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审视女师大风潮——鲁迅许广平感情纠葛（三）

在北京女师大部分学生参与的反杨风潮中，鲁迅由于与女生许广平的特殊关系而卷入风潮。他卷入这场女性挑剔和辱骂女性的争斗，无关思想文化、教育大计、国计民生之类大是非，对于那类大是非，他一直是袖手旁观的看客。现在他陡然振作，支持一些女生，谩骂另一位女性。他不知自己陷入何等无趣境地：投身两方女性之间矛盾，一方是五四时代第一位国立大学女校长，另一方是女学生，自己一副披挂横槊架式。一九一八年七月，他在《我之节烈观》里讥刺那种“在女子面前逞能”的男人，现在他要显示雄威了。              堂吉诃德把风车说成最强大敌人，赋予自己的格斗以崇高色彩，人们也赋予这场女性间争斗以崇高意义。可惜，这种争斗不像人们说的那麽有意义，那么有反军阀色彩（别忘了鲁迅本人就在北洋军阀治下的教育部任小官僚十五年、他吃这碗饭的时间远远长于刚刚由美国归来的杨女士），不是非采取暴力冲突、越闹大越好的方式不可。鲁迅那两个告杨女士的状子，没有一条称得上罪名，皆系浮辞滥语，显示争斗的无理和意气。         杨女士或许有缺点，女学生举动却无理。鲁迅作为文化人，本应以理性态度引导学生，放眼中国的更多问题，或寻求可行方式解决具体问题，而不是动辄闹事端、逞意气、视女校长为死敌。从对待女生风潮事，显露鲁迅缺乏认识、把握和处理问题的能力和眼界。他总是那种鱼死网破式极端思路和发泄方式，以意气和私心与人相斗。后来，他与许多朋友闹翻、相骂，闹得一塌糊涂、不可收拾，皆显示这种心性弱点。         因为带头扰乱学校秩序，五月九日许广平等六人被学校立即开除。鲁迅怒不可遏，次日写文《忽然想到》之七，以“狐群狗党”“魔鬼”等恶辞诅咒和谩骂杨女士等人：“我还记得中国的女人是怎样被压制，有时简直并羊而不如。现在托了洋鬼子学说的福，似乎有些解放了。但她一得到可以逞威的地位如校长之类，不就雇用了‘掠袖擦掌’的打手似的男人，来威吓毫无武力的同性的学生们麽？不是利用了外面正有别的学潮的时候，和一些狐群狗党趁势来开除她私意所不喜的学生们麽？而几个在‘男尊女卑’的社会生长的男人们，此时却在异性的饭碗化身的面前摇尾，简直并羊而不如。”“无论什么魔鬼，就都只能回到他自己的地狱里去”。         这段话有两个问题，一是不符事实，二是性别歧视。学生无武力，却强行阻止校长入校；学生被开除，因为破坏学校秩序，而不是杨“私意所不喜”。颇值注意的是，鲁迅对女性解放、男女平等学说的讥刺和性别歧视立场。所谓“女人”“男人们”“同性的学生们”“异性的饭碗”、男人向女人摇尾（即服从女领导）云云，强烈显示鲁迅对女校长的性别歧视立场和轻蔑态度。所谓先前在男尊女卑社会享受“男尊”地位的“男人们”“此时却在异性”面前“摇尾”，这“简直并羊而不如”云云，是讥骂男性服从女领导，强烈显示鲁迅的男性霸权立场。         鲁迅对杨女士的人身攻击以及这种性别歧视和男性霸权立场，在同年十一月写的《寡妇主义》一文表现得令人惊骇。他为这位独身的女校长起绰号“寡妇”“拟寡妇”。四个月前他曾说旧文化势力排斥异己时使用的手段，就是给对手加“恶谥”，起“绰号”，使人“只见绰号，就觉得他们是恶棍”，而且以私利为转移，反复无常（见《〈补白〉二》）。现在，请看鲁迅自己的言行：“所谓‘寡妇’，是指和丈夫死别的，所谓‘拟寡妇’，是指和丈夫生离以及不得已而抱独身主义的。”他挖苦杨女士独身，恰恰暴露自己心中恶俗一角。         杨荫榆（1884－1938）是留学美国归来、从事教育事业的知识女性，始终未婚，这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的中国知识界，本不应大惊小怪，且是个人私事，他人无权置喙。可是杨女士这点私事，却被鲁迅抓住，似乎女人不嫁人必有问题，不是生理问题就是心理有病，正如俗汉见一男一女谈话，以为必有勾当。于是，他对杨女士的憎恨转到对她的性关系、性生活作偷窥式想象，对她的婚姻关系有无（所谓寡妇拟寡妇）等性生活状况做出揣测和推断。他弯弯曲曲说：“在女子，是从有了丈夫，有了情人，有了儿女，而后真的爱情才觉醒的；否则，便潜藏着，或者竟会萎落，甚且至于变态。所以托独身者来造贤母良妻，简直是请盲人骑瞎马上道，更何论于能否适合现代的新潮流。自然，特殊的独身女性，世上也并非没有，如那过去的有名的数学家Sophie Kowalewsky，现在的思想家Ellen Key等；但那是一则欲望转了向，一则思想已经透澈的。”         这里，他对独身女性的偏见，已被自己举的独身女性例子推翻。