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今天的人不会对左舜生太熟悉，在主流历史叙事中，他只是一个偶尔被提及的历史人物。不过，当年蒋介石邀中共领导人毛泽东赴重庆谈判这件事，或与左舜生的一个提议有关。1945年8月底，当接毛的飞机从重庆出发后，作为青年党领袖之一的左舜生接到过雷儆寰的一个电话，称：“怎么样，你的提议已实行了啊？”雷儆寰即雷震，时为国民参政会副秘书长。 </P> <P> 1947年，左舜生出任国民政府农林部长，以学者身份从政，用力甚勤。大陆易帜后，他避处香港，远离政治，以讲学为生，曾任新亚书院、珠海书院、清华书院、华侨书院等大专院校教授，主讲“史学”与“中国近代史”等课程。以左的个人经历，当年活跃中国政坛，相识遍天下，近六十年来中国大事之变迁，或亲历其事，或详知内情，其体认自然有着不同于一般学者的感受，这也是为史学界所重视的原因之一。说起来，左舜生治史，在某种程度上受其章太炎的影响。章氏通读陈寿《三国志》时，曾对左说过：“此书简练严谨，如能同时细看斐注，则可悟古人运用史料之方法”，左一直铭记于心。后来在香港清华书院，于“专书选读”一课讲授《三国志》，即以章太炎所授之法转授诸学生。 </P> <P> 据左的学生回忆，左先生授课，徐速有节，井井有条，而不用看讲义，尤于近代史一课，至为生动，每论人议事，皆如亲历其境，如数家珍。说到激动处，每每语调突变，声容俱动，白眉紧蹙，手指作势；或“不禁掩卷长叹”；“或兴犹未尽”，于是在课后，即约一二同学到附近茶社，“一杯在手，一根香烟，便继续他的谈话……”此时已脱离中国政坛的左舜生免不了其中的几多落寞，当年的风云际会，“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有一种世事沧桑之感。不过，在当时香港教书多属不易，“因为现代香港青年学生对政治患上冷感病，对近代史一无所知，故教书时，往往要将一事的前因后果，每一人的来历，加倍的说明，才会令学生明白”。左舜生对此慨然万千，曾以湖南同乡黄兴之墓地沦为荒烟蔓草而借题发挥，说：“我认为这不是小事而是大事，……现代的中国人不重视历史，而叙述民国以来历史的人，更失去公平，即为最主要原因之一”。 </P> <P> 左舜生研究中国近代史长达四十年之久，他在讲述历史时，往往由于躬与其役而情见乎辞。左在历史上是著名的国家主义者，当年青年党提出过“还政于民，还军于国”这样的口号，左舜生即为倡言者之一，只是当时的中国现实政治仍以武力相向而争雄，最终事与愿违。而经此世变，左的内心更加百感交集。后来他与学生谈及这一段历史时认为，“凡一个国家的主权命脉，假如是操纵在一两个军人之手，那时国家将永不会得到真正的民主，而中国近代史的领袖人物，却差不多全是军人出身……试看清朝的曾国藩练湘军，左宗棠练淮军曾喧赫一时；袁世凯的小站练兵，手握四镇兵权，至有日后的与清廷、革命军两边讨价还价，卒至演成洪宪野心一幕……” </P> <P> 对于“五四运动”，左舜生有着与众不同的看法，即“五四”固然起于“争外交”与“打卖国贼”，但却从政治上的运动扩展到一般的思想文化上；虽然有人后来把这一运动的目标，归纳于“民主”与“科学”，但仍嫌狭隘……在左舜生看来，“‘五四运动’充沛了一股活力，洋溢着一种热情，它的倾向不只是求善求真，而且在求美，对文学艺术要求的热烈，是在以往任何一种运动中所没有的，单调的民主可流于形式，单调的科学可陷于枯涩，赖文艺有以润色之，然后才做到笃实光辉，使人不倦。‘五四’决不反对历史的回顾，但着眼在旧文化价值的重估，其精神是进取的，决不是保守的，其目的在提炼旧的在新的中间去找位置，决不在歪曲或贬损新的在旧的中间去求附会。不只‘中体西用’之说与‘五四精神’不能相容，即‘中国本位’之说，也与‘五四精神’格格不入……” </P> <P> 应当说，左舜生的史学观与多年从政的经历有关，但其中又不乏书生意气的一面，所以晚年对历史的感性认知，形成自己的一大特点，卓然成家，被后来的史家认为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先导者之一（另两位是李剑农和蒋廷黻）。左生前著有《近代中日外交小史》、《近代中英外交小史》、《辛亥革命小史》、《中国近代史料初编·续编》、《 中国名人轶事》、《近三十年见闻杂记》、《万竹楼随笔》、《中国近代史四讲》、《中国近代史话初集·二集》及《黄兴评传》等。其中《万竹楼随笔》最为畅销。 </P> <P> 左舜生是湖南人，与毛泽东是同乡，而且同庚，少年时两人均加入过“少年中国学会”，毛常以“老庚”谓之。作为一个从政学人、历史学家，左晚年曾经说过，希望自己死在毛先生之后，似乎是想见证一点什么。但天不假人，1969年10月16日，左舜生因肾脏功能衰退、胃病及便血逝于台北荣民医院，只活到了七十六岁。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