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家可归者的文学家园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缪勒二零零八年在瑞典哥德堡书展上发言，瑞典学院众多院士出席聆听。也许这就是她第二年获奖的前兆？）   瑞典学院颁奖词：“以诗歌的凝练和散文的实在，描绘出无家可归状态的风景。” 瑞典学院每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评选结果往往都出乎人的意料，让人惊奇，而二零零九年的评选结果，不仅让人惊奇，也让我惊喜。公布结果那天，我确实有点兴奋，好像一个球迷看见自己欣赏的球星在足球大赛上踢进了决定胜局的一球。中文里，说到喜讯会“奔走相告”，我在瑞典实在也没有什么朋友可以奔走相告，但是我给很多海内外的作家朋友打了长途电话或发电子邮件，告诉他们这个让我惊喜的消息。我也给瑞典学院院士、汉学家马悦然先生打了电话，表示我的兴奋和我的感谢：瑞典学院今年的评选真是太好了，在我看来，真是十全十美！ 瑞典学院院士是终身制，去世一位才能再补选一位。近年来，因为几位高龄院士相继辞世，遴选入一批新的年轻院士，换入了不少新鲜血液，包括新任的常务秘书恩格伦，才五十出头，已经执掌日常事务大权，还进入了只有部分院士组成的评委会。年轻一代院士将会如何评选诺贝尔文学奖，是否能够坚持诺贝尔的理想主义，使诺贝尔文学奖在这个权钱控制的世界上依然是一面张扬人文主义精神的旗帜，曾有人表示担忧。而今年的评选结果，在我看来，也可以说是这些年轻院士交出的一份让人放心的考卷，可打满分。恩格伦在宣布评选结果和接受媒体采访时的表现，也很出色，这也是我对今年的结果特别惊喜的原因，使我对未来的诺贝尔文学奖评选依然抱有希望，满怀信心。   具有时代意义和纪念意义的颁奖 我说今年的评选结果十全十美，因为在我看来，对于二零零九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再没有比缪勒更好的选择了。不仅是评选出一位好作家，而且是选在一个好时机。 每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评选结果当然是都有特定意义的。首先是表现诺贝尔遗嘱所说的理想主义的意义，其次是褒奖作家的文学成就的意义。有时有为历史作证的意义，也有提升某种文学让受冷落的文学引起世人关注的意义。有时仅仅是文学的意义，经常又有超越文学的意义，有文化的、社会的甚至政治的意义。而今年的评选，则有突出的时代意义纪念意义。回顾诺贝尔文学奖百年来的评选历史，恐怕没有过一次评选结果像今年这样明显有纪念意义和时代意义，和一个过去的时代联系得如此紧密。 简短地说，要理解二零零九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评选结果，必须联系到一九八九年。对于二零零九年诺贝尔文学奖的任何评论，没有和一九八九年联系在一起，没有回忆一九八九，没有理解一九八九，都会毫无意义，都会黯然无光。 一九八九年是整个世界都感到巨大震痛和震惊的一年。但这种痛苦也如新生儿出生时的阵痛，它孕育出了一个新的时代，改变了世界的方向，也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在全世界的惊诧中，柏林墙被榔头铁锤击毁，甚至是被赤手空拳的人们推倒。在柏林墙的倒塌声中，东欧铁幕世界的专制政权也一个个纷纷垮台。