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求、开溜和归家——中国政治抗议的流变

已故美国政治经济学家阿尔伯特 ∙ 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四十年前写了一本书，题目叫《退出、呼吁与忠诚：对企业、组织和国家衰退的回应》。该书中文版已由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尽管这是一本小书，但其影响力极大。对当下中国政治的博弈，该书也可以给国人深刻的启发。我们可以运用其核心概念和基本思维来透视当今中国社会各类政治抗议和抗争，并揭示中国治理体系和策略面临的根本挑战。 赫希曼把经济市场和政治市场类比，用理性选择的理论揭示了在面对企业产品和政府服务品质下降的情况下，消费者和公民可作出的诸项选择。具体说来，他认为，消费者（商品消费者是顾客，政策消受者是公民）有三种主要的选择模式：退出、呼吁和效忠。 （1）“退出”（Exit） 用通俗的说法“退出”就是“脚底抹油开溜”。老子乘驴而西去；圣人言，“危邦不入，乱邦不居”；陶渊明的“息驾归闲居”和“击壤以自欢”；平民百姓“寻得桃源好避秦”；“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说的都是这个道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六十年间，我们看到了几拨退出人群: 电影《红尘滚滚》里描述的红色政权临近时的大逃亡，两百来万国民党官兵要员和追随者逃往台湾和香港；1959年达赖喇嘛尊者带领近十万藏人民逃离家园，穿越喜马拉雅山避难印度；1962年新疆伊犁和塔城几十万（一般估计15-20万；官方数字是6万多）少数民族举家逃往苏联；六十到七十年代大规模的逃港风潮（官方透露仅在1979年1-5月发生近12万起，三万人成功逃出），许多人不顾生死游到香港；1989年北京屠城后，中国留美学生要求获得美国保护，近10万人获六四绿卡，集体逃离专制恐惧。2004年年末，法轮功发起“退党/退团/退队活动”，发出声明：“所有参加过共产党与共产党其它组织的 (被邪恶打上兽的印记的)人，赶快退出，抹去邪恶的印记。”据法轮功自己统计，五年来已有六千五百多万华人响应宣布退党/退团/退队。 一般来说，面对困境选择果断退出的人群有两个特征：大彻大悟和资源优裕。就第一特征来说，“哀莫大于心死”，只有心死了，人们才会彻底舍弃。如果还心存幻想、藕断丝连，这样的人更会像是白桦电影《苦恋》（又名《太阳与人》）中惨死在雪域荒原的海归画家凌晨光，死前还用身体划出一个大问号。就第二特征来看，退出的人群有一种“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自信；他们往往在财力、智力和体力上都要优于留守的人群。此所谓《桃花源记》第一句诗所云：“嬴氏乱天际，贤者避其世”。中国有句俗语，“人挪活、树挪死”，也暗合了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一书的结论：从古希腊到英国再到美国，跨越海洋的移民创造出了辉煌的文明。深谙此道的北京二流学者何新因此极力向中南海纳谏，把具有批判精神的一流学者统统流亡海外，制造了中国特色的“被迫退出”。 （2）呼吁（Voice） 如果人们还心存希望，并有一定的政治效能感，他们一般会进入第二种选择模式：“呼吁”。与“看好我的脚、用脚投票”的退出相应，“呼吁”也可称之为“读准我的唇形、我要鸣放”。中国经典例子莫过于邹忌纳谏、窦娥喊冤、宋朝张齐贤拦驾献策、康有为和梁启超公车上书等。历史上中国文人在治理体系中一直占据较高的地位，所以为民请命，为王进谏的多来自于这个群体。又所谓：“文死谏，武死战”。许多文人也乐于追循“宁鸣而死，勿幽而生”的传统。由于年轻学子生性骄狂、天真浪漫、无牵无挂也就敢说敢言，近、现代的中国史也就有了学生抗议运动打头阵的鲜明特征。五四运动，“12.9运动”，“大鸣大放”、“四∙五天安门事件”和“八九民主运动”基本上都可称之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每个年轻人都发出了最后的吼声”。但所有这些壮举，无一不以被政权镇压告终。 制度的封闭和残酷、百姓的受挫和失望让中国人意识到，“说了也白说，但不说白不说”。