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鹅绒革命的前景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1989年秋，“天鹅绒革命”一词被用来描述已经消失了的中欧小国的和平协商式的政权变革。就笔者所知，该术语首先被西方记者使用，后来被哈维尔（Václav Havel）和捷克斯洛伐克其他反对党领袖使用。[1]这种诱惑性的标签后来被包括笔者在内的作家回顾性地用在曾经在波兰、匈牙利和东德展开的逐步积累的重大事件上，即“1989年的天鹅绒革命”。 　　20年后的2009年夏天，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在对政治领袖和思想家进行的摆样子公审中指责他们发动“enghelab -e makhmali”，也就是天鹅绒革命。在此期间的一些年，在包括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南非、智利、斯洛伐克、克罗地亚、塞尔维亚、格鲁吉亚、乌克兰、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黎巴嫩、缅甸在内的戏剧性事件都被贴上“形容词 + 革命”的标签。因此，我们读到唱歌革命（波罗的海国家）、和平协商革命（南非、智利）、玫瑰革命（格鲁吉亚）、橙色革命（乌克兰）、颜色革命（橙色革命后被普遍使用）、雪松革命（黎巴嫩）、郁金香革命（吉尔吉斯斯坦）、选举革命（通用的）、藏红花革命（缅甸），以及最近的绿色革命（伊朗）。正如在最初捷克斯洛伐克那样，这个流行标签通常被相关国家的政治积极分子和外国记者的互动而遭到两极化。 　　在可靠性程度变化很大的情况下，这些事件被用来描述1989年式的和平协商式政权变革企图（决不是全部都成功的），包括群众抗议、社会动员和非暴力行动。天鹅绒革命似乎不仅属于过去而且属于现在和将来。天鹅绒革命从1989年捷克斯洛伐克的这个单一历史事件的绰号开始去掉了前面的定冠词，变成了普通名词“天鹅绒革命”（VR）。 　　1. 　　用故意宽泛的画笔绘制出来的1989年革命的理想形式“天鹅绒革命”或许可以和1789年革命的理想形式（后来被1917年的俄国革命和毛泽东的中国革命进一步发展）进行对比。1789年理想模式的特征是暴力的、乌托邦的、公开宣扬以阶级为基础的、逐渐极端化最后达到恐怖统治。毛泽东有句名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他接着说： 　　革命是一场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2] 　　相反，1989年理想模式是非暴力的、反乌托邦的、不是建立在单一阶级基础上而是广泛的社会大联合，以诉诸民众的社会压力“人民的力量”迫使当权者进行谈判。其最高潮不是恐怖统治而是妥协让步。如果1789年革命象征是断头台，那么1989年革命象征则是圆桌。[3] 　　非暴力革命在许多人看来是矛盾的术语。两百年来，革命一直伴随着暴力。这就是为什么人们想在新型革命前加上柔软的形容词来修饰的原因。1989年秋天布拉格的天鹅绒革命的领袖们在内部争论中，一个捷克异议者甚至质疑是否应该使用革命这个词，因为它意味着暴力。[4] 1989年12月2日公民论坛信息公告牌上宣称“让我们拒绝任何形式的恐怖和暴力，我们的武器是爱和非暴力。”[5] 　　在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昂山素姬、缅甸其他佛教徒问题上，人们可能说选择和平手段首先是道德和宗教手段。波兰人教皇常常重复的话语是“用善良战胜罪恶。” 但在很多情况下，这是战略而不是道德选择，作为选择也坏不到哪里去。1989年革命的确定性特征是渴望变革的人对非暴力行动战略的偏爱。因此，天鹅绒革命可以被看作公民不服从（civil resistance）的类别，或者与之重叠。[6] 　　托洛茨基曾经把革命的特征归纳为“民众强行进入统治其命运的领导领域。”[7] 在天鹅绒革命中，这同样发生了，不过在强迫和暴力之间还是保留了关键的分割线。我们口头上说“数量的力量”就是我们现在谈论的强制力。乌克兰总统利奥尼德•库奇玛（Leonid Kuchma）在“橙色革命”前几年曾经在一小部分反对派示威者面前不屑地宣称“如果我看到两万人，我就辞职。” 2004年在基辅的大街上聚集了五万多名挥舞橙色旗帜的抗议者。库奇马挑选的继任者就因为选举胜利的舞弊暴露而辞职。[8] 这些事件的特征是大量上街者，所以记者估计人数成为诗歌的分支, 在2009年6月15日那个难忘的日子，有多少高举绿色花环的抗议者聚集在德黑兰街头从革命广场(Enqelab)走到自由广场（Azadi)？ [9] 两百万？三百万？谁也不知道确切人数，谁也不知道。 　　