另一个让世界人民唏嘘不已的电视镜头，就是罗马尼亚的独裁者齐奥塞斯库夫妇被枪毙，那里正是缪勒的祖国。 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九日，在柏林，在欧洲的很多城市，都举办了纪念柏林墙被推倒二十周年的活动，人们重新燃起记忆之火，像是庆祝一个盛大节日。尽管如此，二十年过去，世界已经面目全非，很多人对于什么是柏林墙背后的生活，什么是铁幕下的黑暗，已经不那么清楚。特别是年轻一代，更没有对那种生活的切身体会和记忆。还有企图恢复极权重建柏林墙的统治者，他们会刻意地让人遗忘一九八九，像是清理电脑内存一样，删除和销毁那些历史文件和档案。同时，他们又会刻意地编造出虚假的历史，扰乱人们的记忆。 早在二零零七年，缪勒在德文日报《法兰克福时报》（Frankfurter Rundschau）上就发表文章，批评罗马尼亚已经形成了对这个国家过去历史的“集体健忘症”，“尽管这里曾是斯大林之后东欧最顽固的专制政权的大本营……他们装作不知，好像这些过去历史已经化为空气消失得无影无踪……忘记了那个最恶劣的专制者齐奥塞斯库，还有一帮他个人的追随者，足可和北朝鲜一比高低。” 缪勒拒绝遗忘。缪勒虽然用德语写作，而且已经定居德国柏林，但她却是出生于罗马尼亚的德族人，一九八七年才流亡柏林，其实是罗马尼亚流亡作家，这是理解她的创作的重要背景。她的写作几乎总是指向一个方向：指向过去，指向一个原点，也就是指向自己的祖国 — 齐奥塞斯库统治之下的罗马尼亚，指向铁幕下的生活。她说，“回忆我那些在齐奥塞斯库政权下被杀害的罗马尼亚朋友，把他们写入记忆，这是我的责任。”她还说，其实是这种专制迫使她不得不写，甚至成为她的写作动力，“可惜的是，就是今天，这种专制依然到处存在。” 所以，尽管瑞典学院并没有明确说明，他们是否有意地这样选择，但是，在象征东欧专制制度崩溃的柏林围墙倒塌二十周年之际，瑞典学院把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专门描绘齐奥塞斯库统治下的罗马尼亚铁幕生活的作家，发给一个居住在柏林的罗马尼亚流亡作家，它的纪念意义和时代意义是不言而喻显而易见的。还有什么是比这更好的纪念？难道这还不是一个最好的时机？ 缪勒作品的瑞典出版人就认为，瑞典学院给缪勒这项殊荣，是表彰她为拒绝遗忘而做出的努力，这也是为了唤醒记忆，既是纪念那种专制制度下的受难者、被剥夺者、无家可归者，也是对奋起推翻极权暴政的东欧人民的致敬。 这不仅是选择了一个作家，也是选择了一个时代。 从此，不是缪勒肉身不朽，而是她的作品将会引起全世界读者的持久关注，成为了解那个时代那段历史的经典教科书。 就文学创作的成就来说，缪勒当然也名至实归，完全配得上诺贝尔文学奖这项荣誉，这是无可怀疑的。缪勒是一个优秀而严肃的作家，虽然很边缘化，还被当作“德国文学的圈外人”，作品也不为大众熟知，但在欧洲文学界她其实早获好评，已经得过很多优秀文学奖项，如克莱斯特奖、卡夫卡奖、欧盟文学奖和在世界文学界素有盛名的都柏林文学奖。她也早已被选为德国语言与诗歌学院的院士。   同在异乡为异客 世界上难得有十全十美，所以我说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评选结果十全十美，自然是出于我个人的偏爱。我甚至觉得，瑞典学院给缪勒的颁奖词，几乎就是专为我这样的人写的。我其实正是缪勒笔下描写的那类“被剥夺者”和“无家可归状态”的人，而她的作品，正是用诗意和形象为我这样的人描绘出难忘的风景，创造出文学的家园。 