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审视女师大风潮——鲁迅许广平感情纠葛（二）

鲁迅供职军阀政府教育部十多年，女师大风潮之际突然兴奋，部里同事钱稻孙感到吃惊：“鲁迅身体并不很健康，常生病，瘦瘦的，我看他顶起劲是在女师大风潮中。当时他精神很兴奋。我吃一惊，觉得他精神上有些异常。”（《访问钱稻孙记录》，《研究资料》之四）十余年来，那麽多国家大事、民族祸患，包括袁氏复辟帝制、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反袁斗争、二次革命、张勋复辟、曹锟贿选等等，未见鲁迅这般愤慨，亦从未挺身而出，偏偏投身几个女生与女校长的矛盾中，这使老同事感到“他精神上有些异常”。         鲁迅对五四学生爱国运动和学潮本无兴趣，亦无好评。一九二零年五月四日即五四运动一周年，他这样说：“比年以来，国内不靖，影响于学界，纷扰已经一年。世之守旧者，以为此事实为乱源；而维新者则又颂扬甚至。全国学生，或被称为祸萌，或被誉为志士；然由仆观之，则于中国实无何种影响，仅是一时之现象而已；谓之志士固过誉，谓之乱萌，亦甚冤也。”（致宋崇义）他不认为学生运动对社会起作用，那些抗议政府卖国的爱国学生也称不上志士。照这观点，几个和女校长纠缠的女学生更算不得什么志士了。         他对五四学生爱国运动态度这样冷淡，却战士般参与女师大倒杨风潮，自然有强烈欲望做动力。如果没有他与许广平的特殊关系和对杨荫榆女士的轻蔑估量，难以想象人生观虚无、精神颓废、做人世故的鲁迅此刻会有这种反常举动。         许广平等六人被学校开除，鲁迅愈发积极参与风潮。五月十二日，他参加学生自治会会议，为其出谋划策，撰写《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找马裕藻去活动教育界的浙江同乡联署：马裕藻、沈尹默、李泰芬、周树人（鲁迅）、钱玄同、沈兼士、周作人。此宣言发表于五月廿七日《京报》。         这个宣言掩盖五月七日事件真相和学生自治会行为，把部分女生强行阻拦校长入校主持演讲会、拒不承认杨是校长、鼓动学生以嘘声阻挠演讲会诸事，饰为：“迨五月七日校内讲演时，学生劝校长杨荫榆先生退席”。在鲁迅笔下，推搡拦阻校长入校、学生大闹会场，变成“劝”校长退席，粗暴女生变成文雅淑女。这样，校长开除六人，理由似乎不充分。         然后，对校长致函学生家长、谈学生品学之重要一事加以挑剔：“又驰书学生家属，其文甚繁，第观其已经公表者，则大概谆谆以品学二字立言”。校长与家长联系本属正常，“其文甚繁”“谆谆以品学二字立言”却成为鲁迅挑剔杨的理由，可见拿不出正当理由。         他为六名被开除的学生开脱：“六人学业，俱非不良，至于品性一端，平素尤绝无惩戒记过之迹，以此与开除并论，而又若离若合，殊有混淆黑白之嫌”云云。至于品性，他说的是“平素”，躲避此次事件中她们的行为。学校开除她们，不是为平素，而是为这一次。一个有过错或犯法者，不能因为他以前没有劣迹或犯罪记录而不咎此次过错或罪行。所谓“若离若合”“混淆黑白”，用词朦胧空泛，显示心虚和强辩。         此时，鲁迅还为这些女生捉刀代笔，撰写两篇递交教育部的状文（参见《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三辑）。第一篇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六月三日女师大学生自治会编辑出版的《驱杨运动特刊》，题为《学生自治会上教育部呈文》。这两篇文字是中国旧文人舞文弄墨、夸大其词、煽惑听闻、人身攻击的标本。例如第一篇，充斥这类文字：“尸位素餐，贻害学子”“自拥虚号，专恋修金”“其无耻之行为，为生等久所不齿”“倒行逆施”“施其险毒阴私之计”“居心下劣”“天良丧失，至矣尽矣”，可谓帽子横飞，皆属陈词滥调，内容空洞模糊，缺乏具体事实，追步骆宾王讨武则天檄文，文辞才情却有天壤之别。         且看此文开头至中间构成的主体部分，读者会对其文之陈腐、夸张、诬陷和人身攻击有感性认识：“呈为校长溺职滥罚，全校冤愤，恳请迅速撤换，以安学校事。窃杨荫榆到校一载，毫无设施，本属尸位素餐，贻害学子……忽现忽隐，不可究诘，自拥虚号，专恋修金，校务遂愈形败坏，其无耻之行为，为生等久所不齿，亦早不觉尚有杨荫榆其人矣。不料‘五七’国耻在校内讲演时，忽又腼然临席，生等婉劝退去，即老羞成怒，大呼警察，幸经教员阻止，始免流血之惨。下午即借宴客为名，在饭店召集不知是否合法之评议员数人，于杯盘狼藉之余，始以开除学生之事含糊相告”。然后谴责校长开除六学生，亦属浮辞虚语：“今乃倒行逆施，罚非其罪，欲乘学潮汹涌之时，施其险毒阴私之计，使世人不及注意，居心下劣，显然可知。”         