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官与大款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几乎所有的贪官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傍大款”，所谓“傍”字与“款”字，形象而生动地表现了目前中国官场的一种生存状态：贪官与有钱人联成一体，沉瀣一气，巧取豪夺，为了经济利益而奔向前{钱}程。他们如同战友肩并肩地站在一起，手傍着手，心连着心，盯住的是国家的财产与老百姓的利益，在贪婪与纵欲这一点上，他们结成了坚定的联盟，大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之势。然而，一旦前者倒台或失势，或后者破产或贫困，双方合作的基础既分崩离析了。如果从这个结果看，“傍”字就只具有嘲弄与讽刺的意义了。 就贪官来说，他们每到一地任职，首先要结交当地的大款，反过来说，有钱的老板也会主动登门拜访，与贪官称兄道弟，所以他们很快就会走到一起。据我在东北所认识的一些贪官看，他们考虑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如何搞到钱，以便向上级行贿，因为自已的官职不是靠民选，而是花钱买来的，没有钱怎么能保住官位？一般情况下，现在各地不同级别的官职都是明码实价的，好象有点约定俗成，比如说乡长10万，县长50万，市长100万，省长1000万，等等，这都是毫不含糊的，象买东西一样等价交换，但不能讨价还价。官员之间，彼此心照不宣，大都按照这个行规办事。比如，1997年我在黑龙江省海伦市见过一个贪官，他当时是一个正局级干部，由于以前我报道过他主持的一个绿色农业开发项目，所以我们很熟，他告诉我，最近心情不顺，因为人大选举时，他原先希望的职务叫别人占据了。他说：没办法呀，咱们钱不够啊！他例举了许多类似事件，令我很震惊。他还报怨自己分管文教，下面的企业太少，如果分管工贸最好，那样就能多管一些经济实体，多认识一些老板，也一定能够干上去。此后黑龙江省曝光的田凤山案，马德案与韩桂芝案，已充分体现了官场的这种腐败。而绥化地委书记马德恰恰就是当年的海伦市一把手，我对他的丑闻早已耳熟能详。可见官场的买官卖官的情况有多么严重。 由于官职是干部花钱买的，那么就有一个回报率的问题，当官的上任后，就要把自己掌控的官职继续批发转卖，以便收回成本，攒取利润。这又迫使下面的“小贪官”给自己行贿，而“小贪官”就和自己一样，再去“傍”大款。就是这样，从上而下，一级一级地，整个社会风气慢慢地变坏了。看来，不论是大官还是小官，没有不“傍”大款的，个个乐此不疲。 此外，再是如何花钱？贪官大都是无神论者，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一知半解，对人世间的物质享受却极力追求，对穷奢极欲没有愧疚感，对来生诸神没有信奉与敬畏，他们不仅要穿名牌，戴名表，坐高挡房车，还要天天吃喝玩乐，美女如云。每天的饭局都是按排的满满的，先喝酒吃饭，再唱歌跳舞，然后是洗桑那，“三温暖”，而后按摩泡小姐，最后再搓麻将或打滚子，以至夜不归宿。这种自以为神仙一样快乐的生活，得有大笔金钱供着，而买单的正是大款老板。俗话说：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软。所以，久而久之，贪官就不知不觉地被大款绑架了。 1998年，我到辽宁省一个县级市采访，当地的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和县长和我聚餐，酒桌上的人不少，他们不知道我是海量，结果县长喝醉了，讲话走了板，他说当地有三个老板，都是开酒店的，也是黑社会的，个个财大气粗，把市委市政府都控制了，有时训斥他们就象对待孙子一样。