禁止之列。因此，对信息不加以系统管制，不强制推行统一意见的领域是不会有的。 这甚至适用于那些显然是同任何政治利害关系相去甚远的领域，特别是一切科学领域，甚至是最抽象的科学领域。很容易观察到并且由经验充分证实了的是，在直接涉及人与人的关系，因而又最直接地影响到政治观点的学科中，如历史、法律或经济学等，对真理的无私探讨在极权主义制度里是不可能得到许可的，而对官方意见的辩护却成了唯一目标。在所有极权主义国家里，这些学科已成了制造官方神话的最丰产的工厂，而统治者就用这些神话来支配他们的子民的思想和意志。因此，在这些领域里甚至连追求真理的伪装都被抛弃了，什么学说应当传授和发表都由当局来决定，这是不足为奇的。 科学一旦不能为真理而必然只为一个阶级、一个社会或一个国家的利益服务的时候，争辩和讨论的唯一任务就是辩护和更进一步传播那些用以指导整个社会生活的信仰，正像纳粹的司法部长所作的解释那样，每一个新的科学理论必须问它自己一个问题，就是:“我是不是为了全体人民的最大利益而服务于国家社会主义的？” ——[英]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1944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总之，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 1962年7月上旬的一天下午，刘少奇在中南海游泳池与毛泽东会面时嚷道：“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刘源（刘少奇之子）、何家栋（原工人出版社常务副社长兼副总编辑、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顾问。《经济学周报》总编辑）《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7月   （1962年）父亲（章伯钧，原交通部部长，中国农工民主党主席——笔者注）（图10）看到我吃惊的表情，便尽量控制自己的激动，语调也放平缓，继续说道：“这话现在听起来很反动，你不必害怕，女儿，将来你就会晓得它是正确的。（一九）五七年五月在统战部的座谈会上，我提出国家体制改革，关键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分权问题。因为从集权到分权，是社会发展的进步，任何国家都如此。努生欣赏西方的三权分立是分权，我说的两院制实际也是分权。不管两分、三分、四分，怎么分都可以。总之，集权在当今世界是行不通的。今后国家的大政方针，还是党内一决定，全民都拥护。我敢断言，老毛绘制的共产主义美好理想永远是蓝图，是幻想。昨天努生讲，最新的大英百科全书已经上了中国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的条目。他们的基本解释为：章伯钧，罗隆基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下，要求实行民主政治。──这样一个简单的条目内容，让爸爸激动彻夜，觉得自己一辈子从事爱国民主运动，能获得这样一个归纳，也很满足了。爸爸能被历史记上一笔，还要感谢老毛。要不是他搞反右，把我俩当作一、二号右派份子，我们始终不过是个内阁部长或党派负责人罢了。” ——章诒和（章伯钧之女、原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最后的贵族》香港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大陆删节版名为《往事并不如烟》） ……班禅1962年5月给周恩来的《关于西藏总的情况和具体情况以及西藏为主的藏族各地区的甘苦和今后希望要求的报告》（简称《七万言上书》﹐因其有七万汉字）说得详细﹐其主要内容是﹕ 一﹑“混淆好坏﹐乱打一气。”把受骗或被迫参加叛军的人﹑达赖喇嘛过路时向他顶礼膜拜并献过酥油和糌粑的人﹑为过路叛军提供过食宿的人﹑聚众念经的人﹐以及什么也没有做的人都当作反革命分子来打击。 1987年3月28日﹐班禅在全国人大西藏小组讨论会上说﹕“平叛问题在青海等地搞得更是糟糕。……果洛地区打死了许多人﹐把尸体从山上拖下来﹐挖个大坑埋在里面﹐把死者的亲属都叫来宣布﹕‘我们把叛匪消灭了﹐今天是喜庆的日子﹐你们在尸体坑上唱歌跳舞﹗’……又如青海的夏茸噶布和马利地区的牧民等早把头人的几千支枪收起来﹐上交到政府。当时表示欢迎﹐并开了大会表彰他们﹐并带上了红花。