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大崩溃”(Great Crash)80周年纪念日刚刚过去。这触动了人们的神经，因为就在一年前我们似乎还面临着同样的无底深渊。从1929年10月底华尔街股市崩盘开始，到笼罩全球经济多年的“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一系列事件突然从历史书籍中跃入现实，活灵活现地出现在我们眼前。悲观主义者问，怎么做才能让这一切不再发生？乐观主义者则问，我们从中能够吸取哪些教训，以防止一切重演？</P> <P>“大崩溃”与“大萧条”之间的联系始终存在争议。毕竟，在一个民主精神已经深入股权制度的社会里，无论美国投机泡沫破裂的影响多么广泛，它也与全球陷入大规模失业和穷困的恶性循环不是一回事。一个关键问题是通缩进程如何导致萧条——即更广泛经济的产出不断下降。另一个问题是，对此我们能够做些什么？这是一个不同的问题，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没有回放电影的选择。</P> <P>长期以来，在通常被笑称为象牙塔的高校里，孤立无援的学院派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通过争论此类问题勉强维生。大约10年前，在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这座象牙塔里，一位经济学家决定再版过去二十年写作的文集。他在序言中写道：“我想我是个大萧条迷，就像那些美国内战迷一样。”当这位不谙世事的人坦承自己无害的爱好时，几乎没有引起任何骚动。</P> <P>这位经济学家继续写道：“我喜欢研究大萧条，因为它是现代史一段关键时期内的一个引人入胜的事件。而且从专业角度来说，我也从大萧条中吸取到很多有关经济运行方式的教训，这是多么两全其美啊。”作为一名承认受到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思想影响的经济学家，他汲取的教训是，政府实施的误导性货币紧缩政策是在很大程度上是罪魁祸首。对此，他自己又补充了一些感悟：银行业恐慌对于将通缩冲击传递到实体经济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P> <P>本•伯南克(Ben Bernanke)——当然，上文中的经济学家就是他——如今发现自己正以一种更为特殊的身份来吸取此类教训。人们过早地将太多赞扬倾注于前任美联储(Fed)主席，与他相比，伯南克的履历更值得赞扬。我们非常幸运：当第二次大崩溃来临时，掌管美联储的是一位大萧条迷。在健全货币的名义下，这次紧缩力度没有加强。相反，积极的货币政策遵循的是放松实体经济信贷限制的战略，而通胀威胁得到正确判断：在当前环境下，这不过是纯粹的理论风险，可不予理会。</P> <P>可以说，迄今为止实施的政策非常具有弗里德曼主义(Friedmanite)的精神。伯南克确保了这次的大崩溃不会经由严厉紧缩政策演变为大萧条，由此表明自己没有背弃作为一名经济学家所应有的智力遗产。而且他自始至终都努力确保公众免于遭受银行业恐慌的更大祸害，即使这需要以“纾困华尔街”为代价（这在政治上不受欢迎，但是两害之中较轻的那个）。伯南克因此成为正确时间的正确人选。他理解危机产生的原因，因而没有导致其恶化，同时也具备了超越弗里德曼任何理论的实用主义倾向，这些都进一步强化了上面的那种观点。</P> <P>因为，当我们考虑如何避免经济陷入另一场大萧条的问题时，货币主义学派就无能为力了。直接刺激经济的财政战略完全是凯恩斯主义的翻版。早在大崩溃的前5年，即1924年，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就敦促英国对失业问题使用“激进疗法”。12年后，凯恩斯发表了《通论》(General Theory)，企图颠覆正统经济学的理论概念。凯恩斯为临时政府干预提供了实用主义理由，并不需要说服所有人都接受凯恩斯主义理论。</P> <P>就经济政策的现实问题而言，凯恩斯倾向于运用常识，而非深奥的经济学理论。实际上，他的名言“长期来看，我们都将死亡”就基于此。这句话通常被错误地解读为不加考虑地呼吁大家忽视长期后果，但事实上它是对我们拒绝睁开眼睛审视周围真实世界的一种空想的控诉。因此当我们想知道大崩溃何以导致大萧条，以及今天的情况又有何不同时，答案的一部分是，我们已经吸取了一些相关教训。这一次，我们本着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历史和经济学有所留意，且政策与常识步调一致。</P> <P><BR><EM>（本文作者为英国剑桥大学教授，他的有关凯恩斯的新书由Bloomsbury出版社在伦敦和纽约出版）<BR></EM></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