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屈莱果（Donald W.Treadgold）是一位研究俄国史的美国教授。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屈氏所在的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与台湾大学有过一项教授交流计划，屈氏来台大，台大赴华大的是外文系主任夏济安。夏济安教授后留美不返，数年后客死加州。不过，这是另话。 </P> <P> 屈氏在台大讲授俄国史。在那个年代，台湾“反共抗俄”的口号处处可见，然而大学生对于俄国历史以及共产主义仍十分陌生，当局对这些课程亦视为禁忌。屈莱果教授在台大半年，只有一个学生选修他的课。屈氏在台大教了一个学生，但也只交了一个朋友，这人就是殷海光。说起来，两人专业不同，一个研究历史，一个研究哲学，只是两人对思想史皆有兴趣。殷海光后来出版的《中国文化的展望》（后被当局查禁），屈氏的《西方思潮冲击下的俄国与中国》，都是与思想史有关的著作。 </P> <P> 屈氏回美国后，一直与殷海光保持着联系。当时华盛顿大学远东及俄罗斯研究所有一项基金，专供亚洲学者购书之用。殷海光自然不愿放弃这个机会，开出长长的书单，请屈氏从中协助购买。就这样，许多有关哲学、历史及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陆续寄到了台湾。这时，殷在台大的处境越发艰难，以他自己的话讲：我这样的一二人之被清除，乃是“事有毕至”……远在美国的屈氏十分关注此事，专门致函殷海光探个究竟，并善意地希望“这仅是下级官员一时冲动之举”。事实上，对殷海光的打压来自威权体制本身，殷对屈氏这样说：“我被逼离开台湾大学不是起因于一个低级官员的偶然行动，而是国民党经过长时间的考虑，阴谋对待异端的结果。” </P> <P> 屈氏知其详情，便希望殷海光能够早日离开台湾，“因而积极地打听求职的消息，并为殷海光写推荐信”。无奈殷的专业是西方哲学，“很少美国大学愿意聘请一位中国的‘罗素学家’”。及至1967年5月，哈佛大学燕京学社拟聘殷海光为研究员，但“官府想故意地拖延，以致使我无法接受哈佛燕京的聘约”，殷海光这样说。不过，殷并未死心，“他要求屈莱果以及他在美国的朋友帮助他，甚至于向台北的最高当局游说”。殷在信中对屈氏说，“我是一只孤独的狼，极需美国朋友帮助我”。 </P> <P> 可谁也没有想到，就在此时，殷海光不幸罹患胃癌，赴美之事不得不暂停下来。屈氏一度听到传言，说殷海光已病故。他不敢相信，立即致函哈佛燕京的杨联升教授，才知并非事实，同时又得知其康复的机率很小。 </P> <P> 1968年夏季，屈氏有亚洲之行，顺道至台北。事先未告诉殷海光，那天下午，屈氏“冒着滂沱大雨到殷宅访谈”。殷十分感动，事后有一封长信，倾述衷肠。屈氏回信说“……我们重逢最值得回忆的是，从1959年的分别到今年7月的重聚，其间似乎没有一分钟的间隔，我们仍是好友如初……” </P> <P> 十五个月后，手术后的殷海光病情复发，不久即去世，终年五十岁。虽然殷是得病而死，但国民党威权体制多年来年对他的迫害也是造成其早逝的一个重要原因。雷震后来出狱，殷夫人前去探望，一见面，雷震就大声地说：殷太太，你看，殷海光爱生气，就被国民党气死了！殷海光晚年的思考确有重大变化，曾对屈氏说过：“年纪越大，我越是感到，我们实在无力去揣摩包含了人类心灵的宇宙是怎样形成和为什么形成的。……据我所知，道德标准、正义感、对自由和幸福的追求……等等，只能在我们的心灵中存续下来。二次大战之后，这些可贵的品质已受到严重的考验，代之而起的是对权力和财富的追求。但这些心性不曾消失。有些人继续珍惜着它们。这也许就是人类希望的幼芽。”也就是说，这时的他，已不再是那个“神？神在哪里？请他站出来看一看”的殷海光，“除了逻辑经验论外，他终于接触到宇宙之神秘与心灵之虚妙”。当然，这一切皆为对现实的极度失望之后，所产生的一种心灵顿悟。殷海光病重时，全家人曾一起面向窗前祷告，殷的祷告词只有一句：愿世界和平！ </P> <P> 殷海光之死，让屈莱果教授悲伤不已。他写信给殷夫人，要求彼此间保持联系。并说“假如文丽要来美进大学，无论到哪一州，我们都希望她能来看我们”。文丽，即殷海光惟一的女儿。之后，她被屈氏夫妇收为义女。在这个名义下，未成年的殷文丽于1973年申请赴美，受到当局的种种阻挠。“屈氏夫妇认为让一个未成年的小女孩受这样的罪，是不人道的，非常生气，曾写了好几封很不客气的信……，美国领事终于出了大力气，将殷文丽赴美之事尽快办好”。殷文丽到美国后，与屈氏二个女儿一起进入西雅图最好的私立中学就读；高中毕业后，即考入伊利诺依州的惠顿学院。 </P> <P> 1976年香港《明报月刊》4月号刊登过一张屈莱果教授“全家福”照片，殷文丽坐在最前面，紧挨着教授夫人，脸上透着灿烂的笑容。这时的文丽已长大，当年那些不堪往事，或许深藏在心底，从来没有忘记过吧？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