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1949：学术自由和中国大学的兴起（第三节）

中国经历了辉煌的古典时期（约1200BC～221BC）和漫长的帝国时期（221BC～1911），轴心期之后的黑暗显然导致了自由与控制之间的持续紧张。古典的大学传统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学术自由的精神传统和制度传统也都有值得进一步探讨和整理的内容。鉴于20世纪以来，知识分子在如何理解和看待本民族的传统方面存在着很大的争议，这里不拟对传统意义上的大学机制和学术自由作过多的研讨，而只针对20世纪学术自由的演进与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制度的兴起作一个简单的回顾。   1．中国大学的兴起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大学源自维新时期创办的京师大学堂。作为现代大学的过渡形态，京师大学堂的大学功能是不完备的，因为它是大学，同时又是最高教育行政机构。但京师大学堂的原型东京大学就是直接受到德法大学的影响而设立的，因此京师大学堂的大学精神是有其纯正的源头的。1911年，漫长的帝国时期结束，中华民国肇兴，自此以来，与宪政共和的体制的建构过程相伴随，中国大学迈入真正意义上的兴起和上升的历程。这一历程是曲折的和艰难的，而且其所遭遇的挫折也是相当危险和严峻的。以下将分阶段简述中国大学在兴起过程中的一些明显的形态与特征。   1．1上升形态：中国大学在1911年到1927年 在北洋政府时代，政治变动频繁，军阀混战，政府对人民并未尽很好的管理职责。但是，由于政府对社会的实际控制能力并不强，宪政共和的框架在有限范围内是一种脆弱然而有效的存在，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中有一些具有西洋、东洋留学背景的人士能够有意识地践行自由民主的政治理念，以及学者、作家、文化人物对现代价值理念的传播与坚持，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北洋政府时代在事实上成为中华民国历史上政治相对开明、风气相对健康、学术相对繁荣的“黄金时代”。 中国大学在北洋政府时代处于蓬勃发展的上升状态。蔡元培先生（1868～1940）于1912年出任第一届教育总长，后虽辞职，但又于1917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1923年蔡元培先生辞职赴欧，但蒋梦麟只是以总务长身份代校长职，名义上的校长依然是蔡元培。此后数年内，北京大学仍然沿习着蔡元培时代的一些规章制度和具体做法。蔡元培有意识地以德国大学为标准来改造北京大学，人们认为“他对于大学的观念深深无疑义的是受十九世纪建立柏林大学的冯波德和柏林大学那时代若干大学者的影响”[11]。冯堡（即冯波德）是普鲁士内政部文化司的司长，柏林大学的创立者。他说： 国家不应指望大学做与国家直接利益相关的事情，国家应当抱有一种信任感，让大学发挥真正的作用。大学不只是为国家的目的工作，而应该为一个更高的水平无限地发挥作用，……不应当只是受国家所支配。[12] 这也是蔡元培先生对北京大学的期许。怀着在现代中国创建德国式自由大学的理想，在1912年《向参议院宣布政见之演说》中，蔡元培就正式提出在高等教育中“务养成学问神圣之风习”。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蔡元培又提出“囊括大典，网罗众家，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治校政策。学校大体上以教授治校（设“评议会”）为基本制度，既努力保持与政权（教育部）之间的独立与自治，又积极谋求大学在观念、风气等方面对社会的影响。知识分子们试图以现代教育为渠道和方式，实现其塑造以平等、人权为核心价值的现代人格的目的。事实上北京大学已经成为开风气之先的“社会头脑”之所在。在全面整理和重新评价传统遗产的方面，学者们也有大量的尝试，并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科学与民主”的思想启蒙是北京大学的许多自由知识分子的学术成就之灵魂所在。但是，蔡元培的主张是“新旧共张，无所缺倚”。在蔡元培先生“网罗众家，兼容并包”的努力之下，像梁漱溟先生那样的具有反现代性倾向的保守主义知识分子也同样能够不拘学历、出身而被延聘为教席，证明在北洋政府时代的北京大学，即便“科学与民主”这样紧扣时代脉搏的宏大主题也并非压抑异见的理由，而完全能够成为多元思想格局中的有机元素。蔡元培时代，北京大学当局的价值立场是中立的，这是中国大学在兴起之初所奠定的一个良好的思想基础和制度基础。 