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间谍生涯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给这篇小文取这个题目有点学BBC之嫌：他们把自己的一个关于大救星的电视片称作《毛泽东的生活私密》，害得大家都跑去看，其实什么“秘”都没说。 我的名字确曾入过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的花名册，为时三年，从1978年底到1981年底。其中前七个月是在这个部门所属的外语学院学英文；接下去的半年是在这一部门的技术研究所当技术员，具体工作是参加一个小组，就购买大型电脑细则与外商谈买卖；后来因为发表了小说，一夜间成了“作家”，才调到真正的情报部门当具有神秘色彩的间谍。 到职的第一件事是把我这个只有7个月学历的人再送到北京语言学院念英文，为时4个月。凑凑合合会定旅馆、能问路之后，正式间谍生涯开始。这时已是1980年的秋天，距离我被该总部的驻本部参谋出卖，卖给美国驻北京大使馆（也许是CIA总部），和一大堆“同志们”在一夜间报废而重新变为百姓，只剩下了不到一年半。时间只有一年半，又纯属“资浅间谍”，所以说，上边那题目真算是招来了。 招来归招来，将这三年和盘托出，对我说来也不是一件易事。困难之处倒不在于我接受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不可为外人道的任务，而在于，虽然我已离开那里，不再受军纪约束，但人家总是一个保密机关，我并没有把我知道的有关它的东西广为宣扬的义务。 好在我实在太“浅”了，说出我知道的那点事伤害不了这个部门；而不尽早把它说清，倒不是对不住美国的FBI(我两次到那国家作研究，这无孔不入的机构根本就没有理过我)，只觉太漠视本国一批穷追不舍者(这话其实不确，因为这批人中的中坚如今大多已获有USA绿卡，成了准外国人)：他们对我本人和对“我的间谍生涯”由好奇而打探，由打探而杜撰，由杜撰而发宣言、发动攻势，不但历时十多年，至今兴致不衰。于是最后决定，借出版《我的四个父亲——自己的故事》之机，把这一段彻底抖搂抖搂，照武侠小说的套路，就是“了却一段孽缘”。否则“自己”的故事里什么都有，单单缺这个，就更吊人胃口、费人精神了。 (一) 小时候，我也象所有的小姑娘一样，觉得女谍很帅、很浪漫。至于自己，倒从来不曾作如是想。胆小，怕挨枪子儿、怕流血当然是主要原因，自知不够帅与浪漫也是其中之一。查我小时候的作文《长大了做什么》，写的是到草原上牧马——右派和下放知青的活儿，可见志向之卑微。到真的当上了间谍，倒也平淡得很。除了很累、很不高兴之外，实在没什么刺激之处。所以，脱军装的时候，不但没有依恋，其实是很松了一口气的。 我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在中国，邓大人的城市经济改革开始之前，有工科学历的人想从文，或者没有学历的人想得一份正式工，简直比你重新再念一个学历还难。道理很简单：那年头大家都是作为社会主义大厦螺丝钉“培养”的，车好了的螺钉能变通条或是擀面杖吗？ 我先后在两个研究所当技术员，前者研制洲际导弹定向陀螺；后者是公安用电视监控。我读书的时候不是个好学生，到了军工那种不但严格管理，且时时处处都有大道理拘着的地方，满心思仍是“以玩为主”。1992年到美国，到了我出军工之后的第一所大学，见哈佛生对自己的教授，不但履历着作，就连僻好习性，都知道得一清二楚，方知我自己当大学生的时候，整天不是演戏便是游泳，俱乐部主任倒是熟悉得很，学问经济上可是懵憧的厉害。 懵憧归懵憧，以演戏游泳练下的那点小聪明，拿下文凭，对付着给组长工程师打个下手，都不是什么难事。