这里我要特别说明一下，瑞典学院给缪勒的颁奖词瑞典文本和英文本稍有区别，其中说明“风景”的定语，瑞典文本用的是抽象名词“hemlöshet”，意思是“无家可归状态”或“流离失所状态”，这还不是直接指人，而是一种生存状态，而英文本用的是名词化的被动式动词“the dispossessed”，这是指“被剥夺者”，是指人被剥夺了本来“拥有（possessed）”的一切，被剥夺了生命、青春、自由、权利、财产或家园。 生于一九五三年的缪勒完全可以算是我的同龄人，而且是同命运的人。我这样想象，如果缪勒是出生在中国，也是“在红旗下长大”，她也会经历文化大革命的波折，也会成为一个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被遣送边疆，也会经历理想幻灭的痛苦过程，也会恍然大悟，明白自己从来不是自我的“拥有者”而是“被剥夺者”，于是她开始在文学中重新寻找自我建立自我，把生命的意义寄托于文学，最后，因为需要自由的呼吸、思想和写作而背井离乡远离故土。 因为命运相同，因为同在异乡为异客，所以她的经历、她的处境我能体会，她的思想、她的趣味我能认同，她的小说、她的文字能引起我的强烈共鸣。缪勒有一本描写流亡生活的小说《一条腿上的旅行》，仅仅书名就让我深有同感：身在海外，在非母语的环境中生活，对于从事母语写作的作家来说，真像丢失了一条腿一样行走艰难，确实尝够了只有“一条腿”的人生旅行的滋味。 当然，罗马尼亚的“知青作家”缪勒取得的文学成就让人望尘莫及，她远比我们中国的知青作家出色。这到底是为什么？我们可以从缪勒的文学创作中得到很多启示。除了其它的因素，缪勒有一份难得的执着。她从一九八二年出版第一部作品开始，至今已经出版了二十二本著作，几乎全是记叙齐奥塞斯库统治下的生活经历和流亡生活，永远把这种重负作为创作之源，可以说固执而顽强。她的作品，始终是在描写 “无家可归状态的风景”，这风景中总有一道无形的墙 — 和柏林墙一样的禁锢自由的高墙 — 绵延不绝。可以说，现实中的柏林墙可以推倒，但是缪勒要告诉人们，在精神世界里，这堵禁锢自由的墙依然存在，始终存在。反观中国的知青作家，大多数在写了几本过去的底层生活之后，就开始“与时俱进”，追求时尚，随波逐流，或者玩弄写作技巧，翻点“现代派”的新花样，但是他们对苦难的记忆却日益模糊，感情日益麻木，不用说鲁迅式的“呐喊”，甚至连“呻吟”都听不见。他们的文字可能成熟而华丽却再无感动人心的力量，这不能不让我感到遗憾。 缪勒不仅文学创作上执着，而且个性很强，尤其是对极权专制及其追随者决不妥协绝不宽容。当年她在国内时，就是因为拒绝和秘密警察合作而丢失工作，宁可成为“被剥夺者”。还有个例子也可以说明她的这种强烈个性：我听说缪勒很早退出了德国笔会，因为东西德合并之后，东德笔会也和西德笔会合并为一个笔会，而有些会员是前东德的官方作家，缪勒不愿意与那些为极权制度唱过赞歌的官方文人“同流合污”。我也是国际笔会会员，一向赞同国际笔会的原则，也就是伏尔泰的那句名言可以概括的原则，“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要捍卫你说话的权力”。国际笔会本来不分政治派别，左派右派都可以容纳，对不同政见的作家，包括曾经依附权势的官方作家，只要他们接受国际笔会的原则，本来也可以宽容，但是缪勒却不留情面。 反过来，对于受极权专制压制迫害的作家，特别是流亡在外的作家，缪勒又充满同情，态度鲜明地表示支持。她最近就参加另一个德语流亡作家笔会的活动，为他们撑腰站台，这和她之前退出德国笔会的举动相比，真是亲疏远近态度明朗。