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宪益传（节选三）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１０４．满目疮痍外文局 　　坐了四年牢，杨宪益回到了原单位外文局。他惊讶地发现，在他坐牢的几年里，外文局的运动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战火越烧越旺。“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未完，紧接着又来了“清查５·１６分子”的“批、查、打”运动。外文局大院仿佛变成了反复厮杀的战场。截止到杨宪益被释放的。１９７２年，大战的硝烟仍未散尽，留下一片死伤狼藉。在１９６８－１９７３年开展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两千多人的外文局，被揪斗和被关进“专政队”的居然高达２２０人（还不包括几十名被捕、被拘留及其他“现行反革命分子”），占全局总人数的１０．７４％！（均见《中国外文局大事记》，新星出版社）此外，这次运动中，除了这批公开被审查的二百多人之外，还有１９６人是“背靠背审查”的（均见《中国外文局大事记》，新星出版社）。两者相加，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审查的人数就是四百多人！而在另一个所谓“批判极左思潮、清查５·１６分子”的运动中，被“隔离审查”、“办学习班”及被点名批判的又有２７０余人（均见《中国外文局大事记》，新星出版社）。两次运动加起来，被审查被冲击及被专政的人数就将近外文局总人数的一半！一个单位有如此庞大的人数被“整肃”，即使与其他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相比，也算得上是“重灾区”了。 　　事隔数年，四人帮打倒，新时期到来。外文局领导小组对那场人人自危的“清队”运动做了结论。该结论说： 　　经过几年来的复查工作证明，外文局在清队中受审查的同志没有走资派、没有叛徒、没有特务、没有里通外国分子，没有一个阶级敌人。凡是在清队中被错误地揪斗、点名或关进专政机关、专政队的同志一律给予平反。对于在清队中死亡的同志要公开给予平反昭雪。（摘自《中国外文局五十年大事记》） 　　至于所谓的“清查５·１６运动”，外文局领导小组在１９７９年的《平反决定》中指出“外文局没有一个５·１６分子，更不存在所谓５·１６反革命集团，外文局的清查５１·６，完全是一个假案。”虽然做出了彻底平反的决定，然而那些在运动中死于非命的人却永远回不来了。据统计，外文局在文革六年（１９６６－１９７１）中“自杀身亡”的人数是２３人（据《中国外文局五十年大事记》）！其中死亡人数最多的是“清队”高潮的１９６９年。仅仅在那一年，就有８位知识分子寻了短见。其中就有杨宪益在回忆中特地提到的《中国建设》总编室主任方应旸和《中国建设》副总编陈麟瑞。这两位文人，一个是获美国哈佛大学英国文学硕士学位、学贯中西的老一辈知识分子；一个是年富力强、正日益成为《中国建设》的顶梁柱的业务尖子；这两个年龄相差二十岁的两代知识分子在同一年同一场运动中被逼而死，至今令人唏嘘不已。 　　方应旸（１９２５－１９６９），江苏灌云县人，中央大学外文系毕业。１９５２年，中、英文俱佳的方应旸从上海调来北京参与《中国建设》草创工作。近二十年来，他历任设计组组长、编辑组组长，最后成为《中国建设》总编室主任。方应旸是有名的干才。《中国建设》几十年的成就离不开他的杰出贡献。１９６８年１１月初，他以莫须有的“历史问题”被“隔离审查”。在残酷恐怖的政治高压下，他在两个月的时间内被迫写了九十多份“检查交代”，仍然不能达到专案组的求。专案组逼他承认自己是“美帝特务”，威胁他：如不“老实交代”就“抓到公安局”去。在身心即将崩溃之际，方应旸提出与妻子见一面，也被专案组拒绝。１９６９年１月１０日凌晨，陷于绝望之中的方应旸跳楼自杀。年仅４３岁。他去世时，三个孩子中最大的才５岁，最小的才５个月！ 　　就在方应旸去世当天，他的妻子来外文局上班时（方应旸的妻子王培珍也在《中国建设》杂志社工作），专案组派人把她拦在传达室，当场叫她拿出《毛主席语录》，命她念“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一边，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反革命一边，他就是反革命派”这一条语录。