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与公民社会——党国与社会的互动（上）

内容提示：中国的民主化转型、互动模型，其实正在趋于成熟。在未来的转型当中，不要抱着以前敌对的思路，而是以都是中国人的思路，客观公正看待党国体制，这样有可能使大陆的转型告别暴力革命的模式，而走出以台湾互动模式为核心，同时参考苏东模式的转型之路。     主持人：各位朋友，欢迎大家来参加“传知行”转型论坛，今天我们邀请到范亚峰博士。范亚峰博士是我国非常著名的法学学者，同时也是今年正在兴起的家庭教会的一位领袖，是在做神学研究的一位重要的学者，担负着很多项研究工作和相关一些媒体和机构的领导工作。今天他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法治与公民社会”，下面有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由范博士先讲，讲完以后各位还有一个半小时左右的时间互动，现在我们就先欢迎范博士来跟我们演讲。 　　范亚峰： 　　感谢“传知行”邀请我来跟大家谈一谈。“公民半月谈”是我很熟悉的一个平台，因为05年4月份在三味书屋讲过一次“维权政治论”，去年又到三味去搞了一个“公民民主宪政论”，今年又再次来到“传知行”来搞这样一个讲座，觉得很好。 : 　　从05年我讲“维权政治论”到09年的秋冬之交，应该说中国发生了很多的变化，我基本上是延续了之前四年半的思路，进一步地往下延伸一些。 　　我今天大概讲上一个到一个半小时，然后再花些时间大家来比较充分地互动，我觉得这种形式非常好。上次在四年多之前“维权政治论”的演讲，后来应该说发生了一些影响，跟这种比较长时间的互动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觉得这是你们开创的形式，在高校里面一般只有两小时左右，讲一小时，然后互动一个小时。 　　首先我从最近的形势开始谈。从2008年到现在大家都有一个观察，社会的变化、各种事件非常多，比如说群体事件，各种自然灾难和社会各种公共事件层出不穷，所有这些都给我们理解当下中国社会带来了困难，如何理解08年到09年的中国社会？如何来理解未来的整个中国的这样一个变局呢？我在这里面尝试给出一个框架，基于党国与社会的一个框架。 　　一、两种党国体制 　　首先讨论一个概念就是党国体制。党国体制是近代以来在中国在20世纪初帝制倾覆后转型所形成的一种模式，具体形态有两种：一种是国民党的以党治国，一种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国体制。这两种党治模式有它共同的结构。都有一个统一的五合一的体制。哪五个合一呢？一个是一个政党，第二是一个政府，第三是一支军队，第四是一个主义，第五是一个领袖。党国体制在台湾1987年蒋经国开放党禁、报禁，到90年代李登辉的宪政改革，再到台湾2000年的总统选举民进党上台，再到08年的马英九胜选，国民党重新上台执政，整个从大陆到台湾的中华民国的党国体制就基本上瓦解了。 　　从帝制到党国体制，再到民主体制这是中国文明的一个线索。这个线索的话，我们看到这个海岛它已经成功地实现了民主化。今天来讲，从政党轮替之后，马英九上台，台独问题不再是大的问题，08年以来大家都注意到，整个大陆包括民族主义者对于台湾民主的认同也在急剧升温，这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在大陆的社会转型进入深水区的时候，台湾一个小岛的民主化对于大陆的借鉴意义是具有根本性的，这一点我在以前已经讨论得很深入了。 　　台湾的民主模式基本上是一种互动的模式，这个互动模式是什么含义呢？可以用政治企业家理论、政治市场理论来解释。台湾的模式是原来作为官的国民党这一方和作为人民一方的比如民进党，台湾的民间力量，双方都是政治企业家，不断地衡量镇压成本和容忍成本。在民进党抗争里面提出一个词语叫做“暴力边缘理论”，民进党搞街头化既不能造成大规模的流血，同时又要有一定的冲撞。“暴力边缘理论”是台湾民主模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其实，在台湾整个民间力量的崛起是两个路径，一个是基层选举，台湾很早就开放了地方选举；另外一个是通过办杂志，尤其是《美丽岛》杂志。《美丽岛》杂志在全岛开办事处，十处办事处。这使得台湾沿着这两条线索在后来形成了两个民主转型中的机制，一个是公政会，就是公共政策研究会；一个是所谓的编联会，就是编辑记者联合会。这两个是整个台湾的组织化重要的脉络，我刚才已经提到，官、民双方精准地衡量成本，使得台湾转型中没有发生很大规模的流血，最终应该说是一场和平政体革命，也可以称为和平政体变革。 　　鉴于今天大陆民间一听“革命”这个词就头疼，我们可以把它称为变革，但实际上它的产生是一场革命。因为它形成的台湾的新的权力结构完全不同于原来的国民党的结构，对党国体制的转变，台湾模式提供的经验是和平政体变革或者说和平政体革命。这是一个词，不要听了头皮发麻，一听革命说是暴力。不是。它是一种压力性的，而且是精确衡量的压力性的。 　　刚才介绍了台湾的几个要点：第一，它是互动，体现在政治企业家，双方衡量镇压成本和容忍成本。第二点就是它的街头化抗争采取“暴力边缘理论”。不是我们大陆很多人想象的那样，一听到非暴力就理解为无暴力，非暴力跟无暴力不是一回事。无论是甘地还是马丁.路德.金，实际上他们的非暴力运动当中都有很多的暴力，他不过是不搞暴力革命，比如上山打游击、组织军队这种武装对抗的大规模战斗、战役等等，不把这种暴力革命作为变革的方式，这就叫做非暴力运动。但是并不是说这里面没有暴力。“暴力边缘理论”我们后面会讨论到。第三点就是组织化的两条路径，即地方选举和编杂志。 　　台湾模式这几点在大陆我们都可以发现，某种意义上可以讲大陆过去若干年的社会变化、民间力量崛起，基本上是对台湾模式的学习。第一点是政治企业家理论、政治市场。政治市场开放中双方衡量镇压成本、容忍成本。第二点是“暴力边缘理论”，街头化的“暴力边缘理论”。第三点是组织化过程当中的两条线索，一是社会动员必须要实现持续积累，最后才会有民进党，不然的话哪来的民进党？民进党是组织资源。政治市场的含义是什么？这跟搞政治、做生意没什么区别，这当然体现了一种经济学本位主义，要批判，经济理性有它的限度。但是用经济理性来分析政治转型有它很深刻的地方，也不要一棍打死，理解到经济理性的限度就行了。它组织资源的方式，一是基层选举，另一个是编联会，做刊物杂志，刚才讲到是一个重要的背景，刚才我讲到今天的核心逻辑是两种体制，党国与社会的两种逻辑。 　　党国逻辑我首先回顾了国民党的党国体制以及它变革当中的三条核心的经验。