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大光照亮黑暗中的百姓——神州传播机构总编导远志明访谈（上）

远志明简历 远志明，作家、电视制片人，八十年代著名电视政论片《河殇》的撰稿人之一，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候选人。一九八九年因参与民主运动被迫流亡海外。一九九一年，在普林斯顿大学做访问学者时受洗成为基督徒。一九九二年入读美国改革宗神学院，毕业后在《海外校园》杂志担任专职编委，并致力于研究中国文化与基督信仰之关系。著作有《失了大地得了天空》、《信仰对话录》、《老子与圣经》、《老子原文与译文》、《神州忏悔录》等。 一九九八年，远志明根据《神州忏悔录》一书改编的《神州》电视剧本脱稿。谢文杰、钱大柱、王大雄、刘裔安、许基康和远志明组成神州传播公司，开始电视片《神州》的拍摄。一九九九年，神州传播公司转型为非营利机构，改名为神州传播协会（China Soul For Christ Foundation）。十年来，远志明先后完成电视片《神州》、《十字架：耶稣在中国》、《福音》和《彼岸》等，在海内外和教会内外影响甚大。尤其是纪录片《十字架》，已被翻译成十六种语言，并被耶鲁大学“宗教与全球化”课程定为教材，该课程由英国前首相布莱尔主讲。 多年来，远志明在华人教会中分享个人见证及布道上千场，呼召了数以万计的华人决志归主，是上帝重用的一名忠心的仆人。二零零九年十月，远志明被按立为牧师。   采访缘起 远志明，当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是因为《河殇》。那是一九八八年，我们全家都围在电视机前看这部电视专题片，我有一种被大石头击中心脏的感觉——虽然那时才十五岁。看完《河殇》之后，原先朦胧的世界在我眼前变得清晰起来。我特意买来《河殇》的解说词，反复阅读，许多段落几乎倒背如流。后来，“六四”屠杀发生，远志明与其他积极参与民主运动的知识分子一起流亡海外，我偶尔从西方的电台中听到有关他的零星消息。 再次听到远志明的名字，已经是十多年以后了。二零零零年一个大雪纷飞的晚上，我和二十多位文化艺术圈子里的朋友，在北京郊外一位朋友家中过圣诞节。平时这样的聚会，大家都是海阔天空地聊天和吃喝，这一次，有一位对基督教感兴趣的画家朋友，带来几张光碟，说：“这是《河殇》的续集，好不容易从海外带回来的，我们今晚一起观赏如何？”于是，大家围在电视机前观看起来，一看才发现片名是《神州》。一开始，大家有些漫不经心，几分钟之后，所有人都安静下来，静静地观看起来。除了电视片中的解说和音乐，只有屋外大雪飞舞的声音。看完第一集，人们丝毫没有休息的意思，都嚷着说：“接着看下一集！”就这样，一集接着一集，所有人都不知疲倦地一直看到凌晨两点，这才各自回家。在我们原来的生活中，从来没有听到过这种方式的言说，这种震撼性，确实是《河殇》之后从未有过的。 再以后，就是我妻子受洗归主，并在家中开始了一个小小的查经班。二零零二年，远志明回国拍摄《十字架》，曾经访问过我们，尽管那时我还不是基督徒。二零零三年夏天，我参加美国国务院“国际访问者计划”第一次访美，将访问神州传播协会列入行程之中。那天晚上，我到远志明家中做客，告别之时，他与众同工一起为我祷告，我也第一次跪下来发声祷告。回国后，我很快便受洗了。在我二十多年来探寻真理的道路上，远志明一直是我的良师益友。他的见证、布道、著述尤其是所拍摄的电视片，在华人世界里引发了旋风般的效应，他堪称华人世界影响力最大的福音电视制片人和布道家之一。二零零九年九月二十三日和十月十六日，在加州湾区，我有机会两次与远志明展开长谈，在此基础上整理成这篇访谈稿。     在流亡路上寻觅真理 余杰：远弟兄，此前我看过电视片《十五的月亮》，是你和你们一家的见证。我父母虽然不是基督徒，看了之后觉得非常感动。他们说，你讲得很诚恳、真实，与其他许多人不一样。我也看到已故的台湾作家柏杨对你的一段评语：“远志明因参加民主运动流亡海外，父亲惊忧过度去世。远志明说，假如他早知道父亲因此去世，他不会参加六四。当大家都扬言即令粉身碎骨，都不后悔自己的爱国行动之际，远志明显出他的忠厚与诚实。”许多知识分子在谈见证的时候，一般都从神学理论上开始，你却将自己的家庭生活全面而真实地展现出来，尤其是信主之前的黑暗与残缺，对于爱“面子”的中国人来说，这需要特别的勇气。     