紧接着，外文局军宣队和造反派当着方应旸的遗孀和闻讯赶来的弟弟的面开起了“批斗\’特务、历史反革命分子\’方应旸”的大会（方应旸已死，只能缺席批斗），会上高喊“方应旸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罪该万死”的口号(王培珍访谈，２０００年５月３０日，北京)。当笔者于２０００年采访王培珍女士时，她和患病的大儿子方霖挤住在狭小的两居室单元宿舍里。三十多年来，她一个人含辛茹苦带大了她和方应旸的三个儿子。如今，已到人生黄昏岁月的她只能活在对方应旸的无边无际的怀念中。 　　陈麟瑞（１９０５－１９６９），笔名石华父，浙江杭州人。１９２８年毕业于清华大学，１９３２年获美国哈佛大学英国文学硕士学位。１９３３年回国任上海暨南大学外文系主任。此后他的一生，都在编辑和教学生涯中渡过，是个典型的“书斋型”知识分子。陈麟瑞生前最后的职务是《中国建设》杂志社的副总编。他的朋友杨绛先生在一篇怀念他的文章中说他是一个“最随和、最宽容的一位朋友”。就是这么一个最老实的文化人，在文革中遭了厄运。他也在“清队”中被“揪出”，遭到“抄家”和“关牛棚”。但是，和别的被“冲击”的人相比，陈麟瑞的遭遇并不是最惨的，他没有被毒打，关了几天以后还被“释放”回家。所以他的自杀颇使人意外。岂不知，正是这个老实巴交的人，心中有最固执的念头。他坚守着“士可杀不可辱”的底线，在即将开他的批判大会的前一夜，喝滴滴畏农药自杀（柳无非访谈，２０００年４月３０日，北京）。他终于“劈开生死路，退出是非门”了（他的好友杨绛悼念他的词）。 　　当笔者于２０００年４月去访问陈麟瑞年过九旬的遗孀柳无非（她是我国著名诗人柳亚子的女儿）女士时，才得知，陈麟瑞先生还是个卓有成就的剧作家。孤岛时期和沦陷期的上海剧坛曾成功地演出过他写的多部剧作。这样一个学贯中西，多才多艺的老实文化人，成了千万个文革牺牲者中的一个。 　　除了方应旸和陈麟瑞，外文局另外那二十一个无辜屈死者的姓名、生平和被迫而死的经过，因种种原因，笔者没有细考。希望有心人会做这件事。使他们的死（和所有无辜者的死）能成为历史的一面镜子，永远警示后人。 １０５．孩子们回家 　　杨宪益在狱中每当回想往事时，就会想起他的三个孩子。他时时感到几十年来一心扑在他自己的事情上，忽视了三个可爱的孩子；出狱后，杨宪益陆续了解到他和戴乃迭的被捕给所有亲人带来的灾难：他七十多岁的老母亲被罚天天扫马路，他的三个孩子成了无家可归的“狗崽子”，发配到了天南海北；就连他的两个妹妹和妹夫也立即作为“特嫌”被“隔离审查”了八个月至两年。他感到自己连累了亲人们，特别是对不起自己的三个孩子，他决心弥补这一切，他要让他们回家。 　　杨宪益通过努力，陆续把两个女儿和儿子从河北沧州、东北吉林和湖北鄂城调了回来。但是，杨宪益在很久以后才意识到，把“人”调回来容易，可要把“心”重新拢在一起就不容易了。“文革”已经毁坏了他们的家庭，有些东西已经失去，永远都不会回来了。 　　当杨宪益和戴乃迭在１９６８年被“北京市军管会”当众“逮捕”时，杨宪益的三个孩子和他所有的亲人（恐怕除了他的母亲之外）都或多或少地相信了“政府”的话（在１９６８年，林彪还没有“出事”，党和领袖的威信还很高）：既然政府和公安部门敢于公开把杨宪益和戴乃迭抓了起来，肯定是掌握了他们确凿的“间谍活动”的证据。在“党、革命、人民”和自己“有罪”的父母之间，他们当然要站在“党和人民”一边，与自己的父母“划清界限”。但是，他们的这番痛苦的挣扎换来的却是更深的痛苦。因为他们发现，不管他们怎样表示要“忠于党忠于毛主席”，“跟着党干革命”，他们仍然脱不了“间谍子女”的恶名，他们身上的污点永远洗不掉，他们永远被人看不起，永远遭人歧视。杨宪益的小女儿、当时１９岁的高中生杨炽在回忆中谈到，当时即使是插队落户也要按家庭出身分三六九等。她只能去“最差”的地方： 　　那时候家庭出身好的可以干这个干那个，可以去当兵，可以到内蒙兵团、到陕西去插队。陕西是极穷的地方，还得出身好才能够格。完了以后是山西，山西就差一点了。然后就是在北京招工的，一般是工人子弟。还有云南，到云南兵团也得过的去的家庭才能去。最后剩下的一帮是家庭出身极坏的，什么都不够格。加上学校里的一帮小偷流氓，还剩下二百多人。