由于北京大学在中国大学之林的典范作用，北京大学的大学制度的建设对清华、南开等著名高等学府都产生了积极影响，事关复杂而繁琐的高等教育演进史当中的许多细节，由于篇幅和主题的限制，此不赘言。需要补充的是，在北洋政府治下的诸高等学府，以北京大学为代表，朝着德国意义上的自由大学建制努力的同时，南方国民党统治之下，与北大传统迥异的“党化教育”的大学制度的萌芽已经出现。这也是以“党治”对“军治”的南北对局在高等教育领域之内的具体体现。   1．2转折形态：中国大学在1927年到1937年 随着1927年南方“党军”北伐的胜利，北洋政府时代宣告结束。国民党的统治在教育方面具体体现在国民政府对大学的管理和约束之上。国民政府对大学的管制，具体的政策就是“党化教育”。何谓“党化教育”？“党化教育”的源头是国民党全方位向苏联学习，移植苏联的集权教育制度。依照任鸿隽的概括，“党化教育”即“（一）把党的主义或主张，融合在教课中间，使它渐渐地浸灌到学生的脑筋里去；（二）教育的事业，由党的机关或人才去主持，使它完全受党的指挥”[13]。其中具体包括：开设“党义”等党化课程，审查教科书，训练教员和干部，行使人事任免权……等具体方法。而1927年国民党的北伐成功，将这一整套“党化教育”的大学理念推向全国，1928年5月，“党化教育”正式更名为“三民主义的教育”，但实质并未有任何改变。 1927年，原来的“三民主义”、“孙文主义”等课程的名称统一称为“党义”，1929年8月，教育部规定“党义”课程为全国所有初等、中等、高等学校的必修课。1932年，中山大学校长邹鲁在文章中写道：“今之党化教育……不特要学生明了党义，培成党才而已，且要使学生了然于三民主义为适合时势之科学。”[14]这种将“主义”打扮成“科学”、将意见定位为知识的意识形态冲动，仿佛瓶中的魔鬼，一旦开始，就很难遏制，此后近一个世纪中国大学的命运沉浮均与它有关。尽管胡适先生在1929年已经深刻地指出“上帝可以否认，而孙中山不许批评”[15]的文化专制政策的可怕，但执政党对高等教育自由化的发展势头的遏制已经成为既成事实。在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要求整班整班的大学生集体加入国民党的事件。当局对于宣传不同于“三民主义”的思想的大学教师则开始动用行政手段甚至司法手段进行制裁。教育史家袁征教授说： 在学校被党化以后，官方的正统思想主宰了教育，学校又成为政府进行社会控制的工具，就像中国古代的情况一样，这是中国现代教育发展的重要转折，中国现代教育从此进入了另一个阶段。[16] “党化教育”的大学制度的建构，就是1927～1937的十年间中国大学所面临的最严重的顿挫。 “党化教育”只是国民党以苏联制度为楷模，意图“党化”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庞大的系统工程的一个组成部分。推行党化教育的十年，北大等著名高校的发展势头受到阻遏，但北洋政府时代的短暂的大学自治的传统尚未完全中绝。由于在思想资源和体制资源方面都缺少积累，中小规模的高校在国民政府推行“党化”政策的过程中所受限制尤其严重。蔡元培先生于1927年被国民政府委任为大学院院长，1928年又被任命为交通大学校长，因对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失望，于1928年8月辞职。1929年，蔡元培再度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未到任，一年后辞职。1927年到1937年的十年间，蔡元培先生只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和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不再担任其它职务。 在这一段落，蒋介石比较注重延揽人才，譬如任命翁文灏为教育部长，翁以“丁忧”为名不就，蒋百般劝慰，终使翁文灏到任视职。但是，这并不能改变蔡元培先生开创的自由大学的构建在根本方向上遭遇顿挫的事实。胡适就是对此办学理念公开表示反对的一个著名知识分子。身为上海公学的校长，他公开表示反对“党化教育”对高校的侵蚀：“礼拜可以不作，但总理遗嘱不可不读，纪念周不可不做。”[17]1928年，在蒋介石视察安徽大学时，甚至发生了面掴校长刘文典教授的恶劣事件。其起因不过是刘文典说了一句“我是大学校长，学校的事我来管。”蒋甚至还将刘文典以“治学不严”之罪关入监狱，在学生游行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下才被迫将其释放。[18] 这种政策和作法照搬苏联集权教育的模式来巩固政党领袖的权威性和“革命”统治的唯一性，事实证明它只是起到了阻遏大学发展的负面作用，遭到知识分子的批评与抵制是必然的。   1．