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飲非洲泉——英國《中國研究季刊》的中非關係專號簡介

自九十年代下半期以來，中國向非洲的加速進軍已經越來越引起西方和非洲學界的注意，對中國在非洲經濟擴張的研究成果層出不窮，對這種經濟擴張的前景的討論也很熱烈。英國的《中國研究》季刊二○○九年最後一期（見圖）集中發表了十篇關於中國和非洲關係的文章。《中國研究》是英文世界最有影響的中國研究刊物，如此高密度地就一個問題舉行討論，可見中非關係受重視的程度。   　　中國制度與中非關係   　　這些文章有的是對中國本身的制度和習慣做法對中非關係的影響作考查，例如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中非項目主任艾爾頓在題為《中國非洲戰略中的和諧與非和諧對外交政策的影響》一文中，認為中國目前的政策雖然已經開始重視和非洲各國政府以外的利益相關者打交道，但總的說來在制度結構上還遠不能應付在非洲遇到的各種挑戰，尤其是來自非洲各國民間社會、非政府組織和政治反對派的壓力。此外，中國本身就缺乏一個獨立的民間社會，其國際行為都由政府包辦，也限制了中國在非洲政策的包容性和靈活性。加拿大阿爾伯特大學中國政治學家蔣文任的文章《喂龍──中國的崛起和它從非洲獲得的能源和原料》分析了中國在非洲的能源政策對中國國際行為的影響。文章認為，中國企業在非洲的行動實際上是把中國自己近幾十年來的發展模式擴展到了非洲。中國在非洲遭遇的挑戰、矛盾和造成的問題，很多是中國國內經濟行為和發展模式的外在化。   　　中國國企資本家與非洲工人   　　更多的作者以個案研究為基礎，考察中國在非洲的行為和後果。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社會學教授Ching Kwan Lee的文章，從國際資本和當地勞工的關係的角度，分析了在非洲的中國公司或業主和非洲工人之間的僱傭關係，讓人們看到了非洲工人是怎樣和中國官方資本家作鬥爭的。文章說，中國在非洲的資本也遵循國際資本流動的一般規律，力圖實現更靈活的勞工僱傭制度。把這個社會學的闡述換作通俗語言，意思就是中國官方資本家利用非洲當地充足的廉價勞力資源，拒絕和受僱勞工簽訂長期僱傭合同，力求以非正式的形式僱傭工人，不但迴避承擔作為資方應該承擔的義務，而且壓低工人的工資和福利待遇。反正在當地勞力市場上有大量的過剩勞力，你不幹我不愁找不到人。非洲工人依靠獨立工會和中國官方資本家進行鬥爭，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文章以中國投資並控制的贊比亞的贊比亞銅礦和坦桑尼亞中坦友誼紡織廠為例說明，這兩個企業的工人都對中國資本家進行了抵抗，贊比亞銅礦的工人通過多年艱苦鬥爭，終於在二○○七年和中國資本家簽署協定，把全部臨時工和短期工逐步轉為長期和正式僱員，但由於種種原因，坦桑尼亞工人的鬥爭還未獲得應有的成果。   　　瑞士巴斯大學的丹海格隆德的文章《紮根其中？中國在贊比亞投資者的管理和學習》中說，很多人認為，和西方投資者不同，中國人在非洲的投資不但有全盤戰略目標和政治興趣，而且有政府在背後協調和集中指揮，所以中國的行為更傾向於或容易建立長期穩定的關係。但他的研究證明事實剛好相反，中國在非洲的各種因素事實上鼓勵的是短期行為而非長遠目標。海格隆德以中國國企資本控制的贊比亞銅礦為例考查中國的投資戰略、管理結構和行為模式。他認為中國的管理模式導致了短期戰略，包括為了節省成本而過度削減在環境上的開支和實行中國人和非洲人之間的隔離管理。這些行為實際上增加了環境開支和社會成本，使得人們質疑中國在非洲的長期目標。   　　中國在蘇丹──從固守到靈活   　　中國和蘇丹獨裁政府的關係十多年來倍受國際輿論詬病。