后来吉林来北京招人，学校动员大家报名，报了二百二十人，都是没有别的出路的。但是后来要迁户口，大家就都不去了。最后迁户口的就是二十二个人。我就是一个。我们都是绝望了，在北京没饭吃，就插队走了。（杨炽访谈，１９９９年６月２５日） 　　杨炽说，她当时的生存之道就是“在夹缝中求生”、“尽量别让人家注意到我”。她回忆了一件事，从中可以看出她是怎样在提心吊胆之中生活： 　　我是６９年４月份下（农村）去的。头一年冬天就回北京（过年）了。东北冬天没有什么活儿干，一般知识青年都要回北京的。我们集体户２２个人一同回北京。头一晚上我是住在一块儿插队的同学家里。第二天早上我就到了百万庄，我五姑（杨敏如）住在那儿。我没敢进她家门。我就到（她家）对面的一个楼。我心想，我要爬到楼梯上面去，楼梯上面有窗户，他们家住三楼。我想我可能看到他们家里边的情况：是不是人都在？是不是还住在那儿？是不是没事的样子？但是我们两人没联系。我看完了以后就到河北沧州找我姐姐去了。（杨炽访谈，１９９９年６月２５日） 　　杨炽的这一番描述像是某个“反特”电影中的画面。她在北京已经举目无亲，惟一的亲戚家她又不敢去，怕被怀疑成“黑串联”。因为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普通的亲人见面甚至写信都可能变成“阶级斗争新动向”而酿成大祸。杨敏如的回忆证明了这一点： 　　他们一被捕，我们两人立刻就都是“特嫌”了。他（罗沛霖）就回不来了。我很快地也隔离了。家都完了。我母亲立刻就扫街了。作为特嫌写交代。你知道我多难写吗？就是他们进监狱以前的十天，每天有什　么来往都得写。一段一段地写。今天什么时候见到乃迭的？你们都说了什么话？你为什么送她一个被子？他们难道没有棉被吗？你送的棉被里有什么东西？把棉被都　撕了，查里头有什么东西。那简直就像特务来了一样！…那时杨荧（杨宪益的大女儿）住在百万庄（外文局宿舍），不能到我家来。给我写了个条儿：“我们都很好。……外面有个小狗，我们现在玩那个小狗。”他们（审查人员）就觉得“外边有狗”！跟《红灯记》一样！这一下就要了我的命了！（杨敏如访谈，１９９４年６月２５日） 　　今天没有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年轻人，看到上面的叙述会以为是笑话。可这不是天方夜谭，而是实实在在的真事。 　　经过几年的“六亲不认”的日子之后，突然传来父母被“释放”回家的消息，杨宪益的儿女们反而有些将信将疑。这些年来（从１９６６年起），他们耳里听到的尽是父母（尤其是父亲）的“反党、叛国”的“罪行”，怎么一下子他们就“没事”了？ 　　杨宪益的妹妹杨敏如在回忆中谈到当时杨宪益的三个孩子面对自己家庭的“大起大落”无所适从的迷茫心情： 　　当时总理向他们道歉，叫所有专家的孩子都从外地回来。可怜哪，所有的孩子都不到家里去，都到我这儿来：“五姑，我们怎么办？”我说“回家！已经没有问题了，你们还不回家？（领导上）叫你们回来的。”他们觉得他们是敌人嘛，要不要划清界限？（杨敏如访谈，１９９４年６月２１日） 　　杨宪益的小女儿杨炽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 　　当然，我们开始回来觉着有点别扭。因为——虽然我也没有到哪儿去揭发过他们，或者跟他们表示什么划清界限，但是这么多年来就是这个事实。可是现在又好了，他们又没事了……反正有点别扭。（杨炽访谈，１９９９年６月２５日） 　　孩子们回来以后，杨宪益和戴乃迭忙着操心他们的工作、学习和被耽误了的婚姻大事。杨宪益在回忆中说，从１９７２年出狱到整个７０年代末，他和戴乃迭把主要精力都花在孩子们身上了。他们操办了两个女儿的婚事，又想尽办法让两个女儿去美国留学。杨宪益想用这一切来弥补文化大革命对他的孩子们青春的耽误。 　　但是，杨宪益很快就发现，有些事情是无法弥补的。他们的儿子杨烨，由于受到的创伤太深，神经系统出现了问题，且病况日益加重，难以复原。他们的家庭为此遭到了很大破坏。 １０６．杨烨的遭遇和“发疯” 　　关于杨烨，笔者在《父与子》一节中已经写过。但是鉴于他对杨宪益和戴乃迭（尤其是戴乃迭）的后半生影响太大，他的遭遇又具有典型性，故再专门写一写他。 　　笔者采访杨宪益时，他曾简短地评价儿子说：“他是个极左派”。对比杨烨当年的所作所为，杨宪益这么称呼他似乎并不为过。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杨宪益对儿子的这个评价就失之于简单了。 　　