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已无卢作孚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众所周知，卢作孚（1893—1952）先生是一位成就卓越的实业家、有深特见解的平民教育家，更是一位在中国近现代社会生活诸方面——无论是物质生活之改进还是文化生活之丰富传承上——对民众都有深远影响的著名的社会改良人士，他诸多不凡的业绩至今仍使人们怀念不已。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不世出的卓越之才，爱人爱家爱国的赤子，忽于国祚鼎革不久之后，在一九五二年二月八日初春的黄昏自杀于他的故乡重庆。除了传媒在非常小的范围有过死因不详的简短报道外——当然在只给一定级别领导干部看的内参里，就说了一些自杀的实情，其基本结论为，卢是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就是后来许多书籍对卢作孚自杀的事实也语焉不详，讳莫如深；众多研究者且加意掩盖，曲为之说，涂饰那段让卢作孚不堪其苦的自戕历程。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五十多年后的今天，在大家逐渐热衷于提及卢作孚的丰功伟绩，赞美他不世之劳的时候，他真实的死亡之因依旧是个不可碰触的雷区。赵晓铃女士的《卢作孚之死》一书无论从具体的史料史实之细部呈现上，还是从社会大背景的诸种政策的梳爬研究中，都极好地解读了卢作孚自杀的深层原因，堪称卢作孚研究的力作。《卢作孚之死》对冤死九泉之下近六十年的卢作孚先生是一个莫大的安慰，同时也是作者用自己辛勤的劳作给世人一个诚实的交待。通读全书，说她对于卢作孚先生为人做事的理念有着极深的体认，对卢先生的异常死亡抱着很深的惋惜与痛苦，作为后生晚学的她——卢先生自杀时作者还是髫龄稚童——是卢先生的异代知己，绝不是过誉之辞。也算是文化底蕴比较深厚却不被当轴重视的重庆，稀有地留下了卢先生精神的遗脉吧。                     一：老实写来 给任何人物写传，撰写他某一个时期的事迹，或者是评骘他们，不论讲究怎样的写作技巧，事实、史料总是第一位的。言之无文，固然行而不远，但夸诞不实，却比老实写来要坏得多。我认为赵晓铃的《卢作孚之死》，无论是从史料之不懈搜集上，审慎的议论中，还是没有唯一答案且不轻下结论的方式，都是那些喜欢拿唯一答案来让读者过瘾的作者所不能比拟的。要我说，《卢作孚之死》有什么好，那就是老实写来。 老实写来，似乎悬的不高，看似容易，实际上在我们的写作和言说环境中却是颇为不易的。卢作孚先生的正面意义，现在受到越来越多的肯定，虽然这肯定里面大多是符合当下需求的选择性记忆，但逐渐恢复那些被阶级斗争抛弃和意识形态所毒化的做人行事之基本原则，才能真正理解卢作孚所秉持的做事为人的理念。但在这个过程中，并不是没有查阅档案的阻碍，以及写作的困惑的。因为作者和我们很多人一样，自己所受的教育尤其是中小学教育的大背景，全是在阶级斗争和仇恨教育比较疯狂的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久受缺乏常识之蒙蔽，这是她常与我相谈或者写信时，屡屡提及，犹有余痛的事。因为知道真相越多，越是痛感自己以前所受教育之病毒，始知自己为何以前对社会与人事不能有相对正常的态度去审视与观察，并得出相对允当之评价。同时言及《南京大屠杀》的作者张纯如的内心苦痛，并探究她何以自杀来加以自我确证。 