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反对学术自由（第二节）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1．反对学术自由：概要的界说 反对学术自由是指那些出于某种系统的考虑，对教师和学生的学术自由进行审查、约束和限制的主张、政策和做法。作为一种积极的、建设性的研讨，即便是对于那些貌似无理性的、未加考量的疯狂反对，我们也试图从中寻找其内部原因。今天，对中国的大学教师来说，在学术自由方面遭遇空前的考验，我们不得不认真倾听来自对立面的声音，以理性的方式、容忍的心胸和尊严的气度来回应那些试图限制和剥夺学术自由的潮流和势力对自由知识分子所发起的一波又一波的攻击。 没有一个负责任的知识分子会真的认为学术自由是绝对的。但是，学术自由并非绝对，并不等同于应当消灭学术自由。学术自由必须是学术的，否则它就将消泯其自身特征，而直接归并或等同于其他自由了，而“学术”本是有其准入资格的。当一个人如前文所述，根据其“能力和资历”而“成为学术界成员”，“能力和资历”的准入原则就既构成对其学术自由的前提性限制，又成为对其学术自由的保护与保障。这种限制与保护的双重作用决定了它（“能力与资历”）对于学术自由的意义不是消极的和负面的。 严格地说，学术自由所本应承受的限制原本只应该来自其内部，来自学术共同体对学术能力的审核与对学术规范的维护。而且，即便在内部的意义上，这种审查和约束也常常因违背其初衷（往往是由于和来自外部的强权因素复杂地纠葛在一起）而变得令人无法接受。本文第二章、第三章均涉及对这种情况的讨论。这里，我们所说的“反对学术自由”，不是指行使学术自由的主体为保持其学术水准而承受的内部限制，而是指来自政府、社会和大学的外部压力。这种压力一般并不是为了维持学术自由的平衡、健康和稳定而施加的，它常常只是源自对学术的野蛮和对自由的仇视。作为理性人，我们假设“反对学术自由”的主张、政策和做法是有其自身的系统考虑的。以下试图为学术自由所遭受的外部压力追根溯源，并略加分析。 2．为什么会反对学术自由 为什么会有“反对学术自由”的声音存在？有一些“反对学术自由”的声音已经转化为坚强的行动，而另一些声音目前仅仅是一种理论主张。以下从三个方面来概括“反对学术自由”的那些论调。这一概括可能是不完全的，因为“反对学术自由”的声音常常杂乱无章，似乎振振有辞，包罗了很多信息，但却难以作出准确的提炼，有时候它们甚至有意作出反学术、反理性、反逻辑的姿态，拒绝被概括，不希图理解，只是一味诉诸盲从者们的情绪和感觉。 2．1学术自由损害国家安全 有人认为学术自由将会动摇统治秩序，从而损害国家安全。他们认为统治者个人或者其集团就是国家的天然拥有者和民众的天然代表者。他们拒绝区分国家、政府和政党，因此，当他们在谈论“国家安全”时混淆使用这几个本来判若天渊的概念，既是出于无知，又是出于故意：在他们的信念中，政府和政党对国家和民众的暴力挟持是由于宿命，而非基于授权。我们并不打算以溯源的方式来全面整理这种似乎十分强劲的反对论调，而只是以举要的方式勾勒其要点。 在“出版自由”的问题上，“无产阶级”领袖列宁曾经遇到来自职业革命家加夫里尔•伊里奇•米雅斯尼科夫（1889～1946）的质疑： 今天,谁希望我们的党在无产阶级的眼里成为基层组织，而不是一个受人驱使的工具，谁希望我们的国家在艰难的条件下痛苦的工人们跟着我们走，谁就应该说：只有言论和出版自由，才能达到这些目的。[8] 请注意列宁的如下答复： 出版自由会助长世界资产阶级的力量。这是事实。“出版自由”不会用来祛除俄国共产党的许多弱点、错误、偏差、毛病（毫无疑问，毛病有的是），因为这是世界资产阶级所不愿意的。出版自由会成为这个世界资产阶级手中的武器。资产阶级并没有死，它还活着，正在一旁窥伺着我们。