杨烨之所以会“极左”，除了当时的社会大环境的制约和影响、除了他自己要挣脱家庭的阴影，争取个人的前途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他真诚地相信了当时的宣传，相信最高领袖毛泽东说的每一句话。他自认为“建立共产主义的人生观、世界观”就是要与过去的一切“决裂”，与自己的家庭“决裂”，与一切旧的意识形态实行根本的“决裂”（这都是当时时髦的宣传）。他相信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彻底埋葬旧世界”的“史无前例”的伟大的革命和创举，他全身心地投入到这场革命中去。正因为此，他参加文革，不是被迫，不是半心半意或虚情假意，而是真心诚意的。据他的五姑杨敏如回忆，文革一开始，杨烨甚至自己出钱买了一个油印机，自费印刷宣传文革和红卫兵运动的材料。这个举动和他父亲杨宪益当年自费购买油印机宣传抗日几乎是一模一样，都是出自爱国青年的一腔热血。 　　但是，红卫兵的极盛期很短。很快，红卫兵就被“工人造反派”和“军宣队”取代，并立即从“革命动力”转变为“革命对象”了。１９６６年底至１９６７年年初，杨烨和其他“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一行数人受当时的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委托到南京调查两派（即所谓“好派”、“屁派”）群众组织，向“党中央”汇报。此举后来成为一项“挑动武斗”的“罪行”(杨苡访谈，１９９９年５月２５日，南京)。随着周荣鑫被江青点名而倒台，杨烨也背上了“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军乱军”、“５·１６分子”等一大堆罪名。他在大学里成了“审查对象”，无数次被批斗审查，精神已经受到了刺激。１９６８年，在父母双双被捕后，杨烨又背着审查对象的恶名分配到湖北鄂城一家县农机厂。在那里，他受到变本加厉的迫害。他的档案里本来就有“５·１６嫌疑”的尾巴，加上父母的“间谍罪行”，杨烨立刻也成了一个被怀疑的人。可笑又可怖的是，在鄂城这个闭塞落后的小县城里，杨烨的“外国人”的长相居然成了他的大累赘（在北京这个问题没有那么严重）。他走到哪儿都会被人认出来，走到哪儿都有人对他指指戳戳。他觉得，他的西方人的容貌出卖了他，使他再也逃脱不了“外国间谍”的阴影。政治高压加上文化封闭落后的双重压迫，残酷的现实和他的信仰形成巨大的反差，杨烨有些支持不住了。对他比较了解的五姑杨敏如在回忆中谈到了杨烨在鄂城的一些情况： 　　我不知道外头人心有多险恶！他（杨烨）的脸又像外国人一样。他到了鄂城就没有好日子了。他们（当地人）就说“噫，来了一个外国人！”……他爸爸妈妈一进监狱，那就是特务了。不是特务能进监狱吗？所以他就变成特务的孩子了。有人自己偷听敌台，就嫁祸于他，说“我没有听，是杨烨听的”。大家觉得说的很合理：杨烨像个外国人，他一定是偷听敌台的。……他受的审查很厉害。把他的钟表都拆了，把他的被子都拆了，防止有特务活动。他受了很多罪。没有人同情他，没有人跟他说话。（杨敏如访谈，１９９４年６月２５日） 　　为了落实杨烨的“罪行”，鄂城县农机厂的专案人员甚至不远千里跑到北疆杨炽插队的嘎什根公社来“外调”。杨炽在回忆中谈起一件她至今感到遗憾和后悔的往事： 　　我哥哥可能最后有一件事比较怪我。……他刚到湖北的时候，他让我把他的书给他寄去一些。我就把能够找到的他的书都给寄去了。可能有一箱子书吧。结果里边有一本东西，是他上中学的时候搞国防体育活动练发报的小册子——那时候有一阵子全国都在搞国防体育活动，包括跳伞，骑摩托车和旗语，还用摩尔丝密码练发报。他那时候跳过伞，还练过很长时间发报，那个码记的很熟的。我们小孩在家里也练密码玩儿——结果在我给他寄的书里面有一个小册子是这个摩尔密码。书到了以后，人家就查他的东西。就认为这是特务活动。这（本书）就是一个根据。他有点怪我为什么给他寄这么一个东西？！（杨炽访谈，１９９９年６月２５日） 　　一本中学生搞军体活动用的工具书竟成了特务活动的“罪证”！专案人员根据这件“物证”，大大加强了对杨烨的逼供和迫害。多年的审查批斗，严重损坏了杨烨的身心健康。他渐渐患上了某种“迫害综合症”。