英國皇家非洲學會非洲和亞洲研究中心主任丹尼爾拉傑在題為《中國在蘇丹：改變南北格局中的戰爭與和平關係》的文章說，在過去的二十年裡，中國在盛產石油的蘇丹影響的擴展成為非洲國際政治中的一個重要現象。中國的這種影響是通過捲入一九八九年伊斯蘭革命以後的蘇丹中央政權激烈的內部鬥爭和外部對抗而實現的。文章考查了中國在蘇丹的兩條彼此相關的政治線索。第一條是中國與執政的國民大會黨之間的關係，這種關係使得中國捲入了蘇丹的國內政治和國際關係，尤其是在達富爾衝突問題上。第二條是在二○○五年蘇丹南北簽署和平協定後，中國意識到過於依賴蘇丹中央政權的局限性和不穩定性，於是也開始和南方的半自治政府發展關係，以此來保證自己未來在蘇丹的能源利益。這表明，中國政府已經學會在非洲複雜的地方政治衝突中採取更靈活和給自己留有餘地的做法。   　　非洲的中國農業和私有商販   　　除了中國的非洲戰略和能源礦產這些已經比較明顯的問題，《中國研究季刊》的討論還涉及到一些尚未引起研究者們關注的問題，一個是中國在非洲的農業發展，另一個是中國獨立商人、小販和打工者在非洲的情況。   　　美國美利堅大學的巴鐵甘和紐約城市大學的唐曉陽（譯音）在他們合作的文章《中國深入非洲農業：下到農村去》中說，除了石油和礦產，中國還在向非洲的農業進軍。根據在東非和西非一些國家的調查，加上在中國北京周圍和河北保定地區的研究，這些作者考查了自六十年代以來中國的非洲農業發展政策，指出它們經歷了從社會主義兄弟關係向「和睦」型資本主義轉變的過程。北京現時在非洲至少已經建立了十四個農業技術展示中心，介紹可持續發展的模式。與此同時，耕地越來越少的中國也開始把農民和投資者派到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去發展為中國提供食品的農業，其前景在非洲既帶來商業利益的期待，但也使得很多人開始擔心中國的農業殖民。   　　瑞士巴塞爾大學研究中國問題的教授杜波勒在非洲南部地區，尤其是納米比亞作了多年的研究，他的文章《中國商店和中國在納米比亞社區的形成》介紹和分析了中國在那裡的商人社群，是一項很獨到的研究。杜波勒說，儘管中國商人給當地人帶來很多廉價生活日用商品，豐富了市場，但近年來納米比亞出現了範圍廣泛的排華浪潮。為什麼中國人辛苦經商卻給自己帶來這樣的後果呢？他分析說，主要是因為一些中國商人多年來在當地建立了和政府官員的特殊關係，發展了有中國特色的腐敗和違法行為。一些人無視當地法律，大量攜帶賺取的外幣離境，最終導致納米比亞政府採取行動，逮捕了幾名中國商人，引起輿論的廣泛關注。很多在納米比亞站穩腳跟的中國商人建立了和政府官員的特殊關係，從他們那裡用賄賂得到工作許可，再轉手非法賣給新來的沒有打工許可証的中國人。中國商人還鑽納米比亞政策的空子謀利。為了鼓勵製造業、給本國人帶來就業機會，納米比亞政府很少發給外國勞工工作簽證，但對那些能夠在納米比亞發展製造業的外商則網開一面。於是，很多中國商家都在門面上掛一塊「某某製造廠」的牌子，但實際上，都是從國內把成品偷偷運來，貼上在納米比亞生產的牌子，從毛毯到礦泉水和摩托車，然後以此向納米比亞政府要工作簽證，拿到手後再倒賣給等待工作簽證的中國人。中國商人對杜波勒說，這是一本萬利的生意。此外，納米比亞一些中國人還利用和當地政府的特殊關係購買到土地後再轉手發財。杜波勒說，當地的中國人社群已經發生分化，那些發了財的已經和政府官員建立了關係網，眼中沒有普通老百姓。像在中國一樣，他們認為只要把官方的門路打通，沒有辦不到的事情。   　　《中國研究季刊》的這些文章由不同學科的角度出發，從不同側面為我們描繪了一幅中國在非洲擴張的圖景，對有興趣的讀者非常有參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