[9] 在“我们”（俄国共产党）和“世界资产阶级”之间，有一场不仅你死我活，而且旷日持久的战争。战争至上，一切就都只是“武器”。学术自由当然是其中的重要武器。由于“世界资产阶级”仍然存在的缘故，学术自由当然也不能帮助“我们的党”真正达到什么有益的目的。这里已经具备了今天我们仍能够反复听到的某种官方说辞的所有主要元素：高于一切的斗争与对立，“我们”内部的、“国家—政府—政党—民众”的强制性的一揽子捆绑，对于外部世界（例如“世界资产阶级”）的妖魔化和阴谋化，世界的撕裂，国家的变异，社会的萎缩，个人的遗忘。当我们试图指出：人类利益高于国家民族的利益，他们就会说：从来就没有空泛的人类利益，利益是具体的和彼此敌对的；当我们坚持区别国家民族的利益和某些具体的政治集团和势力的利益，他们就会说：从来就没有抽象的国家民族的利益，只有国家民族内部的多数人利益和少数人利益；当我们分析所谓“多数人利益”只是某些政治集团和势力用分化的方式控制民众的借口，他们就会说：任何言论都有其利益动机，那些攻击我们控制民众的，不过是“世界资产阶级”之类的敌对力量的代言人罢了。作为自由知识分子，我们对学术自由的坚持，对个体本位的回归，对普世价值的维护，在这种“妄想狂”式的被迫害幻想和极度扩张的控制欲的夹攻之中，既显得弥足珍贵，又变得异常艰难。 由于后文将具体讨论十年来学术自由所遭遇的种种挑战，这里不拟详论“损害安全”论的荒谬，只是简要地指出其内在症结之所在： 其一，学术自由乃基于以个体为单位的独立思考和创造性的发展，基于对多元思考格局内部的差异性的肯定，因此，任何以组织为单位的思考视角，无论国家民族还是政府或政党，都有可能构成与个体本位的学术自由之间的紧张关系。但是，这种紧张关系的根源只是某种大组织对其自身界限的僭越和对个人的凌侵而已。 其二，学术自由存在的理由之一是，学术本来就是个体的和自由的。在其本原意义上，学术自由并不是作为某种组织、集团或势力实现其目的的武器或工具而存在的。因此，即便学术自由在某种具体的时空情境之下造成了某种客观效果，这也无法构成我们否定学术自由的理由。 其三，在学术自由被损害和被剥夺的前提下，国家的立场与个人的立场构成了严重的对立。这时候国家安全处于被具体的政治集团和势力挟持的状态，政权存续将会变得非常脆弱。没有不证自明的统治合法性，没有不容讨论的统治合法性，在“妄想狂”式的被迫害幻想和极度扩张的控制欲的泛滥之下，再多的制造假想敌的努力也不可能真正转化为统治合法性的正面建构。当国家、政府或政党的立场与个人的立场发生错位，对个人的压抑意味着更可怕和更不可控的危险，而学术自由的保持能够有效疏解压力，畅通管道，将政治生态从危险中解救出来。 2．2学术自由损害社会秩序 有人认为学术自由将会释放错误见解，鼓励邪恶意念，放纵兽性欲望，损害社会秩序。这是对于来自社会的种种反对学术自由的压力的扼要概括。它基于人性恶的前提假设和社会控制的组织理念。持这种观点的人感到有必要对人性怀有警惕，对社会运行的规则和状态施加严密控制。他们认为只有在对基本人性进行持续压抑的情形下，社会秩序才可能维持基本的正常和稳定。“社会”是人们彼此凝聚、互相联结的共同体，思考“社会”与学术自由之间的复杂关系是非常有意义的。本文的重点不在于观察“社会”立场与学术自由所赖以存在的个人立场之间的张力，因此不作进一步的展开，但我们充分理解：“社会”立场基本上是多数立场，在性爱、经济生活与宗教生活等方面，多数立场所代表的习惯性和个人立场所代表的尝试性之间都往往会针锋相对，至少有很遥远的距离。多数立场和个人立场的问题，是民主与自由的问题。只有宪政共和的基本框架能解决这一问题。 但是，“社会”立场不能简单等同于社会控制，人性非恶，但人性需要在自我接纳中回归整全。社会控制的问题有两个：一是它所造成的普遍压抑恰恰是暴力和非理性泛滥的根由。试图以剥夺个人自由的方式实现秩序，就注定会得到一个脆弱的、不断遭遇反抗的伪秩序。