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不容辭的友聲——讀余英時序文集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余英時教授樂意在他的不爲所動中，全他的個性，活他的人格。有所不為，也有所作爲。多年來為知名和不知名的著作者寫了許多篇誠摯的序言。最近匯成《會友集》在香港出版。 余英時是一個儒其熱腸而道其心性的學者。他待人是儒，自處是道。在趕會場作演講等學術交際活動上，他往往表現得頗爲疏懶，自打從普林斯頓大學退休回家，他更加固守那座林木深處的住所，平淡地過著勤於著述的生活。 他提出過不少曾一度在學界頗有影響的説法，但從未擺出要建立某某學派的架勢。他教出了很多學生，卻無意把其中的任何一個人培養成自己的得意門徒。他幾十年來的著書立説早已寫出了大學者的名聲，但在那盛名之下，他默然選擇了“悠哉遊哉，聊以卒歲”的孤獨。這些年來，隨著大陸與海外的學術交流越來越頻繁，歐美的漢學界中，無論洋人還是華人，不管名家還是庸流，幾乎都應邀出訪，競相趕場到大陸的學院“小世界”切磋加觀摩。就筆者有限的瞭解來看，大概只剩下余英時頑石般無動於衷。他一次次謝絕了各種級別的邀請，至今仍處於八風吹不動的狀態。 在統戰攻勢下堅守道義防線 余英時的反應何以如此淡漠？可以明顯地看出，他這種狷介的態度絕非自負清高，實係於他一貫堅守的道義防線。就他的政治立場而言，只要中共當局還在倒行逆施，他就不會有興趣湊時下的熱鬧和領情來自那邊的榮譽，總而言之，絕不要落入被統戰的圈套。剩下的時日已不多了，余英時更樂意在他的不爲所動中全他的個性，活他的人格，好在有所不為的前提下兢兢業業地有所作爲。  這就是他一直在書齋中盡力去做的事情：通過寫文章或接受訪談，向外界發出他一個獨立的知識人批評的聲音。在我熟知的美國學院人士中，還很少有人像余英時這樣放言無忌，勇於脫下僵硬的學術甲胄，跳出學科設限的壁壘，對他密切關注的海峽兩岸之現狀做出評論性反應，為華人公衆貢獻出不少富有導向的中肯分析。在這些內容豐富的文字中，他與個別知識人互相交流的一個突出方式則是應出版社或作者本人的要求，為很多新出版的書籍撰寫頗有見地的序言。這些散見於各書的序言經彭國翔搜集，最近已匯為一編，題曰《會友集》，由明報出版社推出。 按照余英時的解釋，“會友”之名蓋取古人“以文會友”之義。與長期以來所謂“文人相輕”的取向相反，余英時更強調古已有之的“文人相重”的一面。書寫本是一項召喚行動，一個人將自己的情志思慮用文字表達出來，並非只滿足於自鳴得意的獨白，而是如“嚶其鳴矣，求其友聲”那句詩所說，欲以自己的鳴放激發他人的回應，讓衆聲響應的奏鳴構成一派交響樂的律動。無論是求人作序還是爲人寫序，均出於知識人追求“知音”的心願，在這一文字鑑賞和思考互動的書寫活動中，一個寫出了真知灼見的作者所希求的絕非應酬性的吹捧，而是應邀寫序者嚴格的評判和真誠的理解。相應地來說，爲人寫序者便需具備“知音”的素質，他不只要敏於洞察和發揮作者的見解，更需坦率地提出商榷的意見和補充的論辯，最終取得互相啓發和互相發明的效果。 按照余英時在該書自序中的描述，此類為他人詩文集或專著寫序的文字佳作甚多，至清季到民國，已匯為洋洋大觀。但在一九四九年以後的中共文化暴政期間，此一知識人之間在心靈上自由交流的傳統卻遭到了野蠻的中斷。那年月，大批判文風盛行一時，很多玩筆桿子的上行下效，他們讀解起別人的文字，動不動就存心歪曲，在文壇上造成了荒謬醜惡的互相撻伐。召喚與回應的韻事於是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機，前輩知識人對待他人文字所懷抱的那一片素心幾成爲往古的絕響。 作序乃是忠信敬事，儒其熱腸 讀余英時為他人著作所寫的序言，不難看出他在恢復和發揚那一被破壞的優良傳統上明顯的自覺和可貴的努力。