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文引狼入室的前因后果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关于中共建政60年祸国殃民的种种罪恶，海外出版、发表的书籍和文章汗牛充栋。与之相比，在中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过程当中，孙文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一直未能得到应有的研究和重视，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 1917年7月12日，张勋复辟帝制失败；8月25日，孙文于广州召开“非常国会”，因国会议员没有达到法定人数，实为“非法国会”，所成立的军政府自然也就是“非合法政府”。 1917年11月7日，俄共发动军事政变（“十月革命”）篡取了政权。1918年，苏俄暴政外有10 多个国家的干涉，内有白军的激烈反抗。由于民国政府不承认苏俄，两国关系处于中断状态。孙文公开投书表示支持和同情新生的苏俄，列宁接此电报十分感动，称它是“东方的光明来了”[1]。 学者林贤治通过查找、翻阅大量的原始史料，发现“历史果真被涂改得厉害。譬如在‘五四’运动、‘三一八’惨案中，领导者（其实）大多是国民党人”[2]；1919年6月，苏俄背景的中共还未产生，中国警方即接获报告，“目下共产党在沪，秘密结社，积极进行。张继、戴天仇（季陶）等均为该党首领，即旧国会议员亦有受运动者。”[3] 1919年6月8日，孙文的秘书戴季陶于上海创办《星期评论》，除了邀请李大钊、陈独秀撰稿，自己也亲自操刀、翻译并发表了《〈马克思传〉(威廉*李卜克内西著)译按》、考茨基《马克思资本论解说》等大量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戴季陶不仅将自己的家作为共产党小组的活动地点，还以《星期评论》的名义邀请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并提供了《共产党宣言》的日文版。 北洋主政的民国政府与孙文依赖的南方军阀（陆荣廷、唐继尧、陈炯明），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北洋政府对待民主运动相当温和，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办学自由均获前所未有之保障。 以1923年曹锟贿选为例，贿选固然是丑闻，但是，孙文、蒋介石的军政府，哪里用得着贿选？号称继承孙文遗志的中共就更是等而下之，人大、民主党派彻底沦为花瓶。 再以段祺瑞为例：不贪污肥己、不卖官鬻爵、不抽大烟、不酗酒、不嫖娼、不赌钱，人称“六不沾总理”。1926年3月18日，因一个值班营长未经请示即下令开枪，导致游行学生死伤惨重，段祺瑞对死难者“特颁明令，优加慰恤”，还在悼念三一八惨案死难同胞大会上，当众长跪不起，并立誓终身食素以赎罪[4]。 相比二二八惨案（国民党半个世纪后才开始向死难同胞道歉、抚恤）和六四大屠杀，国共两党比北洋军人凶残、无赖何止百倍！ 为对抗民国中央政府，希望“联省自治”的南方军阀需要拉孙文这杆大旗来做虎皮，在先求自保的情况下，积蓄实力；而孙文一心“将革命进行到底”，统一全国。孙文与南方军阀同床异梦、明枪暗箭，上演了几多闹剧、惨剧。 若说“孙大炮”只知说大话倒也未必。为争权夺利，1918年1月4日，孙文登上同安舰，“指挥开炮，向督军署轰击；两舰长初犹豫不敢应，先生（孙文）乃亲发数炮，又督促炮手发数十炮，于拂晓始止。”[5]2月26日，因反对炮轰督军署，海军总长程璧光在珠江岸边海珠码头，被孙文的亲信朱执信派去的刺客暗杀[6]。 黄花岗起义第四敢死队队长、辛亥革命元老、孙文立足南方最坚实的支柱陈炯明，在主政广东期间，大力扫荡黄、赌、毒，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项事业搞得风生水起，海内外佳评如潮。不曾想，经过国共两党数十年如一日的妖魔化，陈炯明竟然成了背叛革命的罪魁祸首！ 1922年3月21日，陈炯明的爱将、粤军参谋长兼第一师长邓铿遇刺，英国领事占武臣在4月22日发给北京使馆的电文中透露：“邓铿为国民党所谋杀，已为众所周知的事实”；6月12日，驻广州美国副领事向华盛顿报告，根据他所获的情报，邓铿为孙党所杀，孙党且曾有谋杀陈炯明的计画，并说孙常以行刺做为铲除政敌的方法；8月5日，美国武官Major Philoon少校在报告中指出，邓铿于孙中山与陈炯明分裂前夕被谋杀，“这一切都是由于孙党黑手所造成的”[7]。1922年4月24日，广州美国领事在报告说：“据闻在会议中，孙竟然说南方有三人——陈炯明、唐继尧、赵恒惕——都该予谋杀刺死。”[8] 4月28日，美国武官Major Philean少校向美国国务院呈交的报告说：“孙中山，一个‘梦想者’及‘自我主义者’。眼睛注视著北京——他的目的地，相信全中国会匍匐在它的脚下，宣布它是中国的救主，劳工的救星，全国唯有他唯命是从。”“陈炯明，担任省长，把广东的税收用在工商发展、交通及学校等项目。为了进行广州现代化，每天各方均向陈要预算，发展蚕丝、拓宽马路、建立无线电报。