二是它必然呼唤一个有能力实现这种控制的超级权力。当超级权力反客为主，首先受到伤害的必然是“社会”。整个社会置于超级权力的宰制之下是非常可怕的。如果社会被掌控于非理性的超级权力之手，在集体走向毁灭的途程中，倘若缺少来自个人不服从的摩擦力，则毁灭的过程会迅即加快。 在这里，同样存在着具体的政治集团和势力对社会的挟持。首先，“社会”并非从天而降，倘若没有宪政共和的体制，“社会”在强大的公权力面前就只有自我调整，低效运行，长期处于边缘位置，其萎缩和受限程度不难想像。在脆弱的和委顿的“社会”中，所谓多数立场往往只是那些掌控超级权力的大组织的政治立场的简单复制。其次，政治权力常常以维护社会秩序为借口，深化国家、政府、政党与社会之间的捆绑，试图混淆政治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界限。 在健康的社会生态格局中，学术自由的功能是活化社会的组织细胞，增进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之间的理性交往，在彼此相异的个人立场之间构建具有包容力和通约性的、真正的社会立场。在社会控制的组织理念当中，社会是死的，而在健康的社会生态格局中，社会是活的。只有一个活的社会，一个有生气、有创造力、有选择性、有回旋余地的社会，才是适宜个人生存与发展的社会，才是能够接纳真实的个人，同时也能够被个人所接纳的，有机的命运共同体。社会有其主流传统，有其在所有成员共同生活的漫长岁月中渐渐积累的核心价值，在保护学术自由的机制之下，它们可能被质疑，被批评，也可能被奉行，被支持，但无论如何，都将只会以最自然的方式发挥其影响，而不会沦为被超级权力利用或废弃的控制工具。学术自由意味着尊重包括传统价值在内的任何严肃的价值，而反对学术自由则正好相反，它隐含着一个可怕的事实：包括传统价值在内的任何严肃价值都可能被取消，被强制，被践踏，被侮辱。 学术自由可能意味着“错误见解”获得了被论证、被检验、被分辨的空间，但是对于社会来说，并不存在着未经辨别和验证就先验自明的“错误见解”和正确见解，认知永远是有限的和可能继续完善的。社会立场是多数立场，但多数人的感受并不直接等于学术真理。在这个意义上，剥夺“错误见解”的生存权和表达权，就等于剥夺了所有尚待论证的学术见解的生存权和表达权。至于令某些人担心的邪恶意念与兽性欲望，作为恒久的人性幽暗，它们的存在不因社会层面的恐惧而转移。在死的社会中，在社会控制的逻辑之下，它们只能经历“压抑—累积—爆发”的黑色三部曲；但是在活的社会，在社会生态的有机体当中，由于始终有不同的声音存在，它们却有可能真正被转化，被吸收，被分散，甚至被疗愈。 2．3学术自由是不可能的 认为“学术自由”不可能，既是一种纯粹植根于学院的社会哲学，又是一种运用这种哲学的诡辩来限制学术自由的权力政治学。如果“学术自由”是不可能的，如果学术自由和学术的不自由之间的差别可以被忽略不计，那么，坚持学术自由的种种努力都将沦为偏执和愚蠢。在这种逻辑之下，坚持学术自由是不值得的和不可能的，甚至从效果上看是事与愿违的，所以不如改变立场，转而为某种具体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目的而努力，譬如：为本阶级的利益而战，为本种族的利益而战，……回归权力政治学的“被迫害妄想”的基本框架，滥用本集团的自由，剥夺其他人的自由，拒绝承认学术自由本身的存在价值。这确实是超级权力的“自由”观，只有斗争和利用，没有公理和规则。本文所讨论的学术自由，正是它所否认的，它认为学术自由既是在理论上不可能的，又是在实践上有危害的，因此它不仅仅是在主张上反对学术自由，而且直接是在政策和做法上反对学术自由。