1789年在法国，1917年在俄国，1949年在中国，革命都在某个时刻具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都承诺人间天堂。天鹅绒革命典型地反乌托邦或至少没有乌托邦色彩。它追求的是一个在其他地方已经存在的政治和法律体制、社会和经济安排（比如，自由民主制度）以及或者被宣称（常常是错误的，或者后来才实现的）曾经在本地历史上存在过的东西。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学家弗朗西斯•弗瑞（François Furet）质疑1989年的天鹅绒革命是否应该称为革命，因为它们没有产生“新观点”。[10] 在这个意义上，它们更接近更早期的革命，1789年前的革命，一种让“革命”名副其实的东西：革命意味着把车轮拐回到真实或想象的更美好过去。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引用克伦威尔1651年在英国革命高潮时的共和国（Commonwealth）大印章上的铭文“承蒙上帝保佑，自由得到恢复”作为这种革命是复辟的最好概括。[11] 1989年的波兰如果想做的话，本来也可以把同样的话写在印章上。“重返欧洲”是1989年中欧最伟大的名言，也是革命是复辟的思想的一种版本。后来宣称是天鹅绒革命的事件普遍表现出理想化的民族史以及其他地方的美好现在之间的某种结合。虽然这些运动体现了某种程度的非现实主义特征、理想主义期待，但没有一个受到人间新天堂式乌托邦意识形态的决定性影响。“新观点”是革命变化的形式本身，不是意识形态理想的内容。 　　说1789–1917–1949年革命是以阶级为基础的当然是笼统的过分简单化的历史叙述，甚至是错误。正如我们知道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实际上并不是工人阶级的英勇的群众行动。但公平地说，像列宁和毛这样的革命领袖常常是代表阶级或者多个阶级在行动（比如工人和农民）等。而在天鹅绒革命中，呼吁一般针对整个社会整个国家和全体国民。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根据情形和解释）常常是运动的推动力量，可能成为更具暴力的运动。实际上，群众动员的战略关键—让无法预测的和平的人群上街产生“人民的力量”—恰恰在于在本来不合作的各阶级，各社会阶层、各利益群体之间，在从前被“分而治之”的非民主的权力所有者之间建立尽可能广泛的联盟。 　　在旧式革命中，街上的愤怒群众是被极端主义的革命领袖如雅各宾党人、列宁和毛以乌托邦的名义挑动起来支持包括暴力和恐怖手段在内的激进措施的。导致红色卫队的出现。在新式革命中，上街的民众是要把当权者拉到谈判桌前。最大规模的群众动员时刻就是谈判时刻，也就是妥协时刻。或者在有些情况下，出现暴力镇压，至少当前是如此。天鹅绒革命的特征常常是需要花很长时间才能成功，经过了很多次的失败尝试，不仅是反对党组织者，而且是某些当权者从自己的错误和失败中吸取教训，比如在波兰、塞尔维亚、乌克兰。如果借用萨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令人难忘的术语，抗议者“再次失败，更好地失败”。双方在下次都采用新的策略。最终，两方跳探戈的时间就到来了。 　　所以这种革命的另一个名称是“协商革命”。统治精英的退出前景是关键。不是在断头台上被砍头或者被绞死在电线杆上，从像德克勒克总统（F.W. de Klerk）一直往下到地方官员和秘密警察等旧政权准备好过度的成员都能看到在新时代或许有可以忍受的甚至更美妙的未来。他们不仅生活不受影响，自由得以维持，而且还能维持原来的社会地位和财富，或者从原来的政治权力转变到经济权力（特权阶层（nomenklatura）的私有化)，有时候在民主制下帮助他们获得更加惊人的政治权力回报（如所有后共产主义欧洲的后共产主义者）。在天鹅绒革命中，幸存下来的人物不光是西耶斯们（the Abbé Sieyès）。路易十六在凡尔赛保留了很漂亮的小王宫，而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 Antoinette）在高档内衣方面的经营非常成功。 　　这些令人不安的甚至道德上令人恶心的与旧政权成员的妥协是天鹅绒革命天生的无可避免的组成部分。正如恩斯特•戈尔纳（Ernest Gellner）曾经说的名言,那是天鹅绒革命所付出的代价。但它们产生了后革命的病理学症状。随着时间的过去，存在一种失落的革命宣泄的意识，对新旧精英可耻的黑幕交易的怀疑，而且有一种深刻的历史不公，觉得自己被出卖了。看看我，波兰格但斯科（Gdan´sk）造船厂的中年工人在向资本主义新自由的转型的痛苦中失掉工作,再看看那边高墙背后的新别墅里，游泳池里是半裸的痛饮香槟的姑娘,从前的共产主义者高官和秘密警察都成了百万富翁，都在狂欢，他们的第一笔百万财富就是在协商革命阶段盗窃国家得来的。 　　