事实上，在四九年后接受基本教育的中国人，只要你不蒙住自己的眼睛并习惯视而不见，只要你不废自己思考的头脑且善于自我欺骗，只要你不想自我麻醉苟且到认同谎言遍地的现实，那么我们都会有一个痛苦的自我校正并转而求真务善之过程。想一想一个人不仅要有关公刮骨疗毒的勇气，还要有自我解剖与清污的实际行动，仿佛要跟自己以往所受的基本教育价值绝裂。这一种历久弥深的痛苦与无休无止的挣扎，没有经历过的人是很难想像的，所以对于那些能告知读者一定真相的人，有些人不仅不会认同、不会感激，缺乏自我控制能力者可能还会谩骂你，此种风气在网络上尤其明显，其实这从心理学上是可以找到相当之依据的。因为此种自我否定，相当于颠倒自己以前所认同的价值判断，尤其是对那些特别自负的聪明人与成功人士如余秋雨先生这样的人来说，总是愿意沉浸在自己作为“不倒翁”的辉煌状态之中，面对过去之非而死不认错，宁愿抱着错误命赴黄泉。进而要从心底里认识到，所有向善的改变，都不是强迫别人做出的——想一想我们从小不得不接受的那些你必须学习而且要考试的诸种“号召”吧——而是一种自我改善的自觉行为。这里面没有逼迫，没有外在势利的诱惑，有的是做一个真实的人之自我完善的需求。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背景，所以作者在写到卢作孚自杀有关系的人和事时，才用非常细致的材料，用能找到的切实的档案，加上采访到的各方人士的说法，互相应证，务求接近事情之真相。尤其是对卢作孚生死攸关、幽明殊途的自杀之日——亦即对1952年2月8日的自杀，经过诸种符合逻辑的反推与论证，其描述之细致，话语不急不速，可谓有理有节。我 们都知道卢先生自杀的时刻快要到来了，但作者却并不急于让那最后时刻到来，更不急于做一个自杀的结论。虽然我们已然知道卢先生自杀的历史，但我们还是不敢想像那一刻的来临，但我们又极欲想知道造成他自杀的远因近果到底来自何方？而作者并不急欲给我们一个答案了事，她层层剥笋，偶尔不经意的议论，点到为止，绝不陈义过高，深文周纳，对相关人物作过于深苛的评述。 作者去年采访当时公股代表、长航局退休的党委书记，直接参与2月8日批判卢作孚先生的张祥麟时，也极为克制自己的笔调，有一种从那种阶级仇恨教育之下脱胎换骨出来的人，难得的忠恕。但我们读者却可以从中看出她竭力想表达讲者与听者双方在心理上微妙的变化，其捕捉内心变化之细达毫芒，真有令人颤栗之感。但忠恕与宽容，却绝不损及她对“有些事要弄清楚”（龚明德语）的董狐之笔，以及对张祥麟用莫须有的皮大衣来引火烧身批评卢先生，将卢先生引向绝境的基本事实。卢先生的自杀当然不会是哪一个人如张祥麟的批评、关怀的背叛，或者是童少生对他或是不得已的冷漠孤立所造成的，而是彼时官方制造的四面楚歌的大环境给卢先生带来的压力等综合因素而引发的。但再坏的制度，总不能替单个人洗涮自己所行的全部之恶。每个人在世上所做的一切恶事——无论是有压力下的违心之举还是主动对强势者的投怀送抱——都没有准能替他背负自己所应担的罪责。有些人总对自己所做的违心事包括恶事，自以为能找出诸种说得过去的“替死鬼”，还以受害者的面目作无辜状来讨同情。老实写来，加上一颗宽恕的心，使得《卢作孚之死》里对诸种人事的描摹议论显得可信、充满反思但也不乏同情之理解。                     二：史料搜集 凡是真正搞研究的人，都知道搜集史料的重要，不亚于你最终做出的所谓结论。事实上，如果没有翔实的史料，认真的梳理，详细的论证，你所得的哪怕是耸动一时的所谓于某人某事的结论，无非是七宝楼台包裹着一堆互不关联乃至抵触的碎片，没法接受真相与事实的校正。而《卢作孚之死》在史料搜集方面，却用了很大的心力，在目下速食品过多的所谓“研究”中确实有其特异秀出之处。 作者查阅了大量的与民生有关的书籍史料。