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月存档：2010年1 月

早在一九九○年，即布林十七岁生日前，他的父亲率领一批在数学方面具有天分的高中生前往苏联进行为期二周的交换学习，布林亦在其中。此行唤起了布林童年时对专制政权的恐惧，他还记得当他面对苏联专制压迫时的第一个冲动就是将石头砸在警车上。在第二天的行程中，布林将父亲叫到一边，直视着他的眼睛说：“谢谢您将我们带出了苏联！”

（杨宪益的儿子）杨烨是死在新旧交替，方死方生之坎上；他的死似乎成了一个象征。许多年来，人们避免谈论他的死，这是中国人一向的忌讳。久而久之，杨烨的名字似乎在人们的记忆中淡化了。只有一个人无时无刻地想念他；而且，时间越久，对他的思念越强烈越沉重——这个人就是杨烨的母亲戴乃迭。戴乃迭跟儿子之间似乎有一种特殊的联系；在三个孩子中，她最珍爱、期望最高的就是长子杨烨；杨烨的死是戴乃迭心中永远的痛。从此，她的生活永远没有了阳光。杨烨是值得纪念的。他用他的死，发出了对政治迫害和种族歧视双重压迫的永久的无言的抗议。