此外遗得为少数诚实勇敢的县长们，筹募军饷及军火，剿除土匪，否则会像广西一样，不堪收拾。对教会学校及其它外国人办的学校，也得予以协助，已备为中国下一代新教育的需要而准备。毫无疑问的，孙陈之分裂与日俱增。”[9] 一个脚踏实地，一个好高骛远；一个崇尚“联省自治”，一个执迷武力“北伐”，岂有不分裂之理？对于孙文喜用暗杀等非常手段解决政治分歧，1923年香港《华字日报》在一篇社论里指斥：“北方军阀尚讲体面，有点刚直念气；南方军阀无赖而又阴狠。” 美国驻华公使舒尔曼在1921年9月16日向国务卿报告说：“广东目前毫无疑问地是中国最开明的一个省份，可能也是管理最有效率的省份之一。可是这效率主要是依靠陈炯明省长个人的尽力维持。”[10]他认为，孙文“不可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国务活动家”，1922年5月20日，他在给国务卿许士的报告中说：“孙最近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行动特别狂热，他的自负和自信几乎无限膨胀”。此后直到孙文去世的两年中，在美国外交官向国务院汇报孙文言行的报告中，多有孙文“部分精神失常”、“精神崩溃了”一类的评语[11]。 孙文炮轰督军署、暗杀程璧光和邓铿等革命将领，并欲加害陈炯明等一系列倒行逆施的举措，早已令广东军民忍无可忍。 1922年5月18日，驻桂粤军总指挥兼粤桂边防督办叶举率60营粤军进驻广州，准备驱逐孙派势力。双方剑拔弩张，一触即发。6月1日，孙文密令海防司令陈策开炮轰击粤军[12]；陈炯明“向粤军各将领劝解，谓……不必因予一人之位置，而与孙先生冲突。”（《顺天时报》1922年6月18日）；12日，孙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恐吓广州军民：“用开花弹，或用八寸口径的大炮之毒气弹，不难於三小时内，把他六十余营陈家军变为泥粉”（《申报》1922年6月19日）；受此刺激，16日凌晨3时，叶举不顾陈炯明的再三劝止，挥军向广州总统府及孙军各据点发起攻击，但仍然留有余地：前方指挥官、第二独立旅旅长熊略事先向孙文通报了消息，孙安然离开总统府[13]，登上楚豫舰。 这就是所谓陈炯明“叛变”革命的真相。倘若当时处于绝对优势的粤军发动泰山压顶般的突然袭击，孙文焉有生还之理？ 6月17日，孙文率永丰、楚豫等七舰在天字码头、士敏土厂前各处开炮轰击，又向白云山、观音山、广九车站等人烟稠密处射击，先后发炮达六十余响；午后又重行开炮，“炮声前后将及百响，子弹横飞，四散堕下，伤人毁物，不知凡几”。平民死伤，总在百人以上；18日，美国副领事侯士顿登舰谒孙文，抗议美国在长堤的房产受到炮轰的毁伤[14]。1975年7月，中共野战军重炮轰击云南沙甸的回民村落亦不过如此。 一方面，孙文在广州市外大招民军，土匪流氓，趁机活动，乡民受害尤重；另一方面，令兵舰四处截米截煤，香港《士蔑西报》6月29日报道：“宝璧一舰所截夺由香港运入广州的米粮，则共值十二万元。”[15]革命成了革民主、民生、民众的命！ 《士蔑西报》7月21日发表记者的调查报告，认为孙文招募的民军“对大局毫无影响，只害了无辜的中国平民”。一时间，天怒人怨。8月9日，政治和军事双重失败的孙文黯然乘英国炮舰“摩汉”号离开广州，经香港避入上海法租界莫里哀路寓所。消息传出，广州市民人心大快，半闭门的商店立刻全行开业；10日晚，全城燃放爆竹，还有人烧香庆祝和平的降临（《士蔑西报》1922年8月11日）。 陈炯明一心想把广东经营成中国之模范省，对孙文“北伐”采取既不支持也不反对的态度，万一北伐失败，至少还有广东作为基地；因顾念大局，对孙文炮轰督军署、暗杀自己的部将一忍再忍，可谓仁至义尽。而孙文则视不支持他北伐的战友为仇敌。与其说陈炯明叛变革命，不如说孙文为达成“革命理想”不择手段，导致双方势若冰炭。 被驱逐出广东之后，孙文汲取的教训是没有效忠于他个人的强大武装，北伐“壮志难酬”，那么，强大的武装从何而来？联日、联德、联法、联美、联英，孙文为求得外援四处撒网，乱开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空头支票，但列强均不把他放在眼里，美国人甚至认为他精神有毛病[14]。 万般无奈之下，1921年即有意“以俄为师”的孙文，指示自己的英文秘书和外交顾问陈友仁与青年共产国际驻中国全权代表达林联系，并转告达林：“现在我深信，中国革命的唯一实际的真诚的朋友是苏俄。”[17] 早在1915年2月25日，黄兴、陈炯明、李烈钧等人即联名发表通电，矛头直指为扳倒袁世凯不惜向日本出卖国家利益的孙文，表明绝不倚赖外力干预中国内政的态度。 政权尚不稳固的苏俄，为推行共产革命、确保边疆安全，急欲在中国寻找代理人，先后联系过吴佩孚、陈炯明等实力派人物，均因后者不愿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而告吹。孙文送上门来，自然一拍即合。1923年1月26日，孙文与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越飞发表《孙越宣言》，内容包括“以俄国援助为依赖”，同意苏军继续留驻外蒙古。经过共产国际的穿针引线，1923年6月召开的中共第三次全大会和1924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代会，各自正式确立了两党合作的政策。 