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中国当代艺术注入神圣性——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岛子访谈（上）

岛子简历 诗人、画家、艺术批评家、艺术史家。一九五六年生于山东青岛，先后毕业于西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获文学学士、文艺学硕士。曾任西安市文联《长安》文艺月刊副主编，四川美术学院教授、美术学系主任，重庆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现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艺术历史与理论专业博士导师。基于在个人生命、学术研究和艺术创作中对真理的寻求，一九九七年决志信主，一九九八年受洗归主。此后，一直致力于在当代艺术中倡导“圣艺术”的观念和创作。 岛子个人的研究和探索的方向为：中国现当代艺术史研究、艺术批评历史与理论、基督教神学与美学研究、诗歌写作及圣水墨创作。主要著作和译著有：《岛子实验诗选》、《美国自白派诗选》、《燃烧的女巫：西尔维娅•普拉斯诗选》、《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中国当代油画研究：观念变形记》、《后现代主义艺术系谱》、《艺术哲学：艺术家的真实》、《建筑新范式：后现代主义语言》等。岛子长期从事美术学教学、视觉艺术研究、艺术批评及诗歌写作，并策划艺术展览。岛子是当代艺术领域非常少有的、活跃的集创作者、评论家、教育家和活动家于一身的公共人物。 采访缘起 我很早便与岛子认识了，在九十年代中后期便读到他翻译的美国现代诗歌以及略显晦涩的艺术评论，那时我虽然还没有接触到福音，但已经感觉到其中充满基督教神学味道。二零零二年前后，当方舟教会还是一个小小的查经班的时候，岛子曾经前来参加。后来，他参加了清华和北大以学生和教师为主的教会和查经班。 近年来，我与岛子一直保持电邮往来，经常分享各自的作品。在崇尚绝对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反信仰、反道德的前卫艺术圈子里，岛子以敬虔的信仰，以及在信仰光照下的艺术创作和评论，成为一个异数。他早已不是八十年代的“诗人岛子”了。摄影家肖全在《我们这一代》中写道：“我们庆幸，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抬腿迈进了一个新的世纪。我们是跨世纪的一代人，是苦难而有幸运的一代人。”然而，当我翻看这些八十年代的文化精英的肖像的时候，感到岛子已经不在这个“圈子”当中。 在与岛子的交谈中，虽然他有大学教授的身份，但他从不回避在有关当代艺术、当代文化和当代社会的“敏感”问题上直言不讳地发表批评性的看法，这一立场源于他在“六四”期间特殊的个人经历，更是有了基督信仰之后“因真理，得自由”的体现。在日渐僵化与腐败的学院体制内，他备受煎熬、深感苦痛。有一次评阅学生论文时，他给我发来短信，说看到学生陈腐的思维方式和语言方式，看到学生成为愚民教育的牺牲品，极为愤懑与失望。我回信说，上帝就是要让我们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作美好的见证，你在讲台上的工作是神所喜悦的。他回信说，还是要坚持下去，至少要让学生们的灵性有一个“透一口气”的气孔。 在二零零九年四月的复活节艺术展上，我看到了岛子最新的“圣水墨”作品《圣三一颂》，他用“中国形式”表现“普世信仰”，画面上显示出光明的力量。