从民生公司自己所办的刊物和报纸如《嘉陵江》、《嘉陵江报》、《新世界》上，摘取了不少没有收进《卢作孚文集》以及其他人研究著述的史料，从而用民生公司的企业文化、管理与经营理念，经理团队特别是卢作孚先生一些细致入微的言论，来丰富自己的论点。不特如此，作者花了大力气采访与民生公司有关的人员及其后代，做着相当于“口述历史”的详细工作，使得历史不再是一堆沉闷的数字和业绩堆砌，而是由活生生的人浸杂其间而生发出来的，在周达吾、李邦畿等老人的叙述下，显特温情而丰富、鲜活而实在。 我曾在旧书市场上花一千元钱搜到两个旧日记本，是民生公司职员何现伦1945年、1947年两年全年的日记，她听到后不禁雀跃。在她看来，重视民生公司每一个个体，和重视对卢作孚先生的研究同样重要。因为卢作孚先生的精神气质和公司理念，必得靠每个平凡的个体展现出来，才能更为深刻地理解民生公司之所以能够成就一番事业的因由，也才能更为广泛地观察到卢作孚先生对民生公司乃至社会的影响力。后来我对这两册日记详加阅读，整理撰写出一篇长达四万字的文章《民生公司职员六十年前的日记》，也蒙她采用嘉纳，这说明她对史料总是细大不捐，总要从诸多不同的角度来说明同一人事，以期不因单文孤证而显得言说无力。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史料搜集细节是，她利用研究文革很有成就的何蜀兄到香港中文大学访学的机会，给她复印回来的关于卢作孚之死的内参报道——新华社的《大参考》用“私营轮船业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畏罪自杀”加以报道——对卢作孚极尽污蔑之能事。这则消息当然是一般人所无法看到的，因为信息过滤和屏蔽，人为地制造信息不对称，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对照五十年代中期毛泽东将卢作孚与张之洞、范旭东、张謇并列为四个不能忘记的实业界人士，公开与内部的评价为什么反差这么大呢？充满吊诡意味的中国，公开的评价往往只具有荣誉性质，而私底下的评价则颇有点定谳作用。 就像司马迁写《史记》不仅借助文献材料，而且到处遍访故老文物，以期获得第一手资料一样，《卢作孚之死》的作者也是以此作为模范矜式的。我不会说《卢作孚之死》的作者就做得如司马迁一样好，司马迁是一座高峰，那不是寻常如我们所能望其项背的。但像美国著名汉学家Jonathan D．Spence（乔纳森．斯宾塞）的汉名叫“史景迁”一样，作者心里面充满着对司马迁无征不信和文质两胜的史学范式的追摹，那是必定无疑的。她在重庆档案馆、武汉长航档案中心、广州民生公司档案处等地梳爬出来的资料之丰富，根本就不是《卢作孚之死》一书所能完全涵盖的。这一方面保证了《卢作孚之死》史料的翔实性与丰富性，同时也让我们对她下一步的研究抱有极大的期待。我还记得作者在搜集史料的过程发给我的信及图片，那种变废为宝、荜路蓝缕的欣喜，虽然隐藏在字里行间，但我依旧能够感受她的快乐与伤感。快乐是因为她发现了此前不少卢作孚研究者未曾发现过的东西——大暑天到武汉、大冷天到广州不停地查阅档案吃灰尘，手翻虫吃鼠咬的旧档，作记录拍照——因为这是以苦为乐的报尝；伤感是因为她发觉自己所掌握的资料越多，越对民生公司的诸多人员在彼时的不堪遭遇，有一种感同身受的痛苦，这些都可以从她琐琐记来的文字里体会出来。                     三：审慎议论 我在看完《卢作孚之死》第一稿后，作者又在短时间内寄来了几次的修改稿，务求准确，都有来历，不虚美，不夸饰。如从更新的材料里获知，由港归来的七艘轮船一直使用到八十年代初才“退役”，所以她不惜将原来的讯息和判断删除掉。另外，作者给我来信说她去采访一些人事的时候，“有些事情沉痛之极。……其实我是紧咬嘴唇，才没有当场发作的。