再来看大陆，我们知道孙中山和毛泽东都是学习苏联，但是一个是外部学习，一个是内部的嫡传，这是不一样的，所以大陆的党国体制比台湾要精密得多，应该说，很多方面都发育得非常完善。同样是党、政、军、主义、领袖，但是这里面产生了许多很精巧的结构。很重要的几个原则，比如说党统军政，党是统领政治、政府和军队，而不是军队领导党，这一点跟台湾有很大的区别。蒋介石是非常迷信武力的一个人，正因为如此，国民党向来在搞宣传上比共产党差的很远。也因为迷信军队的这个缘故，所以蒋介石无法搞定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国民政府时期，当时的自由我们都很清楚，比四九年之后要多得多，但是对老蒋恰恰是在知识分子当中意见最多。 　　在毛的时候几乎没有任何自由，但是钱学森这样的大科学家也可以在《人民日报》上论证亩产100多万斤也是可能现实的。我估计这几天大家都看到了《人民日报》的影印件，我也看到了。真正能够坚持自己的人格尊严的，在当时基本上可以说都是有信仰的，比如说梁漱溟。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传奇，五三年跟毛泽东（发生争吵），七几年对江青，但这样的一个人，他是一个儒家，所以牟宗三上称他为“独能生命化了孔子”的一个人，他自己称他是一个佛家。此外，50年代有一群基督徒在1958年“三自运动”当中持守信仰，剩下的一小批人被抓到监狱里面去。但是整个来讲的话，社会处于这样一个状态。整个大陆的党统军政，是党国体制非常重要的核心的原则。其次，它的意识形态系统也比国民党要精密得多。我们比较一下《孙中山选集》，蒋介石的演说和《毛泽东选集》，就可以看出意识形态的精密度差距很大。但我们今天主要不是讨论这个问题。 　　党国体制是我们理解目前中国大陆转型的最重要的一个背景，是像近来左派比如甘阳强调的，前三十年跟后三十年是一致的。其实从党国体制、党治模式来讲，他这个强调的确是正确的。前三十年跟后三十年端的是同一碗饭，吃的都是毛泽东的饭，吃毛泽东的党国体制的饭。所以理解党国体制是我们理解中国过去六十年，也是理解09年当下和中国未来的一个非常关键的线索。 　　党国体制在毛泽东手里面变得非常精密，应该说他非常自觉地深层地实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阴阳五行等中国哲学的改造。所以有人讲，20世纪中国哲学家里把毛泽东算作一个，这是当之无愧的。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第七卷就是这么处理，么我也认为毛泽东的确是可以列入20世纪中国的十大哲学家，不夸张的说，我甚至认为可以列入前五。具体地体现在他对阴阳辩证法的改造，体现在他的《矛盾论》上；他对五行的改造体现在他的党国体制：党、政、军、主义、领袖。对此，本人的研究已经有初步的成果，但今天不是来深入探讨这个，点到即止。 　　毛在新的中国哲学，新的中国道路问题上的确是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应该说到现在为止，整个20世纪，毛泽东对中国哲学、中国思想改造的深度，他之后还没有第二人可以相比。严格来讲邓小平的革命有一点哲学含义，但是，因为他本人就不重理论，所以邓小平改革开放的中国哲学意义是非常有限的。 　　大陆的党国体制在1978年之后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研究党国体制有两本重要的专著，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从市面上找来看一看。一本是科尔奈的，《社会主义体制：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另外一本书的作者叫做乔纳蒂，匈牙利的经济学家，两个都是出自匈牙利。匈牙利这个小国非常了不起，出了好几位世界级的经济学家，尤其是科尔奈和乔纳蒂对于苏东和中国这样一个党国体制的研究可以说到现在为止，就我个人体会应该说是最深刻的。而中国大陆的学者，实际上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运用政治经济学以及更加宽泛的社会理论、哲学，乃至于神学和中国哲学等方法综合地对党国体制进行研究，这是非常不幸的事情。    为什么这样讲？可以说我们现在的危机和这有很大关系，我们无法实现对于自身的非常深刻的理解，自我理解不足，很多时候我们会忽视很多东西。疑惑很重要的是因为我们对于这个体制缺乏深入的研究。 　　二、大陆邓小平改革的党国逻辑与社会逻辑 　　我刚才提到毛泽东建立的是一个经典的党国体制。1966到1976当然是一个极端的形势，是一种实验。到1976年毛泽东死亡，十年的实验失败了。在这之前，1971年林彪事件整个已经暴露了党国体制的深刻的危机。在各个方面来讲，这样一个实验都表明是无效的。所以在1976年毛泽东死亡之后，就有1978年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可以理解为是党国体制的重要的一个变形。 　　改革开放三十年，党国体制里最重要的变化是把计划经济转变成市场经济。以这个变化为起点，在其他方面也产生了一些深远的变化。1978年以来的三十年改革对党国体制做了比较深刻的改造，我们可以从党国体制的角度来分析，从外部或者自我理解来看邓小平理论的意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就是非常明显的党国体制、战时动员体制的着重点发生很大变化。 　　毛泽东创造这个党国体制他是在战争当中发展出来的，这个历程就不用详细叙述。那么战时动员体它最大的特点是用于打仗。所以无论是在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尤其是在淮海战役这个中原决战中战时动员体制的动员能力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60年之后来看，对毛来讲的话，把这个战时动员体制拿来做什么？就是动员来搞文化大革命，后来证明了它的动员效果是非常让人怀疑的。所以以阶级斗争为纲是从1949年到1976年这27年动员的目标。后来中心目标就转变成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是目标改变了，整个动员模式还是没有改变。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会体会到在中国现在有很多特征，比如运动式执法。干什么都是一阵风，这是根源于战时动员体制的本性，体制的产生是用来打仗的。打仗的特点是什么呢？