状子开头，先扣上“溺职滥罚”罪名，至于如何“溺职”，如何“滥罚”，均不见清楚事实或具体陈述，也不对校方开除六学生之理由做任何引录或驳斥，代笔者显然躲避事实。所谓“自拥虚号，专恋修金”，显系诛心之论和构陷。下面一系列虚浮之辞，多属这种“自拥”“专恋”“居心”“欲”施毒计之类，都是主观推导，皆属个人攻击，没有事实陈述。         所谓“生等婉劝退去，即老羞成怒，大呼警察”云云，显然掩饰事实，丑化杨氏。“婉劝”一辞掩饰部分女生强行阻止校长入校这一事实，把肢体冲突说成彬彬婉劝，遮掩学生起哄、扰乱会场行为，却说校长“老羞成怒”。         状子指责杨氏在饭店议事，以“杯盘狼藉”四字渲染大宴宾客、花天酒地气氛，即以想象之辞制造罪状。鲁迅回避这一事实：学生把守校门，不许校长进校，校长只得临时在饭店召集会议，商议恢复学校正常秩序问题。在鲁迅起草的两个状子里，此事变成“乃于饭馆召集教员若干燕饮”“于杯盘狼藉之余”“乃愈设盛宴”，皆指涉大吃大喝。这种虚浮夸张之辞，显系歪曲事实、制造罪名。         这个状子掩盖、躲避事实，堆砌不实之辞，满纸陈词滥调，旨在人身攻击。诸如“施其险毒阴私之计”“天良丧失，至矣尽矣”“学生为鱼肉之不暇，更何论于学业”“无耻”。再如，“召集不知是否合法之评议员数人”，这种模棱两可之言，适见执笔者对事实不清楚。这种文风，是旧衙门刀笔吏陷人以罪的手法。这篇状子散发着旧文化、旧文人的恶劣气息。         假如有理，会实事求是，用清晰文字，客观陈述事实，无须使用虚浮夸张式煽文字，亦当力戒人身攻击或诋毁习气。假如有理，几位国文系女学生完全可以自己写状文，陈述事实，何必如此颇费周张，请一个教育部老吏执笔拟辞呢？         第二篇呈文较短，兹录大部文字，供读者了解鲁迅文风，看其文字能否实事求是：“呈为续陈杨荫榆氏行踪诡秘，心术叵测，败坏学校，恳即另聘校长，迅予维持事。窃杨氏失踪，业已多日。曾于五月十二日具呈大部，将其阴险横暴实情，沥陈梗概，请予撤换在案。讵杨氏怙恶不悛，仍施诡计。先谋提前放假，又图停课考试。术既不售，乃愈设盛宴，多召党类，密画毁校之策，冀复失位之仇。又四出请托，广播谣诼，致函学生家长，屡以品性为言，与开除时之揭示，措辞不同，实属巧设谰言，阴伤人格，则其良心何在，不问可知。……”              此状继续堆砌“阴险横暴”“怙恶不悛”“密画毁校”“广播谣诼”之类陈词滥调，制造讨伐声势，却无事实依据，实属人身攻击。“行踪诡秘，心术叵测”这种虚浮臆断，竟成状告杨氏的理由。所谓“杨氏失踪”，实是学生阻挠她进校，这在第一状无意露出真相（“绝对不容其再入学校之门”），为第二状之“杨氏失踪”自揭底细。这种捏造和诬告，显见无理。反讽的是，鲁迅此状用“巧设谰言，阴伤人格”八字谴责杨氏，且质问“其良心何在”。以此扪心自问，如何？         两篇状子皆躲避事实、满纸浮夸，清楚显示这两点：构陷罪行，阴伤人格。剥去那些浮辞虚语，再剥去对杨女士人身攻击之辞，两文空空如也。两篇状子显系旧文人舞文弄墨习性与旧衙门刀笔吏包揽诉讼、构陷罪名技能之结合，毫无新时代、新文化、新知识者气象品格。鲁迅打斗之文，皆与此习相通。         鲁迅一向被称为反封建战士，反对“吃人”文化，可是他这种旧文化根性和文风，有新文化人的风格麽？革他人命容易，革自家劣根难。批评旧文化劣根性，不在于绷起脸愤愤然辱骂他人，而在于对自家毛病痛加革除，先使自己成为一个新文化人。         鲁迅投身倒杨风潮、为六女生代笔写这两张浮辞朽气状子向教育部长章士钊告状，八月十四日他被教育部开除，学校于九月廿一日解散。这是迎头两闷棍：男的解了职，女的失了学。茫茫天地，何枝可依？鲁迅丢了饭碗，顿时一切虚悬，忧愤焦虑，灰颓沮丧，酗酒吸烟，夜不能眠，陷入心灵危机，九月一日肺病复发（连续跑医院直至翌年一月五日），第二次陷入灵肉崩溃。高长虹一九二六年十月廿八日写《走到出版界－－一九二五，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道出当晚情景：“实际的反抗者从哭声中被迫出校后，我当晚到鲁迅家略谈片刻后，鲁迅遂戴其纸糊的权威者的假冠入于心身交病之状况矣！”此时鲁迅与陈源等人笔斗文字之暴戾气和粗俗腔，强烈显示精神和人格陷入解体的灵肉崩溃者性格。         本想“阴伤”、搞倒杨女士，自己却陷入崩溃。处世做人一向世故的鲁迅，牢记祖父当年使性逞气、丢了县官的教训，现在却卷入女性相斗风潮，亦被上司开除，思前想后，忘记祖言，蹈其覆辙。解职两个月后，他写《伤逝》，以悲观之眼预示那桩情事之结局：涓生被解职，爱情直落冰点，隐约露出此时鲁许之间某种微妙关系和自己凄惨境地。         这毫无疑问：如果没有女生许广平穿梭其间、传递消息、要求帮忙，如果没有和许广平那层不正常关系，鲁迅绝对不会卷入风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