这类事多，令人欲哭无泪。”但在她将一些资料公开表达时，却有相当之节制，这并不是害怕不必要的人事纷争，而是要尽量控制情感对事实的伤害。不特如此，她尽量地叙述事实及其间的因果关系，却非常审慎地做价值判断。这就像写作《罗马帝国衰亡史》的名史学家吉本看来，历史无非是对事实的正确记载和对历史事件之因果关系的恰当处理。我不能说《卢作孚之死》完全做了这点，但她却不知不觉地在这样做，这是值得赞赏的对史料的使用和评判态度。 我赞扬《卢作孚之死》一书里很多时候给出一道题的多种精彩演算方式，给出自己写某些人事的实际方法，而不是给一种自以为正确的答案了事。对于历史来讲，我们固然不可能完全客观地呈现。因为你在选择能找到的材料时，就有诸多限制，不一定能找到诸多互相矛盾的材料，以利辨析驳难。对于真正的研究者来说，不能只满足于找到支撑自己论点的材料，关键要尽量去找能反驳自己论点的材料，至少要尽量不隐瞒，不避讳反对自己结论的材料。那种板凳上钉钉的事，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除非运气很好，真是比较难以遇到的事。当然这不说就无法找到一种接近事实与历史真相的办法，我们也不应该对追寻历史采取那么相对主义到近乎虚无主义的态度。 但审慎地议论，并不表明作者就不议论，但论不必有据，且具相当的节制与技巧。如说到卢作孚先生与一些高层人士客气的工作往还，后来的人往往视为很高的荣誉，作者对此有相当沉毅蕴藉的评论。此种曲笔透露出作者的想法是，要是卢先生本人的话，他并不会把这种往还视为多么值得一说的事，我认为作者这样的想法才是卢先生真正的精神传人。大家都知道香港割让给英国是一桩屈辱的历史，但情感不能代理智的思考，屈辱的香港惠国人亦复不少，但论者必须越过爱国主义困局来看待这个问题，始能有相对理性之态度。“真亏了那时有个香港，国共双方都不能控制，私有财产还会受到保护，轮船转移到此，相对保险。就连到北京参加新中国政协会议的各界知名人士，也是先到香港集结，然而从海路北上的呢。虽说那时香港在英国人手中，以为这就是中国人的耻辱，可历史事实就是这样，战乱中，香港成为缓冲之地，为中国保存了多少精英人物和多少财富！历史不远，香港之惠不应忘记。”这个论断我基本上同意的，但不可对此过于夸大，香港也不只有利于“新中国”，且让我们看看杭立武先生的说法。“英国对中华民国最后之一友好行动，为应中国政府之请，假（此字疑为衍字，不然似乎不通——冉注）扣押在香港之七十余架中国民航空司和中央航空公司之民航机，两航空公司系由政府所支持，总部设于上海，当时上海已落入共产党之手。两航总经理由港飞沪投共，倘此批飞机当时落入共党之手，在其侵略台湾之企图上，可能发生极大之威胁。”（杭立武著《民国政府时代之中央关系》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2月初版P31至32）其实我想不是卢作孚在港的船只不重要，事实上台湾也想了很多办法，但可能因为民生公司系私营企业而遽行扣押之办法，会引起相当大的纠纷所致，虽知“两航空公司系由政府所支持”的。香港作为自由之地，它在处理国共两党的关系上相对中立，不管你共产党叫“两航起义”还是国民党叫“飞沪投共”，它都按相关的国际关系法规来处理诸种事务，国共双方都从中得到了自己的好处。 我在读了《卢作孚之死》一稿后，非常赞赏作者议论的节制，而且其间的曲笔也很引人深思。但作者却对我说：“有的结论我出得相当慢，不是曲笔，是真的没有想到有这样黑的事！”为什么她得出结论相当慢呢？一来她要慎下结论，二来她是受“正面”教育成长起来的人，看到那些在报纸上被宣传得好好的人竟然做出这许多的恶事，虽然心里面有许多准备，但还是难免意想不到。这意想不到，使她做起结论难免不慢。