一仗打完了，就要修整，不可能老是打仗。所以运动式执法，还有很多方方面面的特征都跟战时动员体制相关。 : 　　第二点，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实这里面少了很重要的一个，即坚持对军队的领导。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民主专政、社会主义道路、马列毛思想，其实还有第五项原则，就是军队要保持在共产党控制手中，这个没有讲。这五项原则就意味着党国体制在过去三十年里面，就政体而言，是没有什么根本的改变的。 　　改革开放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一个基本的特点改革主要是经济改革，开放也基本上是经济的开放。党国体制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是一个转型。用乔纳蒂的分析框架，他认为是一种自我撤离。今天演讲讨论的核心框架是党国与社会的两种逻辑。党国体制一个基本的特点是什么？把原来大一统的这样一个中央集权的帝国转变成一个党国，关于党国，吴思有一句精妙的话叫做党国是帝国的最高形态。就这一点上来讲的话，我们可以体会到，这里面有一个连续性假设，很多人认为党国体制是外来的，向苏联学习的。但实际上吴思的观察是非常深刻的，我基本上也是持这样一种观点，无论是国民党党国还是共产党党国，其实都是中华帝国传统的延续，帝国延续的高峰是什么？是党国。 　　在政权来讲，我们看到党国的出现一个特点是什么呢？无论是国民党的威权还是共产党的毛泽东时期的极权，以及邓小平时期的后极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社会的弱小。我今天提倡党国与社会这两种逻辑。社会的弱小在1949年到1976年这就很清楚，三反五反、1958年的“三自运动”等方面我们都可以看到。整个中国的会道门，底层社会，无论是黑社会还是江湖，或者其他的社会形态，像教会等都受到严厉的打压。改造过之后就形成了一个党国与社会合一的架构。到了文革期间基本上没有社会，社会已经消失了，只有群众，群众不是社会。 　　所以第三点，1978年邓小平的改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是社会逐渐重新发育。这首先体现在经济改革自然而然引起了市场经济部分的，私有的产权的这个概念逐渐引入。首先是家庭生活，私人社会的部分地兴起；其次，逐渐地像儒、道、佛的传统信仰，包括基督教家庭教会都发育起来。这样的发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视角。我们分析党国与社会的两种逻辑，刚才首先讨论的是党国。在党国邓小平改革的过程当中，社会逐渐地恢复，逐渐形成了自身的逻辑，在1980年代就形成了社会运动。 　　80年代我们记得比较清楚的，1979年有一个西单“民主墙”运动，魏京生第五个现代化的运动，后来迅速地被镇压。其次来讲是1980年在北大附近，海淀区高校为核心的这样一个学生竞选人大代表的运动。80年代的竞选运动开启了1980年代的社会运动中心的线索，现在很多人都很清楚，就是十年学潮。然后接着是1985年的反日的学潮，1986年的这样一个从合肥扩展到全国的学潮，然后是1989年的学潮。那么到1989年的学潮就把从1980年的竞选运动到1989年的学生运动，社会运动的逻辑，发展到极致。 　　这里面我们就动态地看到一个党国逻辑与社会逻辑的酝酿过程，在80年代是党国逻辑与社会逻辑从合一走向分离的过程。在80年代就有一个概念叫思想启蒙运动。这个运动对于整个社会的发育非常重要，整个中国社会拥有了一种不同于党国自身的视角。这一个新的社会的故事的讲述，对理解中国的转型非常重要。而十年学潮是这样一个故事的逻辑逐渐形成的过程。但是，在1980年中国的社会的学术特点是有思想，或者说强思想、弱学术。我本来是88年读的本科，对于80年代的思想启蒙运动是赶上了最后一年。到我大一的时候，就是89年的春季，学潮爆发了，正好赶上了一个末尾。可以很深刻地体会到就差那么几个月的区别，89级一进校，我们就注意到这是两代人。我们经常对70年代的人讲，我是69年的，我们不是一代人，你们比我们晚一代。这个感触很明显，就差那么几个月，但差别非常大。 　　社会逻辑从分离到初步的发育，到1988年，《河殇》这个电视片是这里面一个非常经典的故事。有人概括得好，80年代非常重要的主旋律，其实也是十年思想运动的主旋律，对社会来讲就是全盘西化。所以《河殇》是什么河之殇呢？是黄河，是大陆文明的悲叹和终结，海洋文明的开始。意思是表达全盘西化的倾向。全盘西化派在80年代是占据一个比较重要的地位。当时刘晓波虽然没有参与到《河殇》的创制，但其实他们的倾向是比较一致的。 　　社会逻辑里面又分成两块：一是思想逻辑，一是社会运动的逻辑。这在80年代结合得特别明显。为什么80年代社会运动主要是体现为学潮？当时整个中国社会除了学生之外，别的都没有动起来，只有学生是当时思想最敏锐的。今天可能很多人已经不了解，当时书的印数达到骇人听闻的程度，萨特一本非常枯燥的《存在与虚无》据说印刷了25万册。这在今天来讲的话，觉得是太可怕了。今天的学术书籍一般是印5000到8000册，能超过1万，那已经是非常不错了，达到5万已经属于学术畅销书。 　　到1989年的特点是社会逻辑在初步发育，整个社会的主体性非常模糊的情况下，与党国逻辑产生了激烈的碰撞。碰撞的根源有两个逻辑、两个矛盾的结构，一个矛盾就是所谓的党国与社会的矛盾，另外的一个矛盾就是所谓的权力矛盾，权力结构内部的矛盾。在1989年，也出现了一次双核心之争，就好象今天存在的一样。 　　对中国共产党来讲，党国体制的特点是下层结构非常扎实，因为它是农村包围城市。为什么每次遇到危机安然无恙？重要的一点是它的下层结构稳固，不容易破坏。但是它上层结构非常不合理。这一点跟国民党正好相反，国民党的特点是上层结构非常合理。孙中山1925年去世的时候，国民党并没有孙中山指定的接班人，当时的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为争夺最高领袖，斗争得不亦乐乎，但是自始至终没有出现大的政变性质的裂变。虽然有些分裂，但整体来讲国民党上层权力交接一直都是很成功的，这体现了国民党和中华民国这个党国的权力结构的上层是非常合理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它的上层政体结构相当合理，而共产党的下层结构非常合理，很多的设计我们就不讨论了，比如说每周学习制度、支部建在连上等等。 　　总而言之，共产党对下层的控制和动员能力非常强大，但是上层权力结构相当不合理。