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习近平访日看中日关系中的天皇外交问题

在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即将于岁末展开对日本正式的国事访问之际，围绕习拜会明仁天皇的问题，日民主党政府正承受着来自皇室和舆论的双重压力。因问题关涉作为日本社会最大禁忌的天皇问题，这不仅是对上台未逾百天的新政权的考验，而且对中日关系来说，也未尝不是一种新的不确定性因素，将对未来的两国关系发生微妙的影响。 据日本共同社12月11日报道，12月14日起访日的习近平副主席，在日内阁的紧急斡旋下，绕过规定程序，将作为“特例”被安排拜会明仁天皇。对此，负责皇室事务的内阁宫内厅官员对媒体吐露了“惯例未被遵守”的不快感，曝光了政府、执政党与作为皇室窗口的宫内厅在围绕“天皇外交”问题上的对立。 考虑到作为国家主权与国民统一的象征的天皇夫妇年事已高，公共事务繁忙，且身体欠佳（明仁于2003年曾做过前列腺摘除手术），出于不过度增添陛下负担的考虑，日本政府要求各国拜会天皇须提前一个月申请。近十年来，这条惯例始终被遵守。仅有一两次，外国驻日本大使紧急离日时，天皇予以破例接见。但自从天皇身体出现状况之后，2004年以降，惯例的执行进一步严格化，无一例外。 另一方面，鉴于惨痛的历史教训，战后，按日本国宪法的规定，天皇仅作为日本国及国民的象征，在内阁的建议和认可之下，接见来访的外国领导人和驻日外交使节，接受国书。但仅限于礼仪性的接见，以避免与政治发生关联。正因此，通常情况下，天皇并不按照对方国家的大小和政治上的“重要度”来决定是否会见外国政要，而是无论大小国家，一视同仁；任何国家的政要来访，希望拜会天皇者均需至少提前一个月正式提出书面申请。这既是战后民主国家应有的外交姿态，同时也是作为“象征天皇”的纯粹意义上的象征性所在。 而此番习副主席访日，被认为在两个方面打破了日本的游戏规则：其一，一个月的惯例。中方提出申请，已是11月下旬，距习成行的12月14日，尚不足一个月。因此，日本外务省于11月底告知中方，无法实现与天皇的会见，但将由首相在官邸主持召开百人规模的欢迎晚宴。中方虽然清楚会见不合惯例，但副外长王光亚12月初在北京却对日本大使馆方面表示，能否实现会见关系到习副主席访问的成败。受到这种压力，且先于习副主席访日而访华的执政民主党大佬、干事长小泽一郎亲自打电话给首相鸠山由纪夫：“磨磨唧唧地在做什么？不会见陛下是不成的！”这绝妙地暴露了民主党政权的二元权力构造，与过去的自民党如出一辙。虽然贵为党总裁兼首相，被人如此颐指气使颇不爽，但鸠山还是接受了小泽的“指示”，决定试水斡旋。具体时宜，则由平野博文官房长官出面，明言此乃“首相官邸的意思”，要求宫内厅破例做出“安排”。如此一番你来我往之后，尽管最后宫内厅同意破例安排，但却有12月11日，宫内厅长官羽毛田信吾紧急召开记者招待会，不惜把与执政党及内阁的矛盾公之于众的一幕：“（一个月的）惯例不分国之大小与政治的重要性，适用至今，这不仅仅是游戏规则，同时也关涉到现行宪法之下陛下的角色问题。”就最终不得以而接受会见要求的问题，羽毛田坦陈：“宫内厅作为担负内阁一翼的政府机关，只有服从官房长官的指示”，于是只好“怀着内心的痛楚向陛下做了通报，但下不为例”。作为政府内阁的组成机构，同时肩负皇室窗口的宫内厅最高责任者内心的苦涩、挣扎溢于言表。 其次，民主党、内阁在说服宫内厅作为“特例”接受中方要求的过程中，一些被反复提及的理由是：“日中关系很重要”、“习氏是非常重要的人物”等等。但在这些表面文章的背后，真正有分量的砝码是：1998年，作为国家副主席的胡锦涛访日时，曾拜会过天皇，而习被认为是胡的有力接班人，所以中方要求日方在其访日之际，务必给予同等规格的接待。正是出于诸如此类的现实背景，执政党和政府作出了不惜打破皇室惯例，令天皇本人勉为其难的政治判断。作为“回报”，12月10日，小泽一郎率领的由143名国会议员组成的、阵容庞大的日本民主党代表团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受到了胡主席的接见。