由于对其政策和做法的分析研究是全文的主题，这里将暂时剥离权力政治学的部分，只在学理的部分对“学术自由”不可能论作简要的观察。 来自学院的对于“学术自由”的否定，主要集中在后现代主义知识分子群体。作为学院哲学，这种理论主张和权力政治学的初衷可能是彼此相异的，但是他们都是首先将学术自由理解为具体的、历史的产物。由于他们拒绝从基本的公理和规则层面理解自由，而是将自由定义为实现意愿的自由度，甚至进一步定义为产生意愿的可能度，他们就很自然的得出了如下结论：在具体的、历史的情境中，意愿的实现总是受到主观和客观条件的限制的，甚至连意愿的产生也是受到知识、信息和想象的前置结构的制约的。由于每一个意愿都有其具体的、历史的观念来源，意愿的实现又受制于现实条件，因此意愿的产生和实现都是不自由的。在否定学术自由的存在之后，他们还进一步追问：那些主张学术自由的个体，他们的立场源自何种动机？他们的动机出于何种利益？他们的利益属于哪一群体？……在这一理路之下，后现代主义知识分子认为：“学术自由”虽然不可能，利用争取“学术自由”的行为去实现某种具体的利益却是可能的。他们认为需要对行为背后的隐秘的部分予以分析和揭露，但并不将这种分析和揭露与“学术自由”的制度保障联系起来，反而主张以某种游击战式的、具体情境下的短暂反抗去替代被冠以“普遍”冠冕的、虚幻的“学术自由”。他们不信任“学术自由”在一个健康的社会中已经获得的制度保障，反而不加分别地将“国家机器”（往往特指西方自由国家的“国家机器”）置于其学术炮火之下，将那些坚持理性温和的讨论方式的学术主张视为“国家机器”的共谋。后现代主义知识分子群体的学术研究是被学术自由的生态结构所包容的，他们的主张得以发表、传播、研讨，恰恰证明学术自由是可能的。 我们必须明确：他们是在认识论的意义上谈论自由，作为认知的过程和认知的成果的自由，这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并无二致。而我们所坚持的学术自由是制度性的，它是以非暴力、反强迫为底线和边界的人类智力活动的全部可能性。认识论意义上的自由是不可能的，因为人类身心能力均自有其限度，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所谈论的问题是真问题。但这并不能构成我们对理性、平和的学术思考丧失信心的理由。意大利心理学家安东尼奥•梅内盖蒂在讨论电影《楚门的世界》时曾说： 如何解救自我呢？这全在于你自己的“本体自在”。如果你能够做到自我归位，能够使自己的思想同自身的本体自在相符合，那么，监视器就会走出你的生活。但只要你不能同“你的”自在相遇，那么，你只能待在机器里，不管你做什么事情，你都是机器。[10] 对于电影中的楚门来说，自由似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楚门的“批判意识”能够苏醒，如果他“能够实现生命赋予他的自我实现的价值”（安东尼奥•梅内盖蒂语），他就有希望。并不是头脑中所有的一切“都是他从监视器中学来的”，确实存在着“来自生活，来自内心深处”（安东尼奥•梅内盖蒂语）的创造性。“本体自在”又译“生命因携”，它是先天具足的，是人性结构中的普遍内容，就像荣格所说的已有二百万年历史的“自性”原型一样。人的活动必须符合自己的“本体自在”，以便达到自我实现，否则人就只是受异在力量操控的“机器”。 当我们不仅从认识论向外延伸到制度论，而且从认识论内化深入到生命本性的根源论，我们就会看到学术自由存在的外部依据和内部依据。由于人性在原型层面的相似相关，学术自由才有可能渐渐凝聚基本共识；否则一切都是相对的，互相理解和有效倾听都变得不可能，彼此无法承认，一切皆是噪音，丧失内在认同的“学术”就只能沦为外在的暴力强制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