从1966年文革以来，已经发生了几次危机，都跟它的上层权力结构出问题有很大关系。文革十年里面出现两次危机，一次是刘少奇。发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权力斗争，而这权力斗争明显体现了当时的接班人制度非常不合理。其次就是林彪对毛发动未遂政变，这也体现了权力结构的危机，这是第一次。第一次是以政变方式解决的，毛泽东发动了政变，解决了刘少奇。 : 　　第二次就是1976年。1976年事件其实也是一次政变，这个我们不需要多讨论。 　　第三次在1989年。89年事件的发生非常重要一点是在党国逻辑与初步发育的社会逻辑相碰撞的时候，正巧遇到了当时的接班人双核心之争。 : 　　而在这个时候，整个社会逻辑是非常幼稚的。当时广场上的整个行为是相互矛盾的，所以05年演讲的时候我说可以把80年代称为“团结党委搞改革”，它的自我意识基本上是一种恳求的、请求的心态。当时的绝食、下跪，有人扭送鲁德成等蛋击毛像的人到公安局等等，都可以看到当时社会的自我意识是常混乱。党国把社会一以贯之认定为敌人，凡是可能造成危险的都是敌人，这是毛泽东政治观一以贯之的思维：政治就是划分敌我，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这是党国体制，尤其是毛泽东一以贯之的思维，到今天在骨子里面也没有什么变化，但是会用一些表面的法律的方式来掩饰内在的很多东西，但就其本质来讲，这种政治观从来没有改变。 　　而社会当时很显然的，在整个自身的定位与党国的关系上是一种非常幼稚和不成熟的状态，无论当时的体制内的赵，还是当时民间的学生，也包括当时的知识分子。应该说1989年是社会逻辑与党国逻辑一次激烈的碰撞，是一次全局性的碰撞，这次碰撞当然我们都很清楚，它的结果是社会惨败，这是不用多说的事情。 　　社会惨败我们要总结它的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在于社会的弱小。所以今天很多访民说89年后悔，我们当时为什么不动起来，动起来就不会像后面那么惨了。事实上确实如此。当时的学生不仅是不敢动员工人、农民，而且当工人、农民表示要起来的时候，学生拼命地要划清界线。当时的学生纠察队专门用于防止社会闲杂人员进入学生队伍，这就体现了当时整个社会的弱小，十年学潮，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线索。 　　从1989年之后，过去的二十年，整个党国逻辑也发生了很深刻的变化，社会逻辑也是。党国逻辑的变化体现在几个方面，在过去的二十年里面，很大一个特点是把实用主义的意识形态推广到极致，这也是邓小平性格的一个体现，像秦晖等教授都有很深入的研究，我只是简单地提出几点。 : 　　总的来讲，它一个特点是什么呢？政经关系的矛盾更为深化。在1989年的时候，为什么会出现社会逻辑与党国逻辑的碰撞呢？很重要的一个解释是当时的政经关系出了问题。党国体制转型，基本上应该说80年代向台湾学习，遵守了一个政治威权或者后极权与，经济市场化的结合。这个趋向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引发经济自由和市场化，与政治威权之间的冲突。这个模式的结构刚才已经讲了，一面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是经济市场化的趋向。另外一面是坚持五项原则，实际上是政治威权的趋向。 　　这两个矛盾，党国体制的十分深刻的内在矛盾在1989年的时候已经体现出来了，当时的表现是反官倒、反腐败，以阻止社会结构的扭曲，但是在89年的时候没有能够解决问题。恰当的方式是用推进政治改革的方式来适应经济市场化所引发的新的社会结构的需要，但是在当时就没有回应这个需要。在1989年之后形成了经济市场化与政治威权的越来越激烈的冲突，这一个冲突的逻辑一直延续到00年代，就有一个新的社会运动的崛起。 　　90年代从党国逻辑看，一个特点是没有再出现上层权力结构的危机，这一点是邓小平的非常了不起的智慧。接班人和党国体制过去二十年的稳定得益于邓小平的双重指定，既指定自己的接班人也指定接班人的接班人，这个双重指定保证了二十年的稳定。这是他总结在毛泽东时期的从1966年到1976年不断发生的几次权力危机的教训所做出来的，在这种情况下，1990年代社会逻辑的发育就是兵分几路。从思潮上体现为古典自由主义的崛起，儒家的兴起，还有新保守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是在1990年代兴起的。另外，同时兴起的是基督教家庭教会。 　　社会运动与90年代的社会思潮之间的关系变就得非常复杂了，当时有一些思潮不能够形成社会运动，比如说当时的自由主义思潮，虽然有军宁先生等很多人办《公共论丛》等，但是它传播范围主要是集中在知识分子，乃至于高级知识分子。当时整个《公共论丛》的读者主要定位在硕士以上，还有大学里面，像名牌高校，比较有思考力的关心公共事务的本科生。当时《公共论丛》最受欢迎的群体是青年学生，我当时正好硕士毕业，一看就非常喜欢。 　　也因为这个原因，自由主义的思潮在90年并没有引发社会运动。但是，文化保守主义，国学热实际上和当时整个中国民间的这样一个信仰活动有一种内在的偶合。我说是偶然的结合，而不是一个自觉的结合。因为89年之后，社会控制在当时是很有策略的，严厉控制高校，同时要有缩有放，放开当时的气功组织，把气功组织活动空间大大的放开，所以我们就知道从1978年之后的一个气功热，到90年代达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 　　我94年处于人生低谷当中，有一次参加了在北大举行的带功报告，一两千人，今天听起来觉得很好笑。当时有一个好象是中科大的本科生，号称是经过顿悟，然后做了一场带功报告，在场的很多人表示病得到医治，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特异功能的反应等等。我当时觉得自己素质很差，没有什么太大的反映。但是1994年的时候，我刚才举的这个很形象的例子，你就知道，今天觉得很可笑的事情，但是在中国的过去几十年的转型当中，就这么活生生地体现出来了。 　　所以当时，文化保守主义的同时有一个社会上非常强劲的气功热，但是气功热实际上理论基础是非常混乱的。可以肯定的就是它没有跟文化保守主义的精英之学，没有和庙堂之学相结合。 　　现在看上去无论是儒家、道家、佛教，和当时的整个社会层面的这样一个气功运动没有形成连接，而这个气功运动在95、96年之后迅速地引起了注意，因为规模太大，这样的话，这就引起了1999年的法轮功和中功等整个气功组织全面受打击和取缔。 　　那么这个事件对于整个中国的，党国与社会的逻辑的关系是很重要的。