难的是自己，强打精神干自己不喜欢的事，实在憋屈。憋屈有什么办法呢？熬着吧，靠着使别人也很使自己讨厌的那点争胜好强支撑，一熬就是十年。这十年倒是不枯燥，因为正逢文革，不但有造反、消遥和下放劳动，还有恋爱与结婚生子。到我的女儿长到不仅磨着你讲故事，还很能领会故事的优劣的时候，我的憋屈重被唤起。 在她大约六岁的时候，我偶然翻出一本我自己小时候读过的苏联童话故事《哈哈镜王国历险记》。这本书繁体字竖排，纸页都已经黄脆。她和她的小友那时还不大认识字，更不认得繁体字。见到书里的那些插图，小小的心心痒难熬，黏在我身后，这儿跟到那儿，只等妈妈空下来给她们讲。公平地说，《哈哈镜》不能算是一部优秀的儿童着作，教喻太多，情感也不很细腻。但我的小听众如此聚精会神，激动的时候张张小脸胀得那么红，然后，当那书稍稍给出一点点快意，她们笑得呀——简直世界都明亮起来了。我放下书，走进卫生间，偷偷抹去腮边的泪水。直到今天，我都记得她们清亮的笑声。我当时只觉得对不起孩子，念本童话，费我什么事了？竟如此不肯把时间花在这里。为了这小红脸、这笑声，付出什么不值得？ 我开始为女儿找书。我惊奇地发现，偌大一个北京城，竟找不到几本我认为该给她读的作品。玩具也是一样。在她八岁生日的时候我们好不容易买到的那只比手掌稍大的绒布小熊，是市面上能见到的唯一称得上玩具的东西，我至今记得在百货公司柜台上见到它的惊喜。我后来常想，只为将中国人童年快乐如此残忍剥夺，我们也不应饶了毛泽东这老贼。 倘徉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失望愤怒之余，我发现英语世界里，儿童读物如此丰饶。我那时还在做技术员，希望中国的孩子有书可读的念头却是放不下，虽然我的女儿已经不能等我，以她认得的那几个字，跳过这空白，开始直接读我的书。我记得一天下班回家，发现小学二年级的她，正坐在书架旁，捧读高尔斯华绥的《有产者》！ 这时已是1978年。我得到一个消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所属的解放军外语学院有一个为期三年的英语班，为第一外语是其他语种的本部参谋开第二外语英语。我高兴得心跳起来：是时候了，我绝不再干工程，我去念英文，然后为孩子们译书！ 职业翻译家读到这里可能很不以为然，因为我那时的程度——可以说根本就没有程度可言：英语是我在中学的公共外语课，每周四学时。 我当时并不知道，我得到这一消息时，那个班已经办了两年。匆匆忙忙办好调转手续，又过了好几个月。等我到那班上，只剩下7个月。我的年龄、我的唯一女性身份、我的依仗特权硬挤进来，都令同一教室者对我侧目。我不在乎，因为我怀有理想，我自己的理想。这理想令我废寝忘食，与念《自动学原理》时大不一样。我坐在最后一排，跟谁都不搭话，背句型、作练习，一点不含糊，虽然课文依旧是《人民公社》或者《刘胡兰》。 毕业的时候，我终于向那批藐视我的大男人报了仇：一是成绩，我在班上与另一名同学并列第一；另一个，是临分别时，我赠给他们每人一首打油诗。由于没想到后来会当作家，那诗没有保留，真是可惜之极。这部即兴之作无疑非常成功，因为他们每个人听到别人的段子的时候，都笑得直不起腰；而自己的，使劲攥在手里，说什么也不肯给别人看。 毕业了，我满心希望把我分到资料室，这样离书、包括外文书总近一点。不成想军工那张文凭太厉害，它的持有者怎么能不作技术工作？我于是又到了该部的器材研究所。幸好该所有一个小组正在和英国一家公司商谈购买大型电脑事，按计划谈妥之后全体人员将到伦敦培训。我于是又削尖脑袋往里钻，不为别的，只想找机会接着学英文。不幸那位英商太一板一眼，我们希望买的一个重要附件，他奉“巴黎统筹”的规矩，就是不卖。机灵的日本人钻了这个空，几乎没怎么谈，那要命的附件就说妥由他提供了。