二零零九年五月六日，我来到岛子位于北京北郊回龙观的家中，与他就艺术与信仰的关系的主体展开对话。 以谦卑的心接受上帝的恩典 余杰：艺术家都是一些很骄傲的人，也是很自由的人，随心所欲，个性张扬。他们很难接受教会中倡导的谦卑和虚己的价值，认为宗教信仰会成为艺术创作的枷锁。在前两个星期的复活节艺术展上，我第一次看到有这么多的基督徒艺术家以及这么多的作品。在讨论会上，他们都谈到信仰对生命和创作的双重光照，给我以很大的震撼和激励，也让我看到上帝在艺术家群体中所作的伟大的工作。若不是圣灵的力量，怎么会有这么多的艺术家成为基督徒？他们又怎么会聚集在一起，一边祷告，一边分享艺术道路上的诸般滋味？ 岛子：我是这次艺术展的总策划，而实际上是靠圣灵引导，主内艺术家和诸多弟兄姊妹协力的结果。这次展览由来自中国、德国、美国、泰国、韩国等国家的八十八位基督徒艺术家参加，共展出油画、水墨画、装置、雕塑、影视、图片、书法艺术作品等一百四十多件。展览的主题是：艺术家结合自身对生命、环境、真理的理解与感受；从不同的视角，运用不同的艺术语言摒弃当代艺术中暴力污秽、邪情私欲对人的束缚与捆绑；重塑当代人对“崇高感”和“精神价值感”的认知；将生命的更新与蜕变，破壳与飞翔的精神实质，用艺术形式展现出来；促使人们从有限的“人文关怀”，转化并提升为对“终极关怀”的关注；倡导真、善、美的“圣艺术”理念，以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为果实；弘扬爱与和平，建造和谐、洁净的艺术环境。 尽管这次参展的作品，不是所有的在艺术上都达到了一流的水平，但有这么多的基督徒艺术家聚集在一起，本身便表明上帝开始使用这批人，让他们成为福音的管道。他们以创作实践证明，当代艺术并非都是虚无的、渎神的、反道德的碎片，当代艺术可以达至审美自律与福音的高度统一。问题是要植根在何处，如果艺术的现代性植根在深沉的灵性，现代艺术也可以成为普世价值的光辉器皿，这是被基督教艺术历史和发展规律所证明的，是一个自明的真理性的道理。 余杰：这么多艺术家成为基督徒，在新教进入中国两百年的历史上，可以说前所未有。这是上帝要在中国兴起一批有文化使命感的基督徒艺术家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在这群基督徒艺术家中，你较早接触福音和较早领洗归主，与大多数参展者相比，也比他们年长一代，是他们的老师辈。听说你受洗已经有十年之久，可以分享一下信主的经历吗？ 岛子：我大学和研究生先后受业是英语和文艺学，到九十年代转向艺术史研究和艺术批评。我先是在文学的意义上理解到基督教精神价值。八十年代在大学期间开始写诗，也翻译一些英美现代主义诗歌，我最喜欢的西方现代作家，十九世纪的是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二十世纪，德语是里尔克、卡夫卡，英语是艾略特、叶芝，现在还是如此。每当阅读这些作品时，就发现有一种特别的力量，这力量不是人的或单纯的语言力量，乃是来自天家的爱的力量，来自超验的神圣世界的绝对启示。跟中国文学的差异太大了，中国作家倾向于俗世领域里追索其价值，尽管也有社会批判、人道主义和美学诉求，但最终只能发现那些价值是相对性的，而基督精神价值在人文历史和人文学的思考中却始终显示出无可替代的意义。所以，那时流行的“美学热”、“尼采热”、“萨特热”并没有激起我的热情，倒是一度沉浸在老庄、魏晋玄学、唐代禅宗等神秘主义学说中。 那时，中国的艺术家和诗人中还很少有人是基督徒。八十年代后期，中国的前卫艺术风起云涌，大家认为前卫艺术还可以不断推进，还存在无限的可能性，他们当然不愿皈依到某一信仰体系之中，认为这样就会被“限制”。