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边疆治理的难题试解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一、“民族区域自治”与“分裂主义” 今天跟读者们谈的这个问题，人人皆知既极端重要，又高度复杂和异常敏感，是个一旦把它敞开讨论就会让很多人血压陡然升高的话题。不过我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并不是因为2009年7月乌鲁木齐市发生了暴乱死伤了很多民众，而是源于十几年前我在西方参加的好几个有关苏联大帝国历史和莫斯科档案馆相关资料部分解密的研讨会。对苏联的资料读得越多，越是在它那面镜子上看到中国的曲折反光——注意：是曲折的而非直接的反光。 1997年初夏，我从就职的国立澳大利亚大学亚太研究院经香港回中国内地。当时由于香港的主权马上要从英国回归中国，所以许多人都在谈论中国领土完整的历史和现实问题。在中国国内几次非正式的小型讨论会上，我提出了两个观察要点，当时国内的参会者听后多半神情凝重。 我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苏联是如何解体的？1991年苏联解体后，这个问题在国际上引发了无数的讨论，谈及各种各样的原因，举不胜举。根据我所读到的信息，中国国内在当时较少谈论的一点，就是民族政策的失败和民族矛盾的加剧是苏联走向解体的最基本原因之一，至少是位列原因的前两条。我说，苏联这方面的经历和教训极其沉重，尤其是它施行的民族区域行政体系，即以各民族为主体的“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自治州”体系。对这些，中国必须重视和反思，走出一条非苏联式的新路子，从现在起采取积极前瞻的措施。 我谈到的第二个观察要点是，对中国而言，未来十多年内，民族矛盾和冲突的爆发点，或者说危险度相对而言最高的地方，不是西藏，而是新疆，并且有可能是以暴力的方式爆发。那时，中国官方对民族问题是把最大的注意力放在西藏上，天天集中火力批判“达赖分裂主义小集团”。而当时我的意思很明确，就是新疆自治区才是潜在的头号麻烦。 在座的人听了我讲的第二点更感震惊，那时很多人以为，中国的民族政策非常优越，没有什么大问题。另外一方面，大家认为民族地区如果说有头痛的事发生，也主要体现在西藏问题上，只要解决了“那个老喇嘛的麻烦”，大局就定了。我的观察显然与这些不一致。 十二年后的今年7月，乌鲁木齐发生令人悲哀的暴乱后——新疆是我在全中国最喜爱的两个区域之一，那里结交的诸多民族的友人不少——我翻出1997年初夏在那几次小型会议上我的发言草稿，再读一遍，自己都觉得非常震撼，原话里的危机感和忧患语气依然鲜活。 当时我解释，为什么说今后十多年里，新疆是中国民族问题发生危险的首要地方，危险性要高过西藏呢？我那时的论据主要是： 第一，宗教和政治的关系。进入现代社会后，宗教组织基本上都逐渐与国家政体分离，也就是说，政教合一的国家越来越少，大多数宗教成为远离政治过程的精神信仰。大的宗教教派中，相比而言，伊斯兰教却是继续紧密联系现实的政治过程，许多地方依然存在政教合一的体制。许多教徒并不承认他们居住地的世俗国家政权，而是企图建立超越世俗主权国家范围的“泛伊斯兰信仰者政治体”，这类运动在中亚、西亚、东南亚都有，这就是为什么那些地区很多世俗政权与这类运动的组织经常冲突动武。同时，在伊斯兰教教义中，“战斗性”的因素比较强烈——这里的“战斗性”是个中性词（足迹遍亚洲的民族关系史大家Owen Lattimore 对此早有论述）。虽然地域不同，语言各异，但在伊斯兰教兴盛的广大范围内，具有强烈“战斗性”的中小规模的团体不少。相比之下，佛教基本上不与现实政治过程紧密结合，更不具有“战斗性”，佛教反对杀生，远离刀枪。 第二，从地理方面看，西藏南部有喜马拉雅山脉，高大到很少有人能翻山而过，青藏高原是个高出周边很多的巨大板块，天然地制约了大规模跨区域的人口流动，境内外相互呼应稀少。但新疆却全然不同，那里主要是大范围的平地和沙漠，自古是中亚和东亚交往的大通道，西边过去就是伊斯兰教的核心区域，各地区人员的流动和相互影响十分方便和迅捷。 