远志明：我们在上帝的面前都像孩子一样啊。我原来是一个无神论学者，是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研究生。在这之前，我在北京卫戍区做政工干部，当了十二年兵。我也是一个共产党员，后来又参加八九民运。电视政论片《河殇》出来后，很多人赞同我们，自己也觉得是救国救民的启蒙者。但一回到家里，人就原形毕露，那时我们夫妻关系紧张，我经常摔东西，骂妻子，很不像样子。我曾经把太太最喜欢穿的裙子用剪刀剪碎了。那时候，我从来不觉得自己有问题，反而想，我从事这么高尚的事业，回到家里怎么就得不到太太的认可呢?     其实这是人双重性。一方面我们是学者、作家、工程师、企业家，在外面有一个身份，有道貌岸然的模样。另一方面，我们是赤裸裸的一个人，我们的生命如何，在家里最容易表现出来。知识不能代替生命，知识再丰富、再渊博，也不改变一个人的性情。一个人在外面不管有多风光，在家里不一定是个像样的人。在家里，用知识没法降服太太，用什么忧国忧民的使命感，太太也不买你的帐。你在外面赚了多少钱，发了多大的财，别人怎么看得起你，太太也不买你的帐，她就看你是不是个好人、好丈夫、好爸爸。 余杰：“六四”屠杀之后，你与许多知识分子和学生领袖一起，被迫流亡海外，这可能是当初你们参与民运的时候没有想到的结果吧。 远志明：谁也没有想到会发生“六四”惨剧。我遭到当局的通缉，不得不逃亡。我在国内藏了一个半月，然后逃到香港，经过香港逃到巴黎。在巴黎住了半年。这期间参加海外民运，筹办民主中国阵线，主编《民主中国》杂志。在这半年里，我更深一步看到人的本相：我们这些在国内高尚的忧国忧民者，在海外却自私自利、争权夺势。 逃亡一开始，我很软弱，很想家。那时候，我女儿才一岁半，没办法带着她和太太一起逃亡。不久我父亲去世，我父亲去世时才五十八岁。我离国后，他受了很多惊吓，肺癌不治，很快就去世了。作为长子，我不能回去送终，当时难过极了。 感谢上帝给我这么一个机会，让我在流亡期间看到人的本相：人是软弱的，人是有罪的，人是要死的。以前风风光光的时候，谁也没想过这些问题。一想到这些问题，就感到心灵的饥渴，开始心灵的寻求。我记得有一位牧师，到巴黎的难民营来探望我们。他讲了一下午，我们辩了一下午。我们那时候被仇恨所充满，理性上根本不能接受基督教信仰。 可是在心灵深处，很奇妙的事发生了。有一天，我和苏晓康（报告文学作家，《河殇》总撰稿人之一）一起去巴黎圣心教堂参观。我看到马利亚怀抱婴孩耶稣的塑像，不知为什么，扑通就跪下来，眼泪哗哗地流。那时我还是无神论者，不知道耶稣的事迹，只知道这个名字，以前也从未去过教堂。可一踏进去，心就被感动；一看见耶稣，眼泪就流下来。 余杰：后来民运逐渐陷入低潮，你到了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有了一段安静读书的时间。我曾经拜访过余英时先生，他谈及当年如何筹组这样一个机构，给流亡的中国学者们提供研究和写作的平台。余先生告诉我，他知道远志明和张伯笠是在普林斯顿成为基督徒的，后来他们都在基督教界做了这么多的工作，他深感安慰。 远志明：是啊，真是感谢余先生的安排和照顾。当时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汇集了将近二十位流亡知识分子。有一天，我们上完课，有人邀请我们去参加一个活动。我们也没有弄清楚是什么活动，稀里糊涂就去了。晚上去了一看，才发现原来是是查经！既然来了，就先吃饭，吃完后也不好意思马上走，就留下来看看。这是一些年轻人，有大陆来的，有香港来的，有台湾来的，他们唱啊，跳啊，然后读圣经，祷告。我们在回去的路上都笑着说，都什么年代了，这帮人还执迷不悟，还迷信崇拜。说实话，那种赞美崇拜的形式，跟文化大革命差不多。文革有赞美毛主席的歌曲，什么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什么看见了太阳就看见了你，敬爱的毛主席。文革有一本红宝书，跟圣经一样，具有绝对权威。文革也要斗私批修，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跟他们所谓的“认罪悔改”一样。文革要早请示晚汇报，跟他们做祷告一样。