192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举行开学典礼，苏俄的大批军援、军事顾问接踵而至。孙文军政府的横征暴敛、胡作非为，导致广州市民群情激愤。10月14日，孙文下达“平定商团”的手令，黄埔学生军、铁甲车队在苏俄军舰“沃罗夫斯基”号水兵的协助下[18]，火烧西关、血洗商团。 对促成国民党急剧左转的“商团事件”，连孙文的首席苏联顾问鲍罗廷在秘密报告中都不得不承认：“老百姓非常敌视国民党”，“老百姓甚至对孙本人也很敌视，因为他用自己的威望庇护了这种胡作非为”；“对广东整个国民党的这种反对态度，不能不在老百姓的某种活动中有所反映。这种反映终于出现了。商人采取了主动（指罢市），他们首先同这个所谓的国民党政府进行了积极的斗争。”鲍接着说：“我们当时决定支持这些军阀，把他们吸引到同商团、同所谓猛虎队的斗争中来，消除商人夺权的任何可能性。”（《鲍罗廷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会议上的报告》）[19] 苏俄“支持这些军阀”（孙文的国民党及与之合作的中共），令北伐最终成为了现实。中国再次坠入强权代表真理的深渊。 事实上，鲍罗廷认为，孙文与蒋介石一样“不过是一个中派”，“都同样具有强烈的反共意识”（《张国焘关于鲍罗廷的回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现代史研究室编《鲍罗廷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20]。 孙文“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行事风格，为推翻帝制贡献甚巨。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也正是这样的行事风格，使得“具有强烈反共意识”的孙文，为达成“革命理想”，不顾黄兴、蔡锷等革命党人的反对，发动严重破坏中国法治进程的“二次革命”，埋下内战的种子；为了北伐的胜利，不惜屠杀民众，甚至饮鸩止渴、引狼入室，导致苏俄、中共在中国的影响、势力急剧扩大。 国民党1927年痛下决心“清党分共”，可惜，“请神容易送神难”。迅速壮大起来的中共，具有完整的政党纲领和组织技术，加上苏俄的帮助，想彻底铲除，谈何容易。 孙文1925年在北京病逝，梁启超3月13日在《晨报》发表《孙文的价值》：“我对于孙君最不满的一件事，是‘为目的而不择手段’。孟子说：‘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也。’这句话也许有人觉得迂阔不切事情。但我始终认为，政治家道德所必要的。因为不择手段的理论一倡，结果可以把目的扔向一边，所谓本来之目的，倒反变成装饰品了。” 梁先生的话值得今天的人们深思。 注释： [1]汪精卫在中国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政治周报》第2 期第14页，转引自：李玉贞《莫斯科与黄埔军校的建立》（上），《黄埔》，2007年第2期。 [2]林贤治《我的阅读》，《南方都市报》，2009.9.18。 [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无政府主义和中国社会党》，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 [4]杜婉华《另一个段祺瑞》，《炎黄春秋》，2009年第5期。 [5]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91.8。 [6]罗翼群《有关中华革命党活动之回忆》，《广东文史资料》第25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 [7]汪荣祖《邓铿之死真相探索》，《李敖千秋评论丛书》，1990. 2。 [8]陈定炎《陈竞存（炯明）先生年谱》（上），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95年。 [9]康白石《陈炯明传》，香港文艺书屋，1978.9。 [10]同[8]。 [11]陶文钊《美国与中国的三次革命》，《中共党史研究》，1990年第2期。 [12]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6册，三联书店，1978.5。 [13]林廷华《陈炯明炮击总统府的前後》，《文史资料选辑》第24辑，中华书局，1981.11月。 [14][15]陈定炎、高宗鲁《一宗现代史实大翻案：陈炯明与孙中山、蒋介石的恩怨真相》，香港吴兴记书报社，1997年。 [16]同[11]。 [17]达林《中国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3。 [18]毕晓普《前苏联军舰曾运送枪支援助孙中山》，《世界新闻报》，2005.10.21。 [19][20]敖光旭《共产国际与商团事件》，《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