全组准备赴日本接机。我大丧气：钻进来本为英文，到日本去做什么？于是主动请求留守。 这已是1979年，邓大人的“思想解放”初见成效，社会上有了一点活气。留守没什么急事，我破了不读报的积习，开始东翻西翻。刘宾雁的《人妖之间》和雷抒雁的《小草》就是那时候读到的，感觉还行，就也凑热闹写了一篇。 中国的成人读者其实和孩子一样可怜。我那篇今天看来草率肤浅得只能用“不忍卒读”来形容的小说，不过写进了几句人话，就有那么多的人被打动。我收到上千封读者来信，在一夜间有了作家名声。编辑们主动来看我，热腾腾的鼓励话把我弄得真象有那么回事似的。 去英国的梦破灭，踅进了写作的大热闹里，最早的那个小心愿倒也没死。就在这时候，有朋友说起作家协会对外联络部，说那里又有文学又有英文，对我说来无疑一箭双雕。更巧的是，听说正缺人手，却苦于没有足够的“指标”。如果有人不占它的名额而给他们干活，肯定欢迎。 我的机会来了。不占名额而到那里上班的路子现成摆着：由本部派去不就得了？ 这回没有费太大的事就完成了部内调动。即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情报部(简称“军情部”，即中共“军统”的一名技术干部变成了情报人员。换上便衣到作家协会上班前，我的新上司对我的指示只是：“到了人家那里好好工作，有机会多练习英文，至于别的，以后再说。” (二) 有两则流传很广、据说还是人证物证俱全的我的间谍劣迹： 一是：有一次我去找刘宾雁谈话(也有说采访或请教)，偷偷带着录音机。第二天他的“言论”就出现在邓小平的桌子上了——言外之意，这位思想解放先驱的失宠于当局，与此很有点关系。且不说我有没有这种通霄工作，将声音变为文字的器材与干劲；且不说邓小平，也加上我本人，对刘宾雁那点子“言论”到底有多大兴趣；总参情报部究竟是干什么的，“刘青天”在不在他们的工作视野内，这班传谣的人都没有弄清。 二是：1989年4月19日《新观察》和《世界经济导报》联合举办过一个对胡耀邦的怀念座谈会。在会上，我因为实在听不下去而对与会发言人——都是开明派与民主派——所作的属于常识性的当场质疑，被认为是“政府派去捣乱会场”的。且不说我所质疑的几个发言对政府有多大的杀伤力，总参情报部此时又成了无所不能的了。 在中国有没有思想控制网与行为监督网呢？当然有。极秘密的不得而知，属于公开的秘密的，每个人所在单位保卫部和所居住地段的居民委员会，还有党团小组之类，都在“绝对忠诚于党”的前提下，义务干这等勾当。我本人在写作之前，依出身被列为“自己人”。无奈脾气太坏又口无遮拦，很难替党尽这种责，所以也没有被委派过。被报告的经历却有，还不止一次，远如18岁时说了一句“我们炼的这钢渣有什么用”；近如1976年丙辰清明前后，布置与我亲近的人收集我的言论。应该说，几十年下来，若想给我加上“一贯如何如何”，份量足够了。无奈我太“根红苗正”，每次被报告之后，都由或指导员、或支部书记叫去开导一番了事。 以维持国内秩序为主要职责的公安系统的情报网如何，我不知道。国家安全部和总参情报部，职责是防御外部敌人，起码在我离开的1980年代初，还是这样。我以军事情报员的身份在全国作协工作，作家们骂了谁、写了什么文章、结个什么社、哪怕商量着去炸人大会堂，跟我的任务都毫无关系。有人与外人勾结，甚至真就被外国情报机构看上了，这人也打算效劳，并且碰巧让我知道了，除非我想额外立功，也跟我的任务无关。间谍只做吩咐你做的事，守住身份，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许乱张扬，是这一职业的基本常识。这些，我的上司并没有叮嘱，想来是出于对我所受教育的判断。 初到作协是办杂事，来往信件、接站送站、大小宴请。