后来在另一场合，我又见到了其中的两个“黑老大”，他们对我还满客气的，酒喝多了，为了向我眩耀实力，一个电话，就把市委书记叫来了，那个当官的跑得气喘吁吁，进门还连声喊道歉，在那一刻，我相信了县长的话，也明白了：中国经济繁荣的背后隐藏着巨大的政治危机。 当然，也有一部份正直官员是不搞买官卖官这一套的，或者“傍”大款的程度没那么深，但由于目前的党风与社会风气，恰恰因为他们是异类，反倒举步维艰。2007年，我在广东省结交了一大批企业老板和官员，那时我是以一个书法家的身份出现的，所以他们讲话并不避讳我，有许多人大骂朱镕基，原来朱总理到广东视察从不吃请，也不收礼，当然也不给他们办事，这使他们很狼狈，他们说，他自己廉洁奉公，叫我们大家怎么做事？我听了，一脸愕然。 其次，从大款来说，“傍”上了当官的，就象草木找到了土壤，不仅攒钱有了基础，而且守财有了保护神。第一，大款最怕以前得到的财富流走，碍于中国的一党执政的体制，他们对当官的，特别是对市委一把手，十分看重。因为他们知道，与其花费时间和精力与那些多如牛毛的职能部门打交道，养活工商税务公安等众多“白眼狼”，还不如花大钱搞定党政一把手，让他围着自己转，其它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有一个老板与我是多年的朋友，他对我说，现在社会上的人们仇富心理特重，治安状况也不好，如果不交个大官朋友，出了麻烦怎么办？再说，各个部门都能管到企业，毃榨勒索的“大盖帽”不时出现，所以必须有个靠山才行啊。这番话一语道破了真谛。第二，大款有了钱，并不满足，他们还想继续发展，必须靠钱换权，再用权换更多的钱，一般情况下，他们盯住了房地产开发市场，而批地皮盖大楼则一本万利，但要成功，离不开政府支持暗箱操作，所以，掌握土地资金招商项目的一把手，就和大款连为一体了，他们有的索性入股，有的曲线受贿，但共同的经济利益是无比诱人的。这正是他们勾结起来，搞动迁，扒小房，大肆侵占群众利益，不惜死伤人员，不断激起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原因。 不过，几乎所有的大款对贪官都留有后手，他们为了保护自己，往往在行贿时都留下证据，或录音，或录相，或目击者，一旦贪官出事，立即合盘托出，争取立功受奖。这一点正是贪官难逃，大款易释的原因之一。比如，内蒙古赤峰市市长徐国元贪腐被判重刑，而向他行贿的大连新型集团老板孙某科虽一度拘留，却有惊无险。所以近年来，官场上流行桑那浴行贿成交的惯例：大款与贪官在更衣箱里“验钱”，因为那时人们都是赤条条的，不必担心偷录或私拍，送的真诚，收的坦然。就是这样，中国的贪官和大款互相利用，尔虞我榨，绞尽脑汁，机关算尽，谁也离不开谁。 正因为如此，他们都可能成为党内派别斗争的牺牲品，整“小贪官”的“大贪官”，用灯泡一样的明亮眼睛，紧紧地盯住那些与对立面的官员走得过近的大款；算计大款的小老板呢，则因为妒嫉与攀比，把斗争的灵敏触角，伸向与大款过从甚密的贪官，他们都希望找到行贿受贿的蛛丝马迹，置其于死地而后快，而共产党多年来鼓励举报告秘的光荣传统，又使贪官的仕途如履薄冰，亦使大款的商海雪上加霜。于是，人们常常从判决书上可以看到众多贪官与大款的名字，它们最后一次紧密地联在了一起，不论判多少年，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假如有一方倒台或破产了，另一方绝对不会施以援手，雪中送炭。这是因为他们是赤裸裸的互相利用的金钱关系，就象他们在桑那浴肮脏交易一样。2005年，在大连南关岭监狱，有一个过去是局级干部的囚徒对我说，我们当官的最倒霉，一旦坐了牢，一个来看的朋友也没有，连老婆也跑了，因为我以前养了三个情妇，巴结我们的大款和情妇一个样，他们当年看好的都不过是我们手中的权与钱而已。 2009 10 7于多伦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