经过了文革之后，毛泽东这一“伪神”信仰破灭，盛行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学术研究奉行实证主义、经验主义方法论，人们再也不愿皈依到某一更高的价值之下。在艺术圈子的朋友当中，我所知道的只有毕业于中央美院教艺术史系的高伟川是基督徒，她现在在海外全职事奉。当时她在中国美术馆工作并向大家传福音，大家都将她看作是怪人。大家对基督信仰并没有正面的认识，认为她的生活和艺术出现危机，没有能力改变现实，才不得不逃到宗教中去寻求安慰。 一九八九年，我还在北师大念研究生，“六四”给我的生命带来巨大的冲击。“六四”是我蒙召交响乐的一个悲痛的、具有灵魂唤起性质的前奏。此前，我认为文学和哲学可以作为一个读书人安身立命的终极追求，整天苦吟、沉思，妻女都顾不上，突然之间发现文学居然如此脆弱，权力和人心如此诡异，文学无法成为一种信仰来造就生命的境界。于是，便开始寻找真正可以信靠的力量。 学运开始不久，女儿玄玄刚三岁，突发扁桃体炎症，妻子领她住院打吊瓶，我从北京赶回西安看她。西安当时有二十一所高校，也有很多著名作家、诗人和艺术家，是西北地区思想最活跃的城市。“四•二六”社论出来之后，我预感到当局会对追求民主的学生和市民血腥清算，便劝身边的学生早日做好准备，我与母校西北大学的几位年轻老师一起讨论，计划组织一次无声和平游行便宣告结束街头运动。 这次无声和平游行共有三万七千人参加，加上自愿加入游行行列的市民，至少有五万人，场面很悲壮，但秩序井然。我们围绕西安古城主要街道和外墙走了两圈。因为听说北京已经有学生在与警察的冲突中死亡，许多师生都在头上蒙着黑布，举着黑布标语，那天西安城里所有的黑布都买光了。天上下起小雨，气氛异常悲哀、愤懑、凄凉，连在一旁维持秩序的警察都哭了。我策划了一个“行为艺术”，制作一个长达十米的黑色棺材，大家一起抬着上街，走在游行队伍前列。既是纪念死去的学生，“棺材”也隐喻对“官（棺）倒”的讽刺。后来，这次游行尤其是“棺材事件”被“有关方面”列为学运期间的三十几个“要案”之一。 镇压发生之后，我回到故乡青岛，青岛作家协会主席尤凤伟等朋友安排我住到一处僻静住所，一个人读书和写作。直到第二年开学，西安的国安警察才到学校找到我。一九九零年三月八日，他们对我审查，逼迫我承认是“幕后黑手”，他们早已划定了一个圈子让我去钻。我拒绝承认这个罪名，审问者拍着桌子说：“你不坦白，案件的性质将更加严重，给你一天晚上好好考虑。如果你再不承认，我们让其他学生来与你对质。”第二天，我仍然拒绝承认，一直僵持两周。事实证明，学运乃至那次大游行的主旨是要求政治民主、反腐败、反官倒，我的个人行为是自发、自觉的，我和北京知识界没有任何联系，甚至和老师、同学都根本没法取得联系。后来，因为他们手上并没有过硬的证据，只好宣布暂时停止对我的审查。 我的工作和生活因此受到种种困扰。幸运的是，我的一位老朋友——歌德学院的院长、汉学家阿克曼先生仗义相助，他聘我作歌德学院的图书管理员并参与他主持的中德文学交流项目，算是解决了生计问题。不久，官方发现我和其他一些“难兄难弟”在歌德学院工作，一份污蔑歌德学院是“和平演变的桥头堡”的内参很快出炉，歌德学院“挂靠”的北京外国语学院受到很大压力，他们的书记多次来找阿克曼。我很感激阿克曼，他顶住了压力。但我不愿让人家为难，便离开当时气氛肃杀的北京，在深圳跟一些朋友一起编辑《街道》杂志。那时候，我仍然没有找到一种可以让生命得以自足的价值。 余杰：我看到肖全的摄影集《我们这一代》中有一张一九九三年四月在深圳为你拍的肖像，你的脸上还有经过八九之后的虚空和落寞的表情。八九之后，尤其是九二年前后，北方知识分子纷纷“南下”，许多人认为南方的经济改革能带来文化上相对的自由。《街道》是一份让人耳目一新的杂志。