他貌似从婚姻看女性心理健康，实际暗藏对独身女性的偏见和讥刺。婚姻对女性心理健康固然重要，但决不是说，没有婚姻必然导致女性心理变态。况且，没有婚姻或独身，并不等于没有爱情生活。因此，不能简单从是否独身来论定女性心理是否健康。鲁迅对独身女性的讥刺和挖苦，带有男权式偏见（所谓贤妻良母），意在剥夺独身女性从事教育工作的权利。         他讲了一套女人当嫁人的道理，旁敲侧击杨女士，从她有无性生活着眼，论定她是否心理健康。杨女士处理问题有何不妥，本应谈论具体问题，不该涉及她的私生活，可是鲁迅却硬说杨是独身女性因此心理变态、没有从事教育工作的权利云云。照鲁迅看法，未婚女性、独身女性、没有情人或性爱的女性，不宜从事教书育人工作，否则就是寡妇治校。于是，性生活有无，成了他看女人是否健康、是否适宜从事教育的唯一标尺。他自己孤身多年，半夜抡竿怒打交配中的猫，依然身兼数校教师，却挑剔杨女士不宜从事教育。这不是男性霸权口吻麽？              从女性婚姻状况、性关系、性生活有无，恶意评论女性，这习性令人想起那些心思复杂的虔婆（读者还记得《祝福》中的“善女人”柳妈那一对小眼睛是如何盯着祥林嫂发问的麽？），世俗之辈辱骂女对手时常用这手段：倘若不幸丈夫早逝，就诅咒她活该是寡妇，假若她还年轻，就骂她小寡妇或找不着汉子，假如她不幸死了两个丈夫，就骂她克夫或丧门星，假如她和丈夫离异，就骂她是没人要的小骚货，这全是拿私生活作人身攻击武器。此辈读了书，就会耍些花样，加个“拟”字，把独身女性也包括进去，说她们没有性生活因而心理病态。         鲁迅非把未婚的杨女士打成“寡妇”不可，其霸道行为，很像希腊神话中那个劫匪普若克如斯特斯（Procrustes）,强迫过路人躺在他特制的床上，长的锯短，短的拉长（此恶棍后来被希腊英雄、雅典国家缔造者特修斯Theseus以请君入瓮方式将其杀死而为民除害）。鲁迅明知尺寸不合，添个“拟”字，硬把杨女士钉于他制作的“寡妇”之床。他用“寡妇”“拟寡妇”诸辞，把读者心思引向对女人婚姻、性生活、性心理的关注和揣测。鲁迅对这种世俗手段，实在太熟悉了。他深知“寡妇”一词在中国市井詈骂中使用的频度及其蕴含的中国世俗文化心理，深知这个词具有刺痛女性心灵、败坏女性名誉的特殊效力。中国俗辈对婚姻不幸女性的轻蔑和嘲骂，凝聚在这个辞里。         因此，鲁迅特别强调：“这‘寡妇’二字，应该用纯粹的中国思想来解释，不能比附欧，美，印度或亚剌伯的；倘要翻成洋文，也决不宜意译或神译，只能译音：Kuofuism。”十分清楚，他以中国世俗者那种鄙夷心理使用“寡妇”一词，从中国旧文化那种男性霸权立场和对独身女性的轻蔑态度使用这个词。他生怕走了这层中国旧文化独有的世俗气、性轻蔑意味和男性霸权口吻。鲁迅用心是否正派，明眼人不难知晓。                     显然，鲁迅带着这种浓厚男性霸权心态和性轻蔑立场投身倒杨风潮。《寡妇主义》从标题到内容强烈显示这种咄咄逼人的男性霸权气味和轻蔑女性口吻。他以“寡妇”“拟寡妇”谩骂对方，以女性独身和没有性生活来挖苦对方。在中国传统的男权社会，这种以涉性问题相缠，对女性最有杀伤力，浸染于世俗社会的鲁迅太懂得这一点了。拈出“寡妇主义”，正是迎合世俗心态、对女性最有杀伤力的战法和泼污水手段。         杨女士错在哪里，鲁迅说不出问题，却弯曲而阴损地转向人格侮辱，捉摸她的独身问题，制造侮辱式绰号“寡妇”“拟寡妇”，闲言碎语、涉及人家私生活。绕过问题而窥视对方私生活、进行人身攻击（骂人、起外号、挖苦、诬蔑等等），是他后来文字中始终存在的顽劣习气。这种习气是旧文化之腐恶遗毒在中国社会和文化转型时期的顽强表现。         鲁迅此文这段话，对了解性格偏执猜疑、阴险冷酷之人、后宫宦官女侍阴阳怪气、不男不女者流，似有借镜：“因为不得已而过着独身生活者，则无论男女，精神上常不免发生变化，有着执拗猜疑阴险的性质者居多。欧洲中世的教士，日本维新前的御殿女中（女内侍），中国历代的宦官，那冷酷险狠，都超出常人许多倍。别的独身者也一样，生活既不合自然，心状也就大变，觉得世事都无味，人物都可憎，看见有些天真欢乐的人，便生恨恶。尤其是因为压抑性欲之故，所以于别人的性底事件就敏感，多疑；欣羡，因而妒嫉。其实这也是势所必至的事：为社会所逼迫，表面上固不能不装作纯洁，但内心却终于逃不掉本能之力的牵掣，不自主地蠢动着缺憾之感的。”他把杨女士骂为“寡妇”“拟寡妇”，拿这盆旧文化脏水去泼现代知识女性，糟蹋的却是自己。杨女士不过是工作上的问题，而骂人者暴露的却是心术、文化和道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