到了第二个礼拜五，查经班上的一位朋友开一个面包车来接我们，大家都不愿去了。我心想，人家这么大老远来接我们，总不能谁都不去吧？我就“代表”大家去吧。 我多去了几次，就被吸引了。我喜欢查经班上的那种气氛，喜欢那些人，一见如故，真诚友爱。我看到他们的眼光，都是真诚，都是友爱。再看那些民运分子的眼光，都是老谋深算，都是充满猜忌和怀疑。我坐在沙发的一个角落，享受着那个气氛，那种友爱，那种温暖。我觉得那个小屋子里边充满了阳光，充满了喜乐，充满了一种新生命力。这是我在中国大陆从来没见过的，在我们这些自以为高尚、救国救民的知识精英中也从来没见过的一种气氛。后来，每个礼拜五之前，我都盼着参加这样的聚会。 余杰：我也有同样的感受，这几年来数次访问美国，也参加过民运的一些会议，对于许多昔日心目中“高大全”的人物深感失望。有人说，那是一个“鳄鱼潭”，人人都想咬别人一口。我逐渐理解了民运为何在海外华人中得不到支持，很大程度上是参与者自身精神质量的问题，而不是中共特务的破坏。用我的话来说，许多反对共产党的人，在精神结构上与共产党是“同构”的；用王若望先生的话来说，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小毛泽东”。相反，当我与大部分海外华人教会和基督徒接触的时候，却感受到那种从天父而来的、“无缘无故”的爱。这真是两个迥然不同的世界。我们接着再谈，你是怎样逐渐走向耶稣的？是如何作决志祷告和受洗的？ 远志明：我开始读耶稣的生平，大为震撼。我以前听说过耶稣这个名字，但只是听到马克思主义是怎么批判基督教的。那段时间，我每天读圣经，尤其是福音书。每天都读一点点，读几句我就开始想, 越想越坚信耶稣是神，越想越坚信我是人，越想越坚信耶稣是爱，越想越坚信我自己是罪。一个多月后，有个老姐妹问我：远弟兄，你信了吗？看你的表情不一样了。我说，我已经信了。这个老姐妹上来抱着我喊：远志明信主了，远志明信主了！什么叫信？很简单，你只要把自己当成人，当成罪人，你知道耶稣是神，来到人间向你说话，传达神大爱的福音，这就是信了。 没过两天，我们教会的张麟至牧师就到我的住处，为我祷告。我记得很清楚，张牧师拉着我的手，一句一句地带我做决志祷告。等祷告完了，我发现我自己满脸都是泪。牧师看到我满脸是泪，他的眼眶中也充满了泪水。 普林斯顿的教会一年有两次施洗。牧师通知我，春季的洗礼在四月的二十八日那个主日。可是，那天我要在德国的法兰克福，那里有一个《河殇》电影周。从法兰克福回美，美国领事馆不给我签证，当时我拿的是法国护照，他说你到巴黎去签。奇妙的是，第二天领事馆给我打电话说，你来办签证吧。我去办签证的时候，让旁边的翻译问领事，为什么昨天不给我，今天给我？他说，你要感谢，你有一个好朋友。谁是我的好朋友？我在德国没有一个朋友。现在我知道，我的好朋友是耶稣。 余杰：我听说，在信主以后，你遭到不少的非议和误解。原先民运圈子里的朋友说，远志明是灰心绝望了，才躲进教会疗伤；一些教会的人士则说，这个人想利用教会来搞政治，我们要小心了！两头受夹击，这个滋味可不好受。我也有过相似的经历。不说教会内的误解了，即便在原来那些追求世俗的政治民主的朋友当中，很多人也对我为何皈依基督感到迷惑不解，他们通常是从一个不信者的心思意念出发，自以为是地给出一个“合乎逻辑”的解释来。 比如，我当年的师弟、如今颇有影响力的媒体人许知远，在一篇文章中描述了我们这批人是如何成为“异议分子”、又如何从“异议分子”变成基督徒的。我们“一不小心”得罪了当局，我们的名字便在公开出版物上消失了，而只能寻求在海外华人的出版物或是网络上表达意见。“他们感觉自己的表达空间被迅速压缩和抽象，然后不由自主焦躁和压抑，还有一个作家被读者遗忘的恐惧。”因此，他认为我们成为基督徒的原因是：“他们中的很多都是自省之人，他们知道自己陷入了心理危机，于是很多人转而寻求更强大的精神慰籍。在过去的十年中，异议知识分子大规模投身基督教，多少像是这种心理危机的反应。”他进而将这种趋势看作是一个“黑色的幽默”，甚至是“另一种背叛”，他说：“在中国问题变得日益复杂的十年里，自由知识分子大谈基督教。八十年，朱利安•本达把那些投身于激烈的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之中的潮流，称作‘知识分子的背叛’，而如今中国知识分子对基督教突然性、不加分析地拥抱，是另一种背叛吗？” 