那时，我刚考入北大不久，我也是《街道》的读者，也为《街道》写过文章呢。 岛子：在九十年代初，南都报和南方周刊还没有形成自己的文化立场及板块风格，《街道》和北京的《方法》、《战略与管理》构成南北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言论阵地。不过，南方根本没有思想自由。我原本希望《街道》办成一份新闻与思想文化结合的刊物，刚开始，审稿还比较宽松，不像北京的刊物要“三审”。我是编辑部主任，我这里通过了，基本上就没有什么问题。但很快我们就被深圳市委宣传部盯住，杂志被整改，我便辞职回到北京。在这期间，妻子在四川美术学院绘画系代课，院方要建一个美术学系，院长罗中立、美术教育系主任彭逸林、王林教授便商量聘请我去川美任教。上帝的安排就是如此奇妙，如果当时我不去四川，就不会与神学学者、艺术评论家查常平认识，而查常平已经领洗多年，当时在成都建立了一个家庭教会。他向我传福音，带领我走向神。 余杰：你是在查常平他们的教会中受洗的吗？ 岛子：九十年代中国社会的变化，使我对人性有了更深切的认识，在信仰上也更加饥渴。一九九七年，我花很多时间熟读圣经，上帝的话语感动了我，我便作了决志祷告。次年秋天，我在查常平带领的教会中领洗。我清清楚楚地记得当时的场景：那是在一个弟兄的家中，有一个很大、很干净的浴盆，我是在浴盆中受洗的。弟兄姊妹为我祝福，围着我唱圣诗，那天我特别喜悦，真的有一种获得新生的感觉，天开了，光直接照进心里。到一九九九年四月，女儿王歌诗出生，她的教名取gerace，是恩典的意思，翻成中文即歌诗，是赞美上帝的意思。感谢主，她的确很美，才十岁就长到一米六零，也很娴静、聪慧，始终是优等生。 余杰：后来，你一直参加教会的聚会吗？许多知识分子虽然受洗归主，但他们认为信仰是私人的事情，不愿意参加教会。据我了解，包括复活节艺术展上参展的基督徒艺术家，有教会生活的并非多数。你如何看待这种状况？ 岛子：参加教会对基督徒灵性的成长是不可或缺的。我受洗以后，在四川美术学院发现有好多学生团契，便在其中的一个团契中聚会。五年后，我离开四川美院回到北京，但一直与这个团契保持着联系。没有特殊原因不会停止聚会。 在九八年之前，也就是辞去《街道》编辑工作回到北京那段时间，我有一段时间去崇文门教堂。这是“三自会”控制下的教堂。九十年代以来，“三自”的策略也作了一些调整，跟原来有所不同。以前，他们的牧师讲道之前还要讲一段国内国际的政治形势，爱党爱国的宣传，现在基本上不会在讲台上掺杂这些明显违背圣经的内容。但我能感到牧师的精神受到控制，小心翼翼的，没有在主里的平安喜乐，也没有独立的、属灵的创造思维。后来，我与燕京神学院的教师有一些来往，他们是“三自”控制下的神学院，这些教师说，“三自”的牧师很少有生命光景好的，“三自”之中几乎没有圣灵同在。 我到清华任教之后，这才发现，以老师和学生为主体的教会至少有七八个。我很喜欢学生团契的氛围，平时有等级差异的师生之间突然变成了弟兄姊妹，可以平等交流了。 余杰：这些年来，你在信仰上有没有大的波动和起伏？ 岛子：在属灵的道路上当然遇到过很多问题，每个基督徒都有自己的“天路历程”。我也有非常软弱和灰心的时候，比如我曾发短信给你说，看到学校里种种的败象，过去怀有理想主义的学者多数都实际起来，要么市侩、犬儒，要么迷恋权力；看到学生的“过于成熟”的冷漠或玩世不恭，简直就想放弃教职，放弃伦理责任，去当一名“隐士”。这是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处世方式，当他们不能支撑生命之沉重的时候，便回到由文化形成的蜗牛壳中，标榜所谓的“风流”、“隐逸”和“逍遥”。但是，我通过祷告，重新获得了力量。靠主刚强，是基督信仰与其他所有宗教不一样的地方。 