对这个问题没有完美的答案，但我想提出两个片面的建议。首先，即没有革命清洗的宣泄（国王被砍下拉的头颅挂起来的狂欢时刻）也没有司法制度的具有追溯效力的制裁, 对国家令人尴尬的过去做出公开的、象征性的、诚实的清偿就更加重要。单单这个行动就能在糟糕的过去和更好的未来之间确立清晰的界限。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天鹅绒革命的根本补充是真相调查委员会。第二，尽可能快地建立法治是持久成功所必须具备的，腐败会严重地腐蚀法治。捷克的鼓吹私有化和自由市场的瓦茨拉夫•克劳斯（Václav Klaus）的名言是“速度比准确性更重要”，疯狂的私有化为了短期利益牺牲了长期的前景。 　　需要提一下某些天鹅绒革命的其他特征。传统上说，我们觉得革命和选举是正好对立的。暴力推翻独裁者，民主社会中实现权力和平转移。但在过去十多年从塞尔维亚到乌克兰和伊朗的许多天鹅绒革命例子中，选举充当了新式革命的强大催化剂。 　　在杂合的、半专制政权中，举行选举为反对党候选人不管是塞尔维亚的沃伊斯拉夫•科什图尼察（Voji-slav Ko tunica）还是乌克兰的维克托•尤先科（Viktor Yushchenko）或伊朗的米尔•侯赛因•穆萨维（Mir Hussein Moussavi）提供了初步动员的机会，虽然选举不充分自由，政权控制电视使得选举严重扭曲。现任当权者真实的或者被指控的操纵选举成为更广泛社会动员的导火索，引起迅速增长的变革要求，不仅是体制内改良而且是体制性变革。反对党候选人的颜色象征乌克兰的橙色、伊朗的绿色至少现在被称为是整个被欺骗的国民的颜色，“颜色革命”的颜色。所以这种革命还有另外一个名称或者更大的附属类别“选举革命”。 　　看一下选举革命的最近历史，谨慎的专制统治者或许有理由得出这样的结论：不要冒险进行任何选举。但实际上得出这种结论的人非常少，这令人印象深刻。在定期举行称为选举的公共庆祝活动意义上的形式民主已经成为最广泛的国际规范做法之一。可以这么说，选举不公正是罪恶向美德的敬礼。选举似乎是任何有自尊心的独裁者或者被接受的全套阵势合法性的一部分。专制统治者十有八九能从选举中胜出，这些是真正的民意支持、家族忠诚、媒体控制、宣传、贿赂、威胁、公然选票作弊等的某种程度的混合的“多种选举”。比如在塞尔维亚，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Slobodan Milo evic´）在2000年选举革命时失掉权力之前确实赢得了至少半自由的甚至四分之三自由的选举的一系列胜利，只有少数的选票操纵。这些统治者因为过去的成功经验而过分自负和傲慢，从而帮助推动他们走上遭到报应的道路。 　　2. 　　我的目的是勾勒出框架式印象式的假说以便将来修改和质疑，包括指明该假设在经过一段时间后变得说服力更强或更弱的条件。(说服力的强弱是历史学家的定性研究的概率，类似于科学家的硬性的、定量研究中证明或证伪的证据。)该假说是1989年树立了作为补充有或者至少与我们在1789年熟悉的古老的暴力革命模式竞争的非暴力革命新模式。 　　第一个基本的限定是强调“已有的”这个词，对应“创新”。从语义上说，捷克斯洛伐克或许是第一个天鹅绒革命，但是1989年中欧并不是首次诞生该模式的精神。相关早期历史不仅包括中欧1953年（东德），1956年（匈牙利）、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1970-71和1980-81年（波兰）失败的解放企图中学习，而且包括智利推翻皮诺切特将军的运动，1988年智利的公民投票早于中欧1989年的革命。1983-1986年菲律宾人把马科斯赶下台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菲律宾英语词汇“人民权力”；1974-1975年葡萄牙的“康乃馨革命”是战后欧洲第一场“天鹅绒革命”；还有印度甘地开创性的示范。 　　所以，应该说1989年在改变世界的大事件或一系列事件的意义上确立了模式，1989年成为这种变化的历史标记，在1989年以来似乎确实存在很多新式革命，很少老式革命。或者至少那些给这些事件贴上天鹅绒革命、颜色革命、和平革命、选举革命、协商革命、橙色革命、玫瑰革命、藏红花革命、雪松革命、郁金香革命、绿色革命等标签的人告诉我们这些事件是革命。 　　这里有个推迟了很久的第二个资格。不是所有被称为革命的东西都是革命。我们光鲜漂亮的杂志充斥着华而不实的说法如皮鞋设计革命、英国烹调革命、零售银行革命、吸尘器“革命”，我们都知道这是夸张。经过20年后，外国记者迅速给类似1989年布拉格群众上街抗议的活动贴上“革命”（连同花哨的形容词）的标签，但在本质上根本不是革命。有时候，那些记者本人曾经是包括1989年早期革命的老战士，有时候他们可能希望自己曾经是。