这种看法真是“鸡同鸭讲”。我不是在被当局封杀之后才寻求信仰的，相反是在最风光的时候、成千上万的青年读者都在捧读我的处女作《火与冰》的时候，我便开始寻求信仰了。我的写作是自足性的写作，从来没有那种“被读者遗忘的焦虑”。我的遭遇也是我的选择的必然结果，我为之际的选择负责，也从未有过“英雄落寞”的感受。对我来说，寻求信仰不是失败者、不是弱者的“自然反应”；相反，寻求信仰、承认自己的缺陷和局限，比那些宣称“相信自己”的人更需要巨大的勇气。 英国文豪柴斯特顿说过：“一个人下跌的角度可以有无限个，但叫人站住的角度却只有一个。”一个人成为基督徒，不是他选择了耶稣，而是耶稣拣选了他。任何人，不是说自己想信就信得了的，信也是来自上帝的恩典。许知远认为基督信仰只是一种解决心理危机的替代品和“精神慰藉”，这种看法在那些深受现代主义和自由主义影响的知识分子当中极具代表性，也跟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实用主义有关。他们不承认上帝作为造物主的主权。另一方面，他们认为一个人成为基督徒，是将复杂的人生和社会问题简单化，他们不知道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圣经中蕴涵了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的大智慧。他们号称个人主义者，相信进化论、相信人的理性，而不承认人的全然败坏、不承认自己是罪人。他们不愿叩门，所以不知道耶稣之爱的长阔高深；他们不愿像齐克果那样“终身一跃”，故而只能困惑地对与神亲嘴、满嘴是蜜的我们说：“他们为什么觉得如此之甜美？” 远志明：是的，我信主后遇到的第一个挑战，就是人们的误解。当时很多人说，远志明信耶稣无非是三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民运他混不下去，跑到教会里来混。第二种可能, 远志明意志力薄弱，受不了流亡的苦，找个心灵寄托。第三种可能，远志明这个人爱出风头，当年入党光荣就入党，后来搞民运光荣就搞民运，现在信耶稣，又在教会里出风头去了！我听到这些话后，就跪下来祷告。我来到耶稣面前，一来到耶稣面前，就什么都化解了。我看到耶稣，他被人吐唾沫，拿鞭子抽，拿枪扎，被人侮辱，钉死在十字架上。人们嘲笑他说，如果你真的是救主，你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先救你自己吧！他没犯过一宗罪，没做过一件坏事，没恨过一个人，他全是爱人、救人。为什么人们这样对待他？因为人有罪，人间容不得天使，每个人在神面前都显出自己的罪恶。所以人们要钉死他。但是钉死他，他还是爱人们。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当我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我就觉得一点委屈都没受。我觉得人们这样对待我已经够好了，我还没上十字架呢！还没人拿唾沫吐我呢！还没有人拿鞭子抽我、拿枪扎我呢！我真的感谢主，耶稣就是我们的磐石，不管遇到什么事，当你受不了的时候，你看看他，你就受得了各种各样的误解了。     后来我想，他们这么想是很正常的，如果不这么看，反倒不正常了。因为我信了主，我尝到了耶稣的滋味，可是他们没有信，没有走到这个院子里来，没有看到这里面是多么美好，当然会发生误解了。他们只看见远志明悄悄地进了一个小门，他不知道门里面有什么。他们会觉得，远志明为什么不走大路，而进小门。他们没想到一进这个门就不得了，里面海阔天空，丰丰富富啊。很多人不愿进这个门，觉得这个门窄，就像魏京生说我的那样：“远志明怎么入了教门？”教会的门很窄，但你进来试试，你一进来就会发现里面充满慈爱，充满光明，充满真诚。 认识了神，就是天人和一啊！人一达到这个境界，会突然发现自己是有根的，发现生命是有源头的，发现整个宇宙是有情有爱的，发现一切都不是偶然的。你找到了家，你知道你有一个大能大爱的父亲。以前我们以为自己是猴子变的，现在突然发现有个家，有个父亲这么爱着我们，他用阳光，空气，雨水，土地，植物，动物，矿产资源，良辰美景，天天养着我们，爱着我们。知道了这一层，我们的地位、心态一下子就不一样了。