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很少有政治家在即将说再见的时候，会像他那么清醒、那么诚实、那么勇敢地认识和揭示自己的真实存在：害怕在一次又一次的演讲中不可救药地重复自己，更害怕自己已经可悲地缺少预期的能力，担心自己实际上已经不值得人民信任，担心自己实际上已经失去了担当这份公职的合法性……这是2002年9月19日瓦茨拉夫·哈维尔在纽约市立大学学生中心发表的演讲中的一部分内容，这篇演讲词被编者题为“政治，再见！”，收入这篇演讲文稿的哈维尔演讲集也题为《政治，再见！》（台湾左岸文化，2004年4月初版二刷）。编者说，他可能是世界上唯一的所有署他名字的演讲稿和文章都是出于自己之手的政治家。我不知道这是否会增强人们在阅读这些文稿时的道德信任感，但可以肯定的是，诚实是政治中的稀有美德。诚实与真相密不可分，而真相的被遮蔽是一切垄断、操纵、压迫、恐惧的前提。作者认为这种状况是对人类文明的巨大提醒和挑战：是否能把道德置于政治之上、把责任置于欲望之上，是否能使语言重获内容、使作为人类的“我”重获完整、真实和尊严，这是事关人性的命运（参见第25-29页）。为此，作者认为应该赞同“反政治的政治”，即反对操控的、来自论题的、属于机构的政治，回复到人的、来自生活底层的、来自人心的政治。但是，由于“处于‘日常规则’之下，我们必须先沉到井底，然后才可以看见星星”（第37页）——这句被人们传诵的话就出自这里。在《戏剧与政治》这篇演讲稿里，作为政治家、同时也是诗人和戏剧家的哈维尔极其深刻地揭示了政治与戏剧在本质上的相通：象征、符号、体系、归纳、揭示、责任、感染、传播等等，政治的戏剧性无可避免，但是稍有不慎就会转化为对人类的邪恶操纵，他特别提到了纳粹党人在滥用政治戏剧性表演方面所呈现的天分。那么，关键全在于表演者——即政治家的良知和责任。他真正意义上的“再见”是2003年2月2日“致捷克人民的卸职演说”，其中存在关于容易和艰难的说法，他说使每一个人臣服、使所有事务被控制其实是相对容易的，而要重建那些被破坏、被摧残的事物，却很艰难。</P> <P>在政治上如同在生活中一样，有“再见”就可能有“重返”。德国政治家、曾任社民党重要职务的艾尔哈特·艾普勒（Erhard Eppler）的《重返政治》（孙善豪译，联经出版事业公司，“现代名著译丛”之一，2000年10月出版）为“重返政治”提出的理由和阐释既不深奥难懂，也没有什么惊人之语，而是在平实，甚至有点温婉的语气中透露着明晰的理性、坚定的信念：政治是有意义的、是必要的、是可能的。译者说他在翻译中曾数度因感动而潸然泪下，真的至于吗？读完全书之后，我认为它不是那种因煽情的感动，而是因对人性的关怀、对政治经验的诚实陈述、对政治观念的清晰分析而感动——更准确地说是因为作者祛除了政治家惯用的辞令，避免了常见于学者的深奥与高蹈，既没有借政治经历而自抬身价，也没有为了避嫌而回避了自己的从政体验，那种真诚地把政治还原为人生与生活中的必然部分的识见和胸襟在与现实政治相映衬时令人不得不感动；还有就是被作者对于“政治”所持有的坚定信念所感动：“政治不会被根除、不会被取消、不会永远声名狼藉……如果它和一种合乎人性的生存方式密不可分，它就和人类生存下去的意志密不可分。这时候，它就回来了。”（第341-342页）</P> <P>作者在本书思考的核心问题是：在今天，政治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它比任何时候都更困难、却也更有必要？为什么政治是无可毁灭的？它为什么会回来？尽管作者说政治对于德国理论家来说只是边缘议题，哲学家们只是在偶然放个小假时才会踱步到政治园地，但他的思考入口处仍然是理论：第一部分“反省政治”分四章论述了卡尔·施密特、卡尔·波普、汉娜·阿伦特和马克斯·韦伯的政治学说。当然作者只是围绕着政治究竟是什么这个命题来讨论，他不同意前三位的观点，觉得他（她）们不是太世俗就是太高远（如阿伦特）；但是他仍然力图在那些观点中发现其有益之处，例如对阿伦特“政治的意义在自由”、哪里有命令和服从哪里就没有了政治等等这样的观点，认为其作为政治的导论是不适当的，但用作政治的纠正却很重要，它传达的信息是“政治与自由有关”。他也同意阿伦特关于权力与暴力的观点：权力与暴力是对立的，只有在权力不稳的时候，暴力才能上场；他进而阐发说：“无论哪个政府，如果它坚持使用暴力，那么它的权力也就吹弹可破了”。（第33页）他同意韦伯，因为韦伯谈论的政治是有热情、有信仰、有目标、有责任的政治；还因为韦伯认为政治领域中最大的罪恶是不实事求是和不负责任。</P> <P>在接下来的篇章，艾普勒分别论述了政治与其他各个领域的关系，讨论了在当代生活中各种对政治的否定、消解的理论，从而揭示了“重返政治”的希望、困难和可能性。没有政治是因为存在错误的政治，对政治的拒绝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脱离政治的后果只能由政治来承担，凡是有选项的地方就有政治（第314-315页）——这不是我们过去的“政治挂帅”，而是人与政治的真实联系。那么，说到底我们“重返政治”是为了什么？艾普勒说，“政治所负责的，是让人在自由中活下去，而且活得有尊严”（第42页）。这位偏向左翼的社民党政治家极力强调政治与自由的价值联系，这似乎也是当下德国左翼思潮复兴的重要价值诉求。曾任德国财政部长和社会民主党主席的奥斯卡·拉方丹在两年前德国左派党成立大会上也指出，左派党要继承“伟大的社会党人罗莎·卢森堡。她的遗训是：”自由，始终也是持不同意见者的自由。‘“他说：”这样一来，就把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政治理论联系起来了。“</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