余杰：据我观察，你们这代人中基督徒的数量似乎不多，这跟青少年时代经历文革的特殊体验有关吗？我跟许多五十岁左右的知识分子接触，他们一般都是在对毛的偶像崇拜破灭之后，认为这个世界上并没有绝对的真理，不愿意接受一种整全性的世界观，并致力于发展出一套自己的“信念”来。向这个人群传福音是最具挑战性的。 岛子：我们这代人可谓饱经风霜，走向信仰比较艰苦。中学毕业我十六岁，因所谓出身不好，备受歧视，便离开父母独自到北大荒谋生，有五年时间都在社会最底层种地、伐木、下煤窑、烧砖、教书，一九七九年才允许我考大学。我在一九七九年之前的经历和诗人顾城很相似，我和他同龄，八十年代我跟他是很好的朋友。顾城是一个天才，在中国美学的灵智意义上，他是一个极具灵性的诗人，我把他看作是一个纯真的孩子。我去找他时，常常给他带吃的、穿的，因为他不会照顾自己，只有一件破旧的中山装，洗了之后就没得换。后来，上海女孩谢烨爱他，嫁给他，一度很幸福。他喜欢读书、喜欢安徒生、庄子、洛尔加。顾城喜欢搜集各种铜币，我帮他找了很多，他在这些小玩意当中找到了一些乐趣。后来，顾城出国后，我们之间的联系便少了。一九九三年，我突然得知他在新西兰一个岛上杀妻并自杀的消息，感到非常震惊，有大半年回不过神来。看到这样一个好朋友，优秀的诗人以凶残可怕的方式走向生命的终了，我很难过，但至今连一个追思他的句子也写不出来。为什么如此？是我不爱顾城吗？不是，我至今没有厌恶顾城，而是诅咒撒旦在世上的势力，只要一想到顾城，就赶紧祈祷上帝赦免我们的诗人，及时让我们规正。 我想，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我们这代人从一出生就远离了恩典，尽管被血水、泪水都洗个遍，就是没有领受圣灵的浇灌，因此看不到异象，没有把上帝赐予的才华用来荣耀上帝，而是生活在一个自我迷恋的虚幻时空之中，并且受到撒旦的捆绑，我们以一己之力如何能胜过撒旦。可能很少研究者会注意，顾城写过很长的鬼诗。出国前迷上了炼金术，还送给我一个他铸造的铝合金鬼面具，即鬼诗主题中的那个幽灵——“布林”，他始终没有找到真正的信仰。据我所知，在顾城离世前没有读过圣经，他没有看见那坐落在至高之处的城及其真光。我从这“活人祭”中得到很深的神学教训，人心不可以猜测神的意图，当神的时间满了、近了，全地都会疾风暴雨般归向祂的爱。 如何做一个知行合一的大学老师？ 余杰：你刚才谈到大学的腐败和大学教授丧失职业伦理的问题。大部分大学教师随波逐流，很多人因为分得当局赏赐的一点残羹冷炙，就感恩戴德，自愿充当官府的帮忙和帮闲。比如北大教授孙东东居然说百分之九十九的访民是精神病人，北大近年来丑闻不断，不再是让民众尊重的最高学府和社会的良心。北大教授还向学生们推荐读《毛选》呢！由此可见，没有信仰的光照，人可以堕落到怎样的地步！再高的学位、再多的知识，也不足以防止此种堕落。 岛子：孙东东这样的人，根本没有资格为人师表，他才应当被送进精神病院去呢。北大坚守社会良知情形每况愈下，的确让人失望。《毛选》成为教授们推荐书，尤其是一些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教授推荐《毛选》，说明毛的遗毒在中国还没有肃清。有人是出于对专制意识形态的恐惧；有人是曲学阿世、苟且偷生；有人则属于心智迷糊，鬼混而已。很多所谓的前卫艺术家也很崇拜毛，主要是出于撒旦崇拜、封建权力崇拜，厚黑逻辑崇拜。我相信人被造时与上帝的关系是完美的，人心里充满了纯洁、全备的良知。泛神论的或邪恶的政治偶像崇拜之所以带有罪性，是福音十大戒律之首，其原因不在人被造时的状况，而是人堕落后的结果。基督徒当警醒，不应当对任何邪恶的偶像崇拜低头。 余杰：在这个大染缸中，稍有良心的教师，承受着外部腐败的压力和内心世界的煎熬，若没有信仰，单靠人的良心是无法支撑下去的。 