这样一个逻辑与1989年的事件比较起来就体现了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分化。在1989年的时候，其实当时的思想运动，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是缺少一场宗教运动。道德和宗教的运动在1980年代是缺席的，所以这也体现出1980年代，在毛泽东76年死亡之后中国社会的信仰危机到1989年没有解决，这也是社会逻辑自身幼稚的一个体现。 　　到1999年的时候，整个中国的社会逻辑已经有了巨大的飞跃。法轮功、中功等气功实际上是中国人寻求精神信仰，非常广泛的草根层面的一个努力。中功宣称有3800万人，法轮功至少有1、2千万人，加在一块的话，气功运动至少波及中国一亿人左右，甚至我估计比这还要多，练过气功的人甚至可能达到数亿人。它不仅是一个健身运动，也是一场寻求新的精神信仰的运动，这是不同于89年的一个重要的变化。 　　另外一个值得重视的就是当时的家庭教会运动。家庭教会从1978年大概200万人，经过了78年到89年乡村的传播，据我所知从89年到99年，在温州、河南的乡村教会90年代都产生了巨大的复兴，使得家庭教会到99年的时候大概已经发育到2千万人左右甚至更多。当然也有人估计说97年基督徒（包括天主教及新教三自教会）已经有7千万，但是我个人不接受这个数字，我估计99年的时候基督徒在4千万人左右，这当然已经是一个很可观的数字。但是在90年代，到99年的时候，家庭教会的运动没有浮出水面，基本上还处于以乡村为主的阶段，正在酝酿着从乡村向城市的转变。当时基督教家庭教会的特点是三多，叫老人多、孩子多、妇女多。 　　刚才已经分析了，一个是气功，一个是家庭教会。在精英层面，自由主义没有引发社会运动，但是1980年代的思想启蒙运动延续到90年代，就是民主运动。89所谓的民主运动在90年代进一步引发90年代的社会运动，体现为规模很小的，今天不用翻墙软件，很难了解到它的线索。当时的组党运动的起点是1992年的胡石根等人的自由民主党，这其中包括一位北大的讲师，我在读硕士的时候只见了一两面，然后就被抓了的王天成先生。其次是1994的自由工会运动，再往下就是1998年的民主党的运动。 　　这三个运动在90年代其实是1979年的所谓第五个现代化，魏京生的民主运动逻辑的延续。同时也是一个比较激进的思路，这个思路在当时应该说没有任何的社会基础，所以党员人数都很少，像自由民主党大概有几十人，民主党在98年有几百人。总的来讲这是微小的一个数字。我们只要想一想共产党在1921年到后面，开三大、四大的时候有多少人，就知道这个数字是多么的微小。这个运动到1998年间以民主党全国几百人被抓捕，上百人被判刑而结束。 　　1998年到1999年，我们就看到了这个社会逻辑和党国逻辑比较明显的两个碰撞。一个碰撞是98年的政治层面，组党运动遭受巨大挫折。一个是99年的气功运动的挫折。这是中国社会独立于党国的，新的政治模式和新的宗教模式的挫折。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从00年代到09年我们来看，已经蔚为大观的两大思潮所引发的运动在当时都还处于潜伏的状态，或者说半潜伏的状态。一个是自由主义，一个是家庭教会，这是到98年的重要的一个变化。所以我把90年代民主派的努力称为“踢开党委闹革命”，80年代是叫“团结党委搞改革”，这是我的概括。 　　再往下来看，89年社会与党国逻辑的碰撞和99年、98年的碰撞相比有什么特点？我们看到，89年的碰撞具有全局性，是中国民间积累了十年力量的总爆发，同时也是一个巨大的挫折，成为历史巨大的悲剧。到98、99年碰撞具有局部性，甚至可以说党国逻辑和社会逻辑并没有形成真正的碰撞。可以说是镇压，因为引发的反弹非常地微小。比如说民主党，对中国的大多数人来讲是根本不知道的一个事情。 　　但毫无疑问，气功运动的挫折是一个重大的公共事件。99年的时候，政府开足马力在电视上搞宣传，所以当时有人说是中央电视台塑造了李洪志这个政治明星，经过几个月他就成政治明星了。后来对中功就变得聪明了，悄悄地干，再也没有出现中功张宏堡这个名字。其实张宏堡比李洪志资历要老，出山要早，88年就出山了，但是张宏堡的名气远不如李洪志，这就看到现代媒体重要的放大作用。 　　总的来讲，98年和99年这两次都没有形成党国逻辑与社会逻辑的真正碰撞，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党国自身闷声发大财的过程还在紧锣密鼓地延续。非常重要的是党国自身的调整和展现出的吸纳能力。它的吸纳能力在90年代有很好的体现。比如说，90年代很重要的几个特点，一个是吸纳公民社会的理论；第二，吸纳依法治国，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入党章和宪法，这是非常重要的努力。我们有人会有疑问，为什么在90年代大规模的社会运动没有发生？除了上层权力结构没有出问题之外，统治策略也是非常重要。应该说90年代在实质性的政治改革方面，在宪法和党章当中写入依法治国，并且认真地做了一些立法方面的努力，已经极大地满足了当时中国社会在自由产权保护等等各方面的需要。    这是90年代十年能够保持稳定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这也就符合乔纳蒂教授所讲的，过去三十年改革是一个党国体制自我撤离的过程。党国体制面临世界潮流，面临危机，能够更好、更稳定地统治，更和谐的秘诀不是打压，而是让步，是撤离。撤得要明智，不能撤得太多，否则可能威胁自身的安全。但是也不能不撤，而且撤不能是做样子，做秀。实质性的有智慧的撤离，会使党国与社会的碰撞减少。所以90年代就没有形成全局性的碰撞，也让海外许多人所认为的共产党三年、五年垮台的预言一再的落空。 　　我有一个朋友，在1992年的时候，邓小平一南巡，他当时就说海外这些人完了。为什么？很简单，道理就是邓小平的南巡推进市场经济，是党国体制一个巨大的撤离，把中国变成市场经济。这样中国社会的需要，基本上被共产党抓住了，在这种情况下，你就没有什么可操作的空间。1992年的市场经济是极为重要的一级议题。 　　在90年代第二个重要的议题是什么？这个议题就是核心议题，党国准确抓住了社会的核心议题，第一个是邓小平南巡的市场经济，第二个是1995年到1997年的依法治国。把这两个议题抓住之后，整个中国社会的经济与政治，政治威权与经济市场之间的矛盾就通过法治作为中介，有了很大的缓解。所以我们不得不佩服把依法治国97年写入宪法、写入党章的明智。07年政法委改组过之后，新的最高院院长上台之后拼命地搞司法倒退，我们看到现在民怨沸腾跟司法倒退有很大的关系。