当然，1997年初夏我提出的新疆极可能成为未来十几年里中国民族问题最险要的区域、甚至发生暴力冲突的观点，还有其它的重要理由支撑，我们将在后文中更详细谈到。 这几个月来，中国国内有人也在讨论民族自治区体制是否要改，我发现迄今他们谈得相当片面，视野局限，思路也较狭窄陈旧。我担心，照他们的那个路子做政策研究和设计，会适得其反，把事情弄得越发糟糕。在下一篇文章里，围绕上面的核心论点，我将结合我在国际上参加相关的研讨会，和自己以前到苏联考察的亲身体会，梳理它的“民族区域自治”体制的萌芽、出台、强化、低效、衰落和分解的过程及根源，特别是讨论该体制在实际生活中究竟有怎样出乎意料的后果。不理清楚这个体制难节，就没办法拓展视野、开启思路，探索当前及今后中国如何处理民族关系，尤其是边疆地区的民族问题该怎么走。   二、执政党不上马克思的“当”  在下面的评论里，我们要来看看奇怪的苏联“民族区域自治”体制——它对中国的影响太大——是怎么非常规性地产生和非和平地演变的。谈及苏联的这个体制，就得要从马克思、恩格斯原先的设想谈起。 马克思、恩格斯对民族关系的想法只是他们关于整个人类社会关系变革图景的一个小小的部分，他们不认为民族问题是个真问题，相反，他们基本认定民族问题是个“次问题”：在民族压迫之上，决定性的是阶级压迫。只要消除了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国家专制机器，民族矛盾和冲突就会很快消失。虽然马克思本人从血缘来讲是百分之百的犹太人，但他一点也不从本民族的角度看问题。当德国的犹太人团体在19世纪中叶呼吁德国改变歧视犹太人的法规和习俗，要善待该族的时候，马克思质问他们：“你们犹太人有什么理由要求解放呢？为了你们的宗教吗？你们的宗教是德国国教的死敌。因为你们是公民吗？德国根本没有公民。因为你们是人吗？你们不是人，正像你们呼吁的对象不是人一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20页）所以，德国的犹太人必须和其他民族的德国人一起，争取全面（包括人权）的解放。 进而言之，虽然马克思、恩格斯都是德国人，他们一点也不站在德国的立场上排外、仇外。他们多次论述，“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它用来压迫其他民族的力量，最后总是要反过来反对它自己的。”“因此，不把波兰从德国人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德国就不可能获得解放。”这是他们看待民族关系最基本的立场（《马恩全集》第18卷第577页、第4卷第410页）。要是当年德国也有“忿青”，他俩早就被石头砸成肉末了。 马、恩二位被官方宣传描述成“科学社会主义的奠基人”，其实他们在很大意义上是一门新政治宗教的创始人，常有宗教布道式的言论，虽不怎么切实际，但崇高感人。被他们感动的，包括拉丁美洲的宗教人士——1960至1970年代，那里就有极可观的“解放神学运动”，把马克思主义与天主教结合起来，为穷人的利益声张。被他们感动的，也包括达赖喇嘛。十多年前我在国立澳大利亚大学工作时，桑东仁波切（他是海外藏人中仅次于达赖喇嘛的领导人）来演讲，我问他“为什么达赖喇嘛经常说马克思的好话”？他说，The Holy King（“神王”——他对达赖喇嘛的尊称）觉得马克思主义宣扬的跟佛法宣扬的，有共同之处。 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压迫别的民族的民族铸成它自身的枷锁”的人人平等、天下一家的普遍自由主义原则，成为我们要梳理的苏联民族政策形成的源头之一。俄国十月革命前夕的1915年夏天，列宁代表社会民主党（共产党的前身）宣布：“社会党人不反对一切民族压迫，就不能达到自己的伟大目的。因此，他们绝对必须要求各压迫国家（特别是所谓‘大\’国）的社会民主党承认和捍卫被压迫民族的自决权，而且正是政治含义上的自决权，即政治分离权。”（《列宁选集》第2卷第684页）列宁及其政党的这类宣言，基于当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普遍共识之上：沙俄专制帝国是“各族人民的监狱”，“一切反动势力的支柱”，是镇压本国和周边地区民族解放运动的“宪兵”（《马恩列斯论沙皇俄国》第1页）。 1917年11月，列宁领导的政党成了执政党。