二零零九年十月的法兰克福书展上，刚刚带上诺贝尔文学奖光环的缪勒自然成为众目睽睽最受关注的人物，但是她除了参加自己的出版社展台的演讲活动，对其它展台的邀请几乎一律推辞，有意思的是她却来到了为流亡在外的中文作家特设的讲坛，和这些作家公开交流对话，明确表示她理解和同情“我们”这些中文作家的命运和境遇，正因为她也有同样的经历和体会，也是同在异乡为异客。 缪勒是属于“我们”的作家，是“我们”这类人的出色代表，因此她的获奖当然值得“我们”庆幸和感到骄傲。   诗意的凝练和散文的实在 瑞典学院给缪勒的颁奖词称赞她的作品具有“诗歌的凝炼和散文的实在”，这是说，缪勒作为作家，她的成就不仅在于她深知自己应该写什么，还知道应该怎么写。 这里，“诗歌的凝炼”到底是什么意思？有人以为，颁奖词是说缪勒也写诗，而她的诗歌具有凝炼的风格。其实不然，认真去读她的作品，就能明白这是说她的小说语言也具有诗歌的凝炼，有高度浓缩性，成为缪勒小说的语言艺术特色。瑞典学院推崇缪勒，主要也是因为她的小说创作而不是诗歌，是因为她的小说具有独特的语言风格。新任常务秘书恩格伦在瑞典电视台上接受采访时，特别介绍缪勒的小说语言独特，很有个人特色。他说，“你把作品拿起来一读就能知道这是缪勒的作品，因为你能辨认出她的语言风格”。 能有自己独特的语言风格，这不是作家都能够做到的，特别是那些一般而平庸的作家。 这里我翻译缪勒最新小说《呼吸的秋千》中的一段，相信读者就能明白瑞典学院的这句评语是什么意思。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很多青壮年的罗马尼亚德族人被驱逐到苏联劳动营中去做苦工，理由是德族人曾站在纳粹德国一边，应该受到惩罚。这部作品就是描写劳动营中的生活，披露一种特殊制度下的“被剥夺者”的生存状态。 “水泥不够。煤多得用不完。连渣滓、铁屑和沙子都够了。可水泥总是用光。水泥自己就变少。你必须当心水泥。水泥会变成梦魇，水泥不光会消失而且会缩小。那时一切就充满水泥而没有一点水泥剩下了。 队长叫喊：管好水泥。 工头叫喊：节省水泥。” 刮风时队长就喊：别让水泥刮跑了。 下雨时工头就喊：别让水泥弄湿了。 当一个水泥袋子破掉的时候，检查员就喊：别让水泥漏掉了。 水泥袋是纸的。水泥袋纸对满袋水泥太薄了。两或三或四只手可以抬一个袋子，在两或三或全部四个角上抓住它 — 可袋子还是破了。破袋子节省不了水泥。从干的破袋子里漏掉一半水泥到地上。在湿的破袋子上粘住了一半水泥在袋纸上。没法改变：越节省水泥，水泥消失得越多。抓住袋子的时候水泥就已经会骗人，象门牌号码、雾或烟 — 到处可以看见可无处可抓。飘在空中，潜入泥土，粘上衣服，附着皮肤。 ……” 我生了水泥症。有好几个星期我到处看到水泥：晴空是抹平的水泥，阴云是堆砌的水泥。雨把水泥绳从天拧到地。我的灰饭碗是水泥。警犬拖着水泥的尾巴，伙房后垃圾堆里的老鼠也是如此。…… 在劳动营里人总是让劳作弄得灰头土脸。可任何脏东西都没有水泥那么缠人。水泥像是土灰一样摆脱不了，也不知道它从何而来，因为它已经到处都是。在人头脑中，除了饥饿，只有想家之念像水泥一样扩散。它用同样方式支配你，用同样方式淹死。我看人头脑里只有一种东西比水泥还扩散得快 — 恐惧。 ……” 从这段译文，我们可以看到缪勒行文句式多半短促而有节奏感。很多句子只有两三个词组成。这种简短和海明威 “冰山”式语言的简洁有些相似而又不同，因为缪勒的语言更具有诗化的寓意性。例如在这段文字中水泥其实已经成为一种象征，有特殊的寓意，表现外在世界对人的压迫感。人与水泥的关系其实也是表现人与外在世界的一般关系，表现人在一种特别制度下的特殊心态：人已经处于异化的状态，摆脱不了外在的压迫，无处不在无法逃避的压迫，人的内心充满恐惧。而你越是惧怕，你越不能摆脱。“一切就充满水泥而没有一点水泥剩下了”，这种写法凸现出一种卡夫卡式小说的荒诞。