原本活泼开朗的杨烨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变的郁郁寡合，时时处处都怀疑有人要害他。杨炽在回忆中提到，早在１９７１年，失散多年的三姐妹到老二杨荧插队的河北沧州见面时，杨烨走在街上神色总是不对头，他总觉得到处有人盯着他，到处都有人给他使坏。杨敏如在回忆中也举了几个典型例子： 　　我和他（杨烨）聊天，我说你觉得他们都怀疑你，他们怎么怀疑你，给我举个例子看。他说有一回我寄信，邮票贴倒了，我没注意。“贴倒了是很不对的。可是我改不过来了。”还有一次他去修电线，要爬高，旁边有标语。底下的师傅就说“杨烨，你把旁边的那个都撕掉，要不然你怎么做活儿？”他就撕了。撕完了他才发现，撕掉的正是“毛泽东”三个字！他觉得\’这个人是在陷害我\’。（杨敏如访谈，１９９４年６月２５日） 　　从杨烨举的这两个例子来看，他的担心决不是多余的。当时的中国，因为一张领袖头像的邮票贴反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或者因为无意中撕掉了毛泽东语录而被关进监狱的事例多的举不胜举（前面已谈及，六十年代初外文局一个干部不慎把印有列宁头像的邮票多切去了一点即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这种社会环境正如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所说的：“人类必然会疯颠到这种地步，即不疯颠也只是另一种形式的疯颠。”在全社会都处在“另一种形式的疯颠”之中的时候，往往神经正常的人也会被逼疯（杨宪益及无数普通中国人在文革中的遭遇即是雄辩的例子）。因此，杨烨的所谓“多疑症”完全是周遭环境逼出来的，是一种“时代病”。正如福柯在《疯颠与文明》一书中所说：“疯颠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文明产物。没有把这种现象说成疯颠并加以迫害的各种文化的历史，就不会有疯颠的历史。”就中国的情况来说，在以“阶级斗争为纲”路线的统治下，动辄得咎的中国人，或多或少或轻或重都会出现类似的“神经病”。 　　可是，杨烨与众不同的是，他不像别人，凡事能够实行“中庸之道”，适可而止，且能跟随潮流而变化；杨烨在骨子里是一个不屈不挠奋不顾身的人，对他想不通的问题他要追究到底。这一点和他的小妹妹杨炽区别就很大（杨炽曾对笔者说过，出于一种“自我保护”的机制，在家庭遭难时她往往会把最可怕的现实问题“排除”掉，不去细想。这种性格使她在灾难面前受到的伤害不像她哥哥那么大）。当初，杨烨公然和父亲划清界限，并“挺身而出”抄了自己的家，就出于这种“顶真”的性格；现在，他又顶真地追究起一系列问题来。他要弄明白，为什么他有了一个外国籍的母亲，考大学时就会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为什么他生了一张外国人的脸，就会被怀疑是间谍？为什么他这么真心拥护热爱毛主席、共产党，反而处处受到猜忌和排挤？为什么他这个共青团员在工厂里不能发挥所长？为什么他的发明创造得不到赏识？（回北京后，杨烨写了一篇数学方面的论文，他的五姑父——国家级电子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罗沛霖对论文评价很高，认为其中有新发现，显露了杨烨的科研潜质和学术水准。但当时的政治气候不行，学术研究还完全提不到日程上来，身为电子工业部科技司副司长的五姑父也无能为力。可杨烨误会了五姑父的意思，以为是他“政治上不可靠”，才不用他的发明。这对杨烨又是一个打击。） 　　杨烨以与众不同的方式进行这种追究，他以某种“病态”的方式揭示现实的荒诞，与现实对抗。杨敏如举了几个例子： 　　有一天，杨烨忽然到我家里来了。我说你干嘛来了？有事吗？“没事，我家里头来了外国人。”我说那有什么关系？……他在电视里看见接见外宾，就说“把这个关掉”。他觉得不能跟外国人联系，可怜极了！他到我这儿看书，就只借鲁迅、马克思主义的书。要有别的，就说“五姑你怎么能看这种书？你怎么能看这种书？！”……他不是一下子就疯了的，反正有点怪。这时候也有人给他介绍（对象），也有个姑娘很喜欢他，我们就跟他提，他说“五姑你了解她吗？你了解她家里吗？了解她思想吗？不了解怎么谈？”还是这毛病。