日本各大电视台均在黄金时段长时间报道了这次盛况，小泽与胡的会谈甚至被日本国内一些知识分子奚落为两名执政党“总书记的峰会”。而就在同一天，正在印尼巴厘岛出席“巴厘民主主义论坛”（BDF），并发表了关于推进东亚地区民主化的激情演说的鸠山首相，则显得落寞有加，媒体（尤其是电视媒体）几乎未予报道。这对于实行君主立宪、议会民主制度的日本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莫大的讽刺。因此，正是从皇室窗口的最高责任者的立场出发，宫内厅长官羽毛田在记者会上指出：“天皇的国际亲善超越政治上的重要性及其判断……如果国与国之间存在政治问题就请天皇出来，那么宪法所规定的天皇的行为将产生大混乱”；“说中国很重要，或者政治上很重要的理由显得有些不充分。作为政治上的判断而提出会见的要求算怎么一回事呢？” 一言以蔽之，羽毛田的担心，是天皇被“政治利用”。事实上，这种担心在今天的日本社会绝不是个别的，颇具代表性。出于对战前的天皇制所导致的惨痛历史教训的警惕，战后日本实行所谓“虚君”的象征天皇制。战后，尽管昭和天皇（裕仁，即现平成天皇的父王）勉力做一名纯粹“象征性”的明君，但由于其与从战前到战时的历史千丝万缕的复杂纠葛，天皇制的问题与矛盾还是屡屡引发学界和媒体的争论。应该说，象征天皇制真正在日本社会的扎根，是从平成天皇开始的，到今天也不过二十年左右的光景。 但即便是被认为作为象征天皇比较彻底的平成天皇明仁，也未必能完全做到与政治利用绝缘，为此而引发舆论的物议，本次事件也并不是头一遭。1992年，中国为打破6•4事件后在国际社会的孤立状况，邀请明仁天皇夫妇访华，用时任主管外交工作的副总理钱其琛的话说：“日本作为西方制裁中国的联合战线中薄弱的一环，自然成为中国突破西方制裁的最佳突破口。”钱曾在其回忆录中如此回忆道：“当时，我们在推动日本在这方面先行一步，不仅仅是为了打破西方的制裁，而是有更多的战略考虑，即通过实现双方的高层往来，进而促成日本天皇首次访华，使中日关系的发展得以进入新的阶段” ；“日本天皇访华，这在中日两千年交往史上还是第一次，使中日邦交关系由此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同时，日本天皇在这一时刻访华，对打破西方对华制裁起了积极作用，其意义显然超出了中日双边关系的范围。” 可以说，正是由于包括天皇访华在内的日本因素的存在，中方的“战略考虑”才得以物化；换句话说，日本成了中国回归国际社会的一块跳板。 当然，对日本来说，也并不完全是一厢情愿的“被利用”，着眼于与中国的共同利益当是其战略考量。但问题是，在这种露骨的利益交换游戏中，名义上的“象征天皇”，沦为了现实政治的棋子——而这正是舆论的批判指向所在。所以后来，尽管韩国屡屡邀请天皇访韩，日韩关系看上去也比中日关系更加琴瑟和谐，但却始终未能如愿。最大的原因仍然是日本的国内舆论：唯恐天皇被“政治利用”。 同样是被“政治利用”之虞，同样是东亚地区的国家，韩国至今未能成功兑现，而中国则一再成功“利用”，如此戏剧性的事实，表明国与国的重要性还是不一样，日本政治仍然无法摆平“理想论”与“现实论”之间的矛盾——这是日本的可悲之处。不过话说回来，日本固然可悲，但中国难道就真的很强大、很划算吗？也未必。 日本第一大报《读卖新闻》11月发表的民调结果表明，认为“中国无法信赖”的日本人多达七成。包括此番习副主席拜会天皇事件在内，你可以动辄动用政府强力公关，碍于“面子”和所谓的“战略利益”，对方也很可能被你强攻拿下，但代价也是可观的。日本毕竟是崇尚“费厄泼赖”、信守游戏规则的民主国家，对于根植于其民族文化深层，同时也是最大禁忌的皇室问题，任何来自外部的压力，都有可能被舆论放大，从而引起国民心理上的情绪性反弹。而这种反应会反作用于施压体，多少抵消中国正拼命打造的软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