这“慢“里面掺杂着多少难以言传但可以深说的东西啊。                           四：好人出局 《卢作孚之死》写工会的为官方所用和私营企业之改造，是我认为本书最出彩最有深度的章节，而写卢先生之死是最令我感动的篇章。作者虽然看似在写卢先生之死，但整本书却在探讨卢先生为何死，四九年后好人为何屡屡出局，这种至今还不能公开争论的话题。对好人为何出局的扣问与探讨，已然触动到我们制度的内核，虽然她并没有利用任何政治学原理来阐释何以好人出局。 收入《卢作孚文集》里惟一一篇生前未刊讲话稿《公司的任务》，讲于他从港北归后不久。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卢作孚彼时没有想到官方即将搞公私合营的“高招”，丝毫看不出卢对于将遭遇不测风险的预见。卢作孚当然不是未谙世事的人，以他在民国时代与上至蒋介石下到贩夫走卒的社会交往能量，他绝非不通人情世故者。但他只通中国传统之人情世故，却必不能通新朝之不受传统约束之“新”，此种“新”式做法，令卢作孚疲于奔命。作者对此感叹道：“卢作孚是历练的，他应该知道，一个国家在大的格局变化之际，人们或出于自保，或出于投机，都会有反常的表现，但意识形态对人的行为的影响，对道德的颠覆，导致人性恶的大面积释放的程度，他不可能预料得到。以政治运动的方式，大规模地对人权对人的尊严的侵犯，在中国大地上是第一次演出，在全国范围内，除了过去在红色根据地经历过肃反，在延安参加过整风的人以外，还没有人经历过。”的确，面对四九年后许多带有“发明”与“创新”性质的惩治方式，不管你如何学富五车，洞明世事，如何了解世界风云，如果不能对政治垄断和极权政府有相当深透之了解如胡适（胡适二十年代也曾看不清苏联的本质，后来才加以修正）一般，你很难看清这一切。这也是许多自由主义者无法看清共产党的面目，在四九年后遭受一系列不白之冤的根本因由，因为新朝的许多做法前无古人。 我之所以从卢作孚自杀来说四九年后“好人出局”的普遍现象——此种“好人出局”现象类同于谢泳兄所说，四九年后常采取“谁说得对就不听谁”的做法一样，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普遍现象——并不是要作空洞的道德捍卫和不实谴责，我对道德至上和道德泛滥有着自己历练后的排拒。因为在我看来，没有真正的法治保障的情形下，道德至上和道德泛滥，只会使虚假道德泛滥成灾，诞生大量的伪君子，对真正自律的道德建设于事无补。我只是说一个社会在制度设计上存在“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这是值得我们多加深思的。我们可以从《卢作孚之死》中看出抓郑璧成、枪毙陶建中、遣散邓华益、辞退早已精于业务的船上护卫和日常工作骨干，利用工会来掺沙子，强行制造劳资纠纷，人为制造紧张空气，从而架空卢作孚的实际权力，让他成为一个进退维谷的儡傀，陷入做事不能、指挥不动的尴尬境地，最后造成不得不接受以公吞私的所谓公私合营的做法，是典型的逼令好人出局。 作为官方派来民生公司的公股代表何郝炬、张祥麟二位，在民生公司公私合营中的表现是非常突出的。但二位在晚年所写的回忆录、所接受的访谈之中，并没有真诚地意识到自己彼时所作所为给卢作孚先生和众多民生公司职员所带来的严重伤害。直接责任人都愿意将自己应负之责推到大环境和当时政策身上，从而避免良心和道义的谴责。作者对何郝炬虽有批评，但还是给予有限度地理解：“当时对资产阶级采取的限制、利用、改造的政策，既不能利用不足，又不能限制、改造不到位，把革命的两手都做得天衣无缝，需要很高的手段和水平，对于何郝炬这样年轻的干部，实在不容易，何况他还要学习进城以后工作的专业知识呢。”