我不再是浪子，我不再是孤儿，我现在是有家、有爱、有温暖的宠儿。     从哲学学者到神学院学生 余杰：你在信主之后不久就蒙召献身、去神学院念书了，请你分享一下这一段经历。 远志明：感谢神，让我信主之后一直都生活在教会里，生活在这样一种氛围之中，从来没有离开过。每天读经、祷告、灵修，每周的团契和主日崇拜，让我与耶稣保持亲密的关系。信仰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种实践、一种生活方式。受洗之后，我经历了基督徒个人生命的破碎和重建，承认自己是罪人。包括家庭关系的彻底改变，我太太和女儿不久后都成了基督徒，我们一家人相亲相爱。此前，个人的知识、才华、成就都不是讨神喜悦的。我彻底谦卑顺服下来，一切都依靠神。 这个时候再去搞什么哲学研究，我研究不下去；再搞什么“六四”总结，我总结不下去；再让我去搞什么民运的派系斗争，我搞不下去。我昼夜思想的都是神。我想去读神学。林慈信牧师便介绍我去密西西比的改革宗神学院念书。当时，也有好多长者劝我不要去读，说，你刚刚信主，这个时候去读神学，太心急了。 我记得当时神学院的教务主任到费城，打电话给我，问我去不去？我太太在旁边给我递了个纸条，写了个英文单词：scholarship。scholarship就是奖学金。我太太最关心的是生活问题。我当时英文特别差，就跟教务主任说scholarship，scholarship。教务主任嘀里咕碌地说了一大堆英文，我听不懂。但我听懂了最后两个字，ok，ok，我就说ok，ok。我太太问我，怎么说的？我说，都ok了。 然后我就去了。去了以后真的ok。学院跟我谈，说你们家有多少存款？我说有多少多少钱。然后说，你女儿要不要念书？我说：要念。你太太要不要念？我说：要念。好，没过几天，给我一个单子，免我的学费，每个月还给几百块钱生活费。学校说，你不用担心，神都安排了。 余杰：你从哲学学者变成神学院学生，这个身份转换可真够大的。那时，你差不多“四十不惑”吧，“携妇将雏”，在神学院里算是个“老学生”了。这期间，也遇到不少的难处和挑战吧？比如哲学与神学学科的转变，比如语言的问题，比如生活的压力等等，这些是如何一一解决的呢？ 远志明：到了神学院，是又一个挑战。我的英文不好，根本听不懂。第一堂课，老师讲的什么我怎么也听不懂，就知道下课了跟大家走。有一次，刚坐下，哎，怎么又下课了？大家都走了，就跟大家走，后来发现是换教室。美国同学们特别好，把准备好的考试答案给我复印一份，我只要回来背就好了。可是背都背不完啊！怎么办呢？祷告！我告诉大家一个秘诀，信主的人，最大的福分，就是遇到任何事情都可以祷告。你可以转向神。你的人生如果没有神，遇到困难你转向谁啊？转向太太，太太转向你，两个人面对面，愁眉苦脸。现在好了，我可以转向神。当有人误解我的时候，我转向神；当我遇到难处的时候，我向神祷告。我说，神啊，你看怎么办？明天就考试了，今天单词还没背完呢，怎么办？主啊，我不想念了，太苦了。我的英文太差了，人家学校招我去，是把我当成特殊学生，叫special student。为什么呢？说是天安门广场下来的。感谢主，在神学院里，每次神都帮助我度过考试的难关。要么第二天说，这个不考了，要么说，写篇文章好了。写文章我不怕，我先用中文写好，让太太帮我翻。我毕业的时候，我太太深有感触地说了一句话：你能在神学院毕业，都是神的恩典！ 余杰：神学院的学习，对以后你的生活和工作有何益处？ 远志明：通过这几年的学习，让我建立起了牢固的信仰的根基。也让我认识到，基督信仰不仅是一扇门，更是一条路。我对二十年来在基督里的生命作了一个小小的总结，是两个方面、八个字：“向外结果”和“向下扎根”。“向外结果”就是拍片、布道和文化研究等工作，归根到底都是传福音。“向下扎根”就是与神亲近，建立个人与上帝内在的关系，这种关系外人看不见，但如果没有这种关系，你就会生活得很苦、很累，工作的压力、家庭的负担、身体的疾病等等，让你无法招架。 基督徒生命的成长，就是与耶稣交朋友，就是学习耶稣的十字架的精神，从耶稣道成肉身的生命中汲取巨大的动力，将自己献出去。信仰的力量来自耶稣，基督徒应当专注于耶稣身上，这似乎这很窄，但在面向世界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很宽广，因为全世界一切的文化精华、人心美善都汇集在耶稣这里。