它这个政治智慧其实在退步而不是在进步，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这是90年代党国逻辑与社会逻辑动态的演变。 : 　　三、00年代的社会逻辑与党国逻辑 　　近十年我把它划分为几个重要的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所谓的网络化阶段。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潮从1989年到1999年，经过了十年才实现了平台化，从原来的松散的个人转变到建立了一个平台，就是以《公共论丛》为标志的平台。当时的《公共论丛》是和《原道》、《原学》等许多其他平台相并立的一个。这个平台化到98年、99年互联网在中国的引入，进入了一个新的网络化阶段。网络化传播我以前已经讲过了，今天简单讲一下。 　　网络化传播把自由主义思潮从几万人扩展到几十万到几百万人。2003年一系列的公共事件包括孙志刚案、杜导斌案、香港大游行、孙大午案件等使那一年成为了维权运动元年，公民维权运动这个概念就是在03年秋季本人提出来的。这是1989年开始传播的自由主义的思想转变为社会运动的一个重要的起点，这个转变需要接受人群的扩大，而接受人群的扩大主要是通过在99年到03年这四年互联网的传播作用。我认为这是其中最重要的作用，当然其他方面比如更大规模的印刷和传播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但是互联网的号召具有最重要的意义。由此后面进入了00年代以来社会运动的全新阶段，本人把它一概称之为叫做公民维权运动，另外还有一个运动是家庭教会运动，在英语里面已经是一个很熟悉的概念。 　　所以00年代非常明显的有两个运动，一个是公民维权运动，一个是家庭教会运动。公民维权运动从03年以来到现在经过了社会化阶段、政治化阶段，正在经历着组织化阶段。并且局部在某些人身上已经进入政党化阶段，就是大家都知道的郭泉，还有谢长发等民主党人还在继续地推进政党化的努力。 　　总的来看，中国的公民维权运动近十年非常迅猛地走过各个阶段，整个中国公民维权运动的冲击力前所未有地增长。在美国非常著名的社会运动的学者查尔斯•蒂利对于民主与社会抗争关系的研究，给了中国维权运动非常强有力的理论支持。查尔斯蒂利的结论是什么？世界各国包括欧洲、东南亚的民主转型都可以用一个理论来解释，就是社会抗争。社会抗争是民主转型的最重要的动力，没有社会抗争，就没有民主转型。中国大陆过去三十年社会逻辑的发展走向了一个以社会抗争推进民主转型的这一个经典的，在各界各国都呈现的思路。 　　维权运动毫无疑问已经成为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很关心的话题。公民维权运动也是我们要研究的一个重点，关于维权运动在过去几年我已经作了很多很深入的探讨，今天简单来讨论一下它的结构。 　　首先是公民维权运动的结构。维权运动有两层矛盾的结构在里面，一个矛盾就是权利矛盾，党国与社会的矛盾。在立宪层次来讲，就是官与民，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矛盾，而这个矛盾其实是根植于经济与政治的关系，经济市场化就需要政治上这样的民主化，需要更多的法治，需要更多的人权的保护，需要新的政治模式。新的经济形态模式，需要新的政治模式与它相适应。新的政治模式就是抑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这样的宪政民主法治的模式。这是世界各国的公认，中国不可能有什么例外，台湾已经证明了这是常识。今天来在大陆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普通公民接受这个常识 　　第二层次，非常重要一点是在这个过程中，十七大乃至未来的十八大，第二个矛盾就是权力矛盾。“双核心之争”的危机再次出现，整个中国政治转型过程，权力交接过程中，用一个非常熟悉中国政治生态的朋友的话来说是接班人体制出了问题，在现在的领导人之后，谁来接班？原来的接班模式到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邓小平接这个班是什么模式呢？其实是一种政变模式，然后后面就是双重指定模式。 　　政变模式和元老指定模式都过去之后，有什么新的模式来取代旧的接班人模式？我们先来看，到现在为止没有给出回答，有人就有疑问，党内民主是不是一个模式？这个问题台湾的学者已经有很深的研究。台湾的国民党党内民主是国民党下台之后才实现的。在台上是不可能实现的。另外一点，党国体制的原理决定了它不可能在面对危机之前率先采取党内民主。党内民主实质上是派系共治，民进党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派系共治，而派系共治承认山头的存在，别的山头权力斗争失败了，不能用经济上搞垮、道德上搞臭，消灭政治生命的方法来对待。但是我们很清楚，大陆的党国体制直到现在处理派系关系还是单一中心的模式。正因这个缘故，党内民主肯定不可能成为新的接班人模式。那么很多人就提出疑问了，这样的话怎么办？这个怎么办就是当下的社会逻辑发展壮大的根源，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机遇的空间。这是前所未有的，而且更妙的是被中国的普通公民，包括访民等等无数的人准确地抓住了。无数的社会评论家准确意识到，这好象有空间，比以前要大。这是非常重要的两对矛盾。 　　再往下看维权行动。维权行动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是维权的游击战和持久战，毛泽东的思想对于理解党国体制的转型也是有意义的。毛泽东，这个大陆党国体制的建立者，他的思想里面非常重要的是他的军事思想。军事思想是党国体制动员能力的秘诀所在，同时也是党国体制转型的秘诀所在。所以在中国发育了三十年，最为成熟的两个社会运动的领域，一个是维权运动的领域，一个是家庭教会的领域，都运用了毛泽东思想。一个是教会游击战，一个是维权游击战；一个是教会持久战，一个是维权持久战。 　　如果是基督徒，或者有很久的信仰历史的就会知道，乡村教会包括城市教会应对警察查抄的办法带有非常明显的原来抗战期间老百姓应对日本人的那种方式，就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听说警察在星期天要去查抄聚会点，就一下子提前到星期六聚会，听说警察要查抄大的聚会点，就一下子把30人分散成三个小组，一家10个人，要不就说在吃饭。01年，我本人曾经在一个饭店的包间里面讲过道，聚过会，就是头一天聚会点被查抄了，第二天转移到饭店的包间里面，以饭店的包间相掩护来聚会。