公股代表的到来，官方掌控的工会的强行介入，以站稳阶级立场为要务，人人都需过关。在人为制造敌人的氛围中，作者分析道：“有的老民生人记忆中，常常对当时态度显得‘势利’的过去同仁、朋友不原谅，以为很受伤害，以为过去朋友的态度还不如某些党的“领导”。应该明白，党的‘领导’对你好是体现政策，而过去的朋友对你好，却是‘划不清界线’，会危及他自己的身家性命呵。”这都是理解那时候人心世态的见道之言，虽淡淡写来，却有穿透彼时阴霾、拨云见日的能量。 在卢作孚先生自杀前两天，他做了有生以来第一次当众检讨。卢先生虽然算得上是一位现代企业家，但在立身处世上却近于传统的士，“士可杀不可辱”的念想，一定在他内心反复纠结而不能自解。“1952年2月6日，上午八时半至十二时，民生公司资方代理人学习小组会上，二十多年来在民生公司享有崇高威信的卢作孚，第一次当众做检讨。这时已让资方代理人专门开会学习，这种另类的待遇不知与会者是否感觉无奈与屈辱。”而公股代表何郝炬在事隔几十年后的晚年回忆中，却还说卢作孚对他并不交心，你如此刁难和侮辱别人，在几十年后依旧没有丝毫的反省，实在是做人都没有一点像样子的进步。诚如《卢作孚之死》一书作者所言：“可以肯定，卢作孚从香港回公司以后，一直生活在‘革命的两手’造出的氛围之中，这种氛围，真是可怕到令人窒息。卢作孚如何对公股代表说‘心里话’？真的能做到‘肝胆相照’，哪里还有后来的悲剧？”                   五：几点补充   《卢作孚之死》对卢作孚的死因，包括对卢作孚最后几年的公司运营和社会活动的研究，已经做了相当多的工作，这是值得我们深加赞许的。但也并不是说其中就没有可补充之处，兹就我的一孔之见，从观念和材料上做些补充，已使将来的卢作孚研究更上层楼。 卢作孚长期经营实业，一生都穿插着对乡村建设与平民教育的热爱，当过短时期的官员——曾官至国民党交通部次长——但最终还是复归而经营他的民生公司，至死不渝。他是相信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和点滴改良的人，但他和许多起于民间的人物一样，身上免不了有些民粹主义风尚和乌托邦的幻想。比如想在自己所建设的新村给职工解决一切，包括子女及家属的问题，这点和现代企业精神与社会分工的现实是不相契的。“公司的问题职工解决，职工的问题公司解决”，固然使得公司似乎亲如一家，但公司究竟并不是家庭,再好的公司都不是家庭。人是有角色和地位扮演意识的，一个人在家庭中扮演的角色和在工厂中所处的角色是绝不一样的——许多人的家庭不和与悲剧，就是因不少人把自己在单位的角色和社会上的地位带入家庭，角色错位而造成的——把人一生的多重角色重叠在一种角色上，会给公司和家庭都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这一点已为许多社会学研究者所证实。同时对公平的结果、对平等的过于追求，使得卢先生对程序正义和自由竞争并没有倾注相应的心力。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受彼时凯恩斯强调政府对经济干预的影响，其所强调的计划经济虽与四九年后的计划经济有许多的不同——前者强调财产私有，后者完全主张所谓的国有——但同属计划经济自不免有暗通的后门。民生公司的主要根基固然在大陆，卢先生一系列的文化建设与实验的重心都在重庆，但他在经济建设和政治认知上似乎更像是一个国家主义者，对健全的个人主义和市场经济真正的自由竞争，缺乏相应的符合长远期待的体认。这使得他在一定程度上的左倾，有着很深的思想基础和乡土感情，从而与多方面因素综合在一起而促成他由港北归。 卢作孚想按自己的想法公私合营不得，又被强迫按官方的旨意合营，使得民生公司陷入亏损的泥淖之中而不能自拔。