相反，如果信仰面向的是由耶稣派生出来的教义、教派，就会变得很狭窄、狭隘。比如，许多教派完全否定古代文明，也不关心社会，进入一个小圈子里。有一句话说得好：“好是最好的敌人。”耶稣的派生物（如神学、宗派）都很好，但是它们不能阻挡、代替耶稣。基督徒不能“只见宦官，不见皇上”，不能停留在教义上，要回归耶稣本身，因为耶稣涵盖了所有的一切。 余杰：作为一名八十年代著名的改革派知识分子，我相信你在成为基督徒以后，也不会放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那么，如何处理对故土的爱、对本国族的爱与福音之间的关系呢？换言之，就是普世的拯救与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远志明：基督徒是天国的子民，我们的信仰是跨越民族之上的。无论是白皮肤还是黄皮肤，无论是什么种族和国家的人，都是上帝所创造的，都拥有同一个血脉。基督徒如何处理与这个世界的关系呢？耶稣不与这个世界为伍，不接受这个世界的价值标准，耶稣说这个世界是在魔鬼的权杖下。所以，基督徒要采取分别为圣的态度，基督徒的归属感应当指向耶稣基督，而不是哪个国家、哪个政党。 今天中国存在着非常严重的民族主义思潮，这是很危险的，就像纳粹上台前的德国那样。即便在教会里，也有这样的毒素没有被清理干净。一个基督徒如果仍然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那就是没有完全认识到自己属灵的身份，而是处于一半属灵、一半属世的状态，一种生命被撕裂的状态。当基督信仰与民族主义发生冲突的时候，血肉和情感便无所适从。 基督徒也要处理政教关系问题。教会不能和政权合一，耶稣的教会更无法与无神论的政权合一。作为基督徒，当然要爱国家、爱同胞，但这种爱是属灵意义上的爱。我们关心的是生活在故国的千千万万灵魂的拯救，而不能被中国经济的发展、物质的繁荣迷惑。如果只有经济发展和物质繁荣，代价是灵魂沉沦与道德崩溃，那就是一种败坏。基督徒必须指出这种败坏，并呼吁国人悔改。 余杰：我从你的分享和作品中都能感受到，你对中国一直有很深的情怀。你的工作，一部分是在教会内部的，比如到世界各地的华人教会中去布道、传福音；另一部分，既影响教会，也折射到整个社会，比如你拍摄的一些电视片，不仅教会内的人喜欢看，也引发了教会外的人们的关注。于是，你就成了一个出口，上帝借着这个出口对所有的华人说话。 远志明：我一直在做两个方面的努力。一是让教会进入社会，我拍摄的这些片子，先在教会中引起了震动。有人说，为什么要拍摄这些片子啊？这跟传福音没有关系啊，讲的都是些历史、文化、社会方面的问题啊。但是，我们不能回避这样的问题：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与基督信仰有没有关系？神州有没有神的同在？我们要不要面对今天中国无神论、反神论的光景？我拍的片子都是入世的片子，是用信仰的力量摧毁阻挡福音的堡垒。我们不能只在教堂里点灯，要在整个社会中作见证。我们不能只爱自己，只爱教会中的弟兄姊妹，而要像德兰修女一样爱全地的人，要在地上行出上帝的公义和爱来。 另一方面，我每年都会有上百场的布道会，努力传达让教会和基督徒“注目基督”的观念。我们要注目耶稣、回归耶稣，对耶稣的扎根越深，在面对社会的时候眼光便越广阔。我讲到中国五千年的历史、褒贬中国的现实，有些教会反对。其实，如果回到耶稣那里，就会发现这些都是耶稣当年做的事情，耶稣从来不会假装看不见罪恶。上帝的真理充满全地，普天下的事都在耶稣里。     神州是需要深切忏悔的神州   余杰：我是先看《神州》这个电视片，然后再读《神州忏悔录》这本书的，与你的创作轨迹恰恰相反。虽然其中某些观点我并不完全同意，但我认为其重要性在于，无论是书籍还是影片，都是首次以基督信仰的角度来看待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与现实。你可以说它片面、不周全，但它是一个全新的视角。 新教进入中国两百年以来，中国本土成长起来的基督徒也有好几代了。早在清末和民国时代，中国的基督徒中就有不少高级知识分子、作家、学者，如林语堂、老舍、梅贻琦等人，但他们从来没有尝试过用信仰作为镜子，对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做一个整全性的描述、分析和反省。