（杨敏如访谈，１９９４年６月２５日） 　　杨烨在恋爱问题上的执拗不是他的异想天开，完全是现实在他头脑中的反应。当时中国人的恋爱和婚姻，完全受制于“阶级斗争”的条条框框。择偶的首要标准是“政治条件”如何。杨烨在这个问题上的乖癖表现，毋宁是一种“以毒攻毒”的方式，来对抗不合理的现实。 　　杨烨与现实对抗的最极端表现莫过于他突然宣布自己是英国人了。在连续失眠多天以后，某一天早上杨烨突然开始说英语，再也不说汉语了（他从小一直说汉语，父母从未教他说过英语）。这一举动使所有的亲人震惊。据杨敏如回忆，杨烨这一变化的“灵感”来自于美国专家韩丁的女儿卡玛。她在来看望杨烨（他们从小就认识）的时候的一番话打开了杨烨的思路。她说（大意）国籍是一个人身份的标记，没什么了不起的。如果她愿意，她可以入中国籍，也可以入美国籍。杨烨也有这个自由。因为他母亲是英国籍。这一番话对杨烨有醍醐灌顶的作用，使杨烨一下子顿悟到终于找到了他一切问题的关键：因为他有一半“外国人”的血液，所以他在这个既排外又高度政治化的国家永远不会被当作“自己人”；既然他的血统不能改变，他只能改变国籍，才能改变自己“永远是外人”的命运。经过连续多天彻夜不眠的思想斗争之后，不屈不挠的杨烨终于做出了成为“英国人”的决定。而且，倔强的杨烨“一不做，二不休”，他不仅从此只说英语，不说汉语，而且从此不吃中餐只吃西餐了。他这一惊人的举动对全家震动极大，加剧了家庭的矛盾：母亲和奶奶整天惊惶不安，魂不守舍；而父与子之间，逐渐形成了几乎不可弥合的分裂。 １０７．父与子（二） 　　杨宪益和杨烨这一对父子，表面上区别很大：杨宪益处处落拓不羁，满不在乎；杨烨却细腻含蓄，有点神经质。但在骨子里，父子二人却十分相像：在关键时刻　表现出男子汉的硬气，决不服软，决不轻易放弃。杨炽在回忆中曾谈到童年的一件往事，可以作为上述看法的一个注解。当时她四、五岁，哥哥杨烨带着她和一帮孩子们爬到外文局楼顶上玩，惊动了大人们。他们找出这次行动的“罪魁祸首”杨烨，向杨宪益告了状。从来不打孩子的杨宪益居然动手打了小女儿几巴掌。小杨烨为了躲避惩罚，整整一夜没回家睡觉。他宁可露宿野外，也不向父亲的“强权”低头。那一年，杨烨十二岁。 　　这一次，倔强的杨烨做出石破天惊的决定，搅得全家不得安宁。他在家中不说汉语，断绝了和家人的交流，只有惶惶然的妈妈戴乃迭和儿子对话。杨宪益对杨烨的“怪癖行为”十分生气，他不能容忍儿子从“极左”跳到了“极右”，更不能容忍儿子要做英国人！他大发脾气，骂儿子是“混蛋”，父子关系日益紧张。杨敏如在回忆中分析了杨宪益当时的思想轨迹： 　　你看杨宪益这个人，他儿子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成了外国人的时候，他就比他极左的时候还恨他。他能容忍极左，因为他也有极左思想。他不能容忍一个人成了外国人了，最不能容忍了。你就知道他住在友谊宾馆（１９９４年６月杨宪益搬到友谊宾馆去住）多别扭了。他不要当外国人！（杨敏如访谈，１９９４年６月２１日） 　　杨炽的回忆中也谈到了父亲和哥哥的矛盾： 　　（起先）我爸爸觉着他思想上（有问题），实际上他很快表现的不是思想问题而是精神上有毛病。但是我爸爸很长时间都不能够接受这个事实。他觉得——他按中国人传统的想法，觉得精神病是一种弱点，好像人格上的缺陷——你怎么能够这样？！所以家里边就不是很愉快。……我爸爸认为“我自己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也有很大的精神压力，我也有过幻听幻觉现象，但是我没有崩溃，你怎么会这样？！”（杨炽访谈，。１９９９年６月２５日） 　　杨敏如、杨炽的分析和回忆揭示了父亲和儿子之间巨大的心理隔阂和误解。杨宪益不理解儿子的痛苦，也没有试图去接近和理解他的内心。两个性格刚毅的男人之间发生了激烈深刻的碰撞（这种碰撞不表现在外表，而是在内心深处）。福柯在《疯颠与文明》中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当世界处于极度荒谬之时，真理往往是通过“疯颠”的中介来揭示的。疯颠与艺术作品共同诞生，迫使世界对自己提出质疑。通过这种与艺术作品共始终的疯颠，世界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有罪者。 　　杨烨虽然不是艺术家，但他所有的疯癫行为都是针对世界的不合理而来。而且，惟其“疯颠”，才有惊世骇俗的力度。