岛子：我的朋友、人民大学教授余虹就是这样自杀的。这件事情让我非常自责。余虹是我二十多年的朋友了，他差一步就得救了。他自杀前写的最后一部著作，是讨论尼采、福柯和海德格尔的，他对超越性的价值有了渴慕。如果那时我多花些时间陪他，与他谈谈圣经，介绍他到教会，也许这一切就不会发生了。 余杰：我看到余虹为画家丁方的作品写的评论，他多次提到“神性艺术”的概念，他也赞同丁方的理念——“自救”的努力要得到“他救”的搀扶，获救才有可能，否则“自救”的努力可能断绝“他救”之路，如果无限夸大自救而导致人的自大和对神圣存在的无视，人的获救就没有希望。从这些文字中我看到，余虹看到了人的有限性、人的罪性、人与神之间本质上的差别，他就差成为基督徒的“临门一脚”。如果有牧师牧养他，有教会接纳他，这一悲剧也许就不会发生。 岛子：二零零六年以来，余虹已经从美学走向神学。但是，比学术的转向更重要的是生命的转向。由于是经过风雨的知心朋友，我曾经向他传过福音，他也很愿意与我分享信仰方面的话题；但我特别后悔的是，一直没有带他去教会。教会生活能给人以真正的安慰，信仰的灵光和信仰的生活在教会里是最为集中的。基督徒需要“聚会”，基督教是“聚会”的宗教；基督教不像其他的宗教，如佛教是可以独自修行的。我想，如果余虹在某个教会中信主了，固定地参加教会的礼拜聚会和查经，肯定不会走上绝路。这个事件也刺激了我，让我意识到每个人的生命都是短暂、脆弱的，我们需要常常传福音，如保罗所说的，无论得时不得时，都要传福音。因为有的时候一旦失去了某个契机，一个灵魂就失去了得救的可能。 余杰：所以，越是在恶劣的环境中，基督徒越是要作美好的见证。你从四川美院到清华美院，在高校任教有十多年的时间了，作为基督徒，也作为教师，如何将这两种身份统一起来呢？学生都了解你的信仰吗？ 岛子：具有基督徒身份的教师，不仅要有好的专业素养，而且还要身体力行，引导学生如何做人。根据宪法第三十六条，我既不能强迫学生接受基督信仰，但也并不刻意回避向学生分享自己的信仰。 我在四川美院的时候，院长是画家罗中立。在学校，老师和学生参加教会和团契，他认为这是个人的自由，学校不应当去干涉。当年主管意识形态的党委书记，为人比较开明，他与我有一些来往，有一次主动问我：“我们学校很多学生是基督徒，你说这种宗教信仰对他们有没有好处？”这是中国人通常会有的想法，一般都是从实用主义角度来考虑是否参加某种宗教，这种宗教是否能带来“好处”。我回答说，据你的观察，在基督徒学生中，有品学两方面都不好的人吗？这些基督徒学生不仅在学业上都很出色，在道德和人品上也都很优秀。教育出具备良好的专业素质和道德伦理的学生，不就是教育所要达成的目标吗？这位党委书记仔细想了一想，确实也是事实。他便不太干涉师生的信仰了。在四川美院那些年，我从来没有因为参加教会和团契而遇到什么麻烦。现在，从教会中走出许多青年学者、画家，在北京、上海、广州成为教学、研究的骨干力量。在西南地区的第一个圣艺术展览——为光作见证，也是以重庆当地教会的青年画家为主的艺术事工。圣艺术是一种纯洁的事工，就在于我们坚持荣神益人的神圣宗旨，参展艺术家都是清一色的基督徒。这种事工形式和属灵原则的实践，在当今世界上的福音国家也是罕见的，值得我们汉语神学去重视、去呵护、完善这种独特性，也值得教会舍得下功夫去精心牧养。 余杰：这几年在清华的教学工作如何？清华在中国高校中是最左的，是“红色工程师”的摇篮和大本营，近年来若干“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出自清华，清华校方号称“将党小组建在宿舍里”。清华的毕业生大都是既得利益者，也是现体制的坚定的拥护者。清华是我最不喜欢的一所高校。作为基督徒，作为保持独立的、批判的立场的艺术评论家，在清华这个相对比较恶劣的环境下，如何持守信仰，如何作光做盐？ 