而要让你的报道登上头版，“革命”一词是最接近流血的词汇[] 这或许部分是因为读者和编辑仍然有意识地或者无意识地把“革命”和流血联系起来。传统观念确实根深蒂固。[12] 　　但是，这种谨慎的言论因为外国记者的标签有时候帮助参与者总结甚至用不同于他们行为的方式来理解的事实而变得复杂起来。外国记者的故事成为他们自己故事的组成部分。因为被放在革命框架内帮助它变成了革命。这里存在旁观者—演员—旁观者的一个循环。 　虽然这样说，除了确定什么才能构成新式革命的天真的形式外，我们确实需要一个标准。革命文献区分了革命形势、革命事件、革命后果，这非常有用。最后一个最具挑战性。我喜欢乔治•劳尔森（George Lawson）在宝贵的《协商革命》一书中对革命的新定义或者新式革命的定义。他说，革命是“迅速地、群众性地、强有力地、系统性地改变社会的基本体制和组织。”（这正确地隐含着群众的非暴力行动能够在不流血情况下具有“强制性”。） 　　把劳尔森检验用在具体的国家和地区上需要专家的帮助。我相信，正如南非一样，包括波罗的海国家在内的大部分东欧中欧国家显然通过了检验。在东南欧，“快速”这个形容词或许不怎么合适，但大体上确实存在系统的转型。在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则必须加上很大的问号。吉尔吉斯斯坦显然没有通过劳尔森检验。黎巴嫩呢？还存在（至少从现在看）追求迅速地、强有力地、系统性地转型的运动被镇压的情况。缅甸是最明显的例子，但是在欧洲我们不应该忘记2006年白俄罗斯对天鹅绒革命企图的有效镇压。许多认为中国学生和工人的运动是后果最严重的失败。当局镇压开始于1989年6月4日天安门广场的大屠杀（波兰举行半自由选举的当天）。 　确定成功的名单并不令人印象深刻。最大的群体就在世界某个地区，即后共产主义的欧洲，大部分一直位于文化和历史意义上的西方范围内的（按照萨缪尔•亨廷顿的说法）拉丁美洲和正统基督教世界。可能的例外是菲律宾，但菲律宾很大程度上也是基督教社会。不管黎巴嫩的雪松革命是否通过劳尔森的检验，它发生在基督徒占人口将近40%的国家。伊朗“绿色革命”企图的伟大意义在于它发生在穆斯林社会发生在自命的伊斯兰共和国，甚至用伊斯兰颜色作为自己的颜色。但谁能指出在主要人口为穆斯林的国家（马里？马尔代夫？）或者在佛教徒或者儒家社会，哪个取得天鹅绒革命的成功？ 　　在选择非暴力行动和广泛的自由民主结果之间确实表现出统计学上的相关关系。[13] 但我们必须小心不能把相关关系混淆为起因。或许采用非暴力行动的社会更可能或者更有准备巩固自由民主，但明显的理由和明显的效果可能是更深层理由的症状。 　　更进一步的问题是更多民主的渴望是否也一定是天鹅绒革命的特征，但在这个问题上，在非暴力和自由民主之间建立联系的观点可能陷入循环论证的风险。你进行天鹅绒革命是为了建立另一种独裁专制吗？哈马斯和真主党很难符合非暴力的特征，但他们在选举中表现良好，但是如果在埃及发生由穆斯林兄弟会领导的“金龟子革命”会出现什么结果呢？ 　　3. 　　我们从所有这些讨论中能得出什么结论呢？天鹅绒革命不过是政治记者的标签？天鹅绒革命存在，但不过是人们可以称为更广泛的西方在1974年葡萄牙康乃馨革命以来35年民主化的过度性特征？因为广泛意义上的西方大部分国家都已经实现民主化，这条线已经基本走到尽头。正如周恩来在回答记者提出的“你对法国大革命怎么看”的问题时据说这样回答“现在回答不是太早了点吗？”，我们应该得出结论说20年或者35年对评价大规模的历史现象来说是太短了。如果再过20年仍然存在很多旧式暴力革命和很少新式非暴力革命，那么我的天鹅绒革命假说就是不可指望的东西了。但如果在包括穆斯林、儒家、佛教徒社会在内的非西方社会也存在更多天鹅绒革命成功的例子，那我的假说或许就有说服了。 　　不过，“我们走着瞧”的说法错过了一个重要内容。如果我们追求自由民主和民主制，我们就不能仅仅充当历史的旁观者。就像报道这些故事的外国记者一样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事件中的演员。 　　这些运动产生于相关地方的人民的条件和行动，这一点无论怎么强调都不过分。这些革命不是西方阴谋，俄国、中国到伊朗的独裁者现在都这样说，这种说法得到少数喜欢阴谋思维的西方狭隘观察家的支持。当然，西方常常是卷入了的，有些是公开的，有些是隐蔽的，但没有一个革命可以宣称西方的努力在其中起了决定性作用。而且，指责西方阴谋的本身就是当地政治斗争的组成部分，旨在破坏反对党领袖在反西方公共舆论眼中的声誉，把他们锁定在卖国求荣的领地内动弹不得。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伊朗对改革者进行的摆样子公审中的指控： 　　天鹅绒革命有三件武器（思想的、媒体的和执法部门的），每件武器都和一些美国基金会有关，他们中间存在严格分工。。。在这煽动叛乱的三角中，每个美国机构扮演一种功能，一帮人配合他们工作。