抱怨还要继续，“万言书”和“签名信”还时常出现；只是公共空间的慷慨激昂、振臂高呼通常被饭后茶余的“放下筷子骂娘”或街头巷里的牢骚浑话取代。近二十年以来，中国民间当代民谣盛行（陆非琅专门编辑了《中国当代民谣》的集子，胡星斗也在网上发布过他的民谣集），就是民众公共话语权被压制剥夺后畸变成的唠叨。对于中国当政者来说，只要皮厚点、心黑点，所有的牢骚都成耳边风了。它们最多使得“小吏难当”，大大的好处的是让百姓得以宣泄，给体制一个安全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牢骚民谣已经成为太多中国人的宗教、胆小怕事者的鸦片。 近十年来，电脑和互联网的普及有把零星牢骚演绎为公共舆论的趋势。中国青年人和知识分子在互联网上如鱼得水，建立博客，打通自由门，在聊天室霄聚晓散，开辟了虚拟的公共空间，与全球华人的公民社会连为一体、遥相呼应。贵州瓮安事件、湖北邓玉娇事件和石首事件、艾未未的博客和零八宪章签名运动显示了网络的力量，它不仅成为了公共舆论的回音室，也成了社会运动的协调室。尽管古人说，“防民如防川”，当今中国政府依然故我，打造金盾工程，建筑防火墙，修建“绿坝”，围堵民意潮流。他们怕的就是星星之火形成燎原之势。 中共当局对互联网的恐惧有一个理由是，互联网把文化教育精英和下层工农民众联接了起来。中国的百姓遭受恶政的鱼肉造就了庞大的上访队伍和群体性事件。各级政府发明了各种“打太极”的策略来把百姓当“人球”踢来踢去；可怜的小民百姓在庞大的官僚迷津中苦寻青天，从信访办到公安局，从人大到法院，往往无功而返，倒落得倾家荡产、穷目皓首，甚至发疯发狂，完成自毁。中共的官员是明白马克思的指点的：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中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所以，只要成功地阻止象牙塔里的知识分子与草根民众的有机结合，对中国人分而治之，政府还能在全国民怨沸腾声中侥幸生存。 （3）忠诚（Loyalty） 当然，中共政权的稳固除了靠枪炮开道和“太极”辅助外，还主要是有人选择了忠诚。任何政权要生存维持都必须有一个“制胜联盟”（Winning Coalition）。“制胜联盟”的产生和维持有政体和政策两方面的因素，或者说是体系支持和政策支持。在发达民主国家，体系支持基本已无争议，每四到五年的定期民主选举往往是通过不同的政纲和政策来整合制胜联盟。中国的情况与民主国家不一样：由于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中国政治愈加寡头化。通过权力分配和利益分赃建立起来的纵横交错的组织化依附关系使得中国的“党-国-军”非神圣三位一体成为中国国家官僚资本主义体系的核心。这些既得利益者和制度的坚定维护着通过对土地、资本、国有企业、权力和就业的控制，又可以收买一大批高度依赖国家政权的中产阶级；例如：国有的大学和研究所的教授科学家、国家办学的中小学教员、宣传部控制下的记者和作家群体、国有的医院医护人员、国有银行和企业的管理层、高度依赖政府土地、资本和项目的私营企业家等等。西方民主化的一条重要经验是，中产阶级是民主化的动力。但中国中产阶级总体上对国家的高度依赖使得西方经验在中国难以重复。在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一样，中产阶级是一条不会叫也不会咬的狗。他们在体系和政策两个层面上都是愈加保守，与寡头集团一道成为中国现行体制的支柱。 由于中国政权没有程序民主带来的制度合法性，也没有定期民主选举提供政策集团的重组和刷新，过去邓小平领导下的“胡-赵新政”通过政策赢得拥护的两大集团（工人和农民）也与现政权渐行渐远。改制、下岗、圈地、城改、医改、教改等等一系列政策削弱了这两大集团对政权的忠臣。在赫希曼的模式中，民众可以通过抗议来改变国家政策，捍卫和争取自己的利益，从而重新回到对政权的忠诚选择里去。但由于中国现政权在政治上日益法西斯化（靠暴力和恐怖维持）、经济上日益官僚化（国进民退愈加明显）、精神信仰上强制一元化（加强对异议知识分子和各种宗教信仰的打压），政体的寡头制特征已经凸显。用亚里斯多德两千多年前的话来说，少数人统治而且只为少数人牟利的制度就是寡头制。寡头制使得中国政体日益丧失能力，通过政策的积极调整来使不满的百姓重归忠诚。当我们近日连续看到内蒙古赤峰黄娜、成都唐福珍、青岛张霞和北京席新柱自焚，河北平泉村民阎海命丧车轮下仍然无法捍卫自己的家园时，我们认清了保守的寡头和绝望的民众的对立，而后者又越来越多地从政策上对政府的反抗演绎到从政体上对体制的反叛。 （4）中国特色的“杯葛” 赫希曼模型的根本前提是，消费者和公民都生活在一个讲道理的、开放社会结构中。中国特色经常证伪西方模式，主要是因为中国社会离西方理性思维的基本逻辑还差十万八千里。比如，户籍制度形成的封闭社会结构使党天下的政治制度就像如来佛的手掌，老百姓经常是无法选择退出逃避的。又比如，中国的政府和官员是不讲道理的；他们的治理理念和宣传话语经常可以超出《1984》和《22条军规》的荒谬，但他们仍然会极力用“二杆子”（“枪杆子”和“笔杆子”）把自己涂抹成真理的化身。所以，选择“呼吁”通常于事无补。再比如，中国的统治集团不需合法性照样霸占政权。所谓合法性就是政权和它的治理在人民心中是正义的，是遵循天道和人道的。但经过几代庸俗唯物主义的洗脑，中共统治阶级既不怕末日审判、炼狱和地域，也不怕轮回报应、阴曹地府、打入十八层地狱受油锅煎熬。他们照样吃喝嫖赌、挥霍民脂民膏、弹压正义诉求、迫害宗教信众。在这样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中国政治抗议演绎出的主导模式是“杯葛”。 所谓“杯葛”（Boycott，又常译为“抵制”，但该译法总有所欠缺，所以本文不用）就是人民对政权的冷战。赫希曼在书中曾提到这一反应模式，但因为在西方它并不具有典型意义，所以他略去未谈。但在中国过去二十年间，上到总书记下到草民百姓都曾诉诸此法，进行非暴力不合作。1989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坚守道德底线，“无论如何不能让自己成为一个动用军队镇压学生的党的总书记”，最终选择挂冠而去、隐居富强胡同6号四合院直至仙逝。著名法学家、北京大学法学教授贺卫方自我选择到石河子的“马勒戈壁”去援教也是一种杯葛。记者凌沧洲勇敢地走出官方媒体的铁笼子，并号召大家抵制“央视洗脑”。网络上风行的“草泥马”大战“河蟹”，把“和鞋”砸出去，不仅是“弱者的武器”，也堪称“智者的武器”。对中共统治集团自信心打击最大、对其权威性蔑视最深的莫过于“零八宪章运动”。我曾说过，“零八宪章，君子之光”。它象征着中国愈来愈多的卓越超群之士鄙弃现政权，乘道德而飘游。 有许多人经常抱怨，民主运动是追求公共产品的集体行动，太多的人不愿牺牲，只想搭便车。而今天，零八宪章的上万签名人为中国民主的集体行动提供了领袖集团、道德勇气和行动空间。其实我们更应该看到，“维护共产党的执政党地位”正在遭遇集体行动的困境。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大官小吏已经统一到一个指导思想上：我一人贪腐是不可能动摇伟大的党和稳固的红色江山的；我一个人做焦裕禄、孔繁森也不可能把中国搞好。所以大量的官僚基本上是做好表面文章，抓好面子工程、政绩工程，把问题掩藏留给下任官员。在处理民众的群体性事件（“呼吁”）上，基本上是软硬兼施、坑蒙哄骗、扬汤止沸，最后百姓的问题和疾苦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每一个受害的老百姓只好敢怒不敢言，个个成了遇热就可能爆炸的煤气罐。记得在“5.12汶川地震”的灾区绵竹富新二小听到失去爱女的妈妈说，“我就是爬也要爬到北京为我女儿伸冤！”也听到一位失去爱子的爸爸说，“我就是讨口也要到北京去为儿子伸冤！”“孩子的冤不伸，我们的生命一天不宝贵！”但当地政府除了严厉看管限制这些父母的一举一动外，对所有的官员进行大调动、大升任。新来的领导以自己不熟悉情况为理由，把地震期间的“豆腐渣校舍”问题和责任推得干干净净。很容易理解，这些灾民没有几个会回复到对政权的忠诚里去。 在赫希曼的模型里，由于厂家和政府分别是自由企业和民主政府，他们对顾客和公民都有基本的责任，他们的产品和服务基本可以赢得到多数人的忠诚。一旦顾客和公民不满，厂家和政府都非常敏感，力图解决问题，重新赢得忠诚。再说，多元开放社会使得“退出”选择的成本非常低，“呼吁”也就变得更加有效。在中国，由于“退出”的代价太高，“呼吁”更难有效；呼吁失败后的人们往往成为悬浮在愤怒中的“杯葛群体”。他们时时刻刻在寻找机会泄愤，以报一箭之仇。这就是为什么任何一件小的群体事件很快都会演变成几万、甚至几十万人参与的大事件。例如，湖南吉首围堵州政府、贵州瓮安火烧县政府事件、湖北石首民变和新疆“7.5事件”都是由“非直接利益相关者”因为新帐旧账搭便车推波助澜而成。