岛子：在九十年代中后期全国高校合并的浪潮中，中央工艺美院并入清华，我便应聘到清华任教。清华的大环境并不尽人意，一流的专家和教授要受制于末流的行政管理人员，比如秦晖先生在清华就被盯得很紧，虽然他的观点很温和，但某些大学政客们始终将他当作一根刺。相比之下，美术学院有艺术自由主义的传统和研讨艺术创新的气候，在清华又是一个相对边缘的人文学科，我们便有了一点伸展的空间。 尽管平时都有忙于自己的专业教学和研究，在信仰生活上可以交流的人并不多，但还是有例外。有一次，一位同事好奇地问我：“真奇怪，我班上的基督徒学生跟其他学生就是不一样。”我问他，不一样在什么地方？他说：“有一位基督徒学生，在写论文的时候，找到了一份重要的史料。按照如今大学里‘他人就是我的地狱’的丛林生存法则，一般人都会独占这份材料，写出一篇精彩的论文来，以显示其卓异不凡。这名学生却将材料复印了好多份送给同班同学。这种很少见的‘分享’的生活态度，让人吃惊。” 正是因为基督徒的这样一些细小的见证，让大家逐渐了解基督徒和基督信仰。 余杰：当你向学生讲授西方艺术史的时候，基督教艺术无疑是重中之重。学生对这部份知识感兴趣吗？他们有文化上的障碍吗？ 岛子：我开设的专业理论课是艺术史研究方法论，以西方艺术史而言，基督教艺术毫无疑问占半壁江山。甚至可以说，没有基督教，就没有西方艺术，从拜占庭风格到现代主义，都有杰出的基督徒艺术家彪炳艺术发展史。不是因为我是基督徒，才有这样的看法，这是历史、是事实，没有人可以否定之。我当然要让学生了解和认识这样的史实，进而指导他们进入信仰领域的视觉解读。 欧洲的艺术，一直存在着追求圣洁的超验世界的传统。比如梵高，他早年是一位传教士，与矿工们一起生活，也画矿工的生活。他无私地去爱那些受苦的人们，简直就是一名准圣徒。我让学生从属灵的角度去认识梵高。再如更早的英国基督徒画家斯宾塞，他在一次世界大战服务于战地医疗队，目睹了战争的残酷杀戮与死亡，为此他的绘画主题一直就是救赎与复活。如果不熟读圣经，不了解基督教历史即信仰发展的沿革，理解的障碍自然就很大。近年的神学教育有所改观，北京大学全校素质教育通选课程教材把张浩达教授的《基督教艺术与社会生活》纳入系列教材，是很具建设性的选择。 余杰：尽管艺术史离意识形态相对较远，但在目前的教育体制下也不可能保持纯洁和独立。有没有被官方洗脑的学生认为基督教是迷信，是西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所以要抵制基督教包括基督教的艺术？就像前两年所谓的“十博士”抵制圣诞节的声明那样？ 岛子：我除了带硕士、博士研究生以外，一般从本科三年级起开课。无论讲艺术史还是艺术理论，大部分学生的知识准备都不够，需要给他们“补课”。但最严重的还不是知识的问题。很多学生沉迷在中共革命历史的弘大叙事中，比如对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看法，多半来自官方的教科书，很少有人明白，是延安文艺座谈会背后的极左意识形态根子导致了文革反人类罪恶，导致国家主义美学假大空的浮夸、暴虐、阴暗和虚伪。 每次教新一届的学生，都感到仿佛是从头开始。学生没有建立起纯正的史观，迷信唯物主义和科学主义，对官方灌输的既定的近现代历史全盘接受，缺乏反省能力，没有勇气和眼光去寻求光明，不愿接受差异性的思想观念和史料。比如，如何看待文艺复兴，我告诉学生们，你们看看拉斐尔的圣母像，既具有人间的人性美，又不失神性，有崇高和庄严感。所以，文艺复兴不是以人性取代或打倒神性，没有神性，人性就什么都不是了。文艺复兴的“三杰”拉斐尔、米开朗基罗、达芬奇，都是把人的属灵的内在精神展现出来，这才是其伟大之处。 一九八九之后官方强大的意识形态控制，再加上消费主义的侵蚀，使得学生日渐成为“单向度”的人。