在这些机构中，最重要的是冷战期间在斯坦福大学创立的胡佛研究所。[14],　　等等。 　　但是，经过国际对比研究后明显表现出来的是成败机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来因素—但这必须被理解成远比美国颠覆阴谋更广泛的东西。天鹅绒革命尝试的前景不仅取决于这个国家和社会的性质，而且取决于该国和社会在更广泛国际背景下的地位。[15] 用更大的画笔再次绘制的话，人们可能会说最好的机会出现在半独裁国家，这些国家从政治上、经济上、心理上上说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更民主的体制，尤其是当拥有最大消极影响和积极杠杆的外国政府是西方民主社会时。因此，在自成一体的独立大国如中国或者孤立的边缘性小国家如夹在中国和印度之间的缅甸的革命努力都失败了。 　　正如缅甸在2007年痛苦地发现的，印度这样的非西方民主国家普遍不如西方国家热心发挥积极的杠杆作用来推动天鹅绒革命带来的变革。他们本身刚从殖民地国家的亲身经历中走出来，把主权看得更重要，倾向于把好心的非威胁性外来干预看作潜在的新殖民主义行径。当然，他们也在追求自己的国家利益。比如，印度显然觉得和缅甸军政权维持友好关系具有经济军事和地缘政治利益。这种情况会继续吗？非西方民主国家未来是否热心（强烈反对殖民主义）帮助不自由的国家的人民事业来帮助自己呢？他们的答案将决定天鹅绒革命的未来。 　　如果希望天鹅绒革命，民主党人和民主社会如何帮助其他地方的人取得胜利是另一篇文章讨论的内容。同样的，如果他们有能力，是否应该这样做呢？因为有人质疑这个目标是否值得，是否具有合法性。无论如何，在过去十年它当然变得更加困难，因为俄国、中国、伊朗以及其他地方的独裁者已经把天鹅绒革命看作西方充满敌意的战略决策，仔细研究了它的历史以便把它掐死在襁褓中。 　　为了对抗西方努力，他们模仿了其中一些技巧：比如建立自己的非政府组织（实际上如果用英国的术语就是“准非政府组织”（quangos）)，派驻自己的选举监督员。现在我更相信自由社会采取长期的间接措施将比短期的直接措施更有效，更重要。这也是冷战及其终结的一个教训。 　　当然，我们决不能袖手旁观，决不能假装我们不是历史过程的一部分。这种立场本身也能产生影响，暴露了自己仅仅是旁观者的虚伪。天鹅绒革命是否有未来首先取决于当地人民的意志和技能，但它在一些程度上也取决于我们。 　　—本文是系列文章的第二篇。 　　（第一篇“1989年”，请参阅“反思东欧剧变” <A href="http://www.21ccom.net/newsinfo.asp?id=5048&cid=10332500">http://www.21ccom.net/newsinfo.asp?id=5048&cid=10332500</A>——译者注） 　　【注释】 　　[1]虽然我采访了天鹅绒革命的捷克和西方很多历史学家，我还是不能指出来究竟是谁第一个使用这个词。 　　[2]Mao Zedong, Report of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Peasant Movement in Hunan, quoted in George Lawson, Negotiated Revolutions: The Czech Republic, South Africa and Chile (Ashgate, 2005), p. 51. 　　[3]我很清楚断头台是在法国大革命后期才出现的。 　　[4]See my account in The Magic Lantern: The Revolution of \’89 Witnessed in Warsaw, Budapest, Berlin, and Prague (Random House, 1990), p. 113. 　　[5]Quoted in an excellent article by John K. Glenn, "Competing Challengers and Contested Outcomes to State Breakdown: The Velvet Revolution in Czechoslovakia," Social Forces, Vol. 78, No. 1 (September 1999), pp. 187–211. Note also that the Slovak counterpart of the Civic Forum was actually called the Public Against Violence. 　　