他们发布的第一批公告中，就有《俄罗斯各民族权利宣言》，承认原来属于沙皇帝国的各民族享有几项关键的自决权，包括“分离权”（The right of secession）和“建立独立国家的权力”。于是，在该年2月沙皇下台时就试图要求“自治”、与俄罗斯成立一个“邦联”（commonwealth：关系松散的共同体）的几个少数民族，就用实际行动响应列宁政府的宣言，纷纷提出高度“自治”乃至完全“独立”，诸如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成立了一个“外高加索”临时政府；随后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等跟随而上。执政党一下慌了，赶紧刹车。担任民族事务委员会首脑的斯大林于1917年12月中旬宣布，民族独立要取决于“工人的意愿”；而谁是工人，要取决于执政党的界定。当自治和独立的事态越演越烈之际，执政党就派兵去武力解决（Jesse Clarkson, A History of Russia, 2nd Edition）。到了1921年初，局势基本稳定下来。例外的是芬兰和波罗的海三国，它们被沙皇俄国征服不久，分别于1918年和1920年宣布独立。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斯大林又派兵去征服它们，芬兰打败了苏军，波罗的海三国则被纳入红色帝国。 这中间还有一件事，大大影响了中国，就是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政府于1919年7月25日，向中国发表了《告中国人民和南北政府宣言》（当时中国南北分治），由外交部首脑加拉罕（L.M. Karakhan）签署，所以史称“加拉罕第一次宣言”（The First Declaration by Karakhan；1920年他又再次发表类似的声明），宣布无条件废除俄罗斯帝国从中国获取的一切权益，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这对中国政治思潮“向左转”产生了巨大影响，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其它列强并没有主动放弃对中国强索的权益，“五四运动”就是开端于反对巴黎和会上的列强。苏维埃政府的这个举动与其它列强形成了鲜明对比，中国各大报刊纷纷评论，赞扬它乃是“世界人类从来未有之义举”（陈独秀主编《新青年》第7卷第6号）。已经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失望的中国知识分子，许多人于是开始相信十月革命的方式是通向人间天堂的唯一大道。不过后来发现，列宁政府宣言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主要可能是配合他们的军队东征，进入西伯利亚，担心美国日本拉拢中国，在远东地区武装对抗他们，这一点很少有人提及（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第1章）。而签署了那份感动了全中国的宣言的加拉罕本人，则在斯大林亲自领导的大清洗运动中，于1937年12月被枪毙，罪名是“间谍、恐怖主义分子、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Robert Conquest, The Great Terror：A Reassessment, 第245-246页）。那是严刑拷打之后的口供，毫无证据，约20年后他被平反。 “民族自治”体系从理论到实践，效果显著，令人心惊。列宁的政党从革命党变成执政党，马上就发现马克思、恩格斯的民族解放理论的力量太具爆炸性，于是决定不上马克思的“当”。列宁及其同志们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在内外交困的局势下，弄出一个架构来，摆平具有一百多个民族的苏维埃俄国的治理关系。在这过程中，既有险情，也有笑话，那是我们下一篇的主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