他们看到的是一个被磨平的、光滑的表面，不愿意接受有棱角、严峻的真实。工艺美院传统就是培养工匠的，不是博雅教育，不是培养艺术家、批评家和现代知识分子的。如今，学设计的已经过剩，现在政府鼓励自主创业去做小老板，开家文化公司，为广告设计作文案作企划，从大学到社会到处都散发着庸俗的铜臭味，这就是人文价值的沦落。当我向学生们讲述关于真理的问题的时候，很多人会反问：为真理而献身，有必要吗？太理想化了吧？面对这样的学生，有时候我也挺沮丧的。但身为教授，面对这么多年轻的失丧的灵魂，还是不能放弃，还是要告诉他们光在哪个方向。 余杰：艺术界仍然遍布偶像崇拜，缺乏基本的是非善恶的判断。这点比文学界还要严重。比如，那么多在毛泽东时代画过宣传画的画家，没有一个站出来忏悔的，他们对自己当年充当独裁者吹鼓手的作为毫无愧疚感。《毛主席去安源》那幅画，最近又拍卖出天价，画家与美术馆争夺“版权”（其实是“产权”），成为一个新闻焦点。我感到非常厌恶，这明明就是通过艺术来伪造历史、篡改历史。 岛子：这就是美术与文学之间的差异。文学领域，道统崩溃，文统自然一钱不值，今天谁会去看浩然的《金光大道》呢？而艺术领域不一样，艺术作品的两重性中有一重物质属性，一旦艺术品完成，收藏者不会考量其精神性或者审美价值，而着眼于它的收藏价值，一件物品只要有人收藏，它就能够成为一种“软通货”，而争议越大，往往就越抢手。所以，那些歌颂罪恶的作品，仍然在市场上有极高的价值。 余杰：如果艺术家们不具备超越性的价值，当然不会觉得画这些政治性的作品有什么问题，比如宣传大炼钢铁的画家，他才不在乎与此同时有多少同胞饥饿而死。这又彰显出信仰与艺术创作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一个具有真正的基督信仰的画家，无论在怎样的情境之下，都绝对不会去画人造的偶像，因为那样做意味着对信仰的背叛，意味着上帝的惩罚立即降临。我想，如果基督徒艺术家在整个艺术家圈子中占了一定的比例，必定能改变艺术界的基本生态。在这个意义上，像你这样具有基督徒身份的艺术系的老师当然是越多越好。那么，在你的学生当中，成为基督徒的人多吗？ 岛子：我发现，在清华、北大的学生中，基督徒越来越多。我没有在公开场合向学生传福音，圣徒都是蒙拣选之后，自己行出来。学生们告诉我，他们受洗之后，要找教会聚会，往往是一祷告就发现，原来宿舍楼里就有主内的同学，海淀区的若干教会中学生占了多半。这是何等神奇的事情，二十年前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根本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研究生比本科生更多地作独立的思考，也更愿意思考信仰的问题。在我带的研究生当中，有差不多一半的人都成了基督徒，当然这不是我的能力，我也实在没有精力像牧师那样向他们传福，乃是上帝的大能，乃是圣灵的力量。 以我跟学生交流的经历而论，发现女生特别容易走向信仰，男生要困难一些。一个很有才华的研究生，到教会参加聚会之后告诉我，他不愿再到教会，因为教会都是一些底层的、低能的人，是一些失败者。现代艺术强调个性、解放、自由，个个都认为自己是时代的风云人物，根本不愿谦卑下来，认为到教会是浪费时间和精力。他们不知道，为新而新的“前卫”，是有时间性的，很快就过去，所谓“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三五天”。惟有上帝的道自有永有，超越时间空间。在上帝的光照下的创作，为上帝喜悦的创作，才能存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