而在所有这些事件中，民众的诉求也未得到满足，在暴力镇压下最后也不了了之。像悬浮粒子一样的“杯葛群体”继续扩大。你可以把中国看作压力不断增加的高压锅，爆炸的几率近两年在以几何级增加。你也可以把中国看作一个大煤气包，任何点滴火星都可能引发执政党的灾难。 （5）“归家”和“革命” 中国执政党的治理危机为中国民主化转型提供了机遇。治理危机和民主机遇掀动了两股跨国人流潮：国内统治集团大小成员纷纷把他们的老婆、孩子和情妇送往海外；“裸体”当官成为平常，以至深圳市政府专门发文禁止此类官员担任一把手。我们都知道，大船将沉，老鼠会纷纷跳海；没有中国人比官僚集团成员更能直接体察大船将沉的恐惧了。与此同时，海内外愈来愈多的民主斗士开始闯关回国了。王丹、吾尔开希、周勇峰、杨建利都已试过。20年前，香港的朱耀明牧师曾协助不少民运士及及学生逃离中国，2009年他又出任“我要回家运动”的主席，爭取流亡海外者有回家的权利。冯正虎八次闯关，至今还在东京机场坚持抗争一个多月，要争得归家的权利。这两道风景线，即便是赫希曼这样的学术大家也所料不及的，更无论他是否提出了深刻解释。 中国的政治流亡者想家了，因为祖国是他们施展才华抱负、效力人民的大舞台。中国的政治流亡者归家了，因为他们已有了强烈的当家作主的意愿，不再能容忍一个专制的政党把“天下为公”变为“天下为党”，把公民的“国家”变成寡头集团的“家国”。如果说，过去中国民主精英的自我放逐和被迫流亡削弱了本土的民主化力量，尤其是民主化的领袖资源；那今天他们的归家，势必会加强本土民主化的力量，让已经如火如荼的维权运动、自由敬拜活动、零八宪章运动如虎添翼。 在1989年苏东剧变的过程中，东德也曾发生过从“开溜”到“归家”的戏剧化转变。众所周知，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被分割为两部分，其首都柏林也一分为二。在冷战的四十年里，共有几千东德人民冒着生命危险穿越柏林墙，投奔自由民主。在此过程中，有两百多人被哨兵枪杀。在匈牙利开放边界后，仅1989年九月一个月，就有一万三千多东德居民借道该国逃往西德。东德反对党“新论坛”在东柏林和莱比锡组织集会抗议，他们的口号是“我们想离去！”后来口号逐渐演变为“我们要在这里留下来！”最后，他们又喊出了新的口号：“我们是主人！”很快1990年九月，东德共产党政权垮台，东、西德和平统一在民主框架下。 今天，中国国内的房主在成都、青岛、北京、河北以生命来保卫家园；安徽合肥的屋业主打出了“我们要自由！我们要回家！”的口号来捍卫自己的家业；海外民主运动的积极分子也在开展“我们要回家”的运作。达赖喇嘛尊者和他的十多万追随者也提出了返回家乡的要求。在2009年汉藏会议达成的《日内瓦共识》中，海外华人明确声明：“达赖喇嘛尊者返回家园的神圣权利是不可剥夺的！”海外民主运动女杰张箐在“我要回家运动”出版的《回家》一书中写道：“我会回家，会有尊严地、无条件地回到那生我养我的地方，看看亲人和朋友数十年后的模样，在父亲的坟前磕三个头、点三炷香。总有一天，我信！” “家”已经成为中国人神圣不可侵犯的自由堡垒了！“家”也成为海外民主积极分子心想神往的终点站了！ 在上月旧金山民主教育基金会给零八宪章所有签名人颁发“民主奖”的仪式上，我认识了两位经历了太多的磨难而后被迫离家流亡海外的知识老人梁联发和熊若磐夫妇。他们送给我他们精心编辑出版的《怀旧金曲：英汉对照》一书。细细翻阅品读，字里行间无时不流露出他们对祖国的眷恋和思念。他们想回家；梦萦中他们已归家千万次。所以，他们会把世界上最有名的思乡曲选编进书。而我最喜爱的是美国诗人威廉∙费希尔根据德沃夏克《新大陆》交响曲填写的《回故乡》一歌。该歌这样唱到：“回故乡，回故乡，我要回故乡；风浪静，天晴朗，我要回故乡。不遥远，在近旁，道路已通畅。工作完，心可放，再也不恐慌。母亲在等待我，父亲也盼望，亲人们朋友们聚集在一堂。故乡，故乡，我要回故乡！” 当下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子孙都已经开始踏上归家的路，矢志去夺回和捍卫自己的家园，去做主人翁。今天，归家已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有机内容和重要策略。中国民主化运动柳暗花明，中国成为民主新大陆的日子难道还会久远吗？此时还坚持在东京机场通道的冯正虎就是这么一头归家似箭的猛虎。他当然会让霸占祖国家园的豺狼们心惊胆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