这不能自拔，当然不是卢作孚没有能力，而是官方故意让你不能自拔，从而使你不得不接受他们所有苛刻的条件。在这过程中，官方已经把民生公司这样著名的私营企业当作后娘养的了，在各方面管卡压，业务不饱和。如有业务，也是首先拿满足长航局这样的官方嫡生子。一九五二年六月二十六日刘伯承以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发布一项命令——“为嘉奖长江航务管理局重庆分局全体职工及各轮船公司海员由”——“成渝铁路工程现已胜利完成，全线通车，对于西南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有巨大的贡献。你局全体职工及各轮船公司海员，在运输筑路材料及机车车辆等工作中，积极努力，克服困难，超额提前完成任务，保证了筑路工程及各种设备的顺利达成。成绩优良，特此嘉奖，希共努力。”（西南军政委员会办公厅编《法令汇编》1952年11月版第110页）这个嘉奖令中已然透露出，这些国家的任务是不会拿给私营轮船公司来运输的，且这种做法已在某种程度上制度化了。复以工会从中作梗，劳资关系更形紧张，从而自行“要求”公私合营，使你有苦无处说，有冤无处伸。而官方则可以据此自我表扬，说自己是如何地“民主”，如何不遗余力地“尊重”私企的利益，冤魂之上的牌坊已然高耸云霄。 关于1949年9月2日的重庆大火，涉及民生公司职工的壮举，《卢作孚之死》有大量第一手资料首次披露。关于重庆9．2大火的起因，国共双方各一执说，但也有像孙曙先生一样相对有纠偏性质的研究，基本性可以确定既不是国也不是共在放火。但前不久读周开庆编著之《川康沦陷记》（台湾商务印书馆1972年10月初版）里发现几条与9．2重庆大火有关的资料，可以见各方人士对这次大火的看法，因为大陆的朋友不一定能看到，姑录于此，以作备考之资。当时在重庆的蒋经国所记如下：“值此西南局势混乱之时，重庆市中心陕西街发生大火，延烧竟达十二小时之久，灾民呼号之声，惨不忍闻。”（P39）而将军孙震则干脆直说：“重庆匪谍于九月二日纵火，并破坏金融，扰乱人心”（P81）。当然对于此次大火记得最详尽的则是彼时的重庆市市长杨森，他《在渝反共苦斗记》里，其中第四节的标题为“枪决纵火重庆地下份子”：“党中央政府准备由广州迁渝，并加强防御台湾之时，共匪即喊出火烧重庆，血洗台湾之口号，以图扰乱我反共基地。三十八年九月二日下午三时许，据报重庆陕西街邮局有人纵火包裹房，甫告扑灭，另据报东水门城墙边有人向竹搭民房投燃烧弹，旋即蔓延。更又有人在朝天门大江通旅馆屋顶放火。因其时西南风急，风助火焰，燃烧遍及陕西街朝天门一带，当督饬警察消防队尽力灌救，幸告扑灭，未波及上半城。经查获烧火人犯，确为潜伏小梁子某医疗所之共干所策动，遂逮主从数人，一律予以枪决。得此线索，发现共匪地下份子多人，阴谋即未续逞。”（P70）杨森也许是深感作为重庆市长，此次大火责任重大，故如此记述，同时枪毙几人以推责任。总之，对涉及卢作孚先生名山事业的诸多材料，即使饾饤竹木之屑亦不应遗弃不顾，才可以在绝大程度上呈现民生公司真实的历史。 成渝两座城市作为巴蜀双星，在挖掘其城市文化时，如果要分别找两个内行代言人的话，李劼人无疑是成都文化之子的首选，而卢作孚则为重庆独一无二的社会栋梁。但对卢作孚先生是如何自杀的基本事实，都缺乏了解，那实在是不可以言重庆的商业及文化历史的。令人扼腕的是，如今很多重庆人不知这座城市有卢作孚先生这样在中国都可谓不世出的人物，值得我们常加学习并深深景仰。 2008年8月20至22日凌晨一稿，22至23日修订，25日再改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