他们的信仰在一定程度上是个人性的，私密性的。而实际上，信仰还有其公共性的一面，基督徒更应当在公共生活中为主作见证。用基督教的价值来透视中国的文化和历史，是一项重要的工作。你的工作是原创性的、开拓性的。 远志明：这不是我个人有多聪明，因为耶稣在天上，用他的眼光看中国历史，就站得高，看得远。中国为什么叫神州呢？史籍上只有“赤县神州”的典故。我在网上询问，至今无人作出回答。中国人不能一谈到神，就“谈神色变”。中国的昨天，我用三句话来概括： 第一句话，我们原来是有根的民族。就像世界其它民族一样，我们的根就是上帝。 第二句话，我们背离了我们的根。无神论一定导致邪恶。当然，有神论也可能导致邪恶，但是无神论必定导致邪恶，因为它不相信有永恒正义，不相信末日审判，什么都不信。假如没有上帝我当然就什么都可以干，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的。中国的后两千五百年就是这样，皇帝代替上帝。皇帝也是个人，他也有罪，他怎么能代替上帝呢？结果只能是犯罪。中国历史上最大最可怕的罪全是皇帝犯的。 第三句话，神一直爱着我们。即便是中国背叛神的时候，他依然爱我们。神多次多方差遣使者到中国来，一直在呼唤我们，我们却顽梗不回头，一直犯罪受罪，直到今天。 余杰：“忏悔”这个概念十分重要，你呼唤忏悔比我更早。中国人习惯遗忘历史，不断重复错误，乃是缺乏忏悔的维度，而背后是没有基督信仰。十年前，当我批评余秋雨否认其文革经历、呼吁他早日忏悔的时候，许多国人不以为然，认为更坏的人都不忏悔，所有大家都可以不忏悔。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惟有在忏悔的基础上，才能重建中国文化。 远志明：忏悔与反省不同，反省虽属自责，却是基于理智能力的利害权衡和左右比较；忏悔则是面对上帝、发自灵魂的认罪悔改。我在《神州忏悔录》中所发出的，正是这样一声痛苦的忏悔。这本书出版之后立即引来各种非议。原因很简单，尽管忏悔隐含着最深的福分，但毕竟是一种剥光全民族的衣服，包括剥光那些最美妙道德衣裳的赤裸裸袒露，所以没有一个民族的忏悔者不被他挚爱的同胞所拒绝。 我在书中呼吁说：中国需要神！我们的祖先是敬天敬神的，后来我们背叛神，用人的利益和人的智慧，代替对神的敬畏，结果就一塌糊涂。孔子讲，唯仁由己，就是我想行善不就可以行出来吗？我想仁爱不就仁爱了吗？他错了。圣经说，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每一个人都立志行善，不犯罪，不作恶，不坑害别人，可是真正行出来，好难好难。历史证明，中国的人本主义不能救人。中国后两千五百年陷入痛苦，翻来覆去，一直到今天，还面临一个巨大的危险。这个危险不是政治，不是经济，是人心中的苦毒，是没有神的爱。这是非常可怕的。 余杰：《神州忏悔录》出版之后，你如何想到将其拍摄成电视片《神州》？直到今天，海外华人教会中，仍然少有人拍摄这类作品。近代以来，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福音，首先是从文字事工和文化工作开始的，比如第一份近代意义上的中文报纸就是传教士创办的。今天，中国教会反倒忽略文化和媒体方面的工作，以致不能对社会产生影响。大陆是因为外部环境的限制，北美则是因为教会缺乏这方面的异象。有基督教背景的或教会支持的少数媒体（如刊物、出版社），其内容大都局限讨论教会内部的事务，有一套自己的语言方式和表达方式，难以在更为广泛的社会层面上发挥影响力。我一直认为，应当有更多在文化艺术上有恩赐的基督徒站出来，从事这方面的工作，比如拍摄更多的福音影视作品，比如写作更多的具有信仰内涵的文学作品等等。像神州传播协会这样的机构，有十个也不嫌多。 远志明：我写《神州忏悔录》的时候，还在《海外校园》当编辑，《海外校园》为我提供了很好的写作条件。这本书出版之后，一些弟兄姐妹就鼓励我说，把它拍成电视片吧，就像当年《河殇》一样。当年的《河殇》是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来考察中国历史，这次因着我信了耶稣，从基督信仰的角度来看中国五千年历史，立足点就不一样了。