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审视女师大风潮－－鲁迅许广平感情纠葛（一）

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似乎不易当。校长许寿裳听到学生对他不满，要驱逐他，欢迎留美归来的杨荫榆，说她“自治很严谨质朴”，“为了拥护女权，非欢迎她来长校不可”，赶紧辞职。一九二四年二月，杨荫榆任校长（杨女士系钱钟书夫人杨绛的姑母）。 这位在欢迎声中进校的女校长，很快受到部分女生排斥。她们的理由，带有挑剔和偏见。例如，嫌恶她治校太严格，挑剔她披黑披风，魔影似的在校园里走动，甚至挑剔她的发型、脚形、独身等等。某些女生（有共产党背景）非把她赶走不可。 一九二四年春，此校部分女生酝酿风潮，试图联络一些教师助势。周作人五月十三日日记：“女高师学生二人为风潮事来，不见。”这年秋天，该校部分女生发动反杨风潮，由于缺乏支持，风潮平息。 许广平是该校国文系学生。对驱杨风潮，她原本态度谨慎，不愿被人利用，可是心灵苦闷，又倾向支持和发泄。她知道风潮内情：“即如我校风潮，寒假时的确不敢说办事的人没色彩，所以我不敢做，不过袖手旁观，现在也不敢说她们没色彩，但是对方也太不象样了！”（据《两地书真迹》）所谓有色彩，指赤色。共产党员学生在暗中活动，许广平很清楚。此信后来收入《两地书》，出版前，“色彩”被改为“别有用意”。有“色彩”也罢，“别有用意”也罢，小题大做煽动闹风潮，却是事实。 许已廿七岁，比其他女生年龄大，已有恋爱经历，所思所感所欲似较其他女生复杂、急切。男友一年前患病去世，她的感情深受打击；眼下面临毕业，她对未来茫然，产生老女迟暮的孤独和苦闷。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一日她给鲁迅写的第一封信，末段用“先生！……先生！……先生呀！……”排笔句式，喋喋呼喊。这种句式、修辞，文字和情感显得热切、夸张（《两地书》出版时此段全删）。 她四月十日信，奔泻郁闷和倾诉，连写六个“苦闷”，显露心性烦躁、渴望闹事心态：“现在所最愁不过的，就是风潮闹了数月，不死不活……学生软化消极的愈多，终至事情无形打消，只落得一场瞎闹，何苦如此的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呢！无处不是苦闷，苦闷，苦闷，苦闷，苦闷，苦闷……”此后，她很快卷入驱杨风潮。六月十二日她自白：“深感应付无方，日来逢人发皮气…长此以往，将成狂人矣！幸喜素好诙谐，于滑稽中减去许多苦闷…” 这种情绪，除了心灵苦闷，亦与青春期性力有关。她性格外向，缺乏感情抚慰，很想发泄，从讲师那里得到支持和撩拨，由谨慎旁观者迅速成为女师大风潮骨干和冲锋陷阵者。 风潮二次爆发前夕，一个有妻而孤寂，一个迟暮而伶仃，正是干柴烈火，通过信件穿梭往来，许广平热切进攻式言语和一声声变着花样呼唤，发挥火热煽情作用，把先生道貌俨然的文字大褂一层层撕下，不可告人的幽秘之火在两人之间燃烧。一个月后，她已成为鲁迅家的座上客，参观过他的“秘密窝”，对其家庭、婚姻和夫妻关系探到虚实。通信三个月，到了端午节（六月廿五日），关系已经火热，鲁迅设家宴，竟然闹出了席间借酒放纵、戏打女生、吓得众小姐纷纷逃散这一幕（鲁迅日记不记，许氏回忆亦不谈）。俨然道貌化为打情骂俏。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一日许氏第一信至七月三十日鲁迅最后一信，四个月二十天，二人通信多达四十余封（《两地书》删去数函）；七月三十日至次年八月廿六日同车离京，一年一个月，再无书信。情欲中烧之际，书信自然太隔。情事发展如此迅速，缘自双方孤独求偶。这一秘情，是一九二五－二六年女师大风潮中秘藏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鲁迅挺身而出、破口大骂杨荫榆女士、与陈源等多人使气斗骂的重要内心驱力。这种私人关系为风潮织入一层复杂纠葛。这种秘情使鲁迅立场和情绪带上浓厚个人因素和偏颇。对照他对轰轰烈烈五四运动的冷漠态度，他对去年秋天一度兴起的女师大风潮的冷漠态度，以及他对一年后许广平执教广州师范女校学生风潮和学生被开除事件无动于衷，可识鲁迅。 女师大风潮二次卷起，来得有组织。一九二五年五月七日（日本迫使袁氏政府签订“二十一条”十周年纪念日），杨荫榆为学校安排演讲会，请校外名人来演讲。