其中讓我感受最深的就是他為人寫序時所秉持的敬意。曾子每天反省的首先是“爲人謀而不忠乎”的問題，這個“忠”乃儒者交人、事人之道，通俗地說，就是爲他人辦事要全心全意和真心實意。“忠”的事務之完成，必始於敬事而終於取信。自古以來，這種忠信敬事的態度可謂每一個“儒其熱腸”者做人的根本。 但忠信的回應並不意味著有求必應，更不是應聲蟲式地全面討好。余英時慨然應允的那些序言，應該說，都是他有所選擇的結果，就他這個人一向都勇於說“不”的性格來看，想必他也回絕過不少不值得應允的要求。爲什麽我要在此做這樣的推測？因爲在當今中國的文字書寫人群中，名人為作者寫序的風氣也有其俗濫的一面。正是世俗中存在著對這種人情廣告的大量需求，才養育得某些好事的名人暈暈乎乎，常忙於文字應酬。一個人寫到了有人求序的份兒上，自應慎重地使用已有的文名資本，如果一味好好先生地應酬下去，便難免炮製出連篇累牘的空泛敷衍之作。當然，我們沒必要在此談論余英時拒絕了什麽和沒寫出什麽，需要強調的則是他一旦應允爲人寫序後提筆行文時所秉持的態度。他說：“在我的記憶中，每一篇序好像都是在‘義不容辭’的情況下完成的。” 這個“義不容辭”的“義”，既是情義的也是道義的，其中凝聚著余英時學術和文化上的責任感以及他特殊的政治、社會關懷。如前所述，余英時是一個有明確的政治立場的學者，學術操作乃其嚴守的專業傳習，政治、社會的關懷則始終調控著他操作其專業傳習的焦距。與他的業師楊聯陞奉行的“政治的歸於政治，學術的歸於學術”有所不同，余英時的文章巧於融合這兩個常被隔離的方面，在避免政治沖淡學術的前提下，他往往會在學術討論中勾勒出言之成理的政治論述。 從《會友集》的編排也可以看出編者彭國翔對這兩方面的側重加以區分的用意：“內篇”所收序言多為學術著作所寫，故以談學爲主；“外篇”所收序言則涉及諸多非學術專著的書籍，表現出余英時對當代中國政治異議言論的熱心傳播和主動的介入。比如有關“黨天下”的論述，就是本書所收的衆多序言中所貫串的一條論述主線。中共從蘇俄革命路線中引來的邪火點燃了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情緒，最終釀成了禍及今日的災難。在本書的第一篇（為黃仁宇《資本主義與廿一世紀》所寫）序言中，余英時即明確指出很多發達國家中的民主社會主義與馬列主義一黨專政國家中所謂的社會主義之間根本的不同之處。蘇共與中共“以暴力革命沒收一切私有財產的結果是所有生産資料都控制在一個最具獨佔性而且全面專政的‘黨組織’手上。這個‘黨組織’不但是唯一的封建領主，並且是唯一的大資本家，由這個‘黨組織’壟斷了所有的財富和權力，於是形成了一種只有政府沒有社會的局面。在西方而言，這是消滅了‘公民社會’，在中國而言，也是消滅了‘民間社會’。” 融政治論述於學術討論之中 這個在蘇聯首先建立的模式一旦引入中國，便為中共的黨天下之形成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余英時進而把以毛澤東爲首的中共集團比為毀壞了天柱的共工，他在為鄭義《自由鳥》一書所寫的序言中指出：“我們對列寧進行革命和建立極權統治的事實知道的越多，便越明白中國‘共工’及其追隨者的一切作爲……二十世紀是中國人表演破壞力而不是創造力的時代……所以我說，這場大火是由火鳳凰從西方搬運來的。‘火鳳凰’加上‘共工’，這幾乎便是二十世紀中國‘革命’的全部歷史。” 中共的革命目標以及組織和活動的方式均來自蘇共，而非從中國社會的内部自然發展出來，余英時進而分析，那外來的邪火之所以能在神州引起火炎崐岡的浩劫，蓋因在傳統社會解體過程中各類邊緣游離分子進入了權力中心，他們利用從知識分子到普通民衆的民族主義情緒，遂將盲眾的破壞力鼓動到最大的程度。 