这是教会游击战。 　　第二个是维权游击战。维权游击战这也不用多的发挥，现在的访民，截访与上访展开了典型的是一个游击战的拉锯，在这拉锯当中能看到这种游击原则的运用，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维度。 　　我运用经典的社会运动理论简单讨论一下维权运动，它的动员机制有一个构造认同，还有一个是抗争转变。这个动员机制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是，中国社会的逻辑在维权运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是多中心秩序，而不再是单一中心秩序，所以正因为这个缘故的话，它的动员机制具有很强的多中心的特征。 　　公民维权运动可从势论来分析。传统哲学及战略学里面非常强调势论。势论非常关键一点是尽可能多的关键点和力量支点，你的力量支点越多，你的势就越大。声势浩大跟力量支点有很大关系，但是很多时候人多并不代表势大，人多但都不是力量支点，乌合之众，警察一亮棍棒，马上5万人跑走了4万9，只剩1000人，再亮两下棍子都跑了，这就不叫力量支点。力量支点是指比如5万人里面有1万人你怎么打都不走，这一万人就是力量支点，所以公民维权运动很大的一个特点是把这个力量支点建立在了每一个公民个体的身上，正因为这个原因前几年警察跟我沟通，我就说共产党最大的任务是干什么呢？就是维权。我说共产党最大的任务是什么？是维权。他说为什么是维权？我说不是维权难道是侵权吗？他说，对，有道理。我不知道我这个提法是否影响了他们后来决定把维权话语吸纳进去，那时候他们一直不愿意吸纳。 　　维权运动把动员的机制建立在每一个公民的个体上，维权能胜利就在这个地方。一个人今天还是侵权的，一转眼他就必须要维权。许宗衡在深圳是市长，肯定干了不少侵犯人权的事情，一转眼他找律师为他辩护，就成为了一个维权的公民，他也要维护他自己的权利。这样维权运动的动员机制把尽可能多的中国公民个体吸纳进来，以至于我们看到政府的文件里面，到现在为止不能把维权这个词妖魔化。维权这个词无法妖魔化，是它的理论魅力所在。家庭教会这个词语到现在为止无法妖魔化。一个概念如果被妖魔化了，好比一个人的名字，你看为了妖魔化刘少奇，就制造了很多娃娃等等，各种各样奇形怪状的让人去怕。一旦被妖魔化的话就很麻烦。所以维权运动在动员机制上有很强的多中心的特征。 　　第二个是维权运动构造认同的机制，构造认同非常重要的是通过共同的行动而形成的共同的命运，在这当中建构成维权的共同体。所以今天看上去，传统党国体制的隔离的方法现在发展得很精细，比如说2005年的赵紫阳逝世，发展出来一种机制叫定点监控。据说北京市监控了1000人，这个问题就解决了，赵紫阳逝世就没有像胡耀邦逝世一样出大事，得到了表扬。从那个以后，定点监控模式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每到逢年过节或者重要的日子，敏感人士家周围就有人上岗。但这是一个典型的治标不治本的做法。他没有意识到实际上这是恶化党国体制的处境。这种同时态的定点监控，其实是构造了一个命运共同体，被监控的人一旦被释放，出来吃饭的时候，很快就意识到这都是哥们，一类人，因为他经历了共同的命运。构造认同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维权运动，维权人士概念的构造非常成功，北京律师这个概念的构造也是很成功的。 　　第三是抗争转变，这就涉及到分析当下的形势。抗争转变很重要的体现，比如说从2008年到2009年很大一个特点，维权运动从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从小规模的游击队向大规模的发展，标志就是群体性事件大规模的出现。这是一个抗争转变的重要时期，所以正因为这个缘故，近年的打压空间的严厉跟抗争的转变规模化有很大的关系。到了09年所有的改革都停止了，发展出来维稳体制。 　　维稳体制有两个体系是它的巅峰，一个是2008年的奥运安保体系；一个是2009年的国庆安保体系。但是我要强调的是这个维稳体制是党国体制最后的过渡形态，是从自我撤离向自我抗拒转变的典范，党国体制已经发展到了不是改革，而是保命。党国体制进入了像《建国大业》里面蒋介石讲的“改革亡党，不改亡国”这样的一个两难困境。 　　所谓的维稳体制是一个保命的体制，而这个保命体制，从党国体制过去的30年的来看的话，实际上进入一个非常危险的从自我撤离走向自我抗拒的这个阶段。这个阶段而言，我们看在2008年、2009年一个很大特点就是利用大的庆典进行社会资源的总动员，然后开动“宣传机器”、“暴力机器”等，使得整个社会围绕着这样一个节日庆典，比如说去年的奥运，今年的十一，形成了很大的狂欢，使你忘却很多东西，掩饰很多矛盾。 　　但是维稳体制到了2009年的十一之后，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维稳体制其实在90年代就可以看出来它的雏形，90年代的统治智慧不仅体现在抓住两个核心议题，一个是市场经济，一个是依法治国，还体现在它当时非常精明地抓住了两个重要的下级议题，一个是入世，加入WTO，还有一个是08奥运。这两个议题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统治到现在为止仍然非常稳定的秘诀所在。 　　应该说二级议题延伸到2009年，等于说零零年代有三个议题，一个是入世；第二是奥运；第三是六十大庆。在这之后再也没有这样的二级议题供炒作了，中国就面临一级议题，我们知道市场经济是一级议题，依法治国是一级议题，再往下一级议题毫无疑问就是民主化的一级议题。正因为这个缘故，2010年未来会发生什么呢？就是一级议题，民主化的议题。 　　大国崛起是不是议题呢？大国崛起毫无疑问是议题。现在大家都会有一个认识，大国崛起，不搞民主的话，未来而言会怎么样就是很难说的事情。现在很多所谓的左派马上就给中国模式唱赞歌。在中国我认为真正的左派很少，大多数都有投机主义的左派，但是中国模式马上自己就要面临调整，你自己怎么办？他们当然不能自圆其说，也从来不会在乎，过一阵子又变了。 　　我刚才讲抗争的转变，在这里面，理解维稳体制及其盛极而衰的大趋势，是我们理解中国未来非常重要的一个视角。这个衰落是不可遏制的一个趋势。 　　下面来看第三个，维权运动的资源动员。刚才讲第一个是维权内部的规则结构，是两层矛盾；第二个维权行动里面体现的就是游击战和持久战的原则，有三个方面：一个是动员机制；第二个构造认同，第三个抗争转变。再来看维权运动的资源动员，这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点，现在大陆的维权运动已经形成了社会7个板块的积累： 　　第一个是互联网媒体。