针对这次演讲会，部分女生组成六人“学生自治会”。七日，这几位自治会成员强行阻拦校长杨氏入校主持演讲会，未得逞，遂发动学生在台下以嘘声来阻挠演讲会进行。 当天下午，杨召集学校教职员商议处理方式。九日，学校刊出布告，开除六个领头破坏演讲会的学生。此后，双方矛盾愈演愈烈，女师大无法进行正常教学活动，终至解散学校。 六个女生为首强行阻挠校长入校主持演讲会、破坏学校活动，成为事件爆发的直接因素。她们没有正当理由阻挠校长入校主持活动。校长如果不称职，可以据理弹劾，而不应秘密纠集若干学生、以暴力手段强行阻挠校长工作。作为校长，有权采取必要手段维持学校正常秩序。 就冲突双方看，她们在新旧文化光影迷离时代，各自在思想性格、行为态度方面存在一些问题。身为校长，杨荫榆在已往某些治校举措或有不当。身为发动风潮的学生，既未提出国计民生、政治改革、人权要求方面大问题，亦未提出教学改革或治校纲领方面的具体要求，也没有对她是否失职或如何失职提出明确事实。某些女生执意倒杨，有党派势力操纵，或许还带有同性心理上的嫌恶和排斥。 教育总长章士钊为维持学校秩序以及警察为维持社会秩序采取行动，皆非女校长个人关系。学生如果有理，应当采取合法手段。当时有言论、出版和结社自由，表达观点和要求的方式与途径很多。部分女生采取阻挠校长入校、破坏学校秩序等粗暴行为，发生肢体冲突，显示她们缺乏足够理由反杨，渴望闹大事态。她们的举动受到制止，遂迁怒杨氏、章氏和警察等。 这些女生采取这类行为，这带有时代特点。她们以为反抗行为是新青年的天经地义权利；女校长则以为学校需要维持正常秩序，对这些将来为人师表的女生，需要严格要求。简单地把杨荫榆诬为“推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奴化教育的代表人物”，这不公正；把煽动风潮的女生说成正义代表，有失客观。 鲁迅立即为风潮表态，五月十日至十四日写《忽然想到》一文（同月十二日至十九日《京报副刊》发表），随后发表《“碰壁”之后》（五月廿一日作）。此后，与陈源笔斗而撰写《并非闲话》（五月三十日作）等一系列小文。 把女师大风潮，鲁迅的表态，同他和许广平的通信与感情发展进程略加对照，可以看出两者间的隐秘纠葛。风潮爆发前，许已探访过鲁迅家（四月十二日），信中语词俏皮、亲昵。师生这种非常关系和心理呼应，对二人卷入风潮起到决定性作用。许广平作为风潮骨干，五月九日被学校视为“害群之马”而开除，鲁迅第二天写文《忽然想到》，斥责那位做校长的“女人”“开除她私意所不喜的学生们”。他的偏袒，相当清楚。 六月廿五日端午节，风潮闹得热火朝天，鲁迅设家宴招待许广平和其他几位女学生，席间“以拳击‘某籍’小姐两名之拳骨”，又“案小鬼之头”（鲁迅信中语），可见二人关系之亲密和鲁迅之放纵。六月三十日，许信出现“羞不羞”等语，七月十三日，许信出现“愚兄嫩弟”、“定思粉骨之报”等语，明示以情相报。鲁迅七月十五、十六日致许信中，亦有“愚兄”“嫩棣棣”之称。很明显，自五月七日女师大风潮进入火热阶段，鲁许关系飞速发展，通信中戏谑、挑逗、打情骂俏之语随处可见，已无道貌岸然的人生探讨，显示二人关系进入火热纵恣状态。此后通信中断，使用另种语言。八月廿二日，许广平住进鲁迅家南屋。一向世故保身的鲁迅，突然卷入女师大风潮，这不难理解。 哪个女生能想到，在风潮严峻情势下，骨干人物许广平和讲师鲁迅一起，在享受秘密情感和酒席厮缠的快活？谁能想到骨子里颓废、面上严峻的鲁迅从风潮中迅速获得和年轻女生暗恋厮缠的快乐呢？风潮中忧虑重重的女生们也许不知道，此时面临毕业的许广平已无后顾之忧，却别有所乐。她的谨慎变成勇敢，显然已有停泊的港湾，风潮对于她，似乎狂欢节。 鲁迅与许广平的关系，始于女师大平静之时，即许广平的苦闷期，急速发展于风潮骤起和与校方冲突之际，即她被开除后的挫败感笼罩之时。她卷入风潮，挺身出任骨干，与鲁迅信中鼓励分不开。开除后的失落，更需感情抚慰和精神依托。这种精神需要，加上心灵孤独，转而成为情感迅速升温的另一因素。 反过来，对许广平的情感倾注及其特殊关系，使鲁迅对女师大风潮全身心投入。他也空虚、孤独，渴求性爱。被肺病啃噬，不知能活几日，这种渴望于绝望中来得尤为急切。他似乎一无所有，还有什么可顾虑呢？何况，对手不过是区区一个女校长。颓废中的鲁迅异乎寻常投入风潮，与许广平的关系在风潮中急速发展到定情。他的投身，得到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