可惜的是，杨宪益没有这样想；作为父亲，他没有尽量与儿子的“非理性”行为进行沟通。他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与世俗的认识没有什么两样。当然，从世俗的角度来看，杨烨的这种“病态的反抗”已经远远超出了一般人能够理解和容忍的限度（直到现在，人们说起这事时，即使最善意的说法也只是以“他有病”来解释一切）。 　　父亲的反对和家人的不理解使杨烨更加孤独，他越来越躲避人群，最后，他干脆以自闭来对抗。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洗脸，不换衣服，不吃饭，不见人。他表现得越来越“疯”了。然而，杨烨并没有停止“成为英国人”的奋斗。在经过多方努力之后，他采取了最大胆、也是最危险的行动——闯英国驻华大使馆。他多次失败，但是他绝不气馁，而是再接再励。有一次他拿着母亲的护照居然骗过了卫兵，成功地闯进了大使馆。当然，他最终被“送”了出来，并被公安局拘留。 　　杨烨的行为使杨宪益和戴乃迭焦头烂额，无计可施；连外文局领导也为此而大伤脑筋。最后，周恩来亲自过问此事。他做出了决定：同意杨烨到英国去。戴乃迭在征得姐姐希尔达同意后，请了假，匆匆忙忙地送杨烨去了伦敦。时间在１９７５年底。 　　杨敏如回忆了杨烨临走的一些细节： 　　最让我难过的是，他走了，把他的书都烧了，都不要了。他也懂得不会回来了。他就留着他的团员证、毛主席像，一点儿东西，他把它包起来。好像他觉得这一段生活已经过去了，我还很珍惜，还都保留着。所以这孩子可怜极了！什么错都没有！要是差一点的孩子，出来以后骂骂咧咧的“共产党真可恶”什么的，都不会得这种病！（１９９４年６月２５日） 　　到最后，杨烨和父亲的关系近乎破裂。他不承认自己是杨宪益的儿子（他承认戴乃迭是他的母亲）。他认了一个英国干爹，此人是杨宪益和戴乃迭的友人菲力克斯·格林；杨烨给自己起了个英国名字：大卫·格林（David　Greene），用的是干爹的姓。他到死都用着这个名字。至今，他的墓碑上刻的仍是：David　Greene　(１９４２－１９７９)。 　　这是一个悲惨的故事。它造成的伤痛毁坏了杨宪益和戴乃迭的后半生，并影响了杨家几代人的生活。 １１０．噩耗 　　１９７９年１月上旬某一天，正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不久，英国驻华使馆给戴乃迭打来电话说“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话还没说完，戴乃迭立刻预感到是儿子出事了。她迫不急待地问“是不是关于我儿子的消息？”对方回答“是。”接着，使馆的人简要地告知戴乃迭，她的儿子杨烨在圣诞节期间在英国的寓所自杀了。死的方式十分惨烈：他锁上房门，然后亲手点燃了汽油，自焚而亡。时间是１９７９年１月６日。 　　对于儿子的死，杨宪益在自传中只写了几句话： 　　我们儿子的死是我们最为惨痛的损失。尤其对于乃迭打击更大。自从那次事变后，她的健康迅速地恶化了。（杨宪益：《白虎星照命》，２５２页） 　　噩耗传来以后的第二天，杨宪益照样去上班，甚至连戴乃迭也去班上坐了半天。同事们小心翼翼，绝口不提这个话题。从此，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这件事在杨家成了一个“禁忌”。１９７９年９月（离杨烨去世才半年多），杨宪益和戴乃迭去英国探亲访问，他们见了戴乃迭的姐姐希尔达（杨烨正是在她家自焚的），也绝口不提杨烨的事。然而，在这种异常的冷静和克制的背后，却是永远无法疗治的锥心的伤痛。事实证明，这伤痛对于戴乃迭来说是一种“无期徒刑”，只有生命的结束才能终止它的折磨。 　　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２１日，在杨烨去世２３年以后，笔者采访了来北京探亲的戴乃迭的姐姐希尔达（那时，戴乃迭也已去世三年了），希尔达谈到了她的外甥杨烨。她说： 　　他是个那么文雅的男孩，非常有礼貌。他显得头脑清晰，知道自己要干什么。非常聪明。但他不会表达感情，不能与人打交道。他也不想与人打交道。 　　初见面时，他显得那么年青，像一个十多岁的少年人。简直不敢相信他已经三十出头了。他很害羞，有些神经质，很少吃东西，人越来越瘦。我感到他是个十分敏感的男孩子。但他无疑是个有抱负的青年。