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双激进螺旋”下的悲剧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2009年6月13日，内贾德连任伊朗总统；其后支持穆萨维的民众集会示威抗议；穆萨维落败后指责政府篡改开票结果；6月29日，伊朗宪监会称未发现选举违规情况。但至今，在一些较为重要的纪念日，仍会有部分穆萨维的支持者举行示威活动。  　　2009年12月27日是伊斯兰教什叶派穆斯林纪念先知穆罕默德的外孙侯赛因遇难的重要节日阿舒拉节。伊朗什叶派穆斯林民众当天在全国各地举行相关的纪念活动。伊朗政府认为，反对派是利用精神领袖蒙塔泽里的去世从事反政府破坏活动。于是，反对派支持者与警方发生冲突，导致15人丧生，死者包括反对派领袖、前总理穆萨维的侄子阿里•穆萨维。目前，伊朗主要城市进入紧急状态，世界各国高度关注事情的发展。  　　“绿色运动”很难迫使现体制实行自我改良  　　在伊朗当前的街头抗议和镇压中，双方的激进程度均已超出半年前围绕总统选举纠纷的那次。反对派方面，现在的口号是“独裁者去死”、“哈梅内伊去死”，报刊上的言论也越来越激进；示威者掷石块、纵火，局部的骚乱玷污了大规模抗议的和平性质。与此同时，现政权也不惜一切代价要保持控制，年迈的原最高领袖接班人侯赛因•蒙塔泽里尸骨未寒，政府就开始部署镇压任务，甚至在什叶派神圣的节日阿舒拉节也敢大开杀戒，这一点超越了伊朗历代的国王。在最近的抗议中，反对派领袖侯赛因•穆萨维痛失他的侄子，前总统穆罕默德•哈塔米则在霍梅尼生前常去讲话的清真寺遭人殴打，还有执法人员被拍到当街殴打妇女，这些都说明反对派掀起的“绿色运动”很难迫使现体制实行自我改良。  　　伊朗国内这种“双激进螺旋”演进的最可能结果，就是随着抗议-镇压-再抗议-再镇压的螺旋式升级，终有一方会被甩出去，变成沉默的一方。而这一方很可能是准备还不充分的反对派。目前，伊朗最高领袖、政府、国会结成攻守同盟，对上一轮骚乱的秋后算账还在紧锣密鼓地推进。而反对派在饱受打压后群龙无首，全靠被压抑已久的义愤支撑着上街。关于伊朗安全部队和民兵组织内部发生分裂的报道，只是出自一些未经证实的传闻。例如有零星报道称，某地警察向示威者投降，或拒绝参与镇压；网上的几处视频显示，一些官员摘掉头盔，离开混战现场，而示威者赞赏性地拍他们的背；在一幅照片中，警官们高举武器表示罢战，而其中一个头上绑着作为反对派运动标志色的绿色头巾。  　　如果作为政权基石的枪杆子“倒戈”的情况越来越多，现政权倒是可能陷入合法性不断流失的困境。然而，美国的举动很可能搞砸这一进程。由于德黑兰似乎坚决反对在核问题上向美国妥协，后者正准备在国会复会后通过立法禁止向伊朗提供汽油等石油制品。考虑到这些制裁将更多地损害伊朗老百姓而不是当权者的利益，在伊朗反对派孤军奋战并已做出巨大牺牲的情况下，美国试图利用伊朗内乱迫使德黑兰推迟核武化进程，极易激起伊朗民众的反感，造成两国之间的“双激进螺旋”。危机关头，效法别国的历史经验，伊朗当局可能以更大的国内恐怖弭平反对派的挑衅，并给反对派安上“美帝国主义的傀儡”等罪名。  　　伊朗不会走东欧之路  　　有反对派网站指，伊朗国内的抗议潮将以华盛顿专家估计不到的声势“终结神权体制”，重演当年无人能预测到的柏林墙倒塌之奇迹。也有学者称，新世纪以来伊朗人口翻了一番，在6770万人口中，61%居住在城市，79%受过教育，51%年龄在20岁以下，整体而言，这种社会结构意味着大多数伊朗人本能地倾向于现代和世俗的价值观。而且，伊朗的宗教温和派、务实派等与改革派早已合流，半年前，就有150万至200万人不顾当局禁令在德黑兰街头集会示威。  　　但伊朗不会走上东欧和平演变之路。抛开反对派“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古训不讲，20年前被倾覆的共产欧洲和如今的伊朗也有诸多不同。也许最重要的区别是，伊朗现行的制度只有30岁，是由一个魅力型人物(霍梅尼流亡巴黎期间，曾与卡特政府达成推翻巴列维国王的密约)领导的人民革命的产物。而当年共产主义在欧洲，除了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的特例，都是被苏联武力强加的。斯大林曾经说过，这样的共产主义对波兰来说，就像给牛套上马鞍。与此相反，现在生活在伊朗的很多人，曾经为今天的体制奋斗过，尽管现政权摇晃不已，许多人仍表示支持。毕竟，巴列维时期的秘密特务组织“萨瓦克”看起来更可恶，而1977年库姆流血事件更是伊斯兰革命“历史必然性”的注脚。  　　