在我为总参工作的那段时间，中国军方心目中的假想敌是苏联，所以，我的第一个任务，是以中国笔会代表团随员的身份到法国开会，在会上努力结交苏联的卫星国家东欧的作家朋友。至于交了朋友以后怎样，就是以后的事了。不幸的是笔会代表团那回还接受了不知来自何处的更重大的任务：驱逐台北团。我们为了完成这项任务，在会上早把自己弄得人见人厌。我有天大的本事，也绝交不上一个朋友了。这回总参算是白派我走了一遭。 我的第二件活儿是陪伴美国作家斯特兹？特克尔（StudsTerkel）。对美国，总参那时并没有兴趣。李欧凡、杜维明等八君子到北京的时候，作协负责接待，我也搭手帮忙。这样方便的机会，总参连让我稍稍注意一下他们的指示都不曾下达。 至于老斯特兹，因为他的“口述史”采访方式非常独特，本人在美国又负有盛名，作协外联部我的老板毕朔望一心提携我，想让我跟他学点本事，决定派我全程陪同——也可能我的路费将由总参出，老毕在这里打了个小算盘。这回，二部交给我的任务也只是：“工作上帮助他，多和他交谈。和他交朋友，注意他的基本倾向。”当然，在他回国之后我必须就此行写报告。至于交朋友，老斯特兹一定非常奇怪，为什么我们一起处得那么好，但对于他回美国之后给我写的大约四、五封信，我一封也没有回。直到1992年，在我已经离开二部10年，我所知道的那点事早已不成机密之后，才专程去了一趟芝加哥，亲自向他把一切讲清楚。斯特兹·特克尔是典型的美国佬：诚实、单纯、直率、热情——我最喜欢的性格。几个礼拜的交往，我对他的友情和尊重，胜过了我作为职业间谍的敬业：我不愿在他对我的身份没有透彻了解前骗取他的友谊。 至此，我的间谍生涯告终。 至于把我们一整批人卖了的那个参谋，他的故事才咸湿有趣。但它似乎应由美国人来写，因为这是一个典型的好莱坞故事：CIA青春女谍，以色相拉PLA下水，最终大获全胜！我们本以为这人会判死罪，没想到只判了7年。由此可见我们这批被卖的，也不是什么有份量的角儿。他现在已经自由了，以他的机灵，如果没去找他的CIA女友，一定在哪儿发财呢。 (三) 间谍作为一种职业，几乎和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就我的理解，它不象历来所宣扬的那么赫赫，倒也没那么不堪。这是一个特殊的行业，厕足其间者，所需禀赋不在高下，而在特殊。我因为想替小孩子译书而误打误撞闯进这一行，一点事情都没有替人家作，又稀里糊涂给清了出来。转了一圈，真正弄清的只有一条，那就是，军事情报间谍所需要的禀赋：忠诚、忍耐、服从、不许有自己的见解、视所服务的事业高于一切，我都没有。不但没有，我所有的，还都是反的：我最恨的就是愚忠，包括有名的“第二种忠诚”；我不善于忍耐，也不善于等待，该什么是什么，三下五除二，好坏都是它；我喜欢积极的分工合作，赚我干事而不让我知道底细，一般行不通；至于见解，这就是我的命，将它痛痛快快地说出来、推开去，不但是人生之大乐趣，说得肉麻一点，还是使命之所在。试想，信条如此抵触，怎么干得下去呢？ 也许有人会问，那当初怎么会——不说被挑选上，只说，怎么会被接纳呢？ 作协外联部对总参情报部而言，不是个重要得不的了的、非安插上人不可的位置。如果顺手放个人在那里，也不是非我不可。到那里去是我在不明底里的情况下的请求，替自己谋个的出路而已。部队讲究老首长、老关系，可能明知不大妥当，也不好峻拒。现在可以为经手人开脱的是，我的书面档案资料估计很经得住推敲；至于意识的觉醒，包括对CP和她的间谍的认识，那时候应该说还静伏着，没有冒出来。但我的喜爱文学的部长早把一切都看在眼里，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 “快走吧。这里是你呆的地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