可是回到住地一下车就全部抓起来﹐长期关押。”…… 青海平叛确乎特别残酷。 1981年3月19日中共青海省委给中共中央的《关于解决1958年平叛斗争扩大化遗留问题的请示报告》承认﹕……当时全省以平叛﹑防叛名义共捕了52922 人。捕人数目达到牧业区藏族蒙古族总人口的10%。玉树藏族自治州的曲莱县没有发生过叛乱﹐而捕办人数竟高达总人口的21%。由于大量捕人﹐监所人犯拥挤 ﹐条件恶劣﹐生活困苦﹐造成在押人犯成批死亡。经过复查﹐错捕错判和在集训中死亡的﹐有23260人。错杀了173人。在错捕错判死亡的人数中﹐有安置为县级以上的民族宗教中﹑上层人士159人﹐民族干部480人。…… 二﹑ “大汉族主义”。《七万言上书》说﹕有汉干说﹕“藏族是一个被宗教和民族自尊心陶醉了的顽固民族。”他们“以藏文新词不够为借口”﹐“忽视藏文”﹐“认为一切旧的都是落后的﹐肮脏的和无用的”﹐“嘲笑藏装”﹐“对妇女的手饰﹐男人的辫子表现出不喜欢的态度﹐致使无法继续穿戴和留下去﹔对屋墙外的粉刷（藏人爱在墙上刷佛徽——引者）﹑屋顶的旗杆（经幡—-引者）﹑婚丧送礼﹑庙会敬神﹑节日娱乐和民间体育等也看做无益多余的﹐致使大部分停顿了等”。 “在藏族中也有一些滑头巧语﹑随机应变﹑私利熏心之辈﹐在大汉族主义者面前逢迎装相”。 三﹑ “反对宗教”。《七万言上书》说﹕“在西藏的各寺庙内发动‘三反三算’运动时﹐在实际工作中增加了反对宗教本身﹐并将其放在了主要地位。”“对公开表示了信仰宗教的人﹐ 戴以迷信分子和不喜欢革命等各种帽子﹐进行无法忍受的没头没脑的斗争和打击。”……“除去四大寺等被保护的极少数寺庙外……一部分汉族干部出主意﹐藏族干部动员﹐积极分子中的不明事理的人充当执行者﹐盗用群众的名义或戴¨群众的面具﹐掀起了消灭佛像﹑佛经﹑佛塔等的滔天浪潮﹐把无数佛像﹑佛经﹑佛塔烧毁﹐抛入水中﹐扔在地上﹐拆毁和熔化﹐对寺庙﹑佛堂﹑玛尼堆﹑佛塔恣意进行了疯象闯入般的破坏﹐盗走了许多佛像饰品和佛像神塔体内的宝贵物品……公然无忌地污辱宗教﹐把《大藏经》用于沤肥的原料﹐专门把许多佛像和经书用于制鞋原料等”。 “千方百计地使僧尼还俗”﹐“竟有让喇嘛站一边﹐尼姑和俗女站一边﹐强迫他们互相挑选”。“民改前西藏有大中小寺庙2500余座﹐而民改后由政府留下来的仅仅只有70多座﹐减少了97%……全西藏过去僧尼总数约有 11万多人﹐其中外逃者可能有一万﹐剩余约十万人﹔民改结束后住寺僧尼权且算作有七千人﹐也减少了93%。 ”（班禅这里所说的保留僧尼数与前引中共的数字相同﹐保留寺庙数与中共的数字大相径庭﹐不知是否计算有误﹖——引者）“把生产列为一切事情的首位﹐老少僧众和善僧都被支配劳动过度﹐由于那些人过去没有劳动过﹐而处于无法忍受的境地”﹐“宗教活动（班禅特地提到了灌顶—-引者）少如白天的星星” 。 四﹑饿死人。 1959年到1961年﹐“西藏连续三年获得丰收”﹐但“初步括了合作社风”。 “由于党给予轻税的照顾﹐爱国公粮是不重的”﹐但由于浮夸风﹐把虚报的产量指标作为根据﹐征收爱国公粮﹐挖了过去的存粮﹐“致在西藏的一些地方发生了个别人饿死的情况”。甘肃与青海省委在大跃进中大括浮夸风﹑共产风﹐大办公共食堂﹐饿死了大批藏人（以及汉人与其他少数民族—-引者）。 ——徐明旭《阴谋与虔诚﹕西藏骚乱的来龙去脉》[香港]明镜出版社1999年4月 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共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间，毛泽东震怒于刘少奇的冒犯，当着众人对刘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 ——刘源、何家栋《刘少奇、毛泽东和四清运动》 集体主义思想的悲剧在于:它起初把理性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却以毁灭理性而告终，因为它误解了理性成长所依据的那个过程。 我们现在必须暂时回到一个紧要问题上来:个人自由是和整个社会都必须完全地、永久地从属于某个单一目的的至上性这一观念水火不容的。自由社会绝不能从属于某个单一目的，这条规则的唯一例外就是战争和其它暂时性的灾难……在和平时期，应绝不容许一个单一目的绝对优选于其它一切目的，这甚至也适用于现在谁都承认的当务之急的目标，即克服失业现象的目标。 ——[英]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1944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