[6]On this see Civil Resistance and Power Politics: The Experience of Non-violent Action from Gandhi to the Present, edited by Adam Roberts and Timothy Garton As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For this essay, I have drawn on the findings of that multiauthor volume, and the Oxford University research project behind it: cis.politics.ox.ac.uk/research/Projects/civ_res.asp. 　　[7]Quoted in Lawson, Negotiated Revolutions, p. 72. 　　[8]See Timothy Garton Ash and Timothy Snyder, "The Orange Revolution," The New York Review, April 28, 2005, now reprinted in Timothy Garton Ash, Facts Are Subversive: Political Writing from a Decade Without a Name (Atlantic Books, 2009). 　　[9]See Roger Cohen, "Iran: The Tragedy and the Future," The New York Review, August 13, 2009. 　　[10]Quoted in Lawson, Negotiated Revolutions, p. 90. On this, see also my The Magic Lantern, p. 154, and Krishan Kumar, 1989: Revolutionary Ideas and Ideal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1). 　　[11]Hannah Arendt, On Revolution (Viking, 1963), p. 36. 　　[12]When my earlier New York Review essay "1989!" (issue dated November 5, 2009) was reprinted in a supplement to the Guardian (October 24, 2009), it was illustrated with a dramatic photograph of a young man with a machine gun running through the streets of Bucharest, Romania, in December 1989. Ah yes, the reader inwardly exclaims, that\’s revolution. But what happened in Romania was profoundly unrepresentative of 1989: it was the exception, not the rule. 　　[13]See Adrian Karatnycky and Peter Ackerman, How Freedom Is Won: From Civic Resistance to Durable Democracy (Freedom House, 2005). 　　[14]I am most grateful to my colleague at the Hoover Institution, Professor Abbas Milani, for his translation of this interesting document. 　　[15]This emerges very clearly both from the studies in Roberts and Garton Ash, Civil Resistance and Power Politics, and from those in Democracy and Authoritarianism in the Postcommunist World, edited by Valerie Bunce, Michael McFaul, and Kathryn Stoner-Weis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译自：“Velvet Revolution: The Prospects” by Timothy Garton 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