事实上，缪勒的小说确实承继了卡夫卡的传统，也是德语文学中悠久的寓意文学传统，所以获得过卡夫卡奖。正因为如此，缪勒小说既是和某个时代密不可分的，但是又是超越时代的，可以在更普遍意义上表现人与世界的荒诞关联，能打动更广大的读者。这和卡夫卡的小说创作也是相似的，卡夫卡小说和普鲁士帝国专制制度下小人物的生活状态密切关联，但是又具有超越那个时代的普遍意义，只要专制依然普遍存在。我就清楚记得，中国的文革结束，卡夫卡作品介绍到中国，激动过当时很多中国作家的心灵。 那么，颁奖词 “散文的实在”又是指什么？我翻译成“实在”是根据瑞典语的用词“Saklighet”，而不是颁奖词英语文本的用词“frankness”（有人翻译为“坦率”或“直率”）。这两个词之间，两种语言文本之间，确实有点微妙的区别，正如前面说的瑞典语文本“无家可归者”和英语文本“被剥夺者”的区别一样。“坦率”或“直率”通常是针对作者主体的一种用语，可以说是言志抒情发表个人见解时的态度，描述说话的一种口气和性格，而颁奖词里的“实在”却不是如此，或者说不仅如此，它不仅涉及主体，更是针对被描述的客体；它不仅是作者的态度和口气，更是一种看待事物描述世界的眼光，在这种眼光中，外部世界在文学中的呈现就具备了具体性实在性。换句话说，这个世界不在于你怎么去评说，口气坦率或委婉，而在于你怎么去观察，怎么去描写。这样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缪勒说，“语言是有眼睛的”：她是通过语言来观察世界，与其说她是在说什么，不如说她是在看什么，在把看到的东西实实在在写入文学。 如果我们通常说 “诗言志”，则散文通常有敷陈其事的功能，所以，颁奖词中“散文的实在”的意思就是说，缪勒的笔下世界是具体真切的，是充满细节的，是接近生活本身的，是就事说事的。这从上面我翻译的那段译文中也能体会到，水泥不过是劳动营做苦力的囚犯日常接触的建筑资料，是“实在”的事物，而缪勒用自己的浓缩凝炼的诗化语言，来敷陈她眼中这种“实在”的水泥，用常务秘书恩格伦的话来说，就是她的语言具有“达到极致的精确性”。 “实在”也是说明缪勒并不追求宏大壮观的历史叙事，没有英雄和传奇，没有异想天开的魔幻想象，更不是花拳绣腿，徒有华丽铺张的词句而空而无当。她的作品都是基于真实的人和事，而且都是小人物的日常生活，而且都是特殊的小人物，是“被剥夺者”和“无家可归者”的生活，正像卡夫卡式的“被审判者”和“被出卖者”，或者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被侮辱者和被损害者”，所以，缪勒创造出的这些独特的文学作品，这种人物形象，这种独特的“无家可归的风景”，依然是继承了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文学传统，特别是近现代的批判现实主义的传统。这种传统，通过揭露社会制度对人性价值的摧残和剥夺来批判这种社会制度，通过悲剧性毁灭来引起人们对人性的同情和悲悯，从而用文学来肯定人性。可以说，通过“无家可归的风景”，作家又是为人建立了自己的家园。 这种人文主义传统，在目前这个被金钱和权力垄断的世界上，正经受着前所未有的冲击，以致很多人的信心都开始动摇，悲悯精神也开始丧失。所以，瑞典学院在这个时刻选择了缪勒，给她颁奖，最重要的意义自然是对一种正被动摇着的人文价值的肯定和维护，是对世界格局中一种咄咄逼人的权势表示出绝不让步的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