我也意识到，电视片是一种综合性的艺术，将画面、解说和音乐结合起来，更能普及，更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加上我当年参与创作《河殇》积累了一些经验，于是我想到，是不是真的可以拍摄这样一部电视片呢？ 我先将《神州忏悔录》改编成剧本，再去找志同道合的人合作。很快，谢文杰弟兄和其他几位弟兄都参与到这一事工之中。我们成立了神州传播协会，开始筹款，最初的预算是六十万美元，结果一下子就筹到九十万美元，神的预备是何其丰富！在以后的两年时间里，我们夜以继日地工作，将五千年中国历史的资料都找来，剪接成三个半小时的七集电视片。这部电视片在海外华人教会引起了震动。更可喜的是，《神州》这个片子，在神州大地上广泛流传，大受欢迎，被大家复制了数百万份。我们欢迎复制，没有版权。 大陆同胞看了以后说，这部片子让他们重新思考中国的历史、现实和未来，比当年的《河殇》更加深刻。国内一个电影导演，连夜看完七集，电话里跟我说：这部片子，大陆人看了，会改变他们的价值观。是的，我们是用神的道来透视中国五千年历史的循环。中国历史的动力是什么？是恨，是“你死我活”。我们传扬的价值是什么？是耶稣的爱，是“我死你活”。这两种价值观的差别多大啊！ 余杰：中国当下的根本问题，是心灵和价值的问题。如果只是解决政治、经济的问题，而忽视心灵和价值的问题，中国人仍然不能过上真正幸福的生活。在海外华人教会的牧者中，你最了解中国大陆的社会政治和信仰状况了，你对国人目前的心灵状态有何评估？ 远志明：我偶尔看一看央视的海外频道，发现主持人的眼神让人难受。那种虚假、骄傲和算计，全部都写在脸上。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光有财富没有用，因为财富不能使中国安定。现在中国财富大大增长，每年增长百分之八左右，但道德下降、犯罪率增加。仅仅“五一”前后的一场“严打”，就枪决一千七百多人，相当于全世界三年执行死刑人数的总和。从最高领导人到普通老百姓，没有一个人否认，中国的道德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败坏。就连老师和医生这两种职业，都丧失了基本的职业伦理，他们在民调中的信任度，居然排列在妓女的后面。中国社会奉行的是一种“狼伦理”，难怪小说《狼图腾》能够卖几百万册。中国人只恨自己的心肠还不够狠毒。 人心的败坏，江泽民、胡锦涛都没有办法，他们幻想“以德治国”，宣扬“八荣八耻”。德有什么用？“德”如果没有“道”，就不叫“道德”；失了“道”，哪里还有什么“德”？只有得了真道，敬畏真道，德才能表现出来。今天中共当局以德治国有什么用呢？你去跟人们讲道德，人们会说，道德在利益面前一钱不值。以法治国就有用吗？处死一千七百多人，犯罪率照样增加。法有用吗？德有用吗？财有用吗？如果人心不改变，这些东西有用吗？ 余杰：很多知识分子喜欢讨论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而忽视心灵、精神和信仰的重建。正像我们在信主之前一样，一味指责社会制度如何不好，指出它的种种弊端，是一种置身其外的指责。实际上，这些罪恶跟每一个人息息相关，我们也在罪恶之中。看看今天中国的光景，从每一个家庭里便可以看得一清二楚。没有信仰，便不知什么是爱，便无法建立起稳定的家庭关系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拯救中国，应当从拯救家庭开始。 远志明：不要以为只是国家才如此不堪，普通人的家庭又好到哪里去呢？中国有好多家庭发了财，反而更加痛苦。男人在外面找第三者，过去叫“小蜜”，现在叫“小鸟”，到处有“鸟巢”。当局颁布了公务员的行为守则，严禁公务员包养二奶。但是，道德能够拯救家庭吗？法律能够拯救家庭吗？此种歪风愈演愈烈。 唯有全家敬畏神，方能全家蒙福。个人、家庭、民族，都是一样的道理。我们凭自己的能力没办法救自己，人不能抓住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定要有一个支点，这个支点一定要比我们大，那就是造我们的神。他是我们心灵的归宿。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