第二个是法律人和政法系。第三个是家庭教会。第四个是草根维权。第五个是民间外交。第六个是自由理论。第七个是民间财经，这个我就不详细展开了。 　　第四个就是维权运动的符号生成，符号生成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发现维权运动这个概念能够被广泛接受，我们看郑也夫写的文章说“维权运动可以结果实了。”无论在国内外各方面，维权的概念都被广泛接受。所以维权运动本身就是一个成功的符号生成。除此之外，维权律师的概念也是一个成功的符号。再往下还有许多个案也是很成功的，比如说像太石村当年被我称为可能就是民主化的小岗，民主小岗的概念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党国体制自身资源的运用。 　　这个符号生成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维度，资源动员和意义阐释需要相结合，意义阐释是非常重要的。在党国体制，毛泽东非常擅长的一点是能够构造新的符号，像北上抗日等等，不断构造新的符号这是非常重要的。 　　再往下看中道维权的战略，在维权运动过程中，本人提出来以中道论为基础的中道维权的战略。中道维权的思路引发了很多朋友的认同，它基本上把台湾民主化的互动模式吸收在大陆经验当中，刚才已经提到三点，第一点是它的政治企业家理论；第二点是街头化的“暴力边缘理论”；第三点是组织化的两条路径。 　　我们看大陆组织资源积累，一条是家庭教会，一条是维权运动，这是大陆资源积累的两个路径。“暴力边缘理论”，中国的草根维权基本上遵循这个原则。在近年的大陆街头化事件里，他们当中通常很少发生大规模的骚乱，很少出现大规模的血腥事件。据我所知中国政府的社会控制实际上也遵循着台湾模式的原则，据说对基层的县长进行培训的时候，明确要求不许开枪，就是不能死人。现在更多的事件当中基本上采取一种控制为中心的思路。 　　维稳体制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是控制，控制它的规模化，防止整个社会逻辑爆发失控，引发党国体制乃至于社会的重大的危机。正因为这个原因，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见官民矛盾中，不仅民间的思路，社会的逻辑在成熟，而党国的控制逻辑在转型当中实际上不知不觉也在走向成熟。我的朋友李凡教授观察到党国体制节节退让，实际上确实如此。从2003年以来，到现在6年多，党国体制总的一个特点是不断地退让。整个中国民主化的官民这样互动、博弈，已经逐渐在为最后实现和平转型积累战略条件。 　　总的来看，未来中国通过维权运动走向和平转型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而不是越来越小。所以今天我讲通过公民维权形成中国这样一个民主政体的希望是现实的存在。最后我简单讲一下公民维权运动新的发展。 　　我的一个研究，在奥运之后整个中国维权运动进入了新的时期。最近可以看得很清楚，奥运之后中国民间力量、社会力量寻求整合，党国体制极力弹压，双方的角逐点主要在组织化和规模化两个方面。 　　第一，草根抗争主要角逐的是规模化，超过1万人，胜利的可能性大大的增加，低于1万人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超过1万人，在2008年基本上都是失败的。但是到了2009年高于1万人的，像德江事件基本上是成功。也有特例，像石首事件典型是一个家属很幼稚、不成功的范例。在这种背景下，到现在为止已经完成了两波打压，还有正在进行的第三波打压。 　　第一轮打压是民间寻求整合，刘晓波和《08宪章》运动，这个努力以刘晓波被抓捕，《08宪章》运动暂时处于低谷结束，这是第一轮的博弈。 　　第二轮就是今年的以维权律师和公盟事件为代表的博弈，最后维权律师大规模地下岗，公盟这个平台至少在近期内丧失主要的战斗力。 　　第三轮大家比较清楚，最近的几个教案，9月13号的临汾教案，包括最近“守望”的街头聚会，上海万邦教会被取缔，包括本人下岗，都是最新打压声浪中的一部分。三轮打压基本上遵循着从笔会到法律人，再到教会的这么一个思路。 　　今天的主题是党国逻辑与社会逻辑的关系，很明显可以看到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类似于1989年的社会逻辑与党国逻辑的全面碰撞，现在已经进入战略博弈期。2008年奥运之前，从1989到2008年奥运会，这19年可以称为“战略积累期”。现在已经进入战略博弈期的关键阶段，就是被李凡教授称为占中国社会力量一半以上的家庭教会进入和党国板块激烈的碰撞，不夸张地说这个碰撞的结果会极大地影响甚至决定未来中国几十年的进程。在党国出现接班人危机，距离十八大又只有短短3年，还没有解决接班人模式的背景之下，社会进入了一个最大的板块和党国的碰撞，这非常耐人寻味。它的前景总体上来判断是很清楚的，除了党国体制做出退让，没有别的办法。社会的家庭教会板块太强大了，8000万到1亿是不可能剿灭的。目前试探性地对三个教会和一个平台的打压，其实是不可能成功的，即使把这些人都抓起来也不可能成功，因为还有大量的二级节点没有解决。 　　正因为这个缘故，中国党国体制过去几十年能够顺利统治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它每一次都成功地实现了自己的目标。我们可以观察未来几个月到半年时间它是否能够成功地控制家庭教会板块。在20年之后的这一轮社会逻辑和党国逻辑的碰撞，如果家庭教会的板块不能够被党国控制，那么可以不夸张地说中国的民主转型打开了一个突破口。而这个突破口的打开对于整个中国社会和世界格局影响都是巨大的。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对《08宪章》打压是很有限度的，讲策略，有妥协的；对公盟的打压也是妥协，有限的。所以可以预计第三轮的打压最后的结果也是很有限的。 　　我们注意观察中国的民主化转型、互动模型，其实正在趋于成熟。在未来的转型当中，不要抱着以前敌对的思路，而是以都是中国人的思路，客观公正看待党国体制，这样有可能使大陆的转型告别暴力革命的模式，而走出以台湾互动模式为核心，同时参考苏东模式的转型之路。如果这样的话，中国的公民政体建设，是所有中国人的祝福，也是现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祝福。（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