另一个主要区别在于民族主义的作用。美国如今在许多东欧国家受欢迎，是因为它几十年来一直公开反对外国强加给欧洲的共产主义暴政(尽管西方也为美国1945年在雅尔塔的妥协感到遗憾)。东欧许多人希望“重返”他们被人为与之切断联系的欧洲大家庭，因而自觉模仿起“隔壁”的社会制度。而伊朗当然不希望成为伊拉克，或任何其他邻国，它将走自己的路。造就今天伊斯兰共和国的那批人，他们对美国充满愤怒，不仅仅是因为1953年美英煽动推翻穆罕默德•摩萨台首相的那场政变，还有对西方文化大举吞食伊斯兰文化的深层逆反心理在起作用。在1989年的波兰和捷克，称呼某人为“美帝国主义的傀儡”将很快被反击为陈词滥调或垂死的言论，但在今天的伊朗，它却能对一些人造成杀伤。  　　当然，共产欧洲和伊朗之间也存在有用的类比。哈维尔(捷克著名异议分子)喜欢卢•里德(美国朋克摇滚先驱，成名曲《海洛因》)，这和伊朗青年热爱蓝色牛仔裤及化妆近似，两者都意味着一个国家的部分人(假如不包括农村和文化保守人士)对文化自由的真正渴望。另一个因素是谋杀圣人的作用。匈牙利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着一个国家烈士：1989年，在1956年波匈事件中被处死的反苏起义领导人纳吉得到重新安葬。伊朗如今也不缺反政府的烈士，妮达•索乌坦(被当街射杀的女大学生)和阿里•穆萨维(前总理穆萨维的侄子)就是典型。对伊朗教士政权的支持者来说，更为糟糕的是，伊斯兰教的什叶派分支自诞生以来，一直有敬畏被邪恶哈里发所杀害烈士的传统。现在没人再问，为何在充满自责气氛和悲情色彩的阿舒拉节期间，伊朗政府和反对派的矛盾会全面爆发。  　　没有主角的抗争只是乌合之众的发泄  　　“阿舒拉节”冲突的一个重要诱因就是，内贾德政府全面阻止悼念被软禁多年的高级教士蒙塔泽里。蒙塔泽里坐过国王的牢，对霍梅尼革命贡献很大，但他后来对革命有所怀疑，并因批评神职人员操纵政治而被霍梅尼剥夺接班资格；软禁期间，他又公开宣称顶替自己的哈梅内伊不是真正的阿亚图拉，还质疑内贾德连任总统的合法性。蒙塔泽里有胆有识，可从来没能带领群众走上街头。当然，在教权中枢库姆城的神职人员那里，他仍然得到尊重乃至景仰。这次政府阻止群众举行悼念他的活动，既违反传统习俗也违背宗教理念，注定要激起大规模反弹。但也许内贾德政府早就预备好了这一天的厮杀，以求将反对派彻底边缘化。  　　伊朗的合法反对派，从被体制排斥的穆萨维到郁郁不得志的前议长卡鲁比，从曾唤起民众改革期望后来又湮灭之的哈塔米到连自己长女都不能幸免牢狱之灾的拉夫桑贾尼，几大领袖地位、主张、性格各异，平时很难团结在同一面旗帜下，2009年总统选举舞弊纠纷期间是第一次，这次蒙塔泽里去世是第二次。  　　穆萨维是上一轮抗争当仁不让的主角，但他没有得到宗教界乃至西方的强力支持。穆萨维在8年总理期间得到国际认可，但那并非因为其追求现代化或改革路线，而是因为其与里根政府的秘密谈判化解了西方的几大难题。他后来退居幕后，逐渐淡化个人的社会保守色彩。2009年竞选期间，因哈塔米“让贤”，穆萨维意外成为改革派代表。这一转折来得太快，以至于卡鲁比阵营讽刺穆萨维作为哈塔米当年的顾问和拉夫桑贾尼如今的助手，在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脚踩两只船”。但在选后，由于同仇敌忾效应，卡鲁比积极支持穆萨维抗争，哪怕少壮保守派雷扎伊和拉里贾尼在受到警告后停止抗议、拉夫桑贾尼为自保而缄默。  　　这一次，穆萨维没有突出的表现，仅仅是呼吁为蒙塔泽里设立全国哀悼日，以及参加在库姆举行的悼念集会。即便这样，当局还是撤销了他担任10年之久的伊朗艺术学院院长的职务。这表明当局对他的忍耐已到了极限。干掉他的侄子，也许仅仅是一个开端。而没有了主政的盼头，穆萨维也不会冒险牺牲自己。  　　现在的问题是，除了穆萨维，还有谁能当这第二轮抗争的主角？没有主角的抗争只是乌合之众的发泄，即便有宗教情感的维系，也难以持久。优素福•萨内被认为是蒙塔泽里的宗教事业接班人，但他没有相同的革命履历。就团结宗教界人士支持反对派而言，这个72岁的阿亚图拉很难赶得上蒙塔泽里。就在反对派举行全国悼念的同时，数百名警察捣毁了萨内在库姆的办公室。这是当局对他的蔑视性举动。目前大搜捕正在伊朗全国上演，哈塔米的两名助手、伊朗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妹妹均被捕，这种恐怖气氛正是为了阻止有人站出来登高一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