他的房间里堆放着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和德文书籍，他还复印了他喜爱的英文诗集。 　　很明显，他来到英国是想成为一个独立的人。他想使自己成为一个“新人”。他想忘掉过去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切。他要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因此，他也不想接触他在英国的家人。开头，我们是在一起吃饭，但是他说他不想这样在一起吃饭，也不愿意接受我给他的钱。他说他会自己照顾自己。他还说，他不想遇见任何认识他和知道他过去的人。他想开始新的生活。他对我说，他想进学校学习。我想，他认为有了在英国接受正规教育的学历，又通过正式考试，就可以拥有全新的生活了。（希尔达访谈，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２１日） 　　杨烨为什么不愿意与人打交道？希尔达用她的理解解答了这个问题。她说： 　　他不能跟人好好相处。我曾建议他去打打篮球，参加一些与人交往的活动。他还真的去了一次。但是很不高兴地回来了。因为他们问他“你是哪里人？”而他不想告诉他们他是从哪儿来的。他不想谈起他的过去。 　　天真的杨烨没有想到，“过去”是不能一甩就掉的；而全新的生活更不容易马上就开始。事实上，过去的噩梦无时不在折磨着他。希尔达说，他到了英国以后，仍然十分害怕给“抓回”中国去；甚至一见到中国人，他就吓的发抖。有一次，白霞和她的朋友邀杨烨外出游玩，他很开心，过了一个少有的愉快的假日。后来，他们去到一家咖啡店，店里有一对中国夫妇在喝咖啡，杨烨一见到这两个中国人，立刻脸色大变，愉快的心情荡然无存。糟糕的是，杨烨既想与过去一刀两断，他的护照却仍是中国护照，护照上的名字仍是他想忘掉的“杨烨”二字。每年一次的换护照，总要又一次提醒他想起过去的一切。他身在英国，用的是英国名字，身份却仍然是中国人（英国政府规定必须在英国住满５年后方可申请加入英国国籍）。但是，杨烨既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又不是英国人。他夹在两种政治制度、两种文化和截然不同的两个国家中间；他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 　　临死前的几个月，杨烨显得格外正常。每次希尔达为他清理好房间后，他往往会留一个小纸条儿，纸条上写着：希尔达，谢谢你！这使希尔达感到很安慰。那时已是１９７８年，毛泽东逝世已经两年，四人帮也早已打倒。杨烨并没有忘记故国，他的目光一直注视着这一切。希尔达回忆到一个惊人的细节，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出他当时的思想状况： 　　在他的房间，有一张毛主席像。那是一张小小的像片，上面戳满了洞。看到这张像我吃了一惊！因为这反映了他真实的思想状况。他曾经是毛的那么忠实的战士——你们叫什么来着？哦，叫“红卫兵”。可是，毛却把这些年青的红卫兵打翻在地！ 　　这张毛主席像正是杨烨从北京带到伦敦的，他一直珍藏着。走到哪儿都摆在他的桌上。如今，上面却戳满了洞。这张戳满了洞的毛泽东的肖像象征着他破碎了的理想。这个异乎寻常的举动揭示了杨烨内心翻腾的风暴。 　　杨烨死的很冷静。计划很周密。他事先准备了汽油。趁着姨妈希尔达将要外出之前行动。这样，家中有人，不至于把整栋房屋都烧毁。整个过程只有二十分钟，消防队就到了。而他也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他死的那么刚烈，正如他的为人。 　　杨烨是死在新旧交替，方死方生之坎上；他的死似乎成了一个象征。许多年来，人们避免谈论他的死，这是中国人一向的忌讳。久而久之，杨烨的名字似乎在人们的记忆中淡化了。只有一个人无时无刻地想念他；而且，时间越久，对他的思念越强烈越沉重——这个人就是杨烨的母亲戴乃迭。戴乃迭跟儿子之间似乎有一种特殊的联系；在三个孩子中，她最珍爱、期望最高的就是长子杨烨；杨烨的死是戴乃迭心中永远的痛。从此，她的生活永远没有了阳光。 　　杨烨是值得纪念的。他用他的死，发出了对政治迫害和种族歧视双重压迫的永久的无言的抗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