3矛盾形态：中国大学在1937年到1949年 1937年“西安事变”爆发，西安事变的解决，标志着抗日战争的正式开始和所谓“国共合作”关系的确立。这一历史进程给中国大学的发展带来的影响是双向的：一方面，国民政府的高等教育政策从“党化教育”向“高等学校国有化”（即“大学国立”）转化，政策的剧烈跃进使得中国大学的发展空间变得更加狭小。另一方面，随着战争形势的严酷发展，大学纷纷迁往大后方，在颠沛流离的过程里，由于政府在一定程度上的控制力削弱，以及学者之间频繁而深入的碰撞交融，大学的学术生态别有一番清新的开展。 蒋介石意识到国民党对全国的控制仍是十分苍白的。因此，从抗日战争开始，国民党当局有意识地进一步强化对大学的控制。1937年5月，教育部将张学良原任校长的东北大学首先收归国有。此后厦门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等陆续收归国有。国民政府有意识地将大学逐渐置于自己的完全控制之下。1943年2月，蒋介石竟然产生这样的想法：“我现在兼任全国所有军校的校长。我想同时兼任所有大学的校长，你看如何？”[19]经陈立夫劝阻方作罢。但是，力行社等特务组织被派驻校园，发展成立亲政府的学生团体，着力控制大学师生的思想和行为，可谓不遗余力。 1946年7月15日，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到云南大学至公堂参加李公朴死难报告会，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演讲》。会后，归家途中在西仓坡宿舍门前，闻一多被特务枪杀。这是在昆明发生的一起震惊全国的事件。西南联大师生在抗日战争后期已经十分旺盛的民主运动的烈火，在闻一多遇刺后再度走向高峰。中共对闻一多遇刺表示强烈抗议。在国共内战期间，大学借助民主运动的方式取得长足的发展。这一方面是中国大学与社会深度互动，在社会运动中扮演积极的参与角色的结果；另一方面大学争取自治的斗争背后，又显露出共产党积极组织策划、开辟对敌斗争新战场的强烈政治意图。这就将这一阶段的大学发展置于一种深刻的矛盾之中。“反迫害”，遣责黑暗，是否就意味着自动走向光明之境？此后的半个世纪的历史无情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2．学术自由的理念与实践 在这一阶段，“学术自由”成为知识界反对蒋介石当局统治的总纲领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例如：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称民主同盟）的纲领就包括“尊重学术思想之自由”[20]等。但是，如上文所述，争取“学术自由”固然是对于蒋介石当局对大学的控制的直接回应，但在这种反抗当中，也在在体现出权力对学术的更深层次的控制。1927年以来，国共两党的政治角力的实质，聚焦于是否认同和接受在中国大地上推行一种列宁、斯大林式的社会发展道路。当反对者执迷于以一种更严厉的社会制度来取代蒋介石当局的“三民主义”体制，争取“学术自由”不过是其阶段性的斗争工具罢了。 在这一阶段，反而是那些政治立场比较中立的学者体现出对学术自由的诚恳的坚持。1939年前后，陈立夫以教育部长的身份三度训令西南联大必须遵守教育部新规定，由教育部核定应设课程，统一全国院校教材，举行统一考试……等等。西南联大教务会议决定致函抗辩。冯友兰先生以西南联大文学院长的身份执笔撰写抗辩函，以下列出其中最精采的段落： 夫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刻板文章，勒令从同。惟其如是，所以能推陈出新，而学术乃可日臻进步也。今教部对于各大学束缚驰骤，有见于齐而无见于畸，此同人所未喻者一也。教部为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大学为最高教育学术机关，教部可视大学研究教学之成绩，以为赏罚。但如何研究教学，则宜予大学以回旋之自由。此同人所未喻者二也。教育部为政府机关，当局时有进退；大学百年树人，政策设施宜常不宜变。若大学内部甚至一课程之兴废亦须听命教部，则必将受部中当局进退之影响，朝令夕改，其何以策研究之进行，肃学生之视听，而坚其心志，此同人所未喻者三也。今教授所授之课程，必经教部之指定，其课程之内容亦须经教部之核准，使教授在学生心目中为教育部一科员之不若。此同人所未喻者四也。[21] 冯友兰先生执笔的这份抗议函，所列之四点理由，从容大气，典雅自尊，20世纪上半叶中国知识分子对学术自由的理解与践行，达到何种高度与深度？此函实际亦是最雄辨的见证。但联系到冯友兰等1949年之后的一系列遭遇，以及中国大学随之而来的悲剧命运，则就令人不胜唏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