在《陳獨秀與中國共産運動》一書的序言中，他特別談到毛澤東的“虎氣”與“猴氣”，以及毛如何以兇悍機詐的本領率領流寇集團，吸收了列寧主義的建制，最終奪得天下。這個黨天下是“一個徹底反文化、反知識的‘光棍王朝’。”他們“本能地反對知識人和敵視知識人。”從反右到文革，黨天下體制對知識文化和知識人的摧殘達到了空前未有的地步。序文集中類似的精彩見解還有很多，以上僅擧數端，可見余英時為人寫序時融政治論述於學術討論的功力。 余英時為前輩學者和學院同仁的著作所寫的序言就不再贅述了，我特別要在此一提的是他為學界中人通常多不願接觸的民運人士——如吳弘達等人——和出版社未必重視的無名作者——如包括筆者本人在內的王友琴等人——的著作所寫的序言。為此類人的著作寫序，可能影響到寫序者在大陸開會或發表文章的機會；出版此類人的書籍，出版社也賺不到大錢。但對余英時來説，為此類作者仗義執言乃是正當的決定，其義不容辭之緊迫性已超出了一般意義上的“互為知音”。 助人為樂珍惜受害者的原始資料 互聯網與文本數碼化的發展極大地擠壓了書籍市場，出書，特別是出版非暢銷的論著，如今已變得日益艱難。再加上讀者群的更新換代，書籍的賣點已今非昔比，從港台到北美，反共書刊的銷路也大不如十多年以前那麽好了。就拿我寫書的情況來説吧，六年前我那本《我的反動自述》即將脫稿的時候，由一位友人介紹到香港的明報出版社。出版社老闆雖未拒絕，但他向推薦人提出了一個可以理解的要求，說是如果有余英時寫序，他們便接受出版。友人當下將此事電話告知余英時，在我本人並未親自出面請求的情況下，余英時當即義不容辭地一口答應，接著在讀完我寄去的手稿後寫出長篇序言，出版社不久便與我簽約。 我好壞在美國尚有一教中文的教職，很多年邁的劫後倖存者，無論生活上或著作出版上都更爲艱難。黨天下對知識人的摧殘是核輻射般毀滅性的，余英時接觸過大量的老一代知識人，他發覺，他們在經過幾十年的“思想改造”後，“原有的精神自我”都被徹底摧毀，其“精神世界已到了方向莫辨的地步。”但使余英時甚爲感動的是，巫寧坤教授在他的回憶錄《一滴淚》中卻表現出老當益壯，不失其故我的氣概。余在讀該書英文原著時便甚爲激賞，後來與巫相識，為襄助巫在台灣允晨重印該書的中文版，他竟自己掏腰包買盡原出版社的庫存，替巫討囘版權，終使其書擴大了流傳。 余英時這樣的疏財仗義之擧是爲了什麽？作爲一個史學家，他寫道，值此黨天下解體之際，大量“受害者回憶的文字不斷湧現，我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這些最可寶貴的原始資料，必將成爲未來史學家研究二十世紀下半葉中國史的重要依據。”由此可見，在助人出書的事務上，余英時不只擔起了為人師表的責任，而且發揮了當今中國政治異議言論論壇盟主的作用。通過那一篇篇序言的撰寫，他以個人的學術信譽向出版社和讀者群保舉了許多像我這類無名之輩的作者！ 詩云：“投我一木瓜，報之以瓊瑤。” 古代人際交往中的“報”乃是一種“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的做人原則。一個追求“互為知音”的序言撰寫者在很大的程度上是把友人求自己寫序視爲受到信任和被寄予期望的一種嘉許，因此在闡發他人的著作時，他總是要力求寫出新意，藉回應別人之機，好下功夫開發自己的思路。讀余英時序文集中的文字，你可以明顯地感到，他在琢磨別人的論題時如何努力做深入的探求，如何盡量地加入他所擅長的歷史透視。因爲對他來説，精心撰寫那些序言，既是回應作者的言説，也是以自己的言説報答作者的知音，乃至報效廣大的讀者，特別是他那些熱心求知，執著求真的讀者。 二○○九年聖誕前夜 （康正果﹕陝西師大文學碩士，美國耶魯大學東亞語文系教師） 原載《開放雜誌》2010年元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